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当这本书的第一版印完时，我拿到了一本样书，我大为吃惊，因为书中到处是删改的痕迹。这里缺了一个形容词，那里少了一句插入句，整段整段都给删去了，根本不管上下文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是词句的意义，而且有时连观点论旨也看不见了。所进行的这种删改，与其说是出于对上帝的畏惧，倒不如说是出于对当局的畏惧。当他们谨小慎微地删掉了一切政治上的棘手问题时，却放过了有关宗教的最成问题的内容。这样，本书原有的倾向也就丧失了，这倾向就是爱国的、民主的倾向，而一个面目完全陌生的精神却从书中阴森森地凝视着我，这个精神使人想起经院神学的无聊争论[1]，并且深深违背了我的人道主义的宽容本性。

开头我满怀希望地认为，在第二次印刷时我还能把书中删去的地方补齐；可是现在已经不可能进行这种修复了，因为在汉堡大火时[2]我那份原稿在出版商家里丢失了[3]。我的记忆力太差了，无法凭回忆来完成这项工作，此外，由于我的视力状况也不允许我对本书进行仔细校阅。我只好满足于依照早于德文版发表的法文版本，把德文版中被删去的一些较大的段落从法文译成原文，并插入被删去的各个地方。其中有一段文字，曾被无数法文报刊刊登过、讨论过，在上一年的法国议会中还被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莫莱伯爵[4]谈论过，这段文字可以在这个新版的末尾看到，并且可以说明，是否正像某些正人君子所保证的那样，我面对外国犯有轻视和贬低德国的罪行。假如我在恼怒之中发表了关于陈旧的、官方的德国，也就是关于这个发了霉的非利士人国家的意见——然而这个国家没有产生过歌利亚[5]，没有产生过一个伟大人物——这样人们就会把我说过的话，描述成说的是真正的德意志，也就是指那个伟大的、神秘的、德国人民的、沉睡着的统治者的、可以说是无名的德意志，它的节杖和王冠被长尾猴[6]耍弄着。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几乎不可能表达我的真实思想，尤其是在联邦议会对“青年德意志”颁布了禁令[7]那段时间，这禁令主要是针对我的，使我处于罕见的窘迫的境地，这种境地在出版奴役史上是闻所未闻的，这就更容易被那些正人君子进行暗中诬陷了。以后当我能稍为透露一些事实真相时，思想却还是感到受束缚。

放在面前的这本书是个片断，并且也只好以片断保存下去。说实在话，如果我能够让这本书完全没有出版过，我倒宁愿是这样。因为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关于好些事物，尤其是关于上帝的事物，我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好些断言，同我现在的信念相矛盾。但是箭一旦飞离了弓弦，就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词一旦脱离了说话人的嘴唇，尤其是经过了大量印刷，便不再属于说话人了。此外，如果我不把这本书付印，从我的全集中抽出来，那么局外的权威人士将会向我提出有说服力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可以像有些作家做的那样，最后乞灵于和缓的表达方式，空洞婉转的言词；可是我从我的灵魂深处憎恨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这种伪善的花朵，这种怯懦的无花果树叶[8]。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真诚的人总有一项不能转让的权利，即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权利，我愿在这里大胆地行使它。我要坦率地承认，在这本书中尤其是一切涉及关于上帝的重大问题，都是错误的、不审慎的。同样是不审慎的、错误的，是我重复学派中的一些人的看法，说自然神论[9]在理论上已被彻底打倒，只是还在现象世界中苟延残喘罢了。理性批判曾经摧毁了自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10]以来关于上帝存在所做的种种证明，但如果认为理性批判也结束了上帝存在本身，不，那是不真实的。自然神论还活着，活得生气勃勃，它没有死，至少是最新的德国哲学并没有杀死它。这个像蜘蛛网一样的柏林辩证法[11]并不能从炉灶门口引诱出一条狗，它也不能杀死一只猫，更不要说是杀死一个上帝了。我曾有过亲身的体验，它的杀害是多么没有危险；它常常杀害人，可是被杀害的人仍然活着。黑格尔学派的守卫者，好发怒的卢格[12]曾经固执而又坚决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坚决而又固执地声称，他用他那根看门棍[13]在《哈雷年鉴》上把我一棍子打死了，可是正是那个时期我在巴黎林阴大道上散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泼健康，没有死的可能。可怜的、正直的卢格！后来[14]当我在这里巴黎向他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可怕的杀人刊物《哈雷年鉴》，而我不仅两颊红润，而且胃口特好，吞咽了许多牡蛎，使他确信，我多么不像一具死尸，他自己也禁不住真诚地大笑起来。事实上，我当时还健康和肥胖，我正处于肥胖的极点，傲慢自负就像毁灭以前的尼布甲尼撤王[15]那样。

