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章

在德国浪漫派的疯癫事件中，对雅各布·波麦[103]进行不间断地赞颂特别值得一提。这个名字仿佛成了这些人的暗语口令。只要他们说出雅各布·波麦，他们便装出深思透彻的面孔。这是当真，还是开开玩笑？

那位雅各布·波麦是个鞋匠，1575年生于上芬齐茨地方的格尔利茨[104]，身后留下一批通神学[105]的著作。这些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因而对我们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更为亲切。这位奇怪的鞋匠是否像许多德国的神秘主义者断言的那样，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对此我不能确切地判断，因为我根本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是我确信，他做的皮靴一定没有沙柯斯基[106]先生做得那么好。鞋匠在我们的文学中一般地说是起过一定作用的。汉斯·萨克斯[107]是个鞋匠，1494年生于纽伦堡，并在那里度过他的一生，他被浪漫派颂扬为我们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我读过他的作品，我必须承认，我怀疑沙柯斯基先生是否像我们卓越的老汉斯·萨克斯一样曾写出那么美妙的诗句。

谢林先生对浪漫派的影响，我已经约略提及。因为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评论他，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无论如何，这个人物值得我们予以最大的注意。因为他从前在德国思想界引起一场巨大的革命，而后来他自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阅历不深的人如果把从前的谢林和现在的谢林混淆起来，就将陷入极大的谬误。从前的谢林是一个勇敢的新教徒，他反对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是个独特的体系，对法国人来说必然会觉得特别离奇。因为在法国兴起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仿佛使精神肉体化，只承认精神是物质的一种饰变，简言之，唯物主义在这里取得了支配地位，而在德国却兴起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哲学，它只认为精神是实在的东西，它宣称一切物质只不过是精神的饰变，它甚至否认物质的存在。这就好像精神在莱茵河此岸遭到了侮辱，而跑到莱茵河彼岸去报仇了。当人们在法国这里否认精神的时候，精神仿佛流亡到德国去了，并在那里否认物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把费希特看做唯灵主义的封·不伦瑞克公爵[108]，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无非是一份反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宣言书。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唯灵主义的最高峰，但它和法国人粗陋的唯物主义一样，是很少能维持下来的。于是谢林先生带着他的学说出场了：他认为，物质，或者像他称呼的那样，大自然，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看法是和客观事物本身相一致的。这就是谢林的同一论，或者像人们所说的，也就是自然哲学。

这事发生在本世纪初。谢林先生当时是个大人物。可是在这期间黑格尔出现在哲学舞台上；谢林先生在最近期间几乎没有什么著述，便变得黯然失色，甚至被人遗忘了，只有一点文学史上的意义。黑格尔的哲学成了统治的哲学，黑格尔成了精神王国的君主，而可怜的谢林，一个没落潦倒的、被剥夺权利的哲学家，忧郁沮丧地到慕尼黑其他被废黜的先生们中间转悠去了[109]。我曾在慕尼黑看见过他，看到他悲惨可怜的模样，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来。而他说出来的话尤其可怜，那是对排挤了他的黑格尔的一种嫉妒性的诽谤。就像一个鞋匠说到另一个鞋匠时，指控对方偷他的皮革做了靴子，有一次我偶然遇见谢林先生时，曾听到他说黑格尔“剽窃了他的思想”；又说“他剽窃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成了这个可怜的人物的常用的口头禅。真的，如果说鞋匠雅各布·波麦当时说起话来像个哲学家，那么哲学家谢林现在说起话来却像个鞋匠。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要求取得思想所有权更可笑了。黑格尔在他的哲学里当然利用了许多谢林的思想；可是谢林先生却从不知道用这些思想着手搞出些名堂。他总是只在探讨哲学，但从来没有能够创立一种哲学。而且人们完全可以断言。谢林先生借用斯宾诺莎[110]的东西要比黑格尔借用谢林先生自己的东西来得多。如果有人一旦把斯宾诺莎从他那呆板的、古老的笛卡尔主义[111]的数学公式中拯救出来，使广大读者更能理解他，那么人们也许就会发现，斯宾诺莎比其他任何人更该控告别人偷窃了他的思想。所有我们今天的哲学家都是透过巴鲁赫·斯宾诺莎磨制的镜片在观看世界，也许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这一点。

