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偏见

第十章　阶级的偏见

许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吃饭时与一名律师坐在一起。他满腹牢骚地抱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郡法院对自己的工作造成的损害。他详细地谈了这个话题，其方式暗示出他希望我同意他的观点，因此也抨击郡法院。他无法摆脱本行业的观点，认为自己抱怨的事情我也应该抱怨，却忽视了这一事实：他的痛惜向我证明了这种审判方式更节省开支，对于我这个不是律师的人来说，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这里举例说明的偏见几乎使所有人的观点产生错误。海军表示，他们坚信，我们处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之中，这是因为要求配备更多的战舰、更多水手的呼吁未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答复。有关采购制度的辩论证明，军人们深信：他们在军队组织中得到培养，并得到各自的职位，而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取决于维持这样的军队组织。神职人员反对谷物法，这表明：基督教的牧师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及联盟，全然没考虑自己本应考虑的事情。所有的阶级及次阶级都是如此。由于女王不在，季节的招待及所谓庆祝活动的开支减少了。听一听这时小声的抱怨，你就会发现，伦敦的商人相信，如果限制消费非必需品，那么国家就要受损害。你如果研究目前有关合作商店及零售店铺的争论，那么就会发现，那些开店铺的人固执地认为，社会若放弃店铺而建立商店，那就做了坏事——他们没有意识到，现有的销售制度仅仅作为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经济而又方便的手段而得以合理地存在；假如另一种制度更经济、更方便，那么就应该取代现有的制度。其他贸易组织，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都是如此——反对废止航海条例的商人是这样，而考文垂的织布工喜欢除缎带之外的商品的自由贸易，他们也是这样。

和爱国精神的偏见一样，阶级的偏见也是本能的利己主义，同样也有其优缺点。公民对国家强烈的情感使他们充满热情地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使国家在倾向于扩张、征服邻国的其他国家面前保持完整；同样，在国家各个专门部分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集体精神，所有部分之间都存在某些对抗，而集体精神促使人们采取措施，以使本部分在反对其他部分时保持完整。个人具有利己主义，结果个人组成的阶级也具有利己主义，除了个人各自进行的努力之外，个人具有的利己主义还使个人共同努力，以从社会活动的总体收益中得到不正当的一部分。每个阶级这样出现的侵犯倾向，必须受到其他阶级类似的侵犯倾向的抵销。简而言之，暗含的情感相互促进；体现那些情感的各个组织相互促进。社会中大的阶级以地位相区分，次阶级以专门的职业相区分，分别联合，分别设立维护自己利益的机构，而提出的原因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自我保护的需要。

社会从这个坚持自我、自我保护的行为中得到一个好处：每个阶级及次阶级会保持足够力量来实现各自的功能；而除了这个好处之外，还有不少弊端，有一个弊端是我们要考虑的——各阶级常常从与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考虑所有的社会措施，因此无法正确判断那些措施对社会的整体影响。由于有产生的这种思维习惯，人们不仅对直接触及阶级福利的问题有错误的认识，而且对非常间接地触及（如果有任何影响）阶级，福利的问题有错误的认识，这种思维习惯会使人依照情感，而对各种社会关系有相应的看法；对一般公共事务看法就会带上特殊的印记。我来举一个例子。

无论严格地来说所有者是谁，开放海德公园对公众都有益，骑马、驾车的人都不应该要求从中得到特殊的好处。但事实上，那些骑马、驾车的人每天从中受益颇多，公园中大片土地辟了出来以方便他们，骑马者用的地带时常增加。在不乘坐马车、不骑马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其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安逸——经常到海德公园散步。另外，大多数伦敦人太忙，不愿走这么远的路，很少到海德公园游玩，他们几乎得不到公众所享有的好处。那些少数人经常使用这个公园，而且几乎没有其他人使用，他们如何看待许多人偶尔使用公园呢？偶尔有人占用公园中小片地方几个小时，离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很远，而占用的方式令他们不快，这时他们生气——不但如此，即使临时占用的那一天洛腾街几乎是空的，而且车道被占部分不到三分之一，这时他们也生气。任何无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从中发现阶级偏见的影响，但不会充分认识到这种歪曲影响力量，除非注意到去年十一月《泰晤士报》登载的统治阶级成员写来的几封信。当时，公园规章引起激烈争论。有一个署名为“一个自由党的议员”的人，对他听到的某些演讲表示厌恶，提议如果其他人愿和他一起干，那么就用拳头教训教训那些可恶的演讲者；后来有一天，另一个同样情绪激动的议员写道：

