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上的准备

第十四章　生物学上的准备

有关播种者的比喻可以运用于科学的发展。年复一年地，新的想法被播下，但却没有萌芽，或者，尽管萌芽了，又由于缺乏适当的环境，在它们来得及被播种在能够生根并发芽的环境里之前就已经夭折了。在许多这样的例子中，有一个来自历史事实，这里我们加以详细讨论——即社会学对于生物学的依赖性。就算把搜寻工作限制在我们这一社会里，也得回溯至差不多三百年前。胡克在他的《基督教国家》第一本书中，就以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所允许的清晰度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科学以及科学的思考方式进展不大的那个时代，他的表述比人们预料的要清楚得多。伴随着自然法则的一般概念——同时也伴随着这一承认：人类行为来源于知识引导下的欲望，以一种符合规则的方式进行；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事实，即社会的形成是由个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政府组织的成长也依赖于那些很好地将他们自己联合起来以满足其需要的人们的本性。尽管这一学说和神学学说纠缠在一起，通过打破那些束缚，这一学说仍然获得了相当清楚的表达：只须用更好的定义和进一步的发展来使它真正科学化。

在后来的英国作家对这一思想的再次描述中，我在此仅举出一例，那是当我碰巧在阅读一个世纪以前由亚当·弗格森博士出版的《关于国内社会历史的论述》时发现的。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论述的是“关于人类本性的一般特点”。其中第一节指出群居倾向的普遍性，群居倾向对于一定的爱和敌对性的依赖，以及记忆、远见、语言和交流的影响，并且宣称，“必须承认，这些事实是所有我们与人类有关的思维的基础”。尽管人们只是模糊大概地看到了社会现象诞生于作为个体的人的现象，毕竟它还是被发现了——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在为这一概念采用一个明确的形式之前，科学知识必须变得更加广泛和精确，科学精神也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孔德先生生活的时期，那些条件实现了，他因为这样一项成就而出名：他已经相对明确地正式宣布了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他清楚地看到，由联合在一起的人群所呈现的事实，和那些低等的过群居生活的生物所呈现的事实是同一种类；并且，在其中一事例中，就像在另一事例中一样，在理解集合体之前必须先研究每一个个体。因此，他在对科学的分类中，把生物学置于社会学之前。他认为，要进行社会学的研究，生物学上的准备是必要的，不仅仅是因为从个体生活现象中产生的社团生活现象，只有在正确协调好个体生活之后才能得到协调；而且还因为生物学上所使用的调查方法就是社会学上所使用的那一套。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此不再详细说明了），令人非常满意地展示了这一依赖性。也许有人会争论说，他的某些信念阻碍了他看清这一依赖性的所有含义。比如，当他说起“作为我们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主要来源的智力混乱”——当他因此而披露那一渗透于他的《积极哲学过程》中的原则，即正确的理论会带来正确的实践时，很明显，他错误地看待了公民本性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单凭改变观念是不足以改变它的。另外，他还否认物种的无限可变性，几乎忽视了生物学向社会学展示出的一个主要真理——没有这一真理，社会学的解释必定会出错。尽管他承认人类的一定的可变性，既有情感上的也有智力上的，但他所坚持的物种稳定性的教条，把他有关个人和社会变化的概念局限于太具体的范围里了。因此，在一些错误的成见里有这样一个严重的错误，即：遍布全球的野蛮和文明人种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社会形式，只是一种形式在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真相却是，社会类型，就像生物有机体的个体类型一样，并没有形成一个连续体，而只有在分了又分的群落中才是可分类的。他并没有得出那一单独而充分地将社会科学和更简单一些的科学联系起来的社会科学概念——这一概念是对那些有关普通发生的物质和运动的持续再分布的最复杂形式的一个描写。只有当人们看到，在一个社会的成长、成熟和衰落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符合同样的原则，就是所有无机和有机生物种类的集合所符合的那些原则——只有当人们看到，这一过程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由力量决定的，只有根据那些力量来描述它，它才获得了科学的解释；——只有这样，才有人们才会把社会学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科学而加以认识。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孔德先生所进行的步骤的伟大意义。他思索事实的模式是真正的哲学模式，他许多的思想包含着一些不被承认的特殊观点，除此以外，这些思想是既真实又富于建设性的，他的《社会学》的引言部分展示了一种超越以前所能达至的认识宽度和深度。他的社会学教义是合理的，另外，他理解社会现象的方式比以前所有的方式都要优越；在那些优越性中，有一点就是对社会学依赖于生物学的认可。

现在把对这一观念的历史回顾放在一边，让我们来研究这一观念本身。在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联系上，有两种不同的但同样重要的方式。第一方面，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由个体的行为所决定的，所有的个体行为都大体上符合生命法则的很重要的行为，因此，要对社会行为进行理性的解释，就必须了解生命的规律。在第二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除了从它的活动的单元来考虑以外，还呈现出生长、结构和功能现象，就像在一个人的身体内的成长、结构和功能现象一样；并且后者是认识前者的必要的方法。我们将从这一类比联系开始研究。