失宠和妒忌曾使天神堕落，可惜这件事竟是真的，由于对黑格尔日益增长的声望十分恼怒，可怜的谢林先生竟陷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境地，也就是说他陷入了天主教宣传的圈套，其大本营就设在慕尼黑。谢林先生把哲学出卖给天主教[112]。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早就可以料到，事情必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从慕尼黑的一些当权者的口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必须把信仰和知识结合起来”。这句话像花朵一样纯洁无邪，可是背后藏着一条毒蛇。现在我明白你们的意图何在了。谢林先生现在必须为此效劳，以他的全部聪明才智为天主教辩护，他现在以哲学的名义讲授的一切无非是为天主教作的一种辩护。同时，有人还想投机取巧，捞取额外的好处，那就是用谢林这个富有号召力的名字把如饥如渴追求知识的德国青年引诱到慕尼黑来，而使耶稣会的谎言披上哲学的外衣，更加容易迷住他们。这些青年人虔诚地拜倒在这个人物面前，把他当做真理的大祭司，毫不猜疑地从他手里领受下了毒药的圣饼。

在谢林先生的学生中，德国人特别称赞斯特芬斯[113]先生，他现在是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施莱格尔兄弟在耶拿经营他们的事业时，斯特芬斯也在那里，他的名字经常在浪漫派的年鉴上发出声响。后来他也写过一些中篇小说，这些小说很有洞察力，但缺乏诗意。他的科学著作比较重要，尤其是他的《人类学》[114]一书。这本著作颇有创见。关于这方面，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许。别人却掌握了加工改造他的思想的技巧，并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思想介绍给读者。斯特芬斯先生可以比他的老师更有理由抱怨别人剽窃了他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思想未为任何人据为己有，这便是他的主要思想，这一崇高的思想就是：“亨利克·斯特芬斯，1773年5月2日生于挪威德隆赫姆附近的斯塔凡格，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近几年来，这位人物落到了虔敬主义者的手中，他的哲学现在不过是一种哭哭啼啼、淡而无味、温吞水似的虔敬主义而已。

还有一位相类似的人物便是约瑟夫·格勒斯先生，我已经多次提到他了，他也同样属于谢林学派。他在德国以“第四同盟者”[115]的称号闻名。这个名字是1814年一个法国记者曾给他起的，他当时受神圣同盟的委托，极力宣扬对法国的仇恨。这个人物直到今天还在靠这个恭维过活。可是事实上，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强烈地借助民族情绪的回忆来煽动德国人对法国人的仇恨；他抱着这种意图编写的杂志《莱茵墨丘利》充满了这样一些挑动仇恨的咒语，假如战端重起，这些咒语还会发生一些作用呢。此后，格勒斯先生几乎被人遗忘了。君主们不再需要他，并让他走人。当他因此而开始发生怨言时，他们甚至迫害他。这些君主就像古巴岛上的西班牙人，他们在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时候，训练了高大的猛犬，去撕咬那些赤身露体的野人；但战争结束后，这些猛犬尝到了人血的美味，有时也会咬主人的小腿肚，于是这些主人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来摆脱这些嗜血的猛犬。当格勒斯先生受到君主们的迫害，再也咬不着什么东西时，他便投入耶稣会教士的怀抱，时至今日此刻，他还在为这些人效劳，他是慕尼黑天主教宣传机构的一个主要支柱。几年前，他正在处于屈辱的全盛时期，我在慕尼黑看见过他。他正在向一群绝大多数由天主教神学院学生组成的听众讲授世界通史，已经讲到原罪[116]。法国的敌人竟落得一种多么可怕的结局！第四同盟者现在竟被罚年复一年地每天给天主教神学院、这蒙昧主义的技术大学[117]的学生讲述原罪！这个人的讲演和他的著作一样，充满了极大的混乱，概念和语言都杂乱无章，人们常常把他和巴比伦塔[118]相比，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确像是一座巨大的高塔，千万种思想在里面辛劳地工作、热烈地讨论，互相叫嚷、争吵不休，可是谁也不理解谁。有时他脑袋里的喧闹似乎稍稍沉寂了一些，于是他说起话来冗长而缓慢，并且十分无聊，从他忧郁恼怒的嘴唇里落下几个单调的词句，就像混浊的雨水从铁皮屋檐上滴下。(https://www.daowen.com)

有时这位旧日煽动家的野性又在他身上复苏，和他教士似的虔诚卑恭言词形成鲜明对照，令人作呕；在他张着嗜血成性的大嘴狂吠乱叫地跳来跳去的同时，他却发出基督教的柔情的呻吟：这时人们会以为看到一头剃度了的鬣狗。

格勒斯先生于1776年1月25日生于科布伦茨。他其余的生活细节，和他大多数同伴的生活细节相似，请同意我不去多述。我在评论他的朋友，两个施莱格尔时，也许已经越出了人们谈论这些人的生活所允许的界限。

