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

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

正如我所注意到的，麦克多威尔看到自然领域和法则领域之间的严格的二分法。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者是否认这种严格二分法的哲学家们；他们是具有还原论本能的人，如蒯因。蒯因认为，物理学语言具有某种优先权，而不符合这种语言的一切都必须被看做是对实际便利的让步，而不是对事物的实际状况的说明。

麦克多威尔有时把他的自然一法则二分法改写为两种可理解性之间的二分法，正如下面的段落所说的：

现代科学革命使关于独特的可理解性种类的新的清楚的概念成为可能，自然科学允许我们在事物中发现这种可理解性……我们必须严格地把自然科学的可理解性同我们在把它置于理性的逻辑空间时获得的那种可理解性区分开。这是确认逻辑空间二分法的一种方法，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拒绝这样做。[248]

在他的图画中，像蒯因（有时甚至包括塞拉斯）这样的人如此受自然科学影响，以致他们认为第一种可理解性是惟一真正的可理解性。

我认为，在讨论科学革命的成就时，做麦克多威尔未做的一个区分是重要的：在粒子物理学（连同能够很容易与粒子物理学相联系的自然科学的微观结构部分）和自然科学的所有其余部分之间的区分。不幸的是，粒子物理学迷住了许多当代哲学家，正如粒子力学迷住了约翰·洛克一样。蒯因曾经说，翻译的不确定性区分于理论的不确定性的理由是，心理学上的解释差异（不同于生物学解释的差异）不对基本粒子运动构成任何差别的理由。大卫·刘易斯认为，除了这些基本粒子，宇宙中的一切对象都是人工制品。塞拉斯本人完全倾向于用德谟克利特的术语把自然描述为“原子和虚空”，并且倾向于炮制有关如何使“科学”形象和人类的“明白的”形象相调和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为了预防这种低能的和还原论的思考非人类自然的方式，记住这一点是有用的：牛顿的原始粒子论和当代的粒子物理学所共享的可理解性形式，在有关板块构造学的地质学中或在达尔文和孟德尔对遗传和进化解释中，没有任何相对应的东西。在自然科学的那些领域中，我们所获得的东西是叙述性的、自然的历史，而不是法则支配下的对事件的假定。(https://www.daowen.com)

所以，我认为，麦克多威尔不应该接受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在自然科学中存在一个“独特的可理解性形式”，并且它表现为通过法则联系事件。应该说，戴维森所谓“严格法则”在自然科学中是个例外——如果你能够获得它们当然是好的，但它们不是科学解释必要的东西。[249]最好把“自然科学”看做是诀窍集合的名字，而不是自然种类的名字。甚至最好停止使用像“可理解性的形式”这类术语，因为这样人们可能避免担忧（正如麦克多威尔所担忧的那样）“我们所经验的东西是否外在于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可理解性领域”。[250]

如果你被确实给你提供严格法则的那种自然科学迷住，你将倾向于通过说“理性的逻辑空间”是自成一类的，使自然和理性之间的对照过分戏剧化，正如麦克多威尔所做的那样。我将会论证，它并不比政治学论证或生物学解释或足球或木工的逻辑空间，更自成一类，或更不自成一类。所有语言游戏都是自成一类的。这就是说，它们不可被还原为另一种语言游戏，在这里，“可还原性”的检验标准是，发现把在一种语言游戏中所做的陈述和在另一种语言游戏中所做的陈述相联系的实质条件。但是，这种意义的“自成一类”——棒球与足球、回力球、篮球、象棋和扑克牌成鲜明对照，是自成一类的——在哲学上是没有结果的。

如果我们试图赋予哲学维特根斯坦式的平静，我们应该做杜威所做的事情：试图使所有的传统哲学“二分法”看起来像是不同工具为不同的目的服务这个事实的过分戏剧化。我们应该把你不可能同时使用意向性谈话方式和粒子谈话方式这个事实，看做和你不可能同时玩棒球和回力球这个事实一样，恰恰在哲学上是没有结果的。我们不应该让这个事实使我们对如何“把理解和可感性、理性和自然带回到一起”[251]感到惊讶，正如麦克多威尔感到惊讶那样。

总之，麦克多威尔认为，我们需要在适当的位置上保持宏大的理性一自然、法则一理性二分法，而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并这样认为。我认为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和麦克多威尔双方都对这个二分法过于大惊小怪，并且用它制造似是而非的问题。他们过于大惊小怪的原因是二者都谈论可理解性，而不是便利。

蒯因认为，粒子物理学给我们提供有关可理解性的一个真实范例。我认为，我们最好完全摆脱“可理解性”[252]概念。我们应该取代解决问题的技巧的概念。德谟克利特、牛顿和道尔顿用微粒和法则解决某些问题。达尔文、吉本和黑格尔用叙述解决其他问题。木匠用锤子和钉子解决其他问题，而士兵用枪制止其他问题。哲学家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些问题解决者中的某些人所使用的语词妨碍其他问题解决者所使用的其他语词。这些问题不是存在领域之间的二分法造成的，而是由文化的帝国主义者造成的，文化的帝国主义者是具有崇高伟大的一神论幻觉的人，如蒯因和费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