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流动
然而，到哪里能找到这样一幅地图，且又要如何去解读它呢？
追踪芝加哥腹地的资本流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虽然19世纪的美国人同当代人一样关注自己买了什么或者卖了什么，谁欠了谁的钱，一个人积累了多少财富，然而，他们也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不会将这些信息轻易示人。通常，人们不愿让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债权人了解自己的经营状况，更不会让此类信息落入税收员之手。政府和银行也都不搜集有关地区资本流动的相关信息。我们因而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来追踪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资本流动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绘制第二自然（或者资本）的地图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和历史上大多数类似的困难一样，只要我们善于推理，我们同样可以在明显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找到解决办法。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有两个时刻会暴露自己的个人资产和负债情况，那就是死亡和破产。19世纪与现在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去世或破产，法院就会控制其剩余的资产，然后将其分割给对这些资产提出清算或继承要求的债权人和继承人。由于突然之间相关的财务情况被公之于众，那些希望分割遗产的人完全有理由向遗产处理人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他们会要求查看遗嘱认证机构及破产法庭的经济资产清单，因为其中包含着资产的详细情况以及有哪些人提出了分割要求。这些信息可以为绘制19世纪芝加哥腹地的资本分布地图提供重要线索。
在使用遗嘱认证或破产法庭的记录来追踪过去的债务和资本的流动情况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资料的代表性如何。病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死亡时的财务状况一般会有所不同，这些人的经济状况一般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盛年时期的人。遗嘱认证法庭的记录可以很好地反映一个人一生积聚的财富，更有助于界定其所有者的最终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揭示他或她在城乡商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其中几乎不包含与资本流动和商业借贷相关的信息。
从这方面来说，破产记录是一个更有希望的信息来源。当个人或公司合法破产时，破产法庭的任务是要确定其所有未清偿的债务以及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的资产。法庭诉讼可以从经济上反映债务人的商业活动状况，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破产时持有的资本以及需要偿还的债务。法院会为每一个破产债务人编列一份债权人名单，其中包括他们的居住地址以及每个人的详细欠款金额。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了解芝加哥的债务人与圣路易斯、皮奥瑞亚或伊利诺伊州南部农村的债务人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只要考察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空间上是如何分布的，就可以勾勒出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本流动的地图。
但是，这里也有问题。破产和死亡一样，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顾名思义，它会让已经深陷经济问题的人遇到更大的麻烦。使用破产作为了解资本流动的手段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无力偿付的债务人的主要问题就是资本无法流动，亦即没有足够的现金流维持生意的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破产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可能是整个社会人群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非典型的关系。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弥补的，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减轻其影响。这就是，当许多人发现自己因为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发生急剧变化——例如发生金融恐慌或大萧条——而意外破产时，人们就合理地认为他们的情况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具典型性。如果将这个逻辑应用于1873年金融恐慌期的开头9个月在芝加哥及其腹地的近400名破产者及相应的近20000个债权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深度了解该地区的资本流动情况。 (7)
