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服饰系统研究

如果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的话，美国服饰系统就是一个文化范畴和范畴关系的非常复杂的图式，一幅名副其实的文化世界的地图——这么说一点也不算夸张。〔11〕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表明，这个图式是按照一种普遍句法来运作的，即一整套为了陈述各文化范畴而对着装形式的类别进行削减与结合的规则。在研究几种法国杂志上刊登的时装样式时，罗兰·巴特区分了女性服装的60种表义焦点。每一个位置和维度都构成了一个意义对立的范围：有些仅仅是通过在场与缺场，比如说戴不戴手套；有些就像不可胜数的颜色系列那样多样化（Barthes 1967，pp.114ff.）。〔12〕显而易见，因为固有的句法，结合的规则，可以发展出众多的主题，这些主题构成了如此之多的对文化系统中的人和情境的关系的表述。同样明显的是，我所做的只是要表明，这种语法确实是存在的，我不能假装已经分析过这种语法。

在服装中，有几个层次的语义产生。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套服装是一种陈述，它来自于各个衣服部分的特定安排，同时也与其他整体的搭配形成对立。再次，存在着一种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其意义是以一种索绪尔式的方式通过这一层面上的不同对比而确立起来的：比如说，女性家常裤（slacks）的价值是通过它与该场合的其他衣装如衬衫或男性裤子的对立而确定的，同时也是通过与同属类（家常裤）但在颜色、款式或其他方面不同的衣装的对立而确定的。在讨论这种句法时，我更关注它究竟传达了什么，而不是要对整套规则作出解说。表明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即它为文化话语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基础，文化话语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大多数人身上都穿着符号，但又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要看你的对象是谁，再来选择符号”，马洛伊说……“如果年轻人想在大范围的商务和行业种类中谋一份白领工作，那么，一件好的黑西装、白衬衫加上稳重一点的领带，就是你的衣柜里最好的朋友。它们是有权威的象征。就那么简单，”他说。（“Fashion Column”，Chicago Daily News，11 Jan.1974）

但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更困难一些。我降低到构成话语的组成单位这一层次上：在这里，我的目的在于表明，在服装对象中，特定的社会意义是怎样与基本的物理对立联系在一起的。这再次和图腾思维联系起来了。因为它们的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同类对象的一系列具体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秩序的某个维度上的一系列差别——比方说，蓝领和白领的差异意味着体力劳动和主管劳动的差别；色调的相对饱和度和明暗度意味着秋天和春天的区别；或者，“衣服上惑人的杂乱/衣装上的鲜泽亮丽暗示着水性杨花”（Herrick）。借助这些手段，人工制品的集合体能够包含它所装饰（dress）并解说（address）的社会的整个文化秩序。（这两个同根词——就像泰勒所说的“类同［kindred］”与“同类［kindness］”一样——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了最根本的社会生活原则。）

我要强调说，所有这些的整个目的都在于达成从文化角度来解释生产。出于这个目的，我探讨了对象属性及其意义结合的法则。强调法则，也意味着我们目前关注的不是个人如何着装。这并非仅仅说，语言决定着言语。人们如何着装，这是一个远比在此所作的讨论要复杂的符号学问题，其中包括置身特殊的意义“语境”之中的主体的特定意识或自我认识。再次，我只是大概涉及与服装工业中的时尚法则所具有的操作作用相关的问题。然而，如果所有这些制约（它一般指行动中的系统）没有完整地说明这种解释，它们的可取之处在于对必须预先确定的立场的关注，如果没有这个立场的话，对行动的进一步分析，就有可能沦为一种庸俗实用主义：即是说，生产是象征图式的实现。

让我们来看一看服饰系统中究竟生产出了什么。通过各种对象的特征，一件衣服变得适合于男性或女性，白天或晚上，“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合”，成年人还是少年人。首先，被生产出来的是指示着情境或活动的各类时间和地点；其次，是人们所归属的各类地位。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为服装的“观念坐标”，这是因为，它们标志着人们对于在文化秩序中被构造起来的时间、空间以及人的观念。因此，在服装中被再生产出来的，是这种分类图式。但不止如此。不仅仅是年龄级别或社会类别的界线、划分或再划分；通过特定的服装差异的象征复合体，被生产出来的是这些类别之间的意义差别。在为与男性相对的女性制造特定式样、外形或颜色的衣服时，我们再生产出了为这个社会所公认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区别。这就是在生产的实用—物质过程中所发生的。

说得更具体一点，在服装系统中所发生的，是城市与乡村、以及在城市里中心区与边缘区的文化空间的分化——从而，也是所有这一切的对立，是以群体方式组成的公共空间同家庭的—日常的领域间的对立。当女人去市场购物时，她通常会“刻意穿上（dress up）”一件家庭装，至少再加上一点装饰如首饰；而如果她是到市中心而不是到边缘区去购物的话，就更是如此。相反，当男人们“劳累了一天从办公室”回到家中时，他会按照与家庭空间的“家常性（familiarity）”相适应的方式脱下公共服装。〔13〕在另一个极端，是更高的全民空间的区别：比如说，西海岸和东海岸的区别，标志着这两个空间的次级类别是加利福尼亚和东北部（参看Rosencranz 1972，pp.263-264）。

在服饰系统中，我们还把对时间的基本文化估价实体化了——每天的、每周的、每季的。我们有夜装和日装，“午后服装”和晚装（睡衣）。每一种服装都指示着由那些时间组织起来的活动的性质，其方式就像平日衣服与周末“盛装”，世俗服装与神圣服装一样。服装所标志的季节变化是春天和秋天，这些季节的颜色通常都被认为是与耕作周期相协调的。（然而，户外颜色本身似乎是被颠倒过来用于夏装和冬装上的：光谱上的绿色和红色标志着冬至日［圣诞节］，而白色传统上则用在先烈纪念日［5月30日］和劳工节［9月1日］之间。）

从服装的阶层、性别和年龄组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处理方式。所有这些社会类别在对象层面上都有确定的标志物和典型的变种。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观念中，主体与对象的这种同质性是通过对对象的质地的统一看法而显示出来的，比如说，丝绸具有“女性气质（womanly）”，就像女性是“柔顺的（silky）”一样。“像丝绸一样精致”，“像丝绸那样柔软”，布料一方面本身与毛料的男性气质形成对比，同时又与棉布的低等性形成对比（参看Dichter 1959，pp.104ff.）。〔14〕但奢侈度与女性度之间的这种凡勃伦式的相关性会因种族而颠倒过来，对美国黑人来说，男性是被着力强调的性别，而对美国白人来说，应被装饰的则是女性。〔15〕不过，反过来，黑人男性的高雅和白人女性的高雅在这些维度（比如织品）上的相关性会因阶级而发生不同的改变，只要种族仍然同阶级混在一起，而且，在土生社会学的常识中，浅色和细微对比标志着“当权派”、上流阶级，而亮色和明显对比则标志着“大众”（Birren 1956）。另一方面，上流阶级女性白人的柔顺（silken）的庄重性到了她女儿身上，就换成了具有青春气质的织料（texture）衣裳：这又带着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回到毛织品上来，年轻人及男性同成年女性的一般差别在于主动性/被动性的属性正式程度。〔16〕

