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在上一卷里我们叙述了在德国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伟大的宗教革命。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从宗教革命中产生的哲学革命，是的，这次哲学革命正好不是别的，而是新教的最后结果。

然而，在叙述这次革命如何通过伊马努埃尔·康德[1]爆发以前，我们必须较多地提到在外国的一些哲学的事件，斯宾诺莎[2]的意义，莱布尼茨[3]哲学的命运，这个哲学和宗教的相互关系，它们的摩擦，它们的绝交，诸如此类，等等。但是在这许多哲学问题中我们经常把一些赋予社会意义的哲学问题予以高度注意，以及哲学与宗教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竞争。

这就是有关上帝本性的问题。“上帝是一切智慧的开始和终结！”教徒们谦恭地说，而一个哲学家尽管对自己的知识很自豪，可是对这种虔诚的说法却不得不赞同。

近代哲学之父不是人们习惯说的培根[4]，而是勒内·笛卡尔[5]，至于德国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笛卡尔，我们将十分明确地予以说明。

勒内·笛卡尔是一个法国人，这里首倡近代哲学的荣誉也应给予伟大的法国。但这伟大的法国，嘈杂、动荡、喋喋不休的法国人的国家，却对哲学是从来不合适的土壤，哲学也许将永远不会在这片土壤上繁荣，勒内·笛卡尔感觉到这一点，他来到荷兰[6]，这个既安静又沉默寡言、在河道里行驶着拉纤运货船的荷兰人的国家，在那里他写下了他的哲学著作。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把他的精神从传统的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并有可能从纯粹的思想中创立出一套完整的哲学，这种哲学正如此后每一种真正的哲学所要求的那样，既不借用信仰，也不借用经验。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埋头于思维的深谷，他在自我意识的最深处抓住思维，他正是通过这种思考而能在这个举世闻名的原理：“我思，故我在”[7]中断言自我意识。

可是除了荷兰以外也许没有其他地方能使笛卡尔有勇气，讲述一种与过去一切传统进行最公开的斗争的哲学。建立哲学的独立自主性这个荣誉应该给予笛卡尔；从此哲学不再需要从神学那里乞得进行思维的批准，现在它可以作为独立的科学而和神学站在一起了。我没有说：“和神学对立”，因为当时关系到这样一个原则：我们通过哲学得到的真理，归根结底也是宗教流传给我们的真理。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经院哲学家们与此相反，他们不仅承认宗教凌驾于哲学之上的至高权力，而且当哲学一旦与宗教教义发生矛盾时，就宣告哲学是一种无意义的游戏，一种毫无价值的论争。经院哲学家们不论在何种条件下，只求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说一乘一等于一，并且予以证明；但是他们微笑着补充说，这又是人类理性的一个错误，如果人类理性与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的决议发生矛盾，那人类理性总是错误的；一乘一等于三[8]，这才是真正的真理，正如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之名早已向我们启示的那样！经院哲学家们秘密地形成了一个反对教会的哲学反对派。但他们在表面上假装得极其卑躬屈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为教会而斗争，在教会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们也列队行进在队伍中，差不多就像法国反对党议员参加王朝复辟的种种庆典活动一样。经院哲学家的这种滑稽剧延续了六百多年，它变得越来越无聊。当笛卡尔破坏了这种经院主义时，他也就破坏了中世纪的这个过时的反对派。旧扫帚由于长期使用变得光秃无法清扫了，而且在上面还黏附了太多的尘垢，新时代需要新扫帚。每一次革命之后都必须解散到目前为止的反对派；否则就会发出许多蠢事来。这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当时首先起来反对笛卡尔哲学的倒不是天主教会，而是教会的旧反对派，也就是经院哲学家中的落后分子。罗马教皇于1663年才下令禁止笛卡尔哲学。[9]

我可以假设法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同胞笛卡尔的哲学有充分的、足够的认识，我在这里不需要首先指明，那两个互相对立的学说如何能从笛卡尔哲学中借用必要的材料。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人们，尤其在法国，把这两种学说称为唯灵主义和感觉主义，因为我已经以另外的方式使用了这两个名称，为了预防概念的混乱，所以我必须详细谈谈上面的几个用语。

自远古以来，关于人类思维的性质，就是说，关于精神的认识的最后根源，关于观念的产生，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见解。一种见解主张，我们只能从外界获得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精神只是一个空的容器，在这个容器中那些由感官吸入的种种直觉进行消化，差不多就像吃到我们胃里的食物一样。为了使用一个更好的图像：这些人把我们的精神看成好像是一块“干净的板”[10]，以后经验每天按照一定的书写规则把一些新的事物写在上面。

另外一种相反的见解主张：观念是人天生的，人的精神是种种观念的本源，而外界、经验和进行媒介的感官，只是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精神里早先已经存在的东西，它们在那里只是唤醒睡着的种种观念。

人们称第一种见解为感觉主义，有时也称为经验主义；人们称另一种见解为唯灵主义，有时也称为唯理主义。然而这却可能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正如我在前一卷书中已经提到的，这两个名称自从一个时期以来也被用作表明一切生活现象中都适用的两种社会体系。所以我们用唯灵主义这个名称来指那种精神的违法僭越，这个精神一面努力追求唯一的颂扬，一面试图践踏物质，至少严厉谴责物质；同时我们用感觉主义这个名称来指那个反对派，它竭力反对前者，打算恢复物质的名誉，并替感官要求归还它们的权力，没有精神的权力，甚至连精神的统治地位也给否认了。与此相反，我宁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称给予我们人类认识性质的哲学见解；对于把观念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先于经验的学说，我称之为唯心主义，对于通过经验、通过感官才产生的精神认识，观念后于经验的学说，我称之为唯物主义。

这情况是意味深长的，笛卡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在法国从来没有交到好运。不少著名的扬逊教派分子曾有一个时期追随过这个方向，但他们很快就迷失在基督教唯灵主义之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情况，才使唯心主义在法国丧失了信誉。人民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本能地预感到他们需要什么。法国人已经走上18世纪末即将爆发的政治革命的道路，为此他们需要一把刑斧和一种同样冷酷而锋利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督教唯灵主义作为共同战斗者站进了法国人民敌人的行列，因此感觉主义便成了人民的天然的同盟者。因为法国的感觉主义者通常是唯物主义者，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误解，以为感觉主义只起源于唯物主义。不，感觉主义也可以同样作为泛神论的一种结果而盛行于世，这时它的现象是美丽的和精彩的。然而我们绝对不想否认法国唯物主义的功绩。法国唯物主义对过去的祸害是一服很好的解毒药，是对绝望的疾病使用的一种绝望的医疗手段，是对一个被感染的民族使用的水银制剂[11]。法国的哲学家挑选约翰·洛克为他们的老师。洛克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救星。洛克的《人类理智论》[12]是他们的福音书；他们对此坚信不疑。约翰·洛克曾经在笛卡尔处当过学生，他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个英国人所能学到的一切：如力学、化学、推理、构造、计算。只有一点洛克未能理解，也就是天赋观念。所以他完善了这样一种学说，我们的认识是通过经验从外界获得的。他使人的精神成为一种计算机，整个人变成了一架英国机器。这也适用于洛克的学生们所构造的人，虽然他们想通过不同的名称互相有所区别。他们大家都对他们的最高原理的最后种种结论感到害怕，如果人们把孔狄亚克[13]的追随者与一个爱尔维修[14]的追随者，或者甚至与一个霍尔巴赫[15]的追随者，也许乃至最后与一个拉美特利[16]的追随者划归一类，他就要感到吃惊，然而这事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我也不妨把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和他们今天的继承人都毫无例外地统称为唯物主义者。《人是机器》是法国哲学的最为彻底的著作，这个标题已经显示了他们全部世界观的最后结论。

这些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是自然神论的信仰者，因为一台机器是以一个机械设计师为前提的，这需要这台机器的最高完美性，它知道认识和重视一个这样的行家的技术知识，部分是靠它自己的构造，部分是靠这位行家的其余的劳作。

唯物主义在法国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大概在英国也会完成同样的工作，在那里各革命党派，尤其是那些宣传功利的边沁[17]主义者便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基础的。这些人都是些强有力的人物，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手段，以此促使约翰牛[18]行动起来。约翰牛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而他的基督教的唯灵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传统的虚伪，或者只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浅见——他的肉体因为没有精神来帮助，显得毫无生气。在德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德国的革命家如果以为，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有利于他们的革命目的，那就搞错了。是的，在德国只要革命的原理不是从一种更为民族的、更为宗教的和更为德意志的哲学中演绎出来，并且受到这种哲学的权力所支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普遍性的革命。这是哪一种哲学呢？我们将在后面坦率地谈论它。我说：坦率地谈，因为我指望，德国人也要读这本书。