芝加哥花园城市制造与供应公司（Garden City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ompan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家在1872年初约有超过25万美元资产的大型锯木厂。 (8) 据称具有当时全美最具声望的信用评级公司（纽约R.G.邓恩商业征信所，Mercantile Agency of R.G. Dun）所授予的“高”的信用等级。虽然该公司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发生后的经营状况还很良好，但随着1873年夏季的经济下滑，信贷收紧，公司陷入困境。当年7月，位于纽约的布拉德斯特里特信用评估机构向其客户报告说，花园城市公司未能按时偿还债务；当年12月，该公司申请破产。
法院筛查花园城市公司的数百名债权人提出的索赔请求后发现，该公司的业务状况和当时芝加哥整体木材业的状况很类似。该公司的债权人中包含一百余名公司员工，他们在法院记录中没有留下明确的地址，只留下大骡子、小家伙或汤姆这样的昵称。他们有权在其他债权人之前拿到50多美元的补发工资。虽然人数众多，但这些员工的债务仅占公司债务的很小一部分，总额还不到公司欠康涅狄格州一家保险公司的债务的1/10。花园城市公司亟待偿还其他芝加哥公司
更多金额的债务：有的欠几十美元，有的欠几百美元，最多的是欠向该公司赊销木材、机械和其他物资的公司上万美元的债务。近30万美元的债务中约有65%位于芝加哥周边地区，其他债务则分布在农村地区，最大的几笔欠款预计属于向该公司出售半成品木材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公司。此外，花园城市公司还欠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公司以及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超过2000美元。工人、批发商和运输公司，这三种债权人几乎经常出现在19世纪每个公司的会计账簿中，无论该公司破产与否。
可以冲销这些债务的，是在破产前已经发货的门窗以及其他木材成品的买家尚未支付的几十笔账款。这些买家全部都住在芝加哥的木材腹地：伊利诺伊、爱荷华、密苏里、内布拉斯加以及堪萨斯等州，仍有近5万美元没有付清。实际上，花园城市公司的破产从微观上揭示了整个地区木材流动的情况。从法庭卷宗中记录的个人和企业名单上看，我们可以再现一幅熟悉的互动生态系统和经济地图：来自密歇根湖北岸的松木原木被运往芝加哥，在芝加哥的木材加工厂和木材货场进行成品加工，然后经由铁路运往位于西部草原和大平原的牧场和农场。这种情况很典型，在花园城市公司及其法庭记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实际上，在长期停业公司的最终账簿中，我们可以重现已经消亡的生态地貌的大致情况，以及第二自然不断变化的边界。
破产记录在揭示城乡关系时尤为有用，原因是大部分债务从本质上说都具有商业性。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破产者的债务主要由其从银行获得的直接贷款构成，目的是为了进行业务扩张，或通过按揭获得资金；然而，19世纪债务的最常见形式一般都包含在所谓的商业票据中，这有点像今天的支票账户或信用卡。当腹地的一位零售商向芝加哥的批发商订购货物时，该零售商会以借据或口头承诺形式支付运费，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信用卡交易。只要这些货物还在运输途中并且借据尚未支付，这名零售商就是一名债务人，而批发商则是一名债权人。如果零售商破产了，发运货物的批发商就会突然之间变成破产官司的当事一方，必须与其他债权人竞争该债务人的剩余资产。由于此类商业债务在破产者的财产中占据大部分，因此，法院的债权人名单也就能反映出整个商品经济中的资本流动情况。
每一位破产者都会有自己的经营方式，因此，每一套对应的法庭记录也都讲述了一个特定的以奋斗开始、以失败结束的故事。例如，一个名为费迪南德·C.赖特（Ferdinand C.Lighte）的年轻人在他父亲（他的父亲曾是纽约的乐器制造商）去世后搬去芝加哥并开了一家钢琴公司。虽然他一开始以为能从父亲那里继承到10000美元的遗产，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工作就一定能让自己的新公司取得成功，然而遗嘱上的法律问题以及当时总体经济的低迷最终让这个年轻人沦为酒鬼。就像在此前后的许多小生意人一样，赖特发现他缺乏启动生意的资本。1874年1月，他被告上了破产法庭。 (9)
