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障碍——理解力

第六章　主观障碍——理解力

你假如观察能力低下的母亲如何教孩子，就会深深感到她在想象孩子的思想与感情方面表现得很无能。她的孩子充满活力，必须以某种方式消耗这一能量，而且什么都想看，好动，时时刻刻使她恼火。这时也许是在坐火车。他使劲要把头伸出窗外，被制止后，他爬座位，或者乱弄小件行李。“坐好！”“下来，听见没有！”“你怎么就不能安静下来？”她不时说出这些话来规劝、命令孩子——无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使其他乘客感到不安。但是，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时，你会发现，她竭力制止这些符合儿童特性的活动，主要因为考虑要遵守自己所认为的得体标准，但她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造成的伤害。她自己经历过这一好奇心极强的阶段——那时，几乎每个遇到的物体都显得新奇、有魅力，充沛的精力受到抑制时自己就感到烦躁不安。但是，现在她无法想象孩子要看她阻止的事物的愿望是多么强烈，要按好的要求去保持安静是多么困难。她用自己的想法想象孩子的想法，感到坐好、不朝窗外看是多么容易，认为孩子的行为完全是因为任性造成的。

我让读者考虑这个及类似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个必然性与难点。必然性是，与别人打交道、解释他们的行为时，我们必然以自己的思想与感情来想象他们的。难点是，我们这样进行想象时，只能部分正确，常常非常错误。任何人在构想别人的想法时，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的——这种构想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他要构想的对象与自己的差别越大，那么他照自己想法获得的解释与事实出入就越大。

按照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模式来衡量其他人的行为，经常造成误解，这一点连平民也都明白。但是，同一社会的成员特点近似，这种情况下可看出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的解释是经常错误的，而当被解释的行为是特性差别比较大的另一民族的时候，却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解释常常错误程度更大。实际上，如果这种解释不是我们作出的，而且解释者与被解释者思维方式与我们的大不相同，那么我们的确能看出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早期英语文学从封建制度角度构想古希腊历史，把古代英雄说成是公主、骑士和乡绅，那么显然，那时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一定完全错了。我们发现中世纪的宗教故事把维吉尔说成是参观过基督的摇篮的先知之一——带插图的《诗篇》描述基督生平时多次绘出带有吊门的城堡——钉死于十字架甚至被朗格兰描写成是骑士行为，结果用矛刺基督侧边的那个人被认为是使自己身分受辱的骑士〔1〕——我们从记载中得知，十字军战士自称是“基督的仆人”。这些事情足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在解释犹太人中的社会组织与活动时带有自己的感情与想法，结果形成荒唐的错误认识。由于同样的倾向，我们正在形成的想法虽不是那荒诞不经，但与事实出入也很大，而这一点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要准确想象出与我们的差别很大的思维状态，以能够理解这些思维状态如何影响个人的以至于社会的行为，但是准确想象是很难的，有一个例子会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次学习古希腊神话时有一种模糊的惊讶之情，每位读者很可能都隐约记得这种感觉。即使没有用语言表达，大家在脑子里还是闪过这个想法：相信这样的传说故事，是无法解释的。后来在游记中读到有关原始人的令人惊奇的迷信的细节时，又感到这些迷信很荒唐；无论多么无知或者愚蠢的人，居然会相信这些迷信，大家也感到吃惊。有人相信相邻部落的人祖先是鸭子，有人相信某些神开始向地球吐口水时天就下雨了，有人相信居住的岛屿是被自己的一个神从海底拖上来的，而那个神钓鱼时鱼钩钩住了——这些和无数同样可笑的想法似乎暗示出一种近似于疯狂的荒谬思想。大家根据自己的观念来解释这些想法——具有的官能比原始人的官能达到复杂得多的阶段，而且还运用了从小受教育而具有的思考方式以及积累的大量知识。大家也许从未想过以别的方式进行思考。大家即使尝试从原始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还是很可能失败；即便成功，那也仅仅是部分的成功。但是，只有像原始人那样看待事物，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出现这些看起来奇怪的迷信很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就当时的时代与地域而言，是很合理的。对于开化的与未开化的人，智力活动的规律是一样的。开化的与未开化的人，区别在于官能的复杂程度和积累及归纳的知识的数量。如果思考能力发展程度较低，只同土著人的一样——如果了解的事情不多，从小范围内了解到的，没有从时间上延续的记载中得到补充——如果天性冲动，无法进行耐心的研究，那么，这样的人相信的极其荒谬的传说故事，实际上是他们对周围事物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解释。我们即使断定情况一定如此，还是不容易从原始人的角度进行思考，还是难以认识他们的思想，对他们在社会及其他所有生活关系中的行为的影响。

要准确想象与自己的大不相同的特性以认识这一特性产生何种行为，我们还会遇到另一类似障碍。通过观察其他民族如何无法理解我们的特性及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相应最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能力克服这一障碍。

“真主的杰作！瞧！弗兰克本来愿意的话可以安坐着，他却艰难地走来走去！”〔2〕斯皮克船长以同样的方式说道：

“假如我在同一个地方走来走去，活动活动腿，那么他们［索马里人］就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我的动机，认为我一定对他们的国家有阴谋诡计，或者认为没有头脑健全的人会犯不必要地活动活动腿的错误，不然我不会那样做。”〔3〕

这样的例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特性是不被特性与我们相差很大的民族所理解的。但是，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总是忽略了一个相关的事实：我们无法准确想象其他民族的感情与动机。例如，我们觉得采取更容易而不是更费事的办法是理所当然的，采用被证明更好的新办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虽然赞叹我们明亮的阿尔冈灯，但仍坚持使用自己昏暗的纸灯，即使给他们阿尔冈灯也不使用；印度人看到我们改进的工具如何又省事又有效之后，仍然宁愿使用自己粗糙的原始工具。我们对这些情况感到迷惑不解。如果研究与我们的文明差别更大的民族，设想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与我们行为相同，那么我们会更频繁地发现自己弄错了。

