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由美子和马夏
三、丸山由美子和马夏
乖乖女
丸山由美子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外籍空乘。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陆续有外籍人士入中国航司，日本少女是最早加入中国航司的。公司方面也可能出于这个原因，第一次推茬受访人就安排了日籍乘。2019年8月17日，我的长篇《飞往中国》在上海友谊会堂一楼大厅首发，丸山由美子和意大利籍空乘樊丽蒂娜作为外籍“五朵金花”的原型，应邀参加了发布式。那个下午，由美子没穿制服，一肩青丝下挂，上身披件玫瑰红的线衫，颇吸眼球。后来，我又采访了多名日籍在华工作的空乘近藤春香、藤本弥生、古谷明日香以及空少上山匠等人，但仍数由美子的印象铭刻至深。
2018年6月14日，东航客舱部的姜凤珺老师帮我约了两名外籍乘，一位是日籍的丸山由美子，另一位为法国籍空少、帅气的小伙子马夏（中文名），都是勇闯天涯的外籍乘。
那天，由美子不飞，本可以休息，为了赶约，还是从住处打的进虹桥机场西区，并穿上航空制服，头发梳得溜光齐整，脖子上围着小丝巾，一副航前打扮。穿着上班服的由美子初看和中国空乘没啥两样——日韩人本来就像中国人，但圈内人告诉我，如仔细瞧看，还是能区分开，通常中国空乘的发型都是向上向后盘起的大光明，而日本籍空乘的头发贴着头皮由前方向两边分开，而且她们的笑浅浅地挂在两边的嘴角。由美子中等身高，五官清纯，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格的美人坯子。从和我说的第一句话起，她一口溜的中文就让我顿感轻松。她和法国小伙马夏根本不需要翻译，可用中文回答我任何的问题，而不是像以后访谈的一些欧籍空乘，能说简单的中文，但仍需翻译在场。
由美子198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阪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毕业，专业是英语和中文。2011年，东航在大阪招乘，充实中国航线。由美子学校的一位教授让她参加应试，就上了，一路过关斩将，从面试的200人中脱颖而出，成为6名佼佼者之一，正式入列中国航司。
来中国工作，以为学的中文，没啥问题，一旦进入工作与生活，还是跟真正的中国人差了不少。初上飞机，中方乘务员嫌她口语不过关，名字又长，懒得多搭理她，称呼时，也不喊正名，只是“日籍，过来下。”这使她心中不爽。自此，她听中文广播，观中文影视，和同事说中文，甚至从头学拼音，按中国人的要求学声母和韵母，每天“a、o、e、i、u、v”地念，日夜苦读，又在中国同事指导下读中文版的《西游记》，六七年下来，中文才真正顺溜起来。
“在地球村时代，我们引进外籍乘务员，不光是语言问题，在服务观念和方式上也颇有益处。”不知啥时进来的外籍部总经理党东红说。党总是位中年女性，曾经飞过航班，外语水平高，需要时能帮我们当翻译。她掌管的外籍部，有德、法、意、西班牙、荷兰、日本、韩国等多国籍空乘600多人，可算一方诸侯了，不料百忙中的她也加塞进了我们的谈话。
她朝笑咪咪的由美子说，你是位出彩的乘务员，不妨说说你“冰镇啤酒”和“八颗牙”的事。一旁的马夏说，听说这是你家乡的习惯，我也想学学呢。见上司发话，由美子羞怯一笑，抿着嘴唇叙述起来。
航班上比较干涩，许多旅客愿喝冰镇啤酒。由美子发现，一般乘务员都是将啤酒放在冰块上面，过段时间，冰块的冷气传到啤酒瓶下，再从外面传导给瓶里的啤酒，这当然算冰啤。但由美子不这么做，她一定先将冰柜里的冰块拨拉开，将啤酒置放在底下，再将冰块覆盖上面。她说，同样是冰镇，如果将啤酒的位置交换一下，效果就不同，喝进嘴里的味道也不一样，这样的冰啤更地道。
