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学术关系认识的历史沿革

中国传统社会中推崇官学一体，倡导经世致用，认为学术和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读书与政治紧密相连，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士以天下为己任”，都体现了政治与学术的统一。(https://www.daowen.com)

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想，强调“学术本位”，可以视作对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一种反拨。如严复最先引入“自由”一词，主张学问要自由，应该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王国维呼吁：“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蔡元培认为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0]，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专心于学术。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中极力推崇学术独立，认为国家不应该干涉学术研究，应该给予大学研究的自由和选择人才的自由^[11]。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中提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并强调“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2]。

虽然这个时期，知识界强调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但传统文化的精神流淌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血液中。“‘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13]知识分子难以真正脱离“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如钱穆所说：“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在高唱治国平天下的精神。”^[14]同时，国家的动荡不安更是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如汤用彤在日本侵华之后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15]顾颉刚在1931年目睹中国农村的现状后写道：“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之后，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16]

综上，近代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学术独立的思想，希望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议政”而不“参政”成为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理想的政治和学术的平衡状态。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这种状态很难真正保持，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是知识分子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