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言论集

我迄今为止所描述的三种风格与使用“哲学史”这个词时首先在头脑中想到的那种风格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个风格，即我所说的第四个风格，是最熟悉的风格和最可疑的风格。我将称之为“哲学言论集”。这种风格的例证是这种著作，它从泰勒士或笛卡尔开始，同大致与作者同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缠绕在一起，简略地描述传统上被称为“哲学家”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关于传统上所谓“哲学难题”必须说的东西。正是这种风格造成厌倦和绝望。吉尔伯特·赖尔把这种风格看做是他自己对柏拉图和其他人进行冒险的合理性重建的理由，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们的历史哲学标准”的存在是“灾难本身，而不是有关它的单纯的风险”。[13]我怀疑，他的大部分读者会真诚地赞同。即使是最诚实、最审慎和最详尽的《哲学史》——特别是这些著作，似乎也要剥去它们所讨论的思想家的皮。历史重建的支持者对这个灾难的反应是，坚持辩明文本写作背景的需要；而合理性重建的支持者的反应是坚持主张，我们按照“现在对他们讨论的难题所做的最好的工作”来看待已故的大哲学家。二者都力图使已经被制成木乃伊的人物复活。

我认为，对灾难的这种解释，是大多数试图讲述“从前苏格拉底到我们的时代的哲学故事”的哲学史家，预先知道他们的论著的大部分章节标题是什么。实际上，他们知道，如果大量的预期标题缺失，他们的出版者不会接受他们的手稿。他们典型地按照一个准则工作，按照19世纪新康德主义派的“核心哲学问题”概念，这个准则是有意义的，但是，现代读者很少认真对待这个准则。这已经导致绝望的努力：使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穆勒和尼采、笛卡尔和卡尔纳普谈论某些共同的主题，无论历史学家或他们的读者是否对那些主题有任何兴趣。

从我使用该术语的意义上说，哲学言论集就是试图把一个疑问强加于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在没有指涉该疑问的情况下被草拟的；或者，相反，它把一个准则强加于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在没有指涉该准则的情况下被建构的。第欧根尼赋予哲学言论集一个坏的名称，坚持让处于先前被表述的准则中的每一个X对“X认为善是什么？”这个问题负责。19世纪的历史学家赋予它一个更坏的名称，坚持让处于另一个这种准则中的X对“X认为知识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负责。分析哲学家大有可能使情况更加糟糕，他们坚持回答“X的意义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如海德格尔坚持回答“X认为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样。当然，这种使新问题符合旧准则的尴尬尝试提醒我们，新的哲学言论集通常开始一个新的、勇敢的和修正主义的尝试——消除以前的哲学言论集的传统的呆板和单调——这个尝试是由“真正的哲学难题已经最终被发现”这个信念激发的。所以，哲学言论集的真正麻烦是，它是讲述理智进步的新故事的半心半意的尝试：按照最新的发现来描述所有文本。它是半心半意的，因为它缺乏调整准则使之适应新发现的勇气。

这种周期性发生的半心半意的主要理由是，“哲学”是自然种类的名称——是一个学科的名称，这个学科在所有时代和地方设法挖掘到同一个深刻的基本问题。所以，一旦某人在一定程度上被确认为一个“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大科学家、大神学家、大政治理论家或其他什么家相对），那么，他就必须被描述为在研究那些问题。[14]由于每一代新的哲学家都宣称已经发现那些深刻的基本问题确实是什么，所以，每一代哲学家都必须推断大哲学家如何可能被视为已经关注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得到新的勇敢的哲学言论集，在几代人之后，这种言论集看起来和它们的前任一样是灾难性的。

为了摆脱哲学是一个自然种类的观念，我们一方面需要更多和更好的背景论历史重建，另一方面需要更自信的思想史。我们需要意识到，现时代的“偶然安排”促使我们视之为问题的问题可能是比我们的祖先所问的问题更好的问题，但是，无须是同样的问题。它们不是任何反思者必定已经遭遇的问题。我们需要设想，我们不是在对我们的祖先对其作出反应的刺激物作出反应，而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创造出新的和更有趣的刺激物。我们应该通过宣称我们正在问更好的问题来辩明我们自己，而不是通过宣称给我们的祖先不正确地回答的永久而“深刻的基本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来辩明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把基本的哲学问题看做每个人实际上应该问的那些问题，或者看做每个人会问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问的话），而不是看做每个人无论是否了解它都确实会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有机会与之交谈的话，已故的大哲学家会被迫对某个主题提出看法，从而使他能够看到基本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他对我们能够从他的著述中挖掘出来的那个主题持有“含蓄的”观点。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是，他头脑中从未出现他必须对该主题持有观点的念头。这恰恰就是我们从背景论的历史重建那里获得的有趣的信息。

