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其 他
“要是我没有记错”，——议会小丑说，——“那么，通告〈即虚构的1850年告无产者的伦敦通告〉无论如何是由马克思的党徒、所谓议会的狼草拟的，并被偷偷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现在，在《祖国之友告哥达党人》的通告这一事件中，这条渠道又露出来了。”（“主要著作”第144页）
渠道露出来了！大概是脱肛了吧，自然科学的打诨者？
至于谈到“议会的狼”，——我们在下面就会知道，为什么议会的狼就像噩梦一样缠着议会小丑，——那么，他曾在柏林《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发表过下列声明：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
我从一位友人的信中得知，《国民报》（今年第41号）在根据福格特的小册子写成的一篇社论中，向公众发表了下列意见：
‘1850年曾从伦敦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福格特确信〉是由议会的狼，或者说被囚的狼草拟的，同时被偷偷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我既不曾看到这一号《国民报》，也不曾看到福格特的小册子，因此，我只能对上面的引证作如下答复：
（1）1850年我住在苏黎世，而不住在伦敦，1851年夏天我才移居伦敦。
（2）我平生既没有草拟过告‘无产者’的紧急通告，也没有草拟过告其他人的紧急通告。
（3）至于用汉诺威警察当局诋毁我一事，那么，我要以鄙视的态度把这种无耻的攻击回敬给它的制造者。如果福格特小册子的其他部分也像涉及我的那部分一样丑恶和虚伪，那它真堪与谢努和德拉奥德之流的拙劣作品[83]媲美。
威·沃尔弗”(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正像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动物的整个结构一样，沃尔弗按照抽出的一段引文就能正确地复原出福格特的全部拙劣作品。事实上，把卡尔·福格特同谢努和德拉奥德并列，他就显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了。
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妹妹。这成了“并不为难的”福格特的最后一个“证据”，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之间的诚意协商，“证明我特别同《十字报》派之间的关系”（“主要著作”第194页）。怎样打退肥胖的福斯泰夫的这类卑鄙攻击呢？要是这位小丑知道我的妻子有一位苏格兰祖先[84]，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而被当作叛乱者在爱丁堡市场上丢掉了脑袋，那他也许会原谅她有普鲁士大臣这样一个亲属。大家知道，福格特自己仅仅由于偶然性还在肩膀上留着一个脑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日内瓦举办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1859年11月13日）上，他报告说：
“法兰克福议会左派曾好久决定不了派谁去维也纳，派勃鲁姆去还是派他去。于是最后就抽签，抽出来的一根小棍作出了有利于，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利于勃鲁姆的决定。”（《日内瓦席勒纪念会》1859年日内瓦版第28、29页）
10月13日，罗伯特·勃鲁姆从法兰克福去维也纳。10月23日或24日，法兰克福议会极左派的代表团在去柏林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途中，到了科隆。我会见了代表团的先生们，其中有几个议员同《新莱茵报》关系甚密。这几个议员中有一个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被战地法庭枪决了，另一个在流亡中死了，有一个还活着；他们就福格特对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的使命玩弄的诡计，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
叫我别说话，叫我装哑巴，
因为要保密，我的责任大！[85]
在上述的日内瓦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11月），“圆满的人物”遭到了冷遇。当他像个毕恭毕敬的奴仆跟着他的庇护人詹姆斯·法济，醉汉般地摇摇晃晃走进纪念会会场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喊道：瞧，亨利来了，后面跟着福斯泰夫！当福格特在他的彬彬有礼的笑谈中把自己说成是罗伯特·勃鲁姆的第二个“我”的时候，人们好不容易才把几个怒火冲天的工人劝住，没有让他们冲上讲台去。最后，当他——他忘记自己在6月就把革命挫败了，——又亲自“再一次号召走向街垒”（《席勒纪念会》第29页）的时候，场内响起了一阵嘲笑的回声：“街垒！——牛屎堆！”[86]但是，国外十分清楚福格特的那一套革命空谈究竟值多少钱，因此，这次甚至没有随之出现通常的“一位南德意志公使的秘密质问”，而且在《总汇报》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文章。
福格特的全部施梯伯之歌，从“硫磺帮”到“前大臣”，不禁使人想起了但丁所说的那类诗歌能手：
Ed egli avea fatto del cul trombetta.[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