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偏见

第十一章　政治偏见

从每天发生的事件中，政客可以知道第二天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同样地，这些事件也可能作为研究社会学的人研究的材料。几乎每一份日报都是如此：它所提供的事实除了供政党的战术家从中抓到一些表面的意义以外，还能让社会学家发现一个终极的内涵。因此，关于政治偏见，我写作时，偶然地从一份爱尔兰报纸上得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谈到最近的内阁失败时，这份《民族报》说：

“格拉德斯通先生和他的政府被从权力圈中甩出去了，一种极邪恶的在爱尔兰撒播非宗教和不忠诚的种子的意图，已经给它的始作俑者们带来了闪电般的报应。长期以来，那些用华而不实的允诺蒙骗爱尔兰人的人，那些用虚假的改革来欺骗我们，用无效的让步来侮辱我们的人，那些利用国家的苦难以图私利并使苦难恶化的人，以及那些嘴上挂着漂亮的言词作表白的人，他们践踏完了这块土地上最后一丝自由，到今天则成了一个被践踏的、被遗弃的政党。”

对于这种感情的表露，我们可以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它说明了“民族自治论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如何行动；或者更广泛地来考虑，它为我们展示了爱尔兰人的一种特性——这一特征证实了以前弗蒙德先生就受尔兰人的行为所作的严厉论断，或者从最通常的意义上来说，从这种适当的态度上，此种感情的表露可看作是政治偏见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的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当我们记得，所有这些对我们估计对手，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观点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时，我们才受到提醒，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是社会学道路上一个巨大的障碍。我并非简单地指出，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党派偏见经常决定了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看法；这已被一些事例证明，如保守党反对自由党提出的一项措施，但由本党提出时则获通过。我所指的是党派偏见在人们对过去和未来的解释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影响着社会的概念。被党派斗争养育起来的政治同情与反感，各自支持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对其他国家无论是已灭亡或仍然存在的联合体制也同样如此。这些心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这样一种倾向，接受或者拒绝与这些制度有关的有利或不利证据。关于雅典的民主，保守党的米特福德与激进党的格罗特所作的迥然不同的描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为证明政治偏见将引入歧途，我最好还是引用弗劳德先生关于“历史采用的科学方法”演讲中的一些句子：

“修西狄底斯写作来揭露民主的恶习；泰西塔斯，恺撒时期的历史学家，展现了专制主义的令人痛恨之处。”〔1〕

“读一读麦考莱对一两个世纪以前的英国穷人的描写，你会惊讶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读读柯贝特，甚至贺莱姆，也会奇怪他们如何忍受过去的繁荣与现在的苦难之间的反差。”〔2〕

“一名爱尔兰天主教主教曾经告诉过我，他确切知道在一八四六年大饥荒中，有两百万男人、女人和小孩死亡。我问他是否包括了那些已经移居外国的人，他重复说除了移民另外已经死了两百万，还说：‘我们可以断定，每一个死者都与英国政府有关。’我向都柏林一名有名的律师，一个新教徒，提及此事，他的灰眼睛发亮了。他回答：‘他现在说两百万——是吗？为什么不是一千人死去呢？——或许还不到五百人呢？’就一八四一年与一八五一年详细的人口统计，包括回来的移民，比较得出来的结果是，在考虑到自然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真实的数目大约有二十万人。”〔3〕

没有必要再进一步举例了。只要政治倾向已知，不同党派日报对每一次内阁行动所作出的论断是可以预测的，对立面提出并在会上通过的关于同一项措施的反对意见也同样可以预见。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推断出如下结论，当某个政党的政治家在他大致真实地解释过去的事件，并正确地推断未来时应该首先节制一下他的感情偏好。

在此我并不打算详述这一真理，相反，我将引起对不那么明显的类似真理的注意。除了那些由政党名称所象征的政治偏见以外，还有一些超越于党派之上的政治偏见。我已经在“主观障碍——情绪”那一章中讨论过引起这些偏见的感情——一种延伸到政府力量的感情。除了在那一章里谈到过的这种感情在社会学调查上的一般影响以外，关于它的特殊影响还得说上几句。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人类事务人们的一个普遍错误的见解，它渗透在政治偏见培育起来的几个错误之中。

结果是与物质条件相称的——看看这个构成公开或者私下的日常生活行为错误的心照不宣的假设吧！在私人生活中，每个人都发现这种假设不真实，但还是继续那么干，好像他从没有发现过一样。下面从这个崭新的方面重新考虑一番是最近详述的一次熟悉的经历。

“我将会多么幸福，”小孩想，“当我长得像我哥那么大时，就会拥有所有今天不让我碰的那些东西了。”“真幸福啊，”哥在想，“一旦我到了爸爸那种年龄，我就会有自己的房屋，可以干我想干的事情。”而父亲想的是：“当取得未来的成功时，我会有一大笔钱，一幢乡间的房屋，马车和马，当然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就是幸福。”但是，每一阶段所希望拥有的能带来满足的那些财产，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诸多烦恼。

这里提供一个有关结果与物质条件相称的错误的好例子，就是家庭事务的分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如果一个仆人干这么多，两个就会干两倍这么多，以此类推。但是当这个符合常理的理论受到实践检验时，结果却大不相同。不仅完成的家务额没有随着仆人的增加而增加，反而频繁地下降了：仆人越少，干活越多，干得越好。

再举书与知识的关系为例。一个自然的假设是，手边存书丰富的人必然知识渊博。但一般的情况是，当人们开始聚集书籍时，他们反而不常去利用这些书本。书架的充实和脑中知识的丰富似乎是两个成反比的过程。最常见的评论是，那些以学问著名的人，往往是那些很难找到书籍的人。在这里，效果再一次与物质条件不相称。