即使是那些比这个年轻人拥有更多资本的人，也可能会遭遇破产。弗里兰·B.加德纳（Freeland B. Gardner）1871年曾是芝加哥最知名的木材经销商之一，在威斯康星州拥有大规模的木材产业，在芝加哥经营一家酒店并拥有超过50万美元的资本。虽然他在1857年金融恐慌时期一度很困窘，但15年后，R·G.邓恩公司认为他具有极好的信贷潜力：“强大，富有，各方面都很优秀。” (10) 不过，加德纳却认为最有效的赚钱方法就是用贷款来拓展业务。当然，这种方法只在总体经济运行良好时适合。然而，当经济下滑时，他再一次遭遇了和1857年一样的信贷危机。他的公司于1873年8月破产，造成了超过70万美元的坏账，债权人都是芝加哥和威斯康星州的供货商。负责管理芝加哥酒店的他的儿子不久也随之破产，父子俩都遭遇了同样的家庭变故。 (11) (https://www.daowen.com)
加德纳一家人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在通过信
贷进行赌博。其他人遭遇这样的境况是因为时运不济，或资源不足让他们长期缺乏资金。运气不佳的麦凯布-威尔金斯-斯波尔丁家具公司（McCabe， Wilkins， and Spaulding）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该公司的总资产从未超过几万美元。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中，公司的所有存货毁于一旦，其中大部分没有投保。于是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决定，他们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向他们的债权人支付全部的款项，即便是那些被毁掉的货物。他们这样诚实守信的做法令人敬佩，因为面对这样的灾难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的高风亮节。最后，这场大火耗尽了他们仅存的资本。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们辛勤工作，希望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陆续偿还所欠供应商的货款，而这些好心的供应商也仍然愿意向他们赊销。然而，不久之后经济崩溃了。随之崩溃的还有公司起死回生的希望。辛辛那提的一位批发商终于开始担心他那笔还没有得到偿还的货款。1874年4月16日，法院办案人员出现在他们公司的门前，随后公司宣布破产。 (12)
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是一个悲剧，在破产法庭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记录中，有数百名像他们一样遭遇的人。即便是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短暂而无常的9个月内，也不时有这样的悲剧发生。然而，尽管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悲惨，我们在此并不是要表达对破产者的同情，我们更在乎的是这些故事所揭示出的资本的分布以及正常生活中（而非企业破产时）的日常交易。从这些破产者个人悲剧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反映了某个特定行业中生意经营的一般方式以及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但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因此从日常交易的角度来看，每个钢琴经销商、木材商和家具商又各有不同。
以费迪南德·赖特为例。他在芝加哥以外的最重要的债权人是纽约的几名乐器制造商，但同时他的大部分债务又落在芝加哥的乐器经销商身上。虽然他欠下的一些债务对于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常见的——例如，他欠一位为他绘制商店门头招牌的画家的工资，还欠为他的乐器投保的保费，然而，有许多债务则是钢琴经销商所特有的。在这些特殊的模式中，人们可以发现商业交往以及资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弗里兰·加德纳和他的儿子特别偏爱无担保贷款，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破产卷宗中一览无遗。这些卷宗显示，父子俩欠下的债务几乎都分布在芝加哥区域。不过，加德纳和他的儿子还欠威斯康星州几家锯木厂的货款（这在所有的木材加工商中很典型），以及欠本地杂货商、亚麻商和家具经销商的货款（这在所有的酒店经营者中很常见）。譬如，麦凯布-威尔金斯-斯波尔丁这样的家具经销商大多从密歇根、印第安纳与俄亥俄等州的家具制造商处购买椅子、床和沙发处等货物。最后将麦凯布-威尔金斯-斯波尔丁告到破产的是一家位于辛辛那提的公司，这并非偶然。
