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障碍——情绪

第七章　主观障碍——情绪

情绪会扭曲看法，这个观点已并不新颖，它应被包含在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观点之中：各种情感，无论程度如何，都会妨碍人们均衡地思考。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但即使被承认，也未被给予适当考虑。对这个真理进行完整地表述，即：除了那些与自己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问题之外，我们无论考虑什么问题，形成的看法不可能不受好与恶的影响。我们这样作出错误结论有两种形式。情绪激动使我们错误判断可能性，也使我们错误判断重要性。有几个例子可说明这一点。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几年前，缪勒在北伦敦铁路上制造的谋杀案。大多数人也还记得，从那以后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不愿意乘火车时与一个孤单的旅客同行——假如不认识他的话。在这起谋杀案之前，在无数次旅行中，一直有两个不相识的人坐在同一车厢里，而谁也没有遇到不幸——布里格斯先生死了之后，处于类似位置的另一个遭遇类似命运的可能性极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习惯性地产生害怕心理；而只有相当危险时这种害怕心理才是合理的。引起的感觉的程度与危险很不相称。当祸害出现的可能性为百万分之一时，人们强烈地认为会有祸害，似乎可能性是千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害怕的心理破坏了均衡判断的能力，不可能合理地估计可能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对可能性作出合理估计，那也对行为完全不起作用。

在强制接种疫苗二十年后，天花一度神秘地非常流行。这期间有一个事例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住在伦敦的女士，和大多数人一样感到惊恐，她向我表示自己的担心。我问她，假如她住在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城镇里，在一周时间里听说有一人死于天花，那么她是否担忧。自然，她回答“不”。我指出，考虑到伦敦总人口及每周死于天花的人数，这一比例与当时天花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同。于是她的忧虑减轻了一点。但是，其他人和她一样，因为恐慌所以完全无法合理判断这一危害。不仅如此，实际上由于情绪非常不安，当对生命的威胁比平时小时，却被想象成极其严重。统计报表表明，所有因素造成的死亡率低于而不是高于平均死亡率。有证据表明死亡的危险并不普遍存在，但是，遍布社会、一时非常紧张的这一情绪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一危险非同寻常地严重。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形成判断的相关想法，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同时存在的感情影响。而日常的事例就没有这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两个想法结合松散还是紧密，取决于相关神经状态中，神经连结线上流量是弱还是强；因此，一阵强烈的情绪，与朝各个方向的庞大流量产生同样的结果：使这两个想法结合更紧密。即使这种情绪与想法并不相关时也是如此，例如人们情绪非常激动时会清晰地记住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情绪与想法相关时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当想法形成的见解恰恰是情绪激动的起因时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情绪常通过连结见解中的要素的途径而得到表达，起因决定见解的程度超出了经验所允许的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情绪都有这个情况。每个人都可看出母爱使母亲对孩子产生非常错误的看法。恋爱中的人们想象出对方的优点，而不相关的旁观者却看不出任何优点；恋人们看不出其他人都认为明显的缺点。这是人们经常谈到的事情。再看一看持有彩票的人，由于愿望而使他的看法与用数学方法推断出的概率相差很大；或者注意一下一个激动的发明者，他所自信地期待的一项成功发明，在情绪平稳的评判者看来却是不可能的。这里，“愿望是思想之父”显然正确，在几乎所有存在愿望的情况下也差不多是正确的。在其他情况中，例如因想象超自然事物而感到害怕时，我们可看出，没有愿望去相信时，如果相连的想法与强烈的情绪共存，那么人们可能还是会相信的。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事实：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因为情绪而出现错误。但是，这一认识是极其不充分的。人们只承认政治热情、阶级仇恨和强烈的感情是决定观点的重大因素。但是，正如上面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程度的种种情绪，直至微弱的好与恶。这是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周围人们的见解以及我们自己对公共事务的见解，那么就会发现，得出见解常因为情绪聚集，而不是因为对事实根据作了研究。即使作了尝试，也没有人能成功地阻止对某些制度、风俗、观念等的同情或反感情绪的缓慢发展。你假如观察自己，就会发现，自己考虑面临的每个新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把它与众多观点相联系，而这些众多的观点是依照你的同情与反感情绪而逐渐形成的。

人们对任何政治行为或计划的观点，通常在未得到直接的事实根据之前就形成了；而且，人们很少会花费功夫去研究直接的事实根据是否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当读者承认了这一点——如果他坦率，那就必须这样——那么就会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引起的种种情绪，会制造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会严重阻止社会科学的发展。让我们首先注意常见一类的一些情绪的作用，因为我们容易忽视这一类情绪。

被称为烦躁的精神状态就是其中之一。假如一个人咒骂自己不能随意改变的某个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假如在冬季，一个人滑倒、摔伤后，咒骂重力以发泄怒气，那么他的愚笨对旁观者来说是很显然的，而且当怒气消退之后，对自己来说也是很明显的。但是政治领域中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一个人在思想上（即使没有在言语中）咒骂一条自然规律时，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也没使别人意识到自己的荒唐之处。

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经常表现出的态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有人隐约意识到珍爱的某些观点或者计划与政治经济真理不相符，而同时又感到不耐烦，于是通过对这些真理使用轻蔑的言辞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卡莱尔先生知道他的统治理论和社会改良计划与政治经济学说相抵触，就把这一学说称为“令人沮丧的科学”，表现出自己厌烦的情绪。除了他的追随者之外，其他人中许多属于所有退步和进步派别，他们也对这一套学说表示厌恶，因为它与自己中意的理论不相符。但他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自己的情绪与永动机设计者会对力学原理表示出的轻蔑大体是同一类的。

他们认为这些结论冷淡、严格，只有无情的人才能接受。而这些结论只不过描述了由人性产生的一定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既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要明白这一点，他们只需要假设一下人性有相反的倾向。设想，人们常宁愿花高价买物品而不是愿花低价；而另一方面，卖方卖低价而不是卖高价时高兴。那么，生产、销售和交换——假设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可能的——会以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这不是显然的吗？假如人们到生产困难的地方、而不是生产容易的地方去买每件商品，假如人们不是沿最短的路线把消费品从王国的一部分运送到另一部分，而是习惯选择间接路线，以使劳动力及时间成本达到最大——那么，生产与商业的组织方式假如能够存在，那会与现在的很不相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不是显然的吗？如果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同样不可否认：现在的生产、销售和交换的过程取决于人性的某些基本特点，而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描述了这些特点必然产生的这些过程的规律。

