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严格要求自己仔细认真，因而我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较多的法国人抱怨我在论述施莱格尔兄弟，尤其是对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先生措辞过于尖刻。可是我相信，这里的人如果对德国文学史有更确切的了解的话，这类抱怨就不会发生了。许多法国人只是从奥·威·施莱格尔先生的高贵保护人、封·斯塔尔夫人的作品中知道这个人的。大部分人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记忆里听起来觉得有点像奥西利斯[1]的名字，是某种闻名可敬的东西，他们也只知道，奥西利斯是上帝的一个奇特的产物，在埃及受人尊敬。在奥·威·施莱格尔先生和奥西利斯之间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就极少知情了。
因为我曾经做过大施莱格尔的学生[2]，因此有人可能认为，我对他也许多少会留些情面。但是奥·威·施莱格尔先生给那位老毕尔格、他的文学之父留过情面吗？[3]没有，他完全依照传统习惯行事。因为在文学界犹如在北美洲野蛮人的丛林里一样，父辈一旦年老体弱，就被儿辈杀死。
我在上一部分里已经说过，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比奥古斯特·威廉先生更为重要；事实上，后者也只是依靠他弟弟的思想为生，而且只懂得把这些思想写成文章的本事。弗·施莱格尔是个思想深邃的人。他认识到过去一切美好的事物，也感觉到现代的种种痛苦。但是他不理解这些痛苦是神圣的。并且为了世界的将来得救是完全必要的。他看到太阳西落，便悲哀地凝视日落的地方，他看到夜幕降临，便哀叹黑夜的昏暗；他没有发现，一轮崭新的旭日已在相反的方向放射光芒。弗·施莱格尔曾把历史学家叫做“向后看的预言家”。这个称呼用在他自己身上倒是最好的写照。他憎恨现在，害怕未来，他那富有启示性的先知的眼光只投向他所心爱的过去。
这个可怜的弗·施莱格尔，他看不出我们时代的痛苦是新生的痛苦，而看成是临死的挣扎，由于怕死，他逃进了天主教会的摇动着的废墟里。天主教无论如何是最适合他心绪的避难所。他在一生中曾干过许多欢快狂妄的事情；但他把这些都看做是有罪的，是以后需要忏悔赎罪的，这样，《路琴德》[4]的作者必然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天主教徒。
《路琴德》是一部长篇小说，除了他的诗集和一部模仿西班牙风格的剧本《阿拉尔柯斯》[5]之外，这部小说是弗·施莱格尔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部独创之作。当时赞扬这部小说的不乏其人。现在的这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施赖尔马赫[6]先生当年就曾发表过评论《路琴德》的热情洋溢的书信。甚至还有批评家把这部作品赞誉为一部杰作，并且肯定地预言，它有朝一日将被认为是德国文学中的最佳作品。真该让官方当局把这些人拘留起来，就像人们在俄国把那些预言一场公共灾难的预言家们暂时都拘禁起来，直到他们的预言证实为止。可是不，诸神已使我们的文学避免了那场灾难；施莱格尔的长篇小说不久就由于它淫秽空洞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而现在已经湮没无闻了。路琴德是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个性感的、机智的女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情欲和机智的混合物。她的缺陷恰恰在于，她并不是一个女人，而是机智和情欲这两种抽象概念令人不快的结合。圣母也许会原谅作者写了这本书；缪斯却永远不会原谅他的。
有一部相似的长篇小说，名叫《弗罗伦亭》[7]，被人误认为是已故的施莱格尔的作品。这本书，正如大家所说，是他夫人写的，她是著名的摩西·门德尔松[8]的女儿，施莱格尔把她从她原来的丈夫[9]那里拐来，并同他一起改信了罗马天主教。
