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视察南方（1984年）

第一次视察南方 （1984年）

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你们讲的我装在脑壳里，不发表意见。”深思熟虑的结论石破天惊，横扫一切疑云：“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明确指出：实行开放的政策，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

······

一

198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离开正值隆冬的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南疆。

1月24日上午10时，专列经广州站时作短暂停留。广东省委负责人、广州军区的负责人到车上看望邓小平。他深情地对广东省省长梁灵光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中午，专列驶进了深圳车站。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5个春天，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企盼。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

邓小平在广州到深圳的列车上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

还是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随后在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的负责人就如何发挥广东优势，吸引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来投资办企业问题，向中央常委汇报了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向中央常委汇报后，省委书记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汇报，提出广东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听完汇报后，郑重地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授权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据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回忆：“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5月，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帮助起草文件，一直工作到6月6日。然后到福建，福建就根据广东的报告，也起草了报告。谷牧把两省的报告带到北京，中央很快就批了。这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正式宣告经济特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风风火火、热火朝天的日子。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涌来。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沸腾起来了。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领导和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

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似的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成一条条马路。“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外商纷至沓来，合作、合资、独资企业与日俱增。经过几年建设，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深圳的名声大振，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赞扬，一方面也招来了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怀疑和指责。有的说，深圳已改变了颜色，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有的说，特区已变成了新的“租界”；有的说，特区黑市货币流行，违纪违法活动横行，大搞倒卖“洋货”，“搞错了”；还有的说，特区之所以有今天，是靠优惠政策，“剥削”内地，赚内地的钱等等。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回忆说：“我到广东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开始，那时全国对改革开放，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不赞成的不单有省、市领导，包括中央里也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发了个参考材料，有篇文章我看了很受刺激，感到不对头。文章的题目是《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印发的参考材料。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中央方针政策啊！讨论改革开放啊！弄出了那么一个材料来，我估计可能是当时有人风言风语，有争议问题呀，提出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呀，我觉得很有问题。那时候，西部一个省的副省长来广东参观考察，他在广东看了一圈，回到宾馆大哭了一场，他想不通，认为革命了几十年，现在变了。还有，西南来的一个考察组，到广东来，临行时省委办公厅交代，你们到了广东不许一个人外出。特别是1982年中央发出打击走私犯罪的紧急通知后，广东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东搞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有人搞走私，搞投机倒把。所以，那时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压力很大。特区搞得对不对，搞特殊政策对不对，也有各种议论。”

外界的议论不足为奇。5年来，深圳人顶住了种种非议和压力。他们深知，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这一切，对于这些勇于第一个“吃蟹”的创业者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特区的倡议者邓小平是怎么看待特区的，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盼，他们盼望有一天特区的倡导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他们的声音，为深圳人和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这一天，他们终于等到了。

此时此刻，初到深圳的邓小平心情一样迫切。

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梁湘、周鼎等人一一握手。

随后，邓小平一行在深圳市委、市政府负责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迎宾馆。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这时，距农历春节还有7天的时间。紫荆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橘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日起，邓小平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一晃5年过去了，深圳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

坐在后面一辆轿车中的深圳市委负责人，兴奋之余不免又有些紧张。他们清楚地知道，小平同志倡议建立深圳经济特区5年来，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倾注着邓小平的心血：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5年来，他们只是按照建设的需要去做，这样行吗？这次，邓小平是会肯定还是否定，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汽车驶入桂园别墅。一进别墅门，老人的外孙就嚷着：“外公，这儿好漂亮，在这儿照相。”

邓小平招呼家人：“喂，喂，命令照相呢，好，照！”

“咔嚓”——邓小平笑了。

几个紧随其后的深圳官员看到这一幕，悄悄议论：“小平同志好像心情不错。”

下午3点，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

“开始吧。”邓小平手里拿着市委常委的名单说。

这时，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开始介绍深圳特区的自然环境，5年来引进外资、基本建设以及改革推进的情况。

