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 外宣翻译之宏观翻译策略
外宣翻译的宏观策略即为外宣译者的具体翻译实践操作提供方向性与方法论指导的翻译策略。从文化影响与文化态度来说，宏观的翻译策略具体包括异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策略以及两者兼有之的灵活变通策略。
6.2.1.1 归化与异化策略
与纯粹从语言层次来区分的直译与意译技巧或方法相比，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论已向文化层次延伸，翻译也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由于外宣翻译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转换、译介与传播活动，因此外宣译员应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来指导、变通自身翻译实践，做到既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又体现原文韵味，还照顾受众审美。
归化与异化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2004）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所使用的术语，是他从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等大背景中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状况后得出的结论。他指出所谓的归化策略即采用通顺、流畅、自然的译语进行翻译，保证译作的通顺易懂，让译作看上去好像是译语的原作，以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译者则隐而不见，翻译因此而变得“透明”；而异化则是采用“抵抗式”的翻译策略来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将源语文化移入目的语文化，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改变译者的隐形地位，提高译者的权威。可以说，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而异化则以源语文化为归宿。韦努蒂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斯莱尔马赫（Friedrich Selileiermaeher）1813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所作的《论翻译的方法》的演讲，“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转引自André Lefevere，1977：74）。从文化互动的视角来看，斯莱尔马赫提到的前一种做法是以原文文化为归宿的异化，而后一种则是以译文文化为归宿的归化。
要求作者向读者靠拢，就必须用译文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的内容，而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就必须使用与作者原文表达方式在句法与风格上相同或相近的表达结构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所以，英国出版的《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将归化翻译定义为在翻译中采用透明的、流畅的风格以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而将异化翻译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陌生感、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策略（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2004：43-44；59）。
就外宣翻译而言，我们开展对外宣传主要是突出信息的共享、传播与影响，是让受众能够轻松理解、领会并影响其言行，而不是欣赏异域文化与异国情调，因此“在翻译时时常采用归化的译法，突出主要信息，设法化解或避开使受众感到累赘或莫名其妙的修饰或文化因素”（张健，2010：346）。这是因为异化成分往往会给受众造成很大的信息负荷与认知负担，从而使读者可能错过某些重要信息，或使阅读动机不强的读者觉得太难阅读而停止阅读，这就完全背离我们外宣翻译的初衷与目的。(https://www.daowen.com)
然后，我们的外宣翻译事业不能搞绝对化，更不能“一刀切”式地采用归化策略。韦努蒂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就曾指出，将“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看成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是一种误解，这是因为“异化翻译”也得落实在接受与文化中；归化的翻译不是异化，但异化的翻译只能用归化的语言（转引自郭建中，2008：43-44）。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译者就应该在语言表达层面用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的归化语言，在此前提下，译者可采取意译或直译的方法；另一方面，既然要实现跨文化交际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那么译者有责任设法将源语中异域文化因子介绍给目标语受者。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在文化因子传递层面就应采用异化的翻译取向，可以采用直译或意译，或兼而有之的具体方法来体现以上的翻译取向（袁晓宁，2010：85）。
简单地说，归化是文化特性的诠释，而异化则是文化特性的保留（张健，2010：346）。不论是诠释还是保留，都是对文化的某种译介传播，是与另一种文化的互动交流。比如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翻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the master mind”而不是“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就是出于文化交流与互动心态而作出的翻译策略选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郭建中，2008：43）。因此，异化与归化两者应该灵活变通、互为补充，这才是我们外宣翻译工作中宜采取的实践操作策略。唯有这样，才能既保留并传播文化特色，又还读者一个轻松自然的文本阅读与认知语境，从而确保最佳交际目的与宣传效果的实现。
6.2.1.2 变通策略
由于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认知环境的不同，势必会影响外宣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交际活动的效果。因此，在外宣翻译中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变通策略。在文化层面上，我们需要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与变通，而在外宣翻译技巧层面，我们需要遵循“实用性原则，而非精确性原则”，追求“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而非等效传递”，译者应该是“边译边作，而不是只译不作”（张传彪，2010：104）。袁晓宁（2013：93）也指出，“在进行语言表达层面的翻译时，应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进行文化层面的翻译时，应采用‘以我为准’的策略，实现外宣英译策略的二元共存。但译者在具体翻译中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前提下，提倡采用各种灵活变通的方法”。这样灵活变通的目是为了达到传播主体与受众双方的互明，使外宣文本和译本具有最大关联性，从而达到我们所追求的外宣目标与效果。
变通在翻译实践中就表现为变译。根据变译论倡导者黄忠廉先生的观点，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七种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包括十一种具体变译的手段：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2]”（黄忠廉，2002a：5）。变译是为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而译，是为了满足其特殊需求，不像全译那样为所有读者译出同一种译本，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变异策略的运用对外宣翻译的实践活动具有很直接的指导作用与适用性。
变译力主变通原作的内容或形式，求得信息传播的最佳效果（黄忠廉、李亚舒，2004：57）。因此，变译技巧的运用赋予了外宣译者更大的自由处置权，使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得以有效的发挥。变译“首先打破的正是原作的疆域，译者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根据特殊读者的需求，同时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对原作或删，或增，或缩，或写，或改，等等。这是与全译不同的发挥译者主动性、积极性、目的性、创造性的一种翻译活动，它解放和挖掘了读者的潜力”（黄忠廉，2002b：66）。也就是说，变译策略与技巧的运用既有利于外宣译者发挥自身能动性来译介传播原外宣材料与宣传主体的思想内容，又照顾了外宣受众的接受能力，使外宣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