这样，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主观障碍。要理解社会演变中的任何现象，我们必须认为这个现象产生于具有一定特性的个人进行的共同作用。不理解那些特性，也就不能理解现象；而即使我们谨慎、努力地去理解特性，也只能做得很不完美。我们的理解肯定带有自己的观念，但这样的理解常使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几乎没有人会经推理认为：人们会轻易相信虚假的东西。但我们却可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上面详细阐述的倾向，最倾向于说谎的人也最倾向于怀疑别人说的话。这个结论似乎有点奇怪，但习惯于要求准确的人通常也容易怀疑事实根据；人们一方面作出极其不可靠的断言，而又愿意得到一点证言就相信最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比较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或者比较文明中连续的阶段，就会发现陈述越来越真实，而人们越来越不轻易相信。你了解到现代的科学家之后还会发现这种情况：科学家既陈述准确，又严谨地对待事实根据。与科学家表现出的那种关系相反的关系，现在又令人吃惊地在东方出现。在东方，人们一方面很乐意相信虚构的事，另一方面又大肆散布谎言。一个埃及人也许是无意中说了一句巧妙的谎话，他因此感到得意；染色工甚至认为没能染上某一种颜色是因为一个诡计未得逞。人们非常愿意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圣约翰先生在《在一个地中海东部地区人家的两年居住生活》中描写了这种情况。他说，当大声朗读“一千零一夜趣事”时，他暗示不应把这些故事当作真事，而这时有人强烈反对这一怀疑态度，反问道：“人们为什么要坐下来写那么多假事呢？”〔4〕

我指出这些好像矛盾的特性共存，不是因为这对论证的直接影响，而是因为其间接的影响。同样，一定的思维状态好像不可能共存，却常同时存在，我这里必须详细叙述这些思维状态的欺骗性作用。我指的是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我写作时常在一份主要刊物上发现的，即“历史研究者研究越深入，就越会发现人在所有时期相同”；另一个相反的观点体现在现代政治中，认为可以容易改变人性。这两个观点应该无法共存却的确共存，并导致社会现象推断中两种错误；要在社会学中得出正确结论，只有摈弃这两个观点，采纳调和两者的观点——人性是能够改变的，而且改变程度是不确定的，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我们来看看那两个观点分别导致的错误。

人们曾经认为星星是固定不动的，山丘是永远不变的，同样也认为人在各时代保持不变；但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星都在运动，不存在永远不变的山丘这样的物体——现在我们发现宇宙中的万物永不停息，因此这个不成熟的人性观现在应该从我们对社会的看法中消失——或者说，许多有关社会的过去与未来的狭隘的看法应随着那个人性观也消失，那些狭隘的看法源于那个人性观，虽然失去根基但继续存在。有一些人公开表示，另一些人暗中认为，人的心灵与以前一样“极其肮脏”，以后的社会状况会与现在的非常相似。在不断积累的大量事实根据面前，他们不情愿地承认：具有穴居等类似习惯的原始人与封建时期的人有些差别，而人在封建时期具有的习惯、感情和观点，意味着那时的特点与现在人具有的大不相同——同时，他们承认这一事实：随着人发生的这些变化，社会发生了更显著的变化。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忽视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情况：人与社会将来会继续变化，直到与现在的差别同现在与早期有记载时期的差别一样大。不错，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也许认为这种变化很有可能甚至肯定会继续下去，但仅仅是这么认为而已——在作出结论时没有这样想。最前面对政治或社会问题进行的讨论表明，有人暗中认为，将来社会的结构会与现在的实质相同。例如，谈到国内部门的问题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考虑到它与身边现有的其他社会安排方法的关联：只有少数人会想到这些安排方法也许不过是短暂的。到处都有这一情况。讨论的问题无论是生产的组织、阶级的关系还是名流的统治，实际影响形成结论的想法（即使未被当作理论来表达）是：不管经历什么变化，我们各个制度不会改变到识别不出的程度。即使是自认为已经谨慎地摆脱这个犯错误的倾向的那些人——即使相信社会完全变化的孔德先生及其追随者，仍未表现出完全摆脱那一倾向，因为在他们想象的理想社会中，实施管理的统治集团与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统治集团实质相似。人们很难记住，我们很难想象到我们民族正在迎来的社会状况，也许就如同一个古挪威海盗和他的随从很难想象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无论在哪里，这一困难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现在注意那个相反的困难。我们的团体，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慈善的，似乎都难以克服那个困难——难以认识到：人性虽然在不确定的程度上是能够改变的，但只能够缓慢改变；也难以认识到：如果法律、制度和实施方法依靠利用人性以在短时间里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结果，那么它们都会注定失败。我们假如看一看各种社团、派别和学派的纲领，从法兰西浸礼会中的卢梭的追随者到联合王国联盟的成员，从相信教皇圣上论宣传的拥护者到积极要求将教育完全世俗化的人，那么就会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只需要这种命令或那种惩罚，只需要这种压制办法或那种教育方法，社会状况就会大大改善。他们现在明确表达这一观点，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满脑子都是这一观点。我们读到这样一句话“要想使人们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改造他们”，这其中暗示的意思是：改造是能够做到的。当你教会孩子们为成为好公民而必须做的事之后，他就会成为好公民，这一点被认为是无可否认的。在别的地方，有人认为如果法律使人们摆脱了饮酒的诱惑，那么那些人不但会戒酒，而且以后不再犯罪，这被认为是不容质疑的真理。但是，任何人如果没有被假说或激情冲昏头脑，那么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希望显然都是具有欺骗性的。人们常向戒酒狂热支持者强调这一个事实：在一些饮酒最少的欧洲国家中，犯罪率比我国高。这一事实也许足以向那些支持者表明：如果把他们提议的限制措施付诸实施，英国的道德水平不会立刻就提高。有人盲目地认为，从课本中学到的内容会使人立即有良好的举止，而很久以前统计就已证明这一观点不正确〔5〕。从观察中可以知道知识对行为的影响很微弱——商人和工厂主的掺假行为，欺诈性的破产，设立虚假公司，以及“篡改”铁路账单及财政状况说明，这些欺骗行为与未受教育的人的欺骗行为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医科学生受到的教育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小得令人诧异，甚至最有经验的医生也几乎没有因为自己的知识而变得更加小心。观察到这些情况，人们就会完全放弃那一个盲目的观点，除非已经有了成见。随着每个新的政治纲领又重新出现乌托邦式的空想：从修道院院长西哀士的“书面法令”到最近路易斯·布朗公布的纲领，有人鼓励实施投票选举法，鼓动建立共和政体。要不是有这个我们正在考虑的暗中成见，多次出现的、引起我们注意的惊人事实本会使那些空想破灭。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向世界表明：通过革命强加任何重新调整措施实际上都不可能改变社会结构的类型。无论一段时间里转变得好像多么巨大，原先的事物会经伪装后重新出现。建立起来的表面上自由的政府会产生新的专制，新专制与旧专制区别在于前者有新的口号，并有新人物喊出这一口号，但新、旧专制都镇压反对力量，并使用相同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人们获得自由后，立即将它交给公然的独裁者；或者正如我们今年已看到的那样，让自由落入有实无名的独裁者之手。而且，变化实际上更小，因为虽然统治中心出现变化，但遍布法国社会的管理组织仍保持原样。在帝制、立宪制和共和制下，官僚制度都得以继续。正如迪克德·奥迪弗雷-帕基耶指出的那样：“帝国灭亡了，内阁不存在了，但官僚机构仍然存在。”使国家凝聚的各结构体制及其组成部分的思想与感情都表现出影响力和倾向，这些影响力和倾向聚集后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因此，一个组成部分（即使是政府）消失后，很快会有一个类似的部分来取代它。前几章曾举例说明这一个真理：聚集体的特点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特点。只需要回忆起这一点，就会立刻认识到：只要公司的特点没有发生实质变化，那么那些特点缓慢发展出来的政治结构不可能有实质变化。

