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科研要创新思路与方法
随着国家的发展，经济实力的提高，特别是党和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这些年来，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是有目共睹的。我这里只说投入中医药的科研经费，直观感觉，那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简直是有天壤之别。纵观全国的中医药战线，大家也基本都是受益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投入，就要有产出，这才是正常的。我在职时参加过不少湖北地区的中医科研成果鉴定，有些成果的鉴定等级还不低，“国内首创”“国内领先”的都有，但对于成果的转化工作，则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有的成果一经鉴定就束之高阁，记得20世纪90年代，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其所用的技术而言，现代医用检测仪器和方法基本上都派上了用场，甚至延伸到其他边缘学科；就其深度来看，大至脏器、腺体，小至微细结构，乃至细胞、亚细胞、亚分子水平；有关“证”研究的报道不仅限于中医报纸杂志，现代医学杂志也不乏其内容；围绕“证”研究的学术讨论，从各个不同角度广泛展开；“证”的模型的研究亦日趋深入。从当时看，这些都是中医学从业者在“证”研究领域所作的大量艰难而且应该说是有价值的勘探、开路工作，它力图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反映“证”的本质，似乎是中医学发展的理性躁动。
在1991年第8期的《医学与哲学》上，我发表了《“治”在“证”研究中的思考：从脾虚证本质研究谈起》一文，并以脾虚证本质研究为例，说明我对当时“时髦”的“证”本质研究的一些看法。
脾虚证研究者以多个指标的变化来证明这些指标哪个最明确、最能说明问题。但是，对这些有变化的指标如何做出综合性评价并找出它们与脾虚证的结合点，确定它们代表脾虚证的“可信度”，借以客观地揭示脾虚证的本质，这是“证”研究者一时还难以回答的问题。另外，各个指标之间是否相关或有相关性，如同大型复方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一样，使人感到困惑不解。这些有变化的指标，是否就可以作为脾虚证辨证的依据呢？何况，整个“证”本质研究都存在着指标不特异的问题，即使（当然仅仅是假说）这些指标可以作为脾虚证的辨证依据，针对有多个客观指标的脾虚证，将怎样确定治疗原则和选用适当的方药呢？如脾虚证时患者所表现的唾液淀粉酶低，是不是意味着补充了这种物质就能清除脾虚证的存在？面对脾虚证时患者多项指标的异常，又将如何处理？我当时认为，看来“证”本质的研究并未达到这样理想的目的，即它丰富或发展了中医理论，并对临床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这是当时的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
作为一门科学，其概念、原理应该是事物本质和客观过程的真实反映，然而，中医学的许多概念和原理确实存在着“只是对事物外表现象的观察与概括”[1]的问题。如借以诊断“证”所依据的症状及舌、脉等，也只是对事物外表现象的描述，并且，中医学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模糊定性概念，这种模糊概念对中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尽管中医学有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但毕竟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未能揭示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内容。当时普遍开展的“证”的实质研究，就是进行客观实证研究的具体步骤，就其必要性来说，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的焦点是“证”与“治”必须统一，这里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我当时就认为，有下列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从“证”研究者寻求结论的思维及结论本身来看，多数研究对其使用的实验设备的原理及检测结果仍然要用西医的有关理论解释，很多研究确实都是在进行西医对中医的“印证”[2]，与中医理论并无联系，甚至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思维方式与中医理论不相符合。中医脏象理论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如在研究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某“证”时，要看这种“证”并不代表实质脏器复杂的病理活动，只是人体病理活动主要矛盾的抽象，绝不能把这种病理活动看作是人体实质脏器“照相式”的反映。无论属于哪个层次的“证”，一方面，它不可能是单一物质量变的结果[3]；另一方面，即使一个“证”与多个系统甚至是多器官生理、病理变化的多项指标发生联系，可能各指标之间大部分也不过是互不关联的单变量的问题，还是难以客观地阐明多数“证”的本质。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并未被一些人所接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某种病或某几种病进行一次辨证，然后再进行某项指标的检测，最后经过统计和讨论来得出某个结论。这种企图通过大量以上形式的研究工作，创建一个既精确又直观而完整地反映传统理论的现代中医辨证体系，并以简洁的指标或数据来表达和鉴别各种“证”的努力，恐怕是徒劳的[4]。
从有关“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来看，也使人无所适从。如对脾虚证的研究，随着认识的深化和科技的进步，未来生物医学工程提供的脾虚证研究的检测方法和指标将越来越多，新、老指标所显示的结果和随之引出的结论层出不穷，但是，什么是脾虚证的“黄金指标”呢？面对脾虚证本质的研究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结论，临床工作者如何从中找出作为治疗脾虚证的依据，至少现在看来是困难的。
目前追求“证”的客观指标的特异性，把各“证”定量地区分开来，代表着“证”本质研究的总体意向。[5]依我所见，若研究“证”的思维与模式不进行新的探索与改进，实现上述想法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
对“证”的研究如果离开中医学本身，脱离实用性这一原则，采用多人一个模式，研究思路不变，走总方向雷同的老路，无论如何追赶最新仪器、最新指标、最新理论，也难以做出令人鼓舞的成绩。相反，还会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浪费，这些问题应引起“证”研究者的强烈反思。(https://www.daowen.com)
中医、西医两大体系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用生搬硬套的方法虽然能使中医诊治疾病的客观性指标显而易见，并带有现代科技印记，实际上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并不能起到发展和指导作用。相反，还可能把中医搞得面目全非，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思给我们的启迪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要开阔视野，开拓思路，注重研究方法的改进，并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尤其不能把研究现代医学的模式与方法看作是研究中医的唯一途径，否则，“证”的研究要深入下去将是困难的。
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经说得好：“认识一位巨人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
[1]毕焕州.理论的圆满与实践的缺陷［J］.医学与哲学，1989（08）：25⁃27.
[2]王洪琦.中医理论实验研究中的困惑和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0（05）：25⁃26.
[3]梁茂新，王普民，李东安.证本质研究的困扰和启迪——从环核苷酸为指标的证本质研究谈起［J］.医学与哲学，1989（07）：1⁃4.
[4]张文安.微观辨证何处去［J］.医学与哲学，1990（05）：27⁃29.
[5]梁茂新，王普民，李东安.证本质研究的困扰和启迪——从环核苷酸为指标的证本质研究谈起［J］.医学与哲学，1989（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