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法国人在最近一个时期读了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以为已经理解德国了[1]。可是他们借此只是从完全无知的状态才上升到表面。因为只要他们不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说只是沉默无语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毫不吸引人的哑谜。

现在我试图对德国宗教和哲学进行一些解释性的介绍，我相信我在做一件有益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任务。首先应当避免法国人完全不熟悉的那种经院语言的表达方式。可是我既没有对神学的蕴奥、也没有对形而上学的蕴奥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使我有可能依照法国读者的需要把它们非常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所以我将只论及德国神学和哲学中常常谈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将只阐明它们的社会的重要性，我将始终考虑到我自己的表达手段的局限性以及法国读者的理解能力。

一些德国的大哲学家也许偶然会看到这些书页，他们将会傲慢地耸肩嘲笑我在这里所表述的全部内容的贫乏样式。但请他们要好好考虑，我所说的这不多的内容却表达得非常清楚明了，而他们自己的著作虽然非常彻底，不可估量的彻底，非常深刻，令人惊讶的深刻，然而恰恰是无法理解的。被锁住的谷仓没有钥匙去打开它们，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人民渴望获得知识，我真诚地把这一小份精神食粮分赠给他们，人民会感谢我的。

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谈论宗教和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结果告诉人民，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忌。至于我，我是没有这种顾忌的，因为我不是学者，我自己是人民。我不是学者，我不属于德国七百贤人的行列。我和广大群众一起站在他们的智慧宝库门前，只要那里溜走任何一点真理，并且这真理正好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漂亮的字体把它写在纸上，交给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铅字排出来，再交给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来，然后它就属于全世界了。

在德国我们所感兴趣的宗教是基督教。因此我将谈一谈：什么是基督教，它怎样变成罗马天主教，又怎样从罗马天主教中出现新教，并从新教中出现了德国哲学。

那我现在就开始谈谈宗教，我预先请求一切虔诚的灵魂，千万不必为此而担忧。不要害怕，虔诚的灵魂！没有任何亵渎神明的戏谑会伤害你们的耳朵。这种戏谑或许在德国还有用处，因为在德国当前正需要抵消宗教的力量。我们那边的情况像你们革命前的情况一样，也就是说基督教和旧政权结成了最最不可分离的同盟。只要基督教对人民群众还发生影响，那么旧政权就不可能被毁灭。在参孙[2]落下他的斩首刑具前，必须先有伏尔泰[3]发出他那锐利的嘲笑。然而无论是这个斩首刑具，还是那种嘲笑，归根到底都没有证明什么，而只是引起一些影响。伏尔泰只能损伤基督教的肉体。他从教会史中汲取的所有诙谐，他那关于教义学和宗教礼拜仪式、关于人类最神圣的书籍《圣经》、关于诗歌中最美丽的花朵圣母马利亚的所有机智言论，以及他向教士和神职人员发射的那一整部哲学利箭的词典[4]，只损伤了基督教迟早会死亡的肉体，并没有损伤它的内在本质，没有损伤它那较深邃的精神，没有损伤它那永恒的灵魂。

因为基督教是一个观念，作为观念它如同任何一个观念一样，是不会破碎的、永生不死的。但这个观念又是什么呢？

正因为人们还没有明确理解这个观念，并把各种表面现象看做主要的东西，所以还没有一部基督教的历史。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编写教会史，经常会相互矛盾，可是一个派别和另一个派别一样。都始终不能明确地说出：那个观念究竟是什么，观念作为服务于基督教的中心，观念在基督教的象征中、在教义和宗教礼拜仪式中、在它的全部历史中都力求显示出来，以及在基督教的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来！无论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巴龙纽斯[5]，还是新教的宫廷顾问施勒克[6]，都没有向我们揭示，那个观念究竟是什么。即使你们翻阅了曼西[7]的《宗教会议记录》，阿赛马尼[8]的《礼拜仪式法典》和萨卡累利[9]的整部《教会史》所有的大开本书，你们还是看不出，基督教的这个观念究竟是什么。你们在东方教会史中和西方教会史中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在东方教会史中你们看到的无非是那些教义的钻牛角尖的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古希腊的诡辩哲学；在西方教会史中你们看到的无非是有关戒律、有关教会利益的纷争，在这里古罗马的法学决疑论和统治艺术以崭新的形式和强制手段又重新起了作用。事实上，如同人们在君士坦丁堡争论有关逻各斯[10]的问题一样，人们在罗马争论有关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关系问题；如同人们在君士坦丁堡关于上帝基督是否同质问题相互攻击一样，人们在罗马关于授职权[11]问题而相互攻击。但拜占庭的一些问题：诸如逻各斯是否和天父同质？马利亚应该称为神的生母还是人的生母？基督是由于缺乏食物而不得不挨饿呢，还是因为他想要挨饿而因此挨了饿？所有这些问题都怀有宫廷阴谋的秘密企图，它们的解决依赖于神圣的宫殿[12]里的密室中的窃窃私语和哧哧嗤笑，例如，依赖于欧多绮娅[13]的垮台还是普尔凯丽亚[14]的垮台——因为这位贵妇人憎恨涅斯托留斯[15]，他密告了她的私情，而那一位妇人却憎恨齐利路斯[16]，因为他受普尔凯丽亚的庇护。所有这一切最后都关系到妇女们和阉宦们的搬弄是非、背后饶舌。一个人往往在某种教条的名义下，一个党派往往因为某一个人的缘故而受到迫害或得到支持。西方的情况同样如此：罗马要求统治下去；“当它的军团战败时，它便把一些教条送到外省去”[17]；所有一切信仰的争端都是以罗马的篡位为其背景；罗马大主教的最高权力必须得到巩固加强。这位大主教对于真正的信仰问题总是非常宽容的，可是教会的权利一旦遭到侵犯，就会喷射出火焰；他对于基督的形象特性争论得不多，而对于《伊西多教令集》[18]的利用却坚定不移；他通过教会法规，主教的任免，诸侯权力的削弱，修士会，天主教教士的独身制等而集中权力。然而这就是基督教吗？阅读了这些历史，基督教的观念就会向我们显示出来吗？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首先没有偏见地考察一下摩尼教派[19]和诺斯替教派[20]的历史，那么在基督诞生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经发现这个观念如何在历史上形成，并如何表现于现象世界之中。虽然摩尼教派受到了诋毁，诺斯替教派受到了谴责，教会把它们革出了教门，但它们对教义的影响却保留了下来，从它们的象征中发展了天主教艺术，它们的思想方式穿透了基督教各族人民的全部生活。摩尼教派归根结底与诺斯替教派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有善恶两种原则相斗争的教义。摩尼教从古代波斯宗教那里接受了奥尔姆兹[21]，光明，和阿利曼，黑暗，互相敌对的教义。另一教派，原来的诺斯替教派，倒不如说更相信善的原则（善根）之先在[22]，并说明恶的原则（恶根）之产生是由于流出[23]，由于爱伊奥恩[24]的代代生殖，爱伊奥恩离开它们的本源愈远，它们就愈变愈坏，也愈加昏暗。按照切林图斯[25]所说，我们世界的创造者绝不是最高神，而只是最高神的一次流出，也就是爱伊奥恩之一，即真正的造物者，它渐渐地变坏，现在成为恶棍，同那最高神中直接产生出来的逻各斯，也就是善根敌对着。诺斯替教的这个世界观是从古代印度来的，它以自身引导出上帝的肉身化教义，禁止肉欲的教义，精神的自我内省教义，它带来了禁欲的、沉思的教士生活，而这才是基督教观念的最纯正的花朵。这个观念在教义学中只能表现得非常混乱，在礼拜仪式中只能表达得非常模糊。然而我们看到的还是善恶两种根源的学说到处出现；邪恶的撒旦和善良的基督对立着；基督代表着精神世界，撒旦代表着物质世界；我们的灵魂属于精神世界，我们的肉体属于物质世界；整个现象世界，即大自然，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恶的，撒旦，这个魔鬼，就想以此来引诱我们堕落，因此必须放弃人生中一切感性快乐，对我们的肉体，这个撒旦的采邑，必须加以折磨，以便使灵魂越来越庄严地高升到光明的天国、高升到基督光辉灿烂的国度。