德国自古以来就表示出一种对唯物主义的反感，因此在一个半世纪中成了唯心主义的真正的舞台。德国人也投师于笛卡尔的门下了。他的大弟子就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犹如洛克继承了老师的唯物主义倾向，莱布尼茨继承了老师的唯心主义倾向。这里我们最确切地看到天赋观念这一学说。莱布尼茨在他的《人类理智新论》[19]中反对洛克。随着莱布尼茨在德国人中间掀起了一个巨大的研究哲学的热潮。他唤起了人们的精神，并把这精神引向新的道路。因为莱布尼茨的著作活跃着内在的温和宽容，活跃着宗教气息，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对这些著作中的大胆思想表示了相当的和解，因而其影响是非同寻常的。这位思想家的勇气尤其表现在他的单子论[20]里面，单子论是从一位哲学家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假设。同时这个假设也是莱布尼茨所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所清楚地看到的一些最重要的规律的认识，在这里已经露出曙光。关于单子的学说也许只是现在自然哲学家用较好的公式表述这些规律的一种笨拙的措词。我在这里本来应该只说“公式”而不用“规律”这个词；因为牛顿[21]说得很对，他说，在自然界里本来不存在我们称为规律的东西，而那些帮助我们的理解力去说明自然界中一系列现象的只是一些公式。在德国《神正论》[22]是莱布尼茨的所有著作中被议论得最多的。然而这正是他最不重要价值不大的作品。这本书，就像一些表达莱布尼茨宗教精神的其他著作一样，曾给他招来了不少坏名声和许多不愉快的误解。他的敌人指责他贪图享受头脑简单；他的朋友，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则相反，使他成了一个狡猾的伪善者。莱布尼茨的性格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争论的对象。最公平的人也不能给他开脱模棱两可的责难。无神论者和启蒙主义者[23]把他辱骂得最厉害。他们怎么能原谅一个替三位一体、地狱永劫不复的惩罚、甚至基督的神性作辩护的哲学家呢！他们的宽容是达不到那样的程度的。可是莱布尼茨既不是个傻瓜又不是个无赖，他能站在他那和谐的高度恰如其分地为整个基督教辩护。我说，整个基督教，因为他是为整个基督教辩护而反对半个基督教的。他指明了正统派的彻底性不同于他们的反对派的不彻底性。他从未有更多的希冀。然后他便站在那个不偏不倚之点[24]上去，在那里，各种最不同的体系也只是同一真理的不同方面。后来谢林[25]先生也承认了这个不偏不倚之点，黑格尔[26]还给这个点提供了科学根据，把它看作是诸体系中的一个体系。莱布尼茨以同样的方式从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调和。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个任务还常常在我国出现。这个课题是不是解决了呢？

没有，确实没有！因为这个任务恰恰是要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柏拉图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只承认天赋的或者不如说是与生俱来的诸观念：人带着各种观念来到世上，如果他意识到这些观念，那么这些观念就像出于一种前世早已存在的记忆一样呈现在他面前。由于也就产生了柏拉图思想中模糊的地方和神秘的地方，他回忆起来总是有些地方清楚、有些地方模糊。与此相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切都是清楚的，一切都是明确的，一切都是可靠的；因为他的认识在他内部显示时不是用前世的关系，而是从经验中他汲取一切，并且知道把一切进行最确切的分类。因此他始终是所有的经验论者的楷模，这些经验论者真不知该怎样赞美上帝才好呢，上帝曾使亚里士多德当了亚历山大[27]的老师；亚里士多德通过亚历山大的多次掠夺占领，获得了促进科学发展的许多机会；这位战无不胜的学生给了老师很多泰伦特[28]，用于研究动物学的目的[29]。这位年老的教师认真地使用了这些钱，在这件事上他解剖了相当数量的哺乳动物，制作了许多飞禽标本，并进行了各种极其重要的观察；但是，对这个就在他眼前、由他自己培养起来的、最伟大的野兽，这野兽却是比当时全世界的动物园更值得注意，可惜他视而不见，没有进行研究。事实上，关于那位年轻的国王的性质他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信息，我们对国王的生活和行动始终作为奇迹和谜语而惊叹不已。亚历山大是什么人？他想干什么？他是一个狂人还是一个神？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关于巴比伦的长尾猴、印度的鹦鹉和希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却给了我们更为详细的答复，他对这些东西进行了同样的解剖[30]。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不仅是两种体系而且也是两种不同人性的典型，很久很久以来，他们就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或多或少地互相敌对着。特别是经过整个中世纪，直到今天为止。斗争还是这样进行着，而这场斗争正是基督教会史的最根本的内容。即使在另外一种名义下，问题总还是关系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狂热的、神秘的、柏拉图式的性质的人们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显露基督教的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象征。实践的、秩序井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性质的人们从这些观念和象征中建立一种坚固的体系、一种教义和一个教派。教会终于包容了这两种性质的人们，其中一派大多数盘踞在教士阶层中，另一派则盘踞在修道院中，但他们之间不停地进行相互攻击。在新教教会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斗争，这就是虔诚派和正统派之间的纷争，这在某种形式上类似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纷争。新教的虔诚派是没有想象力的神秘主义者，而新教的正统派则是没有灵魂的教条主义者。

我们发现这两个新教的教派在莱布尼茨所处的时代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及莱布尼茨哲学此后干预的情况，这件事发生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31]掌握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时期，他使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及最重要的，他使用德语陈述这种哲学。然而在我们进一步谈到莱布尼茨的这位学生，谈到他努力的效果，以及谈到路德教派今后的命运以前，我们必须提到一位依照天意降生的人，这人同时与洛克和莱布尼茨一起在笛卡尔那里受过教育，但长期受尽了世人的嘲弄和憎恨，尽管如此在我们今天他已上升到唯一的精神统治者的地位了。

我说的是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

一个伟大的天才通过另一个伟大的天才受到教育，这与其说是通过同化不如说是更多地通过摩擦。一颗钻石磨光另一颗钻石。因此，笛卡尔的哲学绝不是创造了斯宾诺莎的哲学，而只是促进了斯宾诺莎的哲学。所以我们首先在这位学生那里看到老师的方法；这真是获益匪浅。然后我们在斯宾诺莎那里就像在笛卡尔那里一样，看到从数学借来的论证[32]。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数学的形式给了斯宾诺莎一个晦涩的外表。但这有些像杏仁的涩皮；果仁才越发味美好吃。在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就像看见了在静态中生机蓬勃的大自然。参天的思想树林，它们的树梢上开满了鲜花，在波动摇摆，但那无法动摇的树干却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土壤里。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气息。人们感到好像一阵阵属于未来的微风。也许希伯来的预言家们的精神还落在他们的这位后代子孙身上。此外在他心中有一种真诚的想法，一种自觉的骄傲，一种思想庄重的风度，这好像也同样是一种遗传素质；因为斯宾诺莎属于那种殉道者家庭，而这种家庭当时是被那些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从西班牙[33]驱逐出境的。同时他还有荷兰人的忍耐宽容，这一点同样在他的生活中以及著作中从来是不可否认的。

这是可以断言的，斯宾诺莎的品行没有丝毫可以指责之处，纯洁、无瑕，就像他那成了神的远亲耶稣基督的生涯一样。犹如基督他也曾为了自己的学说而遭受痛苦，犹如基督他也曾戴上了荆冠。一个伟大的人物不管在哪里说出他的思想，哪里便是各各他[34]。

亲爱的读者，如果有一天你到了阿姆斯特丹，那么你就让那里的向导带你去看看那座西班牙式的犹太教堂。那是一座华丽的建筑，屋顶架在四根巨大的柱子上，教堂中央有一个布道坛，当时，摩西律法的蔑视者[35]、希塔尔戈[36]、唐·贝内迪克特·德·斯宾诺莎的革出教门罪就是在这里被宣布的。在这种场合就要吹响一种名叫“绍法”[37]的山羊角。每当吹响这种号角必然有一桩可怕的事件发生。因为有一次我在所罗门·迈蒙[38]的传记中读到，当时阿尔托纳的拉比企图使已经成了康德学生的迈蒙重新回到旧日的信仰，但这个迈蒙却固执地坚持他那哲学的异端思想，于是拉比便把“绍法”指给他看，并用严峻的话威胁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可是这位康德的学生却非常镇静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山羊角！”这时拉比大吃一惊向后倒在地上。

用这个号角宣布了斯宾诺莎被逐出教会，他被他人庄严地开除出了以色列人的团体，并且被宣布从此之后不配具有犹太人的称号。他的基督教方面的敌人倒是足够宽容，让他继续具有这个称号。但犹太人，自然神论的瑞士卫队[39]，却是无情的，人们会指给你看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式的犹太教堂前的广场，这里他们当时曾用长长的匕首刺向斯宾诺莎。

