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17
亚当斯贝格在车上拨通布尔林警长的电话。
“咱们离开冰岛了，布尔林，彻底离开。”
“掉头去哪儿啊？”
“去罗伯斯庇尔研究协会。”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著作研究协会。” 当格拉尔大声纠正道。
“该死，” 布尔林说，“你的断头台。”
“协会主席亲自给我们写信，对三名成员的亡故表示痛心。”
“正好是咱们手上的三起自杀案。”
“是的。他还说有第四个人失踪。”
“协会一共有多少人？”
“差不多七百人。”
“该死。” 布尔林重复道。
“我就是想把这个情况告诉你。”
“你觉得杀手会不会在那儿扔炸弹？以便节省时间？”
“不会的，他玩得太开心了。目前是这样。”
玩家咖啡馆的老板早已守在那儿，等候他们到来。
“没人通知我你们要来三个啊。”
“也没人禁止我们来三个啊。” 亚当斯贝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
他一眼扫到笔迹精美的文字，就放心了，便带着他们走出后门，经过一个小院子，然后是第二个小院子，穿过一条小巷，最后来到一扇安全铁门前。
“你们从这儿出去，下面就是小塔停车场。我想有人告诉过你们走哪个出口吧？”
“是的。”
“那就赶紧吧，” 咖啡店老板环顾四周催促道，“尽量保持低调。可是有他在，甭想低调了。” 他指着维朗克的头发说道。
他说完后立刻转身往回走，没再多言。贾斯汀没有说错：这里充满着一种阴谋、暗中策划和老套陷阱的味道。
“太夸张了吧？” 维朗克说。
“也许有点，但他对你的评价没有错。” 亚当斯贝格说。
“那怪谁呢？”
亚当斯贝格皱了皱眉头。维朗克的脸庞稳重、英俊，但是头发却有两种颜色，就像色调颠倒的豹皮，让人过目不忘。没有人会派这样一位警察去盯梢……或者参与十八世纪的阴谋。他小时候遭到一些孩子欺凌，头皮上被刀子划出了十四道口子，疤痕上长出了红棕色的头发。这件事发生在他们老家那边，在洛巴扎克高山草场附近的葡萄园后面。每次想起这件往事，亚当斯贝格的肚子就会隐隐作痛。
他们从四号楼梯出去，推开小塔酕醄馆后门。宽敞的大厅相当豪华，桌子上铺着白色桌布，此时里面坐满了顾客。当格拉尔看到雷坦库尔坐在角落的位置上，淡粉色的头巾包住金色短发，身穿短裙套装。桌子上摊着一本编织婴儿毛衣的杂志。身材魁梧的警司正在织毛衣，眼睛却不看针脚，她不时停下来吃一口盘子里的食物，从脚边上的印花大手提袋中扯出一段毛线。
“你以前知道吗？” 维朗克悄悄问道，“她会打毛衣？还打得那么好？”
“确实不知道。”
“像不像一台潜伏的坦克？简直了，完美无缺。手枪藏在毛线团底下。”
“我们要见的人在那边。” 当格拉尔说，“就在衣帽架旁边。穿白衬衫和灰色马夹的那个，在剔指甲。”
“我看不像，” 维朗克说。“很难想象夏多主席会在餐厅里剔指甲。”
“他拿起了杂志，” 亚当斯贝格说，“《今昔摩托》。朝我们瞥了一眼。他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是三个人。”
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跟前，那人赶紧欠身与他们握手。
“你们是？信带来了吗？”
亚当斯贝格撩开外套，内袋里露出半截信封。
“您是亚当斯贝格警长，对吗？” 弗朗索瓦·夏多说，“我认得出您。这两位先生是？”
“当格拉尔警督和维朗克警司。”
“我们群策群力。” 当格拉尔说。
“快请坐。”
消除了疑虑后，夏多将光滑的钢制指甲刀放回马夹口袋，然后请他们各自点菜，建议他们选酸模酥皮蘑菇和威尼斯小牛肝。此人个子不高，溜肩圆脸，脸颊红润。金褐色头发，有点谢顶，蓝眼睛很小，毫不起眼。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除了那把突兀的指甲刀和腰板挺得笔直的坐姿，就像在教堂里正襟危坐。亚当斯贝格感到有些失望，罗伯斯庇尔协会的主席或许应该更有压迫感才是。
“您喝酒吗？” 当格拉尔看着酒水单问道。
“喝得不多，但我乐意与你们同饮。” 夏多紧绷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我喜欢喝白葡萄酒。”
“我也喜欢。” 当格拉尔说完立刻点酒。
“再次向你们道歉，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约见你们。可惜我只能这么做。”
“您受到威胁了？” 维朗克问。
“由来已久，” 小个子夏多应道，嘴唇微微抿紧，“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请原谅我清理指甲，” 他说着伸出手指，指甲缝黑乎乎的，“我必须这样做。”
“您是花匠？” 亚当斯贝格问。