政治经济学家的结论很可能不完全正确，主要内容正确的那些结论也很可能需要依赖某些条件。但是，承认这一点绝不是承认无法作出这一类正确的结论。有些人发现或者认为自己发现政治经济学结论中的缺陷，于是就嘲笑政治经济学。他们使我想起一些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最近因发现估算太阳距离中的错误而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嘲笑科学家的绝妙机会。在表现人的不完美性的事物中找到安慰，这是神学家的特点；在这个例子中，他们感到兴奋，因为天文学家发现，虽然自己对太阳系的所有比例的描述完全正确，但是推算的绝对长度长了大约三十分之一。但在一个方面，这两类人不一样，因为虽然神学家讥笑天文学家，但是不敢把天文学纳入轻视的目标——而这里相比较的那些人却不这样，不但藐视政治经济学家，而且藐视政治经济学本身。

物体的一定物理特点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方式，经归纳之后就形成了物理科学。同样，人的智力与情感特点必然会产生社会过程的一定规律，而社会过程包括使人们有可能相互帮助以满足需要及其他过程。这些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假如情绪平静，那么就会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会认识到，假如缺少某些社会过程，那么人们至今还会停留在野蛮状态的最低阶段，而政治经济学努力归纳的正是那些社会过程的规律。他们会认识到，他们不应该嘲笑这门科学以及从事这门科学的人，而应该指出现已作出的结论在哪些方面不准确，指出可以如何表达结论以更符合事实。

我不必进一步举例说明社会研究中烦躁造成的搅乱作用。一方面，每个有新计划改善人类福利的政党明显地表现出不合理的希望；另一方面，在与乐观期望不相符的严酷事实面前，人们经常没有道理地烦躁。无论设法消除竞争的不良后果、减轻人口的压力、组织政府以保证完全平等，还是通过教导、限制和惩罚来改造人，人们因企望立即取得效果而根本不会冷静地利用经验来判断可能的结果；人们不遵照事物的必然规律，反而对这些必然规律，或者对指出这些规律的人，或者对两者，感到（即使没有表达出）烦躁。

爱与恨的情感使人们在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中都不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这一点我们不能清楚地从自己身上看出，但能很清楚地从别人身上看出，特别如果别人属于国外社会，那更是如此。上一次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以来，法国几乎每天都提供了例子。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巴黎的任何外国人都容易被当作普鲁士人而抓起来；他如果被指控为普鲁士人，那么就会被当作普鲁士人而对待。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憎恨使人们不可能合理地判断事实根据。这一情感产生的奇异的扭曲的认识，在巴黎公社时期、甚至在公社被镇压之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卡莱尔先生所说的“异常的怀疑心理”是第一次革命中行为的特点，也是后来的灾难中行为的特点，至今还有所表现。法国政党的言行，与议会、报界和非官方的协会一样，表明相互憎恨会导致相互误解，导致推论错误，使对社会的认识完全错误。

但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邻居中，强烈的同情心和反感产生不合理的观点，却没有发现在自己身上，同情心和反感歪曲了判断，其程度也许不那么极端，但仍非常大。让我们不用法国人的眼光看待法国的事情，而用英国人的眼光看待法国的事情——不是近期的事情，而是以前的事情。我们要举的事例不是说明这些情绪如何使人们错误地判断事实根据，而是说明这些情绪如何使人们错误地判断灾害的相对严重程度及行为的应受指责的相对程度。

封建制度已经衰败了：它的益处已消亡，只有弊端保留下来。处在统治地位的阶级不再行使自己的职能，但继续敲诈勒索，继续拥有特权。他们行使贵族的权力纯粹是为了谋取私利，每一步都对无特权的人提出纠缠不休的要求和限制条件。农民奉命离开自己那片重负的土地去无偿地为附近的贵人干活，而贵人却不相应地保护他。贵人的猎物吃了他的庄稼时，他必须忍气吞声；他交给贵人过桥税后才能过河；他必须从贵人那买来市场上卖东西的权利——不仅如此，只有当他偿付了在贵人的磨坊那磨碎谷物、在贵人的面包屋那烘烤谷物的费用之后，他才能吃上留作自用的那份谷物。不仅贵族敲诈勒索，教会也这样，而且更加残酷。城市生活受束缚的程度与农村里一样。工厂主受到的束缚令人难以置信。政府决定应雇用谁，应制造什么，应使用什么原料，应使用什么生产方法，应生产什么种类的产品。国家官吏破坏织布机，烧毁未按法律要求制造的布匹。改进是非法的，发明者受到罚款处理〔1〕。“赋税完全强加在勤劳的阶级身上，实际上是对生产的惩罚。”〔2〕货币已贬到最初的七十三分之一。“如果财产或人受到有地位或者朝廷里有关系的人的损害，那么就不可能得到补偿。”〔3〕“间谍、作伪证者及编造的密谋”维持着统治权。这些地方上的暴政行为、普遍存在的弊端及生活上令人恼怒的障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与此同时，统治中心不善政务、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花费金钱以建造庞大的宫殿；大批军人在不可原谅的战争中丧命。巨额开支超出已被削弱的工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导致长期出现赤字。向贫苦的劳动者征收新的赋税没有带来财富，仅仅使人们吵闹、不满；向富有而又游手好闲的人征税证明是行不通的：有人提议，牧师和贵族再也不应该免于大众承受的那类负担，结果这些人“愤慨而又惊讶地大喊大叫”。还有，各级统治机构的败坏更突出地表现在朝廷自国王而下过的腐烂的生活——法国躺着，“脖子上是娼妓的脚”。结束这个难耐状态的瓦解过程有不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也就是那些无用而又不悔过的人，力图要恢复自己的权力，得到外国统治者的帮助，导致大批军队侵犯法国。我们忽略这些阶段，直接看一看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因愤怒、害怕而疯狂，向活着的、以前折磨过自己的人报仇。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同正向解放的法国开战的同阶层的人结盟——估计还有许多其他人与国内外共和国的敌人结盟——他们的密谋与叛国证明自己本性难改。最后，九月屠杀和“恐怖统治”降临到他们头上，近一万有牵连或者被认为有牵连的人被杀或者被正式处死。复仇女神十分可怕。悲惨的苦难和死亡降临到有罪和无罪的人头上。憎恨和绝望交织在一起，使人们残忍地对待一切事物，使一些起主要作用的人变得残暴。我们虽然认识到这一切——还认识到这一事实：实施复仇的那些人本质上与那些遭到报复的人一样坏——但是必须承认，流血是有原因的。当受到再次强加可怖的桎梏的威胁时，一个民族感到恐慌，这并不奇怪。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城市和农村里枯瘦的身躯和憔悴的面容表明社会混乱。想到又会出现那样一个时期，人们会情绪激动，无理智地愤怒，这并不有违情理。在某种状态下，为了替国王的妾出气，也许又有数十万人战死。如果他们想到这种状态正在重现时就变得疯狂，那么我们不必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对一万个受害者的命运表示惊恐的同时，也可以对造成这一命运的可怖事物表示惊恐，这是合适的。

