屠杀野牛
芝加哥及其西部数百英里的土地起初被高草草原的植物覆盖，比如野生黑麦、匍匐草、柳枝稷、须芒草等。由于生长在水分充足之地，像须芒草这样的草一般可以长到6英尺以上。因为草长得这么高，艺术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曾说过，他和同伴在穿行的时候，“为了不被野茫茫的草遮挡视线，被迫挺直了身体站在马镫上” (19) 。早前，这些高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野火才保存了下来：野火经常席卷草丛，但有些野火是闪电引起的，有些是印第安人放的；火灾破坏了树木（主要是橡树和山核桃）的木质茎——否则它们很可能会控制这些地带——为草根生长注入了丰富的营养物，助其重生。后来，聚居者通过耕种作物、修建牧场栅栏等措施防止一年一度的火灾毁掉大草原。 (20) 一旦农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高草草原注定走投无路，只能在允许少量物种的逃亡地生存。它们偶尔顽强地生存在栅栏内，或者存在于因疏忽未耕种的田地一角，更讽刺的是，它们还沿着铁轨边沿生长。火车燃煤发动机释放的火花使草原火灾得以存在，只是规模大大减小了。 (21)
再往西去，草原更加干燥，命运也截然不同。从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出发，进入密苏里河以外的乡村，年降水量在数量和频率上都逐渐减少，因此像大须芒草之类的高秆草变得越来越稀少，直到最后完全消失。它们首先被混生草原的中高草所取代，2—3英尺高的小须芒草最常见。再往西，在落基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又成了短草草原的天下，特别是蓝色格兰玛草和野牛草，它们生长成一片草地，或是3—6英寸高的草丛。这里的气候非常干燥，植物在生长季节结束之前耗尽了所有可用的水分，因为季节性降水而非温度决定了它们一年的增长。随着底土干透，短草在夏天的炎炎烈日下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就产生了具有高平原特色的黄色山坡。比起生长在地面上的茎叶，只有延伸更深的根系才能让这些草幸存下来，只有下雨或者春天融化的雪水才允许它们开始另一个生长周期。 (22)
密西西比河上游的高草草原在芝加哥成长期的最高峰消失，被世界上最肥沃的农田所取代。芝加哥和其他地方农业市场的兴起意味着小麦特别是玉米成为旧草原生态系统的新的人为控制作物。随着铁路指向大平原的东部边缘，农垦加快了步伐，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铁路第一次横贯大陆时，草原农业人口激增。那些想要成为农民的人热情洋溢地重复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爱荷华等州的拓荒者成功的喜悦，涌进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达科他地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入新的气候环境，面对更加不确定的风险。雨水充沛时， 数千个家庭迁入。只要一直下雨，他们耕种的田地很快就开始产出大量粮食；但不可避免的是，有的年成并不好。混生草原和短草草原的降雨远比东部高草草原要少。越往西，干旱就越常见。直到19世纪80年代，显然农民只有通过灌溉或特殊的旱作技术才能让该地产出农作物。 (23)
粮食作物在高原旱地上的不稳定性意味着许多拓荒者要转向更适合干旱气候的农业体系。如果不能靠种植小麦或玉米谋利，通常就有可能成功饲养牲畜。混生草原和短草草原经证明是放牧驯养的牲畜的极佳牧场，这一点显然从长期以此为家的大群野生食草动物那里就可以看出来。19世纪60年代，一名英国游客曾做出一次精确的预测，他写道：“如果没有暴力或特殊的法律法规，就无法阻止平原继续或永远成为自然农耕环境下的庞大的牲畜饲养之地，世界上最大的牧场。” (24) 但是，如果牲畜成为高平原农业的新基础，那么准居民与牧场主就不得不改变该地区早期的农业景观。特别是必须限制或消除土著人群和动物群。