由美子刚进公司时，党东红带教她，也算有师徒之谊。党总觉得由美子的方式更精细，就在乘务部作了推广。
由美子的精细不止于此。飞中日航线留空时间短，送饮送餐时间集中，由美子按她的习惯，将餐盒中的刀叉重新整理放于食物之上，方便旅客一打开餐盒首先看到刀叉，而不用从盒底翻上来。送到旅客手上的纸巾和餐盒，包括枕头，都印有航空公司的标识，在递送之前，她总要仔细瞅一眼，将印有标识的正面递给对方。分发报纸时，也是将报头捻开，让客人一眼就看见报上的标题，以便选择《参考消息》还是《环球时报》。她十分注重洗手间的卫生，只要有空挡，总要闪进马桶间捣鼓一阵子。好几位乘务长发现她分管的卫生间水池里无积水，马桶内无便渍，卫生用纸露头三寸，连镜面上都少有水印。
党东红补充说，由美子是乖乖女，也是位“轻轻女”，走路轻，连推车都轻手轻脚，怕打扰到客人的休息，打扰到这个地球。由美子微笑时的张度恰到好处，基本在8颗牙之间，也就是说她展开笑容时只露出上下各4颗牙共8颗牙，这样的微笑最符合温煦的表情。另外，她与客人的交流永远维持在“一小臂的距离”——离太远显生疏，挨太近又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一小臂的距离最合适。当然，这也是对中外所有乘务员的要求，但由美子无疑是做得最到位的。
七八年在华生活，由美子的汉语日趋成熟，在中日航线上已可以假乱真。党东红曾提点她：“飞航班时，你还是不能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不要跟中国人飞得多了，动作、语言语气都同化了，要坚持自己的个性，聊天、礼节礼貌都要保留日本的本色，说话要留点日本腔，给旅客带来新体验。”这句话对由美子影响较大，她在融入中国航司的同时，也维持了自己的特质。
联姻
我问：“听说有日籍乘，自九十年代入职以来，至今也没回去的打算，不知由美子是想在这边做到啥时候？”
由美子不假思索地说：“我打算长期做下去的。”接下来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已经嫁给了一名中国安全员——同公司的，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诧异之际，我瞧瞧马夏，又瞧瞧党总和姜老师，他们都微笑着点点头。“她的确已成了中国人的媳妇。”“啊，你已经有个两岁的孩子？怎么也看不出。嗯嗯，能不能介绍下具体？”我急巴巴地转头问她。
她“扑哧”轻笑：“有中国人嫁老外，我嫁中国人也很正常啊。”说起她的丈夫，由美子满嘴是甜蜜。
“我跟我先生是飞大阪认识的，同一架飞机上，我乘务员，他安全员，就坐在我旁边，工作着就熟悉了。有一次，我俩同飞羽田，落地后他主动要了我的电话号，当时还没微信，时兴发信息，相互频繁用短信往来。来中国工作前，我觉得自己不太可能找中国人，想不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假设被推翻了，是他深深吸引了我。他威武高大（由美子用了四字来形容），上海人，说话做事很贴心，也是一名党员——我知道在中国公司党员一般都是各方面表现优的人。我们成为朋友后，他经常来接我。他住杨浦，我住虹桥机场宾馆宿舍，两地相隔遥远，但他总来接我，有时从浦东接我到虹桥，有时从虹桥接我去浦东，总说顺路，其实不顺路的，那是他的借口。我们在一起，他从不问我私事，也从不打听我的家庭，这使我很放松。我们主要谈航班上的事，当然也谈上海、谈大阪、谈中国和日本。总的感觉，和他在一起，我没压力，不用担忧什么。当然，有时也要吵几句，也有矛盾。记得有一次，他让我带一个他很喜欢的日本的模型‘圣斗士星矢’限量版，我给忘了，下次飞去买不到了，他三天没睬我。”
从她的谈吐中听出，由美子的中文的确上层次了，连“冲突、矛盾”这些词都能用。