性别和年龄组有助于阐明语法的另一种属性：某些使集合呈开放状态的机制使得语法更为复杂，然而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语法本身。即使在扩展中，系统也坚持着萨丕尔的格言，即时髦是表面上背离了习惯的习惯。比如说，通过对现存对立进行重新组合，新的物种和亚种也被重新排列。在设计者的分类中，婴儿和学龄儿童的公认区别后来又分成“幼婴”、“学步儿童”、“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未成年人同样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划分了，而是被分成了“青春期前的少年（preteens）”、“十三岁左右少年（subteens）”和“青少年（teens）”（Rosencranz 1972，p.203）。以同样的方式，同性恋的各种分类可以由不同程度的男性服饰与女性服饰的结合发展出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概六种左右可以清楚识别的着装性别。但在青年与成年之间，第二种类型的置换也是非常明显的：采用在系统中别处已有的区别（这是一种隐喻性的转换）来表示传统对立在内容上的变化。关于“青年革命”的公认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倾向于变化，但自越战以来，青年与当局（即成年人）权威的冲突已经习惯于以政治方式进行了，在着装上当局与身穿社会下层阶级的蓝色牛仔裤及工作衫的青年构成对立，青年/成年，工人/资本家。既然工作是青年人最后才予考虑的一件事，那么，看起来没有比这更能证明服装中的“实际功用”的缺乏了。但这个例子还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并不是说它没有按照象征法则来运行，而是说，法则是作为一个开放的集合来运行的，它对事件作出反应，既编织事件，又同化事件，从而生产出它自身的延伸版本。

应该顺便提及的是：这种把生产视为文化逻辑的实体化的观点，使得我们不再幼稚地说是供应促成需求的产生了，虽然社会产品是少数“决策者”的阴谋产物，能够通过广告的骗人把戏把何为时髦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人们。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教育者自己需要接受教育”。并非是生产者的言语变成了我们的语言。我们也无须再满足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被颠倒地神秘化为对消费者需要的回应：“我们始终在努力适应”，因近年牛仔裤畅销而大获其利的公司的公共关系部主管这样说。〔17〕但由此一来，究竟是谁占据着支配地位，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超越所有这些主观的表述，而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文化过程来进行制度描述，看来还是有可能的。很明显，这种生产是借助各种物品中被激活的差异而组织起来开发所有可能的社会差异。它是根据事物的意义逻辑，根据对象性差异的含义的意义逻辑来运行的，由此也为随时出现的社会区别发展出相应的符号。这可以用来很好地描述服装中的年龄差异的特殊化，或者蓝色牛仔裤的隐喻性转换——尤其如果我们注意到，社会区别与对象区别在视像上的统一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到达了最终的市场中的产品是社会类别的对象化形式，并且因此也有助于后者在社会中的形成；反过来，类别的分化也导致了物品系统在社会层面上进一步的词形变化（declensions[5]）。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的理性，它是一定形式的文化秩序；或者说是以特定形式行事的文化秩序。插言到此为止。

为了表明在如何对服装形式进行社会归类中存在着系统的规则，还是让我们转向服装中另一类型的变化形式（这和广泛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是一致的）。不过，首先我们必须在社会层次上来确立分类。在讨论“时装”（mode）中的“世事”（monde）时，巴特区分了用来想象服装的社会含义的替代方式（Barthes 1967，pp.249ff.）。这两种方式是两种形态的社会话语，即主动的话语和被动的话语：doing（“为”）与being（“是”），faire与être，activity（活动性）与identity（一贯性）。出于当前目的而采用这种区分，或许有人会说，第一种话语针对的是功能；它根据活动的类型比如运动或体力劳动来标志服装。第二种话语与职业地位发生关联——工业工人、农场主、侍者、医生、士兵的典型习惯。还有，在下面这个非常概括的、大大简化了的功能图表（图11）中，我将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而不仅仅是一种假设：

图11　美国服饰系统中指示的功能图示

主要的假设是，凡勃伦在美国活动类型和着装类型中所作的礼仪（ceremony）与技艺（workmanship）的区分究竟具有多大的适用性。整个图表中关键的是这种区分原则。在每一组对立中，正式的（marked）或礼仪性的功能放在左边，非正式的（unmarked）或技艺性的功能放在右边，因此整个图表是一组工作和闲暇的区别（参看Veblen 1934［1899］）。如果说，这种假设从民族志来看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从类项（class）或次类项（subclass）而得出的结果也是可信的，那么，我们从着装系统中可以看到两种显著的规律性。第一种规律性可以称为礼仪对应性规则（rule of ceremonial correspondence）。它指的是，根据礼仪与技艺的对立以相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任何两个功能类项中的服装的同类区别。比如说，男人在“特殊场合”中穿的“礼服”，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高度仪式化的事务（如婚礼、节庆等）中所穿的正式无尾礼服，而不那么正式的，则以高度统一的黑色套装为代表。由此，我们注意到，这些搭配方式集中了由业务主管人员所穿的“稳重的”套装，这和它们与娱乐场合的休闲装或工作场所的白领装分别构成的差别是相对应的。后两者——因其相对的“非正式性”，可以允许的颜色图案等等——彼此间又有相像之处；确实，年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因为身穿“运动衫”而区别于公司高级主管。但确切地说，在总体上，同样的差异典型地体现了更正式的娱乐服装与“无所事事，在家里（‘休闲’）”时所着的相对“便服”之间的对立。或者说，它是产业工人的蓝色牛仔裤或工作服与侍者、运输工人及其他服务工人更统一的制服之间的不同。这种对立也再次出现在闲暇类项中，如狩猎或滑冰时所穿的运动套装，它们就像制服一样与观众的“便服”形成了区别。〔18〕因此，它是礼仪/技艺对立中的一种类比规则，无论在什么层次上，系统中都可能出现这种规则。任何对立的要素都与任何其他对立的要素相对立，所以，任何两个类项的正式（礼仪性的）服装都通过与其各自类项中的非正式（技艺性的）服装的类比区别而分别形成集合。或者采用更正式的表达方式：（1）Mx/≌My/——这就是说，任何既定类项（x）中的正式（M）和非正式（）之间的对立（/）是同任何其他类项（y）中的M/大致相同（≌）。

除了差异中的相似性之外，相似性中也存在着差异——一件无尾礼服要比一件职业装更加“程式化”，就像家居服装（尤其是晚上穿的）要比工作服更“穿得少（undressed）”、更“随意”一样——这导致了第二种规则：礼仪性强化规则（rule of ceremonial exaggeration）。一方面，规则在于，同某种工作性对立中的正式服装相比起来，礼仪性对立中的正式服装本身更具礼仪性：这就像体育运动的制服看起来要比侍者或牛奶工人的制服更加艳丽，也更有型。另一方面，礼仪性对立中的非正式服装要比更具有工作性质的对立中的非正式服装更少一些工作的性质；正如观众的着装比行业工人的着装更“随意”一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娱乐”类项中“游乐”和“运动”的对立，这可与管理工作类项中的“主管”和“职员”相比较，甚至最后这一对也比服务人员与体力工人这一对要更具礼仪性（主管制服）、更少技艺性（白领）。因此，规则在于，在工作类别中规定的对立因在更为礼仪性类别中确立的相应对立而得到了强化。这种强化是同时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在其正式一极，礼仪性搭配更具礼仪性，而在其非正式一极，则更少工作性。通常：

（2）＞：：＜，在其中，下标（1，2，3…n）表示工作职务中的因数，而＞和＜则表示相对的正式性程度。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图来表示（图12）：