这种世界观，这种基督教的真正的观念，像传染病一样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蔓延了整个罗马帝国，这种病痛延续了整个中世纪，有时加剧，有时弛缓，并且使我们现代人还总是全身心地感到痉挛和虚脱。即使我们中有人已经痊愈，但他还是不能逃脱这个普遍存在的病院气氛，而且作为许多久病不愈的人中唯一的健康人，他感到十分不幸。如果将来人类完全恢复了健康，如果在肉体和灵魂之间重建了和平，它们重新在原始的和谐中互相渗透：那时人们几乎不能理解基督教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所酿成的人为的争执。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世世代代，它们被自由选择的拥抱所产生、在一个欢乐的宗教中茁壮成长，必将对它们可怜的祖先报以怜悯的苦笑，祖先们由于扼杀了温暖而多彩的感性，几乎变成苍白的冷酷的幽灵，这些祖先沮丧地放弃了美好的人世间的一切享受！是的，我要肯定地说，我们的后代子孙将比我们更加美好、更加幸福。因为我相信进步，我相信人类一定会内心感到幸福的，所以我怀着一种比那些误以为上帝创造人类只是为了使他们受苦受难的虔诚的人们更加高明的见解谈到上帝。我愿就在这里人世间通过自由的政治制度和产业制度的祝福，建立起那种按照虔诚的人们的看法只有在世界末日，在天堂里才会实现的永恒的幸福。我的这种见解也许和信徒们的看法同样都是一种愚蠢的希望，无论从政治的、道德的意义上来说，还是从使徒的、天主教的意义上来说，都没有什么所谓人类的复活。

人类也许要注定永受苦难，各族人民也许要永受诅咒，被暴君蹂躏，被暴君的帮凶剥削，并被那些奴才仆役嘲弄。

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即使认识到基督教是迷误，也一定还会力图把它保存下去，人们不得不披上僧袍，赤着脚跑遍欧洲，宣讲一切尘世间财富的虚幻和断念，把慰藉人心的耶稣受难像放在受鞭笞和受嘲弄的人的面前，并许诺他们死后可上天堂，全部七重天[26]。

也许正因为世间的大人物确信自己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心中就做出决定，永远滥用我们的不幸，他们深信，基督教对于他们的人民是必要的，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保存这种宗教，归根到底是出于这样一种敏感的人类感情！

所以基督教的最终的命运就取决于是否我们对它仍然需要。这个宗教在一千八百年期间对于受苦受难的人类曾是一种恩惠，它曾是天意的、神灵的和神圣的。这个宗教对文明作出了全部贡献，它使强横的人温顺，使温顺的人坚强，各族人民通过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联结在一起，此外还有卫护基督教教义的辩护者所称颂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如果和这一宗教通过它自己给予人们的那种伟大的安慰相比，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永恒的荣誉应给予那位受难的神的象征，他就是头戴荆冠的救世主，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的鲜血仿佛是渗入人类伤口的镇痛的香脂。尤其是诗人会以崇敬的心理来承认这种象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伟大崇高。中世纪的艺术中和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各种象征的整个体系，无论到什么时代都会引起诗人的赞叹。事实上，在基督教的艺术中，尤其是在建筑中，成果是多么巨大啊！那些哥特式大教堂与礼拜仪式何其协调一致，在这些大教堂里，教会的思想又是何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切都力求升入云霄，一切都在变化为另一种实体[27]：石头会发芽，长出树枝和叶子，变成树木；葡萄和麦穗会变成血和肉；人会变成神；神会变成纯粹的精神！中世纪的基督教生活对于诗人是丰富的、取之不尽的、宝贵的素材。只有通过基督教才有可能在这地球上形成下面这些情况，它们含有如此鲜明的对照，如此五光十色的痛苦，以及如此离奇的美，以至于使人认为这类事物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而所有这一切看来是一场巨大的噩梦，这是一个疯狂的神的噩梦。那时大自然本身似乎梦幻一般地装扮着；在这期间，虽然人们囿于抽象的苦思冥想，怏怏不乐地背离了大自然，但大自然却不时用它那如此极其甜蜜、如此非常充满爱情、如此具有魅力的声音，来唤醒人们，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听，然后微笑，然后惊恐，然后甚至得一场致死的病。我在这里想起了巴塞尔夜莺的故事[28]，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就来谈谈它。

1433年5月，宗教会议[29]开会期间，一群教士，其中有主教、修道院长和博士，各式各样的修士，一起到巴塞尔附近的树林中去散步，他们讨论有关神学的各种争议问题，对主教就职后第一年收入交给教皇的奉献、教士职位的补缺和保留权进行探究和论证，或者进行争辩，也有的探讨托马斯·阿奎那[30]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否比波拿文都拉[31]更伟大，恕不一一例举！可是，他们正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讨论时，突然停止了，就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留在一棵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栖息着一只夜莺，正千回百转地在歌唱它那温柔悠扬的曲调。这时这些学者先生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心情，温暖和煦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昏昏沉沉的冬眠中苏醒过来，他们以惊异的心醉神迷相互注视着——直到最后，他们中有一人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说这事发生得蹊跷，这只夜莺可能是个妖魔，这个妖魔想用它那迷人的歌声引诱他们离开他们正在谈论的基督教的问题，并引诱他们去享受肉欲欢乐和其他甜蜜的罪孽，于是他就念起驱除妖魔的咒语，这可能是当时通行的表达形式：“在将要来到这里审判活人和死人的那位面前，我向你起誓，等等。”[32]据说，在念咒时这只鸟曾回答说：“是啊，我就是一个邪恶的精灵！”随后就笑着飞走了，可是听到它歌声的那些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不久之后也都死去了。

这个故事看来不需要作什么注解。它完全具有一个时代的恐怖可怕的标志，这个时代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咒骂。甚至连夜莺都遭到诬陷，当它歌唱时，人们便画十字。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谨小慎微、沉默寡言，活像一个无形的幽灵，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为了理解德国新浪漫主义文学，当我必须谈谈德国的民间信仰时，我也许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探讨基督教徒对待大自然的这种关系。目前我只能说，那些被德国权威人士引入歧途的法国作家，假如他们认为，中世纪时期民间信仰在欧洲到处都是一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关于善根，关于基督的王国，人们在全欧洲抱有同样的看法；对此罗马教会作了妥善安排，谁在这个问题上违背了已经规定的见解，谁就是异教徒。但关于恶根，关于撒旦的王国，不同的看法在不同的国家中统治着，在日耳曼语系的北方，人们有着和罗马语系的南方完全不同的想法。这事的产生是由于，基督教的教士没有把先前的古老的本民族的诸神当作空虚的幻象加以摒弃，而是承认它们确实存在，不过同时又声称，所有这些神只是男性和女性的妖魔，由于基督教的胜利它们已失去了左右人类的力量，现在要通过肉欲和诡计来诱惑人类去犯罪。整座奥林匹斯山竟变成了一座轻佻的地狱，当一个中世纪诗人还那样美妙地歌颂希腊诸神的历史的时候，虔诚的基督徒在其中却只看到鬼怪和妖魔。教士们的阴郁的妄想把可怜的维纳斯攻击得最最严厉；特别把她看作为魔王[33]的女儿，而那位善良的骑士汤豪泽[34]甚至直言不讳地面对她说：

哦，维纳斯，我美丽的妇人，

你是一个女妖！

也就是说，维纳斯把汤豪泽引诱到那个奇异的山洞里，这山洞人们称它维纳斯山，据传说，这位美丽的女神在那里与她的侍女们和男妾们玩耍、舞蹈，过着最放荡的生活。甚至那可怜的狄安娜，尽管她贞洁无邪，也难免遭到和维纳斯相似的命运，让她在夜晚带着山林水泽中的仙女们在森林中游荡，从而产生了盛怒的女妖大军和群鬼的狩猎等传说。这里仍然完全显示出诺斯替教派关于以前的神灵蜕化变质的看法，而且在对过去的民族信仰的这种改造中，最为意义深刻地表现出了基督教的观念。