她脆脆的声音又响起：“当他正式求婚时，我犹豫过，这毕竟是跨国婚姻，会有不少麻烦，也会有许多事。但我想，几年的交往，他是值得信任的，可以托付终身的那种。结婚后，我们过得暖心，相互靠拢。我做日本料理他吃不惯，我就学中国料理。做家务不用分工，好像各自的定位早已确定——我做饭，他擦地。上海男子很体贴，有涵养。有了孩子两边放放，有时在他家，有时放日本，由外公外婆带，视两边家庭的情况。”
我相信她的家庭是幸福的。一年后，第二次在友谊会堂碰面，我又问起她的孩子和家庭，也是满口溢美之词。我相信，她的“长期做下去”的话出自肺腑。
在后面的日子里，我又采访了藤本弥生、古谷明日香等日籍空乘，和他们进行深度沟通，发现引进外籍乘，真不单单是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外服务理念和工作方式的碰撞交融。藤本弥生和古谷明日香，为90后女孩，中文底子比由美子稍逊，但也蛮有个性：只要别人的眼光飘到她们的脸上，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微笑，感应似微笑时，也是整齐地露出上下两排共8颗牙。整张脸用两个字概括，便是“甜、软”，连笑容都是软软的。她们温柔得让人流连。(https://www.daowen.com)
明日香的软脸耐瞧，她还善于化解疑难杂题。一回，一小孩由于弄丢了玩具在候机楼，飞机起飞才想起，心痛得哇哇大叫，大人和空乘哄不住。明日香上前，魔术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白兔，在小朋友面前晃了晃，并递给了他，又变戏法似地从小兜里掏摸出几张自己从东京带来的儿童贴纸，粘在一杯特意为他调制的饮料杯的外面。小朋友完全被迷住了，重新开启了天真的笑脸。她说，贴纸和小玩具份量轻，占不了地，回日本顺手买点放身边，机上小孩子万一有事，可以用来转移情绪。另一位日籍乘藤本弥生则经常将生日卡片带回宿舍，花些业余时间在素色的卡片上涂上不同色素，并写上一行中文：欢迎您乘坐本航班，希望今年是美妙的一年，祝您生日快乐，旅途愉快！签名栏空着，分别由当班的机长和乘务长当场签署。这些乘务员在心仪的工作上是花了心思的。
我仿佛记起了什么，问：“听说客舱部经常组织一些业余活动，比如端午裹粽子，去东方绿洲赛龙舟之类的，你们外籍乘愿参加吗？”“太愿意了。”由美子抢着说，“客舱部的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外籍人士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可惜我们要飞行，不是趟趟能赶上，而且名额有限，不一定能报上。”
党总说：“也有你们恨的。新‘三字经’中文考试，许多外籍乘不及格，被考了个下马威，背后肯定骂死我了。”由美子忙说：“没有的事，‘三字经’尽管只有一百多字，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几个方面，学习过程，也在教我们学习中文呢。”
马夏突然说：“哇，我是考及格的。新‘三字经’都是三个字一句话，像‘遵法纪、守规矩，讲文明、知礼仪，护环境、献爱心……都是三个字，但三个字包含了一句话或几句话的意思。”
党东红说：“对，马夏是欧洲来的中文高手，他可是在领事馆做过的，中文水平达到翻译级。”
不料马夏不太谦虚地说：“说到语言，尽管欧洲人没有日韩人的优势，西语与中文差别太大，但我是能抵挡一阵子的。”
自马夏开口至此，我断定马夏的确是乘务队里的中文高手。
空少马夏
马夏（Rrane），法国巴黎人，1988年3月出生，属龙，与由美子同岁，也是2011年来的中国，不过他的经历比由美子显赫，曾做过外交官。
马夏先来到内陆的大码头——武汉，在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做文秘，三年后，烟花三月下长江，到了江南赶上春，来到更大的码头上海，进了一家保险公司。马夏长着一张法国人浪漫的脸蛋，能说法、英、中文三种语言，找工作自然是不愁的。2016年8月，外籍部在上海、北京招欧洲人士，一共几百人报名，结果录取了十几名，马夏从哪方面讲都占优势，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帅气的空少。
