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的自由
麦克多威尔说，“对理性的应答”是有关自由观念的很好注释。但是，他继续说道，关于这种应答如何适应自然世界，可能存在哲学难题。像戴维森、丹尼特和我本人这样的相容论者想要消解而不是解决自由和决定论难题，我们认为，一旦我们看到我们用于实施和改变我们规范的工具，通常不同于我们用于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工具，这些难题应该会消失。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需要：去做麦克多威尔所谓的“寻找有关我们的本性的概念，这种本性包括与理性空间产生共鸣的能力”。[258]
但是，对麦克多威尔而言，“合理性自由”、“对世界开放”和“对世界的可答复性”概念一起继续有效或被推翻。“自发性”概念，即康德意义上的“理解的自发性”概念，也是如此。“经验内容”概念也是这样。麦克多威尔认为，戴维森并没有看到，对我们对非人世界的反应的纯粹因果性说明，以“空洞”（无内容意义上的）威胁着我们的经验判断：“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空洞的威胁，我们需要把直观看做与我们应该考虑的东西处于合理性的关系中”。[259]
按照戴维森对“内容”的理解，对可见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进行归类的语词的某些用法——诸如“巫婆”、“德国兵”和“燃素”——结果被证明为不具有经验内容。它们是似是而非的概念。随着我们对世界越来越了解，我们所拥有的似是而非的概念越来越少，我们拥有更多的真实的、有内容的经验概念。随着我们获得理智进步，我们越来越对世界开放。世界设法用越来越多的经验内容填充我们的信念，从而，可以说，告诉我们越来越多有关它自身的东西。[260]
戴维森、塞拉斯和布兰登不需要有内容的语词用法和没有内容的语词用法之间的对照。作为好的推论主义者和泛关系论者，他们认为，一个概念拥有内容所需要的一切是，语词作为推论模式的一个“结”起作用。通过迷信的穴居人和通过老练的物理学家得到系统传播的一切语词，就内容或缺乏内容而言处于同等地位。麦克多威尔想要复活罗素的这个思想——非指称的单称语词是惟一的伪单称语词，与此相反，戴维森、塞拉斯和布兰登都意欲主张，任何具有一种用法的单称语词和任何其他单称语词一样，是可靠的单称语词。
正因为“合理性的自由”概念（正如麦克多威尔所使用的那样）与我所不喜欢的其他概念——像可答复性和内容的概念——如此相连接，所以我不喜欢它。所以，我把“合理性的自由”解释为“麦克多威尔认为我们将不会拥有的有趣的东西——如果戴维森的‘在思维和独立的实在之间存在单纯的因果联系，而不是合理性联系’的观点正确的话”。我发现难以把“自由”这个词的这种意义和休谟所感兴趣的惟一意义相联系。休谟认为，如果有一把枪在你的孩子头上或你在催眠状态下，你就不是自由的。在归属道德责任时，我们诉诸这种意义的“自由”。我同样发现难于把它和黑格尔的“历史是有关不断增长的自由的故事”这个主张相联系。在我看来，它似乎是特殊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如果我们愿意抛弃康德的两种可理解性之间的二分法，相反，谈论解决问题的技巧，我们就能够抛弃这种意义。
关于麦克多威尔的三个概念，已谈论了这么多。我把这三个概念作为挂钩使用，把我对麦克多威尔对解决其问题的办法的说明悬挂在上面。麦克多威尔的问题是，如何既避免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又避免塞拉斯、戴维森和布兰登共同持有的观点——“知觉经验”概念能够简单地被抛弃。
我认为，这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原创性的和成功的。如果你害怕失去对“知觉经验”的把握，麦克多威尔恰恰是你想要的哲学家。他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任务：调和诸如“对世界的一瞥”、“对世界的开放”和“对世界的可答复性”这些言辞的共同倾向和对体现在给定神话中的因果关系和证明之间的混淆的拒绝。他的“第二自然”概念恰恰是这种调和工作所需要的东西。他拥有修复的经验主义。
但是，当然，我不想要这种调和或修复。我认为麦克多威尔所诉诸的言辞共同倾向中的大部分应该被抛弃，而不是被赋予哲学支持。在经验主义中，我看不到任何值得拯救的东西。我认为，拯救世界的可答复性概念拯救了一个直觉，这个直觉与激励杜威和尼采的浪漫主义相冲突。因为这个概念保持了作为非人的权威的“世界”的形象，我们对这种非人的权威怀有某种尊敬。(https://www.daowen.com)
