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我想要大胆地表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摩西是埃及人,并且如果他把自己的宗教传达给了犹太人,这种宗教一定是埃克赫那顿的宗教,即阿顿教。
我已经把犹太教和埃及的流行宗教作了对比,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现在,我必须对犹太人的宗教和阿顿教做出对比,以便证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由于阿蒙神教的祭司们采取的报复行为,结果使得我们对阿顿宗教了解得太少。对于摩西宗教,我们也仅仅知道它的最终形式。它是在犹太人受难被驱逐之后大约800年,由犹太祭司们所固定下来的。尽管这些材料可能不太适当,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有助于支持我的假设的少数证据,并能够给它们以高度评价。
假如我们拥有一个信仰声明书或一个宣言,那么就可以说,我找到了一条捷径来证明我们的论点,即摩西宗教无非就是阿顿神教。但是,我担心会有人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众所周知,犹太教的祈祷书上说:“Schema Jisroel Adonai Elohenu Adonai Echod.”[16]埃及的阿顿(或阿图姆)这个名字听起来与希伯来语的阿东耐(Adonai,意思是君主)这个词以及叙利亚神阿东尼斯(Adonis)的名字相似。如果这一点不是巧合的话,由于语言和意义上的原始亲和性,这个犹太教的信条可以翻译为:“听着,啊,以色列人,我们的上帝阿顿(或者阿东耐)是惟一的神。”遗憾的是,我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所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当回到神的名字这个问题上来。
上述两种宗教的异同之处是很容易辨别的,但却不能使我们得到多大启发。在形式上,它们都是极为严格的一神教,我们将倾向于追溯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简化为它们的基本特征。犹太教在某些方面比埃及的一神教更严格些,比如它禁止制作神的任何形象。除了它们崇拜的神的名字外,它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教完全排除太阳神崇拜,而埃及一神教仍然保守这种信仰。当我们把它们和埃及的流行宗教相比较时,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即除了那些明显的对立之外,某些有意向性的冲突依然在两者相异的地方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阿顿宗教是埃克赫那顿怀着对流行宗教的敌意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在进行比较时用阿顿宗教代替犹太宗教,那么,这个看法就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即犹太教与来世或死后的生活毫不相关,尽管这种宗教和本应最严格的一神教和谐一致。既然埃克赫那顿必须对抗当时的流行宗教,而死神奥西里斯在其中起着比埃及其他地区的神祇都要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从犹太教回到阿顿神教中,并猜测一下犹太教的这个特点来源于阿顿神教,就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了。犹太教与阿顿神教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的一致性,破天荒地给我们的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将会看到,这还不是惟一的论据。
摩西不仅给予了犹太人新的宗教,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他还把割礼的风俗也传给了他们。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是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圣经》上的内容经常与此相矛盾。一方面,它把割礼风俗的起始界定到了希伯来人始祖亚伯拉罕(Abraham)时期,把它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契约的标志;另一方面,《圣经》中的一段特别含混的内容又提到,上帝因为摩西疏忽了这个神圣的习俗而感到愤怒,因此决定将他杀掉以示惩罚。但是,摩西的妻子是个米底亚人,由于迅速地给摩西施行了割礼手术,而把她的丈夫从上帝的盛怒之下挽救出来。[17]然而,这些说法都是些歪曲,我们不应该被它引向歧途。接下来我们将会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些歪曲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对于犹太人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个风俗习惯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实上只有一种答案,即犹太人是从埃及获得这种割礼风俗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告诉我们,割礼早就是埃及土生土长的风俗,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18]而且他的说法已经在发现的木乃伊和古墓墙壁图画中得到了证实。就我们所知,东地中海地区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施行过这个风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闪米特人(Semites)、巴比伦人(Babylonians)和苏美尔人(Sumerians)都没有实行过割礼。《圣经》历史上记载迦南的居民同样没有实行过割礼;在雅各的女儿和示剑的王子历险经历的故事中,这种说法是一个必要的前提。[19]犹太人滞留埃及期间,曾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割礼的风俗,而与摩西的教义不发生任何关系,这种可能性由于没有任何基础而能够被驳倒。