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艾瑞克机长
一、艾瑞克机长
艾瑞克（Yogi）机长是带着朗笑声走进会谈室的。这位祖籍为挪威的美籍机长已经55岁了，在中国人的眼光里，他肯定属于大块头行列，胖胖的躯体上，长着一颗饱满的脑袋。幽蓝的眼睛，寸头短发，脸上的皮肤充满弹性，跟顶上的半头白发似乎不怎么适配。
他叽里咕噜地和我打着招呼，手上的肢体语言很是丰富，我猜想一定是很高兴来这儿与我见面之类的客套。握过手后，他拍拍我的肩胛，我也拍拍他的肩膀。很明显，他的肩膀比我厚实得多。他的嗓音很中听，但掩盖不了他不会中文的缺憾。我晓得外籍机长和外籍空乘不同，后者能说基本的中文，但机长们不会，他们只管驾机，不用跟旅客打交道，而管制员对国际航班使用标准英语，外籍飞行员能不能讲中文并不重要。艾瑞克并非我访谈的第一个机长，其他的外籍机长除了能说“你好”之类的中文，估计比艾瑞克也好不了多少。我提前绸缪，请了机关的李洋助理帮我做英文翻译，她交大硕士毕业。但当客人进门时，才发现艾瑞克后面仍然跟着一名他们公司的翻译，如此一来，我们一对一的谈话有了两名翻译，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无疑增添了热闹度，语言上也有了双重保险。
艾瑞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北欧跑去美国航校学飞。1986年在美国找了第一份工作——航校飞行教员，也由此成了一名美国人。飞了几年，艾瑞克跳槽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开着飞机供人从空中拍摄。之后，又换了第三份工作，在莱特兄弟首飞成功的北卡罗莱那州机场带旅客空中观光，还从空中帮渔民监测海浪、鲸鱼等活动轨迹。此外，他也驾机载着几米长的广告牌兜圈子，让地上的居民远远的就能瞧见。那是政府性质的公益广告，挂在长翅膀的初教机上，悠哉悠哉地飞在400英尺的高度。
他依仗着自己优良的驾驶技术，在各大公司频繁地转换工作，从螺旋桨到喷气式，从广告机到货机到客机，从包机到航班，从福克到麦道到波音到空客，先后飞过大小机型35种，供职联邦快递、美国邮政等七八家公司，最后良禽择木般地栖定在瑞安国际航空公司，主飞B757、B767至A330。他飞得从容，际会风云，步步高升至公司总飞行师、飞行标准总经理。在他数十年的飞行生涯中，内容五花八门，据他自己爆料，他曾飞过NBA篮球队的包机，也飞过装载赛马用的马匹的货机。还有一次，“9.11”事件后，本·拉登的亲属在美国待不下去，租用瑞安国际的包机离开美国，艾瑞克以飞行总师的角色运送拉登的亲属们飞往巴黎，再由巴黎转往阿拉伯国家。
艾瑞克所在的瑞安国际航空机型齐全，拥有麦道、波音、空客系列，承接各类个性化服务的业务。但在强手如林的美利坚，照样倾轧互撕，毫不容情。2013年，瑞安国际轰然坍圮，艾瑞克如遭雷殛，迅速从总飞行师沦为一名失业者。
说到这里，我竖直了耳朵，向二位翻译使了个眼色。二翻译会意地笑笑，说艾瑞克说的是这个意思，他成了一名失业者，不是一名跳槽者。
艾瑞克十分健谈，似乎也愿意触碰这个话题，甚至连喝几口水的工夫都不想耽搁。
公司倒闭后，无论你是机长、副驾还是总飞行师，想转入新公司，须从二副（驾）从头做起，薪水也向二副驾靠拢。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在美利坚，这就是现实的规矩。艾瑞克决定离开不厚道的牛仔国，开始满世界找工作，他将目光重点投向新兴经济体东亚的韩国、越南和中国，这些国家都缺成熟的机长。中国方面，他向南航、东航递了简历。
“最终，东航收留了我。”艾瑞克终于喝了口瓶中的矿泉水，“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去面试。中国公司没有狗眼看人低，没有将我当成一个瑞安倒闭后的失业者，而是按我最后飞A330的标准对我进行体检和面试，模拟机考核。通过公司评估后，中国民航又对我进行飞行执照的考试。我以前在美国飞过35种机型，曾以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全美最忙的机场为基地，考试考不倒我。获取执照后，我从2013年开始飞A330，三年后改装（飞）B777，直至今日。”