“如果‘议员’真心实意地要找来一些正直的人一起处理这项法令，那么我能担保，那些敢于承担一切后果的人会给他强有力的支持。

先生，我是您忠诚的仆人，

一个前议员”

这样我们发现，阶层情感完全压制了理性的政治思想，两个立法者建议以违法的手段来支持法律，这件事说起来都令人惊讶！

最近我们发现，阶级偏见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产生同样的后果——使人们轻视缓慢而艰苦地建立起来的立宪政体原则，促使人们要回到原始的政体原则。请读一读有关艾尔总督开销支付的辩论情况，并研究一下分组表决记录，你就会发现，王座庭庭长认为有关行为“不仅使当事人蒙受耻辱，而且使英国的名声受辱”，但是有许多人替这些行为辩解，他们在陆军、海军、行政及其他阶级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喜爱权力、厌恶妨碍使用权力的行为，不仅如此，设立艾尔奖励基金和其他行为表明，有人坚决赞成不必要地中止有序的治理方式、代以不受限制的专政。有人执意不理睬提出的重要问题——行政首领是否可以随意拒绝防止专政侵犯人的生活与自由的所有治理方式。

不久以前，这同样的阶级编见又得到体现。考恩先生因处死已投降的库卡叛乱者而被免职，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印度政府在调查事件细节之后裁定，在没有合法程度、违反命令的情况下杀死许多人，是不能用事态危急来辩解的。作出这个裁定之后，印度政府不再雇用有这样骇人行径的军官，并把批准这一行为的上级军官调到别的地区。有人会说，处罚并不过分。一些人也许认为，这样的处罚同劳工没好好干活时所受到的处罚一样轻，极其宽大。但现在请注意有人是怎么想的。他在话语中流露出统治阶级的偏见，而在印度的生活经历加深了这种偏见。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已故的唐纳德·姆·列德爵士写的一封信，他就这件免职、调任之事写道：

“我了解到的所有消息似乎表明，将来出现紧急情况时采取有力或独立行动的全部可能性已被严重破坏。军中人人似乎都对惩处军官的方式感到惊讶、惊骇。”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阶级的观点考虑行为对情感与思想产生什么样惊人的扭曲作用。让我们把注意力从对考恩先生的同情心转向英国同一阶级的成员表示的憎恨之情。有一个人杀死了一只吃了家禽的狐狸，就遭到了那些成员的憎恨。下面是最近报纸上的一段话：

“在彭赞斯附近发现五只被毒死的狐狸，这引起西区的运动家强烈愤慨。有谁提供可将投毒者定罪的线索，可获二十英镑的奖赏。”

杀死大批人是为宗教、公正及法律所谴责的，有人却赞同，还对最宽大的处罚加以指责。为保护财产而杀死狐狸，这不受到宗教、公正谴责，也不受到除运动家的法律之外的法律谴责，有人却愤怒，大声叫嚷一定要惩处！

我不必再举例说明阶级偏见使社会学观点出现的更特殊的偏差。在每张餐桌旁的谈话中，在每分政党刊物或专业出版物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偏差。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偏差作用是普遍作用——对上层和下层阶级人们思想的作用。让我们注意的偏差作用是普遍作用——对上层和下层阶级人们思想的作用。让我们注意，各自社会位置产生的偏见如何严重地扭曲了雇主与受雇者的认识。我们首先讨论受雇者。

