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的游牧区和畜牧饲养场
野牛的消失只是大平原生态与经济发生复杂变化的前奏。在摧毁野牛群的毛皮贸易中，虽然芝加哥没有东部工业城市所起的作用明显，但从这场动物灭绝的长远影响来看，芝加哥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受益更多。野牛遭遇悲惨结局，是因为它们的生态系统已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隶属于城市市场。这一导致猎人几乎灭绝野牛物种的市场力量如今开始鼓励其他人寻找合适的替代品，这样西部草原富饶的生产力就不会浪费。甚至在野牛完全消失之前，它们的法定继承人——马、羊，尤其是从得克萨斯州北上的长角牛——已经开始让野牛的故土成为自己的家园。新的畜群在最初驱使猎手疾穿大平原的城市市场的召唤下，将被同样的铁轨连接到城市，平原又变成了屠宰场。
就在野牛灭亡接近高峰的时期，连接芝加哥和大平原的新型畜牧业经济出现了。内战已经切断了南得克萨斯的牧场主与加勒比群岛、密西西比河南部流域蓄奴州的普通市场的联系，使得该地区的牛群在战争时期大幅增长。南方野牛群消失的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得克萨斯长角牛在圣安东尼奥东部和南部地区自由漫步。想得到畜群并想成为企业家的人，只要捕捉一些动物，打上商标烙印，表明自己的所有权即可。这些牲畜在得克萨斯州只值几美元，而在东部可以卖到十倍的价格——只要企业家能让它们进入市场。牲畜贩子曾经把得克萨斯的牛带到很远的新奥尔良，但内战已经让该市和其他南部市场处于崩溃状态。北方的需求更大，牛的价格也更高。如果可以以某种方式将长角牛带到芝加哥的新联合牲畜场，不需要花费太多的运输费用，同样也不会在途中减轻动物重量的话，就能够大赚一笔。
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草原旧有的市场布局因铁路发生了转变。内战结束时，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施工人员开始出入南部平原的野牛地区，在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以西开辟一条线路进入混生草原的心脏地区。随着猎手对野牛的血腥抓捕，其他企业家开始思索如何解决得克萨斯长角牛的运输问题。正如一位企业家解释的那样，沿着新路线应该有可能“建立一个市场，让南方的牲畜贩子和北方的买家公平买卖” (45) 。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Abilene）形成了。一开始， 阿比林只是“一个很小且死气沉沉的地方，大约由十几座木屋组成”，但在1867年，它开始进入短暂的荣耀时期。当时伊利诺伊州一个名叫约瑟夫·麦考伊（Joseph G.Mccoy）的畜牧经销商购买了250英亩土地，并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一个牲畜货场。 (46) 得克萨斯州的牧牛人已经了解到铁路要向西延伸，但是不确定最佳交汇站点在哪儿。麦考伊给了他们答案。他开发并推广了一条古老的贸易路线——“奇泽姆牛车道” (47) ，作为将牲畜向北输送的最佳走廊。这条线路在阿比林结束。牛在8月开始到达阿比林，9月5日第一批20车动物运出该城。很显然，其目的地是芝加哥。 (48)
19世纪60—80年代的长途赶牛是最著名、最浪漫的美国边疆符号。经典的形象是马背上的牛仔，先是尽力圈住四散的牛，将几百甚至上千头动物集合在一起，然后驱赶汹涌的牛群前进。 (49) 赶牛旅途中的孤独生活以民谣、通俗的廉价小说、西部电影的方式融入了美国的神话，这些方式都演绎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场景：长途跋涉狂风肆虐的大草原，穿越河流和雷电交加时可能经历的灾难，无时无刻都可能遭遇牛群四散惊逃的威胁，篝火上烧烤豆类和盐猪肉的气味，以及夜间巡视时不安的宁静。 (50) 牛仔迅速成为大平原的新游牧民族，他们沿着与野牛和印第安人几年前走过的相同的路径驱赶牛群。但是，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工作，也不管他们所称为家乡的地区有多么偏远，他们的主要任务都是一致的——将养肥的牛群推向市场。 (51) 牛仔是将冯·杜能的牲畜饲养区绑定到大都市的代理人。他们并非孤独、坚韧的个人主义者，而只是拿薪水的工人，任务是将肉牛运送到城市，尤其是芝加哥。