我相信，弗·施莱格尔信奉天主教是真诚的。他的许多朋友信仰天主教，我就不敢相信了。在这件事情上要想弄清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宗教和伪善是双生姐妹，两者看起来是那样相像，有时根本无法加以区分。她们外形、衣着和语言，全都一样。只是后者说起话来声调柔和一些，而且时常重复“爱情”这个字眼。——我说的是德国的情况；在法国，两姐妹中一个已经死亡，我们看到另一个还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自从封·斯塔尔夫人的《德意志论》发表以来，弗·施莱格尔还向读者赠送了两部大作，这也许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无论如何值得我们提出来大加赞赏一番。这就是他的《印度人的智慧和语言》[10]和《文学史讲稿》[11]。通过上面提到的第一本书，他不仅开了我们梵文研究的先河，而且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他对于德国犹如威廉·琼斯[12]之于英国。弗·施莱格尔以最特殊的才能学会了梵文，他在那本书里介绍的几段文字，翻译得非常出色。由于他深刻的观察力，他完全认识到印度人的叙事诗体斯洛卡[13]的意义。这种诗体就像圣洁清澈的恒河一样，浩浩荡荡地奔腾向前。与此相比，奥·威·施莱格尔先生则显得多么渺小，他用六韵诗体从梵文译出了一些片段[14]，就大肆炫耀自己，说他在翻译中没有采用扬抑格音步，而是刻意模仿了亚历山大诗体的一些诗韵学上的绝技。弗·施莱格尔的关于印度的著作想必定会译成法文[15]，我可以不必在此多加赞扬。我要指责的只是这本书所隐含的思想。它是为了迎合天主教的利益而写成的。这些人在印度的诗歌里不仅重新找到天主教同样的神秘，而且也找到了整套天主教的教级制度及其与世俗权力进行的斗争。在长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16]里，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像——中世纪。事实上，在《罗摩衍那》这部史诗里，如果说，国王维斯哇米特拉与法师伐斯许塔发生争执，那么这种争执同我们这里皇帝与教皇的争执所涉及的权益是一样的，虽然争执的焦点在欧洲这里叫做授职权[17]，而在印度那里叫做母牛萨巴拉[18]。
对施莱格尔的文学讲稿也应该受到类似的指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这里是从一个很高的立脚点俯瞰全部文学的，但这个高高的立脚点始终是一座天主教堂的钟楼。施莱格尔所说的一切，人们听来就是教堂的钟声鸣响；有时甚至听见围绕着钟楼盘旋的乌鸦在呱呱鼓噪。我觉得这本书里仿佛散发出大弥撒节上圣香的气味，在这本书最优美的地方，我仿佛看到尽是些教会的思想在探首窥听。然而，这本书尽管有这些缺陷，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学科中有比它更好的书。只有把赫尔德的这类著作收集在一起，人们才能对各个民族的文学获得一个全貌。因为赫尔德并不像文学上的宗教审判官似的，坐在法庭上，按照各民族信仰的程度来判定有罪或者进行赦免。不，赫尔德把全人类看做是大师手上的一张大竖琴，在他看来每个民族就是这张硕大无朋的竖琴上的一根特定的琴弦，他理解这些不同琴弦的声响所组成的普遍的和声。
弗·施莱格尔卒于1829年夏天，据说是由于饮食无度。他活了57岁。他的死引起了一场文学界最令人厌恶的丑闻。他的朋友，以慕尼黑为大本营的教士派，看到自由派报刊以不恰当的方式议论这一死亡事件，怒不可遏，因此大肆诋毁、辱骂、诽谤德国自由党人。可是随便怎么谩骂，他们也不能说出有哪个自由党人“曾诱拐了他的朋友的妻子，并且以后还长期依赖这个受辱的丈夫的施舍为生”。
现在我必须谈谈那位兄长，奥·威·施莱格尔先生，因为人们一定会要求我谈谈他的。如果我在德国还想谈论他，那么那里的人们将会用惊诧的眼光注视着我。
现在还会有谁在巴黎谈论长颈鹿呢？[19]