欧洲各民族的信仰，北部要比南部更多地具有泛神论倾向，民族信仰的神秘和象征，关系到一种自然崇拜，在每一种自然元素中人们崇拜不可思议的本质，在每一棵树木中都有一个神灵在呼吸，整个现象世界都充满着神灵；基督教把这种看法颠倒过来，用一个充满妖魔的自然代替了一个充满神灵的自然。可是人们不是那么容易地把与罗马文明共同统治南欧的那种生气勃勃的、通过艺术美化了的希腊神话里的形象，改变为丑恶的、可怕的魔鬼面貌，就像日耳曼的诸神形象那样，当然对日耳曼的诸神形象并没有特别地进行过艺术塑造，它们本来就是那样的阴郁和昏暗，就像北方本身一样。所以在你们法国不可能像在我国那样形成如此阴森可怕的恶魔世界，在你们这里鬼神魔妖之类都获得一种快乐的形象。你们的民间传说和我们的民间传说相比，也就是比起那些从血和雾中产生、如此阴险和残酷无情地向我们狞笑的怪胎来说，是多么美丽、清新和丰富多彩。当我们的中世纪诗人[35]大都选择你们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不是编出的就是首先处理的素材时，也许有意尽可能多地把那种明朗欢快的古老的法国精神赋予他们自己的作品。但是在我们的民族诗歌和我们的口头民间传说中，却保留着那种你们几乎想象不到的阴暗的北方精神。你们同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自然元素的精灵，可是我们的精灵与你们的精灵是如此的不同，就像一个德国人与一个法国人不同那样。在你们的古代童话和神怪传奇中出现的魔鬼，与我们那些阴暗的、常常是污秽卑俗的鬼怪相比，显得多么色彩鲜明，又是干净纯洁。你们的仙女和自然元素的精灵，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来自康沃利斯[36]还是来自阿拉伯[37]，它们确实已都在法国顺化，一个法国精灵不同于一个德国精灵，也许就像一位带着黄色羔羊皮手套在柯勃仑茨林阴大道上闲逛的法国花花公子和一个背负重荷的德国脚夫那样不同。你们的水妖，例如美露茜娜[38]，与我们的水妖的不同，就像一位公主与一个洗衣妇那样不同。如果仙女摩伽娜[39]遇到赤身裸体、全身涂了油膏、骑着一把扫帚飞向布罗肯山[40]的一个德国女巫，她将会多么吃惊。这座山可不是快乐的阿瓦隆，而是一个所有狂乱和丑恶东西的集会处。在这座山顶上坐着形态上就像一只黑山羊的撒旦。每一个女巫手里都拿着一支蜡烛去接近它，并从背后吻它背部的末端。此后这群可耻邪恶的姐妹们便围着它跳舞，并唱道：“咚得勒姆斯，咚得勒姆斯！”那山羊咩咩地叫着，恶魔似的康康舞不断地欢呼。对一个女巫来说，如果她在这场狂舞中失落一只鞋子，这便是一个凶兆；它意味着，她将在本年度中被活活烧死。可是，这种疯狂的、地地道道柏辽兹[41]式的安息日音乐把一切预感到的恐惧都压倒了——当这可怜的女巫在早晨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她正好赤裸着，精疲力竭躺在余烬渐渐熄灭的灶旁的灰堆里。

关于这些女巫的详细情况，人们可以在尊贵的洛林公爵殿下所属刑事审判官、尊敬而又博学的尼古拉·雷米裘斯博士的《鬼怪学》[42]中找到。这个机敏的人确实有过熟悉女巫活动的最好的机会，因为他知道她们的诉讼情况，仅在他的任期内，洛林地区就有八百名妇女因犯有行使巫术罪被判火刑。其证明方法大都是：人们把女巫的手和脚缚在一起，然后把她们丢到水里。如果她们下沉、淹死，那她们就是清白无罪的，但如果不下沉、浮游在水面上，那就认定她们有罪，她们就被活活烧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

作为德国鬼怪的性格中的基本特征，我们看到，一切理想的东西在它们那里已全都脱掉，在它们身上是卑鄙下流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东西的混合。它们越是厚着脸皮地来亲近我们，它们的作为也就越加恐怖可怕。再也没有比我们的波尔特精灵、科伯尔德精灵和侏儒精灵[43]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了。普雷托里乌斯[44]在他的《人妖论》中有过这方面的记载，我在这里依据多贝内克[45]介绍如下：

“老年人总认为波尔特精灵无非是些寻常的人，其形象就像小孩。穿着五颜六色的小上衣和小衣服。有些人还说，它们在背上有的插着刀子，有的还插着别的什么东西，其形象十分可怕；因为它们这样或那样，完全是以昔日被杀害时这种或那种凶器而定。因为迷信家们认为，这些精灵是过去呆在这所房子里被杀害的人的灵魂。迷信家们喋喋不休谈着许多故事，说，科伯尔德精灵有一个时期帮助女仆和厨娘出色地完成一些家务劳动，于是就受到这些妇女的喜爱；有些人因此对科伯尔德精灵产生了一种爱慕，她们热烈地希望看一下这些小仆人，向它们提出了这个要求；可是这些波尔特精灵却一直不肯同意，借口说，看到它们的人不可避免的都要大吃一惊。然而这些淫荡的女仆还是不肯罢休，于是这些科伯尔德精灵就在房子里确定了一个地方，在这里它们要有血有肉地显露自己；但同时女仆们必须随身带一桶冷水来。这时发生了以下的情况，一个这样的科伯尔德精灵，光着身子躺在大概是阁楼里的一个垫子上，背上插着一把大屠刀。看到这情况有的女仆吓得不得了，她昏厥了过去。于是这小精灵立刻跳起来，拿了水桶里的水，把这女仆彻底浇了个遍，以便使她能重新苏醒过来。从此以后这些女仆便对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再也不希望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希姆’[46]了。据说科伯尔德精灵有各种奇怪的名字，但一般就叫做希姆。它们一旦听命于奴仆和女仆之后，就替这些人干一切家务：刷马、喂马、打扫马厩，把一切东西擦干净，保持厨房的清洁卫生，以及其他一切家中该做的事，都精心照料，并且家畜也由它们来养肥和繁殖。因此科伯尔德精灵也必须受到仆役的爱抚；他们一点也不能损害它们，既不能随意嘲笑，也不能在饮食上有所疏忽。也就是说，假如一个厨娘把这个小精灵接受到家里去做她的秘密帮手，那她就必须每天在某一时间备好一小碗好吃的东西放在家中的一定地方，然后再走开；此后她就可以一直偷懒，晚上早早睡觉，然而在清晨她就会发现，她的工作已经料理停当。可是她如果忘记了她的义务，疏忽了食品的供应，那她不但仍须独自完成她的工作，而且她还要遇到各种各样倒霉的事：她或是被热水烫伤，或是把盆罐和器皿打碎，或是把食品弄翻、掉在地上等等，这样她必然受到处罚，遭到主妇或主人的责骂；接着人们往往听到科伯尔德精灵在咯咯地笑或哈哈大笑。尽管这个仆役被调换了，而这样一个科伯尔德精灵却总是留在这个家里。是的，那个被辞退的女仆还必须把这个科伯尔德精灵介绍给她的接替人，并且还得好好嘱咐，也要如此这般地照料好它。如果这个新来的女仆不愿意这样做，那她也少不了要遇到一连串的不幸，于是她也不得不尽早地离开这个人家。”

下面这个小故事[47]也许是其中最可怕的一个：

“一个女仆长年把一个隐身的家鬼安顿在身边，她在炉灶旁给它安排了一小块地方，在漫长的冬天夜晚她一直与它交谈。有一次这个女仆请求小海因茨——她这样称呼这个精灵，它该显身让人看看它的本来模样。但小海因茨拒绝了这个要求。不过它最终同意了，并告诉她，到地窖里去，那儿她会见到它。于是这个女仆拿了一支蜡烛，走下地窖，就在那儿，一个敞盖的桶里，她看到一个已死的婴孩漂浮在血泊中。原来这个女仆在几年前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她秘密地杀死了他，塞进一个圆桶里。”

然而，德国人就是这样，他们时常在恐惧中寻求他们最好的乐趣，而有关科伯尔德的民间传说有时又充满了轻松愉快的特色。关于胡德根的一些故事特别有趣，它是一个科伯尔德精灵，12世纪时在希尔德斯海姆地方大显身手，关于它在我国从前农村妇女聚在一起纺纱讲故事的纺纱室里和鬼怪传奇故事里常常会讲到。一本古代的编年史[48]中有一段已经常常被人引用的段落现摘录如下：

“1132年左右，在希尔德斯海姆主教管区有一个鬼怪，长时期来出现在许多人面前。它装扮成一个农民，头戴一顶帽子：因此农民们就用萨克森语言称它为胡德根。这个精灵以和人们交往为乐趣，它在他们面前时而显身，时而隐身，时而向他们提出问题，时而答复问题。它从不无缘无故地伤害人。但是，如果有人嘲笑它，或者辱骂它，那它就要对所受到的冤屈进行充分的报复。这时路加的布尔夏特伯爵被维森堡的赫尔曼伯爵杀害了，后者的领地有遭到复仇者掠夺的危险，这样胡德根就去把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伯恩哈德从睡梦中叫醒，对他说了下面的话：‘起来，秃头！维森堡伯爵的领地因谋杀事件而丢开不管了，所以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占领它。’于是这位主教迅速召集他的战士，侵入了有罪的维森堡伯爵的领地，事后得到帝国皇帝的许可，把这领地归并到自己的名下。这个精灵时常主动地把一些即将发生的危险告诫这位主教，它尤其常常出现在主教大院的厨房里，和厨师们交谈，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他们服务。人们渐渐和这个胡德根熟悉了，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厨师，在它每次显身时竟敢嘲弄它，甚至用脏水浇它。这个精灵曾请求厨师长或厨房主管，要那个淘气的小伙子停止这种恶作剧。厨师长回答说：‘你是一个精灵，却怕一个小青年！’于是胡德根威胁地说：‘因为你不愿惩罚那个小伙子，那我就要在不多几天内让你看看，我到底怕不怕他。’此后不久，那个侮辱过小精灵的小青年，独自一人在厨房里睡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精灵抓住了他，把他掐死，并把他撕成碎块，放进炉火旁的锅里。厨师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他就咒骂这个精灵，于是第二天胡德根就使用蟾蜍的毒汁和血液使所有插在铁钎上的烤肉都变坏，厨师只得把这些烤肉倒掉。这个报复引起了厨师新的辱骂，在这之后这个精灵终于把他从一座变戏法变出来的假桥上推下深深的壕沟。同时这个精灵还努力地通宵巡视城市的城墙和钟楼，迫使那些守卫者处于一种经常戒备的状态。一个男人有一个不贞洁的老婆，当他要出门旅行时，一次他开玩笑地对胡德根说：‘好朋友，我把我的老婆托付给你，你要认真看住她。’这个男人一离开家门，那通奸的女人就接二连三地让情夫来到她家。可是胡德根却不让他们接近她，而是把他们从床上拖下来摔在地上。当这个男人旅行回来时，胡德根远远就去迎接他，它对这位归来者说：‘你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从此我可以从你曾托付给我的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了。我吃了许多难言的苦，总算提防了你老婆和人私通。但是我请求你，再也别把她交给我看管了。我宁愿看管全萨克森的所有的猪，也不愿看管一个施展阴谋诡计想要投身于情夫怀抱的女人。’”