人们对这次部分地有情可原的流血事件过度地感到战栗。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这次事件转向规模大得多的流血事件，那次事件是没有道理的，却根本没有使人们感到战栗。在大革命的血淋淋的混乱之中，一个士兵很快就崭露头角。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而且毫无廉耻心，于是现在就成了将军、执政官和独裁者。他撒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天都在公文中撒谎，没有哪一页不是怀着恶意写下的〔4〕，不仅如此，甚至教别人撒谎〔5〕。他一方面表达友谊，另一方面却在密谋背叛；在其生涯的很早时候，他就把狼与羊的寓言当作信条。他许诺宽厚待人，使反对者进入自己的权力机构，然后把他们处死。为了实施恐怖的统治，他居然干出类似古代残忍的征服者（他的经历使我们想起那些征服者）所干的野蛮行径：例如在埃及，为了替五十个士兵报仇，他将两千个农民斩首，并把尸体扔进尼罗河；又如在雅法，二千五百名守备士兵最后投降时，他存心下令将他们屠杀。我们可以设想他自己的军官不是非常正直，但甚至他们也对他的凶残感到震惊——有时候拒绝执行他下达的血腥的命令。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道德情操几乎没有使他野蛮的本性有丝毫收敛。例如，他计划烧毁拉温迪的“两三个较大的自治村”；他意欲将斗牛引入法国，并想恢复古罗马斗技场的格斗；仅仅因为要使情妇看到交战的场面，他就下令进攻一个无意义的据点，结果自己的士兵惨死！我们可从这些例子中看出这一点。这样一个人会策划将主要的反对者（例如莫拉德·贝和弗罗德伯爵）一个一个杀掉，并列出他们脑袋的价码。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为了除掉德卡·昂吉安，他犯下的罪行，其性质就像雇用杀手，但与雇用杀手的人不同，他不会有危险。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样一个人不但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多次有奸诈行为、违背信用，而且因践踏自己国家刚刚获得的自由制度、以自己的军事专制取而代之、从而背叛了国家。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些就是这个人的特性，这几个例子说明他冷酷无情、不知廉耻。现在仔细考虑他更严重的罪行及其动机。为了满足权力欲，为了发泄对反对者的仇恨，他年年不断牺牲数万、数十万法国人民及欧洲公众的利益。为了满足无止境的野心，为了镇压那些反对他实现万国主权的努力的人们，他不断抓来法国的年轻男子，组成一支又一支军队，但都在摧毁邻国组成的类似军队过程中被毁。仅在俄国的战役中，拿破仑军队中有五十五万二千人死亡或被俘，仅有极少数人返回；而二十多万人的俄国军队减少到三四万：这意味着丧命的总人数大大超过五十万。如果计算拿破仑战争中双方战死、因伤病而死总人数，那么这个数字至少为二百万〔6〕。人们经历了所有这些残杀、苦难和蹂躏，是因为一个人无休止地想以专制统治所有的人。

在英国，对于以上对比的两组事件及其中起作用的人物，人们作何感想？谈起大革命的流血事件，人们会用恐怖的语言，而造成大革命的人恨透了流血事件。但对于执政府及帝国的这些战争造成的严重得多的流血事件，人们几乎或根本没有表达恐惧的心情。制造这次流血事件的是现代的阿提拉，人们却用他的画像和半身塑像装饰房间表达出对他的感情。请看看这些相应的情感暗含的观点：

有一万多人死亡，我们感到震惊、悲伤，这是合乎情理的。

死了两百万人，我们不必感到震惊或悲伤。

这一万人被杀，是因为他们或他们的阶级专制、残暴、叛国，因此他们死得十分可怜。

这两百万人没有罪过，是强迫从已受压迫而且穷困阶级那里抓来的，因此，他们被杀，我们不必感到怜悯。

这一万人遭受了痛苦，他们的亲人为他们及本阶级做的坏事进行补赎，也遭受了痛苦。这些遭遇可作为令人悲痛的故事与绘画的题材，这是合情合理的。

这两百万人不是因为自己或本阶级的罪行而丧生的，他们的痛苦并不使人悲伤；他们被迫离开的、遍布欧洲的家庭的命运，也根本不值得同情。

一个被出卖的民族感到绝望、愤怒，导致这一万人被杀，因此这一暴行是无可辩解的。

这两百万人被杀，使一个卑鄙之徒的权力欲得到满足，因此牺牲那些人是非常有情可原的。

在英国，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普遍看法中，暗示出上面这些相对立的见解。只有接受这样的见解，才能为那些看法辩解。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常用憎恶的口气谈起一组事件，而谈起另一组事件，话语中流露出敬仰之情。人们的情感就是这样。不仅如此，甚至现在，这些情感只不过部分地变弱了。“恐怖统治”时期主要的人物现在为人憎恶，我们却把拿破仑说成是“伟大的”，英国人却参观他的坟墓并脱帽以表示崇敬之情！