奥·威·施莱格尔先生于1767年9月5日出生在汉诺威。我不是从他本人那里知道的。我还从来没有那么冒昧地询问过他的年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日期我是在申德尔[20]的《德国女作家辞典》中看到的。所以奥·威·施莱格尔先生现今是六十四岁。亚历山大·封·洪堡[21]先生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断言，他的年纪还要更大一些。尚波利翁[22]也持这种看法。如果说我该谈谈奥·威·施莱格尔在文学上的功绩，那我首先又得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在这方面他无可争辩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译成德语的莎士比亚的剧本，译文优美，不可超越。也许除了格利斯[23]先生和普拉滕伯爵[24]先生外，奥·威·施莱格尔先生是德国最伟大的韵律学家了。在所有其他方面，他即使不是第三流，最多也只是第二流的人物。在美学批评方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缺少一种哲学的基础，其他的同时代人，首先是索尔格[25]，远远胜过了他。在古代德语研究方面，雅科布·格林[26]先生高高凌驾于他的上面。格林的德语语法一问世，就使我们摆脱了仿效施莱格尔兄弟的榜样，对古代德语有价值的文献所作的肤浅解释。施莱格尔先生假如不跳到梵文研究中去，他也许能在古代德语的研究方面会有更大的建树。但是古代德语已经不再时髦，而通过搞梵文倒可能引起新的轰动效应。在梵文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停留在“半瓶醋”水平，他的思想的发端还是属于他弟弟弗里德里希的，他在梵文方面取得的成就，其中的科学的、精华的部分，众所周知，是属于他那学识渊博的合作者拉森[27]先生的。柏林的弗兰茨·波普[28]先生才是德国真正的梵文学者，在他的学科里他是首屈一指的。在历史学方面，施莱格尔先生曾想在被他攻击过的尼布尔[29]的声誉上紧紧抓住不放；但是，如果人们把他和这位伟大的学者进行比较，或者把他和约翰内斯·封·米勒[30]、赫伦[31]、施洛塞尔[32]以及类似的历史学家相比，那就只好对他耸耸肩表示遗憾了。那么他作为诗人有多大成就呢？这可很难作出定论。
小提琴家索洛蒙斯[33]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34]拉提琴，有一次他对这位显贵的学生说：“提琴家分作三等；完全不能演奏的，属于第一等，演奏得很差的，属于第二等，最后，那些演奏得好的，属于第三等；陛下已经跃居第二等了。”
那么奥·威·施莱格尔先生是属于第一等还是第二等呢？有些人说他根本不是诗人，另一些人说他是个很蹩脚的诗人。就我所知，他绝不是帕格尼尼[35]。
奥·威·施莱格尔先生所以获得名声，其实只是因为他那种闻所未闻的轻率鲁莽，他大肆攻击当时文学界的权威们。他从古老的假发套上扯下他们的桂冠，乘机弄出许多扑粉香尘。他的荣誉是诽谤的亲生女儿。
正如我已经一再提及过的，施莱格尔先生攻击在世的权威人物时所作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哲学作为基础。他的每件狂妄行为都会使我们惊讶，惊讶之后，我们就完全认识到，所谓的施莱格尔式的批评内空洞无物。例如，他想贬低诗人毕尔格，他就把毕尔格的叙事谣曲和派尔西[36]收集的古代英国的叙事谣曲相比较，指出后者何以更单纯、更素朴、更古色古香，因而写得更加诗意盎然。施莱格尔先生对过去的精神，特别是对中世纪的精神，有足够的了解，因而也能很容易地在过去时代的文艺巨著中指出这种精神，并且从这个角度来论证它们的优美之处。但是他对现代的事物一概都不理解；至多他只是窥测到一点皮毛，一些现代的表面特征，而且通常是一些不怎么优美的特征；他既然不理解那赋予现代以生命的精神，那么他在我们整个现代生活中只看见一张平淡乏味的面具。一般地说，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认识他自己时代的诗意；过去时代的诗意显示在我们的面前非常容易认识，对过去时代诗意的认识也很容易传播。