人们如果克服不了这思想上双重障碍，那么就会产生双重错觉。这一对思想上的障碍，实际上与一个曾经人人都相信、至今大部分人仍相信的观点自然相关联：社会不是演化出来的（而实际上是），而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人们应认识到这一真理：人组成的群体在不断变化中发展并形成结构上的特点；并应摈弃这两种相对立的错误观点：人类是保持不变的和人类是容易改变的。摈弃这些错误观点之后，人们就会承认这一推论：曾经使社会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将会使其出现与现有的差别一样大的变化。人们一旦完全接受整体与局部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观点，就会消除这些错误的观点。看看一个单词，注意它在变化中，如何逐渐产生一类词，而每个变化的词又产生类似的词；看看一个风俗习惯，例如复活节时送蛋，这一习惯在巴黎现在已发展成为制造包在仿造蛋中的、各种可想象得到的、昂贵的礼物的时尚，后来仿造蛋大到足以包进一辆布鲁厄姆式四轮马车，而这一时尚带来重税，人们就出国逃避；看看一项法律，曾经很简单、专门为一个案件而制定，而后连续的补充和变更使它成为一组复杂的法律，例如，从征服者威廉的两项法律中发展出我们管理土地占有的整个法律体系〔6〕；看看一个社会手段，例如报刊，起初是不公开的、手写的新闻信札，后来成了一封手写、不公开的书信附带一张印刷的扉页这一形式，这样慢慢演变出这一大批报纸和期刊，有日报、周刊，有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可看出，从单个和总体角度来看，这些报刊在种类增多的同时，规模也在变大。如果我们同样看看其他所有已确立的制度、机构和后果，那么自然就会认识到：现在存在事物的多种基础，将来会以无人想象的方式进行发展，在社会及其成员的深刻转变中发挥作用：这种转变没有希望短期产生结果，但肯定最终会产生结果。

设法把五个手指套进带有四个指套的手套。你遇到的困难很像使一个不具有相应复杂的官能的人接受复杂的思想时遇到的困难。当组成思想的数个条件和关系迅速增加并多变时，必须迅速发挥智力结构的众多、各种部分的作用，这样才能理解思想。如果缺少一些部分，那么只能理解思想的片断。请考虑这样一个例子。

为了向孩子解释A与B的比例关系的含义，可以画一条短线A和一条长线B，告诉他A与B的比例小；然后延长A，告诉他A与B的比例变大了。但是，假如我必须解释A与B的比例等于C与D的比例，那么不同的量就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关系就不是一对而是三对。为了理解这个命题，孩子必须想象出A、B及其之差，这样设想之后，他还必须想象出C、D及其之差，这样设想之后，他还必须想到这两个差每个都与相应的那对量关系相同。因此，必须记住的条件与关系的数量，意味着对远远更多的思考手段进行配合使用；缺少任何一个思考手段，就无法理解这个命题：孩子年龄增加以后才能理解，如果不受到教育，那也许永远也无法理解。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更复杂的概念——例如，A与B的比例随C与D的比便而变化。现在大脑必须几乎同时想象出远远更多的事物。不应认为A、B的长度是不变的，而应该认为其中之一或两者长度都在变化，因此两者的差变化程度不确定。C、D的情况也是如此。然后可以从线延长和缩短这一角度恰当地认识在这两个情况下比例的变化特点。必须理解的是，任何变化造成的A与B的差，与两者之一的关系总是与C与D间同时出现的差与C与D的关系相似。要构想出这一命题，必须具有更多种类的概念，显然，没有或者不能够从适当教育中获得的能力，就无法理解这一命题。当命题的类型变得更加复杂时，例如比较两组从属的变量并作结论时，就必须具备只有经验丰富的数学家才容易具备的理解力。