图12　礼仪性强化规则

在此我没有相应地讨论“being”的形态问题，因为它同不断增加的职业专业化是相适应的，它比职务的系统甚至更为多变。〔19〕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止步于沉迷在解释“being”的各种主张似乎是合理的，总的目的是要回答最初由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不过就我所知，在他的经济学或其他任何经济学中，尚未作出任何回答：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生产，究竟能够作出何种理论的解释？在此我提供一个例证，以作为这样一种文化解释的开端：之所以说这是一个例证，是因为它只涉及到美国当代的着装系统；而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开端，是因为它深刻地牵涉到一般语法、着装对象的社会类别及其社会变化的特定规则。但我们仍必须保持十二分的小心才行。之所以要说礼仪性对应，目的不仅仅在于说它们表明了这样一种语法。如果说有什么更高想法的话，那么，我们的探讨就是想要看一看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着装特征（这些规则即运用到这些特征上）——色彩特征、色彩对比、线条和轮廓，服装的类型与搭配、饰物的类型、衣料的属性等等——以及这些特征之间如何结合的方式。这样一种研究设想，其整个范围是非常之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说这仅仅是表明一个开端的例证。

以同样的精神，我将探讨最低层次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特定意义的象征过程。我考虑的是在诸如线条、色彩或料子等方面体现出来的那些标志着社会意义之差异的最小的明显对立所起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在这里我并不想宣称自己的这种尝试具有多大的新颖意义，或者声称自己通过系统概括其他许多人的观察而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据我所知，工装裤是本国原有的衣服，……至少也是美国南部农村工人的标准服装或正统服装：工装裤是他的制服，是他的农民身分的标志和显示，……它们作为最基本的衣着，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们仍然是常新的：它们还没有更换式样、色彩和料子，它们通行的仍然是白色的外观。……在扎腰的带子方面，它们仍然和干活时的皮轭如出一辙，在交叉的皮带和锡纽扣方面也是如此。

在制作专用的围腰口袋时，他们只不过是把先前当工具使用的这些高智商动物的皮轭改进了一下。……一种新工装裤就其款式来说是同一个底样的不同样式：它们也是劳动工人的标记。

衬衫也是同样：轮廓方正，针脚结实；方形大衣袋和铜扣；初穿时布料趋硬，会觉得发冷，脖领在耳朵下方分外显眼，并在耳朵下面构成了一个角度。（James Agee，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1941，pp.265-267］）

现在我们想要探讨的正是这些基本的意义单位——衣袋的方形，布料的生硬，交叉的带子等等。存在着一个更高层次的可生产性单位的总集：诸如丝绸或羊毛之类的布料类型，衬衫与罩衫之类的上衣种类：这些东西作为产品，被统一纳入总体着装搭配之中，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这个整体来说意味着几种不同的概念。但这些单位实际上已经是复杂的建构产物了，它们的意义含义是基于形式的各种组成细节确立起来的。在他的一部著作中，鲁道夫斯基（Rodolfsky）拆穿了我们衣装中的伎俩，在他看来，我们的衣裳无论如何也不是“摩登的”、“文明的”：

只要把任何一块布料加工成确定的样式，这块布料也就被人们赋予了性的观念。最终的形式也可以决定着现实的性别。……

宽衫加茄克或外套的穿着方式决定着这些衣物的性别。要是一件衣服的纽扣排在右侧，它就只适合由男人来穿，而绝对不适合女人来穿。不管民俗学对此会作出怎样离奇的解释，在身体方面，男右女左的区分总是错不了的；尽管这种判定看起来是非理性的，它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了。（Rudolfsky 1947，pp.126-127）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许多标志着服饰之性别的类似基本特征。比如说，男人的袖子从特征上说比女性的袖子更讲究，袖子和胳膊几乎等长，相比之下，女性袖子大约只有胳膊长度的四分之三（甚至更短），胳膊末段都露在袖外——这种对比同样也表现在穿裤子和穿裙子时的下肢上。〔20〕男性气质的衣料要相对地粗糙、刚硬一些，一般也更重一些，而女性气质的衣料则要相对地柔软一些、精致一些；除了中性的白色，男性气质的色彩要更灰暗一些，而女性气质的色彩则要更加光鲜一些或更柔和一些。男性衣着的线条是方形的，有棱有角；而女性服饰则更强调弯曲、圆转、平滑和蓬松。线条、料子等的这些要素是最小的构成物，是承载着社会意义的对象性对立。

我不想把它们称为“服装素（vestumes）”，但如果确有这种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ECU——即“基本组成单位（elementary constituent units）”。在这里，我只考虑三类基本单位：布料、线条和色彩。

我们先来看布料，主要是要说明，意义是从能指的二元对立中生成的。布料以一系列的客观对立（如重/轻、粗糙/平滑、硬/软等）为语义手段而得以运行，其中许多对立是布料本身所固有的。在一篇题为《着装的跨学科研究》（Horn 1968，p.245）中，玛丽琳·豪恩（Marilyn Horn）编制了一份布料属性对立表，每一组对立都构成了两极，在两极中间，则顺次排列着众多变体。我本人只想区分几组对立，读者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阅读豪恩的著作。不管怎么样，布料可以作出如下区别：

我假设，这些对象性的差异既是可以观察到的，也具有社会的含义（见本章第260页注释［14］）。因此，任何一块衣料都是以特定的方式把几种布料属性结合在一起。只要每一种属性都承载某种意义，区别于其客观的对立，布料就会传达一系列与年龄、性别、活动、阶级、时间、地点以及文化秩序的其他维度等有关的相反相成的命题。

服装样式或款式中的结构线（structural lines）构成了一个相似的关于意义对立的类别。含义看起来至少与结构线的三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方向、形式与节奏。方向指在与地面的关系中的取向：也就是说，垂直的、水平的以及起中介作用的倾斜度，后者又可以分为左（从左边下降到右边）和右（从左边上升到右边）（图13）。

图13　线的方向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个小小的图表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意义是如何通过文化而被构造起来的，在欧洲人看来，一条从右边缓慢下降到左边的斜线是向“上”倾斜，而一条从左边缓慢下降到右边的斜线则是向“下”倾斜。“上”/“下”的区分绝对是任意的，虽然有时人们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含混地接受这种区分（例如，Poffenberger and Barrows 1924）。由于假定人们是从左向右来“读取”线条的，这种区分使得它们潜在地成了同样也以“上”与“下”、“高”与“低”来构想的任何等级化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形式。〔21〕线条的第二个维度，即形式，指它是弯的还是直的之类的属性，包括起中介作用的角或折角。节奏是指曲线或角度的频率：这种无限的序列通常被看作是从“平缓”或“波动”向“急剧振动”的运动或速度，但也可能包括幅度的显著变化。

借助于对线条意义的某种经典心理学或美学研究，我们有可能弄清楚对于特定的线条对立的文化估价究竟是怎样的。实验心理学的意义只在于表明了这些文化估价：其实验设计目的只是为了推导出线条的表现价值或情感价值，因此，实验程序要验证的只是线条与单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客观表现和相应的社会表述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情感反应至少也间接地透露出人们对于线条的文化解释。为便于进一步的思考，这里我附上上文引用的由鲍芬伯戈和巴娄斯进行的一个早期实验，即如何测定“线条的情感价值”，这个实验报告了500个受教育者对18种不同线条的百分比反应（Poffenberger and Barrows 1924）。这些线条在弯曲度或角度等方面有着形式上的不同；但不包括直线。至于节奏，实验同时测定了频率和幅度，而方向则只包括水平方向和两种倾斜方向。没有垂直方向的。受实验者被要求选择一组形容词如“悲伤”、“平和”、“懒惰”之类来赋予这些线条以价值。基本结果可见表1。