因此，施莱格尔先生便能够在一大堆故纸堆里，把已装入棺材的过去时代的诗歌发掘出来，大加赞美，而摒弃那些具有我们当代气息和生命的诗歌。但是死亡并不比生命更有诗意。派尔西收集的古代英国诗歌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而毕尔格的诗歌反映的却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施莱格尔先生不理解这种精神；否则他绝不会把这种精神有时候从毕尔格的诗里迸发出的暴烈言词看成是毫无教养的穷教师的粗野叫喊，而会看成是一位被汉诺威的容克和学究所组成的贵族统治折磨致死的泰坦巨人发出的痛苦呐喊。这就是《莱奥诺蕾》[37]的作者的处境，也是另外一些有天才的人士的处境，他们在格廷根大学充当穷讲师，忍饥挨饿，穷愁潦倒，最后贫困而死。高贵的、由高贵的恩主庇护的、焕然一新的、有男爵封号的、佩了绶带的骑士奥古斯特·威廉·封·施莱格尔，怎么能理解毕尔格的那些诗句！就在这些诗句里，毕尔格大声疾呼：一个正直的人宁可饿死离世，也别乞求贵人的恩赐！[38](https://www.daowen.com)
“毕尔格”（Bürger）这个名字在德语中和citoyen一词同义[39]。
是什么使得施莱格尔先生的声誉日益提高，这就是他后来在法国这里引起一场轰动，他竟然也攻击起法国文学界的权威。我们怀着骄傲和欣喜看到，我们这位好斗的同胞怎样向法国人指出，他们的古典文学一文不值，莫里哀[40]是个小丑而不是诗人，拉辛[41]同样一无是处，相反，人们该把我们这些德国人看作是帕纳塞斯的国王。他的口头禅总不外是，法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诗意的民族，在法国根本没有诗艺。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国民公会[42]这出泰坦巨人的伟大悲剧的一些合唱队首领，还有血有肉地在他眼前来回漫步；拿破仑每天都即兴写出一部上好的史诗[43]，许多英雄、国王和神仙都蜂拥在巴黎……然而，所有这一切施莱格尔先生都视而不见；他在这里的时候，总是对着镜子自顾自盼，所以他在法国根本没有看到诗艺，也就不难解释了。
不过正如我已经在上面说过的，施莱格尔先生永远只能理解过去时代的文艺，而不能理解当代的文艺。凡是现代生活的一切，他必然都认为是枯燥乏味的，法国是现代社会的发祥地，那么法国的文艺对他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拉辛大概是他第一个不能理解的诗人。因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已经作为新时代的宣告者站在那位伟大国王[44]的身边，而现代正是从这位国王开始的。拉辛是第一位现代诗人，犹如路易十四是第一位现代国王。在高乃依[45]身上还散发着中世纪的气息。古老的骑士制度还在他和投石党人[46]身上苟延残喘。因此人们有时也称他是浪漫主义的。可是在拉辛身上，中世纪的思想方法已完全消失；全新的感情已在他身上觉醒；他是一个新社会的代言人；在他的胸怀里，我们现代生活的最初的紫罗兰吐出了芳香；是啊，我们甚至已经能够看见月桂在他那里绽出花蕾，这些月桂在以后、直到最近才盛开怒放。谁知道有多少英雄事迹从拉辛的温柔感人的诗句中开放出来！那些葬身于金字塔畔、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莫斯科和滑铁卢[47]的法国英雄们，他们都曾听过拉辛的诗句，而他们的皇帝曾从塔尔马[48]的嘴里听到过这些诗句。谁知道旺多姆铜柱[49]上有多少分量的荣誉原来应当属于拉辛！我不知道欧里庇底斯[50]是不是一位比拉辛更加伟大的诗人。但是我知道，拉辛是爱情和荣誉感的一个活的源泉，他以他的魔汤使整个民族陶醉、狂喜和振奋。对于一个诗人你们还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吗？我们大家都是凡人，都要进入坟墓，而把我们的言词留给后世，当这些言词完成它的使命时，然后便回到上帝的胸怀，这是汇集诗人话语的场所，是一切和声的故乡。