图5.4 牛群抵达堪萨斯州的一处牲畜货场 (52)
从1867年开始，成千上万的牲畜每年从得克萨斯向北赶到各个目的地。最初，大多数牲畜去了阿比林，以及随后出现的喧闹的牛镇，包括埃尔斯沃斯（Ellsworth）、威奇托（Wichita）、考德威尔（Caldwell）和道奇城（Dodge City）。对于牲畜贩子来说，这些目的地持续不了几年。每个地方最终都失去了牛市贸易，因为周围地区布满了农场，农场主很快就开始到处宣扬抵制德州牛所造成的损害和疾病。 (53) 随着德州牛仔和堪萨斯农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牛肉生产的中心转移到了其他地方。10年内，牧场主将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的牛尽量赶往北部，在那里，他们开始将牛群赶到落基山脉的山麓牧养。 (54) 1883年，北部的北美野牛群体最终消失之时，蒙大拿州东部的肉牛已经超过100万只。 (55)
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喀彻温省，每一处古老的野牛游牧区都变成了畜牧场。 野牛让位给了家畜。在某种意义上，牛（和羊一起）产生了许多与野牛相同的畜牧效应。强化畜牧有助于维护高原的短草草原，因为高大和中等高度的草，如须芒草，经过践踏或被动物靠近地面吃过后，顶梢会枯死。肉牛帮助确保短草将继续占据西部平原的主导地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环境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5.5 野牛群在大平原寻找水源 (56)
但牲畜也带来了微妙的变化。与野牛群不同，他们只在主人的地界范围内活动，即使开阔的草原牧场仍然存在。大牧场主试图通过购买泉水和溪流的周围地区，并通过控制依靠这些水源和干草的周边地区来消除竞争对手获得牧区的权利。 (57) 因此，密集型畜牧倾向于集中在曾经高草茂盛的河道附近。更糟糕的是，肉牛似乎发现了高草，比如大大小小的须芒草特别可口。须芒草很快被彻底吃光，逐渐消失了。
然后，对牲畜来说不太好吃的草种，或者能够经受放牧而生存下来的草种，来到了这些地方。例如，本地的斑鸠菊和顽强的黄花之类的不可食用的草，或外来入侵的加拿大蓟花，像有些草一样，在密集型牧区扩大生长范围。这里的“有些草”，指的就是本地草种，如侧燕麦格兰玛草；而其他的外来草，长得最好的是肯塔基蓝草——牧群到哪里，这些蓝草就生长在那里。较高的牧草消失，短草和一年生杂草获得了更多的阳光。短草与杂草迅速占据了裸露的地表——这些地方因被动物蹄子践踏、粪堆湮没而光秃。因此，从野牛到肉牛转变的同时，地区植被也发生平行移动。植被的平行移动最初几乎不被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植物也就越来越广泛了。 (58)
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牲畜群的密集度，野牛群一消失，牲畜数量就迅速增加。随着牧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农民和牧场主、养牛人和牛倌之间的冲突使得许多地区开阔的游牧区走到了终点。牲畜的主人力求使牛群彼此分开，农民们同样急于使牛羊远离农作物。像在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的高草草原上既饲养牲畜又种植玉米的农场家庭一样，牧场主需要一种方式来分割平原景观，并对动物的活动制造物理障碍。 (59) (https://www.daowen.com)
