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偏见

第十二章　神学偏见

“真是一截应该丢到地狱之火里去的圆滚滚的木头！”

看到一个肥胖的印度教教徒，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教徒如此断言。由吉福德·帕尔格雷夫给出的带着伊斯兰教徒狂热宗教情绪的这一例子〔1〕，以出奇地有力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带来了他们关于上帝和人的一般思考模式。

下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

“当瓦哈比教徒阿卜德莱提某一天向里德人布道时，详细地讲了一个有关穆罕默德的传统故事。穆罕默德宣称他所有的门徒应分成七十三个学派，其中有七十二个是注定了要入地狱的，只有一个学派能上天堂。‘噢，主的信使，那个保证能拥有天堂的幸福的学派，有些什么标志呢？’穆罕默德回答：‘他们是一些能和我以及我的同伴们和谐相处的人。’‘那么，’阿卜德莱提接着说，降低了嗓子以表达深深的信赖，‘蒙主之恩，我们是里德人！’”〔2〕

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不会过于关心在这一概念和基督教学派中曾经有过且继续存在的概念之间的平行关系，而是会去观察由这些概念在那些有着异族信仰的人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在他们对异域社会的观点上所产生的影响。由神学偏见导致的对社会事实的极端误解，可以由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来更好地加以说明。

根据特纳、厄斯金以及美国探险远征军成员的描述，萨摩亚人比那些通常是未开化的人要强多了。尽管与一般的野人一样，他们都被称为“懒惰，贪婪，不坚定且具有欺骗性”，但他们同时也被描述为“善良，幽默……令人喜爱且十分好客。无论男女都对小孩非常照顾和爱护”。老年人受到了尊重。“人们无法忍受被称为小气或者不愿帮助人。”女人们则“驯良而贞洁”。婴儿出生后受到杀害这一现象在萨摩亚人中间从来没有听说过。“对于病人的照料是……非常人道而且符合众望的。”现在来观察对他们的邻居，食人肉的斐济人的评语吧。他们对人的生命无动于衷；永远处在对同类的彼此恐惧之中；根据杰克逊的观察，欺骗被他们当作是值得赞美的品行。“流血屠杀对他（斐济人）来说不是罪行而是光荣。”他们杀死老弱病残，一方面，杀婴的恶习几乎占据了超过一半以上接近三分之二的婴儿。另一方面，“婴儿被教的最初几课中就有一项是打他的母亲”，到处都在培养愤怒和报复的情绪。由于忽略了适当的敬礼等礼节，弱小者惨遭杀害；奴隶们被活埋，在其墓地上接着矗立起国王的房屋；新下水的独木舟需要用十个或更多的人的血来施行洗礼。首领死后，他的妻子们，侍臣以及副官们就会被绞死——且因此而受到尊重。食人肉的现象非常猖獗，以至于一个酋长在赞扬他死去的儿子的悼词的结尾，说他将会“在妻子们冒犯时杀掉她们并全部吞吃掉”。有时，受害者在被吞吃之前遭受活活的烧烤。其中一个叫塔诺阿的酋长，砍下他表兄弟的一只胳膊，当着他的面喝他的血并将胳膊烤熟吃掉，最后又将他撕成碎片。他们的神，被描述成具有类似的特点，也有着相似的行为。这些神住在那些被同类吃掉的人的灵魂里，首先“烧烤”了这些人（“灵魂”只是物质的复制品而已）。他们“傲慢而又充满报复之心，发动战争，杀害并吞食对方”；“在那些被当作荣誉授予他们的称呼中，有“通奸者”、“偷女人的人”、“吃人脑的人”和“凶手”。这些就是对萨摩亚人和斐济人的描述，再来看看斐济人是怎么看待萨摩亚人的吧。“斐济人带着厌恶感来看萨摩亚人。因为萨摩亚人对斐济人所信奉的神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对其他岛屿上的那些血腥的仪式也不感兴趣”——这一陈述与杰克逊的观察是一致的，由于他对斐济人信奉的某一个神表现得不那么尊重，就被他们愤怒地叫做“白种异教徒”。