假如施莱格尔先生只限于宣称，拉辛的话语已完成使命，新的时代需要完全不同的诗人，那么他对拉辛的攻击多少还有一些道理。可是，当他想把拉辛和更古代的诗人进行比较，从而证明拉辛的弱点时，他的攻击就没有道理了。拉辛用古代希腊的服装来装扮他的崭新的法国主人公，为了有助于现代激情，还掺和进一场风趣的化装舞会以增加兴致，施莱格尔先生不仅对其中蕴含着的无限的优雅、甘美的戏谑、深刻的魅力一窍不通，甚至愚蠢透顶，竟把这些伪装信以为真，把这些凡尔赛的希腊人按照雅典的希腊人的标准来评判，把拉辛的《菲德拉》和欧里庇底斯的《菲德拉》相比较！这种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做法，在施莱格尔先生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总是习惯于用一位更老一点的诗人的月桂枝去鞭笞较年轻一点的诗人的背脊，他为了再贬低欧里庇底斯本人，除了把他和更古老的索福克勒斯[51]或者甚至和埃斯库罗斯[52]相比之外，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假如我要在这里详加论述施莱格尔先生如何用从前的阿里斯托芬[53]的手法，极不公正地贬低欧里庇底斯，那就会扯得太远了。在这方面，阿里斯托芬的立场和浪漫派的立场表现得极为相似；他的论战是以与浪漫派类似的感情和倾向作为基础的，如果有人把蒂克先生称之为浪漫派的阿里斯托芬，那就完全有理由把讽刺嘲笑欧里庇底斯和苏格拉底的这位打油诗人称为古典派的蒂克。尽管蒂克先生和施莱格尔兄弟自己没有信仰，却惋惜天主教的没落；他们希望在大多数人身上恢复这种宗教信仰；为此他们攻击信奉新教的理性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讽刺诋毁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攻击那些真正的启蒙思想家更甚于攻击虚伪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对那些在生活中和文学中促进品行端正的公民行为的人怀有极大的反感；他们嘲讽这种公民行为，称它为市侩的小家子气，相反，他们对封建主义的中世纪的伟大的英雄生活却赞不绝口，颂扬备至。阿里斯托芬也是这样，他自己嘲笑众神，可是憎恨那些准备摧毁整座奥林匹斯山的哲学家们；他憎恨理性主义者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宣扬一种更好的道德；他憎恨那些诗人，这些诗人仿佛已经宣告了一种现代生活，这种生活和早期希腊的神仙——英雄——国王的时期截然不同，就像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同于中世纪封建时代一样；他憎恨欧里庇底斯，因为欧里庇底斯已不再像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那样醉心于希腊的中世纪，而已逐渐接近市民的悲剧。我怀疑施莱格尔先生把欧里庇底斯去跟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相比时，是否意识到他这样极力贬低欧里庇底斯的真正动机：我相信有一种无意识的感情在支配着他，他在这位古代悲剧作家身上嗅到了现代民主主义的和新教的因素，这种因素已使这位具有骑士称号和奥林匹斯山天主教思想的阿里斯托芬感到非常痛恨。
也许是我给了奥·威·施莱格尔先生一份他不配享有的荣誉，说他有明确的同情和厌恶。他很可能根本没有这些情感。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古希腊迷，后来才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成了这个新流派的合唱队的首领，这个流派就是以他和他的弟弟命名的，而他自己也许对待施莱格尔派最不认真。当这个流派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以自己的才能支持它，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为之欢欣鼓舞，而当这个流派落得一个不妙的下场时，他就转身又去研究一个新的学科了。
