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

史密斯(William Roberston Smith)死于1894年,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圣经》批评学家和考古学家,是一位兴趣广泛,目光敏锐,思想开放的人。他在其《闪米特人的宗教》(首版于1889年)[45]中提出假设说,有一种“图腾餐”(totem meal)的专门仪式,一开始就是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他只有一条证据证明他的理论:一份公元前5世纪此种做法的记录。但通过对古代闪族人献祭本质的分析,他便能使他的假说具有更高的可能性,由于祭祀意味着神性的存在,这就是一个从宗教仪式的较高阶段向较低阶段也就是图腾崇拜反推的问题。

现在我想从史密斯让人景仰的著作中抽出一些他对我们很重要的关于祭祀仪式之起源与意义的论述。这样做时,我只能略去所有常常如此迷人的细节,忽略其所有后来的发展。如此一份摘要十分不可能让我的读者们对原著的清晰性与说服力有任何印象。

史密斯(1894,214)解释道,祭祀上的供品是古代宗教仪式的本质特征所在。所有宗教中,供品的作用亦相同。所以其起源当可追溯至一些在各地都以相同方式起作用的非常普遍的原因。祭祀——主要是献祭的行为(sacrificium)原本有某种不同的含义,不过,后来其所指便是为向神赎罪或得神的宠爱[该词的非宗教含义所用的是其附属“自我否定”(参见本书第146页)]而上祭。可以表明,开始献祭只是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一种友谊(fellowship)行为而已(同上,224)。

祭品都是可食或可饮的东西,人们把自己赖以为生的东西,肉、粮食、水果、酒和油献给神,只有在祭肉时才有限制和例外。神与其崇拜者分享动物祭品,但植物祭品由神独享。动物作为祭品无疑更加古老,且原本是惟一的祭品。植物祭品来自每次将第一次收获的东西献给神的做法,但动物祭品比农业更加古老(同上,222)。

语言学的残留使给神的祭品原来被看做是他确要的食物的事实完全可以肯定。随各神的本质渐渐地物质性减弱,这种想法成为一种绊脚石。为回避起见,人们只给神献上其食物中的流体部分。后来,火的使用使祭坛上的肉类祭品可化为青烟飘去。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使人类的食物更适于神的本质(同上,224及229)。所献饮品原本是动物牺牲的血。后来被酒代替,古时候,酒被认为是“葡萄的血”,现代的诗人们也一直这样讲(同上,230)。

这样,祭祀最古老的形式,比火的使用和农业知识更早,是动物牺牲,动物的肉和血由神与其崇拜者分享。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分到一份图腾餐,这是其根本之处。

这种祭祀是一个公共的庆典,是一个氏族共同庆贺的节日。宗教一般也是一种全社区的事,宗教职责也是社会义务的一部分。无论何处祭祀都包含着一次宴会,宴会亦必伴以祭祀。这种祭祀宴会是每一个体超越其个人兴趣并强调人和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机会(同上,225)。

公众祭祀性宴会的道德力量在于一种很古老的关于吃与喝的重要意义的看法。与某人一起吃喝是交情和相互的社会义务的象征与确认。祭祀性宴会直接体现出来的虽只有神与其崇拜者“共食”(commensals)[46]的事实,但其中已经包含了他们互相关系的其余所有方面。依然成功盛行于沙漠阿拉伯人中的风俗表明,共餐中的约束因素不是宗教,而是吃的动作本身。无论是谁,只要和贝都因人(Bedouin)一起吃过哪怕极少的食物或者只喝过他的一口牛奶,他就再也不需害怕他会被当成敌人,倒是会在其保护与帮助下感到安全。不过,这有时间的限制,严格地讲,只有在共餐时吃下的食物仍在身体中时才是这样。这是关于团结的纽带的现实看法。它需要不断的重复,以对之加以确认并使之永存(同上,269~270)。