表1　情感及其相应变化线

资料来源：Poffenberger and Barrows 1924。

这类结果因另一种类型的信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些信息是由训练有素的美学家提供的，他们对具体事象的含义的描述尤其涉及到文化维度。例如，在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论色彩与图案的艺术》中，麦特兰·格莱夫斯对下述类型的线条分别做了几种评论：“轻度弯曲或波动的线条是松散的、富有弹性的。由于在方向变化上能够圆转地过渡，这种线条具有流畅的连续性。”“缓慢的、懒散的运动”，格莱夫斯接着说，是“被动的”、“雅致的”、“柔和的”、“沉迷的”和“女性化的”（Maitland Graves，1951 p.202）。相比之下，直线则“表示严厉和精确。它是主动的、直接的、紧张的、刚硬的、坚定的、冲动的、坚硬的、顽强的”。你还可以补充说——当然啦，这可能没有很好地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相比之下，直线是男性气质的。格莱夫斯还就垂直线和水平线作了一个类似的比较，它们同样也具有强有力和权威的含义。在此，一切都依赖于它们与地面的关系，而且，就像格莱夫斯非常天真地描述的那样，尤其依赖于与实际地面的关系。水平线“是与重力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是静止的。它是安静的、被动的、平静的，它表示静态。……垂直线表示均衡、平衡，表示着强有力的、坚定的支撑。垂直线……是严厉的、严峻的；它们象征着公正、诚实或正直、尊严、雄心和奋发”。（同上，第210页）

那么，人们是如何从基本组成单位（如直/弯）的对象特征中生发出其文化含义的（男性气质的/女性气质的）？我们必须提防那种简单的自然主义陷阱。意义并不是一幅不证自明的画像，并不是符号本身所固有的；精神过程远非只是把摆在眼前的相似性与感觉联系起来。说男性一般要比女性更直截了当，这远远不够——即使确实有数不胜数的男人比数不胜数的女人更粗鲁，我们也完全可以忽略掉这个事实。问题实际上要更加饶有趣味，更加微妙，而且，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它的话，就会看到，问题打一开始就提错了。就生产而言，从几何形式“推导”出文化性别来，这决不是必然的，就像从能指推出所指来并不是必然的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实际情况是，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意义。在以这种方式营造起来的社会中，“婉转（rounded）”与“柔顺（soft）”[6]乃是界定女人的方式，就像“女性气质的（feminine）”之为界定线条的方式一样。性别和线条：每一个都是对方的含义之所在，每一个都作为对方的自然符号，其意义是当下确定的。从这种观点看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也是“对象性的”，是一种具体的、可以认识到的区别，在与这种差异的关系中，人们对于对象的看法如“直”与“弯”、“硬”与“软”、“刚”与“柔”等，起着概念的作用。正如我们用性的区别来理解线条的差异一样，我们也用线条的差异来理解性的区别。

但不止如此，对语言的第二个思考环节表明，我们也可以同样这么来看待大量的社会差别：最为典型的是，我们总是用几何术语来表达这些差别。我们的社会世界被表述为一个拥有无数对象的世界——反之亦然。死亡是“滑向（decline）”静止与衰竭的“终途”；因此，在鲍芬伯戈的实验中，“缓慢的”水平线条或“下降”曲线是“死亡的”。但同样，地位是人们中间的一种“级差（standing）”，可以用“高”和“低”来理解，正像命令就是我们必须“服从（decline）”或“屈服（yield）”的东西一样。有的人是“正直的（upright）”，而有些人是“邪恶的（crooked）”或至少也是“狡猾的（devious）”。有的人甚至是“不正常的（deviants）”。有的人“坚强（strong）”，而有的人“懦弱（weak）”。果断就是“有力的（forceful）”；“力量”也是被构造出来的权威的一个属性。我们“直接地（directly）”或“间接地（indirectly）”说话。我们行动时是“严谨（rigidly）”还是“随和（flexibly）”。我们有“近（near）”亲和“远（distant）”亲，我们要“依靠（lean）”其中的某些人同时又“支持（support）”某些人。这样继续开列下去至为容易，但为了尽快得出“要点（point）”，还是让我缩“短（short）”讨论。要点在于，社会世界通常都是用所谓的对象世界来描绘的，正因为这个对象世界是形象的，它才充当着观念。因此，当说到产品的制造，说到把直/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这种对照对象化了的服装组合时，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认为性别归因于形状远多于形状归因于性别。早在“只要把任何一块布料加工成确定的形状，布料就被赋予了性的观念”（鲁道夫斯基）这个环节之前并且在这个环节之外，这种对应性就已经全面地存在着了。只有作为那种对应性之特定的实现形式，布料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事实，既是物质的，又是观念的，它把性别的空间意义与空间的性别意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生产是更普遍（pervasive）的具体逻辑的实践，逻辑本身被生产为对自然的象征性占有。并不仅仅是物种才是“好思的（good to think）”。列维-斯特劳斯的名言适用于所有自然地发生的事物和关系。整个自然都是象征性实践的潜在对象，就像黑格尔的理性（Reason）一样，其诡秘之处在于：象征性实践（symbolic praxis）迫使以其自身性质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服务于它自身的意图。垂直线与水平线的差异本身负载着人们共同体验到的对众所周知的“力量”的“反抗”与“屈服”。由此，自然提供的对立与文化中存在的差别（比方说，威权与服从）一拍即合。我们也无需迷惑于符号那显而易见的对象性，它只不过是辩证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以自然方式重新利用自然事实，人们首先要以文化方式来占用自然事实。诚如马克思所言，完全脱离了人的自然，对人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力量”、“抵抗”等说法，本身就已经是估价了，是对自然过程的相对文化表述。同我们公认的看法相反，这种隐喻并不是从具体到抽象，从自然到文化。因为这必定会假定说，语言的分类能力在面对“现实”经验时会神秘地败北，它因此惟有生出一个新的命名，也就是说，退化成一个信号。我们可以肯定，在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之前，“力量”是一种精神关系，而且，相应地，对自然的物质改造，即我们所称的“生产”，乃是因对自然的象征性占有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此，索绪尔式的原则并没有被推翻，无论对象符号和文化指示物之间有着怎样明显的相似性。符号不仅仅是反映，它更是关于对象性差异的观念。因此，任意性仍然有着双重的历史保障。自然的特征因文化而受制于自身的意图，这仍然是一个可以相对肯定的事实：体现着性别的特定的线条对立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反过来说，在对象层次上，任何特定对立的特殊内容并不具有差异性：无论竖线是否真的代表诚实、男性气概或权威，而且，如果它代表权威的话，又是什么样的权威，这其中任何一种都脱离不了确定的文化系统。但同时，对具体独立的历史性占有必然把至少两种自然条件带入了文化秩序之中，如果它充当着社会话语的话。首先，对既定的物质对立——如直/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选择必定是真实的：要想消除可感知的对象对立与所指示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实在是一桩毫无意义之举，并且最终也会无功而返。在运用过程中，符号是根据特定的文化图式被相对地激发出来的。其次，可感知的相似的条件——其本身是相对的、不确定的（它仅仅是没有矛盾的一个条件）——证明了特定的自然结构是如何被纳入象征系统之中的：自然结构就是感知本身的那些结构。这是一种占有和开发的活动，把感觉到的对立和关系组织成语义法则。结果，比方说，当色彩服从于象征工作时——姑且认为，无论是色彩象征复合体的程度，还是它的特定内容，都不是自然地确定下来的——存在于文化意义之中的关系通常与人们感知到的色调的关系是相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也不会急于证明，色彩对立是作为生产中含义的基本构成要素起作用的。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色彩的这种影响，不仅对服饰，对家庭装饰、汽车以及所有种类的物品来说都是如此。色彩算子的类别仍十分复杂，它利用了色调（包括无色）、饱和度、价值（亮度）的差别，以及它们结合在多色图案中的几种方式。〔22〕我们目前感兴趣的问题是要弄明白，在色彩意义的关系和对色彩差异的感知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的结构。这样的结构本身并无特殊意义，它只不过是诸多对立和相容性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罢了。对某些人来说，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结构，那么就证明了认知（或精神）的自然对象征系统的制约作用。但说得更肯定一点，并且由此也更有益的是，这种组合只能证明了，那些业已存在于精神中的结构是如何被运用在象征性生产的社会方案之中的。〔23〕