前面已说过，单纯的联想，特别在和感情共同作用时，影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简单地没有理性，而是尽管有理性——却使我们，例如，认为有过许多痛苦经历的地方有本质上可恶的特性，与许多快乐往事有联系的地点有本质上可爱的特性。如果与欢乐和痛苦经常有联系的客体是人，那么最有可能在认识上产生那样的偏差。一个人假如经常给他人带来欢乐，即使是无意中这样，那么就会得到好评；而一个人若经常给别人带来痛苦，即使无意中这样，那人们对他有不好的评价。因此，有社会敌对状态时，就普遍有指摘个人、认为那些人是现存体制的根源的倾向。

就是这样，劳动阶级的人们对直接雇用自己的人及占据社会上层地位的人形成了认识。手艺人、庄稼人深刻感到自己不得不承受的一切，把种种大的苦难追究到买自己劳动成果的人和在制定法律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认定那些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无论单独还是从总体上来考虑，品行不正——特别自私或专横。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所抱怨的祸害源于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人性。但是，要不是因为有阶级的偏见，他们会在相互间行为中发现有充足证据表明：假如高级社会职能由他们当中的人来履行，那么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一定不比现在轻，可能还要严重。大家知道有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劳动者攒了钱、当了雇主之后，对他们雇用的人不会比通常情况下更体贴，常常相反，他们仅仅使那些人确信这一点。到处都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相似的意思。他们要是打听每个有许多仆人的厨房的情况，那就会发现，那里有人为凌驾于他人而争吵；地位低下的人受到欺压，除了本分工作之外还必须多干些活；人们相互指责；以及由于缺少正确心态而造成的种种不端行为。这样一个群体中产生的恶劣行为比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行要严重。作坊里的事情也从许多方面说明手艺人相互不公正地对待。把工具藏起来，把不遵守他们不合理习惯的那些人的产品弄坏，这些，证明他们当中个人自由几乎未得到尊重。他们组成的行业联合体的内部管理情况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人要求有权随意销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结果被杀；罢工的人常对承担自己拒绝的工作的人有暴力及恐吓行为。不必详细谈论这些事情，只需例举工会干事的专制行为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些人的日常行为表明，劳动者建立的统治力量给劳动者带来痛苦，与他们谴责的政治与社会统治力量带来的痛苦相比，即使不是更加深重也是同样深重。组织的头头们禁止一个煤矿工每周工作三天以上——他只能得到那段时间“挣的钱”——他不敢因多工作一天而接受雇主给的越来越多的奖金——他说拒绝的原因是，同伴会使他日子不好过，甚至没人会跟他妻子说话。这时，显然他和其他人为自己已建立了苛政，比所抱怨的专制还要苛刻。他假如放弃阶级偏见，就会注意到这些事实：熟练的手艺人在一定时间内能比同伴多干一些活，但不敢这样做，因为那样自己会受到他们的“排斥”；所以就无法从自己高超的技艺中受益。他会认识到，同伴对自己的侵害，比议会的法令或资本家联盟的侵害更严重。他还会进一步认识到，本阶级内的正义感必定不如他认为不讲道理的那些阶级内的正义感强。

这种情绪这样使劳动者的认识扭曲，同时还使他们未能认识到，他们组成的每一个工会都在自私地尽力获取好处却牺牲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木匠或机械师的组织制定规章限制接受学徒的人数，以保持付给成员的工资水平——这个组织对每一个额外的申请者这样含蓄地说：“到别的地方去当学徒吧！”这些言行是在间接地告诉其他所有工匠团体：“你们可能因增加人数而导致工资减少，但我们不会。”其他工匠的团体也各自这么做的时候，普遍的结果是：加入团体的各行业劳动者会对劳动者的、谋求工作的过剩儿子们说：“我们谁也不会让雇主雇你们。”因此，各行各业希望保护自己，不顾其他行业的利益，使新兴一代的工匠阶级中许多人利益受损。各个工匠阶层追求利益，不仅有害于整个工匠阶级。我指的不是砌砖工人罢工时使监督砌砖的工人失业，也不是煤矿工罢工时使钢铁工人无事可做。我指的是：任何一群技工在谋求增加工资时，忽视了这个事实：生产的商品价格最终上涨时，对其他所有技工都有害。阶级偏见使人相信，各个情况中的问题完全是雇主与被雇用者、资方与劳方间的问题，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所有消费者的利益都受影响，而且绝大多数消费者属于工人阶级。假如消费者被提及，那他们仅仅因为属于最富有的阶级而被想起来，他们被认为完全能够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不久前利兹会议上，宣读了乔治·波特的论文，请听听其中的一段：