梁湘说，办特区后，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深圳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共与外商签订协议2 378项，协议投资118亿港元，引进了15 000多台（套）设备，其中不少是70年代的先进产品，新修建了上百间工厂，开始进行了人事、工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邓小平插话说。

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元。”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汇报中，梁湘提出深圳希望发行新货币。

听到这里，邓小平关切地问：“对人民币究竟影响有多大？”

梁湘说，深圳当前流通三种货币：人民币、外汇券、港币。

邓小平问：“港币为主？”

梁湘说：“估计农民手里有一亿港币，事实上港币占主要市场。”

邓小平问：“发行一个货币对人民币打击程度怎样？”又问：“土地收税，是否与香港一样？最近一个美国学者讲，应收土地税，否则以后吃大亏，你们研究一下。”

邓小平接着说：“核电站要搞。”“华裔朋友（指陈济棠的儿子）提出在深圳办一所大学，以美国的办学方法，设管理系、电子专业，教员请外边著名学者兼课，管理请华人当校长，规模大得很。”

梁湘说：“我们觉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尤其是离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希望相差甚远……大家早就盼望您来看一看，今天总算盼到了。”

一时，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位十分硬朗的老人身上。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吸着烟……

“我们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梁湘再也憋不住了。

“你们讲，我听。”邓小平说。接着他又说：“这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我装在脑壳里，不发表意见”。

嘀嗒、嘀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都能听得见窗外法国梧桐树叶迎风摇曳发出的沙沙声。

“那么，散会吧。”梁湘宣布。

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呢？

听完汇报，邓小平在省委、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乘坐旅行车观看市容。一路上，邓小平目不暇接地望着窗外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停地询问这是什么工地、那座高楼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梁湘等人一一作答。

下午4时50分，邓小平等乘车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中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忙于采购年货的人发现了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向他们挥挥手，并亲切地向他们问好。

随后，邓小平乘电梯登上国商大厦的天台。当时，天气还很冷，80岁高龄的邓小平全然不顾，兴致勃勃地顺着这座高层大厦天台的围墙，从东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西面、南面，时而凭栏远眺，时而俯瞰近景，尽情地饱览深圳特区的建设风貌，俯瞰深圳全景。在这里，近处的深圳全景、蜿蜒的深圳河、远处隐藏在雾气中的香港，尽收眼底。

邓小平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俯瞰建设中的深圳全貌。

国际商业大厦脚下两平方公里是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在特区的规划图中，这里将成为深圳特区未来的商业金融中心，也是香港从新界跨进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门槛。这里将大部分引进外资，兴建198幢18~48层高的高楼大厦。在邓小平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通信、供水、供电、供气、防洪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初具规模。在这里，邓小平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正在崛起。

这时，邓小平的目光又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上。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大面积滑模的先进施工工艺，在这儿创造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气温明显下降。随行人员中，有人取出一件大衣，邓小平摆摆手，依然扶着栏杆，望着晚霞映照着的生机勃勃的特区。最后，他远望南方的香港，陷入了深思……

过了很久，邓小平对身旁的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的时候，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闻讯赶来的人群。看到邓小平，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直到邓小平一行上车离开，人们才渐渐散去。

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深圳工贸中心的电脑工厂和电脑软件厂参观。这个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建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电脑公司，主要生产微型电脑、电脑软件和电脑外壳等。邓小平一到厂里，就被这里有趣的电脑应用技术表演和工程师的生动介绍吸引住了，原定安排15分钟的参观时间，延长到整整40分钟。

副总工程师王兆全向邓小平介绍了他们是如何根据特区的特殊政策，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电脑技术，然后又是怎样自己制造出功能、质量完全达到先进水平的电脑设备来，既少花外汇，又赢得了时间。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连连点头。

当王兆全汇报到国外对电脑软件的生产如何重视、如何供不应求，而我们中国人多，只要通过引进样机，然后加以学习、消化，是完全有条件大量生产软件，进行智力输出时，邓小平不断点头表示同意，他说：搞软件生产，咱们中国有这个条件。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哩！邓小平望望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电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全省农村的首富村——深圳河畔的渔民村。听说小平同志要来，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早早便来到村口等候。看见自己盼望已久的小平同志终于来了，吴伯森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即迎上前扶住小平同志说：“邓伯伯好！欢迎您，欢迎您！”