在这种联系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交通信号这种经常被人引证的例子：红色和绿色构成了对立，同时以黄色作为中介。在利奇（Leach 1970，p.16-21）看来，这种由精神进行的光谱分化只要是在视觉上进行的，从经验上说，是由红色与血的联系激发出来的，“这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旧石器时代”（p.19）。从这种“自然事实”中，生出了红色即危险的含义。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交通信号似乎是任意的，因为选择绿色作为红色的对立因素是一种相沿成习的惯例——其他颜色（如蓝、黑、白、黄等）完全也可以选来作为红色的对立因素。最后，这种分析依据的也是把色彩看作波长光谱的物理学观念，根据光谱，黄色的波长介于红色和绿色之间。因此，这些推论是根据前后不一致的原则拼在一起的，没有哪一种推论能够站得住脚，而从总体后果来看，无疑也是把象征系统的自然结构同该结构与意义配置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了。(https://www.daowen.com)

简言之：第一个观点，即红色自然地意味着危险的观点，试图把象征过程简化成对经验固有的意义的命名。这种解释不仅违反了索绪尔关于价值是符号系统中的差异关系的准则；同样，它也忽视了，红色所指的“血”其实并不是肉体意义上的血，而是血的（文化）意义。因此，利奇所设想的被激发出来的视觉关系实际上内在于并且依赖于业已存在的象征价值的一个环节（V.Valeri 1970）〔24〕——这对所有的符号本身来说都是如此（这里的“符号［sign］一词是在美国通用的意义上来说的”）。利奇的第二个观点，即选择绿色作为红色的对立因素是任意的，忽略了在认知和观念层次上，红色和绿色作为相辅相成的颜色，两者具有既吸引又对立的显著关系——稍后我们还要返回到这个观点。利奇的最后一个论点假设说，人们关于色彩的共同经验是以被折射的光谱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与对象颜色相比较的话，这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罕见的，比如说，蓝色也完全可以像黄色一样充当红色和绿色的中介项。从伦理方面讲：这种分析实际上应该关注象征意义的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对应性，这样可以避免陷入生理决定论与联想心理学的意识形态陷阱。这是因为，第一种并不是世界呈现在精神中的方式，而第二种也不是它被呈现的方式。此外，把认知结构与意义结构的确切对应性抽取出来，并不表明自然对文化的界定，相反，这恰恰表明了文化对自然的占有。

下文仅仅表明了这样一种分析，它不同于交通信号的色彩关系似乎重现于西方文化其他象征领域中的观察。从逻辑上讲，这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信号的原则是像下面那样普泛化的：红色在意义上与绿色相对，黄色则起着中介作用，即是说，当与绿色形成对立时黄色就如同红色一样，而当与红色形成对立时，它又如同绿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检疫隔离旗标上，黄色与红色都具有危险的含义，而黄色同时又同“深绿色（sickly green）”[7]一起与红色所表示的活力和精力构成了矛盾。〔25〕或者我们也可以举年龄与性别相互关联的领域：与充满了性意味与雄性意味的红色相比起来，绿色和黄色是相对弱化[8]的形式，虽然它们是处在对立的两极上，即未成年与成年，刚开始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与已走完生命历程的老年人——“我的生命旅途/已成枯萎的黄叶”。但在激情之中，黄色与绿色在嫉妒与渴望的意义中又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不过，作为一种“暖”色，黄色——令人愉悦的黄色——与红色和橘色共同成为“积极的和奋发的、不安分的、富有刺激性的”（Graves 1951，p.401），相比之下，偏冷的绿色与蓝色则是“超凡脱俗的”、“精神的”、“非感官的”（Spengler 1956，p.246）。红色意味着勇气和战争；绿色（以及蓝色）意味着被动、平和、富有慰抚性；黄色作为懦弱的标志既可能是某人的藉口，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事实。此外，请注意系统是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进一步把蓝色包括在内的。正像绿色对红色的关系一样，无论黄色意味着什么，蓝色都是它的对立面：如果黄色令人愉悦的话，那么蓝色就意味着沮丧（“布鲁斯蓝调［the blues］”）[9]；如果黄色意味着欺骗和懦弱的话，那么蓝色就意味着忠实和诚恳（“true blue”）。蓝色的意义可与黄色的“难得”（once in a blue moon）之义相比。然而，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与作为暖色的红色和黄色构成对立面时，蓝色与绿色又拥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蓝色的持久性又使它区别于象征着新生和青春的绿色的易变性；确实，如果说绿色象征着新生事物的话，那么蓝色就象征着永恒的、不朽的事物。以同样的方式，蓝色既类似于又区别于红色：在君主制时代，蓝色意味着贵族（名门［blue-blood］）和国王，而在另外的时代，蓝色和红色却又分别代表着秩序和革命。红色在基督教里面是圣徒和先驱的颜色，而与此相联系的是，蓝色则是信念和忠诚的颜色；但红色同时又是罪人的标志——但由此“恶魔（the blues）”又更特定地指“蓝色魔鬼（blue devils）”。简短截说，我们可以像下面那样画出一幅红、绿、黄、蓝的关系图来（图14）：