我的主张——哲学不是自然种类——可以通过指涉下述流行观念而得到重申：哲学处理被特殊的学科，或者更为一般地说，被其他文化领域抛弃的“方法论的”或“概念的”元问题。如果它意味着，在每个时期，存在由旧观念和新观念的冲突（在科学中、艺术中、政治中，等等）产生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当时更具创造性的、做浅薄涉猎的和更富有想像力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那么，这种主张是可能的。如果它意味着，这些问题总是关于同一个主题的问题——譬如说，知识或实在或真理或意义或善或某种其他的抽象的东西的性质，这些东西都非常模糊，足以使历史时期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那么，它就变成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通过想像动物研究的初始时期来拙劣地模仿这个哲学概念，这个时期所确立的“第一生物学”和“第二生物学”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区分。按照这个概念，较大的、较突出的、给人较深刻印象的和较典范的动物是特殊学科的关注对象。所以，关于大蟒、熊、狮子、鹰、鸵鸟和鲸鱼的共同特征的理论得到发展。这种理论在某些适当模糊的抽象概念的帮助下得到表述，是相当精巧和有趣的。但是，人们继续同其他东西一起前进，以适应“第一动物”的准则。苏门答腊的巨鼠、巴西的巨蝶以及（更有争议的）独角兽被考虑在内。随着准则的扩展，第一生物学的适当性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后，恐龙的骨骼和猛犸象的骨骼也被算在内。情况仍然变得更为复杂。最后，第二生物学家变得如此善于在试管里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以致他们通过把他们的高大的新创造物带到楼上并要求被迷惑的第一生物学家给它们腾出位置来自娱自乐。把第一生物学家的曲解看做他们试图设计接受这些新的典范项目的理论，产生了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第一生物学的某种轻蔑。(https://www.daowen.com)

我希望得出的类似存在于“第一生物学”和“历史哲学”之间以及“第二生物学”和“理智史”之间。与更为广泛的理智史脱离联系的哲学史具有某种意义，如果它仅仅论及一两个世纪的话——譬如说，它是从笛卡尔到康德的阶段性故事。黑格尔把笛卡尔的主体性展开为先验哲学故事和吉尔松有关知识表象理论的归谬法的故事，是能够通过忽视更广泛的背景而得到构造的有趣叙述的范例。这两个故事仅仅是注意跨越175年的许多著名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笛卡尔、霍布斯、马尔伯朗士、洛克、孔荻亚克、莱布尼茨、沃尔夫、贝克莱、休谟和康德——任凭哲学史家加上或减去一些名字）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别的许多可能的和有趣的方式之中的两种方式。但是，当某人试图在这种故事的一端添加上黑格尔本人，或者在另一端添加上培根和拉米斯（Ramus）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具有倾向性。当某人试图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结合为一个整体时，似乎存在这样做的许多方式——取决于他把哪一篇柏拉图对话或哪一篇亚里士多德论文看做是“基本的”——以致于替代性的故事大量产生。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如此的伟大和令人敬佩，以致用描绘像霍布斯和贝克莱这样的哲学家的术语来描绘他们，开始显得有些古怪。另外，把奥古斯丁、阿奎那和奥卡姆看做是哲学家还是神学家，也是个难题——更不用说由老子、商羯罗（Shankara）[15]和相似的异域怪人所提出的难题。使所有事情更加糟糕的是，哲学史家总是怀疑如何使所有这些人置身于旧的标题下，恶作剧的知识分子继续调和新的理智复合物，而大胆的哲学史家拒绝称它们为“哲学”。一旦虚构把前面提到的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同G.E.穆尔、克里普克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联系起来的故事成为必要，哲学史家就准备放弃“哲学”这个标题。

他们应该放弃。我们恰恰应该停止试图撰写所谓以泰勒士为开端和以譬如说维特根斯坦为结尾的《哲学史》。这种著作经常由于极端的派性理由被拒绝讨论，譬如说，普罗提诺、孔德或克尔凯廓尔，他们勇敢地尝试发现贯穿于所有伟大哲学家的“持续的关注”。但是，他们时常为此而尴尬，因为即使是最著名的和最不可忽视的哲学家也未讨论过其中的某些关注，而且在某些思想贫乏的时期，其中的这个或那个关注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哲学家的注意。（例如，他们必须为标题为“16世纪的认识论”或“12世纪的道德哲学”或“18世纪的逻辑学”的章节的内容之缺乏或简略而担忧）。思想史式的理智史学家——写作非常概括的自我辩明故事的那些人——轻视文德尔班和罗素所撰写的那种哲学言论集，这不足为奇。分析哲学家和海德格尔应该——各自以他们的独立方式——发现对哲学史而言的一些新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企图通过撰写“有关哲学”的历史从理智史中挑选出引人捧腹大笑的事，和我想像的“第一生物学家”企图从动物王国中挑选出引人捧腹大笑的事一样，是预先注定的。这两个企图都假定在底部被剧烈搅拌的各种原料的某些基本成分自然漂浮到顶部。