我们在这发现，要理解复杂的概念，复杂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复杂的能力，那和可能在类似这些情况下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不是因为观察到自己所缺少的能力，而是因为观察到别人取得了他自己无法取得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像准确的预言这样的事物可向低能的人证明他能力低下，那么他通常就意识到自己低能。要设想更高级的思考方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这个方式。因此，他直到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一方式，才能真正意识到这一方式的存在。我要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把一个小孩放在你的膝上，然后翻一些风景版画给他看，注意他说什么。“我看见船里有个人。”他边指边说，“看见母牛在下山。”“有个小孩和狗玩。”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话，大部分是关于每个场景里的活的物体，你从他那听到的就是这些。他绝不会说出有关一个完整场景的话，丝毫没有意识到树、水和山的组合有什么令人愉悦之处。这个孩子完全没有这个复杂的审美意识，你会发现他丝毫不知道这种意识别人有，而自己却没有。现在看看成人表现出类似缺陷的例子。你大概在一生曾受过一些音乐教育，能够回忆起你经历过的阶段。早期，你不懂交响乐，发现别人鼓掌以表示赞许时就觉得有点迷惑。后来几年里，你的音乐能力慢慢得到发展，就能欣赏一些了。现在，这些你曾经几乎不喜欢或根本不喜欢的复杂音乐组合，比其他任何组合给你带来更多的乐趣。回想起这一切后，你会猜想：自己对某些更复杂的音乐组合冷淡，可能因为自己缺乏能力，而不是因为那些组合有什么缺点。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这样一系列变化——例如，一个海军军官，在海上生活，难以听音乐会、看歌剧——那么他会如何呢？你有时听他承认，或者确切地说，吹嘘自己多么喜欢风笛。一个年轻女士演奏的器乐曲的最后几个节律还未从你耳朵中消灭的时候，他走到她跟前，问她会不会演奏“波莉，放上水壶烧水”或者“约翰尼前进回家”。然后，当进餐时有人谈起音乐会时，他抓住这个机会表示自己不喜欢古典音乐，几乎不隐瞒对去听音乐的人的轻蔑。你如果仔细考虑他的心理状态，那么就会发现他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音乐组合，并且没有意识到缺少这一能力——无疑，这样的复杂组合存在，其他人有能力欣赏它们。

现在，把这个普遍真理应用到我们的问题当中。社会科学涉及的思想比其他的复杂。缺少相应复杂的能力，就无法领会那些思想。但是，这里与其他情况一样，缺少适当复杂的能力的人却丝毫没有意识缺少这一能力。我们却发现，一个人如果缺乏所必需的那种思想理解力，那么就极端自信对社会问题的判断，而且还嘲笑经过长期实践开始认识到需要理解什么、对其正确理解是多么困难的那些人。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以便再举出更复杂的例子。

几个月前，《泰晤士报》记叙了自动印刷方面最近的成就——“沃尔特印刷术”。该报用这一方法每天上午几个小时内就很容易地印出大量报纸。假如一个人比较熟悉技术细节，看到这篇文章时完全理解读到的每个步骤：也许通过去观看设备实际操作情况并询问操作人员而有更清楚的认识。现在他认为完全明白了，就走了。就一项机械技术而言，他可能完全明白了。该技术还反映出个人生平情况，暗示了沃尔特先生及其合作者的一定的品质及思想特点，这他也可能完全明白了。但是，他也许根本没有认识到该技术的社会意义，甚至没想到会有社会意义。然而，他如果开始研究这一事物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自己仅仅开始完全明白。如果要弄清该技术的远源而不是近源，那么他会发现，首先，这台自动印刷机是直接从其他自动印刷机演变来的，而其他自动印刷机经历了连续的发展——每次发展都是以前一次发展为前提：没有很久以前就使用、改进的圆压印刷机，也就没有“沃尔特印刷术”。他作进一步研究后会发现，这一最新改进完全因为有了制型纸板铅版印刷术才可能实现。该铅版印刷术起初应用于制作平印版，使得制作圆筒印版成为可能。再由此向前追溯，他发现之前还有烧石膏铅版印刷术，再以前还有另一种印刷方法。他还了解到，这一最先进的自然印刷方法，同先前许多不那么先进的方法一样，因为使用了分散油墨的墨辊而不是五十年前“印刷所学徒”用的手工器具才具有实用性；同样，如果人们没有发现铸造墨辊的那种有趣的、有弹性的化合物，那么墨辊就绝不可能有现在这些用途。接着，他追溯更久远的前身，发现前身是手工印刷机，该印刷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改进。现在，他大概认为已从社会现象角度了解了这一机器。还差得远呢。它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部件，只有经过充分加工精确调试之后，各部件才能共同发挥作用。部件来自机械加工车间，而在车间里，有各种复杂的充分加工的机械驱动汽缸、切割出轮子、刨平杠杆等等；先有这些，才能有这一印刷机。他如果研究这些复杂的自动工具的历史，那么就会发现，它们各自都处在缓慢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因为有了先前各种复杂的、共同用于制造它们组成部件的自动工具而使它们达到如今完善的地步——每个更大或者更精确的车床或刨床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先有了体积较小或精确度较差的车床或刨床。因此，他如果追溯机械加工车间所有部分及其众多不同的器械的由来，那么终究会追溯到铁匠的锤子和铁砧，甚至会追溯到更原始的工具。他认为现在解释完满了。根本没有。正如“沃尔特印刷术”这个例子表明的那样，直到发明出、慢慢完善的能连续制造大量纸张的纸机，这样的进步才可能出现。因此，还涉及到造纸机的出现，涉及到造纸机之前出现的、而现在造纸机必需的众多器械与设备。现在我们对问题研究彻底了吗？没有，我们只看了一组先前事物。机械器具的整个发展过程——制铁业的发展，铁制机械的广泛使用，用于制造机器的机器的大量生产——一方面是因为有充足的原材料、煤和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位置与世隔绝，而这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增加生产活动。精神上的因素也起了作用。假如人们没有办企业所必需的、愿意为将来而放弃眼下的安逸的态度，那么就绝不会出现我们讨论的这一机器，——而且，也绝不会出现使这一机器成为可能的众多改进的器具及方法。除了办企业所依靠的精神特征之外，还有有效合作所要求的精神因素。假如机械工程师没有准确地完全工作、没能较好地履行合同，那么这台机器本身或者制造这台机器的机器都不可能制造出来；假如工匠责任心不强，那么能工巧匠也不能保证精确制造工件。你假如设法从低能民族那得到这样的成果，那么就会发现有缺陷的特性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也会发现智力健全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无论从品质还是从智力角度看，手艺熟练的工匠不是偶然出现的产物。发明所必需的智力并非处处都可找到，也并非处处能找到准确的观察力及精确的制作手法——缺少这两者，就不可能制造出能发挥作用的复杂机器。加工机器的精确程度是随着工匠观察力的精确程度同步提高的。观察一个世纪以前制造的某个机械工具时，你也许会发现，即使满足了其他所有必需条件，而工匠缺少必需技能，这仍严重阻碍生产一个需要许多细微调整的器械。因此，这个机械成就不仅暗示出我们缓慢形成的工业生产状况及其无数产品和生产方法，还暗示出技术能手和工匠缓慢形成的品质及智力特点。还遗忘了什么吗？是的，我们还遗漏了完整的一类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们称为知识的进步的那一类。这台机器曾有许多必不可少的前身，随着前身的发展，科学也在发展。人们在发展、改进各种技能的过程中，逐渐从归纳的经验中得到帮助，而那些经验变得更广泛、更完整、更精确，形成了我们称做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等。没有相当发达的几何，就绝不可能有能够制造器械的机器，更不可能有从它们发展来的这台机器。没有发达的物理学，就绝不会有蒸汽机来推动这些各种主要和辅助自动设备，也不会有完善设备所必需的多种冶金技术。没有发达的化学，也就不可能满足许多其他直接与间接的必要条件。所以，实际上，假设已满足其他所有前提条件，随文明开始的这一知识体系必须达到相当于现在水平这一程度之后，这样一台机器才可能出现。现在我们肯定已回顾了全部历史过程。并不完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人会年复一年地花费数千英镑和大量时间，经受失望与焦虑而坚持不懈，却没有强烈的动机：“沃尔特印刷术”不仅仅是一个精心杰作。那为什么要制造它？为了满足一个紧迫而大量的需要——用一台机器每小时印刷一万六千分。这个需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广泛的读者公众那来的，他们是在几代时间里养成早上看各种新闻的强烈爱好——商人需要知道国内最新的价格和国外来的最新电报；政治家必须知道前一天晚上的分组表决结果，了解新的外交行动，阅读会议上的发言；爱赌博的人想知道前一天比赛的投注赔率和结果；女士想看出生、婚嫁和死亡的消息。如果探寻这么多要满足的愿望的根源，那么可以证明这些愿望是伴随我们社会普遍情况而出现的——伴随贸易、政治、慈善及其他活动而出现，因为如果这些活动不在社会占主导地位，那么对各种新闻的需求也不会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这样可看出，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这台机器的形成过程是多么复杂。解释这一过程涉及到机械发明百科全书般的全部知识，有些发明可追溯到最早时期。先决条件之一是数千年的训练，使得原始人易冲动、无远见的特性发展成为自我克制力比较强、能够为了将来而放弃眼前安逸的特性。先决条件还包括同样长的另一种训练，这一过程培养出原始人几乎根本没有的发明能力，培养出原始人想象不到的准确性。缓慢的政治与社会进步也是先决条件，这些进行既是其他变化的原因也是结果，使我们进入到这样一台机器可发挥作用的状态。