为了确切起见，我必须说明，胡德根戴的帽子与科伯尔德精灵平常的服装有所不同。后者大多数都是穿灰色衣服，戴一顶红色小帽。至少在丹麦，人们看到它们是这样的，而且今天它们在丹麦据说为数最多。以前我的意见是，因为科伯尔德精灵最爱吃“果汁麦糊”，所以它们这样喜欢住在丹麦。可是今年夏天，我在这里巴黎荣幸地见到了一位年轻的丹麦诗人安徒生[49]先生，他完全肯定地向我保证，在丹麦人们把科伯尔德精灵称为尼森，它们最爱吃“黄油糊”。如果科伯尔德一旦在某一家定居下来后，它们就不愿意很快离开那里。可是，它们从来不会未经通报就住进来，如果它们想居住在某处，它们便用下面的方式向房主人示意：它们在夜间把各种刨花、木屑搬进房中，并在牛奶桶里撒牲畜粪。假如房主人不把那些刨花、木屑抛出去，或者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喝那些丢脏了的牛奶，然后科伯尔德精灵就要长期住在他家了。这种事会使有些人感到很不高兴。有一个可怜的朱特人[50]最终十分恼火同这样一个科伯尔德精灵合住在一起，为此他想要放弃自己的房屋，于是把一些家用什物装在一辆手拉车上，搬到邻近的村子去，以便在那里安家。可是走在途中，当他转过身时，他看见了那个头戴小红帽的科伯尔德精灵，从一个空木桶中探出小脑袋张望，并向他亲切地喊叫：我们搬家了！

关于这些小鬼怪我也许说得太长了，现在该是重新转向那些大魔鬼的时候了。然而所有这些故事都说明德意志人民的信仰和性格。在已经过去的几百年中这种信仰是和教会信仰同样强有力的。当那位博学的雷米裘斯博士完成了他那本关于巫术的大作[51]时，他相信他已精通了他的研究对象，他自以为，他现在也能亲自施行巫术了；然而，像他这样一个认真的人，他不会不去法庭告发自己是个巫师的，由于他的陈述他便作为巫师被处以火刑。

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并不直接起因于基督教教会，而是间接地起因于：基督教教会把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宗教这样险恶地颠倒过来，它把德国人的泛神主义世界观改造为泛鬼主义的世界观，它把这个民族早先视为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丑恶的妖魔鬼怪。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意抛弃他自己以及他的祖先所珍惜和爱护过的东西，他的感情暗地里和这些东西牢牢地扣在一起，尽管这些东西曾受到毁坏、受到歪曲。因此那个被颠倒了的民间信仰在德国也许会比基督教保存得还要长久，因为在民族性中基督教没有民间信仰那样根深蒂固。在宗教改革时代，对于天主教的传说的信仰很快就消失了，可是对于魔法和巫术的信仰却绝非如此。

路德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还相信鬼怪的存在。他的《席间演说集》充满了魔鬼妖术、科伯尔德精灵和女巫的奇特故事。他本人在困境中有时就以为自己是在和有血有肉的魔鬼进行斗争。在瓦特堡时，他在那儿翻译《新约》，他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扰，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向魔鬼的头颅扔去。从此以后魔鬼对于墨水，尤其是对于印刷油墨便有一种巨大的畏惧。在上面提到的《席间演说集》中，有些有趣的小故事都曾说到魔鬼的狡诈诡谲，在这里我不得不介绍其中的一个。

“马丁·路德博士说，[52]一次，一群善良的伙计在一起饮酒吃喝。其中一个任性粗野的小伙子说道：如果有谁请他大吃大喝一顿，他就愿意为此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进入房间走向他，坐在他的身旁，并和他一块儿喝酒，在别人说话时这人对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说：

‘听着，你刚才说，如果有谁请你大吃大喝一顿，这样你就愿意为此而出卖你的灵魂吗？’

于是这小伙子又重复了一遍：‘是啊，我愿意这样做，让我今天大吃大喝、玩个痛快就行。’

这个进来的人原来是个魔鬼，答应了他之后，便又立刻悄悄地离开了他。当这个饕餮之徒欢乐了一整天后，终于喝得烂醉，先前那个人也就是魔鬼又走了进来，坐在他的身旁，并向其他一起吃喝的人说：‘亲爱的先生们，你们怎么想呢，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匹马，那马鞍和马笼头不也就属于他了吗？’这时所有的人都害怕起来。然而这人最后说：

‘你们快说啊！’于是他们只好承认说：‘是的，马鞍和马笼头也是属于他。’这样魔鬼抓住了这个任性粗野的小伙子，带着他穿过屋顶飞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小伙子到了那里。”

虽然我对我们的大师马丁·路德怀有最大的尊敬，但据我看来似乎他完全误解了撒旦的性格。撒旦绝对没有对人的肉体如此轻蔑，就像这里提到的那样。人们尽可以讲魔鬼的各种坏话，然而无论如何不能背后说它是个唯灵主义者。

马丁·路德不仅对魔鬼的意图判断错误，而且尤其是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意图判断错误。凭着我的严肃的不偏不倚超党派性，我必须面对这位过分热诚的人为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辩护，同样也要为魔鬼辩护。是啊，如果有人质问我的良心，那我将承认，教皇莱奥十世[53]其实远比路德理智得多，而路德根本没有理解天主教会的一些基本缘由。因为路德不理解，基督教消灭肉欲的想法和人类的本性过于矛盾，这在任何时候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完全实现；他也不理解，天主教仿佛就是上帝和魔鬼之间，亦即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一种协定，通过这种协定，在理论上宣布了精神的独裁统治，可是又让物质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它在实践中可以行使所有一切被宣布为无效的权力。所以，教会为了肉欲的利益做出一些让步，是一种聪明的制度，尽管总是采取下列形式，即对每个肉欲行为都要打上谴责的烙印，同时给精神保留了嘲讽的特权。你尽可倾听内心含情脉脉的爱情，拥抱一个美丽的姑娘，但你必须承认，那是一种可耻的罪恶，而你必须为这种罪恶赎罪。这种通过金钱可能实现的赎罪，对人类刚好是善举，对教会同样十分有利。这就是说，教会让人支付罚金来换取每种肉体的享受，对所有各种罪恶都有一个赎价，由此便有了神职商贩，这些人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在各地兜售对罪恶进行不同估价的赎罪券，路德首先攻击的特策尔[54]便是一个这样的商贩。我们的历史学家认为，路德对买卖赎罪券的抗议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路德开始时只反对教会滥用职权，只是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他才被逼上向整个教会权威进攻的极端。然而这恰恰是一种错误看法，买卖赎罪券不是教会职权的滥用，它是整个教会制度的结果，当路德攻击它时，就是攻击了这个教会本身，而教会也就必须把路德咒骂为异教徒。莱奥十世这个聪明文雅的佛罗伦萨入，波利齐亚诺[55]的弟子，拉斐尔[56]的朋友，头戴三重冠[57]的希腊哲学家，因为他患了一种疾病，这种病绝不是由于实行基督教的禁欲而得的，并在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也许因此他才被秘密会议[58]授予三重冠……梅迪契家族的莱奥，他定会取笑这个贫穷、纯洁、质朴的修道士，这人竟误以为福音书就是基督教的宪章，并把这宪章当做一种真理！莱奥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路德的愿望，因为他当时正忙于建造圣彼得大教堂，而这座教堂的建筑费用恰恰是用出售赎罪券得来的钱支付的，因此完全是罪恶在提供建造这座教堂的资金，这样一来，它仿佛就成了一座肉欲的纪念物，就像那座用一个妓女卖淫赚得的钱建造的埃及金字塔一样[59]。人们也许把这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相比，那更可以说它是由魔鬼建成的。感觉主义不得不亲自为唯灵主义建造最华丽的神殿，唯灵主义的这个胜利，正是人们对肉体做了大量让步，才获得了用来颂扬精神的资金，这在德国的北方人们是不会理解的。因为在德国北方，比在意大利的炽热的晴空下，更有可能奉行一种对肉欲作最少让步的基督教教义。我们北部国家的居民都有比较冷的血，我们不需要慈父般的莱奥为了肉体的罪恶给我们送来那么多的赎罪券。气候使我们容易奉行基督教的道德，1517年10月31日，当路德把反对赎罪券的论纲张贴在圣奥古斯丁教堂门上时，维滕堡的城壕也许已经结了冰，人们可以在那儿滑冰了，滑冰是一种极其寒冷的娱乐，可见它不是罪恶。

