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求医需谨慎

15.求医需谨慎

目前在美国,对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费用高昂、不在美国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内、诊断的主观性较强,也就是说你不能通过查血来确诊孤独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指南》(第五版)不再把阿斯伯格综合征列为单独的诊断项目,而把它并入孤独症谱系。不管现在还是将来,确诊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做出不同的判断,但目前医学界对于女性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认知还比较有限。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发现者汉斯·阿斯伯格先生只罗列了男性患者的症状,所以医生们在对女性进行诊断时缺乏可靠的参照标准。好在这种情形正在逐渐改变。

我认为女性患者的症状与男性患者存在很大差别,而现有的许多医学文献只探讨男性患者的症状,这就导致部分女性患者被误诊,当然她们也就得不到相应的治疗。(芭芭拉·尼科尔斯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成年阿斯伯格综合征联合会)

被确诊为阿斯的人通常都认同这个诊断。到目前为止,我的受访者没有一个会怀疑诊断的准确性。但我还遇到过一些人,他们曾经好几次被诊断成别的病症;还有些人被诊断出只有一部分症状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相符,很可能他们就诊时医生只注意到某一方面的症状(如抽动现象),或者只注意到一些并存症的症状(comorbid condition)(如双相情感障碍)。误诊造成的不幸后果是,阿斯女们服用的药物要么不对症,要么只缓解了并存症的症状,而她们也得不到阿斯患者所需的医疗支持。这对她们今后身体的健康、生活的幸福乃至经济状况都会造成损害。

我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引发的多重人格等等。我几乎吃过每一种抗抑郁的药。25岁那年我确诊为阿斯,在那之前,一名精神科医生试图用尽世上所有的检测方式来证明我不是。确诊之后我终于如释重负。(波莉)

误诊意味着医生给我们的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无论是针对工作大学学习、生活还是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误诊可能会导致我们精神失常,甚至危及生命。

我大学时期的经历实在可怕。我一度努力让自己和别人一样,努力表现得合群、结交朋友、参加各类学习小组、获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最后我的体力和心力都被透支,几乎崩溃,于是去咨询校医院的医生。医生只和我谈了15分钟,就给我开了一包帕罗西汀 [1]完事。四天后,我感觉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要我拿起刀子砍自己,于是医生又开了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癫痫和情绪稳定剂。那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服用抗精神病药之后我出现了幻觉,一直听见一个声音命令我自杀,令我恐惧万分。我怎么都想不到是药物导致我幻听,我以为自己大概真的疯了。后来我由于自杀未遂被送进医院,随后被诊断为“分裂情感障碍”。

停药两年之后,那些自残的想法彻底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幻听,其他的很多问题也不复存在了。我参加的抗焦虑辅导团队中有两名明察秋毫的治疗师,他们综合分析了我所有的情况,最终指出我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现在我服用一种细心配制、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混合药物,它有助于我的身心保持稳定状态。(希瑟)

许多女性从未发现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后来她们的子女(通常是儿子)被确诊了,医生才反过来在父母身上寻找根源。

我曾多次被误诊,分别被诊断为智障、多动症、双相情感障碍(因为我经常情绪崩溃,也常对身边发生的事没有知觉);而在13岁时我又被诊断为抽动症(Tourettes),因为我经常拍手、言语不清、目光游离,还会突然发出咕噜声。在我两个儿子都被诊断为孤独症之后,我才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黛姆·凯文)

我们的第三个孩子被确诊后,我和丈夫才开始注意自己和孩子身上的相同之处。我一直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被确诊为阿斯则让我如释重负。(珍)

我被误诊的次数多得数不清……医生给我开了各种精神方面的药,但服药以后我身体的反应都很糟糕。后来学校老师怀疑我最小的两个孩子有自闭倾向,我心想:“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不过是像我罢了。”于是我四处搜罗并阅读了许多关于孤独症的资料,想证明那个老师是错的,最终却意识到我们家庭中的多数人都在孤独症谱系上,而医院的诊断也证实了这一点。(波姬格兰)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女性第一次在孩子的诊断书上看到“阿斯”一词时,都会联想到配偶的一些怪癖,认为孩子是受了对方的遗传。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自己也有问题。我曾经在一本有关男性阿斯的书里读到关于女性阿斯的只言片语,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可能也在谱系上。在电影《莫扎特与鲸鱼》中,阿斯女伊莎贝尔的形象巩固了我这一想法,而她的原型是玛丽·纽坡特(Mary Newport)[2]。我把这部电影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之后,忽然意识到她跟我是那么像!从此我开始钻研能搜集到的一切关于阿斯的资料。

没有阿斯子女的人不得不去找医生做一系列的排查。如果没有免费医疗或者特别好的医疗保险,又有几个人负担得起这笔费用呢?很多情况下,“自我诊断”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其结果往往也是准确的。有些女性是在“自我诊断”之后,才特地存钱、接受检查、与医保公司斗智斗勇,最终才得到官方诊断。