虽然这个流派现在已经衰亡，施莱格尔先生所作的努力毕竟还是为我们的文学带来了累累硕果。尤其是他向人们表明，怎样可以用华美流畅的语言来论述科学题材。以前的德国学者很少有人敢用一种明确而动人的风格来撰写科学著作。他们写的都是一种混乱不堪、干巴枯燥的德语，发出一股油烛和烟草的气味。施莱格尔先生属于少数不抽烟的德国人之列，他的这一品德应归功于他与封·斯塔尔夫人的交往。总而言之，使他能在德国出尽风头、获益匪浅的风雅仪表，都要归功于那位夫人。在这方面，出类拔萃的封·斯塔尔夫人的逝世，对于这位德国学者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在她的沙龙里有那么多的机会见识那些最新式摩登的东西，他作为她的旅伴[54]，能够在欧洲各国的首都观赏花花世界，学会最优美的风俗礼节。这种陶冶人品的文明环境已经成了他不可缺少的欢快的生活需要，以致在他高贵的女保护人死后，他便向著名的卡塔拉妮[55]自荐，表示愿意在她旅行时充当旅伴。
前面已经说过，促进时髦潇洒风气是施莱格尔先生的一个主要功绩，由于他的影响，德国诗人们的生活也就更加文明。如何既能作为一个德国诗人，而又能保持外表的体面，歌德已经做出了最有影响的榜样。早些时期，德国诗人们一向轻视所有的传统礼仪，“德国诗人”这字眼，或者甚至“文艺天才”这字眼都具有最不愉快的含义。一个德国诗人以前是这样一种人，他身穿一件撕磨得又破又旧的外衣，为别人孩子洗礼和结婚写一首赞美诗，以赚得一枚银币，上流社会把他摒弃在外，他便以喝酒为乐，晚上喝得烂醉后也可能躺在阴沟里，让多情的月光温柔地亲吻。这些人一旦年老，他们就陷入更加贫穷的困境，当然贫穷而没有忧虑，或者说唯一的忧虑是：什么地方可以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多的酒？
所以，我想象中的德国诗人也是这样。因而在1819年，当时我是一个正在波恩大学学习的年轻人，我有幸在那里亲眼见到诗人奥·威·施莱格尔先生这位文艺天才时，我是何等惊喜不已。除了拿破仑之外，他是我当时见到的头一个伟人，这个崇高庄严的景象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站在他的讲台前、听他讲话时，我至今还感觉到透过我心灵的那阵神圣的战栗。我那时穿着一件白色的粗呢外衣，头戴红色便帽，留着金黄色的长发，没戴手套。奥·威·施莱格尔先生却戴着羔羊皮手套，穿衣打扮还完全依照最新式的巴黎式样；他身上还散发出上流社会的香气和千花香水[56]的芳香；他是秀美和时髦的化身。他说起英国首相的时候，总要附带说上“我的朋友”；在这位奇人面前的讲台上，放着一杯糖水和银质的枝形烛台，烛台上点着蜡烛，他的仆人站在旁边，穿着施莱格尔男爵家的号衣，不时剪去蜡烛的灯芯。穿号衣的仆人！蜡烛！银质枝形烛台！我的朋友英国首相！羔羊皮手套！糖水！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都在一个德国教授的课堂里！他的这种光彩照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我眼花缭乱，我那时写了三首颂歌[57]献给施莱格尔先生，每首的开头都是：啊，你，你之类的词。可是也只有在诗歌里我才敢用“你”来称呼这位如此高贵的人物。他的外表的确赋予他某种高贵的风采。他那枯瘦的小脑瓜上只有很少几根银丝闪闪发光，他的身体是如此瘦削，如此衰弱，如此单薄，仿佛是一个精灵，看起来简直就是唯灵主义的象征。
尽管如此，他那时结了婚，这位浪漫派的首领娶了德国理性主义的首领、海德堡教区委员会的成员保罗斯[58]的女儿。这是一桩象征性的婚事，仿佛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缔结良缘；但是这桩婚事没有开花结果[59]。完全不是这样，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分裂反而更加厉害，新婚后第二天早晨，理性主义就跑回娘家，再也不愿和浪漫主义发生任何关系。因为理性主义总还是有理性的，它不愿意只是象征性地结婚了事，一旦它发现浪漫主义的艺术笨拙空洞、毫不中用，就从这里跑掉。我知道，我在这里说得很晦涩，因此我想尽可能把话说得清楚明白：