同样地，如果我们沿这个方向继续往前探讨——不再把书本看作是获得知识的手段，而是把知识当作获得指导的手段，难道我们发现获得知识的量与获得洞察力的量之间是可以衡量的吗？难道说基本真理的量可以从收集起来用以达至真理的事实的量中推断出来？根本不是。智慧与知识并非一回事。虽然在进行归纳之前必须先有材料，但未经概括的材料积累得过量反而会妨碍归纳。若一个人所占有的知识没有条理，那么他的知识越多，思维就会越混乱。在事实未被组织成一个系统之前，事实越多，对头脑思考形成的负担就越重，每添加一点事实都只会阻碍而不是帮助大脑思考。一个学生通过努力或许会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对他本人以及其他人来说还是一无用处。在这个例子中同样也找不到后果与物质条件相称的证明。

相似的例子还可见于学科以及为学科而设立的机构之中。举语言的使用为例，从孩子的教育初期开始，他父亲就为他提供了有钱人所受的教育，他开始操练语法，作文法分析，进行一些检查语言错误的测试。当他完成私立学校生涯，也就是告别这些占据他全部心思的单词，词的意义及其正确运用之后，进入大学生活，在那里他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文学修养上——研究不同风格的散文及诗歌的模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内容。既然他已经作了这么多的准备，现在就来看看他运用文字的实际功夫吧。一个臭名昭著的事实是，古典文学评注家多是一些英文写作最草率的人。《笨伯》杂志的读者仍然记得，多年以前，伊顿公学的院长和校长所发表的一封信中的某些片断，就曾被该杂志引用来作为笑谈。最近，温切斯特的校长也给了我们一个长期研究语言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英文样本，完全没有意识到其粗俗的缺陷。如果我们从这些老师，这些精英中的精英们，转向从另个角度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们，大多数仍然出自同样高度训练过的社会阶层——那些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下议院，然后又进入内阁的人们，我们同样会感到失望。就像在上一代人当中，那些在文字的使用上经过一番刻苦训练的人所草拟的皇室演说，曾被选作应予以避免的英文语法错误一样，今天，我们政府每年向世界所发布的公文，也是进行文体研究的极好的例子，使人们警惕其中的含义混乱，不合逻辑，冗杂等等语病。即便是那些作过精心准备的人的演讲，也仍然会让人惊讶于其中如此明显地反常的语言现象。我们可以假定一些未受过训练的作者使用和受过训练的人一样的语言，来看看这种反常大到了何等程度。想象一下，白手起家的柯贝特，就像在上次皇室演讲中他们演讲的那样，故意这么说：

“我把这一双重目标时刻铭记在心，一是对现在环境的合理的关注，一是为了两国的商业和海事交易基于双方互惠互利和平等的原则，保证一般条款的更持久不变的特性。”〔4〕

设想一名只懂“不多的拉丁语和更少的希腊语”的诗人，如此下命令说：

“不允许在下列地点发表演说，以至使听到同样演说的聚集的人群可能引起对公众的道路或人行道的使用的阻塞。”〔5〕

选自宣告内阁从海德公园的演讲比赛中退出的十八行文字，并且伴随着半打不够严格的多余的词组。再假设农夫伯恩斯，就像任何一位被选作为绅士儿子教师的学者一样，在印刷品中这样写道：

“我本来不应该拿这个细节来麻烦您（这一细节在我的前一封信中确实是不必要的），倘若不是我似乎显得自己过于强调日期一样。由于贵公子发生的这一事故，我不能这么强调日期。”〔6〕

设想补锅匠，发表了这样一个好像是我们的大主教所写的长句：“如果那五百四十六位签名抗议关于基督教会女执事一事的绅士们，经过一番正确的考虑，再来反对我在迪尔顿马什教区正式给予一名女执事特许一事”；或者，当他们说“已经得到了承认”（我利用了一份没有被教会会议的决议所采纳过的报告），“至于那些更像女修道院的方式在更严格的规定下住在一起的修女们”时，能够正确地思考一番他们所说的这些话的含义，我本来是不会觉得有必要去做更多的什么，“而会怀着沉默的尊敬来接受他们那一番观点的表述”〔7〕。等等。

或者引用当代一些自学成才的作家来作比较，可以设想上面的句子出自休·米勒，或亚历山大·史密斯，或杰拉尔德·马西，或“诺里奇的织工”（W.J.福克斯），或“工匠工程师”。难道我们由此可以说在文字文化中，结果与物质条件相称吗？倒不如说，在这个以及其他情况下，结果与物质条件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

因此我们找不到关于上述假设的任何证明，尽管我们倾向于作出此种假设。效果并非与手段成正比。从机械仪器到教育系统或者社会机构，情况都是如此。让一个农民去看一台新机器，机器部件越繁杂他越感到钦佩，但是听一听一个熟练的工程师的批评，他在所有这些复杂状态中推断出可能的失误，他的目的不是达到精巧而是简单化：因为他知道，第一个外加的轮子或者杠杆意味着机器容易变迟钝并且有待克服的摩擦增大，有待矫正的混乱加剧。这种情况到处可见。在某一点上，物质条件对效果是必须的；但是超过那一点后，物质条件增加，效果降低。

对物质条件的这种过度的信任，和公民不可避免地爱好政府代理的一般偏见一起，促进了法律的多样化，它培养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社会的行为由人工媒介规范得越多，社会就会变得越好。由此产生在社会学思考上的影响是，由法律所带来的好处被夸大，而不利之处却被忽略了。法律虽然对社会这样一个如此高度复杂的聚合体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却很少能产生像预期那么多的直接影响，而是一成不变地产生许多未预期到的间接影响，种类繁多，数目巨大。甚至在基本的变化方面也是如此：看看下述两个我们的下议院组成中见到的例子。第一个改革议案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们都预计中产阶级会把自己当中的大多数人选作为代表，但都估计错了。下议院的阶级本质在很大一部分上维持着原状。尽管所寻求的直接的特殊结果并没有出现，一些无人预计到的遥远而普遍的结果却出现了。最近的变化也是如此。我们曾经以雄辩的语气警告说工人阶级的代表们会大量涌进下议院中占据大部分席位；几乎每一个人都估计，无论如何会有少量的工人阶级成员被选入，结果证明又一次错了。这种显著变化并未发生，但是，政府的行动无疑已被一种上升了的责任感所大大修正了。情况一向如此。更可靠的预测应该是，一项法律实施后，没有预计到的后果将会大大超过所预期的结果。甚至是简单的物理作用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结论，让我们来观察并思考这样一个例子。