这幅挑选引人捧腹大笑的事的图像，假定有关所谓“哲学”的更高级的和更纯粹的历史和“理智史”之间的对照。“哲学”被认为是对永久的和持续的主题有专长的那些人对该主题的知识的探求，而“理智史”至多被看做是文学家或政治活动家或神职人员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自相矛盾的观点的记录。当这幅图像和这个隐含的对照受到质疑时，进攻的行为通常采取这个意见：哲学不是对知识的探寻，它是（正如初学者想说的）“所有有关观点的问题”。换言之，这个攻击可以表达为，如果我们抛弃传统的对照，我们就已经把哲学归结为“修辞学”（与“逻辑学”相对）或“说服”（与“论证”相对）或某种低层次的和文学的东西，而不是高层次的和科学的东西。由于哲学作为专业学科的自我形象仍然依赖于它的准科学的特性，对挑选引人捧腹大笑的事的这幅图像背后的假设的批评，被看做是对作为职业活动的哲学本身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对它的一个分支即所谓“哲学史”的挑战。

通过采纳有关知识和观点之间的区分的社会学观点，人们可能在避免挑选引人捧腹大笑的事的这幅图像的同时，缓和这个攻击。按照这种观点，说某种东西是观点问题恰恰就是说，在该主题上，偏离流行的共识与某个相关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是相容的。说它是知识就是说这个偏离是不相容的。例如，在美国，有关投谁的票的选择是“观点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新闻应该摆脱政府的审查制度。具有健全思维的俄国人知道这种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他们认为，是否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入劳改营或精神病院是一个观点问题。这两个共同体都不把未能把通常主张的东西宣布为知识的那些人接受为成员。与此相似，在哲学系里，说实在的本质或上帝的存在是“观点问题”，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致的人们能够获得同一个机构的承认，或者受同一个机构雇佣，并且能够把学位授予同一个学生，等等。相反，持有托勒密的行星观点或持有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物种起源观点的那些人将被驱逐出受人尊敬的天文学系和生物学系，因为那里的成员资格要求人们知道这些观点是假的。所以，任何人都能够仅仅通过指出自觉的哲学家共同体为他使用“哲学知识”这个词辩护，进入该共同体的许可要求在某些观点上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存在或不存在实在的本质，存在或不存在非异化的人权，存在或不存在上帝）。在该共同体内，我们将在已知的前提上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寻求进一步的知识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正如我们在生物学系和天文学系中发现这种前提和这种寻求一样。

当然，这种共同体的存在，与是否存在什么有趣的东西把该共同体和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笛卡尔、康德、穆尔、克里普克或者德勒兹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完全无关。这种共同体应该自由地搜寻他们自己的理智先驱，而无需提及已故大哲学家以前确立的准则。他们也应该不受约束地宣称根本没有任何祖先。他们也应该感觉到不受约束地挑出他们所喜欢的过去的任何一个部分，并且把那些部分称为“哲学史”，而无须提及任何人以前称为“哲学”的任何东西，或者完全忽视过去。因此，愿意放弃发现使她和譬如说美国哲学学会或心灵学会或德国哲学学会的所有其他成员团结起来的共同兴趣之努力的人，能够自由地放弃以通常的章节撰写《哲学史》的努力。她能够随意创造新的准则，只要她尊重别人创造替代性准则的权利。我们应该接受像赖欣巴哈这样对黑格尔不屑一顾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尝试把亚里士多德看做过于深奥的生物学家，把贝克莱看做偏执的主教，把弗雷格看做持有不合理认识论主张的独创性的逻辑学家，把穆尔看做不完全理解哲学是什么的有魅力的业余哲学爱好者。我们应该强烈要求他们这样做，看看在上述这些人被忽略和一些不熟悉的人被引入的情况下，他们会讲述怎样的历史故事。只有在这种试验性的改变准则的帮助下，哲学言论集才能够避免。思想史恰恰使这种改变成为可能，而哲学言论集恰恰使这种改变失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