我不得不特别促使大家注意这个人物的个人不幸。对他培养教育的不仅是学校，而且还有生活。这使他和大多数哲学家有所区别，并且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生活的间接影响。神学对他不单纯是一种学问。政治对他同样是如此。他在实践中也认识了政治。他的情人的父亲[40]由于政治上的违法行为在尼德兰被绞死。人们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受绞刑也没有比在尼德兰更不幸的了。你们简直无法想象在行刑之前那无止境的许多准备工作和各种仪式。长时间的等待也使罪犯厌倦得要死，而旁观者与此同时却有了足够的闲暇进行思考。所以我确信，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对老人范·恩德的被处决有很多的思考，这犹如他早先随着宗教的匕首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随同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关于这事在他的《神学政治论》[41]中得到了表明。

我只想强调哲学家们或多或少互为亲属关系的那种方式和方法，我只指出亲属关系的程度和继承顺序。勒内·笛卡尔的第三个弟子，斯宾诺莎的哲学，如在他的主要著作《伦理学》中所讲述的，他距离他的师兄洛克的唯物主义，就像距离他的另一位师兄莱布尼茨的唯心主义一样远。斯宾诺莎对于我们人类认识的最后根源这个问题并没有煞费脑筋进行分析。他给了我们他的伟大的综合，他的关于神性的说明。

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教导说：只有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这一实体是无限的，它是绝对的。一切有限的实体都从这一实体衍生出来，都被包含在这一实体之中，并于其中浮上来沉下去。这些有限的实体只有相对的、暂时的、偶然的存在。绝对的实体既在无限思维的形式下，也在无限广延的形式下向我们显示它自己。二者，无限的思维和无限的广延是这个绝对实体的两种属性。我们只认识到这两种属性；但上帝，这个绝对的实体，也许还有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更多的属性。“我并不是说，我能完全认识上帝，而是我能认识上帝的某些属性，当然不是一切属性，也不是大部分属性。”[42]

只有缺乏理解和怀有敌意的人才会把“无神论的”这个形容词强加到这种学说上去。在任何时候还没有一个人像斯宾诺莎那样表示对神性的看法时显得更为庄严。与其说他否定上帝，人们尽可说他否定人类。一切有限的事物对他来说只是这个无限实体的种种形态。一切有限的事物都包容在上帝之中，人的精神只是这个无限思维的一束光线，人的肉体只是这个无限广延的一个原子；上帝是精神和肉体这二者的无限的因由，是创造的自然[43]。

伏尔泰在给杜·德芳[44]夫人的一封信里十分狂喜地提到这位夫人的一个想法，这位夫人曾说，人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即使知道了也必将无用于人类。我想这个意见也可以适用于我在上面以斯宾诺莎自己的言语所介绍的他的那个命题，据此，神性不仅具有思维和广延这两种可认识的属性，而且也许还具有其他为我们所无法认识的属性。凡是我们不能认识的东西，对我们就没有价值，至少从社会的立场来看没有什么价值，这种立场正需要精神中的可认识者都要带有肉体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说明上帝的本质时我们只论及那两种可认识的属性。再则我们称为上帝的诸属性，归根到底都只是我们的直观的不同形式，而这些不同的形式在这个绝对的实体中都是同一的。说到底，思想只不过是看不见的广延，而广延只不过是看得见的思想。在这里我们陷于德国的同一哲学[45]的基本命题之中，这个同一哲学就其本质来说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谢林先生总还是竭力反对这种看法，他想他的哲学同斯宾诺莎主义不一样，更进而认为他的哲学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活泼的渗透”，他的哲学不同于斯宾诺莎主义“犹如完善的希腊雕像之于呆板的埃及原作一样”[46]。尽管如此，我必须最最明确地说，谢林先生在他的早期，当他还是一个哲学家时，和斯宾诺莎没有丝毫区别。只不过谢林是通过另外一条道路达到这同一的哲学的，这我在后面将再作阐明，那时我将谈到康德如何踏上一条新的道路，费希特[47]如何追随康德，谢林先生又如何踏着费希特的足迹继续前进，并在自然哲学的幽暗的森林中四处彷徨之后，终于面对面地站在斯宾诺莎的巨大立像之前。

这个新的自然哲学仅仅有下面一点功绩，这就是它最尖锐地证明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永远的平行性。我说精神和物质，我使用的这两个词同斯宾诺莎称之为思维和广延意义是相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德国自然哲学家所谓精神和自然，或者理想和现实也有着相同的意义。

我将在下面更多地用泛神论这个名称来表明斯宾诺莎的直观方法，较少地用这个名称来表明他的体系。在泛神论那里，如同在自然神论那里一样，也承认上帝的统一性。但是泛神论者的上帝就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他并不以他的神性渗透世界，从前神圣的奥古斯丁[48]以这样的方式试图说明这情况，奥古斯丁把上帝比做一个大湖，把世界比做一块大海绵，海绵躺在湖中央，吸收神性；不，这个世界不仅浸透了上帝，充满着上帝，而且它和上帝是同一的。被斯宾诺莎称为实体，被德国的哲学家称为绝对的上帝，“上帝是存在在那里的一切”，他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这两者是同样神圣的，谁污蔑了神圣的物质，就如同谁亵渎了神圣的精神一样，同样是有罪的。

泛神论者的上帝和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的区别在于，泛神论者的上帝就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而自然神论者的上帝则完全在这个世界之外，或者同样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之上。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由上而下地统治世界，仿佛统治一个与他分离的机构。在自然神论者相互之间，只在有关统治的方式上有区别。希伯来人想象上帝是个暴跳如雷的专制君主；基督教徒把上帝当做慈父；卢梭[49]的弟子，整个日内瓦学派，想象上帝是一位聪明的艺人，这位艺人曾经创造了世界，这大概就像他们的爸爸制造钟表一样，他们作为懂得艺术的人赞赏这个作品也就颂扬了天上的大师。

所以对承认世界之外或者世界之上有一个上帝的自然神论者来说，只有精神是神圣的，这样自然神论者就把精神看成上帝的气息，这气息是造物主向人体中、也就是向他亲手用粘土捏出的作品中吹进去的。因此犹太人轻视肉体，看成是圣灵、神圣气息、精神的可怜的躯壳，他们只对精神奉献他们的谨慎、敬畏和崇拜。所以他们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精神的民族，纯洁、知足、庄重、抽象、顽强、有殉教精神，他们中最高尚纯化的花朵便是耶稣基督。这人从真正的意义上说是化为肉身的精神，说他是由一个童贞女通过圣灵受孕而降生的，这个美丽的传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然而犹太人只是鄙视了肉体，而基督教徒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把肉体看做是某种卑鄙的东西，某种邪恶的东西，甚至是祸害。在这种情况下基督诞生后数百年，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宗教应运而生，这种宗教将永远使人类惊异，并将永远迫使后代子孙万分钦佩。是的，这是一种伟大的、神圣的、充满无限幸福的宗教，它曾想在人世间给精神夺取最绝对的统治权——可是这种宗教对人间来说却过于高贵、过于纯洁、过于善良，所以它的思想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宣讲，而从来不能在实践中去实行。实行基督教思想的尝试在历史上带来过无数辉煌的现象，一切时代的诗人仍将长期对此进行歌颂和谈论。然而，实行基督教思想的尝试，正如我们最后看到的那样，遭到了最可悲的失败，这种不幸的尝试曾使人类付出了无法估量的牺牲，而这种牺牲的令人沮丧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欧洲的社会病态。如果我们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还生活在人类的青年时代，那么基督教仿佛属于人类的最为偏激的大学生思想，这些思想给予人类心灵以荣誉远远超过了给予人类理智以荣誉。基督教把物质即尘世的东西交给皇帝和他的犹太仆从[50]的手中，而自己则以否认皇帝有最高统治权，以及在公众舆论中严厉谴责犹太人为满足——但是请看！其结果还是可恨的宝剑和可鄙的金钱获得了最高的权力，而精神的代表们不得不同皇帝和犹太人取得谅解。是啊，甚至从这种谅解中变成一种坚固的同盟。不仅罗马的，而且英国的、普鲁士的，简言之，一切享有特权的教士都和皇帝及其同伙结成同盟来压迫各国的人民。但通过这种结合，唯灵主义的宗教却更加快速地没落下去。一些教士[51]已经明白过来了，为了拯救宗教，他们装出一副好像放弃了这个腐败同盟的样子，跑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他们戴上红帽子[52]；他们发誓要以死亡和仇恨来对待所有的君王，那七个吸血鬼；他们要求平分世上的财产；他们咒骂起来不亚于马拉和罗伯斯比尔[53]。——在我们之间说说无妨，假如你们仔细地观察他们，这样你们就会发现：他们用雅各宾主义的语言做弥撒，并且正如他们过去把毒药暗藏在圣体[54]里去毒害皇帝一样，现在他们想要用革命的毒药裹着的圣体来毒害人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喜爱这种毒药。