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几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他们利用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优越地理条件，依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养鱼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1979年人均收入达1 900多元，居全省农村之冠。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个万元户村。1982年，35户农户全部住进了村里统一新盖的双层小楼。1983年又刷新纪录，人均收入达到2 800多元。饮水思源，老支书一再向邓小平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并高兴地陪同邓小平参观了配有空调设备的文化馆。接着，他特意请邓小平到他家做客，邓小平欣然答应。

邓小平参观渔民村渔民新居。

新春将至，吴伯森的家里一派喜庆景象。陈设精致的客厅里，两盆果实累累的金橘，增添了很多欢乐的气氛。1983年2月胡耀邦到吴伯森家里做客时，看到老吴穿着旧唐装，脚踏凉鞋，曾对他说：“你也应当穿漂亮一点。”所以今天吴伯森特意穿上崭新的呢大衣，皮鞋也叫老伴给擦得乌黑发亮。

邓小平同吴伯森一起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吴伯森如数家珍地点着家里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新式家用电器，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我们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感谢邓伯伯！是党中央和您为我们制定了好政策！”

邓小平说：“应该感谢党中央。”

接着，邓小平又询问了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 800多元，家家是万元户。吴伯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

走出客厅，邓小平参观了老支书家里的卧室，走进厨房观看了那全套不锈钢炊具、电子煤气炉以及院子里的各种花卉，并愉快地同老支书一起站在门口，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念。

当走出渔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水平，全国人民达到要多少年？”

邓小平说：“大约需要100年。”

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

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回想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再加50年”，那不正是下世纪中叶吗？显然，这不是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只不过一向注重实际的邓小平更重视从实际出发，从1979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从实践中论证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从1983年江浙之行对小康目标的论证，到这次的南方视察，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宏伟的目标。他曾经说过：也许我们活不到下个世纪，但有责任提出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

深夜，桂园别墅楼上的灯光还亮着。深圳的许多干部群众还站在宾馆外，远远地望着那窗口亮着的灯光。他们在想：邓小平此刻在思考什么？深圳，在他心中是怎样的一个印象？

局外人也许很难理解此刻深圳人的心情。因为明天邓小平将要去蛇口，据说随后要去珠海，然后经过广州回北京。在深圳的这两天时间里，他看了不少地方，但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只看不说。如果他对深圳一句话也没说，如果几年来深圳人一切“大胆的尝试”都得不到肯定，结果将如何？深圳人都期待着邓小平能对深圳有个“说法”，但直到第二天离开，邓小平一直没有打破这个“沉默”。

1月26日上午8时30分，当汽车的马达声响起，邓小平乘坐的小轿车缓缓滑过桂园别墅的林荫道驶向蛇口时，邓小平也许不会想到，他此时留给深圳人的是一串沉重的问号……

1个小时后，车到蛇口，邓小平一行来到濒临深圳湾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里是香港招商局主办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只有4年多的历史。宽阔的道路绿树成行，现代化的标准厂房鳞次栉比，已建成的47个独资和合资企业中，30个已开工生产。

在工业区办公大楼7楼会议室，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他说，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建成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区，共花去人民币1.5亿元，但却没要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筹资或贷款解决问题。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

邓小平听取深圳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介绍情况。

袁庚谈到这里，觉得邓小平年事已高，听汇报时间不宜过长，便说：“再谈5分钟结束汇报。”

邓小平说：“没关系。”

袁庚又继续讲了20多分钟。他说，这几年蛇口工业区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人事劳动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除此之外还实行了工资、住房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他说，工业区有很大的自主权，办事不需左请示右请示，看准了就可以拍板定案。想当厂长、经理的人也没有什么后门可走，全部实行招聘制，靠本事吃饭，靠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说着，袁庚把36岁自学成才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要乔胜利坐到他身旁，问他的学历、年龄、工资收入和生活等情况。邓小平说，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

