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 外宣翻译之特点
外宣翻译的“外向性”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国内宣传那样带有明显的“宣传腔、领导腔”与“教育、说服”的口吻，也不能完全回避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宣传的“传话筒”功能，既不能不顾国家利益与政治严肃性，也不能损害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合法利益，既不能唯我独尊、目中无人地吹嘘宣传，也不能卑躬屈膝、一味盲目地迎合外国受众的需求。因此，外宣翻译在政治意识、文体风格、思想内容、宣传基调、宣传特色等方面均有鲜明的特点。
4.4.1.1 政治之敏感性
国家层面的外宣文本除了包含基本的信息内容之外，往往是对政治立场或政治主张的一种宣传推介或影响传播，外宣译员不可避免会碰到诸如有关领土、主权、人权、外交等方面的政治敏感性话题，外宣译者只有保持敏锐的政治头脑，再加之自身扎实的基本功才能避免出错。
一方面，外宣翻译工作的政治敏感性既体现在对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维护，也包含于对政治立场、口吻与语气等的准确传达之中。比如，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对外宣传时应明确其主权归属，将其增译为Taiwan，China或Chinese Taiwan，而绝不能出现The Republic of China一说（可能会造成“两个中国”的粗误解读），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政府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发表讲话时，经常会用到“尊敬的各位同事”，如果简单对应将其译为respected colleagues不但没有表达出对对方的尊重，反而显得领导人与听众之间过于陌生化，拉大了与听众的距离，而将其改译为dear colleagues则很好地再现了国际演讲惯例中的口吻与语气，增强了听众与演讲者之间的亲密感，更是对听众在交流礼节上的一种尊重。
另一方面，外宣翻译工作的政治灵敏度还体现在外交的严肃性上。国家层面的外宣翻译工作最终是为外交外事活动服务的，因此外宣译员应保持严谨慎重的工作作风，避免在外宣翻译与报道中犯外交常识性、礼仪性甚至政治性错误，造成政治事故或损失。外宣翻译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要遵循“严肃性”原则（舒娜，2015：138）：译者不仅要考虑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还要考虑两国的政治立场的差异；译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明朗的政治态度，正确的信仰；译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采取正确的翻译策略，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影响两国人民的感情，甚至引起两国纷争。比如，“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应译为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而绝非西方国家对中国污名化的译法the Wuhan virus或the China virus；南美玻利维亚的首都是苏克雷（Sucre），而不是政府所在地拉巴斯（La Paz）；而美国的副州长不是vice governor，而是lieutenant governor，简称为Lt.Governor；等等。可见，对外宣从业人员来说，政治敏锐性与严肃性是关乎中国的对外形象与国际关系的大事，绝不能率尔操觚。
4.4.1.2 文体之正式性
由于外宣材料往往涉及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相关重要内容，信息的传播也多通过正式的渠道，因此在翻译中要注意使用较为正式的文体（冯军，2010：67），以求符合宣传材料与传播媒介的“场合”。一般说来，正式文体往往是介于严肃文体与非正式文体之间的一种语言修辞风格，是语言与社会使用者和所处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正式文体具有一些共有的特点：喜用大词，名物化现象明显，后置定语偏多；遵守语法规则较为严格，而且句子结构也趋于避免过于简单化等。比如，“US accusations regarding China's business practices，including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re a distortion of facts”就要比“US accused China of its business practices like those in trade and IPRs，but that's a distortion of facts”在文体上更加正式，更加符合用来向外界表明我国政府严重抗议的立场，对外说明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3]实则是扭曲事实。因此，外宣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该努力做到视角客观、语汇正式、语法准确、句式合理，从而满足外语受众对于外宣译文文本正式风格与地道性译文的追求，为对外宣传赢取良好的第一印象，从而为树立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与获取国际社会广泛而有利的舆论支持创造条件。
4.4.1.3 内容之准确性
“准确性”是指对外宣原文的准确理解与准确传译，这也是外宣翻译必须首先满足的条件。这是因为不准确的理解与传译外宣原文就可能会招致国外受众的困惑与误解，不但没法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甚至还可能招徕曲解、歪解，进而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诚然，这里的准确性并非一一对应的字面翻译，而是追求同样读者反应的“功能对等”（Nida，2001a：123-130）的灵活性翻译。
比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如果译为further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看似与原文对应，但翻译中由-zation后缀组成的三个“牵强”派生词汇让英语读者有些云里雾里，不太明白究竟译文要表达何意。于是，将其改译为popularize modern Chinese Marxism，这样看似比较简单明了，但可能会使外国读者误以为我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国际上通常所指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具有中国特色而已，而其宗旨与追求都没任何变化，并非另起炉灶的新式马克思主义。因此，外宣译员在充分理解原文与考虑到外宣受众接受的基础上，采用了develop and popularize Marxism in the modern Chinese context这一形式作为最终的译文定稿，实现了外宣译文的流畅自然，也达到了外宣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https://www.daowen.com)