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读到这个教训，并且不用停下来思考太久也会看到这一教训在文明开化种族中的信仰和观点上所起的作用。凶猛野蛮的斐济人无疑会把以他所信奉的食人肉神的名义去吞噬一个同类当作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同时，尽管他的邻居萨摩亚人对其同类公正而友善，却由于没有给食人肉神送上这种人的牺牲作祭礼而被视为伴随他的非宗教性而来的吝啬。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事实的话，斐济人对萨摩亚人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理性的思考的。他的信条中交织着邪恶与美德，如果他考虑到某些社会安排的利益的话，这种利益也会看上去显得邪恶。

一般而言，伴随着由它而来的观点和感情，每一个教理上的神学体系都变成了社会科学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对一种信念的同情以及对另一些信念的相应的反感扭曲了对所有相关事实的解释。在某些惯例和相应的结果上人们往往愿意去发现其中的好处，而对另一些惯例及结果则有一种发现其坏处的倾向。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随之发生的歪曲意见吧。

我们已经从内涵上看到，信念中的神学因素，在文明的早期完全压倒了其中的伦理因素，在文明的后期也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它。这种神学因素维持着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许是相对地好，也许是绝对地坏——说它好是从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来衡量的，说它坏则是从一个理想社会的需要出发来说的。就像一个混合的神学所做的那样，它使正与误的错误概念神圣化，从而曲解了衡量惯例的措施。很显然，如果有利的和有害的效果没有得到个别的承认，社会学的结论必定会得到削弱。

因此值得给出一个例子来强调这一点。这里是有关帕尔格雷夫先生对瓦哈比教徒道德描述的一段问答：

“‘最大的罪行中的第一种就是给与一个动物神圣的荣誉。’

“‘当然，’我回答道，‘这种罪行的暴行毫无疑问的。但既然这是第一种罪，就必然还有第二种；那是什么？’

“‘可耻的酗酒，’用英语说，‘和吸烟，’毫不含糊的回答。

“‘还有谋杀，通奸，和作伪证吗？’我补充道。

“‘上帝是仁慈的，宽恕人的，’我的朋友加以反驳；‘也就是说，这些只是些小小的罪行。’

“‘那么，两宗罪加在一起就是大罪了，如多神教和吸烟，’我继续说，尽管几乎无法再维持原来的脸色。阿卜德卡然用最严肃的口吻宣称，事实的确就是这样。”〔3〕

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如果一种信条把吸烟当作最黑暗的罪行，却对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恶行只有温和的谴责的话，这种信条是会阻碍像社会科学这样的东西的。行为、习惯和法律并没有由它所能促进的世俗福利的程度来加以判断取舍，应用于社会事务中的更好与更坏的概念无法存在，诸如进步和倒退等概念被排除在外。但是在这一事件中很重要的东西，在所有的事例中都或多或少地显得重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在其他社会，公共行为都是由两套试验来判断的——假定的神圣许可和对人类幸福的促进。尽管，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相信第二个试验等同于第一个试验——因而，促进人类的幸福被更多地加以考虑；然而，由特殊信念所推断而来的假定的神圣许可还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错误的行为被认为是包含了对假定的命令的含蓄的不听从，而不是包含引起遭受别人或自己的苦难的内在特点。由此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学思考所带来的影响是，惯例和行为更多地是由它们对已建立的信仰的一致与不一致来被判断的，而不是由它们是促进或阻碍社会福利的倾向。

神学偏见的这种影响到处可见，一个经常为我提供思考的材料的老绅士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位老绅士把宗教的亲善的一面和令人憎恨的一面以令人惊讶的对比方式联合起来。在一方面，为他的信仰而早起，不顾虚弱的身体冒险去教堂，总是留下来等着圣事，所有这一些可谓模范的虔诚行为了。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总是倾向于战争：有关海上和陆上的战斗为他提供了永不褪色的饶有兴趣的话题；他深受有关破坏的叙述；谈论有关大炮的话题。如果说他把阅读分成《圣经》和艾里森这两类书，或一些类似的读物，当然是有些夸张；但这的确表达了他的情感状态。他一会儿愤怒地抨击爱尔兰教堂的政教分离，把它看作是亵渎神圣的行为；一会儿，当话题转向艺术品时，他举出一些令他崇拜的雕刻作品，如狮心王与萨拉丁搏斗，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或者，当他像他经常所做的那样展现出友善的感情后，他会立刻转向某次血腥的遭遇，并且带着一种高兴的颤动的嗓音来叙述它。尽管当我初次见到这种情感与信仰的不协调一致时很吃惊，但当观察到他信仰中的屈服因素比道德因素在他的意识中更显著时，一切就都得到了解释。观察他脑中的思想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想象中，上帝的象征就是一个具有超验能力的舰长，他去教堂是出自一种与海军军官去集合的类似的感情。这一种对所有宗教来说都很普遍的感情，不管所崇拜的神叫什么名字或有什么本质特性，这种感情都是一样，同时也是他的最高情感。察觉到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基督教所特别吸引的那种情感会很快被藐视。同时也更容易了解为什么当海德公园发生暴动时，这位老绅士希望路易·拿破仑过来射杀这些暴民，为什么他会抿着嘴轻笑着回忆起他早年所碰到的兵士强募队的事。

