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自然法
“如果人都能自治，也即如果他们能依据自然法来生活，那他们就绝对不需要搞什么政治活动了。”[16]
自然法和契约是同时开始的，它是契约在机制上的先决条件，并将在市民状态和政治状态中占统治地位。自然法的这个难题性很特殊：在洛克那里，自然法与所有阶段（自然状态也包括在内）都有关；在卢梭那里，我们不知道自然法在市民社会之前是否存在。
这种自然法的内容：法律-道德行为的相互性。这是一条规定市民社会中权利平等的法律-道德法则，一条爱邻人的法则。
（a）自然法的身份
既然自然法没有在自然状态中出现，那么难题在于要搞清楚，自然法怎么可能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突然出现。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事实上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在坏到极点的情况下出现了对战争状态之不幸的反思，由此产生了自然法。它从厄运和矛盾中产生。对战争状态的反思，决定了法（这一次是实证法）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决定了重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条件。作为对事实进行反思的产物，自然法是对不幸状态进行反思的结果。在这种反思中，人们以理性取代了激情：主观地追求好处的自由，让位于义务的约束。自然的平等结束，实际的不平等开始。因此，这是在自然状态内部的反思时刻，它确定了超越这种状态的各种条件：人们将确定那些条件即自然的诸根本法则，以实现和平。
自然法的起点（origine）和起源（genèse）：霍布斯把自然法当作是反思的产物，因而就拒绝在自然法中看到“应当”（devoir）[17]，“应当”是某种超验理性的产物，而超验理性从本质上决定着自然法。它不是关于事实的超验理性的一种原则。既不是上帝的世俗化表现，也不是consensus omnium[18]的结果。它只是对事实进行理性思考所得到的结论。“正确理性所给我们的指令。”[19]推理：理性指导下的功利主义计算。对自然法的一切违反，都来自错误的计算。这个定义是经验主义、理智主义、功利主义的。
然而，由此也提出了一个关于条件的难题：理性要得以出现，就必须服从那些条件。对于霍布斯来说，理性的成长是以激情为起点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20]，就是理性的原动力。死亡这一新因素出现了：死亡是理性的“出生证”。对于古典主义作家来说，死亡是生命的自然判官，是理性的起因：真理的在场，死亡是对肉体、对现象的否定，它是消灭事件的事件，它向我们表明，真理在事件的彼岸。真理的虚无，死亡指向存在的真理。对黑格尔来说，现象在死亡中触及到了其自身的法则，也就是消亡，死亡通过自身照亮了现象，指向此岸，而不是彼岸。对于霍布斯来说，死亡指向生命，不是把它作为现象的真理，而是作为对生命的否定。死亡没有丝毫模棱两可之处，作为现象，它属于自然界，作为本质，它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是生命的一个事件，然而却又是生命的对立面，它是至恶。死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为死亡是绝对的恶，是一切虚无的真理（同时也是真理的虚无）。是人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忍受的恶，因为它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而生命就是保存。因而，本体论观点的颠倒：至恶不应该存在。死亡揭示了生命的优先性：对霍布斯来说，搞哲学，就是学习不死[21]。
——因为死亡永远不在场，却又随时会降临。死亡的存在是一种不在场的存在。又随时会存在。人应该超越当前激情的直接性，唯其如此，理性才会作为一种新的激情（属于未来的激情）而诞生。对死亡之未来的担忧，催生了理性，理性抛开了野兽般的欲念，而依照后者，人总是优先考虑当前的好处而不是未来的好处。霍布斯的方案，以对死亡的如下思考为基础：即他必须摒弃任何外在于自然状态的要求，只通过利用自然状态内部的法则，即对死亡的恐惧，来对自然状态进行重构。要注意，这种死亡总是由暴力造成的：经由人们造成的人的“好处”（bien）。必须要严肃对待人类的命运。
（b）自然法的内容及戒律
自然法的内容就是人类实现和平的种种条件：我们进入了对自然状态的重构方案。为了避免战争，如何对不空的环境进行重新组织？找出一种不再给人带来障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二十条自然法一览表。
第一条法则：“应当寻求和平。”[22]应当从目的（fin）[23]开始进行逆向分析。人类（手段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的障碍。自由不应该是无限制的：人应该将自己权利的一部分放弃给别人。这种转让不是积极的，因为自由没有内容。必须放弃一项其本身就是消极的权利。“不进行抵制”[24]，这就是第一条法则所要表达的。这意味着相互的限制：相互性尤其重要，并且它出现在（两个个人之间的）契约中。
契约的本质，是针对未来的；由此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也必须有指示未来、为了未来而将人联系起来的符号，即语言。这意味着人们不应该与不会说话的事物（动物、小孩、上帝等）订立契约。所有的契约形式都指明了这种最初的形式，即对双方自由的形式上的限制。由此得出：
——契约只是纯粹抽象意志的一种行为，由于屈服于恐惧而产生，恐惧是契约的原动力。人们由于恐惧而达成一致，同时，更确切地说，为了利益而达成一致……