带着这样扭曲的情感，人们怎么可能合理地看待社会现象？如果像人们那样，对祸害的相对程度及动机的相对特点，有如此令人惊诧的错误看法，那么怎么能够准确地认识过去或现在的制度和活动呢？显然，人们如果头脑受到不合理的憎恨与敬仰之情的影响，那么就无法得出那些有关于社会现象的合理论断，而那些合理论断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科学。

某些坏事是非常有情可原的，人们对这些坏事表示憎恶；还有些坏事严重得多，而且没有正当缘由，人们却加以称赞，仅仅稍加谴责。这种心态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的政治见解出现严重错误。人们敬畏权力，这是社会从属关系从过去到现在得到维持的主要原因——带着这种敬畏之情，人们愿意关注令人瞩目的事物，无论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华丽壮观的场面，无论是堂皇的头衔还是暗示出最高权势的奢侈生活方式——有了这种情感，人们对犯上的行为和被称为不忠的那类言行感到恼怒。这种情感必然会使人们错误地认识政府及其能力和作为。正如每种强烈情感对其对象的影响，这种敬畏之情使人们理想地对待政府及其相关的所有事物。母爱使人把子女理想化，只见优点，不见缺点；虽然品质坏的儿子多次未实现改正缺点的诺言，但是母亲仍相信他以后会变好。同样，这种敬仰权力的心态使人把国家理想化，无论代表国家的是独裁者、国王、贵族、平民还是共和制议会，而且虽然令人失望的情况不断出现，但是人们仍抱有希望。

我们如果观察到权力的敬畏之情如何影响人们的宗教观点，那么就会认识到这种敬畏之情如何影响政治观点。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宗教思想极其原始，他们的事例可最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下面是伯顿上尉写的一段记述的摘要：

“每天晚上，混血的葡萄牙-印度人把带有点着的蜡烛心的一罐油，放在我们离开果阿所乘坐的船的守护神的画像前。有一天晚上，看来大风要来了。我们发现他们没有像平常那样向守护神表示敬意，于是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工头（船长）气呼呼地吼道：‘那个家伙要是不能使天空保持晴朗，油和蜡烛心我都不会给他，该死！’‘但我觉得你在危险的时候会比平时更尊敬他？’‘先生，实际上我发现这家伙没有用：上次他在船上，可我们还是碰到讨厌的暴风。这一次他要不使暴风停下来，我就把他扔出船去，再去敬拜圣卡泰里纳。要不这样我就该死——我就是姐夫！’”（姐夫，是个常用的侮辱称呼）〔7〕。

我们很难想象人们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神和半神之人：向他们祈祷，由于他们没有答复祷告，就侮辱他们，有时还鞭打他们，然后立即又向他们祈祷。让我们在笑之前先停一停。虽然在宗教领域我们的行为没有表现出这样一个矛盾，但是在政治领域中，我们的行为表现出一个实质类似的矛盾。这里，不断失望没有使我们停止不断地期望。我们认为国家机构具有完成各种事情的奇特能力，那些事情是以别的方式聚集的人们无法做到的。这样似乎就把国家机构看作不仅仅是聚集在一起的人（有几个人聪明，许多人能力平常，还有一些人无疑是愚蠢的）。我们恳求国家机构给我们带来各种恩惠，却不怀疑它能否找到办法；我们还深信不疑地祈求它消除每个新出现的祸害。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我们没有得到恩惠，或者随之出现不好的事情；祸害没有被消除，或者产生了同样严重或更严重的某个其他祸害。我们的报纸，不论是日报还是周刊，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都不断能找到失败的事例来详细论述：有时谴责，有时讥笑，先针对这个部门，又针对那个部门。改正行政和立法上的错误是公共事务中的主要部分——立法机构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修改法律上，直到对修改的需要造成许多危害之后，法律经常最后被废止。但是，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希望实行法律制止手段和国家管理。这种情绪是由政府权力的方式激发起来的，使政府权力成为可能。无论怎么频繁地消除这种情绪，都会重新涌现，都会使人产生信心。不断失望时，人们却几乎不会削弱这种情绪产生的持续的信心。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注意国家主要部门的几个国家行为。

第一章的第二页中，为了说明海军部管理混乱，我简略地提到十二月之内战舰遭受的三起可避免的灾难性事故。在第二章出版之前，又出了两起事故：“克莱德爵”号在地中海搁浅，“皇家艾尔弗雷德”号在巴哈马暗礁被困七个小时。这进一步说明事故频繁。另外，不久以前，“诺森伯兰”号和“赫尔克里士”号在丰沙尔相撞，而在伍尔维奇，一门三十五吨的炮从吊索上落到船底，导致船沉没。海军当局犯商船避免犯的错误，这一点在过去和不久前都多次得到表现。“格莱顿”号的船壳钢板被腐蚀，证明海军部没有采用私人船主早已采用的有效保护方法。“阿尔德恩”号的水手丧了命，使我们注意到，一艘带有二十六门炮的战舰配备的救生船，还不如一艘四百吨重的客轮配备的多；而且战舰上没有用于下降救生船的基纳斯顿设备或性能好得多的克利福德设备（在商船中的使用已完全证明克利福德设备的效用）。海军舰船的蒸汽机中没有使用西尔弗调速机，虽然私人汽船中早已使用这种设备以防止机器受损，但海军直到现在机器已损坏时才引入这种设备。这三个事例都说明海军部常出错。回顾稍久以前的情况，我们更清楚地发现行政相对效率低下。例如一八四一年远征中国时，由于喝了稻田里污浊的水，全部三百人中平均每天死去三、四人，而把水烧开或者用木炭过滤水本可以大大减少死亡人数。例如现在的军官还记得（我是从一个经历过此事的人那里听来的），离开德普弗德的军舰在桶里装上落潮时从泰晤士河取来的水，而后来河水腐臭时，喝之前必须用手帕过滤，捏着鼻子咽下去。再例如，大量令人憎恶的虐待、渎职及暴政行为，导致斯匹海德发生兵变。但是，在所有这样的事例中，最突出的也许是治疗坏血病的情况。艾伯塔斯最先于一五九三年推荐服用酸味果汁，同年R·霍金斯爵士用柠檬汁治好了船员的坏血病。兰开斯特准将带领东印度公司的第一只船队，他于一六〇〇年用柠檬汁使自己船上的全部船员保持了很好的健康状况；而同行的三只船上的船员健康状况极糟，他不得不派自己的船员上去驾驶那些船。一六三六年，有关坏血病的医学著作又一次推荐这个方法。海军上将瓦格纳于一七二六年指挥我国舰队在波罗的海的行动时，又一次证明这个方法疗效特别好。一七五七年，哈斯拉的海军医院的内科医生林德，搜集了这些和其他许多说明该方法效用的证据，并发表在一部详尽的著作里。但是，坏血病继续使我国数千名水手死亡。一七八〇年，海峡舰队中有二千四百人患上这种病，而一七九五年时，舰队的安全受到该病的威胁。最后，海军部于那一年下令定期向海军提供柠檬汁。这时，人们发现治疗方法已有两个世纪，政府的一位主要卫生官员给出该方法效用的确凿证据已有四十年了。由于这个危害加重，海军部才不得不首次就此问题采取行为。官僚犯下的这个错误令人吃惊，后果是什么呢？坏血病在这段长长的时间里致死人数超过了在海战、海难中死亡人数及海事活动中伤亡总人数之和！〔8〕

