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施莱格尔兄弟之后，路德维希·蒂克先生是浪漫派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他为浪漫派斗争，为浪漫派写作。他是一位诗人，而这一称号，施莱格尔兄弟两人都当之有愧。蒂克是菲布斯·阿波罗[73]的真正儿子，他和他那永远年轻的父亲一样，不仅一手操琴，而且还一手挽弓，箭筒里插满了响箭。他陶醉于抒情的欢乐和批评的残酷之中，就像那位德尔菲的天神[74]。假若他像这位天神一样，惨绝人寰地残害了某个文学界的马尔西亚斯[75]，随后他就会用沾满鲜血的手指，重又快乐地去拨弄他那金色琴弦，唱出一首欢乐的中世纪宫廷情歌。
蒂克先生以戏剧的形式向浪漫派的敌人发起的文艺论战，是我们文学中极不寻常的现象之一。这都是些讽刺剧，人们通常把它们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和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区别几乎近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区别。如果说古希腊的喜剧具有统一的布局、严谨的情节，而且采用的是古希腊悲剧的那种极端讲究音律的语言，可以看作是悲剧的讽刺滑稽的模仿，那么蒂克先生的讽刺剧[76]却具有离奇古怪的布局，完全像英国人那样不讲规则，音律随心所欲，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一样。这种形式是不是蒂克先生的新发明呢？不是，它早已存在于民间，尤其是意大利民间。谁要是懂得意大利文，只要在戈齐[77]的斑斓离奇、充满威尼斯幻想色彩的童话喜剧中再掺入一些德意志的月光，就能对蒂克的那些剧本有个相当正确的概念了。甚至蒂克先生的绝大多数假面具，也都是从这个快乐的湖泊之子那里借来的。许多德国诗人效法他的榜样，也同样采用这种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喜剧，其喜剧效果不是通过风趣的人物或者通过滑稽的诡计，而是干脆一下子就把我们放进一个可笑的世界里去，在这个世界里，畜生和人一样说话、干事，偶然性和任意妄为代替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我们看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也有这种情形。只不过阿里斯托芬选择这种形式，为的是把他那思想深邃的世界观显示给我们看，例如在《鸟》这一剧中，他通过最最滑稽的怪相表现了人们最疯狂离奇的活动，他们妄想在空中建造金碧辉煌的宫殿，表现了人们对永恒的天神进行反抗，并且表现了他们想象出来的胜利的喜悦。因此，阿里斯托芬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如此伟大，比悲剧家的世界观更为伟大，甚至更有悲剧性，因为他的喜剧的确是“戏谑的悲剧”[78]；例如珀斯忒泰罗斯[79]在剧本结尾并未像现代诗人所做的那样，表现得滑稽可笑、毫无意义，而是与此相反，他得到了巴西勒亚，那美奂绝伦、神力无穷的巴西勒亚，他和他这位天仙妻子一起升上那空中仙都，众天神被迫顺从他的意志，愚蠢庆祝自己和权力缔结良缘，全剧在兴高采烈的婚礼乐曲中告终。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愚人的胜利和愚人的凯旋更可怕、更富有悲剧性的事呢！可是我们德国的阿里斯托芬们却没有上升得那么高；他们放弃任何一种比较高级的世界观；对人类最重要的两个关系，政治和宗教关系，他们以伟大的谦逊保持沉默；只有阿里斯托芬在《蛙》一剧里谈论的题目，他们才敢于处理：他们挑选剧院本身作为他们戏剧讽刺的主要对象，他们讽刺我们舞台上的缺点，或多或少有点任性的心绪。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德国政治上不自由的状况。