修辞手法通常在只有细微相似的情况下却传达出完全相似的概念，因而起着误导的作用，偶尔也通过使一个确实一致的关系看上去是想象之物而误导人。一个暗喻，当用来表达真实的类似时，往往引起人怀疑它纯粹是想象出来的相似而已；因此模糊了对内在的亲密关系的洞察。这样的情形出现在诸如“国家与民族”、“政治组织”等词汇中，以及其他心照不宣地将社会比喻为一个活的生物体的词汇中：它们被认为是一些使用便利却不表达任何事实的词汇——且更倾向于使人们产生不真实的想象。尽管如此，这里所用到的暗喻比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含义要丰富得多。它们偶尔暗示了一种起初模糊难辨，逐渐随着仔细地审查其证据而越加清晰的真理。不可否认的是，当决定组织结构的必需条件看上去共同支配着个体组织和社会组织时，在这一个体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确实有一种真实的类比关系。

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产生并引领每一种类的组织的根源。只要在一堆活的物质中，各部分既相同又不互相依赖，同样地生存和成长，就不会有组织产生：具有这一特征毫无区别的原生质集合体属于最低等的生物。它没有显著的功能，只能够进行最微弱的活动，不能调节自己以适应环境，因此处在包围自己的破坏性力量的控制之下。这一团没有结构的物质变成有结构物质，并具有我们称之为有机体生物所具有的特点和力量，其中经历的变化，就是它各部分丧失它们原来的相似性的过程，假定它们各自不同的位置和周围的事物使它们能够适应这些不相似的各种活动，因而导致了这一变化。这些功能上的差异和随后的结构上的差异，起初很不明显，程度也轻微，种类也不多，随着组织的发展变得明确而数量繁多；这样同时它们的需求也相应地获得了更好的满足。现在，能用同一语言表达的结构上的特征，将低等社会和高等社会区别开来，也将每一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区别开来。原始部落没有确立不同的职责分工。首先，所有的人都从事同一活动，相互并不依赖，或只有偶然的彼此依赖。当时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部落酋长，只在战争时期才自发地暂时地听命于那些表现出是最好首领的人们。从这些小的未成形的社会集合体发展成规模更大的社会集合体，获得了不相似性的各部分变得更大，更明确，也更繁多。随着社会的演进，社会各单元承担起各种不同的活动，这是由它们当地不同的情况或它们各个不同的力量所决定；逐渐地导致了永久性的社会结构的产生，在这些社会结构当中，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确定下来，同时因次级的结构而变得复杂。次级的社会结构也同样如此确定下来，如此反复下去。

即使这就是全部，此一类比也会很有内在意义的，但它还不是全部。这两种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试从动物开始举例分析，有一个由相同部分组成的动物，各部分独自地生存着，要在哪种情况下才会建立这一变化，以至于它的一部分实施一种功能，另一部分实施另一功能？每一部分明显地可以放弃那一它在其中能够满足自己所有关键的需要的原初状态，并且承担起这样一种状态，它在其中额外实现某个单一的重要的需求，但这只有在它其他的关键需要被另外那些同时也在肩负着特殊活动的部分所给予满足时，才能做到。一个活的整体的一部分不能因全部将自己献身于呼吸功能而停止为它自己获取营养，除非其他的部分已专门司职于吸收营养并且给它应得的供养。也就是说，必定存在着服务的交换。一个生物体内的组织只有在每一部分都依赖于全部，全部也依赖于部分时才有可能形成。这种情形在社会组织中也同样存在。一个原始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在从事只满足他的一个个人需求的那一种活动时，停止其他能够满足他另外的个人需求的活动，除非他为之服务的那些人也额外给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部分利益。若他不再打猎而从事武器的制造，只要猎人们使用他提供的武器，就必定会分给他一部分猎物。若他不再保卫自己而去从事耕地，他会得到那些专司保卫之职的人的保护。也就是说，在社会组织的开端和发展上，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一个个体组织的开端和发展的情形那样。

即使再也没什么可以指出来的了，这一点仍然很清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比喻上的相似，而是结构原则上的基本相似现象。然而，对这一类比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究愈深，发现就愈详细。因为，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共同的依赖——服务的交换中又隐含着什么呢？在相互依赖的各部分之间潜藏着某种交际模式。为其他部分的利益而执行功能的那些部分，必定有工具来在彼此之间传输它们各自制造的产品，或是给彼此以各自功能带来的利益（当这些产品不是物质的时候）。显然，随着组织向高级阶段发展，用来交往的工具也会相应变得复杂。这一点可在下述两种事例中看到。在低等的个体组织中，差别不大的各部分之间服务的交换方式是缓慢而模糊的，通过共同合成起来的营养物质的不规则扩散，并通过微弱的刺激物的不规则繁殖，从而引起各部分行动之间的尚不完善的协调作用。对于小的简单社会集合体来说，也是如此。交换服务不存在确定的安排，只有模糊而不确定的方式。产品的物物交换——食物，皮革，武器，诸如此类——毫无规律地在整个社会中的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没有交换和分配系统，就如同发育未完全的动物尚不具备血管系统一样。低级形式的社会组织，就像低级的有机体一样，不具备将远近各处的部分的活动结合起来的工具。当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敌人时，只有在分散的人群中从个人到个人地来传递警报；就好像在一种发育不全的动物上，只存在着从一点到其余各部分的缓慢而无序的刺激扩散。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向一种更复杂、更活跃的大组织的演进，就意味着在各部分之间传输每一部分的物质产品的机构变得更加有效，且更有效地促进各部分的合作，以便在合适的关系中保持它们活动的次数。处处都有事实表明这一点。随着单个有机体发展到高一级结构，不管是哪一类，就会产生一个精巧的渠道系统，通过它，营养物质的共同储备（这里吸收一点，那里分泌一点，这儿通过排泄净化一点，那儿通过气体的交换改变一点）被散布到全身各处，来喂养各个正在各司其职的部分。当社会组织发展到高一级结构时，不管是哪一种政治类型，都会发展出一个广泛而复杂的交易机构来分配物品，它把不同种类的商品通过国家的渠道传送到零售商那儿，为每一个公民带来其他人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而同时这一消费者也正在生产着他的那一部分产品，或是承担着某一项有益于其他人的社会功能。单个有机体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不管它处于哪一种类，总是伴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神经系统使得各部分的联合行动迅速而均衡，因而可能为应付种种意外事件而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总体和局部的指挥中心也发展起来，专门交换信息，彼此激励，来调整在各部分的活动的速度和种类。