你看，这一个锻铁盘不是十分平整：它左边鼓起一小块——“皱褶”，像我们通常所称呼的那样。怎样使它变平整呢？你回答，很显然，把突起的那一部分敲下去就行了。好，这儿有一个铁锤，我就照你建议的那样敲了一下盘子。再用力一点，你说。还是没有效果。再敲一次？好，一次一次再一次，突起的部分照样还在：情况就像原来那样糟——实际上更坏了。但这还没完。看看盘子中翘起的那一块，原来是扁平的地方现在变得上翘了。真是干了一件拙劣的活计。不仅没有治愈原来的缺陷，我们反而又制造了一个。如果我们请一位工匠来进行“打平”这一操作，他会告诉说将突出的部分锤下去是毫无用处的，只会带来损害。他就会教给我们怎样用锤子在别的部位进行不同方向的精心调节的敲打：通过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行动来消除障碍。所需的这一过程比你原先所想的要复杂。即使是一块金属，也不是能用你如此确信的那些是普通常识的方法所能成功对付的，那么，处理一个社会又将如何呢？哈姆莱特问道：“你认为我比一支笛子更容易对付吗？”难道人性比一个金属盘子更容易摆平？

我怀疑很多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真理：一个聚合体是复杂的，由一件小事情所引起的后果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和无法预计；因此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聚合体组成的社会就很难用一种故意的方法来影响它，而只能用非故意的方式——许多人问到有关这一难题的证据。假若证据更少一些的话，回答也许会更容易。它是如此熟悉以至表面上已失去了其重要性；就像不断重复下去的敬礼和祈祷失去了它们的庄严感一样。几乎每一项国会的法案的前文都提供了这种证据；每一个调查团的报告中都以各种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对每一个寻求例证的人来说，方向也许是——见“英国议会议事录”各处。在此我将向当代那些轻率而卤莽的热情者们提供一个例子，如果他们还能被教育的话。我指的是查禁酗酒的措施。禁止旅行者在急需兴奋剂时得到它们，但并不禁止居民们私下里偷偷喝酒——同样我也不打算详述苏格兰一六一七年所采用的严厉措施，“来遏止每天都在增加的可恶的酗酒恶德”，这一措施显然没有产生所希望的效果。我只愿意谈论特许法案，（乔治二世律目23第九号）。它通过有所禁止的特许证阻止蒸馏酒（主要是杜松子酒）的销售。

“廷德尔告诉我们，在特许法案通过后的几个月里，实行此法案的委员们自己意识到了严格实施此法案的不可能或不明智。……斯莫利特，描述了这个法案所要消除的事物的黑暗图景，也用同样强烈的色彩描绘了它所带来的损害。‘老百姓们，’他写道，‘很快就突破了一切限制。尽管没有获得特许也没有交税，酒类继续在大街小巷中出售；告发者受到威胁；和平的道义，或出于怠惰或出于腐败，忽视了执行法律。’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从那些繁重的税款强加于人以来，’他写道，‘看上去杜松子酒的消费每年都在显著地增长’”〔8〕。

当一七四三年此法案被废止时，下述辩论中揭示了更多的内情：

“自从蒸馏法造酒业在一六八四年被引入到英国以来，英国在这一年制造的杜松子酒数量是五十二万七千加仑，一六九四年达到九十四万八千加仑，一七〇四年为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加仑，一七一四年为二百万加仑，一七二四年年为三百五十二万加仑，一七三四年四百九四万七千加仑，到一七四二年，已不少于七百一十六万加仑。……‘通过最大限度地鼓励告发者们告发，零售商们贩卖蒸馏酒的行为得到了遏止。……通过查出他们的（未获许可的零售商们）活动来赚钱的希望煽动了许多人把告发当作一门职业；用来证明犯罪的酿酒工具鼓励了一些人通过作伪证来满足其恶意和敌意，其他人则满足其贪婪之心；结果大量的检举消息造成了公众的不满，地方法官他们自己抱怨法律难以得到执行。告发者们作伪证之现象现在是如此声名狼藉和普遍，以至于人们认为所有的情报都是恶意的；或者，至少是这种情形，他们考虑到自己受法律的压迫，就把每一个促进法律实施的人都看成是敌人；因此现在开始向告发者们宣战，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对待大多数告发者，有一些甚至被他们当街谋杀。’”〔9〕

这里不仅没有所希望的好处，反而产生了大量的未曾估计到恶果。回到我们上述数字上来，原来的那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不仅没有因这些直接的打击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并且还产生了种类和程度都很严重的其他扭曲状态。除了鼓励欺骗，撒谎，恶意，残忍，谋杀，轻视法律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扭曲以外，还引起了或者大大增加了众多的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失常和偏差。在蓄意引起的邪恶的直接扩大上，还间接地带来了道德败坏的影响。

除了带来“结果与物质条件相称”这一普遍流行的谬误以外，一般的政治偏见还有进一步的影响，即培养起对政治形式的过度信仰。这是一种把每件事都归因于一个可见的最接近的机构的倾向，却忘记了那种舍此机构就会无价值的隐藏的力量——就是这种倾向使得一个盯着蒸汽发动机的小孩猜测一切都是他所见到的那些机器部件的联合作用，而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没有制造蒸汽的锅炉，发动机就会失效，而没有煤的燃烧和水，锅炉又运转不起来。这样一种倾向使公民们认为，通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组织安排公共事务，就会形成一个好的政府。他们呼吁，让我们正确地组织起我们的国家机器，所有一切就会令人满意了。