“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在我们国家里，消费者的特征是：修养高雅，既傲慢又奢侈，有焦躁的期望。他们如果仅仅怀疑有谁的行为可能使他们的床少一根羽毛、菜少一份调料或炉火少一块煤，那么总会大吃一惊，总会向那些人发泄怒气。有失公正的是，大部分怒气很少落到资本家身上，却几乎总是落到普通劳动者身上，因为那些人胆敢要求自己的权利与独立。”(https://www.daowen.com)

根据这段话，也许可这样认为：所有熟练和不熟练的工匠，所有的农场工人，所有其他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靠空气生活——不需要食物、衣服、家具或房屋，因此不受到商品涨价的影响。人们无论如何充分考虑到阶级偏见的扭曲作用，也几乎未想到这样强烈的作用。人们本以为，即使是工会极端的支持者也会清楚地意识到：罢工如果使煤价重新上涨，那么对数千名、上面描述到的富有的消费者影响比较小，而对数百万贫穷的消费者有非常深切的影响，因为对于他们，冬天里煤的开支是一笔大开销。人们本以为，这个事例中有一个真理十分显而易见，会被人深刻领会——这个真理是：几乎每种工业产品在价格上涨时都会造成危害，而众多以劳动换取工资的人，比少数具有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的人受害更深。

劳动者的认识假如没有因为阶级偏见而扭曲，他们大概会更容易接受这个真理：假如能够实现更好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么这些形式会发展壮大，会使他们认为苛严的形式消亡。他们也许会认识到，不可能实现更好的形式，是因为现在人具有的道德与智力特性存在缺陷。假如任何工厂的工人能够联合、管理自己，能使他们作为工人而获得的那份利润比现在多，而利用资本的利息比现在少，假如同时他们销售生产的产品时，价格能低于像现在这样经营的工厂生产的同类产品，那么显然，像现在这样经营的工厂就会破产。它们没有破产——没有被更好的生产组织所取代，这就说明：劳动者自身的特性不够好：或者至少，他们当中足够好的人并不多。幸好，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可能建立更先进的组织；在许多地方，那些组织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功。但一般说来，大部分劳动者缺乏足够的远见，缺乏良心，也不够聪明。我们来看看事实根据。

他们没有远见，这表现在两件事上：浪费得来的提高后的工资：有机会改变合作产业的形式时，他们却忽视了。格洛斯特货车公司成立时，决定为受雇的工人留出一千股、每股为十英镑的股票，为了方便工人，还规定，他们每人每隔三个月付一英镑以购股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每周挣两英镑十先令，而当地生活开支不高，因此，这种购买股票的方法被认为是非常可行的。开始时，所有的情况就预示出公司以后所取得的繁荣。董事长不同寻常之处既在于善长经营大企业，又在于同情工人阶级，而采取这个方法。经理曾经当过工人，得到工人的高度信任，公司成立时，许多人和他从内陆各郡一起迁来。而且，经理对实施计划充满热情——他亲口告诉我，他为建立受雇者具有股权的企业而高兴。但是，他和董事长的希望都落空了。一年过去之后，谁也没有买那一千股中的任何一股，后来业主们把股票分了。毫无疑问，其他事例有更积极的结果。但是，这个事例和其他事例表明，比较有远见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不大，还不足以使更好的生产组织广泛发展〔1〕。