如果存在着这种基本的相似关系的话，那么只有在理性地理解生物学真理的基础上，才能理性地理解社会学真理。事实上，这两门科学的贡献是互惠的。只要回顾一下它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生物学上那些我们已经深入思索的主要概念应归因于社会学；从社会学中获得了对它的发展的解释后，它又将之回报给社会学，令社会学更明确，被数不尽的事例所充实，并且适应于在新的方向延伸。血缘上是我们英国人但出生于法国的米尔恩·爱德华兹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聪明的概念——“劳动的生理学分工”，它来自于原先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归纳。当社会成员的不同小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从中获得特殊的才能并具备特殊的设备时，我们会承认这样的社会得到了一些利益；与此类似，当单个有机体的那些原来相似并有着相同活动的各个部分进行劳动分工，以便每一部分都能从事一项特殊活动并获得与这相应的适宜性时，我们也会承认其中产生了某些利益。但是，当这一概念被从社会学搬至生物学上时，这统治立刻被大大扩充了。我们发现，它适用于所有的生物学功能，而不只是局限于营养学上的功能。结果是，整个有机体的安排，不只是内脏，都遵守这一基本原理——甚至原来相似的关节变得不相似，也可以用这一基本原理来解释。那么，可以注意到在生物学上无所不包的一个真理，到了社会学这里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理。现在有一点很明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不仅适用于生产安排，也适用于一般的社会安排。一个组织的进步，第一步是出现一个控制全局的首领，他部分地由于行动有别于受控制的人而显得突出，这种情形到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地区别于被管理阶层的管理阶层的发展中——或者是在这一管理阶层分化成为政治的、基督教会的管理阶层时——又无论是在以等级划分为标志的每一阶层各不相同的职务差别里，我们到处可以跟踪到由产业组织所显现出来的那种基本规则。一旦我们充分掌握了生物学借自于社会学然后又以巨大的利益回报给社会学的这一真理，一个社会任何时候所呈现出的那种现象的集合，和它所发生的系列发展变化一起，突然就得到了明确的解释，理论基础也相对清楚起来了。

承认这一基本的相似关系后，不难看到，在作为研究社会生活的引言部分中，先熟悉一下个体生活的真实状况是何等重要。因为个体的生活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劳动分工和服务的交换，用容易理解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相似关系，因为它的结构和功能都是用利于直接观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有当多种多样的生物学上的例子给我们的脑海留下了这一深刻的概念，即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专化，互相依赖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并且因此而引导人进入一种思考的习惯时，生物学在社会学上的运用才会得到适当的认识。

现在让我们从生物学施之于社会学的间接影响转向其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是通过为社会学提供有关社会发展和组织的理性概念而获得的，直接的影响则是通过提供一个有关社会单元的适当的理论——即人类本身。当在二者所从事的现象群中进行一定的类比后，生物学还只是间接地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一旦在生物学的范围内引入了这一引起社会演进的创造物——人之后，它就迅速与社会学紧密联系起来了。人类马上成为了生物学的终极研究目标和社会学研究的起始因素。

倘若人类研究是相同的、且不变的生物，那么他那些引起社会现象的属性就可以被当作永恒不变的事物来加以研究，社会学家也就不致于要费尽心思地使自己成为生物学上其他领域的专家，而只要掌握上述那些主要的生物学真理就可以了。但既然和其他生物一样，人类也是可变的——既然他的变化也和其他生物一样最终由周围的环境所决定——而且周围的环境部分是由社会安排所造成的；因此就有必要让社会学家熟悉有组织的生物所遵守的一般变化法则。倘若他不这么去做，就会持续不断地在思想和行动上犯错误。作为一名思想家，他将无法理解社会团体和社会性质之间不断增长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每一方都在接连不断的世代中缓慢地改变着对方。作为一名参予要事的角色，由于他对这项或那项公共政策的促进没有得到一种关于政策对公民的影响理论的指导很可能会有害处而不会带来利益，因为要把一件事情办坏比办好要容易得多。只要还记得很少有人提出警告，即新的政治或其他机构会给人的天性带来某些改变，就不难明白在这一点上的启示将是多么必要。人们只考虑行动的短期效应，至于它对未来几代人的身体和思想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则完全被忽略了。