神学偏见产生了仅仅是出于顺从的动机而对道德准则的遵循，并且，现在很容易发现，习惯性地坚持这些原则但并不是出于考虑其内在的价值，就遮蔽了社会学真理。现在的趋势是，用形式上的对这些准则的承认来取代真正意义上的承认。只要没有直接违犯那些准则、没有表现出违抗之意，就可随意间接地违反那些准则。原因是，人们没有培养出考虑那些准则间接作用的习惯。

因此，与信念的道德标准基本上不一致的社会事务，并没有触犯到那些为与神学不一致的事情而恼怒的人。对教条和宗教形式的维持成了首要的、最基本的事情；次级的事情则是保证宗教精神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往往被牺牲掉。尚待解决的关于亚大纳西信经信念的争端则向我们显示了社会事务中好与坏的概念是如何被弯曲的。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神学家相信，必须在所有的教堂里反复强调圣父、圣灵和圣子中任何一方都是万能的，强调并没有三个上帝而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上帝在十字架上受难并下到地狱去安抚另一个；任何不相信这一点的人，“毫无疑问将永世不复为人”；如果不这样强调的话，我们国家的福利就会受到威胁。他们说，如果国家威胁要让那些质疑这些教义的神父受到永久的痛苦折磨，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但是，如果那些受到威胁的神父，察觉到了他们霸占基督教精神的名义来进行对魔鬼的崇拜，那就是国家的灾难了！明显地，导致这一信念的神学偏见会完全排斥被看作是一门科学的社会学。

在它的特殊形式和一般形式下，神学偏见给人们为社会和机构所作的判断和估计带来了失误。从不同教派中派生出来的宗派分子的反感使得每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无法公正地评价其他的宗教团体。要狂热地信仰某一宗教的人去想象他自己的宗教体系和热情只有着相对的真理和相对的价值；或者去想象在完全不同的信仰及维持此信仰的狂热中也有着相对的真理和价值，这样做非常之难，通常是不可能的。尽管每一信条的拥护者每天都强迫自己注意这一事实，即其他信条的拥护者们和他一样自信——尽管他很少不曾考虑到，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其他信条的拥护者们只不过是接受了在他们的出生地盛行的教条而已，并且他自己也是这样接受他目前的信条的；但他所受的教育和环境所带给他人特别的神学偏见，还是使他无法承认下面这一点：其他信条，有一些即使不比他的更好，也有着和他的信条一样好的理由，并且其他的信条也有着某些绝对的价值，对坚持它的人们来说也许有着它们特别的合适之处。

我们无法怀疑，这一点比如说惠利先生或者纽迪盖特先生看待罗马天主教的感情，一定会引起人们极不愿意去承认罗马天主教在过去给予欧洲文明的那些帮助，并且不太可能还有人相信它现在还在给予帮助。在过去，由共同的权威信条所指引的在每一个小社会的聚集体中所产生的统一趋势，难道没有带来巨大的利益？——被神圣授予的教皇权力，在混乱的封建社会中编制着政治权威，难道没有抑制战争并带来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吗？——早期的基督教堕落成单独的当地异教徒信仰的严重倾向，难道不是被一个有着被认为是绝无谬误的头脑所领导的基督教会系统所阻止了吗？——虽然教会有着迷信和固执的一面，但难道不是由于它的影响提高了道德，软化了习惯的束缚，改善了奴隶的状况并且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吗？——这都是些对卡明博士，或其他猛烈地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人来说，不能使其头脑变开阔从而被说服的问题。同样地，对罗马天主教而言，新教的价值和意义也是隐藏未知的。对于持教皇绝对论的人来说，世俗的利益和顺从教会而获得的永远拯救同等重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会的权威只有着短暂的价值；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观念的变更而产生的对权威的否定，标志着从低级的社会制度向高级社会的积累和观念的变更而产生的对权威的否定，标志着从低级的社会制度向高级社会制度的迈进。自然，虔诚的天主教徒会将教会分裂看作罪恶；诅咒对既成信仰散布怀疑思想的书籍。我们也不用对如下事实感到惊奇，曾受到尚博尔伯爵鼓掌欢迎的波尔多市长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个新教徒是魔鬼”；除此以外，还有对清教徒的诋毁之词，如此令人厌恶以至很难加以重复。很清楚，在这样一种培育起有关清教道德的错误思想的神学偏见下，必定对清教制度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制度有着极端错误的评价。