但为何这种约束力被归之于共同吃喝呢?原始社会中只有一种纽带是绝对的不可冒犯的,便是亲属关系。这种情谊的团结是完全的。“亲属指一群生活相互紧密联系的人,它们的集体只能称做是实体,他们都被当作一种共同生命的组成部分。……阿拉伯的部落民在发生杀人案时不会说‘M或N流血了’,不说出此人的名字;他们说‘我们流血了’。希伯来人(Hebrew)中,人们声明其亲属关系时所用的词语是‘我是你的骨,你的肉。’”因此,亲属关系暗含着参与到一种共同的实体之中。所以很自然地这种关系不仅以某人是其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出生下来,吃她的奶长大,而是他可以通过后来的食物获得与强化,食物使人的身体得以更新。若某人与他的神一起进餐,他便是在表达一种他们同属一实体的确认。同时,他决不会和他看来是陌生的人共餐。(同上,273~275)

祭祀性共餐如此看来,原本就是亲属的宴会和图腾法中只有亲属方共同进餐的规定一致。我们社会中家庭成员共同进餐,但祭祀性共餐与家庭没有关系。亲属关系比家庭生活更为古老,我们所知的最原始的社会中,家庭包含着非止一种血缘关系的成员。某男与另一氏族的女子结了婚,他们的孩子是他们母亲氏族的继承人,所以此男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就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在这样一种家庭中间,没有共餐。至今蒙昧人仍分别进餐,而且图腾崇拜的食物禁忌常使他们不可能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共同进餐(同上,277~278)。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祭品动物,如我们所知,没有动物牺牲,就没有氏族的集结,除了在这种礼仪性状况下,也不宰杀任何动物。现在这变得重要起来。尽管食用野味和家畜的乳汁并没有任何不妥,宗教性的顾虑还是使为了个人目的宰杀家畜完全不可能(同上,280~281)。史密斯说,没有任何疑问,宰杀牺牲本来是“个体不可做的,只有在全氏族为此行为承担责任时,如此做方为合理”[47]的行为。据我们所知,早期民族认识到的行为中只有一类可适用于此种描述,即那些包含冒犯部落血统之神圣性的行为,事实上,任何单个部落成员不可冒犯,只能由部落全体成员,同意并共同行动才可将之献祭的那个生命,与部落同胞的生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祭祀性共餐中每一个参加者都必须吃一块牺牲品的肉的规定与对有罪恶的部落成员的执刑要由全族共同进行的规定,有相同的意义(同上,284~285)。换句话说,祭祀动物被当成部落的一员对待,祭祀的社群,神和祭祀动物有共同的血缘,并且是同一氏族的成员。(https://www.daowen.com)

为了确证祭祀动物就是原始的图腾动物,史密斯给出了大量的证据。在其后的古代有两类祭品。一类是习惯上用于食用的家养动物,另一类是不洁的禁止食用的特别动物。调查表明这些不洁的动物都是神圣动物,它们被当作祭品献给它们由之而神圣的神,本来它们和神本身是一样的,通过献祭,崇拜者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某种方式强调他们和这动物与那神的血缘关系(同上,290~295)。但在更早的时间,这种祭祀一般与“神秘”祭祀之间没有区别。起初所有(祭祀)动物都是神圣的,它们的肉都禁止食用,只能在礼仪性场合全族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食用,宰杀(这种)动物等于是在让部落流血,只能在合法性不会受谴责的同样小心谨慎的情况下方可(同上,312~313)。

驯化动物和饲养牲口看来结束了各地远古时代严格而纯粹的图腾崇拜。[48]但在其后成为“田园式”宗教的信仰中保留于家畜身上足够明显的神圣特征,使我们足以推论其原本的图腾本质。即使在古典时代后期,许多地方的仪式都规定祭司在实施献祭之后都必须逃走,似乎要逃避报应。杀牛是一种罪过的观念肯定一度普遍流行于希腊。在雅典的布弗尼亚(Buphonia,即“杀牛”)节上,祭祀后总有一次审判,所有参加者都被称为证人。结束时,人们公认杀戮的责任被归之于刀,据此,刀被扔进海中(史密斯,1894,304)。

尽管有把神圣动物的生命于其本质上等同于氏族成员的进行保护的障碍,不时严肃的共餐还是要求必须杀掉一只,以给氏族成员分食其血肉,这种行为的驱动动机揭开了祭祀本质最深的意义。我们已听说过后来的时间里,无论何时共餐,参与同一实体在吃此食物,食物进入其身体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神圣的联系。古时候这种结果似乎只有在参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实体(指所吃的祭品——译者)时方会产生。“考虑到只有以此方式方可取得产生或保持崇拜者与神之间联合的活生生的纽带,祭物之死的神圣意义就是合理的”(同上,313)。[49]