能够阻止这种随便而草率的政治投机行动的生物学真理是很突出的，甚至可以认为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真理，哪怕是没有生物学专门知识的人。各种才能和力量都是用进废退的；天性的改变会遗传给后代，这些都是已经引起人注意并多多少少被每一个人所承认的事实。尽管从细节上来看，遗传的特征看上去不明显，因为许多祖先的多样特征会在每一新的后代上都留下多样的痕迹，但从群体看来，遗传特征是压倒一切的。根本用不着去思考人类所饲养并加以改变的多种家养动物所提供的无数证据，只要看看人类自身所提供的证据就已足够。有时，在一个长的世代系列中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分叉的现象可以察觉，但每一代人都复制出下一代以至相邻的几代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管在地球的哪一端所碰到的中国人都具有相同的可以辨认的特征；每一个黑人都有着共同的黑人祖先；没有人怀疑，不那么显著的种族多样性也会持续地遗传下去。另一方面，当生活的环境没有改变时，一个人类世系成员中的相同点会代代保存下去，但如果那一世系中的成员散布到不同的居留地改变了生活的环境时，这种相似性就会让位于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不同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假定人类有一个一致的起源，就不得不承认在这样的起因下会发生这样的分叉和变化；即使不承认这种起初的一致，我们也仍然能够在根据语系例如亚利安语系所划分的种族之中，找到足够的从属于不同生活模式的证据，在时间的历程中产生了永久性的身体和心智上的差别：印度人和英国人、希腊人和荷兰人都已经获得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难以抹去的不同天性。这些天性归因于物质的、道德的和社会的环境在他们的活动和体格上的不断影响。正如上述，人们本可以期待，在这里不需要什么专门的生物学训练来使我们熟悉这些重大的事实，它们就像社会学结论中的因素一样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生物学的审慎研究还是不能被称之为多余。对这些只有少数公民收集和思考的分散的生物学迹象，应该有条理地加以整理，他们应当从这些活的生物所展现出来的普遍真理中辨认出这些痕迹。我们需要有大量的事例来证明，需要那些种类繁多、被重复地加以仔细思考的例证。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这样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所有的有机生物都是可变的，且可变性能够遗传下去，因此，对团体中成员产生任何新影响的间接问题必定具有严肃的意义。

为了给这一总的推断一个更明确更有效的形式，让我在这里来对被慈善家和立法者为了立刻取得好结果而热切进行的某些过程评论一番，他们只顾追逐效果，而忘了考虑生物学上的事实，而这一点如果记在心里，是会让他们在行动之前稍微踌躇一下的，即使并不会断念。

每一种生物都在不停地繁殖，直到它达到这样一个限定点：所有原因造成的死亡率和出生率达至平衡为止。通过消除或减轻任何一个引起残废的原因来降低死亡率，它的数目不可避免地增长至死亡率和出生率又达至平衡为止。不管消除多少有害的影响，同样的结果都会发生，因为剩下的有害影响会变得更强烈。要么是维持生存的压力增大了；要么是物种的某种天敌不断繁殖，数目超过了此物种而变得更具破坏力；又或者是由于彼此更加邻近而带来的某些疾病变得更易流行。由低一等的生物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普遍真理，同样也适应于人类。不错，在这一情形中事实往往被遮蔽了。通过移民，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压力得以部分缓解；通过提高生产，这种生存的局限性也被远远地推到了一边；知识的增长则避免了有害的力量。这些仍然不过是不可避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特性而已。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在用来规避某种死亡原因的法律措施和这一普遍真理之间的联系。每一个体最终都因不能抵抗某种环境压力而死去，那也许是一种由他的体力所无法抗拒的一种机械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吸入血液中的有害于身心的气体，使他的身体活动紊乱最终失去平衡。还可能是由外界的物体把他体内的热量吸走，那种吸力太大以至于他虚弱的身体功能无法恢复过来。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他暴露于这许多力量中的一种或几种之下，而又必须继续至关重要的生命活动。他或迟或早都会死去，取决于他身体结构的好坏以及他所碰到的事件性质而定。但事情的自然发展趋势是，那些结构不太完善的个体在他们产生后代之前就死亡了，留下那些结构适应性更强的来产生一代。显然，这一过程是这样的：许多个体会继续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尽可能地生存下去并繁殖下一代。如果各种外在影响的组合变得更难以抵抗，大量的体质虚弱的人就会早早消失；如果消除或减少了一些不利影响，各种影响的合力变得更有利的话，那些能够生存并留下子孙的体能衰弱者就会大大增加。两种前后不同的结果，最后合成同样的结果。第一，人口增长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在进行：因此使得所有的人以更集中的形式服从于其他的破坏性力量。第二，通过将存活下来虚弱者和那些本将独自生存下去的强壮者联姻，整个人类的体质就延续到了能够适应这些更有利的环境的力量水平。也就是说，逐渐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能够抵抗这种减缓的破坏性力量的力量在普遍降低，其他破坏性力量因数量增加而活动能力在普遍增强，最后结果是死亡率和出生率又达到了以前那种均衡的状态——人类的体格降低了，数量却增多了。

这一过程还以更进一步的方式必然制造出类似的效果。无论这一过程随着更多的有害力量的消除或减轻，随着那些获得了精妙平衡体格的人不断地生存并繁殖，新的破坏性力量又产生了。通过更有效地保护弱者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平均的生命力降低了，且不可避免地又产生了新的疾病。原先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能够随大气层环境中的某些变化的一般体格，也能随其他一定的不良作用力，如果降低了身体各器官的健康状态的话，将会受到新的干扰和死亡原因的威胁。作为解释，我只要参照那些文明人种所遭受过的但不为野蛮人种所知的一些疾病就可以了。也不只是因为这些新的死亡原因才使得死亡率在这一方面下降却又在那一方面上升。那些用来预防死亡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新的致死原因。每一种用来控制邪恶的工具，每一项额外努力的支出，每一笔支付监督费用的额外税款，都变成了生存的新障碍。因为，在一个人口给寻找维持生计的手段带来压力的社会里，要满足基本需要需付出如此大的努力，以至于到处有早死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号召那些生产者为了养活一个新的非生产者阶层而拼命工作，那么有时就会将损耗增加到致命的程度，随着这一方法的深入执行——与之相称地，体质增强了，所需的预防措施也大大增加，维持这些措施的费用也增大了；此时必定会发生如下情况：投入在虚弱生理体质上的花销不断增长，使得他们更早地死亡；死亡率以一种形式被躲避后，又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