完成这项任务依靠的技术是栅栏，这是欧洲农业的主要标志，与早期印第安人的大不相同。 (60) 但是，早期美国边疆的传统木栅栏在明显缺乏树木的地区是完全不可行的。牧场主如果能负担得起的话，当然可以从芝加哥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木材商人那里获得所需的木材。早期的栅栏是密集的木头风格，但它们在高原的开阔空间广泛使用的成本太高了。直到18世纪70年代，约瑟夫·格莱德（Joseph Glidden）1873年发明了铁丝网之后，常用栅栏的木材用量大大减少，大型围栏才成为可能。 (61) 输送动物到芝加哥市场的火车带回了围栏栏杆和铁丝网，用于对草地分区。
通过使用围栏进一步在某些地区集中放牧，减少了火灾发生的频率，加速了从草原到牧场的转换。轧短的牧草意味着可燃烧的燃料较少，有助于降低火灾发生时的温度和破坏性。此外，以栅栏为代表的资本投资给了牧场主强烈的动机阻止随时发生的草原火灾。 (62) 尽管灭火技术直到20世纪才在平原上充分有效地使用，但是牧场主从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积极地应对火灾。像东部的高草草原一样，牲畜、栅栏和对火灾的抑制加剧了印第安人和野牛在平原上曾经构建的早期草原生态的消亡。
但是，新的畜牧业经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平原地区，因为环境影响也是肉类生产整体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从落基山脉一直到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高草草原，再到芝加哥及更远的东部地区。在肉牛取代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短草地区野牛的同时，这些环境影响也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发挥新的作用。一直到1860年，伊利诺伊州都是全国领先的畜牧生产州，牛和猪在该州依然富饶的草原草地上自由游荡。但随着在该州定居的人数增多，以及与芝加哥市场的联系增加，土地价值上涨了。在这种情况下，冯·杜能城乡地区的常用逻辑鼓励了粗放型农业转向集约型农业。对于伊利诺伊的农民来说，这就意味着草原可以稳定地转变为玉米地，动物可以蓄养而不是野生。随着农牧系统混合的出现，该地区大量的玉米生产不是用来养人，而是用来喂动物。 (63)
大多数伊利诺伊和爱荷华的农民最初在相对较小的土地上经营。他们只饲养少数牲畜用于肉类和乳制品生产，现金收入多依赖粮食而不是肉类。然而，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有些人将更广阔的种植面积用于畜牧，一次蓄养了数百头牛，成为真正的“牛王”。通过扩大草场面积（有时，达数平方英里），他们超前经营了预计在平原上几十年后才会出现的大规模牧场。 (64) 但是，比起那些不怎么依赖牲畜的邻州农民，伊利诺伊州的牧民因为拥有巨大的土地规模和对蓄养肉牛的依赖，面临着大不相同的市场压力。堪萨斯州和其他地方铁路货运的出现，让他们与西部牧场更便宜的牛直接竞争；同时，不断上涨的地价，特别是与之相伴的税收，使得以草料喂养伊利诺伊肉牛无异于“浪费”土地，没有多少利润可赚。 (65)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给动物喂玉米。一些牲畜饲养者自己种植玉米，但是经营规模越大，对邻近粮农或芝加哥谷仓的饲料需求就越大。这样一来，成本进一步增加，因而导致生产者寻找其他方式提高经营效率。他们逐渐转向的常见策略是取消喂养牛崽这一耗时的任务，取而代之，集中喂养已经几乎长大而且养得肥肥的动物。通过从大平原的牧场主手里购买两岁大的公肉牛（为屠宰而养肥的小公牛），中西部的牲畜饲养者可以确保玉米的“消耗者”会变成肉和脂肪，而不是长成不可食用的骨骼，或者没什么市场利润的其他身体部位。