在不那么显著的但仍然足够醒目的程度上，特别的神学偏见歪曲了在我们当中的顺从者与非顺从者们的价值判断。从热情的反对者那里是不可能得到有关我们国家教会的好处的公正评价的：他只会看到不利之处。是否自愿捐助主义本来可以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把它现在所能做的做完呢？——是否，国家支持的新教主义并不是可实行的最好的教派？——这些都是他不可能不带偏见地讨论的问题。相反地，信徒不愿意承认国家和教会的联合只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才是有益的。他知道，在当权派内部日益分化出许多部门，志愿者机构每天承担原来由国家所做的工作的很大份额；但是他不愿意去思考在这些事实和反对国教的势力在当权者外部增长的事实之间，有着一种亲属关系。另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是，从一开始就有差别的政治和宗教机构，现在被一种普遍的变化所分开和特殊化，而上述那些变化便是这一普遍变化的一部分。他憎恶如下这一概念：正如新教主义思想大体上是反抗曾统治欧洲的基督教会思想一样，我们当中反对国教的人也是在反抗统治英国的基督教会；这两者是同一有利过程的连续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他的偏见妨碍了他用一种有利于科学地解释事实的态度来思考现状。

伴随着一套特殊学说的特殊的神学偏见不可避免地使人凭预想判断许多的社会学问题。一个坚持某一信条为绝对真理，并且把许多的其他信条暗地里视为绝对错误的人，不可能假定信条的价值是相对的。在一般意义上，一个特定的宗教体系是它从中诞生的特定社会中的自然组成部分，这一概念对他来说是完全异化并且令人反感的。他认为，他的教理上的神学体系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是好的。他毫不怀疑，即使把他的神学体系移植到一群野人当中，也会被他们恰当地理解和欣赏，并产生出在他身上产生出的效果。如此心存成见，以至于他忽略了随处可见的这些证据：一个民族不会突然接受一个更高形式的宗教，正如它不会突然接受一个更高形式的政府一样；并且，这样的宗教和这样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降格到某种水平，在这一水平上，它只不过和以前的仅在名义上不同而已。换句话说，他那特别的神学偏见令他无法看到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真理类别。

有关神学偏见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了，下面我们将注意力转向由反神学偏见而引起的扭曲的判断。不仅是宗教信条的作用，还有反宗教信条的影响，都是我们必须小心提防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反对已设立的信条的例子，其中的愤怒多多少少表明了从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心情。

“一位尼泊尔国王叫鲁巴德的，他美丽的王后发现自己的漂亮脸蛋被天花弄得一塌糊涂，就服下毒药，‘诅咒他的王国，治病的医生以及尼泊尔的神灵，并发誓要报复他人’。国王下令鞭笞那些医生，每人砍掉一只右耳和鼻子，‘把他的报复发泄在尼泊尔的神灵上，用最粗俗的方式辱骂他们，指责他们凭虚假的借口从他那儿获取了一万二千只山羊、几百斤糖果和两千加仑的牛奶’。……然后又下令将所有三到十二磅重的大炮集中到宫殿门前……所有的枪支都装上了枪口，大部队行进到尼泊尔神殿的总司令部面前……但在几个神像面前，所有的枪都停止前进了。当下令开枪时，许多长官和士兵惊慌失措地四散逃开，其他人则迟疑着不敢执行这亵渎神圣的命令；直到国王下令杀掉了几个不开枪的人，才一齐开火。许多神像从他们尊贵的座位上纷纷倒塌，六个小时的密集射击之后，诸神已经荡然无存。”〔4〕