我们的讽刺家们，对于真正的君侯必须放弃一切影射讽刺，因此他们就想用讥刺剧院里的国王和舞台上的王子，来补偿这一局限性。我们几乎没有一份讥评政治的报刊，可是美学报刊却越来越多，而这些报刊除了闲扯的童话和剧评外又一无所有：所以谁一看见我们的报刊，简直就会认为，整个德意志民族是由一些纯粹喋喋不休的保姆和空话连篇的剧评家构成的。不过人们这样对待我们似乎并不公正。这种可悲的、粗制滥造的蹩脚东西很少能使我们感到满意，这在七月革命[80]之后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似乎在我们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发表自由言论了。突然之间出现了好些报刊，评论真正的国王谁演得好，谁演得差，有些国王忘记了自己的国王谁演得好，谁演得差，有些国王忘记了自己的角色，于是在自己的首都被人喝了倒彩。我们文学界的山鲁佐德[81]们一向惯于用自己的小故事使听众、粗鲁的苏丹王入睡，现在他们只好默不作声，演员们惊异地看到，尽管他们演得如此绝妙，可是正厅里空无一人，甚至连可怕的城市批评家的专座也常常无人入座。前不久这些善良的舞台英雄们总是抱怨说，只有他们，而且老是他们充当别人公开议论的对象，甚至连他们家里的隐私也在报上揭露出来。可是，当人们最终似乎根本不愿再谈论他们时，他们是何等的惊慌！
事实上，如果德国爆发革命，剧院和戏剧批评就将完结，那些惊恐失措的小说家、演员和剧评家生怕“艺术毁灭”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法兰克福联邦议会[82]的智慧和力量，已使我们的祖国免遭厄运；但愿德国不要爆发革命，使我们免于遭受断头台和新闻自由的种种可怕的祸害，甚至各邦下议院[83]也被解散了，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那些早先获准开业的剧院曾经遭受过莫大的损失，于是艺术就得救了。现在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人们为了艺术真是不遗余力。博物馆金碧辉煌，色彩艳丽，交响乐团乐声轰鸣，女舞蹈家跳着最优美的芭蕾舞，读者轻松愉快地读着一千零一个故事，戏剧批评重又繁荣起来。
尤斯丁[84]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说：居鲁士[85]平息了吕底亚人的叛乱后，他意识到要驯服他们刚毅顽强、酷爱自由的精神，只有强令他们从事优美的艺术和其他有趣的事情。从此以后，关于吕底亚人的暴乱就不再有人讲了，可是吕底亚的饭店老板、拉皮条者和杂耍艺人却更加名闻遐迩了。
现在我们德国平静无事，戏剧批评和小说又成了主要事情；由于蒂克先生在这两方面的成就都超群出众，因此所有热爱艺术的朋友都向他表示应有的钦佩。事实上他是德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然而他所有的小说既不属于同一类型，也不具有同样价值。正如画家具有不同的风格，蒂克先生的写作也可分为若干不同的风格。他的第一种风格还完全属于早期老派的风格。那时他只是在书商的推动和约请下才动手写作，这位书商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已故的尼柯莱[86]，他是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的最顽强的选手，迷信、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大敌。尼柯莱是个拙劣的作家，是一顶平淡乏味的假发套，由于他那耶稣会修士式的处处挑剔，常常把自己弄得十分可笑。但我们这些晚辈还是必须承认，尼柯莱老人是个正直真诚的人，他对德国人民襟怀坦白，他出于对真理这一神圣事业的爱，甚至不惜以身殉道，不怕变成笑料。正如有人在柏林跟我说过，蒂克先生从前就住在尼柯莱家里，他住得比尼柯莱高一层，新时代已经踩在旧时代头上了。