在原始的动物群中，没有什么比美国野牛数目更惊人。19世纪初，以平原为家的野牛数量从2000万涨到3000万，甚至4000万。 (25) 数目如此庞大， 以致它们完全地改变了自己的栖息地与习性，从大草原的植物物种转向了更短更有弹性的物种（特别是一种叫水牛草的物种），这些植物种类能最好地承受重度放牧野牛。 (26) 野牛生活在50—200头的分散牛群中，以一种散漫的、几近随性的方式按照季节南北迁移，或者在烧过和未烧过的草原之间四处奔走，寻找新鲜的草料。夏末，这些小牛群聚集到一起，在所谓的“活动季节”，公牛相互挑战，以占据领域内的交配权。大规模的动物以这种方式聚集的景象让所有的目击者叹为观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草原对于食草动物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生产环境。 (27)
1875年前，每一位游访平原的人都会报告他们看到的野牛数量有多么惊人。乔治·凯特林概述他19世纪30年代的经历时，谈到野牛“成群地聚集在某些地方，草原上看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有数英里长”。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好几千头的牛群驰骋飞腾，扬起一大片尘土”，再加上“整个牛群不停地飞奔，所有嘶吼（或‘咆哮’）发出的低沉而空绝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从一两英里以外的距离来听，就像远处的雷鸣”。 (28) 这样的牛群多半有几英里宽。
看到这么多巨大的粗野野兽，旅行者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找文字意象来准确描述它们。它们就像海中的鱼，战场上的军队，圣经中的蝗虫瘟疫，就像穿在草原身上的一袭长袍，从四面八方延伸到地平线。也许在凯特林前后，许多人最常观察到的就是这些动物确实改变了景观的颜色，“染黑了整片大地的表面” (29) 。正如罗伯特·朗德尔（Robert Rundle）牧师借用弥尔顿的话，“数目巨大——数不胜数” (30) 。1860年，威廉·J.海斯（William J.Hays）游访平原时，通过一幅画记录了大规模的奔腾牛群。东部评论家攻击他的作品太夸张了，缺乏准确性。然而，凡是亲自见过大牛群的人，都能证明海斯的油画有多么精准形象。 (31)
海斯几乎赶在野牛生活的最后时刻完成了他的画。野牛已经注定要灭亡。它们的数目，像海狸和其他北美毛皮哺乳动物一样，一旦市场经济对其毛皮定了价格， 就开始减少。早期，其价格通过酒、枪支以及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积极谋求的其他物品来衡量。早在19世纪30年代，凯特林就听说在达科他乡村有一大约600名苏族勇士为了“几加仑的威士忌”交换了1400头新鲜的野牛的舌头；可以想见，附近一定有1400头野牛的尸体在夏日骄阳下废弃腐烂。 (32) 19世纪前半叶，平原部落开始把野牛当作维持生计的贸易对象。皮袍市场在东部的兴起鼓励了这种冒险投机。与此同时，毛皮贸易商和美国军队逐渐依赖以野牛肉为食物。牛群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加，数量开始减少。
图5.1 威廉·J.海斯的《奔跑中的野牛群》（1862） (33)
但是，直到内战后，野牛种群才真正“瓦解”。19世纪60年代，内布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到了这里，几年后，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进一步向南，铁路向野牛地区的心脏开了一刀。与其他地方一样，火车为途经地引入了前所未有的更方便快捷的运输。因为运输成本下降，铁路让市场需求更为有效，使冯·杜能的城乡区域迅速向西扩展。突然之间，市场和猎手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近牛群，运回皮袍、牛舌，偶尔还有战利品的头颅（牛头），作为他们猎杀动物唯一有价值的部分。猎手们特别喜欢站在火车上向这些动物开火。乘客们靠近一个牧群时，立马扯拉车窗，用后膛枪瞄准，向那些受惊的动物一阵乱射。几十头牛可能在几分钟内死亡，牛群就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腐烂，而火车继续前行消失在远方。 (34) (https://www.daowen.com)