听完汇报，邓小平走到窗前，指着一派繁忙景象的蛇口港码头，问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接着，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在轧制铝薄板的机器前，厂长指着一批包装好的产品说，这是准备发运美国的铝薄板。邓小平听了，走上前去，仔细地看了看木箱上的英文字，又拿起自动冲床刚冲压出来的圆片称赞说：“很薄，很光。”

结束对铝材厂的视察，邓小平一行登上微波山视察微波通讯站，并从山顶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他还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了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

10时30分，袁庚请邓小平到即将在春节期间开业的“海上世界”做客。这是由一艘退役海轮改建而成的服务设施，这艘海轮在法国建造，戴高乐总统曾经乘坐过，后来被中国远洋总公司购进。

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大家都有点累了，陪同人员劝邓小平到房间休息，可邓小平的精神特别好，在女儿毛毛的陪同下，来到顶层甲板上。邓小平时而望望蛇口工业区，时而转身远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景色，时而又移眸伶仃洋海面上的艘艘快艇，脸上不时浮现出舒心的微笑。

午宴上，邓小平特别高兴，连饮三杯茅台酒。应“明华轮”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邓小平离开“海上世界”时，自发来欢送的人群热烈地鼓掌，并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一行的车队朝港口驶去。

车上，梁湘问邓小平：“您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就是绿化还不够。”

梁湘回答说：“今后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尽快把深圳绿化好。”

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了对深圳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朝着珠海经济特区驶去。

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是，这“满意”是人们仅仅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因为在深圳的这几天里，他自始至终没有说多少话，特别是没说一句结论性的话。

二

26日下午，邓小平乘炮艇渡过伶仃洋到达珠海，入住中山温泉宾馆。邓小平要在这里休息三天，然后再到珠海市去看看。

27日，邓小平和家人正在宾馆散步。忽然，听到对面的游人向他高喊：“邓伯伯好！”“小平同志好！”“邓爷爷好！”他马上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广州荔湾区宝盛沙地小学的吴慧明一家三口，见到邓小平后介绍说：我们是广州来的教师，是来旅游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笑了。

在中山温泉宾馆商场柜台前，

邓小平高兴地抚摸小朋友。

稍后，邓小平在参观宾馆的商场时，又一次与吴老师一家邂逅。这一次，吴老师8岁的女儿谭志颖挣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到邓小平跟前，立正、鞠躬，然后甜甜地叫道：“邓爷爷好！”

邓小平弯下腰，和蔼地与小姑娘交谈起来。小姑娘告诉邓爷爷，她是广州荔湾少年宫学书法的学生，作品还拿到国外展出过，很想送幅字给邓爷爷。邓小平认真地问：“你写什么字呢？”小姑娘不假思索地说：“我祝您长寿，就写‘长寿’两字好吗？”邓小平听后笑着连说：“好，好，好！”接着又弯腰亲吻了另一位老师带着的小男孩，才向他们挥手道别。

温泉宾馆背靠罗三妹山。28日上午9时，邓小平到山上散步，一直登上山顶。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警卫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说完继续向前走去。

随后，他在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和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等人。

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说：“看来路子走对了。”

29日上午，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和市长梁广大等来到中山温泉宾馆，接邓小平到珠海市参观。

途中，邓小平一边观看市容，一边听取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吴健民知道邓小平的耳朵有点背，所以一直是靠在他耳边向他介绍情况。邓小平极少插话，只是仔细地听着。

当吴健民谈到珠海经济特区创办5年间引进的投资项目时，邓小平问：“为什么在特区的项目那么少？”

“因为特区的范围划得小，才15平方公里多一点。开始引进的项目，多放在各个公社中去了。”