另外，要成功建立更高级类型的生产组织，成员对公平原则的认识必须比现在通常情况下更加准确。要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就必须互相更加信任；而不更加尊重对方的权利，互相间就不可能更加信任。我们发现，在病人俱乐部中，成员在有能力工作时还常继续接受救助，因此就不得不派暗探监视他们；而另一方面，管理资金的人因贪污而经常使企业破产。因此我们不得不推断：由于缺少良心，工人在任何一种管理形式下都无法有效地联合，除非实施自我管理。我们发现，熟练工人要求一定数额的小时工资，因为少了“就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但是，在他们手下工作的非熟练工人挣的只比小时工资的一半稍多一点，因为苛严的规则而无法进入熟练工的阶层。这时我们发现，劳动者的是非感并不比雇主表现出的高尚许多，无法使人相信比现在更先进的生产组合能成功。自己联合起来，只以一定的条件出售劳动产品，工人们认为这是合理的；雇主联合起来只以一定条件购买那些产品。工人们却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他们表现出对公平的认识不高，无法实现要求人人对自己及他人权利的认识同样全面的合作形式。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公平有一个错误认识，这就足以使他们破产——这个错误认识是，公平要求的是生产者平均分享利润，而不是生产者具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的相同自由，但公平要求的正是这一点。工会运动的普遍政策在各个地方常阻碍能力强的人利用自己的能力获利，以免能力差的人受到损害。任何生产组合如果将这个政策付诸于行动，那么就肯定无法与以获利与发挥的能力相当为原则的组合相竞争。

因此，阶级偏见总体上对受雇用者产生了影响，混淆了本来就不易认清的真理：同现在的政治组织类型一样，现在的生产组织类型几乎体现了现在的人性。生产组织中的弊端恰恰是人们自身的缺陷所带来的。必须容忍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因为眼下没有其他办法起到同样好的效果。如果忽视特殊利益来看，那么就必须认为，我们现在身边看到的生产组织中，管理费用虽不像以前那么高，但仍过高。在任何生产组合中，必定有一个管理机构。那个管理机构，无论其特性是什么，都必定领薪水——受管理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总收益必定会被扣除。在现行的制度下，总收益中用于支付管理费用的份额相当大；在以后更好的制度下，管理费用无疑会降低。但是，目前有理由说，只有我们这种费用比较高的制度才能成功。管理费用高，因为被管理的人有缺点。他们的缺点减少时，管理费用就会降低，他们自己获得的利润份额会因此而增加。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前面的批评不是说工人没有不平之事可抱怨，也不是说工会和罢工没有正当理由。人们很有可能认为，将俘获的敌人变成奴隶，而不把他们吞食，这个变化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有可能认为，这种奴隶制虽然绝对是邪恶的，但是相对正确的——是当时可行的最好的事物。人们还有可能认为，奴隶制为承认某些个人权利的农奴制所取代时，这一新制度虽在名义上并不平等，但比旧制度平等，实现了当时人性条件所允许的改善程度。人们也可能认为，农奴被干活挣钱的自由民取代，自由民被看作是一个地位极其低下的阶级，这种雇主与被雇用者间变化了关系，虽不好却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好的关系。因此有人也许认为，现在生产管理形式造成严重的弊端，但比以前的弊端轻多了，是一般人性所允许的弊端最轻的——这不是因为雇主阶级有什么特别不公正之处，只有当人普遍进步时，才能减轻这些弊端。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认为，工会的政策和罢工工人的行为，表现出的不公正与雇主阶级表现的一样严重；还可同时承认，甚至断言，工会的不正当行为是伴随必要的自我保护需要而出现的，是无法避免的。一方的自私性抵抗另一方的自私性，必定导致类似于所抱怨的恶行的不义之举——自己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就不能有效遏止冷酷的行为。而且，人们可能会认识到，工人阶级组合有严重的弊端，但同时有某些好处，以后还有更大的好处——那些弊端有助于向更好办法的转化。

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批评或称赞受雇用者在雇主交往中的思想与行为而仅仅是要指出，阶级的偏见如何使劳动者对社会关系产生扭曲的认识——使劳动者难以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生产制度是现在人性的产物，只有当人性改善时才能得到改进。