要最清楚地认识出现的这种状况，我们可设想这样产生的社会中有老年人。与中年人和青年人不同，老年人难以抵抗使身体功能紊乱的因素，而且难以有能力去获得用以抵抗那些因素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在不能从年轻一代中获得帮助的地方，这种力量的衰退和受制于事故因素影响的功能紊乱，使得老年生活艰难而又令人生厌。年轻的体质虚弱者也处于同样的位置：他们身体紊乱的概率大大增加，在不得不养活自己的时候不堪重负，由于必须准备各项预防措施而更使得生活艰难。休质弱的人必须过一种类似于经历过人生的盛年且仍然活着却无人帮助自己的那些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缺少那种流动的能量，它使得劳动变得轻松而享受更加敏锐。随着活力逐渐消失，相应地，不仅令人痛苦的原因增加，要消耗能量变得更加痛苦，而且享乐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许多要求费力才能享受到的乐趣已经不再可能，其他的乐趣也无法再振奋起疲倦而不活跃的精神。总而言之，将平均体质降低至能够毫无困难地应付日常的劳累、干扰和危险的水平，但最终还是无法降低死亡率，这就使得生活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享受。

我很清楚这一推理将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有人会批评我的推理将否定总体上社会改良行为。也许有人会说，甚至那些用以维持秩序的措施也会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些措施导致了这样的人的产生，他们不太能够自我保护，否则的话就可以生存下去。毫无疑问会有人如此推断说，对健康有害的任何影响都不应当被消除。我并不打算回击这些批评，因为我并没有说上述我的结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很明显的是，在一定程度之内，消除那些破坏性因素会带来利益的平衡。在一群大大增加的人口中，长寿的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一简单事实表明，到至今最近一批老人死去时为止，在某些方面死亡原因的降低要超过在其他方面的死亡原因的增长。尽管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很重要的缺陷——如果注意到我们所碰到的完全强壮的人是何其少，有关的健康措施还是未能阻止慢性疾病的流行，那么可以推断说人口的数量比以前增多，质量却在下降；但还是有可能获得一种剩余的优势。我想要表明的是，我所提出的方针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立法机关和一般大众认为，如果通过采取措施，能够防止一定量的因病死亡的话，就能够保证获得纯粹的利益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获得的利益有一个起点：如果极度地增加这些措施，带来的损失会将获得的利益全部抵销，只留下创伤。因此，应该在何处停止运用这些措施，将是一个尚无固定答案的问题。在这里我的目的只是要指出一个意义深远的生物学真理是如何构成了社会上的理性结论的基础；同时也指出忽视它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https://www.daowen.com)

其他同样严重的错误是由法律行为引起的，还有那些忽视或从不考虑类似的生物学真理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也会导致这些错误。除了习惯性地忽视这一事实，即一个社会的质量会由于人为地保存的体质虚弱者而在体能上有所下降，人们还习惯性地忽视：社会的质量也会由于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的人为存在，而会在心理上和智力上有所下降。

如果有人否认小孩会在性格和能力上与他们的祖先相似——如果他坚持认为那些父母亲和祖父母都是惯犯的人，和那些父母和祖父母都很正直勤劳的人一样具有好的倾向，他就会一贯地认为，下一代来自于社会中的哪种家庭是毫无关系的。如果最活跃能干而又谨慎正直的人死时无后裔，而那些留下来的孩子大多数来自于卤莽而又不诚实的人家，他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是，任何一个不曾支持这样荒谬的看法的人，必定会承认这一点，即那些阻碍心智健全的人大量增加而去支持心智欠缺的人存在的社会安排，必定是极端有害的。

因为，如果帮助无价值的人增多，通过保护他们免于那种他们的卑鄙将会自然导致的死亡，那结果就是一代一代地制造出更多的无价值的人来。减少那种已经短缺的自我保存能力的使用，将会导致后代中具有自我保存能力的人越来越少。上述我们所描述的运用于身体的那种一般法则，在这儿也可以运用于精神。排除掉我们的智力和活动所不得不面对的那些困难和危险，会降低处理这些困难危险的能力。那些能干的人和低能的人结婚生下的小孩，如果人为地得到保存，那么他们中存在着平均自我保存能力的降低，而且他们的无能在某些情况下达到了更高的程度。避免了更大的困难和危险后，那些小的困难和危险就变成了致命的东西。这还不是全部的危害所在。这样一群自己无法照顾自己而需要其他人来照料的成员给他人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要么得由别人提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要么得让人一直看管着他们，或者二者都需要。也就是说，那些优秀的人除了自我保存并且保存他们自己的后代以外，还不得不从事保存低劣者及其后代的工作，因此他们的能量大大地透支了。在某些情况下这会让他们终生未婚；其他情况下则会减少他们所生的小孩数量，或是令他们的孩子无法得到充足的喂养，或者是会让小孩成为孤儿——在每一方面都趋向于抑制优秀人种的增长，毁坏他们的体质，将他们降低至劣等人的水平。