“嗯……”邓小平听后，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但他没有发表意见。

车子很快就驶进了拱北，先后经过了拱北工业区、通澳门的口岸、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飞机场和南山工业区。邓小平虽然没有下车，但在车上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有时还向坐在他身边的吴健民了解有关情况。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到这些，邓小平欣慰地笑了。他对珠海的规划格局表示满意。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了香洲毛纺厂。年轻的厂长黄国明是珠海人，改革的洪流把他从一名普通的渔家子弟推到了中国第一批补偿贸易型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者岗位上。1978年冬，香洲毛纺厂正式签订了中外合作办企业的合同。这是我国步入改革开放历程后签订的第一批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合同。这个厂从基建到投产前后不到一年。

邓小平参观了该厂的洗毛、混合、梳毛、走锭、纺纱、合股、成件、包装各个工序。

“这些设备是哪里的？”邓小平看得十分认真，边看边向黄国明提问。黄国明按每个工序的运作作了简要的介绍。

“是从联邦德国、瑞士、日本引进的。”

“原料是哪里的？”

“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产品销往哪里？”

“全部出口。我们是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

“三来一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出现在工业经济辞典中的一个新名词。尽管这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经营模式，但对工业基础几乎是空白的珠海经济特区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三来一补”创造原始积累的财富，继而向自主经营的外向型企业方向发展，香洲毛纺厂“借鸡生蛋”，已成为由中方独立经营的外向型企业。(https://www.daowen.com)

在香洲毛纺厂看了20分钟之后，邓小平一行乘车来到了狮山电子厂。这是一家珠海市自行设计、生产收录机及音响的替代进口型企业。见前来接待他的厂长李振是个年轻人，邓小平高兴地同他握手。

接着，李振向邓小平汇报了建厂的情况。他带着邓小平沿着整条作业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作详细的介绍。珠海工业几乎是从一片空白起步，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能生产出自己设计的收录机、音响等电子产品，这毕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临别前，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子厂的产品展出橱柜，认真地听着介绍，然后他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厂长，问：“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

“我是自己学习的。”李振回答说。

邓小平显然没有听清楚，侧耳问身边的人。女儿毛毛说：“他是自学的。”

邓小平笑着说：“是自学成才的啊。好！”

这时，吴健民插话说：“我们大胆使用这批年轻的干部。”

邓小平问李振：“你多大年纪了？”当这位厂长回答“28岁”时，邓小平连声说道：“好！好！年轻人管理工厂好，年轻人办事好！”

上午10时左右，邓小平到刚刚落成的珠海宾馆休息，宾馆总经理张倩玲陪着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宾馆。邓小平说：“这里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

中午，邓小平在珠海宾馆用午餐。席间，吴健民对邓小平说：“中国兴办特区，同时充分利用港澳，是难以分开的一个统一的问题。深圳和珠海，感受尤深。这也许算是中国的特色。”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突然，他问吴健民是不是大学生。吴健民回答说：“我没有上过大学，1956年8月至1957年12月，我曾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与卓琳同志是同一期的同学，我年纪大了，已决定退下来。”邓小平听后略转过头去，用慈祥赞许的目光望着吴健民。

按照接待方案，考虑邓小平第一次到珠海来，机会难得，珠海特区希望他能给珠海题词。总经理张倩玲请示了梁广大后，特意准备好桌子和笔墨纸砚，摆在邓小平用餐后的休息室里。

待邓小平用完餐并稍事休息后，张倩玲走过来，怀着企盼的心情对邓小平说道：“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心情愉悦的邓小平欣然接受。他在人们的簇拥下，站起身来向桌子走去，拿起笔蘸了蘸墨汁，问道：“写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十分果断地挥笔题下了令珠海人民永远难忘的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这是他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这不由又一次使人们联想到：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不挥毫题词呢？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为珠海题词的消息后，心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求邓小平题词。市领导的这一决定，实质上是想通过这一方法请小平同志给深圳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何尝不是深圳人的共同想法呢？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乘车离开珠海前往广州，路经顺德时，邓小平下车参观。在清晖园，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顺德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他说，顺德人养鱼、种蔗、种花，发展商品生产，正逐步富裕起来。

在听取汇报时，邓小平插话说：“塘鱼产量高，值钱，各种糠皮可以喂，我在泰国看到很便宜。”“日本人一个人有100斤鱼，所以体质好。”“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利用得还可以，水不行。”

