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外宣翻译研究之学科属性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外宣翻译的翻译属性与传播属性共生共存、相互促进，外宣翻译研究也从翻译学与传播学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正沿着交叉性学科，或者说交叉性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因此，外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较一般学术探究更为明显，这是由外宣翻译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即传播学与翻译学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的。
3.2.2.1 外宣翻译研究之翻译学属性
“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中心语与被修饰对象，是本质性界定语。说到底，外宣翻译就是一种翻译，是关于对外宣传与报道文本与语篇的翻译。外宣翻译的性质也更多地反映在翻译的层面，因此外宣翻译研究与翻译学或曰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前文对翻译的定义探讨中不难发现，翻译的本质涉及“形式、内容与功用”三大维度，作为特定翻译类型的外宣翻译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语言转换、一种内容传译与一种功能实现。因此外宣翻译研究就涉及一个描述译学的“翻译三角”（朱义华，2005：28）问题，即语言形式（符号表证）、思想内容（感知体验）与译文功能（或曰翻译价值，或指译文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见图3-1）：
图3-1 翻译三角
从图3-1可以看出，翻译三角与语义三角颇为近似，外宣翻译原文材料的语言形式与符号可以承载、表征人类的思想内容，并通过人的思想与干预（如译者的翻译，诸如赞助人等政治利益集团的有形或无形影响等）来实现外宣译文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的读者反应与传播效果，而外宣材料原文与译文能否引起读者的反应、发挥应有功能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而是通过外宣传播者与译者等主体间接发生作用。因此，外宣材料原文仅仅是信息来源的提供者，并非信息效果的产生者，外宣译者或者说外宣从业人员才是效果的传递与实现者，他们的角色至关重要。外宣译者在语言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了原文思想内容的传达与意图效果的传递。在此过程中，译者主动参与了原外宣材料的重新采写、编辑，思想内容的选择、组织、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添加（或有意、或无意），目的意图的灵活传递，其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
外宣翻译研究的是外宣翻译，而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翻译活动，其过程必须存在语言符号的转换，这是翻译的前提。与此同时，原文外宣材料的内容也应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忠实传达，否则就变成了外宣采写而不是外宣翻译了。正如许钧、穆雷（2009：4-12）所指出，“转换”的“绝对性”与“对等”的“相对性”始终是翻译本质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转换”是构成翻译绝对性的必要条件，不存在语言形式、音韵或意义上的转换则不能叫翻译；而“对等”则是具有相对性的必要条件，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思想意义与功能价值上必须有充分的部分对等才叫翻译，但绝对完全的对等则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译者主动转换并参与建构的外文传播材料，它与原外宣材料在思想内容上存在某一“忠实”或“对等”度，以求实现原材料的外宣目标与效果。相应地，本体论观照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就应该基于翻译学来探讨外宣翻译，从语言转换及其策略技巧、内容传递及其忠实程度、翻译选择及其实际效果等多个层面来展开研究。
3.2.2.2 外宣翻译研究之传播学属性
在“外宣翻译”这一术语中，“外宣”既是修饰语，也是性质界定语，是“外宣翻译”之所以被称为“外宣翻译”而不是其他翻译，隶属于“对外宣传”而不是“对内宣传”范畴的先决条件。因此，外宣翻译研究就必定与对外宣传或对外传播密切相关，这就涉及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维度。
在全球化时代，翻译已成为信息传播与大众传媒的工具，是不断地延伸人类信息渠道的保证。摆脱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从传播的角度和跨文化的语境下研究翻译更有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黄晓琴，2009：47）。况且，外宣翻译活动的目标与最终所追求的效果均表现为信息传播与对外交流的性质，其整个过程必须考虑到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场合与传播效果等传播学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传播学规律来看待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将有利于从宏观的视角切入来推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宣传与翻译报道工作的开展，促进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探讨与理论建设工作的深入。(https://www.daowen.com)
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宣翻译工作的传播流程，我们先来看看信息传播的流程图。1955年，美国传播学者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传播的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信息传播过程（见图3-2，转引自李良荣，1999：25）：
图3-2 信息传播过程
据图3-2，外宣资料原文为信源，政府部门、各行各业与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或传播者，他们通过语言与图像等符号对信息内容进行了编码，再经由个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形式进行传播，在信息获得传播后将符号体系还原为可以理解的思想内容，以供受众接受。图3-2是关于同一语种信息的传播，所以在“信源”与“符号制作”之间没有“译者”或“翻译”一环。而在对外传播工作中，由于涉及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符号，上图中“符号制作”实际上涵盖了“原始信息发布者的符号制作”与“翻译者的符号转换与重新制作”两层意思（见图3-3）。经外宣译者重新编码的信息，通过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个人传播三种传播形式与渠道传达给受众。受众接收信息前根据他们自身已有的知识与习惯对外宣译文信息进行认知转换与内容还原（即图3-2、图3-3中的“理解、解释”环节），最终产出对外宣传或对外传播效果。因此，从传播学视角看来，本体论观照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就应该对外宣主体、外宣目的、外宣内容、外宣渠道、外宣受众、外宣场合与外宣效果进行全方位探讨。
图3-3 外宣信息传播过程
从图3-3可以看出，在外宣信息传播中，受众能否准确、完整地接受传者的信息，对外宣传的效果能取得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符号还原”一环，即受众对外宣译文符号的理解与阐释这一环节。然而，由于信息发布者、译者和受众存在语言、文化、习俗等多重差异，再加之传播过程与还原过程中“噪声[8]”的影响，“符号还原”的真实度必然受到很大的阻碍，只有信息发布者、译者建立起与受众近乎相同的认知结构或曰“认同感”才能取得外宣效果的最大化。
外宣翻译的传播学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译者从传者那里获得原语的意义以及承载的文化信息，运用受者的语言结构规则和熟悉的交际规则，对原语的信息进行理解和表达，使信息进入受者的文化语境，与对方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碰撞、相融合（黄晓琴，2009：48）。这其中，文化战略的考量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对外宣传工作者的译员在思考如何实现信息传播与对外交往的同时，也应审视文化的趋同与异质性问题，一方面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身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则以一种受众文化认可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形象的建构。可以说，文化战略与国家战略并举始终是外宣翻译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外宣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领域。
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属性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外宣译者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所承担的任务与所发挥的能动作用。首先，译者应在芸芸众生的信息海洋中选取符合传播的信息，即负责解决“译什么”的问题。根据对外宣传的“三贴近”原则，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传播信息，把构建中国话语权、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作为中心传播任务。其次，在于解决“怎么译”的问题。对外传播中衡量翻译作用的标准是受众的接受度。译者作为传者和受者这两个主体的中介，不单纯是语言转换活动的施为者，更是文化融合和文化共识的提供者。在解决了“译什么”和“如何译”的情况之后，才能通过不同形式的传播渠道把信息交于受众。具有一定认知结构和能力的受众对已翻译的文本信息进行“符号还原”，并对传播内容做出反馈。而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翻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决定信息的流量和走向，而且还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建立认知共性的依托。因此，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探究应该与翻译学进行有机结合，对译者及其主体性的研究应该是外宣翻译研究的重点之一。
综上所述，外宣翻译研究的翻译学视角让外宣翻译的过程与要求更为清楚，而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则使外宣信息的传播流程与外宣效果的实现方式更加明晰，从而为借鉴翻译学与传播学研究成果来推动外宣翻译的学术性探究，提升外宣工作的实际成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