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 文化维
正如婚姻不仅仅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而是涉及两个家庭一样，翻译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事，而是关乎两种文化。语言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核心与基础，是文化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每一种语言都随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外宣翻译不仅是跨语言、跨地域的符号转换，更是跨文化、跨民族的信息传播与交际阐释，外宣翻译研究也不仅是研究语言转换，更应研究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
有关文化，奈达将其简单定义为“一个社会各种思想信仰与行为实践的总合”（Eugene Nida，2001b：78）。而根据人类学家泰特勒的定义，“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Edward Tytlor，2010：1）。该定义勾勒出了文化的整体范围与轮廓，但过于宽泛。而拉里·萨莫瓦（Larry Samovar）等则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具体化，提出“文化就是特定群体在世世代代的个体与集体奋斗中所有储备的知识经验、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举动、态度看法、价值意义、等级制度、宗教信仰与对时间、社会角色与空间关系的概念、宇宙观念以及所获得的实物的总和”（Larry Samovar，Richard Porter and Lisa Stefani，2000：36）。这一定义更为具体，实际上包含了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习俗文化等，因此更为全面。而且萨莫瓦等尤其突出文化的交际或传播（communication）属性，他们认为“文化是可以通过交际来学会的、表现的、传播的、保留的”（Larry Samovar，Richard Porter and Lisa Stefani，2000：20）。可以说，文化就是一种交际或传播，而交际或传播属性也是文化的属性。如此说来，外宣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或传播活动的本质就不言而喻。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或传播活动，外宣翻译对译入语受众来说也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认知途径，它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涉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语言的重构与再表述，是两种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范畴通过持续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领域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向‘他者’延伸的过程”（衡孝军等，2011：44）。在这一过程中，外宣工作者和译者正好扮演了具有能动性的“中介”角色，但他们始终没法摆脱源语文化的制约与译语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译者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与他所持的文化态度将会在译者的不自觉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制约着他的语言选择”（王东风，2000：2）。外宣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外宣译者只能代表中国文化并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来传输外宣材料中的思想内容，但与此同时他对译入语文化的文化态度也将影响外宣原文材料的选择与翻译以及各种策略与手段的运用，从而确保外宣效果的有效实现。
在外宣翻译的实践中，译者往往需要在文化传输与文化顺应（enculturation）之间找到平衡，即传播自身的文化，也尊重受众文化。所谓的文化传输即向异域文化受众输出我国的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牺牲一部分文化资本与文化内涵来适度顺应异域文化，迎合异域受众的文化规范，才能让受众有兴致读下去，并且能大致读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外宣工作的传播影响，取得成效。比如，“关公前面耍大刀”如果异化为to teach fish to swim或to teach your grandomother to suck eggs虽然迎合受众文化与理解，但中国文化丧之殆尽。因此，考虑到我国外宣工作的目标是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我们的译文就应该“不厌其烦”地采用解释性翻译来传输我们的文化，但同时为了顺应译入语文化，我们姑且将其这样翻译：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a broadsword before Guangong，the most reputed knight of his time known for its skills with such a weapon。再来看看中国两个小说人物“千里眼”与“顺风耳”的翻译。在英语文化中似乎找不出类似的人物角色，如何移植文化种子，又如何让英语受众接受，我们不妨借鉴著名汉学翻译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942）的做法，将其分别译为Thousand-league Eye与Down-the-wind Ears，既体现汉语语言文化特色，又照顾了英语语言文化规范与可接受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与传播效果。(https://www.daowen.com)
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与整体性，而英语文化则强调分析与逻辑，中国文化尚象，讲求形象思维与生动表达，而英语文化尚思，追求抽象思维与语言运用的客观具体，结果就形成了汉语表述模糊、英语表达明晰的不同修辞风格。司显柱（2007：177）认为，“与中国人模糊、中庸、求美的文化传统相关，与之相对应，西方人的文化传统则是准确、刻板、求真”。在外宣翻译中，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文化差异可能给受众带来的障碍，在翻译时通过句子结构与语言修辞的灵活运用来填补文化空白，充当文化使者的身份与思想沟通的桥梁。例如，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理念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如果翻译成Green Olympics，Scientific Olympics，People's/Cultural Olympics似乎给外国人士一种空泛之感，而译成Environment-friendly Olympics，Technology-empowered Olympics and Culture-enriched Olympics则更为具体、形象，也更符逻辑，从而顺应了他们的文化规范与接受习惯。
与此同时，外宣译员的文化态度、文化身份、文化能力与文化认同都将影响外宣翻译的措辞表达与传播效果，这是外宣译者主体性得以体现的重要标志。比如，将中国园林中常见的“廊”翻译成covered passages/sidewalks而不是corridor就是一种意欲输出中国建筑术语的文化态度，而把“北京”分别翻译成Beijing，Peiping，Peking则是译者出于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的不同文化认同与归属感而采取的外宣译文。又如，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杨宪益与戴乃迭（Yang Heisen-Yi & Gladys Yang，1978）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自身作为中国人媳妇身份的认同，在翻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采用译文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而不像霍克斯与闵福德（David Hawks & John Minford，1979）完全出于自身英文读者的文化身份将其翻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而“改革开放”中的“开放”如果翻译成open-door policy而不是opening-up policy的话，则表明外宣译者的文化能力欠缺，因为后者强调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而前者虽也有“开放”之意，但往往带有“国门被人带开、被迫开放”之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鸦片战争失败后的“门户开放”政策，产生负面宣传效应。
文化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因为“文化就是社会化，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与结果，即人的活动与结果”（刘跃进，1999：57-65）。外宣翻译同样是人的活动与结果，它没法逃避对人类思维器官大脑的产物——语言的运用，更没法逃避外宣翻译中人的参与和主体性发挥，因此对外宣翻译研究而言，文化就像一只无法逃避的隐形之手，操控着外宣翻译的抉择与外宣译品的成败。若以文化为切入点，外宣翻译研究将不仅仅是围绕语言符号或语言文化而展开，而涉及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文化体系，该系统还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宗教文化等。也就是说，外宣翻译研究除了语言符号的研究视角外，还有生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学与宗教学等学术探索视角，即分别探讨外宣翻译生态之适应性选择，外宣翻译之实际功用，外宣翻译之社会文化差异与认同接受以及宗教差异对外宣翻译的影响等，这将极大地拓展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