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 其他研究视野
由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性质比较明显，外宣翻译研究的理论切入视角也就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探索进路。在国内，还有诸多专家、学者从修辞认同机制、建构主义与生态翻译观等切入来探索外宣翻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6.1.5.1 修辞认同视野
“认同（identification）”是由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所提出的修辞学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语言表明态度或诱导他人完成某种行为，其结果就是说服”（转引自陈小慰，2007：60）。人类对于认同的需要是源于对立与分歧，“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腔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Sonja Foss，Karen Foss，and Robert Trapp，2002：192）。对外宣传与翻译介绍就是一种灵活运用修辞，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说服的方式，要想取得意欲的宣传效果，外宣译者或“修辞者必须赢得受众的善意，使受众觉得他认同与他们喜闻乐见的各种话语成分，这是成功进行说服的必要条件”（刘亚猛，2004：110-111）。然而，由于外宣受众与我们在文化历史背景、政治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心理习惯、信息需求与言语表达等方面存在不同，他们的期待与生活经历自然与我们不一致，往往容易造成他们对我们的外宣材料缺乏认同感。因此，外宣翻译必须采取西方受众认可接受的话语方式，让他们感到在理、可信、爱看，从修辞理解到主观心理再到实际行动上都建立起认同机制才能有助于外宣信息的传达、接受与反馈，最终达到“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目的。
为此，译者首先确保信息本身的可信度，在翻译中将那些过度渲染、华而不实的空话进行删减改写，与此同时还应遵循受众的信息表达习惯，做出必要的调适、顺应，以求获取外宣受众的认同，达到预期的外宣效果。比如，“做大经济蛋糕”译为make the economic pie bigger比make the economic cake bigger更能取得外国受众的认同，因为他们习惯于pie一词来表示扇形图状的统计数据等。又如，“无锡是我家，卫生靠大家”这样的公示语口号属于汉语对仗式结构的典型运用，而英语中这种对仗式的公示语并不多见，因此为了取得其认同，建议翻译为“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Wuxi starts from you and me”。再如，当我们对外宣传介绍我们党的好干部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语就是“父母官”，如果直译成parent officials恐怕在英语受众中变成了“四不像”或“洋泾浜”，因此当我们对外宣传时就应该理解这一暗喻式表达的真正意义，即“为民众利益着想的领导”，因此可以翻译为officials who act like our parents或leaders who think like our parents来获取外国受众的认同，取得等效的信息传播效果。
6.1.5.2 建构主义视野
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对当今人类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问题的观察视角，它强调主体对现实的建构，即传播主体（含译者）与传播受众对外宣传材料意义与效果的建构。翻译研究的建构主义范式是由吕俊、侯向群（2006）所提出的。他们从实践哲学观出发，以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普遍语用学原则为理论基础，强调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倡导人们对翻译活动“动态交流”的本质认识。从建构主义来看，包含外宣翻译在内的翻译行为可以看成社会交往层面上主体间的共同建构性理解，通过达成理解而形成主体间的理性交往。胡洁（2010）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外宣翻译中的国家形象建构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指出建构主义视角有利于我们在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中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里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以及国际传播中文字的现实构建能力。我国对外宣传就是通过外宣翻译材料，达成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并建立国与国之间理性的交往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宣翻译应该做到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原则，体现人际交往的恰当性原则和表达主体意愿的真诚性原则，而在操作层面上便是外宣译者对语言构成性规则和语言使用规则的遵从。(https://www.daowen.com)
从建构主义观点来看，传播话语不仅仅是传播行为的载体，它自身便是传播。语篇描述事实、传播观点、表达立场，语篇中语义内容的选择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目的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语篇的文本要素自身也体现着国际交往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外宣翻译文本不仅传递着原文的语义，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原文的意识形态与交际目的，译者翻译策略的选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译文文本现实的构建，也应影响着受众对译文所建构出的中国形象的理解与接受，从而影响着我国的对外宣传效果。
6.1.5.3 生态译学观视野
生态翻译观是语言学家在关注全球化语言生态危机、保护全球语言生态多样性的背景下由胡庚申先生（2004）首先提出，最初被命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后经一系列的研究（胡庚申，2009；2010；2011a；2011b；2013；2014；2017；2019）推进与补充完善，建成了概念清晰、内涵丰富、阐释力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多个维度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维度，“适应”即对由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作者、读者与委托人等共同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而“适应性选择”是译者对译文来进行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并倡导“译有所为”，“为”在语言创新，“为”在交际沟通，“为”在文化渐进，“为”在社会变革，“为”在文明沉淀，也可以“为”在译学发展。
刘雅峰（2009；2010）借用生态翻译论对外宣翻译中的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她指出外宣翻译过程是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译者的适应是对外宣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是适应了外宣翻译生态环境的译者的选择。如果译者无法或者不适应外宣翻译生态环境，译者的选择结果势必误译无疑。而且，译者的适应与译者的选择并非无意识，相反与意识程度成正比。译者的意识程度越高，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效度也越高。换言之，外宣翻译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文化全球化等翻译生态环境与优化“选择”翻译方法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高品质译品的过程。因此，生态视角观照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有利于减少翻译实践中的盲目性，提高外宣译文对译入语文化的适应性与受众读者的接受性，从而有利于外宣效果的顺利达成，也有利于推动外宣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此外，外宣翻译研究还可以从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文化语用学、话语分析、人类学，甚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宗教学等诸多视野来进行切入分析，这些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发展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外宣翻译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