然而这种关于组织内在效力的信仰，就像相信皇室名人的自然优越性一样是毫无根据的。老一辈人对统治阶级的忠诚使得他们信赖其权力和美德，尽管总是有证据证明这不对；同样，在现代社会里，对组织形式的忠诚也使得人们相信其内在的价值，尽管不断有重复的事实表明它们的价值完全是建立在某些条件之上。贸易公司的政府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只有那些自然地照本性生长起来的政治形式才是有效的，那些不是按照其适当的天性而是通过人工获得的形式则无法运转。让我们来考虑一个这种政府事例的典型。

某条铁路的业主们（在这里我给出了自己作一个业主的个人经历）被召集到一个特别会议上来。将他们召唤来的通知上写着，董事们已经同意把他们的铁路租借给另一家公司；诸事已办妥，那家公司马上就会拥有所有权；业主们被要求来同意通知上所写的租借日期。会议召开后，主席报告了谈判过程和达成的协议。一项表达同意此协议的提议被提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了讨论——没有人注意到了董事会的这种行为的非常之处。正当提议就要被通过时，一个业主起来抗议这种处理里令人震惊的越权行为。他说，对于董事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错误观念，那就是董事们已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最高的权威，业主们是下属，然而实际上，董事只是在他们的委托人即业主不在的情况下被指派去行动并且服从于委托人；如果在任何私人企业里，一个不在场的业主从他的经理那里得知经理已把企业租出去了，对方马上要占有企业，现在就等业主签字，那么，业主迅及赶回所带来的结果将会与其希望的大相径庭——也就是说，等待着经理的将是由于他严重僭越权力而被撤职。这种对故意践踏公司组织所认可的原则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反应——没有一个同情者起来支持，哪怕是有条件的支持。此项表示同意的提议不仅获得实施，而且还是在对协议本身无任何确定了解的情况下被实施的。除了主席的口头陈述外，再也没有赐予其他东西：事先没有散发打印的协议复印件，在会上也无人得到这些。说起来令人惊讶的是，这群业主已经被与同一个租借公司所签的协议出卖过一次了！——当初在一个看起来有担保实际上却不具备的协议下他们已经承担了建设此铁路的任务！看，这就是教训。此公司的组织，就像一般的公司那样，完全是民主的。由业主选出董事，董事选举其主席，并且还有特别的条款规定在需要时可以限制和替换他们。然而这些自由统治的形式自然地就不再被使用了，所有的例子都是如此。除非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某些可耻的管理错误或腐败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他们当中引起了革命的兴奋和激情，否则铁路业主们是不会实施其权力的。退休的董事形式上被再一次选为董事，董事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联系的紧密的团体；通常某一个成员，一般是主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统治因此堕落成为寡头政治和君主制度之间的某种政治形式。据观察，所有这些现象绝非个别而是经常发生，发生在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中，多数人受教育的程度还很高——如有钱人，商人，律师，神父等等。如果需要的话，有充足的反证表明下述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即人们通过教育会变得适合于正确实施其权力。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任何人想透过这些事实以及与之类似的事实来寻找它们隐含的真理，也许会发现统治形式只有当它们具有国家“特性”时才是有价值的。任何狡猾地设计好的政治计划本身是不会起作用的。有关这种计划的使用的知识再多也是不够的。其他一切都不够，除了将这些计划改造后所适应的情感的天性——一种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化了这些计划的天性。在天性和计划之间存在协调一致的需要的时候——当这些计划是由革新所突然推动建立起来，或者被改革的变化推动得太远，从而成为一种比国家特性所需要更高的类型时，就总会产生与不一致相称的细微差错。作为证据，我可以列举散落在希腊、南美和墨西哥的现代历史中的一些例证，或者详细叙述法国所表现的教训（在这之前已经简短地提及到这一点）。在法国，政治周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新的民主无非是旧的专制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里，我们在公共建筑物上醒目地发现这样的词，“自由”，“平等”，“博爱”，就像以前那样；同样也是现在，像过去那样，这些词的解释包括了极端的党派憎恨，对集会的辱骂和猛烈攻击，大规模地逮捕与当权者不睦的人，禁止公共集会，镇压杂志的言论自由；还是在这里，像过去一样，声称是政治自由的热情鼓吹者的作家们，乐于给他们的对手送去束缚并剥夺其言论自由。但是，我将要谈论的一个是与我们自己的情形更相似的事例。

