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准则形成的思想史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暗示，哲学史仅仅碰巧不同于某种自然科学的历史。在二者中，我们都有阻止后来的发展被看见的背景论解释和利用我们自己的较好知识的“辉格主义”解释之间的对照。我所提到的惟一差别是，由于哲学比生物学更有争议性，对已故大哲学家的弄错年代的重建比对已故生物学家的弄错年代的重建更为多样。但是，迄今为止，我的讨论忽视了人们如何挑选谁算作已故的大哲学家的问题，已故大哲学家与已故的其他什么家相对。所以，它忽视了人们如何从“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中，挑出“哲学”史的问题。对生物学史而言，后一类问题并不产生，因为它同有关植物和动物的著作的历史是有同等范围的。问题仅仅在化学史的相对不重要的形式中产生，因为没有人很关心我们称巴拉塞尔苏斯[10]为化学家，还是炼金术家，或者二者兼是。关于普尼利（Pliny）是否和孟德尔是同样意义上的生物学家的问题，或者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腐烂的发生》是否算作化学著作的问题，并不激发深刻的激情。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我们有清楚的进步的故事要讲述。我们从哪一点起开始讲述故事——从哪一点起我们看到“一个学科”从思辨的混乱状态出现——这并不会造成多少差异。

然而，当我们涉及哲学史时，它确实会造成差异。这是因为，除了我迄今为止提到的两种风格外，“哲学史”还包含第三种风格。除了像约翰·顿（John Dunn）对洛克的重建和施利温德（J.B.Schneewind）对西季威克的重建这样的斯金纳式的历史重建外，以及除了由本内特提供的对英国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或斯特劳森提供的对康德的理性重建外，还存在大的概括性的思想史故事——黑格尔是这种风格的典范。在我们的时代，这种风格的代表有，譬如说，海德格尔、赖欣巴哈、福柯、布鲁门伯格（Blumenberg）和麦金太尔（Mac-Intyre）。[11]它的目标在于，同理性重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自我辩明，但其规模是不同的。合理性重建的典型目标在于断言，已故的大哲学家有某些卓越的思想，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弄清它们。它们通常把它们自己限于哲学家著作的相对较小的部分——譬如说，康德论现象和实在之间的关系、或者莱布尼茨论样式（modality）、或者亚里士多德论本质、存在和预测概念。它们是从某些晚近哲学著作的观点出发撰写的，可以合理地说，这些晚近哲学著作所讨论的问题与已故大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相同。它们的意图是表明，他赋予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是可能的和令人激动的，但需要重申或精炼——或者，也许，需要那种严格的反驳。相反，思想史在有疑问的层次而不是在问题的解决层次起作用。它更多地把时间花费在追问“为什么任何人应该使某个问题成为他思想的核心？”或者“为什么任何人应该认真对待某个问题？”，而不是问在什么方面已故大哲学家的回答或解决办法与当代哲学家的回答或解决办法一致。它典型地依据其全部的作品而不是依据其最著名的论证来描述哲学家（譬如说，把康德描述为三大批判的作者、法国革命的热烈支持者、施莱格尔马赫神学的先驱者，而不是把康德描绘为“先验分析”的作者）。它想要证明历史学家及其朋友拥有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哲学关注（把哲学接受为他们所接受的东西）的合理性，而不是证明他们提供给哲学问题的特殊解决办法的合理性。它想要把可能性赋予某个哲学形象，而不是通过指出一个已故大哲学家如何预期这种解决办法或如何未能成功预期这种解决办法，把可能性赋予特定哲学问题的特殊解决办法。

这第三种思想史类型的哲学史的存在是科学史和哲学史之间存在表面差别的另外原因。科学史家没有感到需要证明我们的物理学家关注基本粒子或者我们的生物学家关注DNA的合理性。如果你能够合成类固醇，你就不需要历史的辩护。但是，哲学家确实需要证明他们对语义学或知觉或主客体统一体或人类自由的扩展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关注的合理性，讲述大的、概括性故事的哲学家确实关注这些东西。关于哪些难题是“哲学难题”以及哪些问题是哲学问题的问题，是思想史般的哲学史主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生物学史或化学史能够把这种问题作为语词问题打发掉。他们能够简单地把所讨论的学科中的当前无争议的部分看做历史趋向于证明的部分。而作为进步史的科学史的目标并不处于争论中。