目前，艾瑞克执飞上海至芝加哥往返航线。说到这儿，这位网红机长一拍大腿，激动地说：“中国公司真他妈太人性化了，给我的班头，竟然以芝加哥为基地，倒过来向上海排班，这样，我飞来上海相当于过站，都算执勤时间，每月浦东至芝加哥三个来回，工作时间14天左右，我在美国境内待的时间差不多达到半个月。这种办法，也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想得出来。”
谈到来上海工作的感受，艾瑞克脸上的表情是幸福的，看不出虚伪的商业成份。此前，他丢掉饭碗半年，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收入超过原先。本以为来中国开飞机是场不小的冒险，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人群、陌生的文化，是否会被这个环境接受？满脑子的问号。工作六七年后，发觉周边的同事很友善，机组人员搭配专业，加上飞机新、航线优，真的感觉好幸福。
“听艾瑞克机长的意思，打算在这儿多干几年？”我冷不丁地说。
“想在这儿干到退休。”他不假思索地说，“中国的退休年龄有点早，只能到60岁，我希望飞到美国退休年龄的65岁，这好像有点难。”
我瞧了瞧他发福的肚子说：“按你的身体条件，飞到75岁也是可以的。”
“那是不可以的。”他哈哈大笑。
“跟中籍机长的合作有问题吗？”
我话锋走偏，问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飞国际长航，配的双机长双副驾，空中轮流执飞，我问的言下之意：同为机长，谁主沉浮？有第一机长、第二机长吗？
艾瑞克耸耸肩，双手一摊，说：“正常飞行都能做主，基本不分彼此，但在遇到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需要一名机长出来拍板时，我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最终会听中方机长的。”
“听说刚进入中国时，对中国管制员的指挥不太适应？”我迅速拐至另一话题。(https://www.daowen.com)
“管制员是对飞行帮助最大的人。”他停顿了下，“芝加哥机场的管制员将飞机前后间距放在5.5公里，中国管制员将距离拉得比较大。”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说，“还有一点不怎么理解，飞机进入中国空域，不是沿着航线飞，经常被要求左偏5公里，或者右偏6公里？一次从芝加哥返程，从哈尔滨入国境，一会儿要求左偏6公里，一会儿要求右偏6公里，不知咋回事。”
“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中国的空域比较紧凑，许多天路还不是双向航路，指挥人员不得不要求飞行器左右略偏，防止空中危险接近。”
“我猜想应该是这样。”
“你的不适应一定还有很多，比如，中国管制员的英语水平，估计比欧洲等西方国家要次一些？”
“不、不，中方管制员的英语水准很棒，沟通不存在问题。”不料他矢口否定了我的假设，“我飞了三十多年，去过世界各国，和当地的管制员在频率里打交道，绝大部分国家管制员的英语水平不如中国，日本、希腊、甚至法国，都没有中国的水准高。飞去印度，顺便问声生活上的问题，管制员不知道我说什么，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我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避开了航空专业词汇，真的快翻沟里了。”
如果说印度、俄罗斯，甚至日本管制员的英文不如中方的，或许能信，但同是西语系的欧洲国家的英语不如中方，我着实怀疑。但艾瑞克显然不是在逗我开心，他举了在美国飞行时的一个实例：“一次，经英国飞去希腊一个岛上，离到达机场约一半路时，空管部门告知目的地机场消防设施损坏，万一发生火灾无法扑救，请你们去另一个较小的机场备降。我们驾机朝另一个岛上的备降机场飞去。到达备降场上空了，问题是当地管制员的英语蹩脚透顶，沟通困难。那天满天蔚蓝、白云飘飘，备用油带得不多，没准备去备降。既然来到了备降场，只想尽快落地，再折腾去其他地方油量不够。但地面人员的英语确实糟糕，反复说了也听不懂，不知讲的是英语还是鸟语。我急中生智，对管制员说：我说你们听，该飞哪个进场程序，落哪条跑道，我说完，你们只要回答‘YES’或‘NO’。我说出了落地的方案后，对方总算说了句‘YES’。飞机落下后，我立马打电话给塔台，说能否让英语好一点的人出来？这毕竟是国际航班。嘿嘿，这就是欧洲人、文明古国希腊人说的鸟英语。”