尽管不那么显著，但仍足够清晰的同样的道理也在美国存在着。我所指的并非只是一段时间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现过的极端事例；在那里，有被一些人看作是社会福利的惟一必需品的彻底的政治自由，大多数人生活在对生活的永恒恐惧之中，而其他一些人则骄傲于他们手枪枪柄的刻痕——刻痕说明他们所杀过的人的数目。我也不打算详述存在于西部各州的共和形式下的社会状态，在那里，一个白种女人因为与黑人结婚而被烧死，在夜里秘密团伙杀掉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暴徒们拦截火车，将其中惹恼他们的人处以私刑，携带手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法官遭受胁迫，正义因而总是得不到伸张。我的确列举这些作为此种方式的极端事例，这种风俗习惯名义上保护人们免受压迫。实际上他们却受到了无法忍受的压迫——并不能为人们申述其意见，并自在地安排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必引述太多，我们就可以在东部各州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自由的形式和实质并不相称。有一种情形是人们只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中执行正义，并且这样做还受到鼓掌欢迎，在法庭上审判时被认为是无罪的。这样的情形实际上是文明的退化，因为政治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私人报复的逐渐消亡，以及旨在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和惩罚侵略者的统治力量逐渐占主导地位。这种统治力量一旦衰弱，相应的，个体的安全也会降低。安全在这种一般事务上是怎样被降低的，在更特殊的事务上也将同样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下述事例观察到，如对法官的贿赂行为，金融诈骗中许多人被骗得血本无归，纽约政府的腐败，体现在苛税严重但所作甚微。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立法团体的所作所为上也看到与上述事例的相似之处——一些人通过“游说议员”而获得不公正的好处，如克莱迪与莫比利尔行贿事件及其他。政府的自由的外在形式仍然保留，而在其内部已产生了一种使政府不再自由的现实。下级职业政客进入公共领域以获得收入，组织起他们的势力并发展其策略，实际上已经成为与政治制度设法保护的阶级所不同的统治阶段；并且其利益与公众的利益截然不同。这种对获取自由的工具而非对自由本身的崇拜现象尚需进一步暴露。投票没有内在价值，拥有代表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益处，无非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要维持这种状况：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不受其他有着同样权利的公民的阻碍而安排其生活——这也是保证每一个公民能够享受他的活动自然带来的所有有益的结果。手段的价值应由这种目的所实现的程度来衡量。一个名义上有着完整自由但却只能部分地用以保证其目的的公民，还不如一个利用不完整的手段实现了更多目标的人的自由。(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寻找有关政治形式只有当它们被国家特性所激活时才有价值这一真理的证据呢？在国内就能找到这种证据。我并非指那些由过去的政治制度历史所提供证据——不仅仅指那些由许多事实显示的，我们的代表团只有逐步地将它名义上的权力转变为实际的权力；也不是指理论上独立的下议院历经数个世纪才脱离君主和贵族的统治，并取得实际的独立。我所指的是当代，指的是我们的代表团正处于它的权力充足时期所采取的行动。这些代表们是由大的国会议员选举区选出来的，因此看上去很适合保护各个等级的个体免受对他的个性的侵犯，然而这种代表会议本身却给个体的个性带来新的侵犯。流行的政府毫无阻碍地建立起一个鄙视地对等组织规章的基本原则的官方机构；由于政府变得更为流行，就有意地支持和维护这种机构。下面是有关导致这些结果的各步骤的简短描述。

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正当凌晨二点以前，在一些地区第一次读到一项法案授予警察某些新的权力。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读到这项法案，没有任何评论——“英国议会议事录”上也没有记载在几点钟。六月三十日凌晨二点以前，一个特选委员会被任命考虑此项提出的法案，也没有评论。七月十五日，委员会的报告获批准。十九日这项议案又被提出来，关于它的报告获批准——都是静悄悄地完成的。七月二十日它被加以修订——仍然是安静地进行。七月二十一日第三次宣读并通过了这项议案——同样没有任何异议。第二天它被送至上议院，在那儿，在同样的静默中，四天内（三天？）就通过了所有的步骤。这项法案在遇到海军和陆军军官们时（根据一个特别委员会成员的证词，他们是法案的提倡者），就没那么强大了，它在一八六六年被“加以修订”。那一年三月十六日凌晨一点，修订法案第一次被宣读；二十二日第二次被宣读，当时海军部总司令部的部长称它是一项保证士兵和海员们的良好健康的法案，说：“有着附加权限的此项法案是用来更新一八六四年通过的那项法案的。”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两个成员的简短的反对评论。四月九日一个特选委员会成立，主要成员都是原来的——主要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府官员。二十日接到了委员会的报告。二十六日，凌晨二点以前议案被再一次移交；关于它的报告有一些简短的评论，然而那些评论遭到反对，理由是议案没有被公开讨论。现在来观察一下对惟一一个直接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如何接受的吧。当在限制一项规定警察权力的条款时，有人提议加上这些：“关于应当在谁面前制定这些报告，法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要求可证实的证词和支持，而不是来自警察中成员的证词和支持。”这项限制被不置一词地否决了。最终此项法案于一八六九年由当时的下议院所通过并制定得更为严格。

那么，到底这是一项什么法案，第一次没有异议地完全通过，然后随着最简短的评论以所谓的修订形式通过，最后在评论被禁止的抗议声中制定出来了？这究意是一项什么措施，如此显见地正确以至于任何对它的讨论都被认为是多余的？它原来是这样一项措施，在某些地区，半数的人们在涉及到有人指控他们的非法行为时就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即时审判。另外，那些指控他们的人，即提出没有证据的证词的人，是法律的代理人，正在寻找提升的机会以作为对其警备的奖赏——是一些被不断地诱惑着去制造指控并列举事实来支持指控的代理人。并且，要支持其指控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说服一个当地的地方法官，只要有基于一个这样的法律代理人的誓言之上的证词，证明说被指控者有可疑的行为就可以了。——这些有待证实的行为，由于周期性的检查而受到惩罚，并被包含进一个低等的阶级。由大的国会议员选举区选出来的下议院中许多是工人，他们很爽快地制订出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分散的街区中工人妻子或女儿的自由不受触动，只有当侦探不能给出证据让地方法官相信她是一个妓女才行。这个议案，即使有迫切的需要（其实并没有）使通过此议案时无须对非正义的行为小心提防，还是应当在充分的辩论和焦急的批评之后才能被通过。此议案通过时被隐瞒得密不透风，借口是要进行讨论会有伤风化；而莫当特案件及其他却被他们所找来的反对意见充分地加以讨论！这还不是全部。不仅此法案的条款使得一个人只要受到诱惑去作出指控就很容易地指控别人，而且他们还因此法案而免于因滥用权力受到的惩罚。一位可怜的妇女如果试图起诉他们，因为他们作出有毁她品格的指控，就得冒这样的危险：如果她得不到法院的判决结果，她就得支付被告的费用；而一个有利于她的判决是不会支付给她的费用的：只有当法官给出一个特别命令时她才能得到赔偿费！这就是一个在形式上比过去所有的政府都要自由的政府所提供的“大公无私”〔10〕！

请不要以为我是在暗示说政府的形式不重要。它们只有当国家特性赋予其生命时才有价值，也只有当国家的特性能通过它们发生作用时，政府的形式才是必要的。一个小男孩不可能使用一件大小和重量都只适合成年男子用的工具。成年男子用小男孩的工具也干不好活：他必须有一件适应于他那更强大的力和更紧把握的工具。对任何一方来说，工具都是必要的；但每一方所取得的结果却不是单单由工具的大小和样式来衡量的，而是根据工具是否与他的力量相配。政治工具的运用也是同样道理。政治工具只有当存在着一种必须使用它的特性的力量时才是有价值的，同时，这样一种合适的政治工具才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又出现以前的那种情形，即结果与手段不一致；但是结果却与这样一种力量相一致，当适当地运用这种力量时，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