我在上面也许已经多次使用了唯灵主义和感觉主义两个词；可是这两个词在这里并不像在法国哲学家那里，是指人类认识的两种不同的源泉，更确切地说我使用它们，正如我所讲的意义中总是可以看出的，是为了标志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其中一种想要通过力求毁灭物质来颂扬精神，另一种则试图针对精神的篡夺，要求归还物质所具有的自然的权利。

上面提到过的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时的情况，已经显示出宗教改革的全部精神，我必须同样特别促使人们注意，因为在这里法国人们对于宗教改革仍然抱着陈腐的错误观点，这些观点是由博絮埃[60]通过他的《教会改易史》传播开来的，它们甚至在今天的作家中还产生着作用。法国人只理解宗教改革的消极的一面，他们在其中只看到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并且不时相信，这个斗争在莱茵河彼岸同在莱茵河此岸的法国一样总是出于同样的根源。可是，那里的根源和这里的根源不仅完全不同，而且完全相反。在德国反对天主教的斗争无非是唯灵主义发动的一场战争，当唯灵主义看到，它只是徒具统治之名，只是法律上统治着，而感觉主义则通过历来的欺骗，行使着现实的统治，并在事实上统治着，这场战争就开始了——那些赎罪券商贩被赶走了，教士的漂亮的情妇变成为态度冷淡的妻子，讨人喜欢的圣母像被打碎了，在有些地方产生了最为敌视肉欲的清教主义[61]。与此相反，在17、18世纪的法国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却是感觉主义发动的一场战争，当感觉主义看到，它在事实上统治着，然而它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被那主张在法律上行使统治权的唯灵主义讥笑为非法，并被极其敏感地受到谴责，另一场战争也开始了。人们在德国是以纯洁严肃的态度来进行斗争的，而人们在法国却以不正经的玩笑进行斗争；人们在德国进行了一场神学的争论，人们在法国却创作了这种或那种诙谐快乐的讽刺作品。这种讽刺作品的对象通常是指出一个人想完全成为精神时所陷入的自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最能逗人乐的关于善男信女的故事，这些人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的动物本性所战胜，或者简直就是想要拯救神圣的外观，而乞灵于伪善。纳瓦尔王后[62]在她所写的小说里已经描写了这种不良现象，教士和妇女间的关系是她常用的题材，她不仅想要我们捧腹大笑，而且也想要震撼教士制度。在这场喜剧性的争论中，讽刺性最强的优秀作品毫无疑问便是莫里哀[63]的《伪君子》；这个剧本不仅攻击了那个时代的耶稣会教派，而且攻击了基督教本身，还攻击了基督教观念，攻击了唯灵主义。事实上，在桃丽娜的袒露的胸脯面前假装恐惧，又说出这样的话：

上天确实禁止某种享乐，

但人们有办法向它寻求妥协。[64]

通过这句话，不仅嘲讽了那种习以为常的假正经，而且也嘲讽了那种普遍的谎言，这种谎言产生于基督教的观念的无法实现；通过这两句话尤其嘲讽了唯灵主义不得不对感觉主义让步的整个制度。的确，扬逊教派[65]比耶稣会总是要有更多的理由因《伪君子》的演出而感到受伤害，莫里哀还总是使今天的卫理公会[66]信徒同样感到如此不舒服，就像当年的天主教信徒一样。莫里哀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像阿里斯托芬[67]和塞万提斯[68]一样，不仅嘲讽了暂时的偶然现象，而且嘲讽了那些永远可笑的事情，人类的根本弱点。伏尔泰总是只攻击一时性的事物和非本质的事物，在这方面他是比不上莫里哀的。

但是那种嘲讽，尤其是伏尔泰式的嘲讽在法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谁想继续这种嘲讽，那就做得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因为如果人们想消灭天主教的最后显而易见的残余，那就可能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天主教的理想会逃入一个新的形式，仿佛跑进一个新的躯体，甚至会抛掉基督教信仰的名称，经过这样的改变它可能比现在这种破烂不堪、信誉扫地的形象，更加使我们心情恶劣感到厌烦。是的，唯灵主义以宗教和教士阶层为代表，是有它的好处的，关于宗教已经失去了它那巨大的力量，关于教士阶层又和我们的时代的整个自由热潮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

然而唯灵主义究竟为什么这样使我们厌恶呢？难道它是那样坏的东西吗？绝不是。玫瑰油是一种贵重的物品，如果有人不得不在伊斯兰国家的后宫的闭锁的房间中悲哀地度过时日，那么一小瓶玫瑰油是可以起振奋作用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总不愿为了获得几滴玫瑰油，虽然它可以起着这样安慰的作用，而去践踏和蹂躏所有这些玫瑰花的生命。我们宁愿像夜莺那样，玫瑰花使夜莺赏心悦目，它不仅陶醉于花儿看不见的芳香，同样也陶醉于花儿娇艳繁茂的形象。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我们那里首先向天主教发动进攻的其实是唯灵主义。但这只适合于宗教改革的开始时期；唯灵主义一旦在古老的教会建筑上打开缺口，感觉主义便带着它那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烈焰冲出来，于是德国变成了自由狂热和肉欲的最粗野的竞技场。被压迫的农民在新的教义中找到了精神武器，他们已能用这武器来进行一场反对贵族的战争；自从一个半世纪以来就已经有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兴致了。在明斯特，感觉主义化成了扬·凡·莱顿[69]的形象，赤裸着身子穿街过巷，并和他的十二个女人睡在一张大床上，这张床今天在当地市政厅里还可以看到。修道院的大门到处都打开了，修女和小修道士互相投入对方的怀中，亲密接吻。是的，那个时代的表面历史几乎完全是由感觉主义的暴动所构成；怎么这些暴动很少留下结果，唯灵主义怎样重新镇压了那些暴动者，它在北方怎样逐渐巩固了它的统治，但后来又受到它在自己怀抱里教育成长的一个敌人，也就是哲学，所给予的致命伤，这些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这是一段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难于弄清。天主教党就很容易随心所欲地突出那些最坏的动机，如果人们听从他们的说法，那这个运动只不过是要确认最无耻的肉欲为合法，并要掠夺教会的财产。当然，为了取得胜利，精神的利益必须永远和物质的利益结成同盟。但魔鬼已把这副牌洗得这样离奇怪异，人们已经无法说清确实可靠的意图。

1521年一群显贵的人物聚集在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大厅[70]，他们心里大概都怀有各式各样的口是心非充满矛盾的想法。那里坐着一位年轻的皇帝[71]，他身披崭新的紫袍，怀着年轻统治者的愉快心情，暗自高兴那个骄傲的罗马人[72]，这人经常恶劣对待帝国的前几代皇帝，并且总是不肯改变他那狂妄骄横的态度，现在遭到了最强有力的谴责。那个罗马人的代表[73]在他那方面也暗自高兴，因为在德国人中间发生了分裂，这些德国人像喝醉了酒的野蛮人一样，时常侵袭和掠夺美丽的意大利，并且还总是威胁要对它进行新的侵袭和掠夺。世俗的诸侯也在高兴，有了这个新的教义，他们就可以同时把古老的教会财产记在心上。高级的教长们已经在考虑，他们是否可以不和他们的厨娘结婚，而又可以把他们的选帝侯国家、主教管区和修道院传给自己的男性后裔。各城市的代表也为他们的独立自主权的一次新的扩大而高兴。每个人在这里都可得到什么，每个人暗地里想的都是尘世的利益。