然而你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人类对一切圣体已感到厌倦，渴望得到有营养的食物，渴望得到真正的面包和美味的肉食。人类满怀同情地取笑那费尽心劳也无法实现的青年时代的理想，现在人类已经成年，讲求实际了。人类现在热衷于人世间的功利制度，他们认真地考虑市民的福利设施，合情合理的预算，以及为他们自己进入老年后舒适的生活设备。这样确实再也谈不到，把宝剑交到皇帝的手中，把钱袋交到他的仆从的手中那一套了。君侯的侍臣所享有特权的荣誉已被剥夺，实业界过去所蒙受的耻辱已被消除。下一个任务是：恢复元气；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肢体还十分软弱。中世纪的神圣的吸血鬼把我们生命的血液吸吮得太多了。此外，必须屠宰更多赎罪的牺牲品去供献给物质，以此来宽恕过去的侮辱。如果我们安排一些庆祝会，向物质表示更多的特殊的赔偿——敬意，那甚至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基督教没有能力消灭物质，所以就到处谴责物质，它贬低那些最高尚的享乐，以至于感官不得不装假，于是产生了谎言和罪恶。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妇女穿上新衣服、获得新思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感情进行彻底熏蒸消毒，就像经过了一次瘟疫之后一样。

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下一个目的就是要做这样的事，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恢复它的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使它与精神和解。精神将再次与物质[55]结为一体。正如印度神话中如此意味深长地描述过，由于把它们二者强迫拆散，才产生了世界大分裂，也就是邪恶。

你们现在知道，世界上什么是邪恶了吗？唯灵主义者常常指责我们，说在泛神论的观点中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会消失。可是所谓邪恶一方面只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的一种妄想，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设施的一种现实的产物。按照他们的世界观，物质本身就是恶，但这确实是一种诽谤，一种可怕的亵渎神明。物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变成邪恶：当它必须暗地里搞阴谋活动反对精神的篡夺时，当精神侮辱物质以及物质出于自我蔑视而出卖自己时，或者当物质竟然以绝望的仇恨向精神报复时；由此可见所谓邪恶只不过是唯灵主义的世界设施的一种结果。

上帝与世界是同一的。他在植物中显示他自己，植物没有意识、过着一种宇宙——磁性的生活。他在动物中显示他自己，动物在感性的梦幻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种模糊的存在。但是最美妙的是他在人类中显示他自己，人类既有感觉又能思维，人类知道把自己作为个体从客观的自然中区别开来，并在自己的理性中已经具有观念，这些观念在现象世界中向人类表明了自己。在人类中神性获得了自我意识，而这自我意识又重新通过人类来揭示神性。可是这种事情并不发生在个别人之中，也不通过个别的人，而是发生在全体人类之中并通过全体人类来进行的：所以每一个人只是理解和表达神性宇宙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人类合在一起就在观念中、在现实中理解和表达整个神性宇宙。也许每个民族都有使命，去认识和表明那神性宇宙的一个特定部分，去理解一系列现象并把一系列观念变成现象，去把这一结果传送给后继的具有同样使命的民族。因此上帝是世界史的真正的主角，世界史是他经常不断的思维，他经常不断的行动，他的语言，他的事迹；关于整个人类，人们有权利说：人类是上帝的化身！

如果说泛神论这种宗教会引导人们走向冷漠主义，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恰恰相反，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神性，就会鼓舞他们自己来表现神性。这时，真正英雄主义的真正伟大事迹才荣归这个世界。

建立在法国唯物主义原理之上的政治革命，在泛神论者中间找不到什么敌人，而是找到一些助手，但这些助手是从一个更深的源泉，从一种宗教的综合中汲取他们的信念的。我们要促进物质的富裕，要促进各民族物质的幸福，不是因为我们像唯物主义者那样忽视精神，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神性也表现在他的肉体现象之中，贫困会破坏或贬低作为上帝肖像的肉体，精神也会因此而同样萎靡下去。圣·鞠斯特[56]说过那句伟大的革命的话：面包是人民的权利[57]，在我们这里要说成：面包是人的神权[58]。我们不是为人民的人权而斗争，而是为人的这个神权而斗争。在这方面以及在好些其他事情上，我们不同于那些革命的伟人们。我们不想做无套裤党人[59]，也不想做锱铢必较的市民，也不想当廉价的议长；我们主张创立一种同等光荣、同等神圣、同等幸福的众神的民主。你们所要的是简朴的服装，生活节制的习惯和不加调料的食品；与此相反，我们所要的是美酒佳肴，紫袍朱衣，贵重香料，纵情欢乐，富丽堂皇，欢笑的水仙舞蹈，音乐和喜剧——请不要因此而气愤，你们这些有德行的共和党人！我们为了回答你们像检察官一样的指责，要借用莎士比亚剧下的一个小丑[60]已经说过的话：“你认为，因为你是有德行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该再有好吃的点心和甘美的香槟酒了吗？”

圣西门主义者多少理解这种方式，并且想要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站在不利的立场上，周围的唯物主义至少在一些时间内把他们压制了下去。在德国人们对他们有较高的评价。因为德国是泛神论最繁荣的土地；泛神论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优秀的艺术家的宗教，犹如我在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自然神论在德国早已在理论上被推翻了。它在那里没有什么理性的根据可言，只是残存在没有思想的群众中间，就像其他不少事物一样。谁也不说，但谁都知道；泛神论在德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事实上，我们已经成长，超过了自然神论的范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想要暴跳如雷的专制君主。我们成年了，不需要什么父亲般的操心。我们也不是一个伟大的机械师的什么制品。自然神论是仆从、儿童、日内瓦人、钟表匠[61]所需要的一种宗教。

泛神论是德国的隐蔽的宗教，事情到这种地步，早已被五十年前如此竭力反对斯宾诺莎的那些德国著述家们预见到了。这些斯宾诺莎的反对者中最猖狂的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62]，人们有时对他表示尊敬，称他为一名德国哲学家。其实他无非是一个爱吵架的伪君子，他伪装在哲学的外衣里，偷偷地混进哲学家的行列，先向这些哲学家倾诉他的爱和柔软的心肠，然后便对准理性大肆进行诽谤。他重复的老调始终是：哲学，通过理性的认识，纯粹是妄想，理性本身不知道它要到那里去，它会把人们带到错误和矛盾的黑暗的迷宫里去，只有信仰才能可靠地引导人们。这个鼹鼠！他看不见，理性像那永恒的太阳，当它在那上面稳步运行时，用它自己的光明照耀它自己的道路。渺小的雅各比反对伟大的斯宾诺莎，所怀有的那种虔诚的、发自内心的憎恨是没有什么东西与之相同的。

各种极其不同的党派如何为反对斯宾诺莎而进行的斗争，是颇为引人注目的。这些人组成一支兵团，其色彩斑驳的成分提供了最滑稽的景象。在一群头戴黑色和白色僧帽、手持十字架和烟雾缭绕的香炉的人旁边，步伐整齐地行进着百科全书派[63]的方阵，这一派人也同样竭力反对这位大胆的思想家[64]。在吹响信仰的号角发动进攻的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的拉比的旁边，漫步走着为了自然神论的利益用笛子吹奏嘲讽小调的阿鲁埃·德·伏尔泰。在这中间还有老妪雅各比的哭诉，这是个信仰兵团中的随军女贩。

我们尽快地摆脱这场乱七八糟的喧闹吧。让我们从泛神论的远足旅行中回转身来，重新回到莱布尼茨的哲学，来叙述它进一步的命运吧。

你们知道，莱布尼茨的著作一部分是用拉丁文、一部分是用法文写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65]是位卓越的人物，他不仅把莱布尼茨的思想加以系统化，而且用德语讲述了他的思想。

沃尔夫的真正的功绩既不在于把莱布尼茨的思想包括在一个坚固的系统内，也不在于用德语供更广大的公众使用这种思想；他的功绩在于激励我们用我们的母语探讨哲学问题。犹如我们到路德为止只知道用拉丁文来论述神学一样，到沃尔夫为止我们也只知道用拉丁文来论述哲学。以前已经有少数人用德语讲述这些东西，然而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但文学史家应该以特殊的赞美想到他们。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约翰内斯·陶勒[66]的名字，他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于14世纪初出生在莱茵河畔，1361年死于同一地方，我想是在斯特拉斯堡。他是一个虔敬的人物，属于我称之为中世纪的柏拉图派的那种神秘主义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这位人物放弃了学者的一切自负，不以为耻，用谦恭的德意志口语进行传教，他写下的这些说教，以及他以前用拉丁文写下后来译成德语的说教属于德国语言的最值得注意的纪念碑。因为这些材料已经表明，德语不仅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有用，而且比拉丁文远为适宜。拉丁文，这种罗马人的语言，从来无法否认它的起源。它是统帅们发号施令的语言，是行政官员发布政令用的语言，是法官对重利盘剥者用的语言，是坚硬如石的罗马民族用的碑铭体的语言。它成了唯物主义的合适的语言。虽然基督教以真正的基督教徒的耐心，绞尽脑汁达一千多年想把这种语言唯灵主义化，但它还是没有成功；因此当约翰内斯·陶勒想要完全埋头于思想的最可怕的深渊中去，当他的心灵最最神圣地高涨起来时，他便不得不讲德语。他的语言如同从坚硬的山岩中涌出来的泉水，奇妙地孕育着不知名的野草的芳香和神秘的顽石的力量。但是直到近代，德语对哲学的功用才被真正认识清楚。大自然可能无法用任何其他的语言，像我们可爱的德意志母语那样，把它那最为神秘的词句显示出来。只有在粗壮的槲树上才能生长出神圣的槲寄生。

