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思维：西方社会作为文化
政治经济学是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领域如今已经四分五裂了，必须以普通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来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分析，这意味着，象征性交换价值（valeur d'echange/signe）的生产和物质物品及经济交换价值的生产乃是一回事，它们也遵循着同一个运作过程。因此，就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而言，对符号和文化的生产进行分析时不再将其看作是外在的、隐秘的或“上层建筑的”；它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革命而出现的，它因象征性交换价值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介入而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72，p.130）
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但看起来这种认识却是在那个社会的措辞之下进行的。在把生产看作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联手共同把人与物的异化状态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认知能力。在对意义系统做出实践论的解释时，这两者会共同把意义系统封闭在实践之中了。如果这种封闭的做法是可行的，或者被偷换成了前提，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和在正统经济学中所发生的毫无二致了，研究者会受到同样的商品拜物教的蒙蔽，就像商品拜物教迷惑了置身其中的人们一样。如果仅仅根据商品的金钱数量（交换价值）来考虑商品的制造和运动，我们也就忽略了制约着它们的“功用”的商品具体属性的文化法则，而且仍然不能说明事实上究竟是什么被生产出来了。这种解释满足于复制它试图说明的那个社会的自我欺骗，在这种解释中，对象和社会关系的逻辑系统是在一种无意识平面上进行的，而惟有通过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决定作用才能显示出来，从而也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生产只不过是一种启蒙理性的积淀物。经济的结构表现为实践行为的对象化结果，而不是事物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是通过市场的制度手段来达到的，但却是依据一种关于人和物品的文化设计。
然而，功利主义是人们体验西方经济、事实上是体验整个西方社会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主体以这种方式来生活，经济学家则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从各方面来看，其过程是一种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即众所周知的稀缺手段的配置的目的在于实现最大可能的满足——或者就像凡勃伦所指出的那样，以对方当事人为代价来免费获取。在生产方面，物质利益采取了剩余货币价值的形式。对消费者来说，它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是支付货币之后所获得的“实用”回报；但即使在这里，产品的吸引力也在于它声称具有各种可用的替代产品不能企及的优越性能（参看Baudrillard 1968）。最新型的汽车——或冰箱、服装款式、牙膏品牌——因其具有某种新颖的特征或其他更便利的特征而更适合“现代生活”，与任何同类竞争产品相比起来，它要更舒适、更有益于健康、更性感、更长久耐用或更有魅力。〔1〕在本土观念中，经济是一个实用行为的赛场。而社会则是形式上的结果。主要的阶级和政治关系，以及人们关于自然界以及他们自身的观念，都是因这种对物质愉悦的理性追求才得以产生的。就像实际所发生的那样，文化秩序是在分别按照其物质情境的客观逻辑来行动的人与群体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最终，他们各自的利益创造出了
混为一体的和谐乐章。……
由此，上帝和自然在共同的框架中连接起来，
自爱与社会也融为一体。（Alexander Pope，Essay on Man）
这就是我们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科学智慧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共同的人类学知识是，任何既定人类群体的“理性的”、“客观的”图式从来都不是唯一可能的。甚至在几乎完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文化秩序和结局都可能完全不同。因为，物质条件，如果它总是不可或缺的话，是以多种不同方式潜在地成为“客观的”、“必要的”——根据它们得以成为有效的“力量”的文化选择。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界永远是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社会不能依靠奇迹生活，不可能靠玩弄骗术存在。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哪个社会，在以文化方式决定怎样进行人群的生物性延续时，都不得不为这种延续提供保障——无论哪个社会，都必须通过建造房屋来提供住所，都必须通过区分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来提供食物。但人不仅仅要“生存”，他们是以一种确定的方式生存。他们是作为特定种类的男人和女人、社会阶级和群体，而不是作为生物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集合（“人口”）来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当然，在这样来进行文化生存方式的生产的过程中，社会必定仍然要受到生理的、自然的必要性的限制。但至少从博厄斯开始，这就被看作是一种公理，即使最具有生物学意味的文化生态学也没有说出比此更多的东西：“生存力的限制”是自然界实践地介入文化的方式（参看Rapapport 1967）。在这些限制之内，任何群体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理性”经济意图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生产策略的选择了，这种策略是根据生存技巧的多样性、邻近社会的范例或两者的反面等方面而设想出来的。(https://www.daowen.com)