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割礼是埃及一种普遍的民间风俗,我们不妨暂时采纳这样一个假说:即摩西是个犹太人,他想把他的同胞从埃及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发展出一种有独立精神的新国度——事实上,这确实发生了。既然这样,在那时候他强迫他们接受一种会让他们变成埃及人,并且注定会使他们保持对埃及的回忆的习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目的完全与此相反。也就是说,他的子民应当完全忘却这个奴役他们的国家,应当克制对所谓“埃及的美妙生活”的眷恋。上述历史事实和我由此进行的推理之间如此不能相容,以至于我在这里要冒昧地做出下述结论:如果摩西不仅给犹太人带去了宗教,而且也带去了他们接受割礼的法律,那么他就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了;而且,摩西宗教可能是一种埃及宗教,也就是说,考虑到摩西宗教与流行的宗教差异悬殊,它成了在许多明显的方面与阿顿教相一致的后期犹太宗教。(https://www.daowen.com)
我曾经指出,我关于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的假设造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他的行为过程对于犹太人来说似乎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但对于埃及人来说则不然。然而,如果我们把摩西放在埃克赫那顿的时代并且假设他和那位法老有联系,上面所说的谜团就会消解,能够解答我们问题的动机便显现出来。我们不妨首先假设摩西是一个贵族,而且是个杰出的人物,或者像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个皇室成员。无疑,他认识到了他的伟大、他具备的雄心壮志和充沛精力;他甚至可能已经预见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将成为他的人民的领袖,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由于和法老接触频繁、关系密切,他成了这个新宗教的坚定追随者,并把这个新宗教的基本思想观念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当这位国王驾崩之后,反抗随之风起云涌。他看到自己的所有希望和憧憬都破灭了。如果他不愿改变自己十分珍视的信念,埃及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眷恋——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国家。在这样的困境中,他找到了另一种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法。那位梦想家埃克赫那顿已经疏远了他的人民,他的帝国也已经分崩离析。摩西那勇往直前的干劲使得他开始孕育一项宏伟的计划,他要找到一个新的民族,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把埃及所轻蔑的那种宗教传给他们,作为他们崇拜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和命运抗争的英雄行为,他想尝试着从两个方面补偿埃克赫那顿的灾难给他带来的损失。当时,他或许是边疆省戈森(Goshen)的首领,(或许早在希克索人时期[20])某些闪米特部落便定居在那里。他决定选择这些人作为他的新子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21]他与他们达成协议,自命为他们的首领,并“运用手中的力量”[22]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与后来的《圣经》中的说法完全相反,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出埃及是和平地发生的,并没有受到跟踪追击。摩西的权力使这次行动成为可能,再者,当时也不存在能够阻止他们的中央行政机构。
根据我们的构想,离开埃及的这次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358年和公元前1350年之间——也就是说,在埃克赫那顿死后和哈莱姆哈布重新建立国家权威之前。[23]这次大迁徙的目的地只能是迦南。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崩溃以后,好战的阿拉米人(Aramaeans)游牧部落侵入了那块土地,进行征服和掠夺,并用这种方式表明一个强悍的民族可以为自己赢取新的国土。我们从1887年在阿马尔那城的废墟和遗迹中发现的信件里找到了关于那些能征善战勇士的记载。在这些信件里,他们被称为“哈比鲁人”(Habiru),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名称传给了后来的犹太入侵者——希伯来人——在阿马尔那的信件中不可能是有意的。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迦南也居住着一些部落,逃离埃及的那些犹太人把这些部落当成了他们最容易接近的亲戚。
总的看来,我们所发现的那次出埃及的大迁徙的动机,同样也适用于割礼风俗的引进。我们很熟悉人们(包括民族和个人)对割礼的态度和反应。迄今为止,割礼还很难被人们所理解。那些没有施行过割礼的人,觉得它非常荒唐和奇怪,并有些恐惧感;而那些接受了割礼的人则以此为荣,他们为之感到尊贵而具有优越感,并且鄙视那些未行割礼的人,觉得他们不洁。即便是在今天,土耳其人还咒骂基督徒,把他们侮辱为“未行割礼的狗”。我们可以相信,身为埃及人的摩西接受过割礼,并且同样抱有这种优越感和自豪感。因而,他带领着离开埃及的那些犹太人应该比他抛下的那些埃及人更优越;在任何方面,犹太人都不比他们差。他希望把他们塑造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圣经》里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24]——因而,他把这个风俗介绍给他们,作为献身的标记,使他们成为至少可以与埃及人不相上下的民族。如果这个风俗能够使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和其他民族隔绝开来,不让他们与外族人杂交,就像埃及人自己不与所有民族杂交一样,摩西只会喜不自胜。[25]
但是,犹太传统的后来表现似乎不利于我们一直在做的那个推论。如果承认割礼是摩西引进的一种埃及风俗,那就几乎等于承认,由摩西传来的宗教也是一种埃及宗教。然而,存在充分的理由来否认这一事实。因此,关于割礼的真实情况,也只好如此相互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