现在也许更加清楚了：社会现象复杂，正确认识它也不容易。因为正如这一事例中有一个形成过程，其他每个事例中也有形成过程，无论是制度组织方式、习俗还是信仰等等。但是，在这个事例中，因为生产方法和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具体，所以发展过程比较容易查清；而在其他事例中，因为大部分因素不明显，所以发展过程难以查清。但是，只有当查清发展过程时——观察了过去社会状况中一代又一代共同作用的各种先前事物时——对现象的理解才构成被准确理解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例如，要准确理解行业联合体这样的现象的意义，就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古英语时期，那时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正如勃伦塔指出的那样：

“工人组成工会以抵抗当时兴起的工业巨头的侵犯行为，就像以前的自由民组成自己的弗里思协会以反抗守旧的权贵的专制，自由的手工业者组成行会以抵抗保守市民的侵犯行为。”〔7〕

这样研究了有关相继生产状况的这样组织的相继形式之后，还必须注意这些形式与各自时代的其他现象是如何关联的——与政治制度，阶级差别，家庭组织形式，地区分布方法及地区间交流程度，知识数量，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情绪，习俗思想的关联。这些行业团体被看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其结构组成国家结构的部分，其行为与国家的行为相互改变。只有研究这些团体在数个世纪里连续发展过程，只有把这些团体的变化与社会有机体中同时发生的变化相联系的来考虑，我们才能完全认识到这些团体的意义。即使这样，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在某些种类国家里不存在类似的机构，而在其他种类国家里，类似的机构形式有点儿不同？

人们不能准确认识复杂的现象，甚至如今最具有智慧的人也不能，这已比较清楚了。今后一段长时间里，只有极少数人能认识到存在有关社会的科学，这也清楚了。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没有足够复杂的能力来领会复杂的现象，而且通常根本没有意识到要领会这样复杂的现象。

除了缺少充分复杂的认知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困难：缺少足够灵活的认知能力。几乎所有人的一般看法都来自相对狭窄范围的经验，这样形成的一般看法极其僵化，容不下社会学描述的数量众多、各式各样的事实的结合。有一个孩子父母是清教徒，从小就培养了这一观念：不守安息日会带来各种过错，他并指出在组成自己的世界的村庄或小镇里，有各种例子说明这一关系。而在以后的岁月，通过与更多的同胞相识，他了解到不守礼拜日的模范生活方式，这时感到有点迷惑不解。在欧洲大陆旅行时，他发现国外社会最出色的人士不注意他曾认为对举止得体非常重要的训谕，他又进一步扩展了原先狭小、僵化的思想。这里，一个肤浅的想法的转变说明了一种过程，而许许多多、更深层的想法必须经历这一过程，然后才能使思想的灵活性满足准确研究社会现象的需要。不是在一个方面，而是在绝大多数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通常认为是正常甚至是必然的社会情况的关联，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常不符合特定的常理。在研究以往社会状态时，我们不断注意到，许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安排方式、做法和观念都是在现代出现的，而我们现在认为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安排方法、做法和观念，在几个世纪以前却是很可能的。当进一步研究文明程度及民族均与我们不同的社会时，总会发现与我们以为很可能的一切相反的事物，甚至是在设法想象最不可能的事物时我们也几乎想不到的事物。

以各种家庭关系为例。从圣经选读中我们早就知道，一夫一妻制不是惟一的婚姻的形式。我们虽然对一夫多妻制比较清楚了，但是没想到一妻多夫制也是一个可能的形式。初次得知这一形式存在，而且一度非常普遍时，我们感到诧异。深入研究这些不同于我们的婚姻制度时，我们首先无法想象人们实施这些制度，和我们实施我们的一样具有得体的观念。但利文斯通说，在一个位于非洲中部一个湖泊边的部落里，那里的女人当听说英国男人只有一个妻子时感到十分厌恶。这种感觉绝不是她们特有的。