因此，以丧失优秀人种为代价来培养那些无用之人，真是一种极端的残忍。这无异于为后代惹起灾难。给后代留下一群不断增长的弱智、懒人和罪犯，再也没有比这更恶毒的诅咒了。帮助坏人增加，事实上就等于恶意地为我们的后代提供许多敌人。人们不禁会怀疑温情的慈善事业是否比最极端的自私所带来的灾难还要大，因为慈善家们只看到事情表面上的缓和而忽略了这样做所间接地带来的损害。这个不加思索的捐献者拒绝考虑他那缺乏自制的慷慨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他比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酒鬼只强那么一点点，比那些为了眼下的享乐而将终生积蓄挥霍一空的败家子也只是好一点而已。实际上在某一方面来说更糟，因为，当他牺牲将来的享乐而得到眼下的享乐时，他把将来的痛苦和灾难留给了别人——而他自己却逃脱了。需要严加责备的一点是，由于误解“慈善掩盖了许多罪恶”这一说法而散布钱财。因为这一误解使许多人相信，只要给出一大笔捐献，他们就可以抵销过去所做的恶行了。从这里我们或许尚可以找到一点积极的因素罢——致力于在另一个世界里为自己谋取一个好的位置，不管这会给后来的人带来什么伤害。

带着一种社会利益的平衡，智力优越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智力较差的人免于他们的低劣所导致的恶果，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在此不作详细讨论。毫无疑问，事情的正常秩序应是这样：父母之爱，亲戚的关怀，朋友甚至是陌生人自发的同情，应用来减轻由于无能而不得不承受的痛苦，减轻不适当的冲动所带来的惩罚。毫无疑问，多数情况下优者给劣者的同情和关怀所引起的反响是有益于道德的，在一定程度上以一方面的善弥补了另一方面的恶。完全可以承认，个人的利他主义精神会自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至少，它不会发展到去帮助无价值的人增多的地步。但是，那些大规模地培育无用之人的机构还是带来了毋庸置疑的伤害：阻止了社会通过自然地排除低劣者来不断地净化自身的进程。因为这些机构不仅破坏优秀者的生存而保存低劣者，而且在它们的行动里很少有个人利他主义行为中所包含的那种补偿优势。比如，一个机械地运作的国家组织，将它从抱怨不休的纳税人手里所得的钱财又散布出去，却很少或从未能够在有能力的人身上产生那种道德教化的作用，来补偿无能者的大大增多这一恶果。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去详细考虑因此而冒出的种种复杂问题了。我的目的只是想表明，一个理性的政策必须承认生物学的某些一般真理；并且坚持这一观点，只有当对这些表现在整个生物界的一般真理的研究，和有关事物的概念交织在一起之后，才能获得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对这些真理的抛弃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危害〔1〕。

以作为社会学结论的基础这样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生物学真理及其推断，不过是一个更具概括性的包含这些真理的生物学真理的导引而已——这是一个构成所有理性法律的基础的普遍生物学真理。我指的是这样一个真理，即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种有机体总是在既间接又直接地使自己适应于它的生存环境。

有这样一种作用力，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种——比如在黑人和印度人之中建立了能够在全欧洲人丧命的恶劣天气下繁荣生存的体质，在南美洲南端火地岛印第安人身上制造出能够裸身抵御酷寒的体质，这种酷寒对于其他穿得很暖和的种族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这种作用力在鞑靼人身上发展出一种几乎是无法超越的游牧生活习惯，赋予北美印第安人适于捕猎生活却无法过文明生活的欲望和才能——正是这样的作用力同时也在不停息地塑造着公民，使他们与其环境保持一致。公民的身体特性被影响成适应于他们当地的生产活动和自然影响，而他们的智力特性则变得适应于他们所在的社会的结构。尽管每一社会单元对其社会总和总是大致适合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适应性总是大致的，而且重新调整总在不断进行。如果一个社会能够维持不变，那么个人天性和社会天性之间的永久平衡也立即可以达到。但是每一社会类型都是不断地由两种原因所改变着——由邻近社会的成长和战争或是其他的作用力。社会主体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结构的改变；就像掠夺性活动和生产活动之间比率的改变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一样。因此，持续的社会变化，包含着公民的生活环境的持续改变，就会在公民身上产生一种适应的性格，这种性格趋向于完整的过程中，又被进一步的社会变化变得不完整了。

然而，每一社会，每一社会的每一个连续的阶段都呈现出公民天性所适应的那种或多或少有些特殊的条件。每个社会在能够凝聚之前，必须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一定的普遍条件，而且在社会生活能被完善之前就必须已经完全实现了。每一位公民都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他的活动：在履行活动当中不能阻碍其他公民的行动，就如同他不受其他人的阻碍一样。任何公民都不能令集体的利益有所减损，他必须履行这样的功能，或是部分功能，至少在价值上和他所消费的等值；更进一步，在他履行他的功能和寻求个人乐趣的时候，也必须同样给人以自由去履行其功能，寻求其乐趣。显然，在一个由没有共同的制约就无法生存的个体组成的社会里，所获得的幸福要比在一个没有共同制约也能生存的社会里生活所获得的幸福要少——假设总数和物质条件相等的话。当然，这种社会里的幸福也要比每一个体都自动地互相帮助的社会里的幸福少得多。