在这里大概可以谈谈帕拉采尔苏斯[67]了，或者如他自称，叫做特奥弗拉斯图斯·帕拉采尔苏斯·邦巴斯图斯·封·霍恩海姆。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用德文写的。不过我在以后一个更有意义的方面要谈到他。他的哲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哲学。这是一种具有观念而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的学说，它如此令人不解地适合德国人的精神，假如不是那些毫无生气的、机械论的笛卡尔派物理学，通过偶然的影响盛行于世的话，这种哲学可能在那时就已经在我国形成了。帕拉采尔苏斯是一个走江湖的人，他常常穿着红衣、红裤、红袜，戴一顶红帽子，自称能制造小人儿，至少他对各种元素里面隐藏着的本质非常熟知——但他同时也是最深思熟虑的研究自然的行家之一，这些行家以德国人的研究探索心地，来理解基督教之前的民间信仰即日耳曼人的泛神论，并且完全正确地猜测到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这里本来也应该谈一谈雅各布·伯姆[68]。因为他同样也使用德语从事哲学著述，并在这方面很受赞扬。不过我还从未下决心去读他的著作。我不愿让自己去做傻子。因为我怀疑这位神秘主义者的那些阿谀奉承者，他们想要蒙骗公众。关于伯姆著作的内容，圣-马丁[69]已经用法语向你们介绍过一些。英国人也翻译过他的作品[70]。查理一世[71]对这个接神的制鞋匠有一个好主意，他特地派一个学者到格尔利茨向伯姆学习。这位学者比他的国君要幸运得多。因为后者在白厅由于克伦威尔的刑斧失去脑袋时，前者在格尔利茨由于雅各布·伯姆的接神论仅仅丧失了理智。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德语被成功地使用于哲学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才开始。他较小的功绩是把莱布尼茨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和大众化。这两者甚至都受到了极大的责难，我们必须顺便提及它们。他的系统化工作只是空虚的假象，莱布尼茨的哲学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单子论中最好的部分，竟被这种假象牺牲掉了。莱布尼茨当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化的体系，而仅仅留下了构成体系所必需的思想。一个巨人从大理石开采坑的最深处发掘出了大理石，并纤细地把它们雕凿成了巨大的方块和圆柱，但要把它们构成整体，就需要另一个巨人。这样才能成为一座华丽的神庙。然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身材十分矮小，只能控制那些建筑材料的一部分，他把这些材料建筑成了一座自然神论的小得可怜的修道院所属的礼拜堂。与其说沃尔夫有一个系统化的头脑，不如说他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头脑，他只有在完整性的形式下理解一种学说的统一性。他满足于某种分类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抽屉要安排得非常整齐，材料要十分充实，上面要贴有明确的标签。所以他给了我们一部《哲学百科全书》。沃尔夫算是笛卡尔的徒孙，不言而喻，他继承了祖师爷的数学论证形式。我在谈到斯宾诺莎时已经指责过这种数学的形式。由于沃尔夫这种形式酿成了巨大的祸害。这种形式在他的学生那里退化成最难以忍受的公式主义和用数学方法来演示一切的可笑的癖好。于是产生了所谓沃尔夫式的教条主义。所有一切深入的研究都停止了，一种追求生搬硬套的无聊的狂热代替了深入的研究。沃尔夫式的哲学变得含水量越来越多，并且最后终于泛滥全德意志。这次罪恶的大洪水的遗迹就在今天还到处可以看见，在我们的最高学府里人们还可以找到沃尔夫学派的古老化石。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于1679年出生于布雷斯劳，1754年死于哈勒。他的精神统治在德国延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提到沃尔夫和当代神学家的关系，我们用以补充有关路德教派命运的报告。

在整个教会史中没有一部分历史像自三十年战争[72]以来新教神学家的争论那样复杂纷纭。只有拜占庭人吹毛求疵的争吵不休才可以和这种争论相比；可是拜占庭人的争吵并不那么枯燥乏味，因为在这后面隐藏着种种巨大的、涉及国家利益的宫廷阴谋，而新教的争论大多数是起因于狭隘的教师和学究气的冬烘的假装博学。一些大学，尤其是图宾根、维滕堡、莱比锡和哈勒等大学，便是这些神学斗争的舞台。我们看到两个学派，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披了天主教的外衣在整个中世纪里进行着斗争，现在他们只是换了服装，仍旧和从前一样斗争着。这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虔诚派和正统派的斗争，我曾把虔诚派称为没有想象力的神秘主义者，把正统派称为没有灵魂的教条主义者。约翰内斯·施彭纳[73]是新教的斯科图斯·埃里格纳[74]，犹如后者通过翻译绝妙的狄奥尼西乌斯·阿雷奥帕吉塔[75]的著作建立了天主教的神秘主义一样，施彭纳通过他的宗教讲演集《虔诚的谈话》[76]建立了新教的虔信主义，也许他的追随者正是从这本书里得到虔信主义者称号的。施彭纳是一位虔诚的人，愿人们以尊敬的感情怀念他。柏林的一位虔信主义者，弗兰茨·霍恩[77]先生，写过一本很好的关于他的传记。施彭纳的一生是为基督教思想不断殉教的一生。他在这方面确实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他坚决要求人们行善和虔诚，更确切地说他是个精神的传道者，而不是个词句的传教士。他的布道活动在当时是值得称赞的。因为整个神学，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在各大学中的讲授，只是使人窒息的教条和咬文嚼字的争论。圣经释义和教会史完全被抛在一边。

那位施彭纳的一个学生，赫尔曼·弗兰克[78]，开始在莱比锡大学依照老师的榜样和意图讲授课程。他用德语授课，这是我们常常愿意赞赏的一项功绩。与此同时他获得的称赞却引起了同事们的妒忌，他们因此使我们这位可怜的虔信主义者的生活十分不幸。他不得不作出退让，他搬迁到哈勒，在那里用言语和行动传布基督教。在哈勒他永远被人纪念着，因为他是哈勒孤儿院的创办人。哈勒大学这时聚居着一批虔信主义者，因此人们称这些人为“孤儿院派”。附带说一句，孤儿院派在那里一直保持到今天；哈勒直到现在还是虔信主义者们的隐藏所，几年前他们和新教唯理主义者的一些无休止的争吵，引起了一桩臭气传播于整个德国的丑闻[79]。你们法国人没有听到这件丑闻真幸运！你们甚至连福音派的好搬弄是非的小报的存在都不知道，在这些小报上刊登新教教会的那些虔诚的市场女鱼贩相当厉害的信口谩骂。幸运的法国人，你们完全想象不到，我国的福音派牧师相互之间能进行多么阴险恶意、多么吹毛求疵、多么令人厌恶的攻讦。你们知道，我不是天主教的信徒。在我现在的宗教信念中虽然不再有教条，但新教的精神始终还存在。因此我对新教教会还总是存有党派性。可是我为了真理必须承认，在已经提到的丑闻出现的当时，我从未在罗马教皇派的史册中见到过像在柏林的《福音派教会报》中刊登的那种糟糕透了的东西。那些最怯懦的修士的鬼把戏，那些最狭隘的修道院内的阴谋诡计，如果同我们新教的正统主义者和虔信主义者为了反对那些他们所仇恨的唯理主义者而采取的基督教英雄行为相比，总还算是高尚的好心肠行为。关于在这种情况中所出现的仇恨，你们法国人是无法理解的。然而德国人比起拉丁民族来毕竟是有强烈复仇欲的民族。

这就是说，德国人在仇恨时也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不像你们那样为了一些外物而去仇恨，如为了伤害了虚荣心，为了一首讽刺诗，为了没有得到一张回复的名片，不，我们仇恨敌人最深处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思想。你们法国人在仇恨上如同在恋爱上一样，都是轻率的和表面的。我们德国人仇恨得彻底，仇恨得持久；因为我们太老实，也太笨拙，不会很快地以阴险奸刁进行报复，这样我们就一直仇恨到我们的最后一口气为止。

最近有一位夫人，她瞪大着眼睛既不相信又很惊恐地看着我说：“先生，我了解德国人的那种镇静，我知道，你们德国人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原谅和毒杀。”事实上，她说对了，“Vergeben”这个词的确有这两个含义。