另外还有一个更经常更微妙的政治偏见必须避免。除了在法律和政治形式上的过度信仰，此种信仰是由对管理机构的敬畏而培养起来的，在那些很少受这些敬畏影响的人当中还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信念，即很有可能很快出现一种比现在事物更好的东西——心照不宣地相信公共事务会得到更好的管理。此类人的思想态度可以由发生在他和立法机关成员之间的一场想象中的对话来展示。

“为什么你们的代理人，没有证据只凭猜测就要额外多收我的收入税呢？让我支付不适当的款项不说，还为将来此类事件开了先例。不然的话，就得浪费宝贵的时间来证明他们对税额的估计是多余的，这样一来就暴露了我的收入情况。你们要求我在这两种失去之间选择，直接的或间接的损失，只是由于你们的估税员无充分的理由便认为我隐瞒了一部分收入。为什么你们要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此种情况下你们颠倒了这一原则，即在公民的案件中你们必须维持公正——根据这一原则，一项要求必须由作出此要求的人证明它，而不能被它反对方证明为伪？你这样做是为了执行古老的政治职能吗？或是为了与下述这一惯例取得和谐，即让一个被你错误地指控的人支付他的答辩费用，虽然在法律案件中你要求败诉的一方承担一切费用？——这一项惯例你直到最近才放弃。难道你是想赶上古代那些统治者们？他们压迫劳动者，只付给劳动者很少的一点钱，或者是想赶上更古老的那些掠夺成性的统治者们？难道你是想维持这一传统，尽可能多地染指我的财产，只给我留下很少的部分：实际上却希望我屈服于这种损失，而不要在经历担忧和伤害之后恢复你不正当地夺去的东西？从小我就被教育成把政府和它的官员们看成是我的保护者；而今却发现他们是我的侵略者，不得不把自己保护起来。”

“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们的代理人不可能拿出证据说收入税应当比它现在的数目要少。要么就是奉行现在的收税方法，要么就是放弃税收。”

“我不关心你的什么选择方案。我只是指出来你不承认这样的辩护。当一个原告提出要求但却不能提供证据时，你不会在被告不能表明此项要求无根据时让他屈服，你会说若没有证据便无法判决。为什么当你的代理人提出要求时你要忽视这一原则呢？为何在平等公正之中冒出了这样的不公平？难道这是与犯罪法理不一致的吗？当你声称在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但却在审判前就已经把他当作囚犯来对待了——就像你过去对待赫塞尔医生那样。你所任命的那些中性的地方法官真能代表你的观点吗？当一个文化人只是因为被怀疑犯了谋杀罪而不得不蹲监牢并屈服于监狱规则的痛苦情形，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地方法官们认为是凭规章制度来对犯人一视同仁的。你说不会是想让监狱引入阶级差别法规吧？”

“我记得这是你们曾经用过的借口之一；我很高兴，你们努力地做到将所有的阶级同等地对待。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你们对这一平等原则的应用和通常所做的不一样了——通常，比如当你们解除一些待遇优厚只干闲差的官员职务时，你们会给他们一大笔退职金，我想这是因为平时他们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存不下什么余钱的缘故；同时，当你遣散造船厂的劳工时，却不给他们补偿金，我猜这又是因为他们每周的薪水很容易聚集起来足以使人过舒适生活的收入的缘故吧！这些只是顺便说说而已。我现在关心的是你们法律系统的行为使得它已变成了公民权利的侵犯者，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而不是保护者。我所给出的事例只是它的一般运作中的琐碎例子而已。法律就像过去那样，仍然是恐惧的代名词。我的法律顾问是一位朋友，他坚决主张当我想追回被骗走的财产时不应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他们的评论使我想到如果我走进你们号称公正的法庭去求助时，我的熟人会将我视为一个走投无路之人。不管怎样说，现在我是处境危险。你们的安排无非是让我被一个假装我侵犯了他财产的人敲一笔钱，我可以选择让一个恶汉来掏我的钱包，他毫无根据地声称只有这样他才停止掏别人钱包，或者选择在大法官厅上，让更多的法律代理人来掏我的钱包。不仅如此，当你们声称给我主持正义，判决那恶汉给我支付费用时，我会发现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仍然得支付自己的费用。为让你们的法律系统更协调一致，只需要在我遭人抢劫请求保护时，你们的警察给我更严重的打击，并且将钱袋一洗而空。”

“为什么要如此不耐烦呢？难道我们不正在改革这一切吗？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定四个薪水为七千英镑的贵族，难道不正是为了建立上诉法院？这次会议不是很早就提出一个政府措施来防止法律和公正之间的冲突，并且减轻上诉的困难吗？”

“让我先在这里为你们的改进致谢吧。当我在第一次诉讼中未能使自己破产后，仍然可以安慰自己还有第二次诉讼。同时，我并不需要那些你们认为很重要的便利上诉的措施，如果你们能够在制订法律的时候使我有可能了解这些法律，或者至少让你们的法官了解一下，如此来降低上诉的机会，我就会很感激了。并且，假若你们能给我一些对付侵犯的更方便的补救措施，而不是那些如此昂贵，危险而具欺骗性的补救办法，让我宁愿忍受侵犯的话，我会更加感激你们。我日复一日地经历着法律系统的无效。怀着与广受关注时代保持一致的期望，我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希望自己能在天黑以前到达某个遥远的小城市；但是火车在某处交叉点上迟到了一个小时，我的计划失败了——不得不停下来在当地花钱住上一晚，第二天又多花半天的时间。买了一张头等座位票之后，希望自己可以在旅途中舒适一点，避开那些讨厌的旅伴；但是当火车停在一个正召开商品交易会的城市，车上的乘警在三等车厢座位已满的情况下，接受那些乘客的请求，将他们塞入了头等车厢，那些散发着令人讨厌的气味举止也不文雅的乘客就这样占满了头等车厢。就这样，我在两方面受骗上当了。一方面的欺骗是我无能为力的，（火车晚点），而对另一种欺骗，我的被救方法也很可疑，实际上是无效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难道就是，公司已经注意自己不要违反合同，或者宣称他们通过宣布各自的责任保护了公司？允许这样一种承担责任的声明就是你们的疏忽之处。你们不会允许我申辩不负责任，假如我给贵公司假钱，或者拿着一张二等车厢的票却去乘坐一等车厢。从我这一方面出发，你们会把合同看得确定不够；但是从另一方面你们实际上却听任合同维持不确定状态，一般而言，你们的粗心带来的后果是，很少有火车准时到达；而周期性的不守时带来了生命的不断损失。”