“和贝利先生一起拜访维达人的一个有才智的康提酋长‘对只和一个妻子生活在一起、到死才分开的十足的未开化状态感到十分震惊。’他说这‘就像狮尾猴’（猴子）。”〔8〕

有人会认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多种形式的一妻多夫制必然就是婚姻所有的可能形式。一个阿拉伯部落却有一个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形式。他们中的婚姻是在一周里保持几天——通常一周里四天。据说这是“名门世家的习俗”，妻子在其他日子被看作是个独立的女子，可随心所欲。在印度的一些高地部落里，丈夫的不忠行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罪过，而妻子的不忠行为被认为是一个轻微的罪过。读到这一情况时，我们也有点惊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丈夫待妻子好，那么这至少意味他对她没有暴力行为，因此，在某些地方遵循的是相反的标准，这似乎差不多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鞑靼人中的确是这样的标准。

“我的保姆离开之后结婚了，没过多久，她到当地的纳切尼克那控诉她的丈夫。他调查了这件事，她冷淡地说她丈夫不爱她。他问她怎么知道他不爱她。她说：‘因为他从不用鞭子抽她。’”〔9〕

要不是有一个类似的事实，有人也许会认为上面这一段话不可信。这个类似的事实是：在南非人当中，如果白人主人不鞭打仆人，那么仆人会嘲笑他，指责他没有资格被称为主人。假如准备设想家庭习惯中所有可能的反常情况，有谁会想到巴斯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一个习惯——孩子出生之后，丈夫就寝、接受朋友的祝贺，而妻子接着做家务？或者，有谁会想到在一些波利尼西亚民族中，儿子出生之后，父亲立即被剥夺财产，仅仅代表孩子看守财产？多种多样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及相应的感情，不断向我们呈现同样奇怪、初看起来同样无法解释的情况。没有人会想到在某个地方，子女被认为有责任活埋父母。但斐济人当中就是如此。我们还读到这一情况：他们当中这样被杀死的父母死时面带笑容。还有一个事例几乎是同样不可信的。有人认为一个男子对别人孩子表示感情比对自己的孩子表示更加得体，比如，马拉巴尔的印度人就是如此。

在耐尔人当中，“每个男人把姐妹的孩子看作自己的继承人，……姐妹的孩子死去时，他表现出悲哀；而如果在他认为是自己的孩子死去时也同样表现出悲哀，那么他会被看作是不正常的怪物。”〔10〕

“对于马拉巴尔的耐尔人来说，富有哲学思想的欧洲人喜爱子女，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与想法。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叔父与自己的关系比父亲还要亲，所以爱侄子胜过爱儿子。”〔11〕

这几个例子说明在家庭关系中，有各种各样的守则、习俗、感情和观点，而还可以对这几个例子进行无限补充。因此可以想象，就社会关系整体而言，其中似乎不适宜之处数量是多么大。但是，不必研究未开化的部落或者不完全开化的国外民族，就可以认识到这些。我们如果回顾欧洲社会早期阶段，那么就会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社会现象并不总是像我们日常经历表现的那样合情合理。可用宗教观念来作一说明。

文明国家中的宗教信仰现在具有极端性，这使我们大概能想到古时的宗教信仰具有更大的极端性。在靠近布伦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十字架，脚下有一堆腐烂的、两片木条钉在一起的十字架，过路的人丢下这些十字架以此希望得到上帝的恩惠。当人们路过这一个十字架，看到相邻的铁路，想起法国人的科学成就的时候，就不由地感到奇怪。在西班牙为了教会而举行斗牛比赛——收入竟献给“神圣慈悲的殿堂”！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可能会更感到惊讶。虽然这里宗教信仰和社会状况表现得非常不协调，但是当追溯到更久以前，我们会发现更加令人吃惊的不协调性。例如，各种神秘剧暗示的观念，它们来源于“神治”说，而后来人们不相信这一说法就会被烧死。演员的报酬是这样记录的：(https://www.daowen.com)

“首先，给上帝两英镑

又，给凯菲斯三英镑四便士

……

又，给一个骑士两英镑

又，给魔鬼和犹大十八便士”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条目：‘又，给神灵，上帝的外套两个先令’我们从这些条目中得知，上帝穿的外套是皮革的，有涂饰，涂了金，而且他有也涂了金的假发。”〔12〕

“甚至圣母马利亚受孕也成为粗俗笑话的题材。

在考文垂收集的剧目中有一个圣史剧，以设想她受审为题材。剧开始时出来索莫诺，他念出册子中长长一罪名，然后来了两个‘诋毁者’，他们重复了有关约瑟夫和马利亚的某些丑闻，因此约瑟夫和马利亚被传令到教会法庭上出庭，从而受到审判。我们这里对诉论程序有了大概的了解。”等等，还有其他类似例子〔13〕。

我们研究被解释的古时候的祈祷书时，发现一种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方法，很难想象这种方法在文明、甚至半开化的社会里被普遍采用：例如，有一个精美的基督像，从他受伤的一侧不断有圣饼向祭司拿着的托盘射出，这座像暗示的思想就是这样。或者比如后来有这样一本祈祷册子——一本印制的诗篇歌集中有大量表现基督生平事件的木版画。这个册子的每页都表现他的献身如何以非常有形的方式被利用。有的表现他的伤口长出葡萄藤，而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正在吞食上面的葡萄。有的表现十字架固定在一个大桶上，而他的血如注地泻入桶里，从桶中喷向成群结队的牧师。有的表现他的身体平躺着，从他手脚的伤口处泉水般地涌出血，而祭司们和修女们用桶和罐子收集血。另外，其中一幅木版画表现的思维状况更令人惊讶。这幅画试图通过绘出三个人穿一双靴子站着来帮助祈祷文的读者想象出三位一体！〔14〕通俗文学暗含的思想与这些令人吃惊地极端的思想，很相符。格林兄弟收集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个故事叫“天堂里的裁缝”，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教皇具有最高权威、出售特赦还未受到批评时发展起来的神学思想。下面是别人为我作出的简略的故事译文：