到达广州后，邓小平下榻广州珠岛宾馆。

此时，邓小平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在等待他的题词。

张荣接受任务后，即于30日一早赶到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第二天是农历的大年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盼望着……

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讯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1月31日，邓小平参观了白天鹅宾馆，称赞这是搞得较好、赚钱的大饭店。邓小平在看了总统房后说，美国宾馆的总统房比这里的差得远了。就那么几个房子，要900多美元。他问宾馆的负责人：“这个多少钱？合美元是多少？”听完报价，邓小平说：“按这么算，这里的总统房值3 000美元。”

2月1日，时间已到了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气袭人。早饭后，邓小平领着外孙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接着，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兴奋得完全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礼节。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响起——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深圳市副市长邹尔康拿起听筒。

“题了！题了！”听筒中传出的是张荣激动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尽量控制着激动的心情急切地问。

张荣说：“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他题的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但是，他并未说出来，而是在心中反复酝酿，最后才下结论。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而作出的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1984年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杜鹃开得格外火红，金橘黄得格外耀眼。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心里又是何等喜悦啊！

三

2月7日，邓小平在王震的陪同下，从广州乘专列来到了厦门。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欢乐的新春佳节的气氛之中。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福建省省长胡平、中共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厦门市市长邹尔君等省市党政军领导到车站迎接。邓小平一行下榻在厦门宾馆5号楼。

厦门有“海上花园”之称。厦门春暖花开，阳光明媚，木棉、玫瑰、茶花、蔷薇争芳斗艳。鹭岛一派生机。

8日上午，邓小平和王震在省市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已建成投产的东渡港5万吨位码头1号泊位。邓小平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朝驳岸走去，他关心地询问工程负责人：“工程进展好吗？”

工程负责人答道：“首期4个泊位已经建成，现在正抓紧储运仓库和港区道路建设。”

“好！好！”邓小平连声说道。

接着，他又了解了泊位的堆场建设情况，当他听说1号泊位已由杂货码头改为集装箱码头时，赞许地说：“要得，这一步有远见嘛。”

工人们正在安装集装箱装卸桥吊。邓小平几次手搭凉棚仰首观看，频频挥手向工人们致意。当他向2号、3号泊位走去时，看到数台10吨级龙门吊一字排开，他微笑着对身旁的有关领导说：“就是要按现代化港口标准来建设。”当他得知这样规模的岸式杂货码头当时是国内最大时，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他对陪同的有关负责人说：“发展经济特区，一定要基础设施先行。”

当邓小平同港区的同志们挥手道别时，深情地望了望东渡港区，嘱咐大家：“形势很好呀，希望你们扎实干，干得更好些。”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登上了“鹭江号”游艇，项南坐在他身边。邓小平一边游览海上风光，一边听取项南汇报工作。

项南把一张厦门市区图在邓小平的面前摊开，指着地图对邓小平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应当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

“为什么？”邓小平问。

项南回答说：“2.5平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意思。”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看着地图，听项南汇报到这里，他扭头看了看身边的王震，问道：“你说行不行？”

邓小平乘“鹭江号”游艇游览厦门海上风光，听取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汇报。

王震说：“我完全同意。”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听了这番话，都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接着，项南又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 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听到这里，邓小平赞许地点着头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

项南又说：“现在台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厦门特区变成自由港，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可以考虑。”并关切地问：“自由港实行哪些政策？”

项南回答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往来，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听后，静静地抽着烟，望着窗外的大海，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不容易，但没关系，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在游艇上，项南建议把正在建设的厦门机场改称“厦门国际机场”。项南说：“建厦门机场就是为了飞新加坡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将来还可以飞台湾。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

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同地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游艇环鼓浪屿一周后，邓小平一行登上了鼓浪屿码头。时值春节，鼓浪屿和厦门岛一样喜气洋洋，鼓浪屿码头游人如织。