啊哟！几年以后我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却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我时常想起这位巴比伦的国王，他把自己看作是仁慈的上帝，但却从狂妄自大的顶峰上可悲地摔了下来，像牲畜一样趴在地上吃草——（这也许是莴苣吧）。这个传说载在华丽宏伟的《但以理书》中，我不仅要向那好心的卢格，而且也要向比我还顽强得多的朋友马克思，甚至也要向费尔巴哈[16]、道梅尔[17]、布鲁诺·鲍威尔[18]、亨斯滕贝格[19]等先生，不管他们可能叫什么名字，这些不信神的自命神灵，我要向他们推荐这个传说，作为使人虔诚的牢记教训。总而言之，在《圣经》中还有许多美丽动人、稀奇古怪、值得他们注意的故事，譬如一开始就有关于天堂里的禁树和蛇的故事，这条蛇是在黑格尔诞生前六千年已经阐明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微不足道的编外女讲师。这位没有脚的女学究[20]极其敏锐地指出，绝对怎样置身于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人怎样通过认识而变为上帝，换言之，上帝怎样在人里面达到他自己的意识——这种表达形式不如原来那几句话清楚：“如果你们吃认识之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夏娃夫人在全部演示过程中只知道一点，即果子是被禁止的，正因为果子是被禁止的，所以她这位善良的妇女才吃了。但是她刚刚吃完了这诱人的苹果，她就失去了她的纯洁清白，她的天真无邪，她感到，作为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物，作为将来那么多皇帝和国王的祖先，未免太赤身裸体了，她渴望有一件衣服。当然只能是无花果树叶的衣服，因为那时里昂丝绸工厂主[21]还没有出生，并且因为在天堂里也没有制女帽的女工和时装店女老板——啊，天堂！多么奇怪，妇女一旦达到了能思维的自我意识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一件新衣裳！这些《圣经》故事，尤其是蛇的故事我是怎么也不能忘怀的，我很想把它作为题词放在本书的卷首，就像在王公贵族花园门前人们常常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告性的字样：这里有铁蒺藜和自动射击装置。

我已经在我的最近的一本书《罗曼采罗》中，说出了在我的思想中所发生的关于上帝的事物的转变[22]。从那时起人们便以基督徒的纠缠不休向我提出了许多质问，问我在什么道路上得到了这种比较好的醒悟。虔诚的信徒们似乎渴望我用任何一种奇迹来诓骗他们，大概他们很想知道，我是否也像扫罗[23]那样，在走向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了一道光，或者我是否像比珥的儿子巴兰[24]骑了一匹难以驾驭的驴，驴突然张嘴，开始像人一样说话？不，你们这些虔诚的人，我从来没有去大马士革旅行，关于大马士革，除了最近听说那里的犹太人吃了几个年老的方济各会的托钵僧而被指控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没有读过那首颂歌[25]，在颂歌中所罗门王把他所爱的少女的鼻子，比做朝向大马士革的一座塔，我也许连这个城市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头驴子，也就是一只能像人一样说话的四足的牲畜，然而这样的人我却遇见得够多了，他们一开口，就像驴子一样说话。事实上，这既不是一种幻象，也不是一种天使般的陶醉，也不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声音，更不是奇妙的梦境或其他什么神奇的幽灵把我带上福祉之路，我之所以得到醒悟非常简单归功于阅读一部书——一部书吗？是的，这是一部古老的、朴素的书，像大自然一样谦虚简朴，也像大自然一样自然；这一部书给人的印象是贡献特多，而一无所求，就像太阳，它温暖着我们，又像面包，它滋养着我们；这一部书如此亲切、如此仁慈友好地望着我们，就像一位老祖母也每天都在鼻子上架着眼镜、颤动着可亲的双唇在读着书——这部书直截了当干脆就叫做“书”，Bibel[26]。人们有充分理由也把这本书叫做《圣经》；谁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上帝，他就可以在这本书里重新找到他，谁如果从来没有认识上帝，上帝的语言的气息就会在这里向他吹拂。善于识别贵重物品的犹太人，当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起火时[27]，他们弃置了金银祭器、烛台和明灯、甚至缀有大颗宝石的高级祭司用的围兜，而只抢出了《圣经》，犹太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做多么重要的事。这是真正的圣殿的珍宝，这件珍宝谢天谢地没有被火焰所毁，也没有遭到罪犯蒂图斯·维斯帕西亚努斯[28]的抢劫，据犹太教经师们说，此人最后落到那么坏的下场。第二圣殿被焚毁前二百年，此时正当托勒密王朝菲拉德尔孚斯王[29]的鼎盛时期，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位犹太人的祭司，名叫埃利采之子西拉之子约书亚[30]，他在一本名叫《曼莎琳》的箴言集里，表达了他那个时代关于《圣经》的各种想法，我愿在这里介绍他的美丽的词语。它们都很庄严隆重，同时像一个昨天还在世的人胸中涌现出来的那样新鲜，那样神清气爽，这些词语如下：

“书中的一切正是与至高的上帝所订立的誓约，也就是摩西命令雅各家作为珍宝的戒律。智慧从那里流出来，就像那涨水的比逊河，又像那春汛期间的底格里斯河。理智从那里流出来，像那涨水的幼发拉底河，又像那收获期间的约旦河。从这部书中迸发出像光明，又像秋天尼罗河水那样的化育之恩。没有任何人曾经把这部书学尽：而且永远不可能有人把它彻底学透。因为它的意义比任何海洋更为丰富，它的劝导比任何深渊更深。”

海因里希·海涅

1852年5月写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