假如我没有记错，哈勒的正统派新教徒为了和遁世的虔信主义者进行斗争，曾叫沃尔夫的哲学来帮忙。因为当宗教不再能以火刑烧死我们的时候，它就前来向我们乞讨。可是我们的一切旋舍没有给它带来什么好处。沃尔夫非常慈爱地把数学的、论证的外衣穿在了这个可怜的宗教身上，然而这对它并不合适，它感到越发受束缚，在这束缚之中变得十分可笑。这件哲学外衣缝得很不结实，到处破裂。尤其是那害羞的部分，原罪，竟极其刺眼地暴露出来。逻辑的无花果叶在这里也帮不了什么忙。基督教路德教派的原罪和莱布尼茨——沃尔夫的乐观主义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法国人对这种乐观主义的嘲讽，一点也没有使我们的神学家产生反感。伏尔泰的机智正好有利于赤裸裸的原罪论。可是德国的邦葛罗斯[80]却由于乐观主义的毁灭，受到了很大损失，并长时间地在寻找一个类似的安慰人心的学说，直到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出现为止，才给他以一些补偿。

自从宗教向哲学请求帮助那一时刻起，宗教的没落就不可避免了。宗教企图为自己辩护，而它越费唇舌就越加陷入毁灭的深渊。宗教像所有的专制主义一样，是不能为自己辩解的。普罗米修斯被沉默的暴力钉在岩石上。是的，埃斯库罗斯[81]不让这人格化了的暴力说一句话。暴力必须是哑巴。宗教一旦把强词夺理的教义问答手册付印，政治的专制主义一旦发行了官方报纸，这二者也就都到尽头了。可是这恰恰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已迫使我们的反对者出来讲话，他们必须在我们面前进行答辩。

当然，这是无法否认的，宗教的专制主义就像政治的专制主义一样，找到了非常强有力的言论机关。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而担心。如果语言是活的，那么矮子也能运用它；如果语言已死，那么没有哪个巨人能把它保持下来。

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自从宗教求助于哲学以来，德国的学者除了给宗教穿上新衣外，他们还给宗教做了无数的试验。他们想给予宗教一个新的青春，为此他们对宗教采取了差不多像梅底亚[82]使国王艾逊返老还童的办法。首先他们给宗教放血，慢慢地把所有的迷信的血液都放出来；说得直率一点：就是试图从基督教中去除它所有的历史内容，只保留其论理的部分。这样一来基督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自然神论。基督不再是上帝的共同统治者，他仿佛被解除了独立的职务成了附属邦君，于是他只能以私人身份受到公认的尊敬。人们极度地称赞他的道德品格。他是一个多么正派的人，人们无论怎样颂扬也总是不够的。至于基督所完成的奇迹，人们则从物理学的角度予以说明，或者尽可能少地去进行张扬。有些人说：“在那种迷信时代奇迹是需要的，一个明理的人为了宣布任何一个真理，似乎总把奇迹当做广告来使用。”从基督教中分离出一切历史内容的神学家被称为唯理主义者，不仅新教的虔信主义者而且新教的正统主义者都把愤怒集中对准这些唯理主义者，从那时起他们两派很少争吵了，并且还不时地联合在一起。不能去爱共同的东西，但能够有共同的仇恨，对唯理主义者的仇恨就是共同的仇恨。

新教神学中的这个方向是从沉静的泽姆勒[83]开始的，这人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到明快的特勒尔[84]已经登上了一个令入忧虑的高度，这人也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随着浅薄的巴尔特[85]而达到了它的顶峰，与这个人认识你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然而唯理主义神学最强有力的推动则来自弗里德里希大王[86]和出版家尼柯莱[87]统治的柏林。

关于前一个人物，这个戴了王冠的唯理主义者，你们对他已有足够的了解。你们知道，他能写法文诗，笛子吹得很好，罗斯巴赫战役[88]打了胜仗，鼻烟吸得很多，并且只相信大炮。你们中有些人一定也参观过无忧宫，那里的宫殿看守者、老残废军人会把你们带到图书室，指给你们看许多法国小说，当弗里德里希作为王储把这些小说带到教堂里去读时，他让人用黑色的精美非洲山羊皮装订它们，使严厉的父王[89]相信，他在读路德的赞美诗集呢。你们知道他，这位国王中的智者，你们还称他为北方的所罗门[90]。法国是这位北方所罗门的俄斐[91]，他从法国招聘了他怀有特殊偏爱的诗人和哲学家，与南方的所罗门王相似，这犹如你们在《列王纪》第十章中可能读到的那样，所罗门通过他的朋友希兰从俄斐运回满船的黄金、象牙、诗人和哲学家。由于对外国的有才能的人的这样的偏爱，当然弗里德里希大王不可能对德国人的精神产生太大的影响。更确切地说，他侮辱了、伤害了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弗里德里希大王使德国文学受到的轻蔑，甚至让我们后代子孙仍不得不感到气愤。除了老格勒特[92]外没有人能享有他那最最仁慈的宠爱。他和这人的谈话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大王曾嘲笑了我们，没有给我们支持，那么，出版家尼柯莱倒是更多地支持了我们，但我们因此要毫不踌躇地去嘲笑他。为了祖国的幸福，这个人以他的一生持续不断地工作着，只要有希望促成某件有益的事，他既不辞辛劳又不惜金钱，然而在德国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这个人一样受到人们如此残酷、如此无情、如此蔑视的讥笑。虽然我们这些后辈知道得很清楚，老尼柯莱是启蒙运动的朋友，本质上他全然没有错；虽然我们知道，那些拼命嘲讽他的人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敌人，是那些蒙昧主义者；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抱着完全严肃的神情来想到他。老尼柯莱试图在德国做出法国哲学家在法国已经做出的事业：他试图把人民精神中旧的传统毁掉；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准备工作，没有这种工作任何彻底的革命都不可能发生。但是徒劳，这种工作超过了他的能力。那古老的废墟还太牢固，从这里爬出许多鬼魂来嘲笑他；然后他变得十分粗暴，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阵，于是旁观者大笑起来，而那些蝙蝠却在他的耳旁发出嘶嘶叫声，并缠在了他那扑上发粉的假发里。有时可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他把风车看做巨人并与之搏斗。但更糟的是他有时把真正的巨人，例如把沃尔夫冈·歌德这样一个人物看做只不过是个风车。他写过一篇反对歌德的《维特》的讽刺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他极其笨拙地误解了作者的一切意图。可是在本质上他始终是正确的；即使他不理解歌德用他的《维特》本来想要表达些什么，但他却完全清楚地理解它的作用，通过这部小说流行起来的优柔寡断的幻想、徒劳无益的伤感，这些东西同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一种理性的信念都处于敌对的矛盾之中。在这一点上尼柯莱与莱辛完全一致，莱辛在给他的一位朋友[93]的信中谈到《维特》，写过这样的评语：

“难道您不认为，如果这样一部热情的作品，为了不再酿成祸害而是带来好处起见，还必须有一篇简短的、冷静的结束语吗？末尾应当有一些暗示：维特怎样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性格；其他具有类似素质的青年在这种事上应当怎样保护自己。您能相信，每一个罗马青年或希腊青年会这样，并因此而结束生命吗？肯定不。他们在这样一种恋爱的狂热面前知道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在苏格拉底时代，即使对一个少女，人们大概也不会原谅这样一种敢于违反大自然的恋爱的狂热[94]。只有基督教教育懂得把肉体的需要如此出色地改变成精神的完善，才有能力造就出这种既渺小又伟大、既可耻又可敬的怪物来。所以，亲爱的歌德，再增加一小章作为结束语吧；而且越玩世不恭越好！”

我们的朋友尼柯莱真的根据这个指示出版了一本变了样的《维特》[95]。按照这个版本主人公没有自杀，而只是沾着了一点鸡血；因为手枪里装的不是子弹而是鸡血。维特成了笑柄，活下来了，与夏洛蒂结了婚，简言之，比歌德原作中的结局还要悲惨。

尼柯莱创办过一种名叫《德意志大众文库》[96]的杂志，在这本杂志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对迷信、耶稣会、宫廷奴仆以及诸如此类者进行了斗争。不可否认，他们针对迷信所作的一些攻击，不幸也击中了文学本身。例如尼柯莱曾与正在兴起的对古老的德意志民歌的爱好[97]进行战斗。不过他归根到底还是对的；这些民歌虽具有一切可能的优点，但也包含了恰恰是不合乎时代的种种回忆，中世纪的牧人歌舞的古老声调，可能把人民的心绪又引入到过去时代的信仰的厩圈。他试图像俄底修斯[98]一样，塞住他的伙伴的两耳，使他们听不见海妖塞壬的歌唱，而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后来也同样听不见夜莺的无辜的歌声。这位注重实际的人为了彻底清除当前田野中的一切杂草，很少考虑到也会把鲜花一起拔掉。对此鲜花和夜莺这一派，以及属于这派的美丽、优雅、机智和诙谐便都同仇敌忾地起来反抗，这样可怜的尼柯莱失败了。