蒂克先生以第一种风格写的作品，大多数是短篇小说和冗长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其中以《威廉·洛弗尔》[87]为最佳，这些作品全都无关紧要，甚至可以说毫无诗意。好像这个富有诗才的人在年轻时十分吝啬，他的所有精神财富全都留到后来享用。或者也许是蒂克先生本人并不知道自己胸中埋藏的财富，必须等到施莱格尔兄弟用探矿杖把它们探寻出来？蒂克先生一和施莱格尔兄弟接触，他的幻想、心灵和机智的全部宝藏就都显现出来。那里有钻石闪耀光彩，那里有明珠晶莹涌动，尤其是那颗红宝石、神话般的宝石更是光彩夺目，关于这颗宝石，浪漫派诗人当年谈论得最多，歌唱得也最多。这个富有的胸怀是施莱格尔兄弟进行文学征伐时提取战争费用的真正宝库。蒂克先生必须为浪漫派写作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讽刺喜剧，同时还必须按照新的美学处方制作出一大堆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这就是路德维希·蒂克先生的第二种风格了。他以这种风格写成的戏剧作品中，最值得推荐的是《奥克塔维安皇帝》[88]《神圣的格诺菲娃》[89]和《福尔吐纳特》[90]，这三个剧本都是根据同名的民间话本改写成的。这些古老的传说，一直为德国人民所保存，这里诗人给它们披上了崭新的华丽外衣。但是，老实说，我更喜欢它们旧有素朴、真挚的形式。不管蒂克的《格诺菲娃》写得多么优美，我还是更喜欢那本古旧的、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印制的民间话本，这本书印得很糟，附有的木刻插图也很拙劣，但是画面非常动人，刻着可怜的赤裸身体的普法尔兹伯爵小姐，她只有披散的长发作为遮羞物，她那痛苦的小嘴正吸吮着一只富有同情心的母鹿的奶头。
蒂克先生以他第二种风格写的小说比上述剧本远为出色珍贵。这些小说绝大多数也是根据古代民间传说改写成的。最突出的是《金发的艾克贝尔特》[91]和《鲁能贝格》[92]。在这些作品里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真情，仿佛和大自然、尤其是和植物与石头有着一种奇异的默契。读者在这里好像置身于一座魔林之中；他听到地下泉水悦耳地淙淙作响；有时他觉得在树木的低声耳语中，似在呼唤他的名字；阔叶的蔓草有时可怕地缠住他的足踝；野生的奇花异葩用它们五彩缤纷的眷恋眼睛向他凝望；隐不可见的嘴唇带着嬉戏的柔情吻着他的面颊；高高的蘑菇像金铃似地在树木脚下叮当作声地往上生长；沉默不语的大鸟栖息在树枝上摇曳晃荡，用它们聪明的长喙向树下频频点头；万物都在呼吸，万物都在倾听，万物都在颤巍巍地期待着——突然之间响起了柔和的号角，一位美丽的女子骑着一匹白马奔驰过来，她的帽子上插着飘动的羽毛，拳头上有一只猎鹰。这位美貌的小姐是如此艳丽，金黄的头发、湛蓝的眼睛，笑意盈盈同时又严峻端庄，诚恳真挚同时又讥诮风趣，纯净贞洁同时又含情脉脉，正像我们卓越的路德维希·蒂克的幻想一样。是的，他的幻想是一位高贵的骑士小姐，她在魔林里追猎奇异的动物，也许甚至在追猎罕见的独角兽，这种独角兽是只让纯洁的少女来捕捉自己的。
现在蒂克先生身上正在发生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他的第三种风格里。他在施莱格尔兄弟垮台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眼下又公开露面了，而且竟是用一种人们始料不及的方式露面的。蒂克先生从前是个狂热分子，他由于如痴如醉的热情曾投入天主教会的怀抱[93]，他曾十分猛烈地攻击启蒙运动和新教教会，他只呼吸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中世纪的空气，他只喜爱天真烂漫的剖白心曲的艺术；可是现在他却作为狂热信仰的反对者，作为最新市民生活的表现者，作为要求艺术有最明确的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一言以蔽之，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出现了。