“那么放任不管又能如何呢？我猜你的想法是，政府越少干预这些事情越好；而现在你却在把怨法律没能保障你舒舒服服地坐火车，没有保障你在规定的时间内被送到目的地。我想你会赞同国会上次会议中制定的建议，就是铁路公司应当给乘坐二等车厢的乘客送去冬天暖脚的设备。”

“你的话真让我惊讶。我本应该想到即使是一般智力的人也不会陷入这种混乱之中，优秀的法律人才就更少陷入了。并不是要责备你们没有保障我乘车的舒适或者未能守时，我只是怪你们没有履行合同。如同我强烈地抗议你们让公司夺走我的钱却不给我付钱要得的东西一样，我同样强烈地抗议你们指定给我而未能实行的那些便利措施。当然，我没有必要提醒你们，你们民法在通常意义上应遵守这一原则，即协议的好坏是那些制订协议的人的事情，而不是你们的事，你们的责任则在于强制协议的执行。只有这样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得到保障。所有生命的状况，包括人类的其他物种，都在于，付出的努力都应该带来弥补由这努力而浪费的物质手段——也应该带来或多或少的剩余。一个持续不断地耗费能源而没有获得营养补充的生物就会死去；而一个被间接地由外物杀死的生物，在能量耗尽之后，就中途切断了这种营养的补充。这种普遍联系在人类和其他物种中都可以找到。在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获得他们的给养并非直接来自于他们实施的力量，而是间接地获得：每一个人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生产出成品，然后用这个去和其他人用另外的方式生长出来的产品进行交换。一个社会实施其获取物质来替代被努力所浪费的物质的条件，就是合同的实践和履行。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就是让能量消耗时希望会有其他的补偿，然而却不给予这种补偿。维护合同的行为则是在由社会安排给出的形式下维护所有生命的基本原则。我因你们未能维护这种基本原则而指责你们；你们这样做是允许以数不尽的间接方式来阻碍和牺牲生命。我承认，你们是如此热切地关心我的生命，避免它因我自己的行为而招致危险。尽管你们不能充分地保障我免受其他人的伤害，看上去却特别关心我是不是不伤害自己。你尽其所能地阻止我拿自己的肢体来冒险，在这一方面简直赶上了彼得·劳里先生，他就是由于威胁要‘消除自杀’而闻名于世的。例如，下述事情就表明了你对我的极大关心，地方法规禁止我离开一辆正在移动的火车，如果我在火车移动时就跳下来，不管有没有损伤自己，你都要罚款〔11〕。你不仅在我冒险惩罚自己时来惩罚我，而且你对我的福利的亲切关怀还体现从我的口袋里掏钱来为我提供各种便利——比如浴室和洗衣房，以及免费阅读书籍。从我的口袋里，对不对？也不全是这样。有时是从那些很难支付得起的人的口袋里；比如，对那些失业的穷作者们，你要求他们为你的公共图书馆提供免费书籍，以便我和其他人得以免费阅读——就好像戴夫斯抢劫拉扎勒斯的财物以便能为丰衣足食之人士提供救济一样！但是所有这些提供的东西都不是我所要求的，而我要求的你一样也不会提供。我并没有要求你为我去查明太阳光的性质，或者去寻找一条通往西北的旅途，或去探索海底的秘密；我所要求的是你们能保障我不受袭击，通过制订对民事和刑事犯罪的迅速而确定的惩罚，而不是破坏原告的利益。相反你却宁愿去干别的事情。不仅没有带来我的努力所应得的面包，你给我的是石块——一个出自埃菲瑟斯之手的雕塑作品。只要能让我享受我自己劳动之所得，拥有那些我付款的信息和娱乐，我就很满足了。同样我也乐于接受由于自己的错误而带来的惩罚——同时相信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纪律和原则。但是你却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你毫不关心要保障我享受我的努力所要求的东西；同时却坚持给我一些以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我并未争取到的利益，并且使我免于自己应受的惩罚。”

“你真是毫不讲理。我们正在尽最大力量来处理面前堆积的无数事务：坐下来开会，阅读报告和有关证据，讨论到凌晨一两点钟。一个又一个会地开着，为公共福利制订各种各样的措施——为教育而提出计划；为居民的健康作出种种安排；调查河流的污染程度；制订减少酗酒的计划；规定房屋建筑的样式以免其倒塌；授予委员权力去便利移民；等等等等。你找不到我们的活动与行为没有达到的地方。呶，这里有由我们的当地陆军中尉所设计成形的公共花园和市政府主体大楼；这儿是我们建立起来防止海上船只失事的灯塔。到处有我们派出检查卫生健康的检查官；到处有种疫苗的人看是否已经采取了预防天花的措施；并且，如果你碰巧在一个正在执行我们的措施的街区，而你又没有很好地控制你的欲望，我们会尽力保证你有一个健康的——”