“我来的晚，现在是中法航班上的经济舱乘务员，比不上由美子，她可是头等舱乘务员，而且还可能当乘务长呢。”马夏抑制不住对由美子的艳羡。
由美子安慰他：“你好好做，也是能进商务舱和头等舱的。”
马夏未知可否，他似乎不太在乎这个舱那个舱，但在乎这份工作。他从小讨厌数学，喜欢地理与历史，尤其喜欢中国历史，大学学的是国际关系，在巴黎时学了两年中文，就跑来中国，但不同于某些西方人，他对中文似有天赋异禀，说出的汉语不像西方人断续缠夹的发音。一日三餐，除了坚持法式早餐（煎蛋、面包、黄油、果酱），中晚餐以中点为主，米饭、面条也是中式制作。他现在主飞上海至巴黎航线，每月4个来回，约90小时，有相当的时间可以在巴黎街头喝咖啡。
“我也飞过巴黎，那是公司对日韩籍空乘的奖赏。相比中日、中韩线，飞欧线比较惬意，路程长，能从容做好乘务工作，也可以在欧洲的旧马路上踩踩石板。”由美子开心地说。
马夏本身飞的欧洲长线，不可能飞中日短线，他喜欢在中欧之间来回，更多的时间爱滞留在中国大陆，了解这块和欧洲同样古老的土地。在武汉领事馆工作时，他专门去襄阳拜谒诸葛亮故居。他在室内的爱好是读书，读过中文版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读过法文版的《孙子兵法》。客舱部组织一些活动，也邀请外籍乘参加——凭自愿。马夏乐此不疲，基本都报名。唱中文歌曲，唱红歌，他背不出词，就跟着唱。有时，团委的负责人为难地说：“这个，中国公司跟外国公司不同，我们之中许多人是党员。”不料马夏爽朗地说：“我知道的，法国也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还是从欧洲传入的呢。”听得大家合不拢嘴。但他说的是实话，共产党的确是国外进口的，而不是国内土生土长的。
他不但对古代中国人文感兴趣，对当代中国文化、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十分着迷，是参与度极高的外籍乘之一。他参加多数为中国人参加的“微课堂大赛”，凭借他英俊的外表，流利的中文，拿下了“最佳呈现奖”。一次，单位组织参观“中共一大”会址，他正好空档，也报了名。带队者对他说：“你知道一大会址是什么吗？”他脱口而出：“那是百年前中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在以前的法租界。”众人皆惊。
马夏言行不是做作，也不是有人说的作秀，他是真的喜欢这些活动，一切使他新鲜、新奇，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飞中欧的班机上，他不停地在过道中走来走去，用法语、英语回答老外们关于来中国旅游、公务的种种问题，也用中文回答中国旅客关于欧洲的种种疑难。路见有事，挺身而出。一次，从巴黎飞回程，一名中国籍小旅客在北非旅行受了伤，父母带他回国。飞至半途，小朋友伤势发作，不停叫唤，广播找医生，中文喊了几遍无人应答。马夏说机上法国人较多，我用法语广播几次。一会，一名法国外科护士上前，说她愿意帮助受伤的小孩。期间，他一直在护士和孩子之间当翻译，护士让孩子躺平，不可以动，前后处理了半个多小时才将孩子“摆平”。到上海后，及时联系地面人员将孩子送去医院。按他的话说，他不想有人在飞机上不舒服。
马夏说：“我喜欢在落地前30分钟客舱安检，检查行李箱是否关好，会问初次来华的旅客感觉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他们满意、开心，我就成功了。”