实践理性是对文化形式的不可知论式解释；为了掩饰得更好，它不得不假定它宣称自己所要解释的东西——即文化形式。但请允许我在这里适度地“发发神经”。只要这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以后来的人类学作为中介，在此对马克思构成了批评的，正是马克思本人。这些反对意见的要点，早已经初步显露在马克思对生产的理解之中了，在他那里，生产不仅是生产者的生产，而且也是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而且，这一原则也以更为一般的形式内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让我再次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富有启发性的论述：“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Marx and Engels 1965，p.32）。因而，是马克思教导我们，人从来不是抽象地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作为肉体必要性的世界中的生物存在。在通过社会对象来再生产主体的过程中，人也为既定的社会主体生产出对象。
即使资本主义也不能逃避这种对象性实践的文化构造方式，虽然表面看来它的组织方式是通过并且是为了实用利益而进行的。因为，就像马克思同样教导的那样，所有的生产，即使它受商品形式、受交换价值的制约，也仍然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如果没有消费，对象就不可能将自身完成为产品：无人居住的房屋也就不成其为房屋。但使用价值不能单单在“需要”和“需求”的自然层次上来理解——确切地说是因为人们并不仅仅生产“住所”或“住处”：他们生产的是一定种类的居室，是农民的窝棚，或是贵族的城堡。使用价值的这种决定作用，作为特定类型的家室的特定类型的房屋的决定作用，体现了社会生活的连续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以互惠的方式通过他们自身来确定对象，通过对象来确定他们自身。
因而，生产不止是、而且也决不是物质效用的实践逻辑。它是文化意图。肉体存在的物质过程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过程而被组织起来的——对人来说，既然他们始终是在确定的方式中被界定的，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存在方式。如果说，是索绪尔预见到了一门专门研究“符号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普通符号学的发展的话，那么，是马克思为之设置了舞台布景。把社会置放在历史中，把生产置放在社会中，马克思在人类学科学尚未诞生之时就已为它构造了大致的思路。因为，他为这一科学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答案，这个问题就是象征本身的定义：既然不能从人和事物的物质本质中来认识它们的存在状态，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说明人和事物的存在状态？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仍然把象征属性留给了以其商品形式（拜物教）存在的物品。他假定使用价值毫无疑问地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也就是说，依据使用价值显而易见的属性，他放弃了人和物品的意义关系，而这对理解以任何历史形式存在的生产又是最根本的。他留下了这个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需要的系统和劳动的系统——从哪里着手进行研究呢？”
为了寻求答案，为了对生产作出文化的解释，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物品的社会意义（正是它的社会意义使得物品对一个特定类别的人是有用的）显然并不来自它的物理属性，而是来自它在交换中被赋予的价值。使用价值与商品价值一样是象征性的、任意性的。因为，“功用”并不是对象的属性，而是对象的属性具有的含义。美国人认为狗是不可吃的，而牛可以作为“食物”，其理由并不在于肉的价格，也不在于这是感官能够知觉到的。同样，何以长裤是男性的，而衬衫是女性的，这同它们的物理属性或由物理属性引起的关系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正是由于它们在象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裤子才是为男人生产的，而衬衫是为女人生产的，而决不是因为对象本身的实质或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这正好像，恰恰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的文化价值有所不同，才导致前者通常使用这种产品，而后者则不能。如果不是人们赋予它们以含义，没有什么对象和物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或运动。〔2〕
生产是文化结构的功能环节。这样来理解，市场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就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探讨。众所周知的最大化逻辑只不过是另一种理性的表现，这种理性不为人注意，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我们也有自己的始祖。并不是我们没有文化：也就是说，对象的象征法则——虽然表面上供应—需求—价格的机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它实际上却是象征法则的奴仆。〔3〕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美国人在满足基本的食物和服饰“需要”方面究竟生产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