统治与雇主阶级表现出同样强烈相反类型的偏见。在他们看来，较穷的其他公民在这些斗争中的行动似乎总是该受到谴责。罢工给他们多少带来不便，他们就认为这足以证明罢工一定错误。独立使工人拒绝工作，除非增加工资或缩短工时，他们认为这种独立性有无法容忍之处。许多人居然不顾及少数人的幸福，这对少数人来说似乎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前面提到，乔治·波特先生谈到消费者时，错误地认为他们总是有钱人，而不是像实际那样十个中有九个是穷人；但他却准确地描述了富有的消费者，他说如果工人胆敢采取步骤可能要使必需品涨价、使奢侈品更昂贵，那么富有的消费者就愤愤不平。这种情感经常在私下中得到体现，而在最近锅炉工罢工时却公开得到体现。当时有人提出，那些行为造成了许多麻烦，必须用强硬手段镇压。法律惩处工人的共谋行为，而不惩处他们的违约行为，加强这种法律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种法律十分合理，足以解决问题。

雇主阶级的这种心态，日常表现在对仆人的批评中。你如果读一读《生活中最大的不幸》，或听一听每个家庭主妇的埋怨，那么就会发现，男女主人满脑子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服侍自己的男女仆人的利益。《生活中最大的不幸》这个标题本身就在暗示，惟一值得注意的生活是仆人所照料的生活；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仆人写了一本有关男女主人、同一标题的书，那么书中大概处处都有同样严厉的批评，有深切得多的苦衷。仆人变得越来越独立，这得到详细地描述，并被看作是令人十分悲哀的变化。这本书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这种独立性增强，意味着仆人所处的阶级变得越来越富足；这些多数人处境改善，这个益处远远大于少数人遭受的不幸。人们没有注意到，如果对仆人的需求很大，仆人容易找到工作，再也不受到像过去那样的限制（例如有关衣著的限制），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实现某种社会状态的进展中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状态虽在表面上未给人数少的统治阶级带来多少便利，但意味着人数多的被统治阶级地位提高了。

实质上，富人在看待、对待穷人时所表现出的情感，只不过是农奴主、奴隶主所表现情感的缓和形式。很久以前，农奴受到的对待似乎表明，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主人；现在，精英阶层的人士普遍认为（没有真正的进行表达，但已足够清楚地暗示了），精英人士的便利是首要考虑因素，而大众的幸福是次要考虑的因素。作为奴仆的主人而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使奴仆的生活总体上比他不当主人时得到更好的保障、变得更舒适，古时的大乡绅听到这个会吃惊的；同样，现在占主导的阶级会吃惊地听人断言说，那些阶级惟一合法的存在理由：他们作为管理者发挥作用，使人民的生活总体上比原来更令人满意。但撇开阶级偏见来看，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真理。从道德角度来考虑，除非多数人的安康状况改善了，否则绝没有理由使多数人从属于少数人；而现在，改善多数人的安康状况是正在延续的那种程度的阶级从属关系的惟一理由。现在的观念，必须总归得到彻底改变。有关政治治理的旧理论已有变化，统治者不是国家的主人，而已被看作是国家的仆人；同样，有关生产与社会管理的旧理论必须有所改变，以使统治阶级在适当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次于他们指挥劳动的大众的利益的。

由于偏见，统治者和雇主难以认识到这一点，也难以认识到：阶级权力削弱、阶级差别减少可能不仅改善被统治阶级的生活，而且改善统治阶级的生活。现在社会组织所特有的情感与思想使富人未能认识到，这个社会制度虽然看起来对他们非常有利，但却间接地使他们担心、疲倦、失望。不过，他们假如愿意考虑过去的事情，那也许会找到充足的理由来这样猜想。封建时期的贵族从未想过，有的社会制度可能比他奋力维持的社会制度对自己有利得多；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维持的制度经常使自己痛苦、不安。假如听人说，没有带护城河的城堡，没有主楼、秘密通道及关押囚犯的地牢，贵族大概会愉快得多——没有吊桥和吊门，没有士兵和哨兵，他也许会更安全——没有扈从或雇佣兵，危险也许更小——一个农奴也没有，但也许更富有；那么他会认为，这些话愚蠢得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人会争辩说，那个似乎非常有利于贵族的制度却带来种种麻烦——与邻居长期结仇，受到公然袭击或突然袭击，被人出卖，其他贵族向自己复仇，手下背叛自己；总是要带兵器、穿盔甲；仆人们总是争吵，扈从之间总是不和；农业不兴旺，因此食物既粗糙又单调；自己在家里的困苦是现在的仆人不愿忍受的；贵族即使未因战争或谋杀而突然丧命，在那些状况的折腾下也会较早地死去。这样的争辩是没有用的。但是，那时的阶级偏见使贵族无法认识到的事情，对现在的贵州来说已是显而易见了。今天的贵族知道，自己虽不像以前的贵族有防御工具、家臣及农奴，但生活得却更好。乡间别墅比设防的塔楼更安全；在不带武器的家仆当中的贵族，比周围有武装卫士的封建地主更安全；他们到哪也不带兵器，却比以前穿铠甲、拿长矛与剑的骑士更安全。虽然手下没有扈从来作战，但是没有封建主要求自己在一场与己无关的争吵中献身；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劳动，但自由民的劳动使他们比古代的奴隶主富有得多。随着失去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有一种产业制度发展起来了，使现在的贵族得到了以前完全支配劳动者时做梦也没想到的种种便利及奢侈享受。