这样一个有史以来记载的最大的一次捣毁圣像的行为，展现了反对的敌对情绪的极端形式，通常伴随着对旧的信仰的摒弃——由于原先对信仰的屈从很深，这种敌对尤显突出。新教徒们用一种醒目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情绪，把马匹关进大教堂里，故意侮辱这些神圣的地方和神像；法国的革命者们则推倒圣器收藏室和神坛，将弥撒书撕成一张一张的厚纸，用圣餐杯盛白兰地酒喝，用圣餐盘来装鲭鱼，模仿教会的程序加以嘲笑，在教堂里纵酒狂欢。尽管现在由于受不那么激烈的斗争影响而打破不那么僵化的条条框框，遭到了越来越少的反对和憎恨；但习惯上来说，对旧形式的抛弃，总是要让或多或少的反感取代了原来的同情：由反感而招致的颠覆意见取代了由同情而导致的。从前被尊为正确的，现在被当作错误而加以鄙视；过去被视为无价之宝的，而今也成了一文不值的东西了。

这种观点和信念继续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着。而在另一些人那里，一个对抗又带来了新的对抗。为了展示卡莱尔体型，那些穿旧了已不能再穿的衣服被撕破丢在一边遭到轻视。最近却被平静地回忆起，并且承认它们在当时的确起过很好的作用——不但如此，也许还怀疑当初它们是否被过早地丢弃了呢。这种对抗或许很微弱，或许很强；但只有当它以应有的数量发生时，关于宗教问题，或者是渗透了宗教因素的社会科学问题，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平衡的判断。

这里，我们不得不扫视一下由反神学的偏见在那些彻底反对神学的人身上所引起的社会学错误。他们只看到在被否定的信条上的错误之处，而忽视了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思考其危害而忽略其利益；这样一来就认为抛弃它简直是大好事一桩。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得出这一结论的内在假设吧。(https://www.daowen.com)

首先，人们假定，可以对生活中的行为有充分的指导，无论是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人们现在理性地描述的道德法规，对他们来说正有效。但当我们审查其证据时，发现这两种假设都无法自圆其说。只要去看一看随处可见的人类行为，就会看到一般智力的人，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也无法指导其行为，其实只要一点理智就足够对付这些简单事情。他们肯定无法清楚地理解对道德准则的自然认可。这种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加思考的愚蠢行为，清楚地表明他们缺乏一种在没有权威性的行为准则下所必须的自我指导的洞察力。试举一天的经历为例，来观察一下每时每刻都有的缺乏思考吧。

早晨你一觉起来，穿衣整理的时候，喝上一点药水瓶里的补品，医生嘱咐你只可服用一小点。但是在喝完规定的那几滴后，沿着药水瓶口又连续不断地淌下来好几滴。原因是瓶口的设计没有考虑到每日需要的饮用量。可是成千上万的这类药水瓶每年都在生产并由药剂师那儿散播出来：在生意中考虑到这一因素的事件微乎其微。现在开始照镜子，如果这镜子不是最好的牌子，那么你会发现镜子不能保持你希望的那种位置和姿势；或者，如果它是一面“盒装”镜子的活，需要用一个不必要的贵重装置来固定并维持它的位置。如果作一番调整，让镜子的重心恰恰落在把各个支撑点连起来的那条直线上，镜子就会稳稳地维持在你需要的那种位置上。但是，年复一年，成千上万的镜子生产出来，没有一面镜子考虑到了这一简单的需要。一会儿你下去吃早餐，想给鱼涂上一点哈维牌或其他牌子的酱汁，发现这瓶子有一个和药水瓶相似的缺点：滴下来的酱汁沿着粘粘的瓶口不时地溅在桌布上。又一群如此节约脑力的商人，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去动手改正这一明显的不便之处。终于吃过了早餐，现在该坐下来读读报纸了，你想给炉火添点儿煤。但是你用火钳夹住的那一大块煤掉了，又试了好几次才夹起来：因为火钳的那一端太光滑了。火钳的制造者和贩卖者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却没有想到要给它加上一个凸出的东西，或者用凿子把火钳弄出点刺来，以使它不那么光滑。最后好歹夹起煤块投入火炉，开始读报；可是只读了第一栏，坐的位置的变化提醒你的感官，人们还没有制造出安乐椅来呢。指导原则依然很简单。椅子的开头应该制造得具有这样的优点——是一个柔软的座位而不是硬座，把该承受的重量分散在一个较大的面积上，以使压力不集中于一点上。通过将坐位和躺背维持一定的斜面就能坐得舒适，比如将椅子的四条腿展开来承受并分散椅子上的重量，维持自然的姿势，各个部分就不会有拉紧的感觉。然而也只有到现在，在经历了这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之后，才有了差不多符合这一结构的大致设计（且不是出于理性，而是经验的产品）。

