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力及各种手段的理论
正是这种理论，让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目的使任何手段合法的理论（参考穆南[2]，提醒我们注意对加米涅夫的审判和维辛斯基的指责：你们颂扬马基雅维利……他还宣称人们永远无法洗白马基雅维利，因为他颂扬了切萨雷·博尔贾，而后者在将雷米罗·德·奥尔科派往罗马尼亚去当总督以安抚并驱逐那里的小封建强盗之后，又在切塞纳的广场处决了他。）
马基雅维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归纳为这句话：“应受谴责的是毁坏事物的暴力，而不是纠正事物的暴力”（《论李维》第一卷，第九章，第405页[3]）。关于罗穆卢斯，他在刚建立新国家之后就为了登上权力宝座而杀死了自己的同僚和兄弟：“明智之士从来不谴责那些为了整治一个君主国或者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使用通常规则以外手段的人。极为合理的是，尽管就行为而言应该指控他，但就结果而言应该原谅他……应受谴责的是毁坏事物的暴力，而不是纠正事物的暴力。”[4]
因此，有一种内在于暴力本身的法则操控或制止对暴力的使用。被接受的只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暴力，而不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暴力。
参考那些纯粹通过卑鄙行为而攫取一个国家的人的例子：《君主论》第314页：阿加托克雷。“屠杀同胞，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virtù[5]的……阿加托克雷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卑鄙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6]
因此，暴力及对不道德的方法的使用，只有在有一个正义的目的——即创建或保有一个国家——这种正当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辩护。
在创建一个新国家这种情况下，这种暴力和厚颜无耻的政治是［原文如此］绝对不可少的。“君主，特别是新君主，不能老老实实地遵守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该遵守的所有条文，因为为了保持自己的国家，他经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应该不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342[7]）或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所有的君主当中，不可能避免残酷之名的是新君主[8]。”
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关于目的和手段的难题，是在一种极其明确的和结构化了的语境中出现的：
（a）只有好的目的才能为手段辩护。暴力、残酷、厚颜无耻、言而无信，等等，只有当它们不是用于个人的私欲，而是用于完成其本身就是好的历史任务时，才能得到辩护。当混乱的意大利处于各小国君主横行霸道，外国入侵者肆意劫掠的普遍暴力中，当意大利的质料就体现为暴力的一般组成部分时，只有利用暴力手段才能结束暴力，但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种暴力必须是建设性的、用来纠正错误的，必须是积极的和用来消除灾难的。其他的一切都是纯粹的乌托邦：或者是道德家和哲学著作家的乌托邦；或者是萨伏那罗拉的具体的政治乌托邦：他的非暴力最后害了他；或者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关于比萨的乌托邦：它造成了比人们想要避免的暴力更残酷的暴力。因此，正是这个目的的现实性构成了使用所有暴力和不道德手段的内在的、未明言的标准。
这种有条件的暴力，其性质的后果就是，目的仅仅征用恰当的手段，它们可能是暴力的、不道德的，也可能是道德的、非暴力的。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分析残酷问题、吝啬问题、忠诚问题、不遵守信义等问题的所有章节，都受到这一标准的支配。对此，我们也可以概括如下：好的政治目的征用所有的手段，无论是不是暴力的，也无论是不是道德的。所有的手段，无论好坏。
（b）所以，暴力和厚颜无耻等方面的这种聪明技巧，总是伴随着别的方法上的可能性。局势并非总是要求诉诸残酷、不遵守信义等手段。也可能通过良好的道德规范去统治人。换句话说，对暴力使用条件的限定，为在这些界限以外使用非暴力手段的条件解除了限制。(https://www.daowen.com)
参考《君主论》中著名的第十八章：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第二种是野兽所特有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不够，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341[9]）：当古代作家们说阿基里斯是以半人半马的怪物，即半人半兽的基罗尼为师时，就是在用隐晦的话作这样的教导。
（c）因此，政治经常利用法律，然而同时又更经常地被抛向武力。但这不是盲目的武力。马基雅维利关于野兽的神话：狮子和狐狸（a）。
（a）
人
“那些只希望像狮子一样行动的人们却对此毫不理解”（341[10]），纯粹的武力是徒劳的。
成为狐狸：懂得依靠智慧来支配对武力的使用，使之适合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