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 译者行为批评视野
作为近年来“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三驾马车[1]”之一，译者行为批评是国内著名翻译研究学者、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针对传统翻译研究多集中于文本研究（内部研究），“文化转向”后又多集中于文本生成环境的研究（外部研究），先前的译者研究总体上囿于把译者作为单个的个体来研究（如对译者的生平、成就、翻译思想等的研究），译者作为群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往往被忽略的状况而提出的全新翻译批评理论。译者行为批评指的是在社会视域下对译者行为所作的批评性研究，是对于译者在翻译化过程中的角色化过程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周领顺，2014a；2014c）。该理论充分考虑了译者的意志性、翻译的社会性和译文生存空间的复杂性，针对具有语言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的意志体——人及其行为开展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研究，是对翻译内部研究与翻译外部研究的有机统一，可对译者行为及其行为下的译文做出全面客观的描写和相对合理的解释。该理论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式评判模式，将翻译批评推进到行为视域与文本视域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探索并构建了贯穿翻译过程、聚焦译者行为、结合翻译内外的批评新途径（刘云虹，2015），是一种“认识创新、视角创新与理论创新”（赵国月，2015）之举，对于提升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许钧，2014：112）。
译者行为批评既开展“译者行为”本体研究，也开展“译者行为”与“翻译行为”的区别研究（周领顺，2013a）；既关注翻译文本生成的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译文的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周领顺，2011），也关注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角色（周领顺，2013b），同时还重视“翻译”和“非译”以及对译者行为合理度等的解释和评价研究（周领顺，2014a）。在方法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倾向于描写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译者行为在译文上的不同反映，解释译者行为的合理性，借以考察译者双重属性和行为社会化的表现程度（周领顺，2014c）。(https://www.daowen.com)
对外宣翻译而言，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建构。外宣翻译的译者同样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语言性对应外宣译者的“译者”角色，“反映翻译的根本”，即对原文的“求真”——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与精神意图，而社会性对应译者的“社会人”角色，“反映社会的需求”，即求译文的“务实”——便于外语受众的理解接受并形成对传播主体的良好舆论态度。外宣译者行为在翻译内的表现体现了译文的“求真度”，在翻译外的表现则呈现为译文的“务实度”，“求真度”与“务实度”共同作用形成了外宣译文的“合理度”。只有在“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三要素的角度开展翻译批评，才能保证外宣译文的准确传达与有效传播。
例如，“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在对外宣传时如译为“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n Wuhan”或“Since COVID-19 broke out in Wuhan”，虽然实现了“求真”，但忽视了避免武汉乃至中国被污名化的“务实”维度。这是因为从“务实”的视角来看，外宣翻译讲求“内外有别”与“传播效果”原则，同样是报道“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应该尽量避免使用epidemic或pandemic（‘流行病或全球性流行病’暗含‘某地爆发的传染性疾病对外或对全球进行了传播’之意）或break out（暗含‘在某地爆发，即源头’之意）之类带有不良影射含义的词语，否则英语受众可能会误以为“新冠病毒发源于武汉，新冠肺炎这种流行病来自中国”，进而对武汉或中国污名化。为此，我们应该发挥外宣译者行为的能动性，在“求真”原文意义的同时照顾外宣翻译及其传播效果的“务实”诉求，将其译为“Since the start of COVID-19 in Wuhan”“Since COVID-19 struck Wuhan”或“Since COVID-19 started in Wuhan”等之类的表述，因为start不论是充当名词还是动词都是表述事情的客观开始，而strike本来就表示“某地被灾害、疾病等袭击”之意，不会让英语受众产生负面的联想，同时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翻译也采用了世卫组织的官方命名，符合“不指涉具体的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类族群，同时方便发音且与疾病有关的名称”的疾病命名原则，从而实现了外宣译文“求真”与“务实”的合理化。需要指出的是，世卫组织命名该新型冠状病毒（或肺炎）的时间是2020年2月11日，之前（2020年1月12开始）使用的是临时称谓2019-nCoV，而我国官方2020年2月8日公布使用的“新冠肺炎”英文为novel coronavirus phneumia，缩写为NCP。同样，为了避免污名化，“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如果在2月8日之前出现在对外宣传材料中就不能翻译为“Since the start of 2019-nCoV in Wuhan”，在2月11日之前也不能翻译为“Since COVID-19 struck Wuhan”，而只能对外翻译为“Since the start of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之类的表述，否则国外受众就会产生“中国居然早于世卫组织就确立了英文名称”之错误印象，不得不让人怀疑“世卫组织是否受中国操控”，从而导致污名化中国言论的出现。可见，外宣翻译中译者对“求真”、“务实”与“合理性”的把握比一般翻译行为更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