于是我们看到他写了一系列现代小说，其中有几篇在法国已经出名。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他研究了歌德的著作，蒂克先生在他第三种风格里简直就是歌德的一个真正的学生。艺术上表现出同样的明朗、欢快、宁静和讽刺。以前施莱格尔派没有能把歌德拉到自己一边来，现在我们看到，以路德维希·蒂克先生为代表的这个流派自己投向歌德那边去了。这使人想起一则关于穆罕默德的传说。这位先知对山说：“山，到我这里来。”可是山没有过来。于是瞧啊！更大的奇迹发生了，先知走到山那里去了。
蒂克先生1773年5月31日出生于柏林。多年来他一直定居在德累斯顿[94]，绝大部分时间从事戏剧工作，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常常把枢密官作为典型的笑料予以嘲讽，可是现在他自己成了萨克森宫廷的枢密官。亲爱的上帝毕竟是一位比蒂克先生更伟大的讽刺家。(https://www.daowen.com)
现在这位作家的理智和幻想之间出现了异常的不协调。前者，蒂克式的理智是一个规规矩矩、普普通通的小市民，信奉功利主义，压根儿不愿听什么狂热信仰；但后者，蒂克式的幻想却始终是那位骑士小姐，帽子上插着飘动的羽毛，拳头上有一只猎鹰。这两者过着一种奇特的夫妻生活，有时看来真是悲伤，这位可怜的贵妇人不得不帮助她那枯燥乏味的市民丈夫经营店务，或者甚至在他的乳酪店里帮忙。但有时在夜间，当这位丈夫头上戴着棉纱睡帽安然入睡、响起鼾声时，这位高贵的夫人便从这强制成为夫妻的床上起来，跨上她的白色骏马，像往日那样，又在浪漫主义的魔林里欢快地奔猎起来。
我不得不指出，蒂克式的理智在他最近写的小说里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同时他的幻想也越来越丧失她那浪漫主义的本性，在冰冷的夜晚，她甚至惬意舒坦地躺在夫妻用的双人床上，几乎充满爱意地依偎着她那干瘦的丈夫。
然而，蒂克先生总还是一位大诗人。因为他能塑造形象，从他心头涌出来的话语激动着我们的心灵。但某种畏怯的本性，有些捉摸不定、把握不住的东西，某种软弱性，不仅现在，而且一直在他身上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缺少决断力的缺点，在他所作所为和他所写的文章著述里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至少在他所写的作品中，显示出他缺乏独立性。他的第一种风格表现出他毫无所长；他的第二种风格表现出他是施莱格尔兄弟的忠实的持盾牌的护卫；他的第三种风格表现出他是歌德的一个模仿者。他以《戏剧散论》[95]为书名收集的戏剧评论文章算是他留下的最富独创性的作品。然而这毕竟只是戏剧评论而已。
为了把哈姆雷特完全描写成性格懦弱的人，莎士比亚让哈姆雷特在和演员对话的那场戏里，也以一个出色的戏剧评论家身份出现[96]。
蒂克先生从未特别钻研过严肃的学科。他研究现代语言和我们祖国诗歌中较古老的文献[97]。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浪漫派作家，据说对古典文艺[98]的研究总是十分生疏。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哲学；哲学似乎甚至令他讨厌。蒂克先生在科学的原野里，只摘取一些花朵和枯枝，他用花朵款待朋友的鼻子，用枯枝款待敌人的脊背。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很有学问的耕作。他的著作是几把花束和一捆棍棒；根本没有谷穗累累的禾把。