啊，如果我们不仅把那些狄奥斯库[119]，而且把我们文学界所有的明星都在近处观察一番，那该多么令人丧气！天上的星星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如此美丽、纯洁，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站得离它们很远，而且不知道它们的私生活。天上一定也同样有些星星说谎、乞讨；有些星星十分伪善；有些星星被迫干了各种各样的坏事；有些星星互相亲吻，又互相出卖；有些星星对它们的敌人，更令人痛心的是，甚至对它们的朋友阿谀奉承，犹如我们地上的凡人一样。那些彗星，我们有时看到它们在天上掠过，就好像天国的梅娜德[120]，披着松散光亮的头发四处游荡，这也许是些行为放荡的星星，它们最后满腔悔恨，谦卑地躲进天庭里黑暗的一角，对太阳充满仇恨。

既然我这里谈到了德国哲学，我就不能不纠正一个错误看法，我发现有关德国哲学的这种错误看法在法国这儿传播甚广。自从有些法国人研究了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并把他们研究的成果用法语发表出来，甚至运用到法国的环境中来，从此以后，那些主张思想开明和主张自由的朋友便埋怨说，有人从德国贩进了荒唐透顶的梦幻和诡辩，以便用这些东西把思想搅乱，并且把任何谎言和专制主义都换上真理和权利的外衣。一句话，这些尊贵的、为自由主义的利益而操心的人们抱怨德国哲学在法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这对于可怜的德国哲学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第一，维克多·库赞[121]先生迄今为止借德国哲学之名介绍给法国公众的，并非德国哲学。库赞先生讲了许许多多聪明的废话，但并未宣讲德国哲学。第二，真正的德国哲学是完全直接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产生的哲学，始终保持着这一根源的性质，很少过问政治或宗教情况，而更多的是关心一切认识的最终原因。

的确，绝大多数德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的体系非常像外露的蜘蛛网。但是，这又有什么害处呢？耶稣会终究没有能够把这个蜘蛛网用来作它编造谎言之网，专制主义同样也终究没有能够用它来搓成绳索去束缚住人们的精神。只是从谢林以后，德国哲学才失掉这种纤巧然而无害的性质。此后，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批判认识和存在的最终原因，不再飘浮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之中，而是寻找理由为现存的事物辩护，他们成了现存事物的辩护人。我们从前的哲学家蹲在狭小的阁楼里，穷困潦倒，苦苦思索，想出了他们的体系，而我们现在的哲学家却穿着耀眼的皇家号衣，他们成了国家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为雇佣他们的那个国家的一切利益作哲学辩护。例如黑格尔，在信奉新教的柏林当教授，在他的体系里也就全盘接受了基督新教教会的教义；谢林先生，在信奉天主教的慕尼黑当教授，现在在他的讲课中甚至为罗马天主教使徒教会的荒谬绝伦的信条作辩护。

是的，从前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哲学家[122]使出他们的浑身解数，想通过寓言的解释，使日益衰落的朱庇特的宗教免于彻底崩溃，同样，我们德国的哲学家也试图为基督的宗教作类似的努力。我们无意研究这些哲学家是否怀有一种不谋私利的目的；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和神甫党串通一气，而这些神甫的物质利益又和天主教的维持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把他们叫做耶稣会教士。但是，诸位可别以为我们把他们和旧日的耶稣会教士混为一谈。旧耶稣会教士是强大而有力的，充满了智慧，意志坚强。啊，这些孱弱的侏儒[123]错误地以为，他们将会战胜甚至连那些黑衣巨人[124]都无法克服的困难！旧日的耶稣会教士企图通过规模庞大的组合来维持天主教会[125]，人的精神还从来没有想出过比这些组合更大的组合呢。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只热衷于维持天主教，而不是热衷于天主教本身。天主教本身在他们看来原本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他们仅仅为了使天主教原则占据统治地位，有时自己就亵渎了天主教的原则；他们和异教徒、和世上的掌权者取得谅解，助长他们寻欢作乐，而自己成了杀人犯和商贩，必要时，甚至变成无神论者。他们的忏悔师极其亲切地宽恕别人的罪过，他们的道德神学家和种种邪恶罪行拥抱在一起，可是这全都徒然无益。他们为了把艺术和科学用作手段，和这方面的门外汉争个高下，结果白费心机。在这里他们的软弱无能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嫉妒所有伟大的学者和艺术家。而自己既不能发现也不能创造任何杰出的东西。他们创作了几首虔诚的颂歌，建造了一些大教堂；但是在他们的诗歌里并没有自由的精神飞扬，而只有对教团上司战战兢兢服从的叹息；甚至在他们的建筑物里也只能看到心惊胆战的被奴役状态，呆若顽石的卑躬屈膝，奉命装出的崇高气概。从前巴洛[126]说得好：“耶稣会教士不能把地抬到天上，他们便把天拉到了地上。”耶稣会教士的全部活动和作为都毫无结果。谎言不能使生活欣欣向荣，上帝不能靠魔鬼得到拯救。

谢林先生于1775年1月27日生于符腾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