古代的统治阶级，由于具有与当时社会状态相适应的感情与思想，而未能认识到那种社会状态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也未能认识到，如果自己的权力大大削弱，那样的社会状态会对自己有利得多；同样，今天的统治阶级也没有认识到，现在的阶级从属形式如何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而将来的统治阶级社会地位不那么显要时却更加幸福。难道我们不能这样推断吗？统治阶级有时的确认识到，与自己的优势地位共同存在着某一间接的麻烦，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间接的麻烦经积累后就变成优势地位带给自己的痛苦。他们虽然总是认为财富买不来满足但是却没有这样推断：这样使自己失望的制度中必定存在问题。你有时听见有人承认，大量的财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还有人说，富有的贵族处理的事情越多，他的生活就越像代理人的生活。有些有大量财产及众多地产，因而能增加享乐的工具，但你会从这些人中注意到，每个新增加工具成了需要看管的额外的东西，增加了令人烦恼的可能性。而且，你如果总结人们公开与暗中承认的情况，那么就会发现，富贵带来的那种生活不仅使人焦虑、烦恼，而且并不令人满意——实质与表面大不相同。有些人在直率的时候抱怨“社会生活繁忙”，但却觉得不得不使这个单调的生活继续重复下去。人人都可以看出来，过着时髦生活的人并不幸福，却在假装幸福。那些这样生活的人却没有得出显而易见的推论。

局外人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统治阶级通过现在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得到的好处，包含了许多暗藏的祸害；他们拥有不正当的财富，因而能够过着懒散的生活，但那些财富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满足，反而使自己不满意。封建时期，有保障安全的措施，而当时的社会状态产生的危险却超过了措施足以应付的程度；同样，如今富人有过多的寻欢作乐的手段，而社会状态带来的不快却抵销了获得的乐趣。以寻欢作乐为生的人获得的快乐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同时，麻烦以及消沉、烦恼、忌妒和失望的情绪发展到极端。任何人如果研究这件事中的心理状况，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是必然的结果。寻欢作乐的生活行不通，这是因为大部分人性未得到展示，这样的生活忽略了成功带来的满足感，这样生活的人无法平静地意识到要为别人服务。不断追求的个人享乐失去了吸引力，因为满足那些欲望的时间比清醒的生命时光给我们的时间少得多；欲望消失之后，剩下的时间或者是空虚的，或者用于寻求享乐。那些享乐失去吸引力还因为：缺少生活的一半时间用于积极活动时所出现的鲜明反差。这些产生不满的负面因素同已提到的正面因素——缺少因成功而获得的满足感——一起产生作用。对个人价值的认识是令人满足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因素之一，人总是在有所作为的行动中有意识地体现个人价值；懒散的生活缺乏希望，部分原因就是缺少对个人价值的认识。最后一点，人们如果暗中忽略了利他的或者被认为在某一方面有利于他人的行为，那么就会遭受类似的祸害——缺少某些高级的、不易变得乏味的积极的乐趣，愈加依赖个人的享乐，又容易觉得厌腻。所有这些使人厌烦、不满，而其根源可追溯到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统治阶级获得的劳动成果非常多，有可能聚集大量财富来减少无能的后代。