图14　色彩意义的关系

我想表明的观点是，如果邻近色彩中间的语义中介项（±）被视为相容的或同时存在于对象颜色之中，而语义对立（-）又被认为是互补的话，这种图表同样也非常适用于对色彩的认知。这种结构可以在认知层次上根据一些基本命题建立起来，这也是为色彩学和美学熟知的。首先，当下这四种颜色（以及黑色和白色这两种“中性色彩”）尤其与语义功能相称，因为从认知方面来说，它们是非常独特的，决不会与其他颜色混淆起来。我说的尤其是视觉，视觉根本不是把几种不同的色素混在一起。在认知上，一般来说，在价值上，其他任何色彩都没有像“蓝色”、“红色”、“黄色”、“绿色”那样获得正式的命名（Hurvich and Jameson 1957；Hering 1964［1960］；Linksz 1964；Pokorny and Smith 1972）。〔26〕不过，既然这四种色彩在认知上被看作是独特的，所有其他色彩也都被看成了其中两种色彩的混合结果；比方说，橘色被看作是红色和黄色混合的结果，紫色是蓝色和红色混合的结果，诸如此类。因此，在科学著作中，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被判定为认知的“原色”或“本色”——而在美学著作中，有时又被看作是“原始色”。最后一种可以与柏林和凯伊（Berlin and Kay 1969）的结论联系起来考虑，他们认为，除了黑色和白色之外，这四种颜色是出现在自然语言中的最早的“基本色彩要素”，它们的光谱位置（按照最大饱和度）在各种文化里面都是一样的。〔27〕第二个可靠的观察是，这四种“原始色”中的每一种在视觉上都可以与其他三种色彩中的两种色彩相混合，但决不会与第三种色彩相混合。蓝色可以与红色或绿色混合在一起（比方说，会产生紫色或青色），黄色也可能这样；但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黄蓝色或蓝黄色。同样，在认知上，红色和绿色每一种都可以与蓝色和黄色混合起来，但红色和绿色之间无法混合：不曾有过红绿色或绿红色。（见前引几种论述色彩认知的资料，以及Hering 1964［1920］；Hurvich 1960；Hurvich and Jameson 1957。）第三个观察是，想象这些色彩的关系既“相容”又“对立”，这既是生理感觉上的，同时也是认知感觉上的。每一组相反相成的对立项如蓝—黄、红—绿中的任何一项，都分别综合了另一项的要素，相反相成的色彩本身不仅以一种相反的和相互联系的典型模式构成对立，而且也相互激发。〔28〕绿色被红色的视感所排斥，仅仅作为红色的余像或者作为无色背景下红色所衬出的结果而重新出现——其关系是相互界定的，蓝色与黄色也是同样。此外，这些对立项中的每一组都因与其他对立项构成了对立而在认知上联系起来。在不断加强的强度方面，蓝色和黄色在亮度上要比绿色和红色增强得更快；而后者则在不断削弱的强度方面继续保持着它们的价值（Bezold-Brucke效应）。或者，因为刺激组被削弱了，把蓝色和黄色区别开来的能力也在与绿色和红色的对比过程中而逐渐丧失了。这种联系也在病理学上因红—绿、黄—蓝色盲并发症而得到了证实。最后，所有这些认知上的事实有着色彩视觉生理学的基础，尤其是从眼到脑的“反向过程”机制——这种理解首先是从人那里发展出来的，但最近关于猴子和鱼的电磁生理学的研究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证据在于，色彩感知（这与视网膜的图像接收是完全不同的）的传输被组织成三组二元过程：红—绿，蓝—黄，以及黑—白。其中，每一个过程都通过细胞分别向脑部发出脉冲波，细胞对相反相成的色彩组作出反应，同时又排斥其他色彩：比如说，红—绿过程可能以“+红-绿”的形式，也可以以“-红+绿”的形式被激活（见Pokorny and Smith 1972；Hurvich and Jameson 1957）。

综上所述，原始色彩的认知系统可以简述如下：它是由两组对立的颜色即红—绿、黄—蓝和四组相容的颜色即红—黄、红—蓝、绿—蓝和绿—黄组成的。这与上文所描绘的色彩语义关系图（图14）恰好是相同的系统。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象征结构和认知结构的对应性体现了后者是如何在前者的方案中被激活的。

在其经济的维度上，这种方案牵涉到社会在一个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有意义的系统中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其实用性由意义构成。对西方社会来说，服饰系统尤其重复着所谓的图腾制的功能。作为人与场所的主要坐标的消费实体化形式，它变成了一个形制巨大的交流图式——由此它也充当了彼此不相熟识的人们用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29〕“以貌取人（Mere Appearance）”恰恰是西方文明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象征表述形式。这是因为，通过外表，西方文明将其构造中的基本矛盾转化成了一种生存的壮景：由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组成的一个一体化社会。但最终，其一体化依赖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体性（coherence）：也就是说，依赖于我们在“第一眼（the first glance）”看到他人时理解他人、他们的社会状况以及他人与自己关系的能力。一方面，这种对“看（seeing）”的依赖有助于解释，何以象征维度一直是隐而不彰的。法则是在无意识层次上运作的，观念被营造成了认知本身。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之为“野性思维”的那种思维类型——那种思维“还没有在观察和解释这两个环节之间作出区分，这就像在观察他人的时候，并不是先记下谈话者的符号，然后再来试着理解它们；当他说话的时候，符号本身就携带着它们的意义”（Lévi-Strauss 1966，p.223）。另一方面，这种对瞥视（glance）的依赖证明了，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与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理性（rationality）”迥然不同的逻辑。因为理性是不断流逝的时间，是一种比较：至少还有另外的瞥视，是在各种替代物之间所作的一种权衡。逻辑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在于，首要的逻辑，即象征的逻辑，通过“选择”来界定了各种替代物并确定它们各自的地位，在其中，理性，因忘掉了它自身的文化基础，乐于把自己想象成是具有本质意义的。

〔1〕当然，在某种层次上，我们知道，这些辞藻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但这种知识却只不过证明了同样的原则，也就是说，利润所具有的组织能力。那么，在洞悉了广告的奥妙、揭破了所有的实质和感觉之后，潜藏在所有的社会形式下面的，除了赢利动机之外，还有些其他什么？通过我们在其中发现的抽象性与赤裸性，其力量得到了证实——甚至更多地是通过幻象，我们才能够在虚假的声明背后确定它。

〔2〕从不那么局限于特定情境的角度来说，使用价值比交换价值更具有任意性，虽然它与对象的具体属性的联系要更紧密一些。马克思正确地把商品价值理解为在物的话语中确立起来的分化意义。即是说，作为一个既定对象的概念（le signifié），它惟有通过在贸易话语中发展起来的关系，而不是指向物的具体属性。在后一个方面，商品价值更加抽象。然而，为了进入这些起决定作用的关系，对象必须是一种使用价值，就是说，拥有指派给它的客观属性的习惯意义，因此它对某些人才是“有用的”。既然这种意义是对对象属性的分化性估价，那么，仅仅从感官方面，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不过，它始终是与对象的可感知的方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使用价值是更具体的价值。另一方面，实用—意义可以在任何特定活动之外发生，被当作此类对象的意义。但惟有从商品的经济交往中，交换价值才是可以确定的，并随各自的情境而有所不同。它不能脱离商品的话语，并且是在商品话语中被规定了的；在交换的语境之外，对象仍然据有使用价值的地位。这样看来，使用价值更是任意性的；而交换价值则是一个实用性的移位器（shifter）。

〔3〕随后的讨论只是对关于家畜的可食性及人与家畜之关系的更大分析作一简要注释，这些分析见Douglas（1966，1971）；Leach（1964）及Lévi-Strauss（1966）。亦见Barthes（1967），R.Valeri（1971），还有，关于社会分类与动物分类的特定对应性，见Bulmer（1967）和Tambiah（1969）。在此，我的目的不是要对符号学分析有所创新，我不过是在强调它的经济含义。

〔4〕Benveniste（1969，vol.1）关于印欧语pasu vira的论述；例如，“作为流动性财富的因素，人们必须拥有avestic vira或pasu vira。通过那一要素，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才能成为可流动的私人财产的集合体（p.49）。”亦可见有关拉丁语pecu，pecunia与peculiumpp的进一步讨论（pp.55ff.）。

〔5〕“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个人，要是他来到我们这里，他就会询问我们为什么不吃狗肉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回答说我们没这个习惯；而他会有理由说，在我们这里狗肉是禁忌，就像我们有理由说原始人的禁忌一样。如果强迫我们找理由的话，我们就会拿食用如同朋友般共同生活的动物是不正当的这种话来解释我们对吃狗肉或马肉的厌恶感。”（Boas 1965［1938］，p.207）