蒂克先生除了歌德之外，模仿最多的是塞万提斯。这两位现代诗人的幽默的讽刺，也可以说是讽刺的幽默，也在蒂克先生的第三种风格的小说里扩散其芳香。讽刺和幽默在那里如此水乳交融，似乎成了同一个东西。关于这种幽默的讽刺我们德国人谈论得很多，歌德艺术学派把它称赞为是他们大师的一种特殊的光辉，它现在在德国文学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它只是我们政治不自由的一种标志，正如塞万提斯生逢宗教裁判所的时代，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暗示出来，又不至于让这个神圣衙门的暗探抓到任何把柄，便不得不求助于幽默的讽刺：同样地，歌德也常常用一种幽默的讽刺的口吻，说出他这个国务大臣和内廷侍臣所不敢坦率说出的话来，歌德从来没有隐瞒过真实情况，而是在碰到不能直截了当表白的场合，便给真实情况披上幽默和讽刺的外衣。那些备受各种各样书报检查和精神压力、而又依然不愿隐瞒自己真实思想的作家，全都特别需要采用讽刺和幽默形式。这是为保持诚实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在幽默讽刺的伪装下这种诚实显得最为感人。这又使我想起那位古怪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他之装疯只是为了取得疯癫外表而已；他言行怪僻，因为怪僻的言行对宫廷礼仪的冒犯总是要比直接公开的声明要轻得多。在他所有的幽默讽刺的玩笑里总是有意让人看出，他只是在装疯卖傻；他所作所为的真正意图，对每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来说是完全清楚的，甚至对于国王来说也是很清楚的，他对国王虽然不能公开说出真话（因为他过于软弱，不敢直说），但是他绝对不愿向国王隐瞒真情。哈姆雷特彻头彻尾都是诚实的；只有最诚实的人才能说：“我们大家都是骗子”[99]，他一面装疯卖傻，一面又不愿欺骗我们，他自己内心清楚，他确实是疯了。
我还要补充赞扬蒂克先生的另外两部著述，由于这两部著述德国读者大众特别感谢他。这就是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时代以前的一系列英国戏剧[100]，和他翻译的《堂·吉诃德》[101]。后者他翻译得特别成功，没有人能像我们卓越的蒂克那样，对这位拉曼却地方的足智多谋骑士所具有的疯疯癫癫的尊严气派理解得这么好，再现得如此忠实。
十分有趣的是，把这本书的最好译本流传给我们的恰恰是浪漫派，而在《堂·吉诃德》这本书里浪漫派自己的疯癫行为却被嘲弄得淋漓尽致，不亦乐乎。因为浪漫派身患的疯狂，也就是激励那位高贵的拉曼却人去干种种傻事的那种疯狂；浪漫派也想使中世纪的骑士制度重新复辟；它也想使死绝沉寂的过去时代起死回生。或许，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在他这部稀奇古怪的英雄诗篇里，也想嘲笑一下其他的骑士，也就是嘲笑所有为某一个思想而斗争和受苦的人吧？难道他真想在他那位瘦长的骑士身上滑稽地模仿理想的热情，而在那位矮胖的侍从身上模仿现实的理智吗？不管怎样，后者总是扮演了更加可笑的角色；因为现实的理智虽有种种世代相传公众有益的谚语格言，还是不得不骑着他那头驯顺的驴子，尾随理想的热情之后慢腾腾地东颠西走；尽管他有更好的判断能力，他和他的驴子还是必须分担那位高贵的骑士经常遭到的种种厄运：是啊，理想的热情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致使现实的理智同其所有的驴子都不得不身不由己地始终跟在后面。
或许，这位思想深邃的西班牙人还想更深刻地讥讽人类的本性吧？也许他想用寓意的手法，让堂·吉诃德的形象讽喻我们的精神，让桑丘·潘沙的形象讽喻我们的肉身，从而全书无非是一出宏大的神秘剧，在剧中以令人可憎的真实，探讨着精神和物质的问题？我在书中就看到，可怜的、物质的化身桑丘，常常为了精神的化身堂·吉诃德不得不吃尽苦头，他为自己主人最高尚的意图时常受到最卑鄙的毒打，他总是比他那昂然浮夸不切实际的主人更有理智；因为他知道，挨打的味道很不好受，而一盘奥拉-波德利达[102]的小香肠味道却非常好。真的，肉体似乎时常比精神更有判断能力，人们用脊背和肚皮思考往往比用脑袋思考更加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