这不只是一天中第一个小时内的经历，整个一天就这样地持续下去。如果你愿意这样地观察和批评，你也许会发现，大多数人，甚至在那些他的本职工作中需要有效地实践的事务上，能力也是极小极小的。雇用一个工人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的话，即使是最清晰的草图和解释也不能阻止他犯错；令人惊讶的是，他会回答说他没有受训来做这项工作：居然很少为承认他没有被教就不会做事这一点而感到羞愧。在更高一级的活动和事务上也有着相类似的情形。如果记得制造业上的改进一般来自外行，马上你就会发现，缺乏才智的制造业就是这样在例行公事的形式下继续。考查一下贸易管理方面，也会发觉从事这一行的人们无非是遵照前人在长期的摸索中总结出来的常规经验而已。事实上，看上去几乎大多数人都把花费最少的思维活动来度过一生当作他们的目标。

那么，在缺乏可继承的权威性指导规则的状况下，又如何去让人们寻找到这种自我指导的力量呢？如何找到这种自我指导力量，能够要求他们去理解，为什么依事物的本质，这些行为模式是有害的而那些有益——能够要求他们超越大致的结果而清晰地看透作用于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遥远的结果呢？

这种无能为力实际上是不需推断也可看到的，如果我们举一未获认可的行为为例即可看到。听一听有关赌博的对话吧，当有所非难时，注意这种非难的根据是什么。或者说它会毁了赌博者；它危害了家庭和朋友的利益；它使人不专心工作，并与坏人为伴——所有这些或类似的评论，就是谴责这一行为的理由了。很少有人承认最根本的理由，很少有人谴责赌博是因为它是一项将自己的欢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活动。正常的满足感的获得，或者是用来购买快乐的金钱的获得，首先意味着付出同等的努力，并在某种方式上促进了一般的好处；其次意味着那些付出金钱的人，也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对等的满足。但在赌博中却是相反的情形。获得的利益并不意味着付出了努力；赢者的欢乐包含着败者的悲痛。因此，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反社会的——灼伤并损害了人们的同情心，培养出严酷的利己主义，因而败坏了大众的性格和行为。

显然，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正在误导那些人，使他们认为一个想象中的理性时代，会即刻取代一个部分理性的信仰时代，基于实用性考虑基础上的一套原则就会正确地引导人们的行为。现在，精选出来的少数人也不可能正确地想出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体系，大多数的民众就更加无法掌握它了。流传下来的神学强制代码的价值在于，它接近于真理地明确表达出过去人类经验累积的结果，这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来自经验。在过去许多时代中，人类在无数次错误的试验后最终掌握了正确的道路。错误的行为被灾难、痛苦和死亡所阻止，正确的行为因为未受到如此阻碍而继续下来了。与这些好的和坏的结果相应而来的是信念的发展。因此，这一套在世世代代的发展中无意识地形成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缓慢的发现过程，本身就有着先验的权威性。

这也不是全部。如果有可能，让一个理性地阐述的规则系统来立刻代替一个传统制订的由超自然的力量所保证的规则系统，则没有一个这样的理性经营的规则系统将会起作用。认为它会，则意味着认为人们的信念和行动是由智力慎重考虑后而决定的；但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感情决定的。

在正式的同意和有效的信念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正式的同意是给予那些无法否定的建议的，而有效的信念则能产生对它的积极顺从。通常最确定的论据也无法产生能够影响行为的信念；而纯粹的主张，伴随着发言者的自信和强调态度，在没有证据甚至是有着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牢固的信念。特别是在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群中尤其如此。我们不仅能看到，凭借肯定的权威的态度就能够在这些人当中产生信念；还可以看到，一旦加以解释，他们的信念有时反而降低了。能够引起他们的信念的，是由另一个人展现出来的信念，而不是逻辑上很确定的证据。他们不能清晰地依靠逻辑上的证据；一旦试图去跟从，就会迷失自我，以至于察觉不出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无法连贯地加以描述，还不如用强调的肯定语气来激发起他们情绪的起伏，从而将二者并列加强它们的联系。