可以搜集数页的事例来说明从那时至今，军事管理部门如何普遍存在类似的愚蠢、碍事的行为。有关采购制度的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许多例子；有关Aldershot的生活和秋季演习的记述提供了许多例子；另外，有人反对严格的骑马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对士兵造成损伤，还有人反对自由军官现在称做的“我们荒唐的操典”，像这样的反对意见也提供了许多例子。即使仅仅注意军中卫生管理情况，我们成堆的报纸及委员会报告也会提供许许多多难以置信的拙劣工作的例子。例如几年前，我们常听说兵营布置混乱；例如服装样式荒唐，因此第十二队喀麦隆兵于一八四一年抵达中国时服装全部被改小；再例如，最近由于疏忽，在塞康德拉巴德的第十八队轻骑兵中许多人得霍乱而丧生。尽管医务人员自一八一八年以来不断提出反对意见，那里的士兵还是安扎在“恶名传遍全印度”的兵营里〔9〕。或者，无须再举例子，就看看这件事：痢疾造成我们驻扎在印度的许多人员死亡，而苦根作为一个特效药长期被忽视。(https://www.daowen.com)

“最先把苦根运用于欧洲的巴西旅行家马克格拉弗和内科医生皮索（在一六四八年）曾明确指出，使用一个特拉姆或更多剂量的这种粉末，可以有效治疗痢疾；但似乎直到一八一三年，东印度公司医疗部的普莱费尔医师写文章证明这些剂量的粉末的效用时，人们才依照这一情况行事。这是件怪事。还有，一八三一年，马德拉斯医务委员会发表了卫生官员们写的数个报告，报告说如果每小时服用五格令的苦根，直到短时间里服下一百格令，那么就会取得很好效果。这一证据具有重要性，但注定同样被忽视，直到最近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地要在印度适宜的地方引种这种植物时，才完全注意到。”〔10〕

就这样，虽然这一危害非常严重，虽然有人要求印度当局注意，对这种疗法的迫切需要，但是差不多六十年之后才采取必要的措施〔11〕。

国家未能确保人们的健康，甚至是国家雇用的人员的健康，那么无法确保牲畜的健康恐怕也就是不言而喻了，虽然可能有些人比较花在畜舍上的与花在村舍上的钱之后会怀疑这一推论。不论情况是否如此，近期牛病及防止该类疾病立法活动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与上面一样的教训。自一八四八年以来，议院通过七个法案，总名称为（动物）传染病预防法。正如名称所示，要采取措施“消灭”这种或那种疾病。人们认为这些措施必不可少，就要求实施它们。措施通过了，之后未达到预期效果，于是通过了修改的措施，后来有再次修改的措施。这样，近期议会开会时没有哪一次不通过消除病害的法案，而以前的法案试图消除病害，但没有做到。虽然统治阶级非常关心这些措施能否成功，但是取得的效果很糟糕。“口蹄疫”没有“被消灭”，甚至未得到控制，在过去的一年里反而在王国的许多地方蔓延开来，而且达到惊人的程度。《泰晤士报》不断发表批评的来信，并多次报道地方上召开会议谴责现有的法律、坚持要求有更好的法律。各地都有规章无用、官员无能的记述——有警察做兽医的工作——皇家工兵部队的兽医弗莱明先生称机构“笨拙、杂乱、效率低下”。〔12〕