外宣翻译是一种突出宣传效果的信息传播与跨语言转换活动，译者应在充分了解中英语言、文化、思维差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使用语境、语法功用与语义关系，同时吸收借鉴与国内外官方宣传媒体中的提法、译法与用法，并照顾境外受众的接受与审美来灵活地传译其内涵与外延，做到理解到位、灵活表达、传译准确，确保外宣思想的准确传达。
4.4.1.4 基调之正面性
对外宣传工作最终是为了树立中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为其发展赢得友好和谐的舆论环境，这一目标定位就决定了我们的外宣工作在对外报道与传播时必须在整体上保持“以我为主，以积极、正面传播为主”的宣传基调，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外宣翻译自然也是唯此目标马首是瞻，在修辞表达上体现出正面积极的基调，尽量规避让外语受众误解误读的情况发生。比如，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如不假思索对应翻译成patriotism，很可能被外语受众理解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extreme nationalism）”，这种用法经常出现在外媒抨击中国的文章之中，是由于西方媒体长期故意的误导与宣传所致。所以，我们在对外宣传时最好采用有利于我国形象建构的积极语汇来翻译，love of the country就不会让外语读者反感，保持了正面的宣传基调。
要体现出积极正面的基调就要尊重客观事实，注意遣词造句，尽量少用“政治化、夸张化、绝对化、片面化”的表达形式，要尽量减少“官方腔”“政治腔”“宣传腔”与“口号腔”的翻译文风，将受众对外宣材料的理解负荷降至最低，确保受众有兴趣、有耐心、有收获地看下去，从而保证我们所期待的外宣效果能够落到实处。如下例所示，鉴于长期的外宣报道传统，更鉴于某些权威部门的偏好，国内外宣报道已经习惯于将参与重大活动的贵宾姓名与头衔悉数罗列，以示尊重，但西方受众对一长串在他们看来十分陌生的人名和头衔却未必理解，而全盘照译还可能有“官方腔”“政治腔”和“宣传腔”之嫌。因此，外宣翻译时只须译出本质内容，让读者获取其中之重要信息，而无须全盘照译、字字不落。
例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领导，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小晶，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梁绮萍，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夫人连方瑀，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江丙坤、关中、林益世、章仁香，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等与现场来宾和观众一起欣赏了晚会。
译文：Present at the evening were Vice Premier Wu Yi with other major lea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Secretary of Fujian CPC Committee Lu Zhangong with other provincial leaders，and Taiwan's Honorary KMT Chairman Lien Chan with his wife，as well as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Taiwan's KMT and the People First Party.（张传彪，2010：103）
4.4.1.5 中国之特色性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而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中国有很多政治术语、文化词汇、民族语汇与特色表达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外宣工作中自然会碰到许多包含中国民族文化特色内容的外宣文本，我们该如何翻译来保留我们的特色同时又让外国受众便于理解、接受，这是外宣翻译工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中国文化词的翻译来看，不论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还是历史、文化、习俗、生活等，都可通过灵活采取“硬着陆”与“软着陆”的外宣翻译策略来实现对外传播。所谓的“硬着陆”翻译策略就是在语言文字、修辞方式与句式结构等方面尽量保留的文化词与表达的中国民族性与特色性，通过异化的形式来对外宣传我国事务、立场与主张。如，将“文化大革命”译为the Cultural Revolution，“四项基本原则”译为four cardinal principles，“八荣八耻”译为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graces，“群众路线”译为the mass line，“对口支援”译为pairing assistance，而“猎户行动”与“APEC蓝”则分别译为Fox Hunting和APEC blue。
而“软着陆”的翻译则必须先了解这类词汇与表达的内涵与外延，然后尝试在译入语中找到语言、文化与认知上与原文关联最大的词汇来灵活翻译，既保留一定中国特色与中国味，同时也照顾外国受众的接受习惯，从而确保对外宣传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比如，“中央八项规定”则在外宣时可灵活译为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Eight-Point Decision on improv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conduct，“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可译为make logistics more IT-based，procedure-based and intensive，“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可处理为enable China to embark on a path to modern agriculture，“建设制造强国”可转换为turn China into a manufacturer of quality，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