不过那里有一个人，对这个人我深信，他并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一心想着他理应代表的上帝的利益。这个人便是马丁·路德，那贫苦的修道士，天意选中了他，由他来粉碎那罗马的霸权[74]，反抗这霸权的斗争，一些最强有力的皇帝和最勇敢的贤哲早已开始，但毫无结果。然而天意却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重任该放到哪一个的肩上；这里不仅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且也需要一种身体的力量。为了肩负这样一项艰难的重任，就需要有一个从青少年时代起经过修道院的严格性和纯洁性锻炼出来的身体。我们可敬的大师当时身体还很瘦弱，看起来也很苍白，以至于帝国议会上的那些面色红润、吃得胖胖的大人先生几乎是带着怜悯心俯视这个身穿黑色僧衣的可怜人。但他却是完全健康的，而且他的神经是如此坚强，那精彩出色的喧哗吵闹丝毫没有使他胆怯，再说他的肺脏一定也是很强健的。因为当他发表了他那长篇辩护词后，由于皇帝完全不懂高地德语，他不得不用拉丁语重复一遍。当我想起这事时，我每次都要生气；因为我们可敬的大师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旁，当汗水不断地从他额上滴落下来时，他要被穿堂风吹着。由于长篇讲话，他大概已经十分疲倦，嗓子大概也有点干了。不伦瑞克公爵准是想到，此人现在必定口渴极了；至少我们从书中谈到，他给马丁·路德送去了三坎[75]最好的艾恩贝克啤酒，送到了路德住的小旅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不伦瑞克世家这一高尚的行为。

在法国，人们对于宗教改革的英雄就像对于宗教改革一样，有着十分错误的理解。这种不理解的原因首先大概在于，路德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且也是一个最为德意志式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中德国人的所有一切长处和短处都极其出色地统一在一起，因而他个人也就代表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德国。此外，他身上还有另一些特性，我们很少看到这些特性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们通常见到的是这些特性作为互相敌对的对立物而存在。他事实上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而同时又是一个富有幻想的神秘主义者。他的思想不仅长有翅膀，而且也长有双手；他不仅说了，而且也做了。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喉舌，而且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刀剑。他既是一个冷静的、经院式的咬文嚼字者，又是一个狂热的、神灵附体的预言家。当他整日劳累不堪地钻研了教义上的细微区别之后，然后在夜晚他便拿起长笛，仰望繁星，把自己的心情溶化在旋律和祈祷之中。同样是这个人，他可以像一个渔妇那样咒骂，也能像一个含情脉脉的少女那样温柔。他有时会猛烈到像那刮倒橡树的风暴一样，此后他又柔和得就像抚弄紫罗兰的微风一样。他浑身充满着最骇人听闻的敬神情感，充满着对神圣的圣灵的荣誉的献身精神，他能完全沉浸于纯粹的精神领域之中；可是他却又非常了解人间的美好事物，并懂得珍爱这些事物，从他口中曾说出这样一句出色的箴言[76]：“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曲，他就一辈子是个傻瓜。”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完人，一个精神和物质在其身上没有分离的绝对的人。因此把他称为一个唯灵主义者，或者把他称为一个感觉主义者，同样都是错误的。我该怎样说才好，他具有某些原始的东西，某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某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就像我们在所有顺应天意而生的人们那里所见到的一样，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素朴，某些愚蠢的聪明，某些崇高的偏见，某些不可制服的魔鬼般的东西。

路德的父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矿工，孩提时代他就经常随父亲来到地下工地，那里生长着巨大的金属矿石，强大的源泉潺潺地流着，这幼小的心灵也许不知不觉地吸取了最为神秘的自然之力，或者甚至受到了山神的魔法保护。因此在他身上有可能粘着如此多的大地物质，如此多的热情渣滓，就像人们尽情责备他时所说的这一类话一样。可是人们这样责备是不公正的，要是没有那种尘世间的混合物，他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人。纯粹的精灵是不能办理事情的。正如我们从容·施蒂灵[77]的鬼神学中知道，鬼神虽然能用适当的颜色明确地显形，也能像活人一样走路、奔跑、跳舞，以及做出一切可能的姿态动作，但他们不能推动任何物质的东西，不能推动一只最小的床头柜离开它原来的地方。

荣誉归于路德！永远的荣誉归于这位可敬的人，我们要感谢他拯救了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侏儒站在巨人的肩上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当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可是为了登高望远却缺乏那种高尚的感情，缺乏那种我们不可能获得的巨人的心灵。我们更加不应当对他的缺点轻易作出尖酸辛辣的判决；这些缺点比成千的另外那些人的德行对我们更为有用。埃拉斯慕斯[78]的文雅和梅兰希顿[79]的宽容，也许永远不能像马丁修士那种上帝般的严峻把我们带至如此遥远的地方。是的，就像我上面所暗示的，关于宗教改革开始时期的错误，曾取得了最珍贵的成果，这些成果能使全人类振奋精神。自路德在帝国议会上否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并公开宣布说：“人们必须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时德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圣博尼法齐乌斯[80]把德国教会捆在罗马教廷的那条锁链被砍断了。这个教会以前是组成巨大的教阶统治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分成一些宗教的民主团体。这个宗教本身变成一种另外的宗教了；印度的诺斯替教的因素从这里消失了，我们看到，犹太教的自然神论的因素在这里又抬头了。福音的基督教产生了。当物质的最迫切的要求不仅被考虑到了，而且也被合法化了的时候，这个宗教就又变成了真理。牧师变成了人，可以娶妻子、生孩子，就像上帝要求的那样。与此相反，上帝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没有家室的天上的老光棍；他的儿子的合法性就有了争议；圣徒们被解除了职务；天使们的翅膀被剪断了；圣母丧失了她对神的王冠的一切权利要求，再也不准她行使奇迹。总而言之，从现在起，尤其是自从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之后，奇迹便终止了。当物理学家对亲爱的上帝以怀疑的眼光进行严密监督的时候，不管是由于这点而使他烦恼，还是由于他不愿意和博斯科[81]竞争：甚至在最近时间，宗教受到极大危害的时刻，他也拒绝通过任何一种引人注目的奇迹来支持宗教。从现在起，他在这个地球上倡导任何新的宗教，他也许再也不让任何神圣的把戏参与其间了，他也许永远要用理性来证明这些新的教义的真理；而这也正是最理智的做法。至少在圣西门主义这个最新的宗教中，丝毫没有发生奇迹，大概下面这个事例除外，圣西门生前欠裁缝一笔旧账，在他死后十年，竟由他的学生以现金如数偿还。我还看到，那位卓越的长者奥林德[82]在泰布大厅里满怀热情地站起来，在惊讶不已的教徒面前手持那张付讫了的裁缝账单。年轻的食品杂货商们在这个超自然的证件上面惊呆了。然而裁缝们却已经开始相信了！

在这期间，由于新教的关系，在我们德国随着古老的奇迹的丧失也一起丧失了其他许多诗意，然而我们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补偿。人变得更有德行和更高尚了。新教对那习俗的纯洁性和那履行义务的严肃性，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道德的东西，有着极为良好的影响；是的，新教在许多教区里采取的方针，使它终于和上面所说的道德完全相合，而福音书只是作为美丽的譬喻在继续发生效力。我们现在尤其要看看在神职人员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种可喜的变化。天主教神甫的不婚制度废除之后，教会人士的淫乱和修道士的邪恶也随之消失了。在新教的神职人员中我们并不少见那些最有德行的人，在这些人面前甚至连古代斯多噶派也要肃然起敬。人们必须作为一个贫苦的大学生，徒步漫游在德国的北部，才能体验到，偶尔在一所毫不虚假的牧师住宅里能够发现那么多的德行，我要给德行加上一个美丽的修饰语，也就是福音新教的德行。我时常在冬天的夜晚，在这种人家受到十分好客的接待，我是一个陌生人，除了饥饿和疲劳以外，没有携带任何其他介绍信。当我吃饱睡足之后，第二天早晨就要继续行进，年老的牧师穿着晨服走来，为我的旅途祝福，这种祝福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不幸；那好心肠的、爱唠叨的牧师夫人把几片黄油面包塞在我的口袋里，这些面包使我精神倍增；在沉默的远处，站着牧师的美丽的女儿们，她们有着红润的脸颊和紫罗兰色的眼睛，她们那种羞怯腼腆的热情，还一直留在我的回忆里，在整个冬日温暖着我的心。

当路德说出，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的时候，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承认是最高的裁判者。因此在德国产生了所谓的精神自由，或者，就像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力变得合法化了。当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能够相当自由地进行思考和发表言论了，经院哲学家曾经对一些事物进行过争论，他们所争论的事物我们几乎无法理解，就像中世纪时人们也只能对事物这样表示意见一样。然而这是借助于把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区别开来才发生的，通过这一区别人们可以明确反抗诬为异端；这种自由讨论也只是在各大学的教室里发生，而且是以一种哥特语化了的深奥的拉丁语来进行的，这种语言人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以至于用不着害怕对教会有什么危害。尽管如此，教会从来没有实际上允许过这种做法，所以它有时也真的把一个不幸的经院哲学家处以火刑。可是现在，自从路德以来，人们便不再把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区别开来，人们在公共的市场上用德意志的语言毫不羞怯、毫不畏惧地进行争论。凡是接受宗教改革的诸侯，都把这种思想自由合法化了，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