国家机构目前的措施尚未得到完美地实行，但我们不是说过：不能从目前的措施来判定机构是否发挥好的作用？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历史最长、有最长的时间来调整和完善的那一形式的国家机构——让我们看看法律的总体情况及其实施的总体情况。仅仅提到这些，还不能使读者注意到：从古至今，人人皆知存在着无能、混乱、犹豫和耽搁这些令人诧异的现象。据信，每个公民都知道刑法条例。仅就刑法而言，自爱德华三世时期到一八四四年，就颁布了一万四千四百零八条法律。正如格兰沃斯议员于一八五三年二月十六日在上议院所说，法官应该知道所有这些法律，但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不知道这些法律已经不再是耻辱〔13〕。除此之外，还有累积起来的民事法律，同样纷繁、杂乱，还有一大堆“判例法”，已有一千二百多卷，还在迅猛增加。提到这些情况之后，人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混乱的状况。下面考虑一下混乱是如何出现的。连最高级别的司法官员都无法从这个混乱之物中得出明确的结论，更不用说低级的官员和普通公民了。每次议院开会时，这个混乱的状况变得更糟糕，这是因为通过了相分离的法案并连续对法案进行了修正，而且这些法案及修正案依旧与分散于数世纪积累在案的大量类似的法案及修正案没有关联。假设一个商人每天都单独记录下与A、B、C的交易情况以及与其他债务人和债权人交易情况。假如他把这些记录按记录的顺序依次粘在档卷中，从不整理，更不用说记入总账了。假如他一生都这样做；要弄清与A、B或C的账目情况，他的记账员必须查遍他庞大、混乱的记录，只能利用自己的记忆和以前的记账员留下的、为方便自己而作的某些私人记录簿。那么业务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呢？A、B和C得到合理对待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种处理私事的方法太可笑，几乎都不能作为假设的情况。然而，这在公共事务中恰恰是严肃的事实。这种方法的后果正是所预料的。律师观点不相同，当局相互抵触，法官意见不一，法庭之间存在冲突。这个冲突自上而下贯穿这一制度。每天的法院公报使我们注意到，每个判决很不确定，上诉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败诉的当事人的勇气或财力——并非裁决的性质；如果作出了上诉，那么可以预料，撤销判决是完全可能。接着，仔细考虑之后，我们发现最终后果是，侵害行为成倍增加。假如法律清楚，假如判决一定与法律相符，假如寻求法律保护时绝不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或伤害，那么人们就绝不会听说到法院处理的众多诉讼，这是因为那些诉讼揭示的不正当的事情不会发生；更多的不义之事发生，是因为坏人认为受害人不敢要求赔偿，而在这种情形下，这样的不义之事也不会发生。这里，国家机构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有时间来发挥效用，但是，它效率很低，公民们讨厌使用它，因为担心困难时得不到帮助，反而招来新的痛苦。还有——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一点，那也是对该制度的令人吃讶的说明！——出现了非官方的、自发组织的联合体来处理这件国家应该做却没做到的事情。在伦敦这里，有人提议设立商务法庭，以使商人间业务公平进行。这个法庭模仿的是设在巴黎的一个法庭，那个法庭一年调解一万八千件诉讼，每件平均费用仅为十五先令！

即使认识到这个极重要的职能国家行使得很糟糕，有人也许还认为像保存文件这样的简单职能，国家会行使得不错。但是，在保管国家案卷时，官方粗心大意；即使是“不聪明的商人”也不会那样粗心地对待自己的账簿。一部分案卷长期存放在白塔中，靠近几吨重的火药；还有一部分放在一台经常使用的蒸汽机旁。一些案卷存放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一端的一间临时小屋里，一八三零年时移到位于切林十字塔的皇家马厩里其他小屋中。一八三零年，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这样描述这些案卷的状况：

“在这些小屋里，保存这四千一百三十六立方英尺的国家案卷的条件糟糕透顶。当这些行动开始时（调查案卷的状况），我们发现有几个世纪里沉积的灰尘，而且发现所有案卷都非常潮湿。一些与石头墙壁相粘，无法分开。有大量碎片仅仅差一点就要被虫子吃光，许多处在腐烂的最后阶段。由于腐烂和潮湿，大量案卷变得十分容易破碎，几乎无法用手触摸；其他的案卷，特别是卷形状的，已粘在一起，都不能展开了。我们发现埋有六、七副完整的老鼠骨架。这些虫子的尸体散落在这堆东西的各个角落。”

每天都有一些事实被披露出来，但不幸的是，一旦有了新的事实，原先的就会很快被人遗忘。我们假如对这样的事实进行整理，那么就会发现类似的历史延续到今天。现在人们抱怨的是两个议院的破裂的墙壁。那些墙壁是用一个委员会选定的石头建成的，但最先建成的部分在其他部分未完成之前就开始破损。现在的丑闻是关于西福德的一个新堡垒，它建在离海很近的一片沙地上，结果一次暴风雨冲垮了大半个城堡。现在的账目是有关用于建造奥尔德尼港的一百五十万英镑。人们发现这个港口不但无用，反而有害，而拆除港口意味着又一笔费用。还有，邮政及电报部门的财政违法行为被揭发出来，令人吃惊——据揭发，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度，官员未经许可花费了约六十七万英磅，这一违法行为得到议会的赦免，而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度，同样未经许可花费了七十五万英镑；据揭发，审计部一方面在一个普通法案中反对征收六便士的搬运费，另一方面却因未进行核查而让数百万英镑从手中流失〔14〕。拿起报纸，常能发现其中报道某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在辩论中提到的，或由一份报告披露出来的，或是由一封来信指出的，或者是社论中评论到的。我需要举一个例子吗？拿起今天早上（十一月十三日）的《泰晤士报》，我读到这件事：新的破产法取代了完全失败了的破产法，而这部新的法律是在非常拥挤而且嘈杂的房间里执行的，官员几乎不可能足够小心，也不可能充分考虑；另外，由于法庭的一部分位于伦敦的市区，而另一部分在林肯律师学院，于是律师常必须同时到这两个地方。我还需要再举例子吗？从我写下前一句话那天到我修改那句话的那一天（十一月二十日），出现了大量例子。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警察受到的待遇使他们当中出现反抗行为，政府抄录秘书的境遇使他们公开抱怨未践之约，邮差的境遇使他们对上司有不敬之举，这些事情都表明当局处置不当。而且，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就公园规则进行争论。这些规定的发布逃避了立法原则，而它们的实施使法律蒙辱。但是，一旦有证据表明公务混乱时，有人会立即要求扩大行政范围。在这同一期的《泰晤士报》上，有关于里德先生和W·费尔伯恩这两位权威的报道。他们在不同的会议上发言，都批评了政府监察船只现状中非常糟糕的工作情况及由此造成的生命损失，都坚决主张通过“立法”和“适当的检查”来解决〔15〕。在由于专制而变得动乱的社会里，对于出现的危害和危险，人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总是实行更多的专制；正当教皇政治衰败、权力削弱之时，有人再次强调“教皇永无谬误”论，把这当作惟一合适的解救方法，而一次教会会议坚决地认为这一论说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为了纠正国家机构的错误行为，人们总是建议扩大国家机构的权限。经过长期对煤矿进行检查，煤矿仍常发生爆炸，这时人们呼吁对煤矿进行更多的检查。尽管依法任命官员进行监督以保证铁路安全，铁路事故仍不断增多，这时人们毫不犹豫地要求有更多这样的官员。正如议员索尔兹伯是城议员最近这样评述国家委任的统治团体：“它们起初有激情，行动放肆，最终却变僵化了。”而且人们通过报纸和私下交谈不断注意到：每个代理的权力部门在停止扫除积弊时常会变成为非作歹的暴君或者是无所事事的庸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坚信不疑地要求有更多的代理权力部门。每天都有事例说明官僚们愚蠢，但人们在申辩每个提议建立的新部门时先假定官员们会明智地行动。人们不断地对政府部门的混乱、冷淡和拖延作出评论之后还建议设立其他政府部门。人们不断地嘲笑官僚作风之后仍请求有更多的官僚作风行为。我们每天费了些笔墨来指责这个政治偶像，每天却又费更多的口舌来向它祈求。