——通过暴力而达成的契约同样是有效的（参考奴役的契约）：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奴隶表示了同意。奴役的契约，作为对死亡的恐惧的直接后果，甚至是典型的契约。
——契约也有其限度：当契约最终会导致个人死亡时，则该契约终止。
形式上的相互性将导致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为了让人不再是人的障碍，契约需要取得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妥协，这一点是通过一种形式上的协议而达到的，而这种形式上的协议消除了所有内容上的平等。平等的形式定义了契约，然而其内容却是不平等的。由契约建立起来的平等，是一种按比例的平等。[25]这里有个人自由的扩展的要求，但也有对作为条件的不平等的承认。
其他法则，是一些使契约能得以实现的手段。(https://www.daowen.com)
——“信守已签订的协议。”
——“避免忘恩负义。”
——“要体谅他人。”
——“要宽恕他人。”
——“只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施加惩罚。”
——“不能侮辱别人。”[26]
（c）自然法的意义
理性思考的结果是产生出二十条法则，它们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条件。然而，从理论上讲，这些法则是个人自由的胜利：人从自发的自由秩序进入到由理性所照亮的自由秩序中。因此，理性-对未来的思考-相互性之间获得了一致性。
确保向市民状态过渡的这种理性的本质是什么呢？人们有一种起源于经验并被确认为是普遍的、表现为义务的理性。利益如何可能变成是道德的呢？如何从个人过渡到普遍呢？此处，展现了霍布斯的暧昧不清，甚至暧昧到将那些自然法称之为“神的”[27]法，并赋予它们以永恒性[28]。为什么出现这个死胡同？
因为个人主义，整个这种辩证法的内在因子。理性表现为个人行为：理性在个人身上产生。作为个人从经验中所获得的东西，理性同时也是人们所欠缺的。霍布斯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大多数人达不到理性的高度。公设：理性恰恰应该通过个人而产生，由此又产生了它与其普遍价值之间的矛盾。
理性起源于个人，而自然法又具有普遍价值，这个矛盾引起了另一个更大的矛盾：达到理性高度的人与其他人相对立。霍布斯认为，当有理性的人接受自然法，而其他人却不接受这种法时，有理性的人就成为不理智的了，因为他所获得的恰好是与自然法相反的东西。有时候，违犯自然法，反而是在保护自然法，是为了幸免于难。由此，产生了服从现存法则的实践上的厚颜无耻。这样一来就引入了现存的各种关系。法的普遍性与其实际上的非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在“凭良心的义务”中被化解了，在“凭良心的义务”中，法始终具有绝对的价值。[29]道德良心的位置所在，就是道德上的普遍主义与活动条件之间的矛盾所在。凭良心的道德法则的内在化，只有在被当作规范的个人的活动与其活动的条件之间的矛盾中，并只有通过这种矛盾，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得出结论：道德良心及其对位（contrepoint）的真理：实践上的厚颜无耻。个人利益决定着下述两种情况，即在理论上凭良心而愿意承担，在实践上通过厚颜无耻而实现。作为超验规范的法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这种悖谬是根本性的。
最深的矛盾是个人的活动与其活动条件相对立的矛盾。自然法并非是绝对命令（impératif catégorique），而是一种假言命令（impératif hypothétique：）：所有的义务都指向一种具体的意图（如果你想和平……你就必须接受这些实现和平的手段）。道义只是为了实现人的意图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要用到的技巧和手段。这种假言命令本身是无力的，因为
——个人可能丧失运用理性的能力；
——大多数人不以理性的方式来行动。
全凭经验的计算及这种计算的失败同时得到确认。为了使人们承担义务[30]，自然法必须强迫所有人，必须保证他们的超验存在，保证自然（nature）的去自然化（dénaturation）。
因此，自然法是一种悖论，因为它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法则[31]，而是对人性的根本改造——只不过是在战争状态下，在经验性内部的改造。可能的秩序，也就是说自然法，是一种必然结论，它是在这种秩序（该秩序本来是自然法所要构造的）内部，以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为基础的必然结论。霍布斯的矛盾，是对无能为力的供认，这种无能为力使霍布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法律的内容被思考为一种可能的标志，即其内容被描绘为一种纯粹的可能，在一个空的[32]空间中，应该赋予法律以有效性的义务并不存在。对被充满了的人类世界的反思描绘了一个空的世界，而这个没有被认可（sanction）的空的世界，注定要承认（reconnaitre）那个被充满了的世界。与这种义务的虚空联系在一起的，是拒绝在人类世界以外的地方去寻找义务的根基。任何东西，无论是上帝还是道德良心，都不能干预进来：拒绝一切超验性。义务的虚空就是承认，唯一充满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个世界本身，也就是说，恐惧、担忧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