后来，尤其具有灾难性的事件是，1870年费城制革商完善了将野牛皮变成一种有吸引力的柔软皮革的技术。 (35) 第二年，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商业狩猎组织——“无道德狩猎者”——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大批登临平原，数十万张牛皮通过铁路输送给了东部制造商。猎手们热情高涨，但技艺不精，为每件皮袍要射杀三五只动物。理查德·道奇（Richard Dodge）是一位目睹了整个滥杀高峰的军官，他说：“每个人都想射杀牛群，没人想做其他工作。野牛被屠杀得毫无意义，也欠缺考虑，经常留下腐烂的尸体和牛皮。” (36) 既然死亡的动物是更可靠的现金来源，那么这种浪费就降低了效率，于是商人们很快组织了更专业的狩猎队伍。典型的队伍包括四个人：射手，两个剥皮手和一个既要负责拉伸牛皮又要照顾营地的厨子。他们得到了不断增加的仓库和熏制房的支持，这些地方作为收集站，集中存储商家们的货物，然后运往奥马哈、圣路易斯、芝加哥，最后到达费城与纽约的大皮革制造商——尤其是纽约的商人。
图5.2 堪萨斯——太平洋铁路沿线屠杀野牛图 (37)
野牛曾经鲜有捕猎者。作为一种群牧动物，面对攻击，它们本能的反应是，要么站在原地，要么四散逃窜。这两个举动在面对携带枪支的专业猎人时被证明是非常致命的。专业射手通常可能用一颗子弹就能拿下一个动物。如果从足够远的距离射击，野牛可能倒在地上，而其同伴却没有察觉，这样同伴自然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道奇说，在200码远的范围内，一个猎人不到几分钟就成功撂倒了不少于112只野牛。 (38) 这种射杀根本就不是狩猎，简直就像在屠宰，平原很快就形成一幅浩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屠宰场场面。道奇写道：“那里过去有过无数的牛群，现在只有无数的尸体。空气中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而曾经一年四季充满动物生机的大平原，已然变成一个死气沉沉、孤绝腐朽的荒漠。” (39)
结果就像乔治·凯特林在40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这一高贵的动物队伍必定变得稀少，种群必定会灭绝，而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方式，只有离开……” (40) 道奇的描述更富诗意，但不失精准。“野牛，”他写道，“就像夏日骄阳下的雪一般地融化消失了。” (41) 在铁路和可鞣制的皮革市场出现的4年内，仅在南部平原上就有超过400万野牛死亡；在堪萨斯州，屠宰在1870—1873年达到了高峰。就这样，野牛群瓦解了。
猎手们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明显的教训，只是移往他处。得克萨斯州成为1874年和1878年间捕猎的中心。而那时，南部牛群已所剩无几。达科他、蒙大拿和加拿大草原的野牛也只多留了几年。也许最痛苦最可怕的时刻，要属1883年。蒙大拿的猎人渴望重复一年前的成功，他们买了一年的日常用品，出去猎杀。但除了几头散牛，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偌大的牛群已经从大平原表面消失了。到了仲夏，大多数猎人破产了。 (42)
图5.3 堪萨斯州道奇城拉斯和赖特的水牛皮工厂货场（约1874） (43)
这场灾难中，受损害的并不仅仅只有猎手。随着野牛的消失，大平原印第安部落发现他们的生存越来越受到威胁。1876年，卡斯特将军在小比格霍恩河的落败，可能是大平原印第安人抵御美国人入侵的高潮事件 (44) ，但它也是这一族群的最后一站，他们的生态家园几乎消失了。实际上，正是由于印第安人在经济和文化上世代所依赖的动物的丧失，19世纪70年代的印第安人在饥饿和饥荒的阴影中才爆发了反抗美国人的战争。苏族部落首领坐牛和他的追随者可能赢得了他们的伟大的战斗，但在保卫他们早先的生活方式方面却输掉了战争。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偌大牛群维持生计，必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