这种情绪就这样破坏均衡的判断力，该情绪的根源在于一直都存在的人性。这一根源产生的希望一旦受挫，就会在原位置萌发类似的希望。这一根源可追溯至文明最低级的阶段。获胜的首领因为力量或者智慧而为人畏惧，人们也因此对他感到惊异——他具有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特性而与众不同（这时人们能够想象出这一特性的差异），人们常对他怀有不相称的信心和期望。他以超过平庸之辈的能力或洞察力完成了或认识了一些事情，人们也不知道他完成不了或认识不了什么事。他死后，传说就夸大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继承者继承了他人权威，行使他的命令，和他保持秘密的联系，就这样，或者利用自己的过人之处，或者兼用这两个方法，使人们同样相信自己具备超越常人的力量。于是人们越来越畏惧统治者，并产生相关的信仰。实行统治的代理人这样开始时是神及其后代，和神一样都有称号、都受人崇拜。我们在查明这个代理人的家谱时发现，被描述成是超自然的同样特性几乎贯穿于他所有以后出现的变化，并使人产生同样的感受。“神灵之后代”很快变成了“神指派之人”、“上帝选定之人”、“具有神圣权利的统治者”、“上帝保佑的国王”等等。之后，君权衰败，使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君主超自然的特性（但是，人们在很长时间里仍有点相信这种特性，例如想象中的治疗瘰疬的方法），但是同时，具备他的职能的团体权力增大，这些团体也获得了一部分残余的那种感受。“维护国王的神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维护议会的神性”。人们一度对其一的迷信似的尊敬，变化形式后转移到另一者身上；而且暗暗相信有能力达到任何希望中的目的，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威。

人们从儿童时代起就继承、培养了这种情绪，而无论人们的观点是什么，都会受这种情绪支配。这种情绪使人不合理地信任国家行为的所有步骤、实施情况及形式。在泛黄的羊皮纸上用古体字写下的契约，使人相信其效力；而在纸上用普通字体写下的却不是这样。政府的印记具有某种魅力，使我们感到带有这个印记的纸不仅是一堆有压印标记的干纸浆。人们感到，任何法律用语似乎都比没有法律复杂句式或法律术语的语言更具有权威性。上至皇家庆典的所有权威的象征也是如此。人人都知道，法官的假发使他的判决有了分量和严肃性，而假如他光着头那就不会这样。当转向研究行政组织的最低级的官员时，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情况。一个人身上的蓝上衣和白金属钮扣使人想到国家权威，公民常认为这样穿着的人比不穿这种制服的人更可靠；虽然有各种证明情况相反的证据，但是这种信任之感仍然存在。显然，尽管有更加丰富的见识，人们的判断还是这样仅仅因为看到国家权力的标志而荒唐地受到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的判断一定更会受到国家权力本身的影响，因为这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留下的想象余地更大。感觉和理智明确告诉我们，不应对一些事物产生敬畏和信任，但我们却无法克制地对这些事物产生这样的情感，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更难以利用感觉和理智来认识的国家行为和影响，我们更会产生敬畏和信任。这种敬畏之情产生的观点，如果即使被常识完全否定时仍继续存在，那么当常识无法完全否定时更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如果注意到这种情感如何普遍影响从旧时的托利党到红色共和党的各色政治人物，那么就会发现：具体化的权威激发的这种情感是如何根深蒂固。这些极端的党派虽然支持完全不同的政体形式，对政府权力来源有完全不同的论说，但是都坚信政府的权力，都几乎无限相信政府有能力实现任何预期目标。这种忠心所针对的政府的形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情感本身及其产生的一般看法却几乎没有变化。人的神圣权利这一观念，已被代表大会的神圣权利这一观念所取代。暴君的个人意愿能够正当地处于民族意愿之上，人们认为这是显然错误的；全民族中一半加上一小部分的人的意愿，可完全正当地处于另一半减去这一小部分的人的意愿之上——无论什么事情，前者都占上风——人们却认为这是显然正确的。多数人的无限权力取代了个人的无限权力。人们对多数人的无限权力坚信不疑，有人即使暗示出一点怀疑也会使他们诧异。不错，假如一个人受人民委托而具有那个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假如你问他，倘若多数人决定谁也不能活过六十岁，那实施这项决定是否合理，那么，他可能会犹豫不决。或者，你问他，多数人如果是天主教徒，那么是否有理由要求占少数的新教徒要么接受天主教，要么离开这个国家；而他从小就相信宗教自由，在这样的影响下就可能说“不”。他对这样种种问题的回答说明，即使国家权威表达民族的意愿，他也不认为国家权威是绝对至高无上的。但是，虽然他潜在地相信国家是有限度的，但这一观念，存在于他意识中非常偏僻的隐蔽之处，以至于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就议会应做的、禁止的或要求的事情而发表的所有言论中，他暗中认为任何规章都可以实施，而且一旦实施就必须遵守。他不但相信不可否认这一权力，而且相信不能对这一权力有怀疑。统治团体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能实现的，这个假定暗含于绝大多数革命改革者的计划之中。如果分析公社主义者的纲领，注意，社会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者的希望，或者研究我们自己的工联主义者对立法行动抱有的看法，那么你会发现他们暗示的观点是：以被认可的方式组织的政府，将能消除人们抱怨的所有危害，能保证实现每个预期中的好处。