提风[60]，那凶残的提风仇恨奥西利斯（你们已经知道，这是埃及的一个神），他把奥西利斯抓在手里后，他就把他撕成碎片。伊西斯[61]，那可怜的伊西斯是奥西利斯的妻子，她费了很多辛劳把残尸碎片集拢在一起，缝补缀连，终于将撕成碎片的丈夫又完全复原；真的完全复原？啊，没有，还缺少一样主要的东西[62]，这位可怜的女神不可能再找到它了，可怜的伊西斯！因而她不得不满足于用木头来替代，可是木头毕竟是木头，可怜的伊西斯！于是在埃及便产生了一则丑怪的神话，而在海德堡则出现了一桩神秘的丑闻[63]。
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奥·威·施莱格尔先生。他下落不明。他对这种被人遗忘的处境郁郁不平，这种恼怒情绪终于促使他在多年离去后，再次重返柏林[64]，这是他当年获得文学光辉的京都，他在那里又讲了几次美学课。但是他在这期间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而他现在面对的听众却从黑格尔那里得到了一种艺术哲学、一种美学科学。大家嘲笑了一番，耸耸肩膀。他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喜剧女演员，隔了二十年重新登上她过去获得成功的舞台，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观众不向她鼓掌喝彩，而只是在那儿发笑。这个人变得让人吃惊，他在柏林呆了四个星期，由于他的可笑的言行，成了取笑的对象。他已经变成一个虚荣自负的老傻瓜，到处让人愚弄。人们对此说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在这儿巴黎我不幸又一次看到了奥·威·施莱格尔先生[65]。真的，在我亲眼见到他之前，我真想不到他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是在一年以前，我到达巴黎之后不久。我正去参观莫里哀的故居；我崇敬伟大的诗人，怀着宗教的虔诚到处寻访他们生前的踪迹。这是一种偶像崇拜。离开那所被神圣化了的房子不远，我正在路上走着，瞥见一个生物，从他憔悴的外表特征之中，表明他与从前的奥·威·施莱格尔十分相似。我以为是看到了他的灵魂。可是这只是他的躯体。灵魂已经死亡，躯体还在世上游荡，他在这几年间变得胖多了；在两条干瘦的唯灵主义的腿上又增加了一点肉；甚至看上去有些大腹便便，上面挂着一些勋章绶带。一向那么秀气的白发苍苍的小脑瓜戴上了一副金黄色的假发套。他穿着封·斯塔尔夫人逝世那年[66]的最新式样的衣装。他甜蜜地微笑着，但毕竟老态了，就像一位年迈的夫人，嘴里含着一块糖，而其举止行为活泼得像一个卖弄风情的姑娘。他确实是奇异地返老还童了；仿佛他的青年时代滑稽地再版了一次；他好像又变得满面桃花，我甚至怀疑他面颊上的绯红不是涂的胭脂，而是大自然的健康的讽刺。
在这瞬间，我仿佛看见已故的莫里哀站在窗边，俯下身子，指着那个具有忧伤的欢快的人物，向我微笑。我一下子就完全领悟到这人身上的全部可笑之处；我理解到其中包含的逗人取乐的整个内容；我完全理解这个极端可笑的滑稽人物的喜剧性格，可惜的是没有碰到一位大喜剧家，来把他成功地搬上舞台。莫里哀也许是唯一能够给法兰西剧院[67]创作这样一个角色的人，只有他才具有这方面所必需的才能；——奥·威·施莱格尔先生早已预感到了这一点，他憎恨莫里哀[68]和拿破仑憎恨塔西佗的原因同出一辙。拿破仑·波拿巴特，这位法国的恺撒，大概感觉到，共和主义的历史学家描述起他来，是不会给他贴金的；同样，奥·威·施莱格尔先生，这位德国的奥西利斯，也早就预感到，莫里哀，这个伟大的喜剧家如果在世，一定不会放过他。拿破仑说塔西佗是攻击提贝利乌斯[69]的诽谤家，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先生说，莫里哀根本不是诗人，而只是一个小丑[70]。
奥·威·施莱格尔先生不久就离开了巴黎，在他离去前由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陛下授予了荣誉团勋章。《导报》[71]至今还在犹豫不决，不愿及时报道这条消息；可是喜剧缪斯塔莉亚已赶忙把这件事载入她的《笑林广记》里去了。[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