在文明的一个主要方面上，文明即是一个使公民发展出一种能够实践这些最重要的条件的特性的过程，并且，否认其多余的量以及实施条件的法律和工具，即是这些最重要的条件的体现和表达。一方面，那些严格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体系以及对流浪者的惩罚，这些不发达的社会类型的特征，表明需要让社会个体自立起来。另一方面，对谋杀、强暴、偷窃等惩罚以及对毁坏合同的处罚，代表着在公民自己养活自己的过程中，他既不能直接伤害其他公民，也不能通过拦截其他公司的活动所得而间接地伤害他人。无须详细说明的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生产能力的增加使公民勿须再用过去那种艰苦的方式就可以养活他们自己；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公民身上这样一种特性的缓慢树立：在他们追求其个人目的时，他们对其他人的伤害和妨碍就少得多；一个伴随而来特点是，能够更有效地制止残余攻击性的政府制约在增强。也就是说，文明的过程就是一个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并更好地实行这些基本条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性塑造以便和这些条件相一致的过程。

这些说明：所有其他物种以及人类都有生物学适应法则；自社会开始发展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天性的改变，就是对于和谐的社会生活中所隐含的条件的适应，伴随着这些认识的证据，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必须严格维持这些社会条件。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是，我们主要的社会机制的即时功能就是通过使这些条件强制实行来保证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但很少有人看到更进一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重要的功能是，使人们自动地去实行这些条件。这两个功能是不可分的。我们一直从生物法则的角度来思考的是，一方面，如果这些条件得以维持的话，人类的天性就会缓慢地适应它们；另一方面，一个不可避免的推论便是，除非遵守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产生对社会状态的适应。加强这些条件，人们就会继续适应它们。一旦放松，适应性变化也就会中止。取消这些条件，在随之而来的社会解体之后，将会开始（除非它们又被重新建立）对这一行动所导致的新条件的适应——这一次是那些野蛮生活的条件。只要人和其他一般生物一样服从生命的法则，这些就是必然的结论。

可以正确地主张说，如果把那些很少能适应社会状态的人用严厉的手段使他们屈从于这些社会条件，邪恶就诞生了：无法容忍的束缚若没有改变或者破坏生活的话，就将引来狂暴的反应。我们从类比中得到教训，难以逃避的环境的巨变并不能产生适应性，因为它导致了死亡的发生。体质适应于一种气候的人，并不能通过长期不懈地住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中而来适应它，因为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相继死去了。此种变化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发生：通过缓慢地把种族从一个有着过渡性气候的中间地区分布至气候不同的地区，接下来的后代们才能一点一点地适应它。毫无疑问，心智也是如此。高一级文明所需要的那种智力和情感天性，不是通过在完全未开化的人身上强加必须的活动和绝对的限制就可以达到的：这只会导致逐渐的衰退和死亡，而不是适应。但只要社会的惯例是天生固有的，就不用害怕从对社会条件的严格维持转向一个理想的良好社会生活会产生危险，因为对这些条件既不会有所需要的重视也不会有执行它们所需的工具。只有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一个种族屈从于另一个优越得多的种族时，这样的限制才是恰当的。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就像在所有那些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的特征的社会，有着从这一特征所演化而来的惯例的社会里一样，正确的做法是努力尽可能地严厉处置。仁慈的政策和公正的政策都是坚持要遵守这些自立和非侵犯性的重要要求——因为不坚持这一点就不能保护更好的或更具适应性的天性免受适应性差的天性之害，因而产生了公正的政策；仁慈政策的产生是因为，由于必须经历适应社会状态过程中所产生的痛苦，与其经历两次，还不如经历一次更好，当这些社会条件松弛时就会产生退化，因而不得不这样。

因此，当代宗教各种各样的准则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直觉的或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所激励的那些东西，也就是概括了一般的生命法则的生物学所要求的那些东西。和这一个首要的要求比起来，所有进一步的要求都不再重要了：每一个人都应如此活着，既不给他人增加负担，也不去伤害他人。和那些有助于维持和增进对这一首要要求的遵循的工具相比，所有较远的能够影响人们行动和天性的工具都不那么重要了。但不幸的是，立法者和慈善家忙于那些不是帮助适应反而间接地阻止它的计划，很少注意去实施和提高那些有助于适应的计划。