不仅如此，那些能够精细地评价证据和论据的高度开化的知识分子们，也并不因此而理智到了由情绪以外的理智来引导的程度。不断地有知识最渊博的人故意做出一些明知有害的事情，承受由犯法而来的痛苦；只有在记忆鲜明的时候才停止片刻，一旦有关痛苦的记忆一消退，又会再犯。通常是情绪的意识完全压倒了理智的意识，比如忧郁症患者。一个情绪沮丧的患者可以由他的医生证明说，从他过去无数次的经历来看，他忧郁的前发症状是由其身体状况引起的幻觉；然而即使他确切地知道他的忧郁是非理性的，他也无法摆脱掉这样的幻念：灾难即将来到他身边。

所有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现实使人相信，道德法规的有效依赖于它的指令所引起的情绪，而很少依赖遵守此种指令是有用的这一意识，通过早年观察到道德准则拥有的社会支持和宗教支持，一个人由此而产生的对道德准则的感情影响到他的行为，比认识到遵守这些准则会带来幸福的影响要大得多。在缺乏由这些支持而引起的情感时，实用主义的信仰通常是不够产生对道德的顺从的。

高一级种族的观点，尤其是那些高级种族中的优秀成员的观点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原则：在高度发达的人身上有机地结合的同情心，会自发地顺从利他主义的告戒。然而即使是对这些人，部分地来源于宗教支持的社会支持，在加强这一告戒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较少具有道德感情的人来说，社会和宗教的支持仍然是更重要的指导和帮助。

就这样，反神学的偏见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其一是它忽视了宗教体系在支持一定的行动准则时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根据时代的需要，有些全然是好的，有些只是相对的好；其二是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即这些准则现在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以便通过启迪人们的智慧来有效地管理他们。

尽管如此，这些由反神学的偏见导致的错误与现在的错误相比，还算是不那么重要的。对迷信的敌对总是导致全盘抛弃迷信的宗教信仰。它被抛到一边，因为人们假定它一无是处。然而真相只有在敌对情绪过去后才可以辨认，真相是，被抛弃的错误信念是肤浅的，掩藏着的正确信念在错误的观点被抛弃后仍然存在。那些维护和攻击宗教信条的人们同样地断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维护争论中的特殊教条，而这些教条只不过是某种永久事物的暂时形式而已。

进化的进程逐渐地修改和提高着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并会在将来继续修改和提高。正在逐渐改变的有关原因和起源的理念，还将进一步改变。但是，即使这种变化走到极致也不会将它们从意识中完全驱逐出去，因而永远也不会灭绝掉相关的观点。在这事和其他事情上一样，进化都不会改变它的一般方向：它会继续沿着从前的路线走下去。如果愿意看它的发展趋势，只要观察与宗教情感有关的具体意识降低到了何等地步，并且推断从此以后这种具体性将会进一步减少：只留下没有充分形式的意识内容，但它仍然是持久而有力的。

宗教情感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持续的过程，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一点。它充分发展后的性质仍然和萌芽状态时的性质相同。当野蛮人面对比他强大的力量展现自己的力量时所激发起的感情，就首次表明了这一点——他的首领身上某些技能和精明产生了一种他无法理解的结果——某种神秘的引起他的好奇的东西。对他那不擅长思考的大脑而言，周围的普通事物是没什么令人惊奇的。常规的次序，持续发展的关系在他面前都不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只有在他最熟悉的因果律过程中的反常事例，即人类的意志和能力才会引起他的惊讶并提问。别人有当其他种类的经历多得足以加以归纳时，这些种类的异例才会引起同样的神秘感和同样惊讶的感情：所以是一种盲目崇拜。在经过中级阶段以后，要注意的事实是，在对异例的解释驱散了好奇感之后，这一次是对一律感到惊讶了：问题出来了——这种一律和同一是怎么来的呢？