我还没被确诊,因为我没有医疗保险。但我小时候曾被诊断出社交恐惧症、广泛性焦虑症、强迫症以及抑郁症。这些病症确实和我遇到的一部分问题相吻合,但我总感觉它们描述得还不够全面。跟它们比起来阿斯伯格综合征倒是更贴近我的真实情况。(艾伦)

2008年,我自诊是一名阿斯患者;2009年2月,我终于得到官方诊断。(蕾切尔)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名神经心理学家,想跟她探讨诊断成年阿斯患者的可能性,但她说只给儿童做诊断。我发现她对阿斯的了解很模糊、很有限,对女性阿斯的了解就更少了。她说她在诊断的过程中会找家人了解情况。后来我又打电话问了很多医生,其中大多数都说他们只诊断儿童,而愿意诊断成人的,都表示一定要找就诊者的家人了解情况。虽然有些阿斯女很幸运,有个充满爱且善于观察的母亲,但也有不少阿斯女从小就在身体上、情感上甚至性方面受家人虐待。我们不能忍受让这些虐待过孩子的人参与诊断过程,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孩子施虐,或者对这种事睁只眼闭只眼,你就不能指望他记得孩子成长的确切细节。(https://www.daowen.com)

我快21岁时才被确诊,此前没人知道我有任何自闭倾向。回想起来我确实与众不同。我曾多次突然昏厥,也常常挨打,而且被我哥哥性虐待过。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肯承认我的确得了阿斯伯格综合征。(莎伦)

我从小就遭到父亲性虐待,但别人不相信我的话,总认为我在撒谎。家人总是告诉我要“正常一点”。直到最近我才被确诊。(布兰波尔)

如果阿斯女的年龄很大,她们的父母如果还在世,肯定也已经七八十岁了。即使他们是好爸爸好妈妈,很多往事可能也想不起来了。在我们小时候,父母往往会让孩子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玩,有时大半天都不知道孩子跑哪里去了。除非孩子明显表现出异常,否则父母不会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只要孩子吃饱穿暖、平安无事,大人就觉得责任尽到了。

即便我们得到确诊,也还是会被其他医生质疑。

我跟许多医生咨询过有关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问题,但大多数都不相信这个诊断,因为他们觉得我看起来很能干,能把日常生活打点得很好。(布兰迪)

许多医生和健康专家对阿斯伯格综合征有负面印象,在他们眼里我们的诊断书就跟死刑判决书似的。

医生说我的病无药可治,除非我吞下大剂量的药,进入“人工休克”状态。医生还说,根据我之前的工作经历,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会导致我自杀。她给我的感觉是,我最好躲在一个保险柜里度过余生。(布兰迪)

幸运的是,现在大多数医生都不至于这么无知了,而许多专家也在努力研究阿斯伯格综合征,包括它的发病征兆、症状、积极影响以及复杂性等等。

给阿斯姐妹的建议

在我2009年出版的《跟阿斯伯格男士交往的女孩必须知道的22件事》中,我提到除了阿斯伯格综合征本身,我们还会面临许多别的困难,比如如何确诊、如何得到后续建议和支持,以及如何让别的医生相信这个诊断。

如果诊断结果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你大可置之不理,但我至今还没碰到哪个阿斯患者会质疑这个诊断。如果和实际情况相符,你不妨运用从书上、网上、治疗师和支持小组那里得到的信息来帮助自己。即使你尚未被确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不会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

随随便便开一大堆药的医生,你一定得警惕。如果我之前讲的事例还不足让你警觉,那么你可以在下一章读到更多例子。谨慎开药是医生的责任,但你也要谨慎用药,一次只吃一种,如果出现恶性的副作用就立刻停药。建议参照天宝·格兰丁在《用图像思考》(Thinking in Pictures)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合理用药的科学指导。

给父母的建议

世界上有好医生也有坏医生。有些医生精通阿斯伯格综合征,有些则一窍不通;有些医生视野开阔,有些则目光短浅。他们只是人,不是上帝。试着找一个让你喜欢、信任并且敬重的医生,他应该乐意了解你的顾虑、接受你的判断,应该不会对你或你女儿的自我诊断不屑一顾。毕竟只有你女儿最清楚自己的生活经历,如果你一直在她身边,又善于观察,那么你也是最了解她的人。一旦得到确诊,你就要开始满腔热情地学习关于阿斯的知识;如果你不积极行动,你女儿的生活旅途兴许就会布满荆棘。你要积极学习并参与她成长的过程,如果你不能助她一臂之力,就会成为她成长的障碍之一。


[1].一种抗抑郁药。

[2].电影根据她与丈夫杰瑞·纽坡特(Jerry Newport)的故事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