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风险区居民：环境话语和公众参与意识
本章提纲间，促进了政府机构和商业团体的权利分享，同时更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意识。来自环境污染风险区周边居民的社会怨恨情绪是他们环保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伴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扩展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空气、水、土壤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污染，而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排放、城市垃圾，由此也不时引发城市大型垃圾站或垃圾处理中心，以及化工基地等周边居民的集体抵制和抗议。
■环境污染风险区周边居民，虽然从身体状况、经济条件、职业发展、社会地位等方面来看，并不一定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在大型环境类公共设施的项目论证、建设、实施过程中，依旧缺乏足够的决策参与、媒介表达等方面的环境话语权，从而成为社会参与方面的话语弱势群体。
■笔者选择了三类环境污染风险区居民的抗议行为：江苏常州垃圾中转站周边居民的“反建设”行动，杭州天子岭垃圾处理场周边居民的“拒绝臭气”运动和宁波镇海区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对二甲苯（P-xylene，以下简称PX）事件——它们分别代表了目前国内三类典型的环保抗议行为。(https://www.daowen.com)
■环境污染风险区居民建构的环境话语呈现多元态势：从以搬迁和追求经济补偿为目标的生存式环境话语，到以避邻为目的的原始生态话语，再到希望获取行政决策参与权的权利分享话语等。这些话语旨在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使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话语应该是下一步积极构建的环境话语。笔者还发现，随着智能手机和自媒体的高度普及，自媒体平台成为公众信息获取和传播、意见分享与社会动员的公共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2020年中国GDP 总值稳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1]，但中国也因此付出了环境污染的巨大代价。从国家生态环境部的报告[2]来看，目前我国空气、水、土壤等方面的污染十分严重，干净的饮用水、清洁的空气、纯净的土壤成为稀缺资源。现代制造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各类工业废水、废气等有毒物质的排放，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首要源头，其次是现代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污染，例如汽车尾气、生活垃圾等。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PM2.5浓度也有大规模下降的趋势，北京市PM2.5浓度为5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2.1%。全国地表水优良（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1%，同比提高3.1%；劣Ⅴ类断面比例为6.7%，同比降低1.6%。虽然相比上一年度，水和空气的质量都有了提高，但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多重挑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3]
伴随着环境污染以及环境危机，环境类群体性维权事件也大量涌现。2005—2014年，在西方媒体中一共有47次关于环境类群体性维权活动的报道。2005—2012年，中国相关部门处置的环保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比2010年同期上升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化学危险物品突发环境事件显现上升趋势。“在中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却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4]
对于环境污染、环境危机或者环保维权等问题，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也不同。对于笔者而言，周边居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算不算弱势群体？这一群体关注环境污染的问题意识如何？他们是如何利用新媒体来表达这些问题和情绪的？这些问题都将被笔者置于当代环保意识成为公众自觉的背景下来思考，通过对这些群体和事件的分析，笔者将揭示这一特殊群体的环境话语形态和环境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