李文丽工作室有全国、省部级劳模11人，从2013年开始做公益，帮助贫困地区，将城市的文化资源辐射到边远乡村。四川南充山区，农村小学条件欠缺，有一所小学的教室是公司资助搭建的，100多张书桌，修了个操场，室内活动室有两张乒乓台，没有电灯，更没有风扇。这所学校成为工作室的定点支援对象，规定工作室成员除了募捐，每年至少1天去支教，也欢迎外籍乘参与。去年，团委又组织“爱在公司”活动，马夏随机关人员去南充这一小学支教数日。
马夏对我说：“我是半个上海人，不想回法国去，我喜欢飞，一直飞，不惧时差，我不想打短工，要在中国航司做下去。”
“呵，又一个要做‘长工’的。”我说，“为什么？”
“我在这儿，收入比在国内高，也方便回国。有人不习惯，我习惯，我不想离开中国，即使法航也不去。父母在法国，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国内。父母先后两次来中国，弟弟2012年在北京，专程来看我，发现我很安全很开心，他们都支持我长期下去。我不止是工作，还在体会中国。”马夏说得实在，“我找了个女朋友，武汉人，在武领馆工作时认识的，现在也来上海了。”
“原来如此！”我忽然转头问由美子，“你们是不是约好的？”又转而问马夏，“我相信你能干好，目前在经济舱，往后可以做头等舱。”
党东红接过话茬说：“马夏完全有基础升舱的，我们欢迎马夏这样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外籍乘为公司服务。相比较，由美子等日籍乘含蓄、优雅，不喜欢多说话，喜欢安安静静、轻手轻脚地做事，偶然，我也让日韩籍人士去欧洲长线上体会一把。欧洲五国的外籍乘喜欢和人交流，喜互动，不停地做这做那，包括找人聊天，他们的反响不错。今年来已收到一百多封表扬信。外籍乘里的一些骨干分子也是（李文丽）劳模工作室的弟子，他们跟劳模学习业务，学习中文，表现好的也能当乘务长，甚至成为劳模——一直为他们启开一扇窗，让他们也有相应的上升通道。公司要国际化，需要更多的产品研发，既接受本土的建议，也接受外来‘鲶鱼’的建议，一个真正的国际大企业，一定是融合的，不排除外籍人士的深度融通。”
时光流泻至2020年底，新冠疫情在国内早得到了控制，却在欧美的“低防范”方略下，肆无忌惮地席卷所谓的“人权世界”，英国单日新增突破5万例的天量。我再次在党东红总经理办公室碰见她。这位见多识广、于世界万物不困于心的中年女性，这时对海外的疫情和属下的600外籍乘深表忧虑，以从未有过的肃穆对我补充了一些外籍乘的事。
“今年三、四月份，我国处在艰难防控时期，这些欧洲姑娘和日韩姑娘始终和我们在一起，飞在各条国际线上。直到某些国家胡乱甩锅，许多国外航司和我们断航，出于保护爱护，才主动让他们离开中国，回到各自的国家。居家期间，公司给予100%的基本收入（每月2000欧元以上），不计飞行小时费。下半年，国内外疫情急剧反转，这些外籍乘留驻在家，回不了中国，公司仍然给他们基本收入的八至六成，直到现在。”
党东红说：“两个月前，韩亚航空一空乘因疫情被辞退，在家自杀。我们600名外籍乘，至今仍然是本公司的员工，他们中无一人愿离开。大半年以来，我们每天和他们通微信，按国内的要求让他们出门戴口罩，做好‘三防’，每天统计受感染人数——准确地说，是公司要求每天上报个人信息，他们在公司一天，都按国内的要求来关爱，这是中国企业的担当和责任，对中外人士一视同仁。奇迹的是，600多外籍乘，除了德国一名小伙子受病毒感染、在我们不停地指导和鼓励下三天即由阳转阴外，其余人员无一感染。”
党东红终于露出了菩萨般的微笑：“有两位是例外，一个叫马夏，一个叫李希（中文名），都是法国人，他俩分别成了中国人的女婿和媳妇，疫情开始至今都没有离开中国，还加入了今年的进博会志愿者队伍。”她转身指着墙上的一位西班牙红衣女孩的照片说，“还有这位西班牙红衣姑娘，三天两头发信息，问我啥时能回来工作？我让他们安心在家待着，趁机补习补习汉语。很多人听话，下半年已经考出了中文四、五级，相当于日韩人士的中文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