这是我头一次从外籍机长口中听见夸中国管制员的英语水平呱呱叫。
我还是带着谦虚的口吻说，我国民航尚处青春期，许多地方待改进，跟世界民航强国还有距离，譬如国外的空域比较自由，受限制少些，我国的地形结构也不如北美和欧洲，这边多高山、多恶劣天气，延误也相对多。
艾瑞克听完李洋的翻译，不停地摇动着他的两只耳朵，说：“也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极端天气比中国多，而且是大范围的，经常发生贯穿整个国境的暴风雨。我从浦东飞去的芝加哥，也有龙卷风，乌天黑地，龙卷风扫过，全个村子消失了。芝加哥机场只有一个离港程序，雷达做引导，有时40多架飞机在地面排起队，等候起飞。冬天遇暴风雪，铲雪设备跟不上，机场一关一整天。一次，我在雪云上穿来穿去，终于到了芝加哥上空，管制员说没法落，回头。我没辙，只能去其他地方备降。在美国，天气原因导致的延误司空见惯，上海这儿就好很多。”
艾瑞克竟然说美国的天气糟糕透顶，上海机场的延误比芝加哥好很多！我鼓圆了眼，狐疑地瞧了瞧他那双蓝晶晶的眼睛，想捕捉他脸上的虚伪，但似乎没有。
来中国六年，艾瑞克有体会，如果不明白或听不确切，就问，再三地问，哪怕问十遍，不怕管制员对你烦，对你吹胡子瞪眼睛——反正不是面对面，也要问清楚再做手上的动作。艾瑞克飞得安全，跟他的多“问”有关。我不信他每天和管制员打交道，会没遇见过双方言语上的冲撞？他仰头思忖了一分钟，说倒有一回，是在芝加哥，不在中国。
一个多月前，他驾着公司的飞机抵达芝加哥。芝加哥机场建得早，A和B两条滑行道距离窄，如果两架宽体客机迎面滑过，翅尖会刮蹭。条例规定，两架宽体客机不能相对滑行。那次，两架B777已停在A滑行道上，当时跑道繁忙，塔台管制员跟他说，你可以从B道上滑过去。他将飞机停下，诘问管制员是不是将指令发错了？管制员说没错，从B滑行道上过。他再三确认，对方还是那么说。他说不，不能那样做，否则两机翼可能会刮擦。管制员生气地说，给你指令，又不走，想咋办？他说规定白纸黑字写着，不能违反。他停在原地不动。塔台管制员又说，那你等着，等两架B777滑走后再走！等就等，等来的是安全。那次要是赶时间滑过去，万一翅尖真刮着，事体就大了。
三十多年的飞行生活，艾瑞克从未与管制员谋面，只是在波道里，通过无线电联络，感觉他们是秘密战线的人，该出现时自会出现，不该出现时瞬间消失，上帝一样的存在。空地之间的对话简短明了，航空术语不会大段说，只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语言，双方都有自己的规则。但艾瑞克不会放过一个疑点，有疑问再三询问，重复询问——不管管制员烦不烦。艾瑞克十分尊重管制员，相信自己遇到困难时，他们是第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对方有问题时，他也会主动提醒。
我信艾瑞克诉说的是真心话。
“我有个中国女儿。”
他石破天惊地一句，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身旁的王晓辉微笑笑，不以为怪，敢情她是知情的。
“我儿子21岁，女儿今年12了，和我太太住在芝加哥。我每个航班回去，都能见到他们。”
艾瑞克喜欢儿女，喜欢多子多福。自己和太太生下一个儿子后，再无成果，就想到了收养。当时还在美国的瑞安国际航空飞行，他崇尚中国文化，就和中国方面联系，在南昌某孤儿院领到个1岁多的小女孩，双方办理了收养及移交手续，从此，他名下有了一男一女。时光飞驰，十多年过去，现在女儿超过12岁，自己也成了中国航司的一名飞行机长。
说着，艾瑞克从手机中翻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在美国生长的中国姑娘。草坪上，小姑娘和一只小狗依偎在一起，露着傻甜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