在科学将越来越多的事物从不规则的范畴转化到规则的范畴之后，曾经与对这些事物的迷信解释有关的神秘感，现在换成了对它们的科学解释感到神秘了：在一个普通的神秘事物中融合了许多特殊的神秘事物。天文学家在展示了太阳系的运动中包含着一种不变的他称之为“万有引力”的作用力之后，发现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力。尽管他把太阳对地球的作用假设为一种居中调停的中介，并且如果他想要弄清楚的话就必须这样思考，但当他询问这种中介又是由什么构成的时候，那种神秘感再一次出现了。他被迫使用“以太”来作为思考的符号，同时也清楚它们只能是符号而已。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有关原子和分子的假设使他们能作出被实验所证实的各方面的解释；但对于最终的物质单位还是没有得到一个一致的概念。他们解释过的物质的运动已不再有特殊的神秘感，现在令人感到突出的神秘的是普遍存在的物质，以及那些被证明是绝对的东西。

因此，野蛮人从他面对另一超越自己的力量而展现自己的力量时获得了原始的神秘感，还有伴随而来的原始的敬畏感情，此后就发展到最终在每一处行为和现象之后都找到了这种神秘无所不在，并将对特别的和偶然的事物的敬畏转化成对广泛的不停息的事物的敬畏。

不必期待宗教意识将会灭绝或者改变它的演化进程。它的形成的特征，曾经非常显著，但在过去精神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渐渐变得不明显，今后还会继续减弱；但是这种意识的实质将会存留下来。那些认为将来的宗教将是“人文宗教”的人，假定这种物质客体会被另一种物质客体所替代，此种信念既无法归纳得出，也无法演绎出来。无论代表人文精神的道德情感会变得如何有支配力，它永远也无法排除掉称之为宗教情感的东西，那是在人文精神以及其他所有事物之后被唤醒的一种情感。一个用床单包裹其头部的小孩子也许暂时会陷于对周围的黑暗的意识，这种意识虽然变得不那么鲜明了，但仍然存在，想象力仍然在感官活动之外活跃着。没有什么“人文宗教”能够永久地关闭这样一种力量的思维活动，人文科学只是它一个小小的临时产品而已——这样一种力量在人文科学变化之前就已经处在不断地变化的过程中了，在人文科学终止变化之后继续以其他形式表示出来。

对于认识这一规则而言，反神学的偏见是一种阻碍。它忽视宗教存在的事实，低估了宗教机构在过去所起的作用，认为它们在今天是不必要的，并希望将来不会有此种事物的代表，因而带来了社会学推理方面的错误。

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防备的各种形式的偏见中，还得加上宗教信仰和情感产生的偏见，这是和其他偏见一样有力、一样产生错误的。这种偏见，一般以神学偏见的形式，特殊情况下是以宗派偏见的形式影响着对于公共事务的评价；对它的反作用力则给这种评价一个相反的矫正。

一般形式下的神学偏见趋向于将维持宗教的服从因素比其道德因素放在更优越的地位——因此倾向于用与信条保持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内在地与人类的幸福一致来评价人类行为。这种神学偏见不赞成由追溯结果而来的对社会事务的价值判断。当一般的神学偏见给社会学带来扭曲的因素时，通过使用一种与通常所称的科学异质的度量标准；特殊的神学偏见，来源于它所使用的特殊的标准，则带来了进一步的扭曲。社会制度，无论新与旧、国内的和国外的，都被认为是与特殊的教条一致或不一致，并相应地被喜欢或不喜欢：由此而来的显著结果是，既然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教条各不一样，受影响的社会学判断力不可避免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且很有可能，全部是错误的判断。

在另一方面，持反对意见的偏见通过降低宗教体系的价值，从而扭曲了有关社会现象的概念。它使人不愿意看到，一个宗教体系在每个进化中的社会里是一种正常而且必不可少的因素；它的特征是适合社会状况的；尽管它的形式是暂时的，它的生存是永久的。由于反神学偏见引起了对这些事实的忽视或者是不充分的评价，它就导致了误解。

要在思考宗教信仰时产生的互相冲突的同情与反感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是太困难了。面临着神学在各个方面的快速消融，一部分人害怕，另一部分人则希望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但这种害怕与希望一样是无根据的；必须在形成平衡的社会科学判断之前就驱散。正如至今以来所连续地发生的各种社会转移一样，现在正处于进步当中的这种转移，不过是从一个不再适应的低一级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适应的高级形式。它和将来类似的社会转移一样，会破坏它将改变的东西，但这种破坏，不会比过去的转移所作的破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