忽然，鼓浪屿从未有过地欢腾起来了，拥挤的人群自然而然地让出一条路。举国上下无人不识的小平同志出现在人们面前，群众欢呼着，用劲地鼓掌，人们争先恐后地奔走相告，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眼前这位给他们带来好日子的慈祥的老人。

邓小平一路走也一路鼓掌，不时向人们挥手致意。不少人向他伸出手，他微笑着一一握着。当邓小平满面笑容地来到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向他传来：“邓爷爷好！”邓小平慈爱地走上前去摸摸他们的头，拉拉他们的手，拍拍他们的小脸蛋。

在音乐厅路口，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邓小平停下来，伸手摸摸小孩的脸腮，抱过小孩，在他脸上亲了亲。80岁高龄的邓小平用这些无言的举动对祖国的花朵、对特区未来的建设者们表达了无限的深情。

随后，邓小平缓步登上了日光岩，领略鼓浪屿的自然风光。他情不自禁地对随行人员说：“这里风景好，我们合影留念吧。”

接着，邓小平接见了鼓浪屿好八连和厦门水警区官兵代表，并分别和他们合影留念。

2月9日上午，邓小平到厦门大学视察。厦大的各级负责人、著名教授、先进工作者和学生代表200多人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早早地汇集在建南大礼堂。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驶入厦大的校园，师生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厦大的几位负责人迎上前去，邓小平亲切地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同志们好！”并在师生的簇拥下走到礼堂前，同他们合影留念。其他没有参加会见的学生们闻讯也赶来了，邓小平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并连连说：“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学生们兴奋得直鼓掌。

带着对这座著名海滨学府的美好印象，邓小平又匆匆地前往正在建设中的湖里工业区。

来到湖里工业区的建设工地，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委会办公综合楼外，区内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印华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印华地砖厂也未正式投产。

邹尔君后来回忆说：“中央是1980年批准办特区的，但湖里到1981年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动工。那时我们心里很着急。因为深圳、珠海进展都很快，而我们还在同土打交道，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市委书记陆自奋也说：“厦门真正地动起来，是在1982年以后，这样在时间上差距就比较大。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了厦门。”

在这里，邓小平看到了厦门特区与深圳特区的明显距离。在特区管委会接待室，邓小平站在厦门特区远景规划模型旁边，一边认真听取厦门市市长兼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君关于厦门特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和讲解，一边陷入了沉思。厦门是我国天然良港和东南门户，与台湾隔海相望，金门近在咫尺，厦门具有独特的区位和人文优势。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对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对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厦门经济特区必须上得快一些，应当办得好一些。邹尔君回忆说：“小平同志1984年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说，我们比较慢，我们现在才抓这些事情。他只讲了一句话：‘对头。’”邹尔君还回忆说：“当时最苦恼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特区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一眼就望穿了，要求扩大到全岛；二是在经济特区方面，赋予自由港政策。当时我向他汇报时，他点头微笑不答复。后来，他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你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作决定。’”

当邹尔君汇报完毕后恳请小平同志题词时，他欣然应允，在铺开的宣纸上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的题词。

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

当天，邓小平还视察了厦门国际机场和陈嘉庚先生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村。

在集美学村，邓小平怀着对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的敬意，先后参观了集美鳌园、陈嘉庚故居和归来园，并在归来堂听取了集美校委会负责人关于集美学村发展过程和今后规划的汇报。邓小平赞扬广大华侨支持祖国四化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并指示有关领导要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

在厦门的几天里，邓小平每天都外出视察。不外出时，就在下榻的宾馆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代表、台胞代表、华侨人士和港澳人士。在同原台湾成功大学教授、1981年回大陆定居的厦大物理系教授沈持衡交谈时，邓小平还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2月10日，邓小平一行结束视察工作，将要离开厦门。临走之前的计划是在厦门种下几棵树。

想不到前一天还是阳光灿烂，这天一大早雨却沙沙地下个不停。省市负责人建议取消这一活动。可邓小平——这位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却坚定地说：“下这点小雨怕什么，上山吧！”