如果将从事同一行业的所有芝加哥的破产者的债权人合并到一个名单上，并统计一下他们的住所的分布情况，我们就会明白这些分布模式所揭示的重要意义。最后，我们就能看到一幅在芝加哥购买和销售的每种商品的供货商在腹地的分布地图，譬如，在1873年8月和1874年4月期间破产的三位芝加哥木材商和制造商的债权人地图。所有这样的地图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芝加哥的木材商欠芝加哥本地人的债务要比欠任何其他地方的债权人的债务更多，这表明当地商户非常依赖彼此之间的信贷来促进商业的运转。然而，其他债权人——例如弗里兰·加德纳的债权人——则主要集中在密歇根湖沿岸、威斯康星州与密歇根州各县，这些地方正是这些债权人收购松木原木的主要地点。虽然腹地的木材商通常为芝加哥的公司承担债务，但像加德纳这样的经销商却通常向木材运营商——他们亦即木材加工商的债务人，一旦发生破产，就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城市中大制造商和经销商的无望的债权人——直接订购木材。因此，破产地图可以确立和加深我们对芝加哥广大区域间贸易联系的认识，其他地区的木材业的情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比较这幅木材交易地图与芝加哥5家破产的鞋类、皮革品经销商的地图，可以看出，鞋类与皮革品经销商除了与芝加哥的其他商人——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商人已占据当地皮革业的大部分业务范围——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他们几乎所有的债权人都位于东北部的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尤其是全国最著名的制鞋中心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市（Lynn）。 (13) 这种分布特点类似于但又不同于芝加哥两位破产的五金制品经销商的债权人的分布情况。虽然五金经销商会从自己偏爱的东北部（尤其是纽约市）的批发商那里大量购货，但他们也会从纽约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与俄亥俄州的灶具和五金制造商处大量采购。可以说，每个不同的行业都有自己的贸易模式以及自己特有的债务、信贷和资本的地理分布特点。
芝加哥破产商人的这些债权人地图揭示了芝加哥“腹地”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芝加哥的腹地并不是芝加哥这一单一市场主导的且能清晰勾勒出轮廓的地区，它实际上是由无数的区域交叠形成的地区，每个区域都与维系芝加哥经济生活的数千个市场和数千种商品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每种不同的商品都有其独特的供需渠道，因此都与自然界有着某种独特的环境上的联系。政府经济顾问约瑟夫·尼莫是当时很精明的一位贸易分析师，他曾写道：“芝加哥几乎每一种商品的交易，都有着不同的地域限制。” (14)
让芝加哥出名的不是它的制成品，反而是它的农产品。芝加哥的木材供应腹地沿密歇根湖岸分布，它的木材需求腹地覆盖西部的草原和平原，并延伸至落基山脉，这是有合理的生态原因的。芝加哥的谷类商品正好沿着相反方向运动，这是因为其供应地区在西部，而需求地区则位于东部和北部。芝加哥经销的所有货物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供需腹地。芝加哥的皮革制品的供应腹地包括纽约和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同时也包括芝加哥自己的屠宰加工厂——这些工厂出产的大量皮革源自运往芝加哥的活的牲畜。产自芝加哥的鞋子和靴子的品质要比产自东部城市的粗糙，不过，这反而使得它们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大受欢迎，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更看重鞋子的价格和耐穿性，而非其是否够时尚。以芝加哥批发商的鞋靴为主导地位的市场腹地，一直延伸至东部的田纳西州、南部的乔治亚州以及西部的犹他州。只有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市（Reno），圣弗朗西斯科的商人才有机会和芝加哥人展开有效的竞争。1879年芝加哥交易所的负责人说，“芝加哥的鞋类贸易覆盖的区域很广，其他地区的鞋类批发商可能无法与之相比”。 (15)
从经济和环境方面来说，我们不应该将一个城市及其腹地视作两个有着明显区别与清晰界限的地方，而应将其看作是多个相互交叠的市场和资源区。这反过来表明，我们应该修正冯·杜能提出的富有启发性但又过分简单化的地图：多个农业区域仅环绕在单一的某个大城市周围。当然，他的洞察力着实令人钦佩：货物的确按照自身的价值、重量、体积以及运输成本流向市场，但一旦我们发现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理论上完全孤立的城市，冯·杜能的模式则变得过于复杂。这是因为，一个城市的市场会创造出许多不同的供需地区，而相邻的城市和城镇也不可避免地会拥有共同的腹地。“因此，每一座商业城市，”19世纪的一位经济学家写道，“都成为其他商业城市的对手。” (16) 不同地方的商人相互竞争，在能够提供更高价格的周围地区销售商品。冯·杜能提出这一理论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经济地理学家们一直在试图理解城市商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在空间上的意义，通过深奥的数学模型的分析，他们最终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该理论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破产者及其债权人的地图中了解资本的地理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