事实上，人类精神即使在希腊也没有像自上世纪中叶起到法国入侵时[83]为止的德国能够那样自由地表述自己。尤其是在普鲁士充满着一种无限的思想自由。勃兰登堡侯爵[84]理解到，他只有通过新教的原则才能是一个合法的普鲁士国王，所以也就必须维护新教的思想自由。

当然此后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新教思想自由的天然保护人[85]为了压制这种自由，竟和教皇极权主义派互相谅解，他还常常使用早先罗马教廷为了反对我们而想出来并运用的武器：检查制度。

真怪！我们德国人是最坚强和最聪明的民族。我们的王公世族高坐在欧洲所有的王位上，我们的罗特希尔德们[86]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我们的学者支配着一切科学领域，我们发明了火药和印刷术——然而，谁若在我们那里用手枪射一发子弹，就要付三个塔勒的罚款，如果我们想在《汉堡通讯》上刊登：“我的爱妻生了一个像自由那样美丽的女儿！”那么霍夫曼博士[87]先生就要拿起红笔，把我们的“自由”两字划掉。

这种情况难道还能持续很久吗？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现在在德国争论得如此激烈的出版自由问题，就与上述种种思考有着意味深长的联系，我相信，如果人们想一想，出版自由无非是思想自由的结果，因此是一项新教的权利，那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为了这种权利德国人已经付出了宝贵的鲜血，他大概一定会被促使起来，再一次坚决为这种权利而斗争。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学术自由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在德国正如此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心。自从人们以为，发现了在各个大学里为数最多的政治性煽动，也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从那时起各个方面都在唆使君主们，必须压制这些机构，或者至少必须把这些机构改变成普通的教学场所。于是制定了许多计划，讨论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个大学的公开反对者也好，公开拥护着也好，据我们迄今为止所听说的，似乎都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最后根由。前者不理解，青年一代无论在哪里，以及在任何纪律的约束下，都将为自由的利益而热情奋斗，如果有人压制大学，那些热情的青年也许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和工商界的青年联合起来，将更加激烈地表示他们的意见。那些公开拥护者却只打算证明：德国科学研究的花朵也将和大学一起走向末路。恰恰是学术自由对研究极为有用，青年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找到多方面教育自己的相当好的机会，等等。他们说这些话时仿佛事情或多或少只关系到几个希腊语的单词或者一些粗鲁行为一样！

假如君主们的宝座的神圣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一切科学、研究或文化对他们还有什么价值呢！他们有足够的英勇，为了那唯一绝对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绝对的统治权，而去牺牲那些相对的财物。因为这绝对的统治权是上帝托付给他们的，只要上天要求，地上所有的理由都必须退让。

无论是那些作为大学代表的可怜的大学教授方面，还是那些作为大学的反对者而公开出面的政府官员方面都存在着误解。只有在德国的天主教的宣传机构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这些虔诚的蒙昧主义者是我国大学制度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人用谎言和欺骗阴险地反对大学，甚至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人[88]装作亲切慈爱的样子，好像愿意让各大学讲话，公开暴露出耶稣教团的阴谋。这些胆怯的伪善者大概知道，在这场赌博中会赢得什么东西。因为随着大学的垮台，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只在大学里扎根的新教教会也要站立不住，这是由于最近几个世纪的全部新教教会的历史几乎只是由维滕堡、莱比锡、图宾根和哈勒大学的学者们的神学争论组成的。各地的新教教会监理会[89]只不过是各大学神学系的软弱无力的反照，神学系一旦不复存在，这些教会监理会也就失去了一切支柱和特性，并且要沦落到依赖于政府部门，或者甚至依赖于警察的地步。

不过让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谈论这些忧伤的看法，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还必须说说这位应天命而生的人物，他为德意志民族做出了如此伟大的贡献。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如何通过他得到最大限度的思想自由。然而，这个马丁·路德不仅给了我们行动的自由，而且也给了我们行动的手段，也就是说，他给了精神一个肉体。他也给了思想一种语言。他创造了德语。

这件事情的出现，是因为他翻译了《圣经》。

事实上，这部书的神圣的作者似乎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样，认识到这部书绝不是由谁翻译都是无所谓的，于是他亲自挑选了它的译者，并且还赋予他神奇的力量，从一种死了的、似乎已经埋葬了的语言，译成另一种还没有活着的语言。

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为人们所理解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也有了已经为人们能够理解的最古老的希腊文《旧约》译本。可是希伯来语的知识在基督教世界里已完全灭绝。只有躲在这个世界的某一角落里的犹太人，有时还保存着这种语言的传统。就像一个幽灵守护着生前交托给它的财宝一样，因而这个惨遭虐杀的民族，这个民族——幽灵，在这那阴暗的犹太隔离区里保护着希伯来文的《圣经》；人们看到德国的学者偷偷地下到这些不体面的避难所，去挖掘那宝藏，去获取希伯来语的知识。当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注意到，他们将从这方面受到威胁时，这就是说，人民可能在这条旁道上得到上帝的真实的言语，并可能发现罗马方面的种种伪造：这时他们就恨不得把犹太人的传统也镇压下去，于是他们打算消灭所有希伯来文的书籍，并在莱茵河流域开始了希伯来文书籍的搜查，为了反对这种搜查，我们卓越的罗伊希林[90]博士进行了如此辉煌的斗争。当时在科隆活动的神学家们，尤其是霍赫施特拉滕[91]，绝不像罗伊希林的勇敢的战友乌尔里希·封·胡滕[92]骑士在他的《蒙昧主义者书简》[93]中所描写的那样思想狭隘。这与压制希伯来语的问题有关。当罗伊希林取得胜利之后，路德才能开始他的工作。那时，在路德写给罗伊希林的一封信中，他似乎已经感觉到，罗伊希林所取得的胜利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处在一个受束缚的困难的地位上。然而路德，这位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却完全独立不羁；他在这封信中极其天真地说：我毫无畏惧，因为我一无所有[94]。

可是路德用来翻译《圣经》的语言是如何得到的呢，我到此刻为止还是不能理解。古老的施瓦本方言[95]早就和霍恩施陶芬皇帝时代的骑士文学一起完全消失了。古老的萨克森方言，即所谓的低地德语，只流行于德国北部的一部分地区，尽管人们做了一切尝试，但从未使之适合于文学的目的。假如路德用了人们在今天的萨克森通用的语言来进行他的《圣经》翻译[96]，那么阿德隆[97]所说的就是对的了，他说萨克森方言、尤其是迈森方言是我们原来的高地德语，也就是我们的书面语言。但是这种说法早就被人驳倒了，我在这里所以必须特别清楚地提到，因为这种错误在法国仍然十分流行。今天的萨克森语，大约就像西里西亚语一样，从来不曾是德国民族的一种方言；因为如同西里西亚语一样，它的产生是通过斯拉夫语言的色彩，所以我坦率承认，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路德翻译的《圣经》中的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可是我却知道，通过这部路德翻译的《圣经》，由于新发明的印刷术，也就是黑色艺术，以成千上万的印数散发到人民中间去，这路德的语言在短短几年中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然通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和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在一种由独一无二的方言形成的语言里，我们经常感到一种亲切感，而路德的语言以它今天这样的形式，在那亲切感上似乎有点儿欠缺，然而一种这样不可估量的贡献，却可以为我们补偿这种缺陷。何况路德的《圣经》译本的语言也并不完全缺乏那种亲切感，这部古老的书是使我国语言不断更新的一个永恒的源泉。在路德的《圣经》译本中，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是德国式的，作家总可以一直使用它们；因为这部书已普及到赤贫的人民手中，所以这些人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高深指导，就能用文字来表示看法了。

如果在我们德国一旦爆发政治革命，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将到处谈论自由，而自由的语言则将是圣经的语言。

路德的原始文章对于把德语确定下来，同样也做出了贡献。这些文章通过论战的热烈激昂深深地渗入时代的心灵。文章的语调并不总是纯洁无瑕的。但是，人们不能用橙子花来进行宗教革命。粗木有时得用粗楔子楔。在《圣经》中，由于对眼前的上帝精神的敬畏，路德的语言总是被吸引进某种威严之中。在他的论战文章中就不同了，他沉浸于一种平民大众的粗豪之中，这常常使人感到不快，又使人感到宏伟壮丽。他的用语和形象与那些我们在印度或埃及的神庙洞窟中看到的巨大石像相似，它们那种显眼的色彩和怪诞的丑态既使我们感到厌恶，却又吸引着我们。通过这些风格奇异的文体，这位勇敢的修士在我们看来有时就像一个宗教上的丹东[98]，一个山岳党的讲道者，他从山顶上把五光十色的语言石块向下投到他的敌人的头上去。