〔6〕在此，法国人与美国人对家畜的命名看起来有些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对法国人如何为动物命名的观察（Lévi-Strauss 1966，p.204ff.）只部分地适用于美国的习惯。只需做一份简单的民族志调查就足以表明，美国在这一方面要更加复杂。不过，一般的规则仍然是有名的/匿名的：：可吃的/不可吃的。狗和马（赛马除外）的名字有时听起来像“艺名，从而形成了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名相平行的序列，换言之，这是些隐喻性的名字”（同上，p.205）——举些例子来说，有Duke，King，Scout，Trigger等等。然而，在更通常的情况下，英语中的命名都是些描绘性的词汇，同样也是隐喻性的，但却是从说话中摘出来的，比如，Smokey，Paint，Blue，Snoopy，Spot等等。法国人则把这些名字用在牛身上。我们一般都不给牛取名字，当然，奶牛是除外的，奶牛的名字经常是双音节人名（如Bessie，Ruby，Patty，Rena等等——这些名字都是从人们口头搜集来的）。干活的马——区别于骑的马——也有人的名字。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那样（Lévi-Strauss 1973），相关社会在这些方面的不同，体现了按照人类序列为动物安排位置的不同的文化剪影或叠加。

〔7〕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奇发展了这一点，即在英语中，各个动物范畴是如何根据与自我的距离而被安排进一套完整的动物与人的关系及动物与动物的关系的对应性之中的（Leach 1964，pp.42-47及appendix）。利奇认为这个图式有着广泛的适用性，虽然并不是普遍的；当然，（比如）对吃狗肉的人来说必然会有所变通。夏威夷人对要被吃掉的狗怀有极大的怜悯，“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还要从自己嘴里省下Poi［捣烂的芋头］喂给它们吃”（Dampier 1970，p.50）。然而，要被吃掉的狗是不允许接触肉的（Comey 1896，p.50）。但还不清楚是否它们会被豢养它们的家庭吃掉，就像美拉尼西亚的猪那样，也是被精心饲养在院子里，留着款待其他人的。

〔8〕当然，肉的分类要比这些一般的称呼复杂得多。比方说，steak（排骨）有一套自身的专用称呼，在这些称呼中，有些指向了器官，虽然这些词汇通常都不会用到人身上（如Sirlon，T-bone等等）。但在这种讨论中，牛肝却是个例外，个中原因不详。

〔9〕此外，这种交流的观念有根本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卢梭在与霍布斯的争论中奠定的：“但如果证明了这是真的，即这种毫无限制的、不可压制的贪欲在每个人那儿就像诡辩家们认定的那样应该发展到极致，它也不会导致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全面战争，就像霍布斯描绘的可憎景象（tableau）一样。这种想要占有一切事物的不受抑制的欲望与毁灭所有同类的欲望是不相协调的；如果杀死了所有人，胜者的悲惨命运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活在世上，而虽然他拥有了一切，但什么也无法享受。财富本身如果不能交流，它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他只是唯一的居民，财富本身对人占有整个世界还能管什么用呢？”（Rousseau 1964，3：601）

〔10〕“对象既不构成植物系也不构成动物系。但是它们又表现得像一片茂密的丛林、热带丛林，现代的新型野人们在里面很难找得到文明的反映。人类自己制造的这个植物与动物系反过来包围了人类自己……我们应该力图去描绘它们……同时永远不要忘记，无论它们是多么的数量众多以至让人眼花缭乱，它们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支配它们的不是自然环境的法则，而是交流价值的法则”（Baudrillard 1970，pp.19-20）。

〔11〕当然，社会科学家也经常评论服饰中的时尚，偶尔也作些调查（Barthes 1967；Richardson and Kroeber 1940；Simmel 1904；Stone 1959）。但要是出于民族志目的，则尚有更丰富的素材可用：过程参与者的直接反映。我们的讨论使用了广告商、市场调查者、设计师、顾客、时尚编辑与评论家的著述，以及家政学、家庭设计及家庭审美的教师们的教科书。此外，虽说民族志工作者最终会认识到参与观察者的优势位置，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村落里，但这里的讨论本身并不否认在特定情形中的观察与自我反思的长处。我当然没有把这些资源全部搜集起来，还远远不够。关于同我在这里所做的尝试相类似的研究服装的著作，见Bogatyrev 1971；但遗憾的是，当我把这一章交付印刷后，我才注意到这本书。

〔12〕虽然巴特只关注书面服饰（le vetement ecrit）的时尚的节律，而没有去探究此类服饰对象的象征系统，但他的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也适用于我在这里所作的探讨，我也从该书中获益匪浅。

〔13〕参看Crawley所说的“状态适应原则”：“服装表现了每一种社会运动，以及每一个社会等级。它也表现了家庭、城市、省份、地区、部落与民族的特征。同时，它也赋予个人以充分的机会。完整的主体心理学要在注意到适应原则的前提下来分析所有这些例子”（Crawley 1931，p.172）。某些伴随着公共/私人，陌生/熟悉等根本均衡项的对象性变化是由“劳累了一天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的上等资产阶级的原型形象唤起的：这是一幕平凡之极的场景，在其中，社会段落是由这个男人的行动所指示出来的，他依次摘帽子、吻妻子、脱外衣、解领带（夸张姿势）、松衬衫领子（做深呼吸）、跌进最喜爱的摇椅中，把脚伸进由一个训练良好的孩子、老婆或狗拿来的拖鞋里——然后如释重负般长长地出一口气。这正是对亲属与“更大世界”的对立的一整套陈述。在Stone对密歇根的凡思堡的服饰的社会学研究中，他注意到，大约70%的体力和白领工人穿着他们的工作服上班，而60%的人会在回家后换装。他们的妻子有90%多的会在购物之前换装，其中又有75%的妇女回家后再行换装（Stone 1959，pp.109-110）。Lynes在稍前也注意到，在周末，因（郊区的）家庭成了一个放松的场所，白领阶层会在家庭空间中有意穿着“工作装”（如蓝牛仔裤）——除非他们搞“后院野餐”，这时他们会穿得明快而鲜艳，“这象征着对日常事务强加给他们的单调性的反抗”（Lynes 1957，p.69）。

〔14〕不同的棉布又会根据轻重与软硬长度形成性别的分化；因此，棉布布料也构成了一般的四分范式：

在一本讲述广告技巧的书中（Stephen Baker，1961，未标页码）描绘了一个女人是怎样使用四种不同的织物的。他评论道：“织物有性的含义。毛料是四种质料中最不女性化的。……女人穿在身上会显得有条理性、城市化、老于世故。亚麻是混合型的。如果它是白色的，织物就极大地意味着纯洁。它比毛料更女性化，但吸引力不大。亚麻与干净、健康联系在一起。纱的精细（及明快）使它非常适合做女人的织物。因为它的图案很丰富，纱散发着典雅、清冷，但仍是温和的女性气质。丝则是所有质料中最富美感的。它富有光泽，反射出光的流动。它非常柔和，紧贴着女人的身体。这种特征使丝（或缎）透出穿者的吸引力。”

从上面的信息和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对生产作出一些大概的猜测：例如，黑色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与中年的、上流阶级的白人女性人口数量相关的——这本身就是社会的总体组织方式（尤其包括生产）的产物（其他事物也是同样，类似的还有很多）。这个主题很平常，而且完全不是不证自明的。并不是因为物的性质，丝织品才与中年白人女性发生密切关系，而是因为物的文化。

〔15〕参看Schwartz（1958）对美国黑人服饰的论述。这种经验研究的一个看起来可以普遍化的观察是，“潜藏在特定服饰搭配的选择及穿戴下面的最不显著的动机是远离自然环境要素（the elements）”（p.27）。