在今天的德国情况已经变了，鲜花和夜莺派与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胜利的曙光已经放射出光辉。当将来胜利的美好日子把它的光芒倾泻在我们整个祖国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念死去的人；我们一定也会想念你，老尼柯莱，可怜的理性的殉难者！我们将会把你的骨灰搬到德国的先哲祠中去，你的石棺被欢呼的凯旋行列所包围，伴随着乐队的合唱，在吹奏乐器中决不要放入横笛；我们将要把最体面的桂冠放在你的棺材上，我们将竭尽全力，决不当场发笑。

因为我想对那个时代的哲学和宗教的情况提供一个概念，所以我必须在这里也提到下面一些思想家，这些人或多或少与尼柯莱在柏林共同进行过活动，仿佛是在哲学家和美文学之间形成的一个中间调整派。他们没有确定的体系，而只有一种确定的倾向。他们在文体上和最后的原则上类似英国的伦理学派[99]。他们的写作没有科学的、严格的形式，而道德意识却是他们的认识的唯一源泉。他们的倾向和我们在法国博爱主义者那里看到的完全一样。在宗教上他们是唯理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是世界公民。在道德上他们是人，高尚的、有道德的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至于谈到才能，那么可以举出门德尔松、祖采尔、阿布特、莫里茨、加尔韦、恩格尔和比斯特[100]最为杰出。其中莫里茨我最喜欢。他在经验心理学方面有许多贡献。他是个具有一种可贵的纯朴性的人，很少被他的朋友所理解。他的传记[101]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然而门德尔松和所有其他人相比却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他是德意志以色列人的、他的同一教派的人的宗教改革家，他推翻了犹太教法典主义[102]的势力，他建立了纯粹的犹太教。这位人物，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为德国的苏格拉底，由于他的高尚的品质和精神的力量，他们都满怀敬畏之心钦佩他，他是德绍犹太教堂的一个穷苦的教堂差役的儿子。除了这种不好的出身外，天意也还使他负担上一个驼背，仿佛要以这种十分显眼的方式给民众这样的教育：人们不应当依照人的外表而应当依照他的内在的价值来评价一个人。或者呢，天意恰恰是出于善良的谨慎才分配给他一个驼背，他能以此把民众加给他的许多不公正归因于一种为智者所容易自慰的残疾？

犹如路德打倒了罗马教皇一样，门德尔松打倒了犹太教法典，而且用的是同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抛弃了传说，宣布圣经是宗教的源泉，并翻译了圣经的最重要的部分。他借此破坏了犹太教的天主教教义，就像路德破坏了基督教的教义一样。事实上，犹太教法典就是犹太人的天主教教义。犹太教法典好像是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它虽然过多点缀了幼稚可笑的装饰，但通过它那冲天的巍峨确实使我们感到惊异。它好像是宗教法规的一种教阶制度，这些教规经常涉及一些最滑稽的、最可笑的细枝末节，但上下左右互相编排得非常巧妙，它们互相支持、互相承担，十分惊人地彻底地共同起着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异常固执的、庞大的整体。

基督教的天主教没落以后，犹太教的天主教即犹太教法典也必然没落。因为犹太教法典随后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只是用来作为反对罗马的防御工事，犹太人有可能像从前得以抗击异教的罗马时一样，得以如此英勇地抗击了基督教的罗马，应该归功于这部法典。犹太人不仅进行了抵抗，而且也打了胜仗。异教的罗马人[103]在濒死的可怜的拿撒勒的拉比[104]的头上写下了恶意的词：“犹太人的王”——正是这个头戴荆冠，身穿紫袍被人嘲讽的犹太人的王，最后终于变成了罗马人的上帝，而且罗马人还不得不在他面前跪拜！犹如异教的罗马一样，基督教的罗马也被征服了，甚至要交纳贡物。尊敬的读者，如果你愿意在每个季度初去到拉斐特路，也就是说去到那里的十五号旅馆，这样你在那里就可看到在高大的大门前有一辆笨重的马车，从车里走出一个肥胖的男人。这人走上台阶后走向一间小房间，房间里坐着一个金发的青年人，然而他却比他看上去的年龄要年长些，在他那高贵而派头十足的无拘无束之中，倒也有着几分坚实、几分积极、几分绝对的神气，仿佛他的口袋里拥有全世界的金钱那样。而真的，在他的口袋里拥有了全世界的金钱，他的名字叫雅姆·德·罗特希尔德[105]先生，那个胖子是教皇的特派代表格里姆巴尔迪[106]阁下，他带来了教皇陛下偿付罗马借款的利息，即从罗马来的贡金。

现在犹太教法典还有什么用处呢？

因此摩西·门德尔松值得大大称赞，因为他至少在德国打倒了犹太教的天主教。因为凡是多余的东西都是有害的。他抛弃传统，然而试图把摩西的律法作为宗教的义务来保存。这是胆怯呢，还是明智呢？难道这是一种忧伤的怀念在阻止他去除掉那些曾被他的祖先视为最神圣、并为此而付出了许多殉教者的鲜血和眼泪的对象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犹如物质的王者一样，精神的王者也必须面对家族的感情无动于衷；在思想的宝座上人们也不应当向柔情屈服。因此我宁可有这样的看法，摩西·门德尔松在纯粹的犹太教中看到了能够作为一种最后的防御工事、似乎可以为自然神论服务的一种建制。因为自然神论是他最内心的信仰和他最深藏的确信。当他的朋友莱辛去世后，有人指控莱辛是斯宾诺莎主义者，他便以最为急切的心情为莱辛辩护[107]，并为这件事气愤而死。

我在这里已经第二次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任何一个德国人说出他的名字时都无不在自己的心里或多或少产生强烈的回响。自从路德以后，德国没有产生过比戈特霍尔德·埃夫拉姆·莱辛[108]更伟大、更卓越的人物。这两个人是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喜悦。在当前的忧愁中，我们仰望他们安慰人心的立像，他们总是点头表示有一个光辉的预兆。是的，第三个伟人也将要到来，这时他会完成路德开始、莱辛继承、德意志祖国非常需要的事业——第三位解放者！——我已经看见他那金灿灿的甲胄从紫色王袍下闪闪发光，“就像太阳从朝霞中射出光芒一样！”

与路德相似，莱辛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做了一定的事情，而更在于他从灵魂深处鼓舞了德意志民族，并且通过他的批判、他的论战，引起了一次有益的精神运动。他代表了当时生气蓬勃的评论界，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场论战。他的评论在思想和情感的最广阔的领域内，在宗教、科学、艺术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的论战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并且在每次胜利之后都得到了加强。莱辛，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恰恰需要斗争来促进自己的精神发展。他与那传说中所说的诺曼人完全一样，诺曼人在决斗中杀死了敌人，随即就继承了这些敌人的才能、知识和力量，并用这种方法终于具有了一切可能的优点和卓越的才能。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战士，在德国、在比今日更像安息日一样宁静的当时的德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人都因为他文学上的勇敢而惊讶不已。然而恰恰是这种勇敢对他有很大帮助；因为“勇敢”[109]是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秘诀，就像在革命中——或在恋爱中一样。在莱辛式的利剑面前所有的人都会颤抖。没有一个头颅在他面前会是安全的。是的，他甚至出于任性而砍下来了一些脑袋，不但如此，他还要幸灾乐祸地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向公众指出，它们的内部是空心的。假如他那利剑所不能碰到的对手，他便用他那机智的箭来射杀。朋友们对这些箭上色彩纷呈的箭翎十分赞赏；敌人们则在他们的内心里感到箭尖的锐利。莱辛式的诙谐不像人们在法国这里所熟悉的那种谐谑[110]，那种欢快[111]，那种逗人乐的奇妙想法[112]。他的诙谐不是那种追逐自己的影子的法国种小灵圞[113]；确切地说，他的诙谐是在咬住一只老鼠咽喉之前，要和它玩耍一番的德国种大雄猫。

是啊，论战是我们的莱辛的爱好，所以他从不多加考虑某一个敌人是否也值得作他的对手。因此他正是通过他的论战把好些名字从最理应得到的遗忘中救了出来。他用最有才智的讥讽、极其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仿佛像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他们被永远保存在莱辛的著作中。他处死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使他们不朽。如果莱辛不对克洛茨[114]那样的人浪费如此多的嘲讽和机智，我们中有谁会知道一点儿关于克洛茨的事呢！莱辛向这个可怜的古董家投掷的岩石，并用它来粉碎他，现在竟成了这个人的牢固的纪念碑。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这个最诙谐的人，同时也是个最诚实的人。他对真理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莱辛对谎言毫不让步，即使对于以善于处世者的惯用方式借谎言来促进真理的胜利，他也从不让步。他能为真理做出一切，只是不能说谎。他当时曾说过：谁若想在各种各样的假面具和化妆品的遮掩下把真理介绍给一个人，那他大概愿意当真理的媒人，而绝不是当真理的爱人。