“行了，我知道你要什么。这与你一贯的政策是一致的。当你未能保护我免受他人的侵害时，就坚持要保护我免受自己的伤害。由于你沉浸在干不必要的事情里，必要的事情就没有去做了。你以为凭你那些小恩小惠就能弥补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吗？我不想要这些贿赂和奖赏；只要免于被侵犯的直接或间接安全——真实的而非有名无实的安全。你禁止我（我有理由这么认为）替自己寻求公正，明言要为我寻求。因而我不能采取简单的措施来防止侵害，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获得那些付出劳动后应得的东西：你说一切都需要你的帮助来加强我的权利。但是要得到你的帮助通常都要遭受一番可怕的折磨以至于我宁愿忍受那些加诸于我的恶行。实际上你禁止我保护自己却又未能保护我。由于这样，我的生活以及一般人的生活品质都降低了。交易受到了阻碍；时间和劳动力被浪费；商品的价格提高了。诚实的人遭到欺骗，而恶棍却猖獗一时，负债的人用狡计胜过了债主；宣布破产的人从破产中充实起他们的钱包，又开始更大规模的经营；损失资产成千上万的金融骗子却消遥法外。”

我们这位不耐烦的朋友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他是在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让政府在理性的原则上行事是可能的！他默默无言地假定从一个道德上和智力上不健全的团体里却有着健全的法律调节！显然他是在幻想了。任何政府无论用哪种方法都做不到这一点。一个聪明善良的君主是不可能从一个不聪明也不善良的民族中选出来的。诞生于一个坏而且愚蠢的民族的寡头政治家族，是不可能有善良和智慧的特征的，就像一代又一代的国王一样。任何有限或普遍，直接或间接的代表体系也无非是代表公民的一般性质。为了消除有关真正理性的政府能由一个不理性的民族提供这一错误概念，他只须读读竞选演说，并且观察那些代表如何通过对一些无意义的偏见的哗众取宠和以一些不可能实现的福利希望取悦于民而获得选票，而那些坦率地陈述严峻的事实真相并且努力去消除毫无根据的期盼的代表们，则失去了大多数选票。让他去观注整个过程，他就会看到当酝酿已久的政治热情和信仰被投入选举的蒸馏器中，蒸馏出来的不只是智慧还有愚蠢——有时甚至愚蠢比智慧还多。不仅如此，如果他观察得更近一点就会怀疑整体的意识比平均每一个人的意识要低，整体的智力也下降了。选民中的少数聪明人很容易就被大多数人的愚蠢所淹没了：通常最后表达的是愚人的意见。在代表大会上，也是许多庸人实际上统治着少数的优秀分子：优秀的人被迫只表述那些其他人能够理解的观点，并且把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当作毫无分量的思想尽量隐藏，他需要记住的是，抽象的原则受到下议院的藐视，且马上可以看到当愚蠢的思想得以大量表述时，最高的智慧不得不保持缄默。如果他要求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即团体成员的智慧带来的是一个比普通成员的智慧所带来的要低得多的结果，他可以在国会法案那些混乱的条款和互相混淆的语言中找到答案，最近这些混乱状况引起了法官的抗议。

如果假定一个民族可能以法律的形式获得某种东西比如具体的理性，而这个民族本身却没有相关的理智，那么这种假设从原因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从结果上来说则是可以证明为伪的。相信真正好的法律和管理能够与一种不好的人性相互并存，这无异于一种慢性的欺骗。我们自己的政府形式提供方法与手段来表达和实施各项要求，是目前以来最好的政府形式，以防止一个阶级侵犯另一阶级的利益，或者一个个体侵犯其他个体。但是也不能指望它具有一种比产生它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能力和正直坦率，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上述的批评暗示着政府的缺点可以通过劝戒现在的政府机构或指派其他的政府机构来纠正，这一点则意味着，当更强的政治偏见已经消除后，仍然保留了极其微妙的正当偏见。

可以这么说，政治偏见仅次于阶级偏见，严重地扭曲了社会总概念。每一个人可以粗略看出，尽管不是全部，政党的情形也是如此。对激进党而言，很明显地，保守党的偏见妨碍了他去发现现在的邪恶或将来的好处。对保守党来说同样明显的是，激进党没有看到在他将要破坏的事物中也存在着某种利益，并且未能辨认出他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中的破坏因素。但是两者都没有想象到的是，自己并不比对方更必要。带着不切实际的理想，激进党没有意识到他的热情只会将事业推进一点点远没有他期望的那么多；他不会承认保守党的阻碍是一种有益的限制力量。保守党则顽固地抵制改革，意识不到现在的秩序并非绝对的好，他对它的维护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不成熟的改变的一种手段。同时他无法从激进党的激烈对抗和对新事物的乐观希望中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因此，双方都未能完整地理解他自己或者对手的功能，他在这一点上无法理解，也就不能理解社会现象。

一般的政治偏见扭曲了人们的社会学概念，尽管是从其他的方面，但同样地严重。对激进党和保守党而言同样有着这样一个持续的幻想，即：法律是万能的，只要通过某项法律，事情就会得到解决；由于相信政府一旦建立就会按照原计划保留它的形式和功效，所以依赖于一种或其他种政府形式；并且还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能够从集体愚蠢中分离出集体智慧来进行控制指挥，引导事情正确发展。——所有这些幻想意味着一般的政治偏见不可避免地与对行政部门的屈服共存。社会学观察的作用是为了维护社会是政治家所制造出来的某个东西这一概念，并将注意力从社会演化现象上移开。当人们的思想集中在调节机构上时，对那些调整后的能量所带来的令人震惊的过程和结果则很少有人注意。巨大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机构的起源，经常是自然产生的，但经常被政府所阻碍和限制，这一点往往被不善于观察的人所忽略。就这样，通过持续不断地思索保持秩序的权力，有时也包括保持秩序的各项活动，产生了一种极端片面的社会理论。

很明显，这种偏见就如同前述的那种偏见一样——偏见的程度与暂时的发展阶段有着必然的关联。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它才会减少。高度平衡的社会自觉，就如同高度平衡的个人自觉一样，将是社会高度进化的伴随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