“一天，上帝和圣徒及使徒出去散步，让彼得看守天堂之门，并要求严禁任何人入内。不久来了一个裁缝，要求进去。但彼得说上帝严禁让任何人进来，而且裁缝人品不好，‘偷偷占用’他使用的布料。裁缝说他拿的零星布料小，是掉到他的篮子里的，他愿意成为有益之人——他愿带孩子，洗、补衣服。彼得最后让他进来，但让他坐在门后的角落里。利用彼得出去一两分钟的机会，裁缝离开座位，向四周观望，很快来到一个有许多凳子的地方，那里还有上帝用大块金子做的椅子和镀金的脚凳。爬上椅子后，他能看见世间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看见一个正在溪中洗衣的老妇偷了一些亚蔴布，就气呼呼地拿起脚凳向她扔去。因为无法弄回脚凳，所以他想最好回到门后自己的座位，坐下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上帝回来了，没看到裁缝，发现他的脚凳没了，就问彼得这是怎么回事——他放人进来了吗？这个使徒起初回避这个问题，但还是承认放进了一个人——但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跛脚裁缝。然后叫来裁缝，问他把脚凳弄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之后，上帝对他说：——‘哼，你这个恶棍，假如我像你那样进行判断，那么你觉得你能脱逃多久？因为很久以前，我就不应该在这里放椅子甚至拨火棒，而应该把一切东西都扔向有罪的人’。……”〔15〕

这些例子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部分，说明社会现象变化的广泛幅度。现在看来，这些神学思想几乎不比原始人的先进；同时，（在英国）曾经有一个政体与现在的具有相似的框架，确立了一系列法律，有固定的赋税，工人阶级被解放，工业制度相当复杂，而且社会合作非常广泛、复杂，表现出大众普遍具有的才智与相互信任。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些，那么会发现，组合的可能性远远多于我们常设想到的。我们在日常观察周围的方法与事件时形成了固有的看法，而我们得到证明，有必要大大扩展这些看法。

即使局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在出现的事实根据，如果我们客观地细致研究现象，那么还是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思想的可塑性。假如我们作为个人和全体国民“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待自己”，那么也许会发现，国内表面上的矛盾足以表明，我们认为是必然相关的特点根本不是必然相关。从我们自己的制度，书籍、杂志和辩论中可以知道，社会现象中有一定稳定的关系，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稳定关系；而且，我们从某个表面特点推断出其他特点时可能犯了一个大错。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让我们改变有点陈旧的描述方法，考虑一下遥远的未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可能会怎么评说我们——假设他的话已被翻译成我们笨拙的语言。

“教学示意图使每个孩子都知道，数千年以前，地球的轨道开始从它最大偏心度界线缩退，大家都熟悉由此产生的结果：曾长期使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的冰川期已过了顶点。但是，不是人人都知道，在一些地区，冰川消退最近才使人们能够进入长期被覆盖的大片地带。人们已在冰碛中和堆积的大量碎石下发现遗迹、部分变为化石的骨骼，甚至在某些地方发现文字记录，由于恰巧条件有利，记录得到保存，部分还可以辨认。我们的自动挖掘机挖出的头足动物化石有时非常完美，用它们的墨囊中的墨汁绘画出它们。同样，我们碰巧得到遗留下来的、早已灭绝的人种在生活中的实际分泌物，这就提供了绘画他们的色料。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的考察者已能解释他们不发达的语言，并在几年之内能够整理出事实情况，使我们粗略地了解冰川期前的最后时期住在北半球的奇怪民族。

“刚刚发表的报告谈到了被这些民族称为十九世纪中期的时期，涉及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民族——英国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这一古老民族还有任何遗迹，但该民族的一些伟人的名字流传下来了——有一个诗人，据说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超过所有前人；另一个是科学家，我们可能对他有各种设想，但有一点是我们确实知道的：他告诉所有同时代的及延续至今的民族，宇宙是怎样平衡的。英国人是什么样的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明，这些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份报告揭示的情况，与曾经想象的大不相同。首先曾寻找这些传人的踪迹，因为觉得他们会令人瞩目地被纪念。但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向人类揭示了天体的组成，他的确好像得到一个荣誉称号，这个称号就像他们给予向君主递交呈文的成功商人的称号；为了纪念他们伟大的诗人，种了一棵树，还在一座寺院前立了一座小塑像。但是，众多巨大纪念作战首领的纪念碑几乎掩盖了这座塑像。英国人并非从不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物。我们的考察者发现了一座巨型纪念性建筑物的遗迹。他们在这座建筑物里，显然使各国的名流和代表参加纪念某个人物的活动——那个人物几乎不可能是那位伟大的诗人，因为难以想象；他们很轻视使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未被遗忘的那些人，这样有谁能有卓越的价值，而得到他们如此极度的敬重。从各个角度来看，他们给予纪念碑荣誉的做法的确值得注意。有一个叫詹纳的医生，据说利用减轻一种可怕疾病灾害的方法，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为了纪念他，他们在一个主要公共场所立了一个纪念塑像。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后悔把这个塑像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就把塑像迁到一个近郊花园的一个偏远角落里，而常去那里的主要是孩子和保姆；在原来的位置，他们立起塑像纪念他们士兵的一个伟大首领——内皮尔，他曾帮助他们征服、镇压一些弱小民族。这份报告的作用没有告诉我们这后一个人是否造成前一个人拯求的那么多的生命的毁灭，但他说‘一个声称信仰和平宗教的民族中有这个奇怪的替代行为，我不禁总对此感到不解。’这一行为好像与他们通常的行为相符——恰恰相反。记载表明，为了长期记住邻国取得的重大胜利，他们多年每年举行宴会，和更野蛮的民族纪念的头皮舞精神实质很相似；宴会总少不了祭司从他们称做爱神的那里求来祝福。的确，在某些方面，他们的行为准则好像并没有向前发展，而是从产生他们信仰的更古老的民族那里发展来的。这个古老民族的一条法律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英国人的各种法律，特别是涉及妨碍统治阶级的所谓娱乐活动的行为的法律，它们实施的惩罚暗示他们的原则已成为‘以腿还眼，以臂还牙’。实在难以理解他们的信仰与这个古老民族的信仰的关系。他们曾一度残忍地迫害这个古老民族——他们称为犹太人——因为他们，英国人，表面上采纳了对犹太人宗教的特别修改，而犹太人却不愿意接受。但说起来也奇怪，他们因不同意自己而折磨犹太人，却实质上与犹太人一样。例如上面在谈到的法律报复中，他们做的甚于犹太人，而没有遵守犹太法律，在其他方面也不遵守这位神灵老师的教导——例如，他们严格守第七天，而他曾明确反对这样做。他们虽然对那些表面上不相信基督教（他们的宗教的名称）的人感到生气，但是却嘲笑那些真心相信的人：因为他们当中少数被称为贵格会教徒的人，努力实施基督教的而不是犹太人的规戒，却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另外，他们实质相信自己宣称反对的信仰，这清楚地表现在：在每个寺院中，他们在某个显眼的地方列出犹太人宗教的十条戒律，而很少（即使曾经这样做）列出基督教的两条戒律。详细叙述这些奇怪的事实之后，报告的作者说：‘虽然英国人十分热衷于各种传教活动，虽然我努力在这些记载中搜寻，但是找不到表明有社会使英国人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证据。’提到传教活动，我还要谈谈其他值得注意的反常情况。他们渴望使别人依附这个他们名义上接受而实际上并没有接受的信仰，就派人到世界各地宣扬这一信仰。——包括上面提到的被征服的地方。在那里，英国传教士把自己信仰的作为绅士应守的规戒教给别人，而且政府雇用的军官以实际行动反映了这些规戒：其中一个行动是，为了镇压闹事的派别，他们从六十六个投降的人中找出五十个人，不进行任何审判，对他们开枪射击，用他们的话说——把他们拴在炮口上，把他们的身体炸得粉碎。十分有趣的是，他们这样传授、体现自己的宗教之后，对一个事实表示十分惊讶：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些人当中说服信仰基督教的全部是虚伪的人和无人愿雇用的品行不好的人。