在他的《心灵和世界》中，他谈到我的观点，他引述我的话说“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何我们正在玩的语言游戏的进步应该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存在方式有任何特殊的关系”。他对这个观点反驳道：“这是因为从它们推出的探究规范观念的整个目标，应该提高我们正确判断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机会”。[261]
我认为，对探究功能的这种看法导致人们回到图式与世界的区分，回到这个观念：探究的进步表现为与世界越来越紧密的“符合”。麦克多威尔接受戴维森对图式一内容区分的批判，他否认这一点。他说：“我这里所诉诸的世界不是……［罗蒂认为］完全消失的……那个世界……它是完全普通的世界，在其中，存在石头，雪是白的，等等。它是我们的思维对其发生影响的普通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罗蒂的观点分离看起来是神秘的，恰恰因为它使世界的联系和规范的环境相分离，而这种规范环境是理解对任何东西产生影响——合理性的影响——的观念所需要的”。麦克多威尔说，我自己的想法使这些问题成为紧迫的问题，所以，我“拒绝谈论它们只能是一种意志行为，是故意充耳不闻”[262]。
当然，我认为，麦克多威尔已经被经验主义的美妙歌声所诱惑，而我对这种歌声充耳不闻是难于战胜的理智美德的一个范例，而不是刚愎的意志行为的结果。但是，我认为，在论辩我们的分歧时，没有什么中立的基础可以支撑我们二人的观点。尤其是，我不认为，更严格地表述问题会有所帮助。因为，我简直不能相信，任何重要的东西取决于同麦克多威尔一道说“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而不取决于同布兰登一道说“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仅仅表现为能够阻止‘实然断言’（is-claim），并且反之，做‘好像断言’（looks-claim）”。
像我这样的平凡无奇的实用主义者总是像威廉·詹姆斯那样追问，“理论上的可笑的细微差别会对实践造成什么差别？”所以，我发现自己在追问，布兰登和麦克多威尔之间有关外观性质的清晰分歧，如何可能能够与促使康德、黑格尔和杜威撰写其著作的政治文化希望相联系。我们应该从嫌恶中世纪的经院主义那里获得的一个教训是，当哲学家们开始就两种其他东西（例如，阿奎那的“物质符号”［material signata］，即原始物质和实质形式之间的居间物）之间是否存在第三种东西而进行争吵时，他们可能用职业的严格性换取文化的意义。
所以，我的倾向是，放弃对麦克多威尔所提供的问题的严格表述，并且继续以模糊的世界历史加上心理分析的术语谈论这个需要：通过抛弃凶暴的父亲形象，把人性带向成熟。当我屈从于这个倾向时，我挑选出麦克多威尔提供其世界历史观的段落。其中最富有想像力的段落是他的评论：“我们的哲学焦虑起因于我们对我们思考现代自然主义的概念把握”和他的建议：“我们应该致力于放松那种把握”。[263]
我认为，麦克多威尔的这个段落是在重复加达默尔和查理斯·泰勒的相似段落。这后二位哲学家也认为，亚里士多德掌握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在粒子力学之后我们开始丧失了对这种重要的东西的把握，这种东西使亚里士多德主义显得过时。与此相应，我按照麦克多威尔对我的评论——“达尔文语气”弥漫我的著作——来理解它。麦克多威尔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断言我对前达尔文的谈论方式的怀疑“反映了非实用主义者对达尔文派词汇的明显的喜爱，及把它作为我们能够真正视它为允许我们描绘实在的惟一语言工具”。
我不认为达尔文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描绘实在，甚或仅仅更好地描绘我们人类。但是，这种描绘人类的方式在由关于文化的故事加以补充时（如杜威和丹尼特所补充的那样），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技巧，防止人们使二分法过分戏剧化，从而防止产生哲学难题。通过强调形成一个新器官和形成一种新词汇之间的类比，以及通过强调有关大象如何获得它的象鼻的故事和有关西方人如何获得粒子物理学的故事之间的类比，我们新达尔文主义者希望使我们的自我形象更加丰满，这种自我形象已经由浪漫主义诗人加以草描，并且部分地由尼采和杜威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