我前面曾经说过，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之间存在表面差别的一个原因来自这个事实：譬如说，对上帝的存在意见不一致的哲学家们仍然是哲学领域的同事。这种表面差别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上帝的存在是否是一个重要的或有趣的或“实在的”问题持异议的那些人也是职业上的同事。被称为“哲学”的学术学科不仅包含对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且包含有关什么问题是哲学问题的全部分歧。从这个观点看，合理性的重建和思想史式的重新阐释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与正在被重建或正在被重新阐释的已故大哲学家的意见分歧的程度不同。如果某人主要与他在问题的解决办法上发生分歧，而不是在有关哪个问题需要讨论上发生分歧，这个人就会认为自己正在重建他（譬如说，艾耶尔重建贝克莱）。如果某人认为自己正在表明人们无需思考他试图考虑的问题（譬如说，艾耶尔对海德格尔的轻蔑解释，或者，海德格尔轻蔑地把克尔凯廓尔描述为“宗教作家”，而不是“思想家”），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正在解释为何他不应该算做是一个哲学家同伴）。人们将重新界定“哲学”，以便从该准则来解释他。

准则的形成对科学史而言不是问题。人们不必使自己的科学活动和已故大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发生联系，以便使它看起来更值得尊敬，或者不必把某个著名的先驱者贬抑为伪科学家，以便证明他自己的关注的合理性。在哲学史中，准则的形成是重要的，因为“哲学”这个词除了描述性的用法外，还有重要的含尊崇性的用法。描述性地加以使用，“哲学问题”这个词可能意指目前由某个当代的“派别”论辩的问题，或者它可能意指由所有或许多历史人物论辩的问题，这些历史人物通常被称为“哲学家”。当然，尊崇地加以使用，它意指应该得到论辩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此普遍和如此重要，以致它们应该存在于所有地方和时代的思想家的头脑中，无论这些思想家是否设法明确表述这些问题。[12]

在理论上，“哲学问题”的尊崇性用法与合理性重建无关。想同笛卡尔论辩心身二元论，或同康德论辩现象与实在区分，或同亚里士多德论辩意谓和所指（meaning and reference）的当代哲学家无需宣称：无论人类何时反思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命运，这些主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通常他们未这样宣称。理性的重建者典型地把他自己限于断言：这些主题是有有趣经历的主题，而且关于这些主题仍然有有趣的工作要做——正如科学史家关于鸟的分类学和精神病的种类可能会说同样的东西。对合理性的重建和随后的论证的目的而言，不需要为一个主题是否“不可避免”而担忧。对思想史而言，即对那种具有道德教训的理智史而言，存在这种需要。因为得到的道德教训是，我们处于或不处于提出哲学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并且思想史家有理由接受某个问题。相比较而言，理性的重建者无须质问哲学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上，正如科学史家无须质问当代的生物化学是否处于良好状态。(https://www.daowen.com)

在理论上，“哲学”的尊崇性使用也与历史的重建无关。如果当代的思想史按哲学准则解释洛克或克尔凯廓尔，背景论的历史学家就能够继续冷静地描述洛克或克尔凯廓尔看起来如何。从背景论的历史观看，不存在对大故事的需要，这种故事延伸许多世纪，嵌入于其中的是对诸如17世纪的英国政治或19世纪的丹麦宗教的叙述。对这种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选择的人物是否“确实”是一位主要哲学家、一位普通哲学家、一位政治家、一位神学家或一位纯文学作家，是不重要的，正如美国的鸟类协会的分类活动对有关金翼啄木鸟（flicker）的交配行为的自然主义者记录是不重要的一样，美国的鸟类协会仅仅在其后进行重新分类。从某个人的哲学接受能力看，他可能分享盎格鲁一萨克逊式的信念——在康德和弗雷格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哲学进步——而作为历史学家，他仍然乐于重获席勒和谢林所关注的问题。