因此，具体化的权力激发的这种情绪影响了、实际上常常决定了被认为是最顺从的那类人以及被认为是最不顺从的那类人的看法。这种情绪比任何政治观点都有更深层次的来源，使所有政党对政府行为的看法或多或少发生错误。

这种忠心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完全镇静地研究统治机构的特点与行为，严重妨碍社会科学研究，肯定会继续妨碍很长时间。这是因为这种情感是至关重要的。以前，社会一直主要就依赖这种情感而得以保持整体性。这种情感依然是实现社会团结、保持秩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经过很长时间以后，社会历程才会大大改变人生，才会使人们敬重的是源于事物实际规律的法律，而不是实施法律的权力。

我们从开化民族的历史及有关现在未开化民族的记叙中可归纳出一个情况，也可有把握地推理出这一情况，即：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生性好斗，那么只有相应强烈的、对统治者的无理智的敬重之情才能使这些成员团结一致。一些最低等的民族很少表现出这种情感，也就很少表现出社会团结，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澳大利亚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发现，社会发展程度相当高时，人们隶属于酋长；而当社会扩大时，就隶属于国王。在非常野蛮的社会里，只有强烈的尽忠之心才能够维持社会团结。如果需要举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可在凶残的、食人肉的斐济人中找到。他们极其野蛮，用一排数百个、与他吃过的人数相同的石头来纪念死去的国王；他们也很忠心，如果国王愿意，那么一个人会不被捆绑地站着，以让别人敲打自己的头部，自己还说必须满足国王的意愿。记住这个例子之后，我们回忆过去，注意封建时期与残忍相伴的效忠行为；或者注意现在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里人们对统治者如何表现出迷信般的敬畏——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这种敬畏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敬重。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当人们越来越适于进行社会合作时，这种情感才会（也才能正常地）相应减弱。显然，在以前所有时候，如果在人的聚集体中，人们好斗、自私、掠夺成性，却没有这种情感以使人服从一个起控制作用的权力，那么这些聚集体就解体、消亡了，而具有必需的情感平衡的人在世界上得以生存。显然，甚至在文明社会里，假如顺从的情感减弱而自制力没有相应增强，那么社会就有瓦解的危险。这个真理在法国得到了验证。

因此，正如上面所说，由于这种扭曲的情感，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或至少对与政府结构和行为有关的十分重要的那些现象的认识，现在及以后很长时间里一定会多少变得不准确。有这样一条真理：单个公民作为一个组成单位而嵌入社会有机体中，在它的影响下而塑造成形，也对它起到重塑的作用，即延续它的生命又依赖它而得以生存，因此公民无法摆脱束缚而认识到周围事物的真正关系。这条真理可在实际中得到确认，之后才可以抽象地表述。除非大部分公民具有与他们融入的社会组织比较协调的情感与观点，否则这个组织无法继续存在。与每一类社会相称的情感，必定影响社会组成单位对社会的见解。而在其他情感中，这种对具体化权力的敬畏在该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要弄清敬畏起了多大作用。我们可仔细考虑它使人们对统治者作出判断时犯下的惊人错误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反常之处。请回想一下：皇帝和国王得到令人崇拜的称号；人们认为他们的能力、优点、力量和品德优于一般人；人们祈祷时声称要讲实话，而同时又用谄媚、恭维的话向上帝赞颂他们。现在，把以前各国皇帝与国王所作所为的记载与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注意那些记载如何因为种种罪行而变得不光彩，然后仔细考虑一会儿两者的差异。人们对统治者有这些很不正确的看法，因而他们同时对国家行为的认识必定也是十分错误的。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让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塞特先生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詹姆斯国王“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厌恶或蔑视的对象”；但是，《圣经》的英文本献给了他，开头的几句话是这样的：“当初万能、仁慈的上帝派陛下的王族来统治我们英国人民的时候，他把种种巨大的恩惠和最令人敬畏的君主赐给了我们。”等等，等等。想一想，这样的书给这样的人以这样的献辞，再问一问：有了这样表现出来的情感，人们是否还可能对政治事务有丝毫均衡的判断。

需要举个例子说明，这种情感强烈时使从前在多大程度上难以均衡地认识政治事务？人们对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及他们的名字相关的变化形成了扭曲的认识，这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已过了数代人的时间，人们开始明白，查理算不上是殉难者，不值得为他祈祷；而克伦威尔也不应该受到刨坟掘尸之辱。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以前对这两个统治者参与的事件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忠心使人们无法理解那些事件的社会意义。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种情感的比较特殊的扭曲作用。这里我们主要应注意它更普遍的扭曲作用。这种情感常从一开始就把统治者当作社会现象的起因而放在意识中的突出位置，因此把社会现象的所有其他起因放在意识中的隐蔽之处——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起因完全占据了意识，从而排斥了其他起因。历史记载了大量的、国王做的事情，但生产组织的现象（尽管值得注意）最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曾完全关注的是统治者的行为，但到近代才开始关注国民生活、发展及进步所依靠的自发合作的那些重要过程。我们如果记住了这一点，那么必定会认识到，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事务的见解是十分错误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可推定：具体化的政治权力促使人们产生的情感，一定会在目前及以后一段长时间里，严重阻碍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常会（也必定会）夸大政治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在“主观障碍——情绪”的标题下，我已开始论述一个广阔的领域，还有大部分还没有讨论。烦躁；人们对军事胜利崇拜般地赞赏；有种情感使人保持对行使权力者迷信般的敬畏之心，从而使人顺从于权力。这些心态产生的作用，仅仅是情感对社会见解产生的作用中的几个。现在还必须描述其他许多作用。我准备在下几章里进行论述——“教育的偏见”、“爱国精神偏见”、“阶级的偏见”、“政治偏见”和“神学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