〔16〕一项关于上流阶级大学女性和中年女性最流行的服装的经验研究发展了下述类型的对比：衣服年轻的大学女性深灰色衣裳和外套；灰色、黑色和红色帕斯力图案的头巾中年女性黑色丝织奥托曼套装鞋子有一种反对称：女性的东西都是受到着力强调的，排他性的；而男性的物品，比方说剃须刀和电动剃须刀，也经常为女性使用或以女性形式出现。关于物品的性别，见Levy 1968；Baker 1961。

〔17〕不能否认这可能就是过程参与者的外在表现的真正模式：“我想我不认为它就是这个样子了”，汉斯说，他与他的兄弟（莱维-施特劳斯）公司总管彼得—道把莱维公司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基本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满足社会的需要。”
“顾客仍然决定着他需要什么”，公司的公共关系部主管巴德·约翰说，“我们始终在努力适应”（“Blue jeans：Uniform for a casual world”，Chicago Tribune，5 May 1975）。

〔18〕或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例子，Jacinski提到，在一个工厂里统一化与礼仪性着装的等级关系：“检查人员穿防晒裤与防晒衫，但没有领带；领导人穿宽松裤和运动衫；助理工头们穿宽松裤、白衬衫，戴领带；工头们的穿着与此相同，但加了一件茄克”（引自Ryan 1966，p.66）。

〔19〕[19]关于服饰的职业分化，见（例如）Ryan 1966，p.62；Hom 1968。Stone在凡思堡的一个访谈人对由最近的农业专门化引起的变化作了如下评论：“几年以前，你可以很容易地认出任何农民。他们通常穿粗纹布棉装。现在他们的农场经营也多样化了，因此服装也改变了。当然，有些人仍然穿粗纹布棉装。那些在牛奶场的人有制服。那些在家禽养殖场的人有白色制服。那些养牛的人穿女人的衬衫和灯心绒裤子——因为在野外，他们就得穿得厚一些。现在和三十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Stone 1959，pp.120-121）。

〔20〕[20]正如人们经常评论的那样，在几乎所有物体（包括服饰）的性别中都

〔21〕我们的文化这样把从右缓慢下降到左边的线条建构为“上升到右边”，而日本人则会以正好相反的方式来看它，这个例子很小，但饶有趣味地表明，行动，包括语言，是在一个已经象征化了的世界中展开的，并且是与习惯性的行动法则并非随意地相互作用着。

〔22〕参看Arnheim 1974；Birren 1956；Wexner 1954；Kintner 1940；Murray and Deabler 1957；Graves 1951；Sargent 1923；baker 1961；其中，前引服饰的文本来自Ryan，Rosencranz以及Hron。

〔23〕见下文对精神结构的文化运用的论述。这种措辞与通常对内在结构的诉求相比起来有某些优势，内在结构的说法颇有还原论之嫌，因为它是静态的、受到自然制约力的消极决定作用。我们使用另一套措辞，本意在于确保文化相对于精神的优先性，同时也表明这二者之间的中介观念。它假定某种功能上的联系——即使它适于象征交流的精神结构所具有的无所不在性——和某种动态的可能性，这至少在下述意义上是成立的：象征方案可以自由地发展精神结构的多种潜在性，并且是在可变的程度上这样做的。我们只需把正统的涂尔干教条稍作变通，就可以总结这种立场：只要表象是集体的（社会的），它们就是普遍的，而不是因为表象是普遍的（精神的），它们才是集体的。

〔24〕人类的（被激发出来的）符号行为始终是（未被激发出来的）象征化的次生结果，这一点的普遍性，从下面这个立场上来说是正确的：对象能指的景象本身预先确定了估价在意义秩序中得以进行的过程，从而也预先确定了对象—符号在意义秩序中的位置与内容，激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对象—符号及其所指，在这里是红色与血的危险意味，有可能“逃脱”（巴特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常激发作用，所以，根据视像的相似性进行解释的企图，决不可能从经验上得到满意。因而，就像利奇所说的那样，在西方社会中，红色并不总是负面的，或总是指示着危险。红色也可以意味着健康、力量、生育力或旺盛的性欲，以及“庆祝”（“red-letter day”［大喜日子或圣徒节日，直译为“红色来信日”——译者按］）。当尤其与白色及绿色的意义相比起来时，红色的几种含义拥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或“预先的”价值，这是对反映了较长波长的物体距离的感知中的差异所必然导致的。因红色在不同的波长与亮度价值上而把相对的接近性（色彩的失常效果）和高层次的饱和度联结起来，这种颜色成了所有色彩中最“富有穿透力的”。确实，红色是最强烈的颜色了（参看Graves 1951；Gregory 1966；Bidwell 1899；Southall 1937）。正是因为红色的这种对立性特征，才使它在编码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25〕我们可举《牛津英语词典》中有关色彩的词条为例，当指人的肤色时绿色意味着一种“苍白的、病态的或坏脾气的颜色，它表示恐惧、嫉妒、坏脾气或病态”；而当说到嘴唇或脸颊时，红色则表明“一种自然的、健康的颜色”。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使用的是在第262页注［22］中所举的几种关于色彩的权威著作，同时也包括几部俚语和俗语词典，主要有Mathews 1951；Partridge 1967及Wentworth and Flexner 1967。亦见Spengler 1956，1：242ff。

〔26〕同时也请注意，在光谱上只有四种色彩——蓝色波长大约475微米，绿色大约是505微米，黄色大约是578微米，而红色大约是495微米——在颜色表现仍然是稳定的，虽然它们在强度上会有所变化。

〔27〕按说，“基本”色彩要素在非常不同的文化中应该有相似的光谱指示物，但在这个结论里也有矛盾。矛盾在于，无论如何，这四种色彩在任何语言中都不是“基本的”色彩要素，而是颜色的抽象概念，脱离于任何具体的物体。在较为“基本的”层次上，到处都充满了数不胜数的可以从它们的对象形式中辨别出来的色彩要素（如柠檬黄，海蓝色等等；参看Conklin 1955）。那么，为什么一个显然是次生产物的概念却有特定的、明显的普遍“基础”呢？目前的讨论给出了一个答案：这些色调，恰恰是因为它们拥有独特的、互补的之类感知属性，在特定的场合——这给予它们以意义的对立——它们才最适合用于仪式、生产交换价值区别的表义。色彩是实践活动中的语义符码。恰因为它们促进这种含义，所以才只有特定的色彩概念被占有性地分离出来充当“基本色”，也就是说，那些因它们独特的特征及关系而能够在信息系统中充当能指的色彩。见Sahlins，即出。

〔28〕林茨写道：“红色和绿色是对立颜色的二价项，黄色和蓝色也是如此。二价项中的任一项都会排斥对方，对抗对方——就像Stilling（1880）所描述的那样——甚至破坏对方”（Linksz 1964，p.2）。但这种对抗性只是它们相互强化的一个方面，就像歌德在很久以前评论的那样：“正如他表现的一样，红色与绿色（或黄色与蓝色）都同时需要对方；它们彼此促进，相互助长”（同上）。

〔29〕“一个复杂的精神过程是通过最简单的视知觉而被激发出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大概是30秒左右（原文如此），就可以对生人的性别、年龄、体形、民族、职业和社会等级等作出判断，同时也能够估摸出他的脾气、权势、友善度、整洁度，甚至他的可信度”（G.Allport，引自Horn 1968，p.109；参看Linton 1936，p.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