在这里让我代表少数赞成这一自然纪律政策的人，特别否认曾与它有关系的放任政策这一说法，并且谴责包含着恶意的放任政策的相反政策。当国家让每一位公民都得到他所能得到的食物，为他自己所作的坏事而承担责任，这样的一个放任态度最终是有益的；我所坚信的是，当国家让个人忍受由其他公民所导致的灾难，并且只有通过用毁灭性的代价才能保护他自己时，这样的放任则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效应来看都是有害的。当立法机关从有价值的人手里拿走他们劳动所应得的，将它送给那些不劳而获的无价值的人时——这些立法者们就将统一在自然秩序里的因果关系给分割开来了；然后还会有这样的建议——“请停止干涉”。但是当那些无价值的人间接或直接地剥夺掉有价值者们应得的东西，或者在他们默默地追逐其目标时阻止他们，这时就会要求——“请迅速加以干涉；你们就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的政客和慈善家不耐烦地对待一项有益的放任政策，却容忍甚至保护一个最有害的放任政策。我们所称之为政府的这一管理机构毫不犹豫地从我们手中每年拿走约十万英镑去支付艺术教育费用和建艺术博物馆；保护我们免遭抢劫和谋杀，但它却反对搜集必要的证据所需费用，而使定罪困难。审计员承认，甚至是一个计划的费用都能被财政部所拒绝！这难道不是一种灾难性的放任政策吗？当成千上成的人毫无怨言地投票赞成远征去把一个多管闲事的领事从一个半野蛮的国王身边营救出来，我们的行政部门却拒绝额外花费几千英镑来支付更多法官的费用：结果不仅带来了巨额欠款和长久的拖延，而且还引起了其他方面的不公正行为——诉讼中的钱被提高了，而律师们知道那些案子永远也不会得到审理；而当那些案子得到审理时，超负荷工作的法官们不能再处理了，就任命低一级的辩护律师为调停者，这样安排之后，原告不得不再一次付钱给他们的代理人，同样还得再付款给他们的法官〔2〕。这难道不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放任政策吗？尽管由于担心黑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每年一直花费五万英镑来制止东非的奴隶贸易而没有成功，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才确实保护了自己的船员免受不道德的船主的欺骗——只是到现在那些被骗上贼船的海员们才比去冒生命危险多了一些选择，过去他们要么被淹死要么由于违反合同而被投入牢房！难道我们不应当把那也称之为冷漠而邪恶的放任政策吗？同时，人们欢呼同意应有这种义务来教孩子们拼写和写作，学会对句子作语法分析，并且知道历史名城廷巴克图位于何方，为此目的花上一大笔钱也值得。但却没有人认为有必要让公民去学习他们应遵守的法律；尽管这些法律里有这么多颁布法律的政府所应当执行的命令，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却无所作为，当被告知有人违反命令时也不管，让那些受害者自己去冒险试图执行它，如果受害者愿意这么做的话。难道这不令人陷入混乱的放任吗——通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来鼓励不正当的行为？当这一放任政策因为种种原因而显得重要时，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它呢？因为民事审判工作每年花了我们八十万英镑——因为为保护人们的权力我们每年花了差不多能建一艘军舰一半的费用！——因为要防止欺骗和执行合同我们每年开销了差不多是最大的制酒商所支付的酒精税那么多的钱！——为维持关键的国家福利状况，每年应花费百分之一的国民岁入，而放任政策却认为这是一种铺张浪费，对此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难道大多数头脑健全的人会同意说这种放任政策是健全的吗？情况到处都是如此。当应该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时却采用了沉默的政策；而将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了干涉那些应听之任之的事情上。那些对在细微事情上采取放任态度进行谴责的人，却鼓吹或者容忍在重大问题上的放任态度。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他们的道路具有双重的危害性。从两个方面：他们所做的和所没有做的方面，他们阻碍了人类天性对社会状态的适应过程。

限于本章的篇幅和目的，对生物学为社会学提供作为资料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真理，在此就不再加以说明了。我所要说明的为掌握社会学真理应使用生物学上的研究来作准备这一论点，前文也已经有了足够的论据。

这一切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模糊无力的信仰变得清楚有力起来。在其生物学背景下我所展示的那些各方面的理论，都是在相当程度上被人接受了的。随着对偶尔增多的生物规律的熟悉，许多人开始怀疑，那些用以保存体质差的人的举措，带来的不全然是好的结果。还有一些人偶然地观察到了由于培养卤莽者和傻瓜所引起的恶果。但是他们的怀疑尚不足以影响其行为，因为一般的生物学研究还不足以清楚地反映这种恶果的必然性。有无数的例子让他们认识到，每一种生物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才能和健康，部分地来自于练习后所产生的能力的增长，部分地是由于天赋更好的生物个体的繁殖加快和生存更易，从而引起天赋差的个体逐渐消失所造成的。——他们也认识到，身体上和心智上完善就是通过这一过程达到的，一旦停止这种完善过程就会中止进化，而对它的逆转则会引起普遍的衰退。——同时人们还看到由于忽视这些道理所导致的灾祸尽管尽管很慢才会来到，但却一定会来到。当他们意识到所有这些后，这一信念才会产生：社会政策必须与这些道理一致，忽视它们无异于发疯。

若不是人们的经历没有让他们能够到处都可以在自称为理性的人身上找到明显的非理性行为，人们早就会推断出，在设计处理位于集体关系中的人的方式时，应该先特别注意单个地考虑这些公民时他们所表现的天性，同时考虑到所有生物天性的大体情形。例如，将一个木匠放入铁匠铺中，让他去锻造，去焊接，去把刀锋弄锋利，去褪火等等，那么，他用不着铁匠的讥笑也知道，要在他学会有关铁器的性质特点之前让他来制造和修理工具，会是多么愚蠢。同样，让一个既不懂木材的一般性质也不懂各种木头的特性的铁匠，来做木匠的工作，除非这个铁匠拒绝成为笑柄，否则他很有可能锯木头给锯歪了，堵住了他的刨子，将工具弄断或是切到了自己的手指。尽管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中的愚蠢之处，知道若没有一个让人熟悉这一行的学徒时期，木头和铁块是无法被加工得顺顺利利的；但却没有人看到下述事情中的愚蠢之处：没有准备对人和一般意义上的生物的基础研究来解释人的生命，居然要去从事设计制度以规范人类的天性。对于一些简单的功能，我们坚持要进行旷日持久的精心而特别的准备；而对于那些需要精心履行的最复杂的功能，那些最聪明的人都无法适当履行的功能，我们却不要求有任何准备。

有关这些事情的流行观点是多么荒谬，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得更清楚，下一章将转而考虑在研究社会学之前所应当研究的更特殊的一门学科，即心理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