富人偏好看起来非常容易给自己带来享乐的制度，因此就完全认识不到制度表面的好处会给自己带来间接的祸害，也认识不到不劳动却享用别人劳动果实是不光彩的。相反，还有人认为（虽然已远不如以前那么坚定），无所事事而只寻求享乐是光彩的，一生中给别人提供享乐的手段却是相对来说不光彩的。和其他事物一样，我们暂时的状况就这样产生了相应的、暂时的荣誉标准；同时具有的情感与想法使我们无法想到这样一种状态：现在被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事情将会被认为是可耻的。但是同前面一样，只要研究其他时期、其他与我们性质相差甚远的社会来帮助我们想象，就至少可看出这样的可能性。在斐济人当中，男人焦虑地希望被认为是凶手；而在开化的民族中，人们胆战心惊地避开凶杀犯。我们如果把这两种人的心态作一比较，那么就会得到确凿的证据：在一种社会状态下人们所引以骄傲的品质与行为，在别的地方却是人们所极其憎恨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斐济人相信凶杀是光荣的事情，而我们对他们感到惊诧；同样，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对不劳动却大肆挥霍而感到骄傲，只要社会提供可口的饭菜、柔软的床铺和舒适的休息场所，他们就几乎不关心社会的利益，他们会使将来生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下的人惊诧。另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心态变化不但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首先请注意在中国仍存在的一种情感。与这里相比，那里的人更坚信无所事事是光荣的。这种想法使富人留长指甲，结果为了不碍事，必须把指甲拴缚住；这种想法还使妇女忍受长时间的折磨，结果受挤压的双脚说明她们没有能力劳动。再请回想一下，无论是这里还是欧洲大陆，在过去几代时间里，上层阶级坚信从事贸易是可耻的。但现在请注意：有土地阶级的成员如何从事贸易活动，贵族的儿子甚至有了职业、成了商人；现在富人中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这一阶层的人有公共职责要履行，其中那些完全无所事事的人是应受到指责的。那么显然，我们有理由推断：随着比现在更高级的统治形式得到发展，人们的荣誉观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种变化。将来人们会觉得奇怪：居然曾经有人认为牺牲其他劳而无获的人的利益、不劳而获是值得赞赏的。

统治阶级与雇主阶级的这种心理状态适应了暂时的情况，但或多或少地使他们无法具有这样的思想与情感。各种统治者从小就习惯于现在的从属关系形式，认为这些形式是符合自然、永久规律的，他们对身处最高地位感到满意，对手握权力感到舒适便利。他们一直未意识到，由于现在人性存在缺陷，因而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制度既损害从属自己的人也损害自己；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下对生活的普遍看法不仅错误，而且可耻。

阶级偏见会产生别的障碍，从而阻碍人们在社会学研究中正确地思考，这一点我已经谈了不少了。公民是社会中某个普通部分的一员，也是某个特殊的、更小部分的一员，所获得的相应的情感与思想必定影响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同样也影响对过去及现在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期望。

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与那些统治他们的阶级处在差不多是敌对的关系之中，因此难以认识到：这种似乎是他们苦难根源的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他们同时也难以认识到：以前存在的、更严厉的生产管理形式既必要又有益；他们还难以意识到：只有当自己的特性改善时，将来生产体制才能改进。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成员没有完全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缺点是处在不同条件下类似自己的人性缺点，现在的制度是合理的，这并不是因为给自己带来便利，而是因为该制度现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最切实可行的。他们也没有完全认识到，以前社会体制存在弊端；以前社会制度下运用阶级权力的不如现在仁慈的那些人是邪恶的。统治阶级的成员还难以认识到，现在的社会秩序同以住一样，都是短暂的；将来的统治阶级权力减少，也许反而更愉快。

阶级的偏见同爱国精神的偏见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持社会所必需的，这一点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个遗憾。阶级偏见与爱国精神偏见的相似点还在于：经常只有采纳极端相反的观点——由赞同变成完全（而不是部分的）反对——人们才能摆脱阶级偏见的影响。因此同爱国精神的偏见一样，就阶级的偏见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只有当社会进步加强时，那种偏见对作出均衡结论的阻碍才能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