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问题

本委员会打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答案为：是的。委员会之所以得出新闻自由处在危险之中这样的结论，原因有三：

首先，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新闻界的发展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新闻界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能通过新闻界表达其意见和观点的人的比例。

其次，能把新闻机构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使用的少数人，未能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服务。

最后，那些新闻机构的指导者不时地从事受到社会谴责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新闻机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管理或控制。

如果一种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工具仅仅供少数人使用，且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那么此时，利用那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处在危险之中了。

新闻自由之所以面临这种危险，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也是现代社会工业组织所致，同时是因为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予他们的责任。

我们相信，新闻自由面临的危险还没有大到能于一夜之间涤荡自由的地步。我们认为，目前的危机仅仅是为争取表达自由而进行的长期奋斗中的一个阶段。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是其一部分——总是处在危险之中。的确，本委员会想不出它在哪一种社会状况下能不受威胁。压制异见的欲望根深蒂固，也许无法根绝。

我们也相信，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途径。政府所有制、政府控制或者由政府拆分较大的大众传播机构，这些举措或许能够治疗新闻自由所染的疾患，但是却要冒在这一过程中扼杀自由之大不韪。诚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虽然政府在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我们通常希望新闻界和人民来医治那些主要是使我们感到忧虑的疾患。(https://www.daowen.com)

虽然这场危机并非史无前例，而且其治疗不见得需要动大手术，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当今这一代人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不仅在美国，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和德国也是如此，俄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亦然。原因显而易见：现代新闻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崭新而陌生的。

现代新闻界本身就是一种新现象。它的典型单位是大型的大众传播机构。这些机构能促进思考与讨论，也能将它们窒息。它们能推进文明进程，也能使之受挫。它们能使人类的品质降低和庸俗化。它们能威胁世界和平。（它们能由于某种心不在焉，不经意地就产生这样的情形）它们能夸大或贬低新闻及其重要性，助长和满足某种情绪，制造自以为是的虚构故事和盲点，夸夸其谈，大言不惭，宣扬空洞的口号。随着新工具的不断应用，它们的影响范围和势力与日俱增。这些工具已超越了那些珍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新闻自由的前辈们的想象力，将谎言散布得更为快捷和遥远。

因为人们现在掌握着自我毁灭的手段，所以如果他们的确想生存的话，就必须自我约束、节制和相互理解。他们通过新闻界获得对彼此的印象。新闻界可能是蛊惑性的、煽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果真如此的话，新闻界及其自由将在宇宙的劫难中沉沦。另一方面，新闻界可以借助那个在襁褓中躁动的新世界来尽到自己的职责。它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世界和他人的知识，帮助他们理解与欣赏一个拥抱所有人的自由社会的目标，进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

我们看到了如下教条在当代的复活：国家就是一切，个人仅仅是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我们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显示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军事上的失败未能终结这一教条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出于在现代生活的错综复杂中寻找某种出路以及控制现代工业带来的权力集中的必要，将这些问题统统托付给政府去解决仿佛是个可行之道。

这种学说是对新闻自由的一大潜在威胁，新闻自由是极权主义要打倒的头号目标。但是新闻界由于自身的情况，可能在无意识地迈向极权主义。技术社会要求集中经济力量。既然这种集中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威胁，那么民主社会就以拆分某些过大过强的权力中心、控制甚至拥有其他权力中心来作为回应。现代社会需要大型大众传播机构。这些机构也是权力集中的产物。但是，拆分一个巨大的传播网络不同于拆分一个石油或烟草垄断企业。如果人们着手拆分一个从理论上讲过大过强的传播单位，那就可能在摧毁一种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此外，既然拆分一个传播机构的行动必须按照某个政府部门的建议来开展，那么如下风险将是相当大的：新闻自由也许会由于该部门所释放的政治压力而陷入危殆境地。

如果现代社会需要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如果这些集中强大到足以威胁民主社会，而如果民主社会不能单靠拆分这些机构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些机构就必须控制自己，否则就要受政府控制。而如果它们受控于政府，我们就失去了反对极权主义的主要卫士——而且同时向极权主义迈进了一大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