路德在斗争和苦难中，从他的内心里迸发出来的一些诗歌，比这些散文著作更引人注目，也更有意义。它们有的像长在山崖上的花朵，有的像倾泻在波动的海面上的粼粼月光。路德热爱音乐，他甚至写过一篇关于这门艺术的论文，因此他的诗歌有着非常优美的旋律。就这方面来说，“艾斯莱本的天鹅”[99]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在有些诗歌中绝不是一只温顺的天鹅，他在作品中鼓起了伙伴们的勇气，并激发起自己最最狂热的斗志。他和他的伙伴们进入沃尔姆斯时唱的那首英勇无畏的歌，就是一首战歌。古老的大教堂在这首新歌的声调中震颤，并使栖息在昏暗的塔顶窝巢中的乌鸦感到惊恐。这首歌，这首宗教革命的马赛曲[100]，直到今天仍然还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我们的上帝是座坚固堡垒，[101]

稳固的防御，良好的武器，

我们现在遇到苦难，

他帮助我们摆脱一切苦难。

旧日凶恶的宿敌，

他现今严肃认真，

力量强大，诡计多端，

还有那残暴的装备，

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单靠我们的力量难于对抗，

我们很快就会失败，

幸有上帝亲自选出圣人，

他率领我们去征战。

你若问他是谁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

万军的统帅，

而不是别的天神，

他领导我们固守阵地。

即使世上充满魔鬼，

妄想把我们全都吞食，

我们一点也不惧怕，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尘世的君王，

他出现时疯狂怒吼，

但也不敢对我们怎样，

他定会受到审判，

基督一句话就能使他败跑。

人们理应信奉上帝言词，

不能违背《圣经》中的愿望，

基督以他的智慧和才能，

与我们并肩战斗在疆场。

即使他们夺去我们的生命，

以及财产、荣誉、孩子和妻子，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

因为天国永远属于我们。

我已经指出，使新文学得到发展所需要的精神自由，我们应怎样感谢我们的可敬的马丁·路德博士。我已经指出，他怎样也为我们创造了使新文学能够表达情意的语言。现在我只需再补充几点：他也亲自开创了这种文学；这种文学其实就是美文学，这是从路德开始的；他的宗教歌曲就显示了这种文学的最早的重要现象，并且已经表明了这种文学的一定的特征。谁要谈论德国的新文学，他就必须从路德开始，不该像一些浪漫派文人出于不诚实的错误愿望所做的那样，从一个纽伦堡的市侩，名叫汉斯·萨克斯[102]的人开始。汉斯·萨克斯，这个可尊敬的鞋匠行会的行吟诗人，他的工匠诗歌只是早先中世纪德国宫廷情歌的一种毫无意义的讽刺滑稽的模仿，他的戏剧只是古老的神秘剧的拙劣的用讽刺体裁的改写。这个迂腐的小丑，他谨小慎微地学习中世纪的自由纯朴性的样子，也许可以作为中古时代的最后的诗人，但决不能看作是新时代最初的诗人。对此并不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论证，我只需用明确的语言探讨一下我们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比就行了。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路德以前活跃于文坛的德国文学，我们就会发现：

首先，路德以前德国文学的材料，即素材，就像中世纪生活本身一样，是两种异质因素的混合，也就是日耳曼的民族性和印度诺斯替的[103]、所谓广泛的基督教的混合，它们在长期的格斗中纠缠得这样厉害，最后它们竟互相融合在一起了。

其次，在这样旧文学中，素材的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处理的精神是浪漫主义的。人们若把那种文学的材料，把中世纪的一切现象，这些现象是通过上面提到的两种因素，即日耳曼的民族性和广泛的基督教的融合而产生的，都说成是浪漫主义的，那是名词的滥用。因为，就像中世纪的一些诗人对希腊历史和神话曾经加以完全浪漫主义处理一样，这样人们也可以把中世纪的习俗和传说表现在古典主义的形式之中。所以“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这两个词语只涉及处理的精神。如果被表现出来的东西的形式和表现出来的东西的观念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就像在希腊的艺术作品里的情况一样，这种处理方式便是古典主义的，因此在这种一致性中，也就找到了形式和观念之间的最大的和谐。如果形式并不通过一致性来揭示观念，而是用譬喻让人猜测这个观念，那这种处理方式便是浪漫主义的。我在这里宁愿使用“譬喻的”这个词而不使用“象征的”这个词。希腊神话有一系列神的形象，它们每一个都有形式和观念的全部一致性，然而仍可能获得一个象征的意义。但是在这种希腊宗教中恰恰只有神的形象有所规定，其他一切，如神的生活和行为，则可以任凭诗人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在基督教中与此相反，它没有这样确定的形象，而是有确定的事实，确定的神圣的事件和行动，人们的诗歌情感可以在其中赋予一种譬喻的意义。有人说，荷马创造了希腊的诸神；这是不正确的，希腊诸神早已在这之前就有了一定的轮廓，而荷马创造了诸神的历史。中世纪的艺术家与此相反，永远不敢在他们的宗教的历史部分中有最低限度的创造；原罪[104]，基督降生为人，受洗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诸如此类，都是不可触犯的事实，不可擅自改变，不过人们的诗歌感情却能在其中赋予一种譬喻的意义。在这种譬喻的精神中，中世纪的一切艺术也都得到了处理，这种处理是浪漫主义的。因此在中世纪的文艺里可以看到那种神秘的普遍性；那些形象是如此模糊不清，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如此飘忽不定，其中的一切是如此朦胧暗淡，就像受到那变化无常的月光照射一样；观念在这形式中只不过像谜语一样被暗示着，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模糊的形式，这种形式正好适合于唯灵主义的文学。这里不像在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形式和观念之间有着一种明如白昼的和谐；而是，有时观念超过了所给予的形式，于是形式绝望地追赶着观念，然后我们看到了那种稀奇古怪的、荒诞不经的崇高性；有时形式完全凌驾于观念之上，使观念无法应付，一种傻里傻气、微乎其微的思想在一个庞大的形式中蹒跚而行，于是我们看到了那种怪诞的滑稽剧；我们看到的几乎总是奇形怪状的东西。

第三，那种旧文学的普遍特性是，在它的一切作品中都显示出那种坚定的、可靠的信仰，这种信仰当时在所有的世俗事物和宗教事物中都占统治地位。那个时代的一切见解都建立在各种权威之上；诗人以一种驴骡般的稳当步伐沿着疑虑的深渊漫步，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一种无畏的宁静，一种蒙福的信心，但以后，当那权威的高峰，即教皇的权威，被打破，接着其他一切也被推翻后，宁静或信心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中世纪的诗歌都有着同样的特征，仿佛这种诗歌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写出来的；它们是客观的、叙事的和质朴的。(https://www.daowen.com)

和路德一样兴旺繁荣的文学中，我们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首先，新文学所处理的材料，即素材，是宗教革命的利益和观点同事物的旧秩序的斗争。由上面提到的两种因素，即日耳曼的民族性和印度诺斯替的基督教所产生的那种混合信仰，是与新的时代精神完全违背的；后者即新的时代精神把印度诺斯替的基督教看做异教的偶像崇拜，觉得应该由犹太教的自然神论的福音的真正宗教来代替这种异教的偶像崇拜。事物的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精神做出了许多促进物质幸福的发明；由于工业的繁荣和由于哲学，唯灵主义在公众舆论中丧失信誉；第三等级兴起了；革命已经在内心里和头脑里隆隆响起；凡是时代感到的、想到的、要求的、期望的，都将被表达出来，这就是新派文学的素材。

其次，处理的精神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古典主义的。通过古代文学的复兴，整个欧洲蔓延着对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一种快乐的热忱，而那些学者们，那些当时唯一从事写作的人，则力图把古典的古代精神学会，或者至少在他们的著作中去模仿古典的艺术形式。如果说他们没有能够像希腊人那样，达到一种形式和观念的和谐，那他们就更加严谨地遵循希腊人的处理方式的外表，他们依据希腊的规章，区分各种文艺作品的类别，放弃各种浪漫主义的夸张，在这方面我们称他们是古典主义的。

第三，新派文学的普遍特征在于，现在个性和怀疑居支配地位。权威都被打破了；现在只有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明灯，在这人生黑暗的迷途中人的良心是他唯一的手杖。人现在单独地面对他的造物主，并向造物主唱歌。因此这种文学便以宗教的歌曲开始。不过后来，这种文学世俗化了以后，那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那人格的感觉，却在这种文学里占了统治地位。现在，诗歌不再是客观的、叙事的和质朴的，而是主观的、抒情的和反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