这种纽带只能是祭祀动物的生命,积淀于其血肉之中,分发给所有祭祀共餐的参与者。这种观念乃是后来历史上人们的歃血为盟的做法的根源(同上,319)。这种把血亲关系等同于实体的完全机械的做法使我们可很容易地理解其时不时地以祭祀共餐的具体过程来更新这种关系的必要性(同上,319)。

此处我要打断对史密斯思路的综述,以最精练的语言来重述一下其中重点。随私有财产观念的产生,祭品逐渐被视为给神的礼物,是一种由人到神的财产的转移。但这种解释没有解释所有的祭礼之独特之处。最早时,祭祀动物本身便是神圣的,它的生命不可侵犯,只有氏族所有成员都参加到此行为之中时,才能够宰杀这种动物,他们在神面前分担这种罪责,由此他们才能得到这一神圣的物品并分而食之,保证他们彼此的认同以及他们和神的认同,祭品是一神圣物,祭祀动物本身又是氏族的一员。事实上古代的图腾动物,即原始的神自身,正是氏族成员通过宰杀更新并确保他们与神之间的相似性的东西。

由此关于祭品之本质的分析之中,史密斯得出结论说,在崇拜人形的神之前,对图腾动物的定期宰杀与食用一直是图腾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295)。他指出这种图腾餐礼仪亦可见于较晚时的祭祀记载之中。圣尼鲁斯(St.Nilus)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西奈沙漠中的贝督因人中间的一种祭仪。祭品所用牺牲是一只骆驼,“被绑在一个石头垒成的简陋祭坛之上,当一帮人的首领带领着崇拜者排成队,唱着歌围祭坛庄严地转过三圈之后,这首领方刺出第一刀……且急急忙忙地大口喝喷涌而出的鲜血。然后全体人员一起挥刀扑向祭物,从尚在颤动的肉体上剁下块块鲜肉,贪婪地将其生吞下肚。从昼星(day star)[50]升起标志着图腾祭开始,到它完全消失在升起的阳光之中为止,短短的一段时间,整只骆驼的肉体和骨头、皮、血以及内脏,就全被吞吃净尽(同上,338)。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表明,这种带有极古时期标志的野蛮仪式,并非是孤立的例子,尽管后来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却无论如何都是图腾祭祀的原初形式。

许多专家拒绝承认图腾餐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它不能被任何图腾崇拜层次上的直接观察所支持。史密斯自己指出了一些例子,其中祭品的神圣意义看来可以保证。例如,阿兹特克人(Aztecs)的人祭,还有其他一些使人想起图腾餐的情况,像美洲瓦塔瓦(Ouataouak & Otawa)部落的熊族进行的熊祭,还有日本阿夷努人的熊宴(同上,295脚注)这些例子以及相似的例子,弗雷泽于其大作(1912,2,10、13及14)第五部分中做过详细的报道。加利福尼亚的一支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崇拜一种大猛禽(秃鹰),每年都要在一个严肃的节日中杀一只这种大鸟,对其悼念结束后,它的皮与羽毛都被保存起来(同上,2,170)。墨西哥的祖尼(Zuni)印第安人亦以相似的方式对待他们神圣的海龟(同上,2,175)。

中澳大利亚部落的“因提休玛”(intichiuma)仪式中,可观察到一个与史密斯的猜测完全一致的特征,实在可敬。在为本族图腾的兴旺(其本身一般禁食此种动物)实施魔法时,每个氏族都必须在让其他族得到他们的图腾之前吃掉一小块自己的图腾(弗雷泽,1910,1,110页以下)。据弗雷泽的看法(同上,2,590),最明显的在于圣餐式地食用禁食图腾的例子,可见于西部非洲比尼人(Bini)的葬礼之中。

据此,我提议采纳史密斯关于图腾动物的圣事性宰杀和集体食用的假说,而在所有其他场合,这种食用都是被禁的,这是图腾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51]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