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3 政治维
翻译与政治似乎从来都不分家。“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中立的，翻译行为也不可能是真正客观和中立的，而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的政治行为”（Roman Alvarez & M.Carmen-Africa Vidal，2007：1-9），外宣翻译也是如此。外宣翻译中“外宣”一词的定性修饰与界定就决定了外宣翻译具有不同于一般翻译的特点，它肩负了一个信息共享、思想交流、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与一个舆论营造、影响控制、历史建构的政治功能（朱义华，2017：25）。外宣翻译的政治性是由语言符号的政治性、社会的人的政治性与国家的政治阶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朱义华，2017：23）。“语言的政治性是彻头彻尾的，不论是从其自身结构还是从其实际使用来看均是如此”（John Joseph，2016：ⅲ）。外宣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的使用主要取决于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与组织机构、有着不同政治目的与利益需求的社会人角色，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与政治诉求将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结构。而“人生来就是政治性动物，甚至有些人将政治性这种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政治家”（John Joseph，2016：13）。人既受制于顶层的宏观政治因素的操控与熏陶，如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又受制于语言符号、社会习俗、个人地位等中观、微观政治性因子的影响与浸润。从国家的政治性来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在实施政治统治与公共管理职能时所体现的均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与主张。作为对外宣示阶级统治、传达政治主张、维护国家形象的工具，国家所开展的外宣翻译也是为宣传并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与主张而服务的，外宣翻译部门作为国家政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操控性不言而喻。
外宣翻译的“对外性”往往决定它具有很强的信息输出性，或隐或显地带有宣传、灌输与劝服的目的，集中体现为源语传播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是传播主体，尤其是国家层面的传播主体的代言人。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2004b：2）早就参透了翻译的这种政治目的性与可能结果，“翻译不仅是了解外界之‘窗口’或其他什么常谈之口号，更是当地文化自愿接受外来影响，并被之所渗透、挑战，甚至颠覆的‘渠道’”。因此，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也就不能脱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存在。而勒菲弗尔则认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而“改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务”（André Lefevere，2004a：preface）。这一“改写”超越了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体现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以及主流诗学对翻译的操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王东风，2003：16-23），始终操纵着翻译的全过程。
外宣翻译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操控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就其合理性而言，外宣译者对原文的合理改写与操控是出于国家形象建构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维护的需要。“一旦涉及意识形态与政治，任何国际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胡芳毅、贾文波，2010：25）。这种操控对任何一国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诉求，也可以说是出于国家利益原则。一方面，这种政治参与积极宣传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抵制了外国意识形态的无形渗透，确保了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就其不利的方面来看，如果外宣译文像原文一样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官方色彩，就我们通常所说的“官话腔”“宣传腔”“八股腔”与“政治腔”，那么这样的外宣材料将是徒劳无益的。完全不顾受众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与接受习惯的外宣译文是唤不起读者兴趣、激不起受众共鸣的，反而可能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与批判的对象。例如，例8中的外宣译文就对原文材料进行“改头换面”的译写，既传达、维护了我们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也尊重了他人的不同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为外宣效果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例8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了志气，才能有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才能志存高远，信念不移，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残不能移”；有了正气，才能不被一些腐朽思想和文化腐蚀，才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不私心，待人处事不偏心，勤政廉洁不贪心”；有了勇气，才能不唯书、不唯上，而唯实，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规律，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正做到“扑下身子摸实情，挺起腰杆说实话，尽心尽职办实事，开动脑子求实效”。(https://www.daowen.com)
译文：Only with an aspiration can every one of us has a goal in life to strive for，for it can make us far-sighted and strong-willed，never yielding to anything like riches or honors，power or force，poverty or hardship.Only with integrity can a cadre remain upright and incorruptible，for it can make us loyal to the Party，impartial to the people，and hand-clean in powers.Only with courage can a cadre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blaze new trails in a pioneering spirit to seek the truth through practice，instead of following blindly the book or the superiors.（胡芳毅、贾文波，2010：27）
因此，虽然“外宣翻译的‘对外性’决定了大多数外宣材料蕴含了国家利益、政治立场、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等‘无形之手’的操控，扮演着国家政治‘喉舌’和民族文化‘窗口’的重要角色”（朱义华，2012：98），但也要注意外宣的方式方法，外宣译文不能政治说教口吻太浓、意识形态色彩太重、观点太直白、语气太生硬。为了较为稳妥地实现外宣翻译的政治服务功能，外宣译者应当采用中国一贯的“委婉、含蓄、迂回”战略，做到措辞运用得当，用意含而不露，以求收到潜移默化、细水长流之效。与此同时，译者还必须更多地考虑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等诸多言外因素的作用，而不是单纯求助于语言层面的操作来解决政治与文化的对抗问题，而且他自身也必须有意识形态的介入。这不仅反映了译者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责任感，甚至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难怪勒菲弗尔说：“若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André Lefevere，2004a：39）
外宣翻译作为正式传播语篇，承载着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并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态度和意识的形成。雨果甚至称之为“一种暴力行为”，他指出，“当向外国进行译介输出时，被输入的民族会将该行为视为一种对抗自身的暴力行径”（转引自Zhu Yihua，2012：44）。在我国，外宣翻译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是党和国家主导下的有意识的行为，主要职责是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译介输出与宣传报道。由此可见，翻译与政治的渊源颇深，研究外宣翻译就得正视政治意识形态对它的直接介入与间接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