大约上午10点来钟，邓小平和王震乘车来到万岩公园后山上。他们一下车，就冒着绵绵细雨，踩着泥泞的草地，步入植树区，抡起铁锨干了起来。邓小平种下了一棵大叶樟，项南说这是一种千年树，南国佳木。王震则选择了一棵南洋杉。不多久，邓小平、王震和省市负责人就种下了12棵樟树和南洋杉。

临近中午，雨又沙沙地下了起来，邓小平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说，这棵树这一下保活了。种完了树，邓小平的鞋子还沾着泥巴，就同王震等人一起，直接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专列。

四

2月15日上午9时30分，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徐徐驶进上海宝山宾馆。邓小平在王震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负责人的陪同下，健步走下车来。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以及宝钢总厂的领导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们一一握手。

在休息室里，黎明首先向邓小平汇报了宝钢一期工程的进展情况，同时，简要汇报了宝钢二期工程前期准备的情况，并说已做了大量工作，需要抓紧时间尽快决策。

这时，陈国栋插话说：“看来宝钢二期非上不可。”

“宝钢二期上是肯定要上，问题是什么时候上。”邓小平说。

接着，邓小平向在座的宝钢工程指挥部和宝钢总厂的主要负责人详细询问了如果决定立即上宝钢二期工程，哪一年可以干完，1984年、1985年两年行不行，每年要多少投资，投资高峰在哪一年。

宝钢的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听了宝钢的同志的汇报，邓小平心里有底了。他说：“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工程在‘七五’期间上，如果1985年只要2亿元，还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

王震也接着说：“对，还是要争取时间。”

邓小平在详细听取了宝钢同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地为宝钢集团亲笔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并和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总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及劳动模范代表合影留念。

随后，邓小平在黎明等人的陪同下兴致盎然地驱车巡视了宝钢纵横13平方公里的厂区。在延伸到江中1 600米的宝钢主原料码头上，邓小平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江水，关切地询问了码头水深、航道疏浚、能停泊几万吨级的货轮等情况，并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卸船机的高效率工作。邓小平边看边与陪同的宝钢领导同志交谈说：“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

在高炉工地，邓小平指着从日本引进的4 063立方米大高炉，详细询问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是多少立方米，在哪个国家。他还关切地询问在场施工的职工是哪个省市、哪个建筑公司的。当听说承建高炉的冶金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许多职工是四川人时，邓小平慈祥地笑了，并亲切地说：“是我们家乡的，同志们辛苦了。”邓小平亲切的乡音激起了工人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他还频频招手向广大建设者们致意。

在宝钢自备电厂视察时，邓小平登上了12米高的中央控制室，通过电视屏幕图像观看了两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情况。他询问这两台机组发的电，宝钢自己够不够用。当他了解到电厂年发电量是49亿度，宝钢每年自用只需36亿度，多余的电都输入华东电网时，他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观看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的仪表时，邓小平询问正在操作电子计算机的职工是什么文化程度，陪同的电厂厂长介绍说，几位上岗操作的同志都是大专毕业，邓小平微笑着说：“掌握电子计算机的应该是大学生。”

邓小平一行还参观了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在参观时，曾在上海市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中获一等奖的初中学生李劲和小学生丛霖，用自己编制的程序，在电子计算机上为邓小平、王震等表演了机器人唱歌、眨眼睛、下棋。邓小平问了两个孩子的年龄，对在场的上海市干部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邓小平在上海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会上。

16日上午，邓小平亲切会见了探索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干部和部分教授。

回到北京后，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对于深圳，邓小平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这次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强调：“邓小平同志2月24日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此提出的贯彻落实的意见，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关系到争取时间，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落后的状况，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一项大政策。”

邓小平的这次特区之行，对全国的对外开放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海南行政区建置的决定》，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也开始了；

6月9日，国务院宣布，批准深圳赤湾码头正式对外开放；

7月4日，国务院宣布，批准将珠海市湾仔码头辟为向澳门开放的客运口岸；

11月2日，国务院宣布，将沙头角辟为深圳经济特区口岸；

11月29日，国务院批准将汕头特区的面积调整为52.6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