“但是，这些半开化的英国人有自己的优点。一定是奇怪的错觉使他们向低等民族派出传教士，他们的水手和定居者总是虐待并最终消灭了那些民族。但是，他们每年自己在传教及相关活动上花费一百万，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们有点慷慨大方。他们的国家到处都有医院、救济院以及照顾病人、穷苦人的机构；他们的城市里到处都有慈善社团，且不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明智，这些社团体现了好意。在对穷人实施的法定救济中，他们花费了多达——有一次还超过——国家总税收的十分之一。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那时候有一个野蛮的制度叫做奴隶制，在这个制度下，在他们的殖民地里，一些人完全占有了其他人，占有了他们的财产、身体实际上还有生命。为了消除这个制度，他们花费了二千万。还有一件事情证明他们有同情心，这件事给人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在一次两个邻国进行的战争中，他们提供了巨额钱款，派出许多男男女女以帮助照顾伤员、帮助重建。

“这些研究揭示的事实因此非常有意义。经过几十万年的调节，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已变得和谐——性格和环境已逐渐变得适合于调整，因此我们容易认为制度、行为、感情及信仰的协调性是必须的。我们认为，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可能在日常中实行相反种类的原则；在我们看来，人们有，或者声称有，与自己的行为格格不入的观念，这几乎是无法相信的。有人明知火烫手，还把手伸进火焰中。这一行为只能用极其罕见的混乱状态——精神失常——来解释。有人声称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法进行思考，却采取了相反的方法。我们也应把这一行为归因于精神失常。但是，这些古代遗迹揭示的情况表明：尽管存在我们认为是行为与观念的混乱这一情况，社会还是能够保持完整性；而且，人们可能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却没有表现出意识到这个不一致性。有一个证据有趣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英国人为行善而设立的众多机构中，有一个‘海军和陆军圣经公会’——这个组织在海上和陆上的职业士兵中分发他们的圣书，得到这些士兵中的首领同意，并主要由这些首领管理。报告的作者指出，他们实际上为这些人准备了圣书的修订本，略去了‘以善报恶’和‘把脸转向打你的人’这两条训喻。可能是这样，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说明他们信念与行为可能如何格格不入，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常认为，人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理性，而有理性意味着言行一致。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灭绝的民族（无疑是人类，认为自己有理性），他们的行为与宣称的信仰不一致性是能够想象的。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看来合乎情理的事情以前也一直合乎情理。这几千年来，我们犯的一个错误正在得到确认：社会现象与人性的表现必然以我们认识周围事物的方式相互关联。我们已清楚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在总结标题为“主观障碍——理解力”的本章内容之前，我想指出，把这一类障碍与前一章讨论的“客观障碍”相区分开来，与其说是因为能够严格进行这一区分，还不如说是为了方便。在深入考虑理解中的障碍时——一方是现象，另一方是理解力——我们如果愿意可把理解失败归因于理解力不足或者现象性质复杂。障碍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取决于我们的观点。但是，上面阐述的障碍直接源于人的理解力的明显不足，与前面的相比，把它们归类于主观障碍可能更合适。

因此，在处理这类障碍时，我们首先应注意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解释的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注意，仅仅根据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设想其他人特点的倾向。我们必须注意由此可能产生的错误——必须尽量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结论。其次，我们必须防止两个常见的而又相反的关于人的错误观点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错误；我们必须摒弃这两个观点：人性是无法改变的；人性容易改变。我们应认识到：人性在世代缓慢延续中被社会调节所改变。还有一个障碍还没有谁能完全克服，少数人只能部分地克服，也就是因为缺少足够复杂的理解力来领会社会学研究的极其复杂的现象而出现的障碍。人们不可能完全认识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组成的社会学现象，除非该现象的所有要素出现在思想中，而人们还没能以合适的比例与组合并足够清楚地记住这些要素。这个障碍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障碍，人们无论怎样增强认识能力，以能够接受社会现象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组合，也无法克服。我们在本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的经历使我们思维僵化，必须用可塑性来代替。有了可塑性，我们就能容易接受与我们所熟悉的完全不同、有时正好相反的社会现象的无数组合，并认为那些是合乎情理的。没有这样一种可塑性，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同时代与我们相关连的社会状况，更难以正确认识以前的社会状况或者国外开化民族及早期发展阶段的民族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