在这样的饲养场体系中，公肉牛生活在围栏圈住的室外场地，每天享受着身前地面上或喂食槽里的玉米大餐。猪在它们中间溜来溜去，兴高采烈地扫光任何牛不吃的食物，甚至会吃光大型动物粪便中未消化的食物。因此，该体系通过同时生产牛肉和猪肉大幅度地提高肉类生产的效率，并且通常比直接销售玉米更有利可图。 (66) 伊利诺伊州杰克逊维尔市的一位农民1838年在家信中提及前一年种了1500蒲式耳玉米，他“一颗玉米都不会卖出去，全部要用来喂牲口”。虽然他计划自己继续种植玉米，但他补充说：“无论种多少，我们都会用来喂养猪和牛，因为我们认为它比卖玉米更有利润。” (67) 一些农民确实养母牛用于产牛奶，或哺育更易长肉、更易产奶或有其他可取之处的新品种。对于这些专业育种者来说，利润来自操纵动物的遗传特征，以便其他农民愿意前来购买。 (68) 但是，许多农民完全放弃了育种，只保留了可以在芝加哥市场上获得最佳价格的公肉牛。19世纪末，饲养场是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肉类生产的主导形式。 (69)
1860—1890年在大西部出现的畜牧产业是第二自然的又一表征，最显著的是其经济的复杂性和地理范围。虽然成千上万的人们对自己的生计做出无数的独立决策，但市场逻辑构建了一致的集体形式。随着草原让位于牧场，牧场再让位于饲养场，人们普遍倾向于用由人类经济来管理的体系来替代自然体系。大平原的早期迁移模式——在其中，印第安人围绕游荡的野牛群安排生活的方式——已然让位于一个更单向的迁移，在这一迁移过程中，牛仔赶着牲畜向北走出德州，向东走出了高原。 (70) 驱赶牛群很昂贵，不仅仅是因为要付牛仔工资，还因为快速迁移的动物在途中会减轻重量。所以牛仔们为了尽可能减少动物、减轻重量，尽量缓慢前行，沿途牧牛，把动物运送到铁路，通过将运输的能源成本转移到燃烧木材或煤炭的机车来帮助动物减少体内储存脂肪的肌肉消耗量。野牛按照季节南北迁移，而肉牛根据市场的指令从牧场迁往屠宰场。两者都依靠草原牧草养肥，但野牛每年冬天都会因为消耗了前一年夏天储存的能量而失去脂肪。对于牧牛人来说，这种减轻重量是无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在秋天急于将动物推上市，或在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让动物休憩一段时间，好让它们在冬季依靠饲养场的玉米继续增加体重。
图5.6 爱荷华州弗里蒙特公司的G.S.查德威克饲育农场 (71)
德州的长途赶牛、怀俄明州的牧场、堪萨斯州的牛镇、伊利诺伊州的饲养场，全都在一个由经济生态支配的新动物景观中变得紧密起来。抽象来看，在这一景观中，资本逻辑重塑了第一自然，同时又结合遥远地区制造了影响深远的生物空间和市场时间的新整合体。到了世纪末，高平原上旧的短草草原已经成为牧养牛群的牧场。其中一些动物直接由铁路送到市场。其他动物，特别是年幼的雄性动物，则被送往早就被农民拆解或分割为饲养场和玉米地的老的高草草原。动物的生活已经跨区域重新分布，因为它们在一个地方出生，在另一个地方被养育，又在第三个地方被宰杀。
因为年幼的公肉牛比老肉牛长得快，所以它们的主人认为应该减少其寿命。改良饲养最终意味着动物在接近两岁时被宰杀，从而节省了好几个月的饲养费用。 (72)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本身获得了新的意义，因为在最大的本义上它已经变成了金钱。在动物被缩短的寿命里，夏肥冬瘦的传统季节变化让位于一个持续增长的系统，其中食物供应无论是干草还是玉米都在增长和储存，因此没有必要停止通过肌肉发达的肉体来稳定积累未来现金。农民和牧场主因此截断了自然繁殖的循环周期，使农业生产尽可能快速化和线性化。一旦动物完成了将草和玉米转化为肉类的工作，主人就会尽力不让它们在上市的途中减轻重量，以保护其价值。如果时间是金钱，空间也是，牲畜主人可以通过提高它们跨区迁移速度来节约成本。就这样，活牲畜的肉变成了铁路车厢里的肉，因为蒸汽机车消耗了木材和煤炭的能量来保存活生生的肉体的能量。一旦动物上了最后的运牛车厢，它们唯一剩下的旅程就是奔向屠宰商。正是如此，市场逻辑在联合牲畜场的阴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区域。同样正是如此，芝加哥的影响扩展到了西部的千里之外。
图5.7 高平原水牛之乡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