但是，准则形成在历史的和理性的重建方面的理论上的独立性，实际上很少达到预期的标准。实际上，合理性的重建者并不想困扰重建，并与较小的哲学家论辩。历史的重建者想使在某种东西——如果不是哲学的话，那么也许就是“欧洲思想”或“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位置的人们重现。这两种重建风格的工作总与期待最近的准则形成工作的眼光有关，而这种眼光是思想史家的特权。因为他是在他们的尊称意义上使用像“哲学”和“哲学问题”这样的词的人。因此，他是决定什么东西值得思考的人——哪些问题是我们时代的“偶然安排”问题，以及哪些问题是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联系起来的问题。作为决定谁“理解”确实重要的东西和谁仅仅在为他的时代的偶然现象而分心的人，他扮演了在古代由圣人扮演的角色。古代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惟一差别是，现时代的高级文化已经意识到我们可能不知道哪些问题确实是重要的问题，而古代世界则未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担心，我们仍然可能对哲学词汇产生影响，这些词汇是“实在”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词汇是天体物理学的“实在”主题一样。这个意义——对在特定的词汇中提出的问题而言，某个人对词汇的选择至少和他的回答一样重要——已经导致思想史家取代哲学家（或者，对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而言，已经导致“哲学”作为某种特别抽象的和随意放任的那种理智史的名称而被使用）。

更简单地说，这最后一点可以这样表达：现在，没有人确信“哲学问题”的描述性意义与这个词的尊称性使用有多少联系。没有任何人敢完全肯定，当代（任何派别的）哲学教授所讨论的问题是“必要的”问题，或者仅仅是我们的“偶然安排”的一部分。另外，没有人敢肯定，由所谓的《西方哲学史》这样的著作所提供的已故大哲学家的所有或大部分准则所讨论的问题——譬如说，一般概念、心和身、自由意志、现象和实在、事实和价值——是重要的问题。偶然地，在哲学之内和在哲学之外，这种怀疑表明，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或全部仅仅是“哲学问题”——以轻蔑的方式使用这个词，就像化学家使用“炼金术”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上层结构”或贵族使用“中产阶级”一样。历史重建赋予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在理智上和在道德上与我们处于同等地位的某些人，对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和深刻的问题不感兴趣。由于这种历史重建是有关哲学（在它的任何描述意义上说）是否重要的怀疑的源头，因此，现在的思想史家把哲学家置于他的位置中，而不是置于相反的位置中。他收集历史人物和戏剧化的叙述，表明我们如何开始问那些我们现在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和深刻的问题。这些历史人物留下著作，于是这些著作构成准则，为了辩明这些著作，人们必须查看一系列书目。

关于哲学的历史学的第三种风格，我可以这样概括：它是对确认哪些哲学家是“已故大哲学家”负责的那种风格。就这个角色而言，它寄生于前两种风格并且综合前两种风格（历史的重建和合理性的重建）。与合理性重建不同，并且与科学史不同，它必须为弄错年代担忧，因为它不能把谁算作哲学家的问题看做由目前所描述的那些哲学家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当然，与历史的重建不同，它不能停留在过去的人物所使用的词汇上。它必须把该词汇“置于”诸词汇系列中，并且通过把它置于追溯词汇变化的叙述中来评估它的重要性。在方式上，同合理性重建一样，它是自我辩明的，但是，它受关于更伟大的自我意识的希望的激励，正是这同一个希望促使人们从事历史重建。因为思想史想要使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仍然在途中——它提供给我们的戏剧性叙述由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当它完全自觉时，它怀疑，是否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都可能不是早先时代的“偶然安排”的一部分。它坚持认为，即使它们中的某些问题确实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些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