布封[115]说得好：“风格就是人的本身！”这句名言对莱辛来说比对任何人更加合用。他的文体完全像他的性格，真实、坚定、朴素、优美，由于内在的力量而给人深刻印象。他的风格完全是罗马式建筑的风格：在极其朴素中显出极其坚固；文句如同方石块一样垒叠起来，这就像在石块之中有着重力的法则，在文句之中有着逻辑的推论，成为无形的黏合材料。因此在莱辛的文章中很少见到我们在套叠的长句结构中似乎是作为黏合剂用的那种虚词和变来变去的写作技巧。我们更少见到你们称为漂亮句子[116]的那种思想的女像柱[117]。

你们会很容易地理解到，像莱辛这样一个人物是永远不可能幸福的。即使他不热爱真理，即使他不情愿到处为真理而斗争，他也还会是不幸的；因为他是一个天才。“人们会原谅你一切，”最近有一位诗人叹息说，“他们会原谅你的财富，他们会原谅你出身高贵，他们会原谅你美好的体态，他们甚至会容忍你的才能，但是他们对天才却是严酷无情的。”啊！即使恶意不从外面来反对他，那么天才却已经在自身之中找到那个为他创造不幸的敌人。因此伟大人物的历史总是一部殉道者的传奇；即使他们不为伟大的人类而苦恼，那么他们却要为他们自己的伟大、为他们存在的伟大方式——毫无庸俗习气、为他们周围炫耀富贵的卑劣和可笑的丑恶行径感到不快而苦恼，这种不快当然会使他们走向极端，例如走向剧场或者甚至走向赌场[118]——就像可怜的莱辛的遭遇那样。

然而恶意的败坏名声至多也只能背后议论他这些东西而已，从他的传记中我们仅仅知道，他觉得美丽的喜剧女演员要比汉堡的牧师们更有趣，无言的纸牌要比饶舌的沃尔夫派哲学家满足他更好的消遣。

当我们在他的传记中读到，命运如何拒绝给这位人物即使是任何一点欢乐，命运如何从未赐给他在家庭氛围中恢复一下他每日战斗的疲劳时，真令人心碎欲裂。只有一次，幸福女神似乎想加惠于他，她给了他一个爱妻[119]，一个孩子——可是这次幸福却像那飞鸟翼上闪烁的太阳光一样，倏忽即逝，爱妻死于产褥期，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也死了，关于孩子他给一个朋友[120]写了如下一些极其诙谐的话：

“我的喜悦只有一瞬。我实在不愿意失去他，我的儿子！因为他多懂事！多懂事！——您不要认为，我当父亲才不过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爱得发狂的父亲了！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人们不得不用铁钳把他拉到世界上来，这难道不是懂事吗？他立刻便觉察到蹊跷可疑，这难道不是懂事吗？——他抓住第一个机会又逃回去了，这难道不是懂事吗？——我也愿意和其他的人一样有美好的生活。可是我的命运不好。”

莱辛有一个从未向他的朋友讲过的不幸：这就是他那可怕的孤独，他那精神上的孤立，他的同时代的一些人热爱过他，但没有人了解他。当有人指责他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时，他最好的朋友门德尔松曾热心地为他辩护。辩护和热心是多余的，同样也是可笑的。在坟墓里安息吧，老摩西；你的莱辛虽然走上了这可怕迷惘的道路，走向这可悲的不幸，也就是说走向斯宾诺莎主义——但是上帝、至高无上的天父，已经非常及时地用死亡拯救了他。安息吧，你的莱辛并不像造谣中伤者所说的那样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他像你、尼柯莱和特勒以及《德意志大众文库》一样，是作为一个善良的自然神论者死去的。

莱辛只是从第二圣约预示着向第三圣约[121]过渡的预言家。我曾把他称为路德的继承者，其实在这里我也只是以这样的身份谈论他。至于他对德国艺术的意义，我可以在以后再谈。在德国艺术方面他不仅通过他的批评，而且也通过他的范例，导致了一次有益的改革，他的活动的这一方面，一般地说大部分已被强调过了或阐明过了。不过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他，他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的斗争对我们来说要比他的戏剧评论和戏剧作品更为重要。正如他的所有著作一样，他的戏剧作品也具有一种社会意义，《智者纳旦》从根本上说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喜剧，而且也是有利于纯粹的自然神论的一篇神学哲学论文。对于莱辛来说，艺术同样也是一个论坛，如果有人把他从教席或从讲台上推下来，他就跳上舞台[122]，在那里讲出更加明确得多的意见，并获得人数更多的听众。

我说，莱辛继承了路德。自从路德把我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把《圣经》升格为基督教的唯一源泉之后，就发生了犹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一种僵化不变的字句崇拜，《圣经》的字句就像从前的传统一样进行了专横的统治。为了从这种专横的字句中得到解放，莱辛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正如路德不是唯一向传统进行斗争的人一样，莱辛虽然也没有孤军作战，但他确实是在反对字句的斗争中战斗得最为坚强有力。这里他的战斗声音最为响亮。这里他兴高采烈地挥动着宝剑，剑光闪耀，所向披靡。不过在这场战斗中，莱辛也受到黑色分队[123]最强有力的攻击，在这种困境中他当时曾大声喊道[124]：

“啊，神圣的单纯！[125]——但我还没有处在喊这句话的那位好人只能喊出这句话的地位上。（胡斯[126]是在火刑的柴堆上喊出这句话的。）谁能够并愿意倾听和判断，他才配倾听我们的意见，才配判断我们的言行！

哦，他能够做这件事，就是他，我最愿意他来做我的裁判者！——路德，你！——伟大的，被人误解的人！没有人比那些目光短浅的顽固派对你误解得更多了，这些人手里拿着你的拖鞋，呼喊着你开拓的道路，但又漠不关心地在那里闲逛！——你曾把我们从传统的桎梏下解救出来：还有谁会把我们从不堪忍受的圣经字句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呢！还有谁会终于给我们带来一个像你现在要宣讲的基督教；像基督本身要宣讲的基督教呢！”

是的，莱辛说过，字句是基督教的最后一层外壳，只有销毁这层外壳精神才会出现。可是这精神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沃尔夫派哲学家想要论证的，博爱主义者在他们的心情中感觉到的，门德尔松在犹太教中找到的，共济会成员所歌唱的，诗人们所吟诵的，当时在德国以所有各种形式盛行的信仰：纯粹的自然神论。

1781年莱辛在人们误解、憎恨和诋毁的情况下死于不伦瑞克。同年，柯尼斯堡出版了伊马努埃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由于不寻常的拖延直到80年代末才普遍被人知道，因这本书的出现一次精神革命在德国开始了，这次精神革命与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相比，显示出极为奇特的类似点，并且在一个思想比较深刻的思想家看来这次革命必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这次革命以相同的阶段发展着，在两次革命之间充满着最值得注意的一致性。在莱茵河两岸，我们看到与过去时代同样的决裂，以及取消对传统的一切崇敬；犹如在这里法国每一项权利的正当性都必须得到证明一样，在那里德国每一种思想的正当性也必须得到证明；犹如在这里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王权一样，在那里推翻了旧的精神统治的基础自然神论。

关于这次灾难性的结局，关于自然神论的1月21日[127]，我们在下一部分中论述。一种奇特的恐惧，一种神秘的虔诚，不允许我们今天继续写下去。我们的心胸充满了极大的同情——这是老耶和华亲自为自己的死亡进行着准备。从他在埃及的摇篮时代起，当他在神一样的金牛犊、鳄鱼中间，在神圣的洋葱、腾鸟[128]、猫中间长大受教育时，我们便非常了解他了——我们曾看到他，如何离别童年时代的游伴，离别故乡尼罗河谷的方尖塔和狮身人面像，来到巴勒斯坦，在一个穷苦的小游牧民族中成为一个小小的神王，住在一个特有的神殿王宫里——后来我们看到他，如何接触到亚述——巴比伦文明，放弃了过于人性的激情，不再喷射愤怒和报复的烈焰，至少不再因为任何细小琐事而大发雷霆了——我们看到他迁移首都罗马，在那里他放弃了一切民族偏见，并宣布所有的民族在天国中一律平等，用这些漂亮的词句建立了一个对抗老朱庇特的反对派，经过长期的阴谋策划，他终于取得了统治权，从卡皮托尔[129]对全罗马城和全世界进行着统治——我们看到，他如何使自己更加精神化，他如何温良地啜泣，他如何变成了一个十分慈爱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人类之友，一个世界的造福者，一个博爱主义者——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济于事。

你们听到丧钟敲响了吧？跪下吧——人们正在给一个临终的上帝举行临终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