“我刚种下三棵墨西哥橙树，期待看到它们繁花满枝。说到威胁，先生们，你们要知道，领导一个以罗伯斯庇尔为研究对象的协会，与驾驭一艘商船相比，完全是两码事，对吧？这更像是指挥一艘与敌人和风暴搏斗的战舰，因为一提到罗伯斯庇尔的名字，情绪就会冲动起来，如汹涌的海浪击打船舷。我承认，在组建这个研究团体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会如此受欢迎，也没想到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无论是爱还是恨。”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刀尖在餐盘上划着玩，“有时候，我真想甩手不干了。那么多的臆想、激烈的反应、一味崇拜或排斥，研究协会变成了一个幻想的角斗场。令人痛心。”
“有这么严重吗？” 当格拉尔说着往大伙的杯子里斟酒，但避开了亚当斯贝格的酒杯。
“我料到您会不相信，这很正常。您看，我带来最近收到的两封信，证明这些威胁——怎么说呢——不是闹着玩的。我办公室里还有好多信呢。您瞧，这封信是大约一个月前写的。”
你自以为是伟人，以为自己已经获胜，但你能预料并躲避我的攻击吗？是的，我们已决定夺走你的生命，以解救法国，不让那条企图撕裂法国的毒蛇得逞。
“这里还有一封信，” 夏多接着说，“4月10日的邮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艾丽丝·高迪埃和亨利·马斯弗雷就是在那之前遇害的。正如您所见，这封信非常普通，用电脑打印。我们不知道谁写的信，只知道它从勒芒寄出，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
当格拉尔迫不及待地拿起第二封信。
我每天和你在一起，每天都看见你。我举起的手臂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你的胸怀。世上最无赖的人啊，你再活几天吧，好思念我，你睡吧，好梦见我。告别了。到了这一天，我将看着你，从你的恐惧中获得快感。
“不同寻常，对吗？” 夏多忍不住想笑，“不过，请用餐吧，先生们。”
“的确不寻常，更何况，” 当格拉尔郑重地说，“这两封信一字不差地抄袭了写给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信件。是在1794年6月10日的恐怖法令通过后写给他的。”
“你们是什么人？” 夏多惊叫道，蹬着椅子连连后退，吓得脸色惨白，“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什么人？”
亚当斯贝格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寻找他躲闪的目光。夏多呼吸急促，但是看着警长脸上的表情——如果他是警长的话，心情稍许平复下来。
“警察，我们是警察。” 亚当斯贝格平静地说道，让夏多感到放心，“当格拉尔，请给他看一下您的警官证，别惊动别人。当格拉尔警督对大革命时期了如指掌。”
“除了历史学家，” 夏多低声说道，仍然心存疑虑，“我从没见过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内容。”
“他知道。” 维朗克用叉子指着警督说。
“当格拉尔警督记忆力非同寻常，宛如一道深渊，咱们最好别涉足。”
“对不住了，” 当格拉尔摇了摇他的长脑袋，一脸无害地说，“但这几封信还是相当有名的。如果我跟那些威胁您的人是一伙的，您觉得我会这么傻地暴露自己吗？”
“是啊，您说得没错。” 夏多说着把椅子拉回来，他稍稍放下心来。不过还是有点后怕。
当格拉尔又把酒杯倒满，冲着夏多略微点点头，言归于好的样子。
“这些信是寄给谁的？” 他问，“我指的是信封上的名字。”
“信不信由您，收信人是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先生’。好像他还活着，还在威胁我们似的。所以我对你们说，有些人真的神经错乱，出没于我们的集会，眼下开始攻击我们的成员。他们的目的在于，至少我这么认为，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以最终伤害我。你们读到那句话了：到了那一天，我将看着你，从你的恐惧中获得快感。这个协会是我创立的，是我的想法，是我提出的概念，所以，十二年以来，协会一直由我主持。因此我认为信的作者或别的什么疯子，到头来会瞄准协会的头，是这个理，对吗？”
“还有谁跟您一块？” 亚当斯贝格问。
“一个财务和一个秘书，他们兼任我的保镖。在 《政府公报》上公布的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公布的是实名。真不应该，起初我没太注意。”
“还有一个金融家。” 维朗克补充道。(https://www.daowen.com)
“也许吧。”
“甚至可以说是资助者。”
“是的。”
“亨利·马斯弗雷。”
“对，” 夏多说，“他刚刚遇害。大棚的租金是他支付的。他九年前加入我们的协会，当时我们处境很糟糕，他接手后扭转局面。凶手杀害他，等于切断了战争的原动力——金钱。”
亚当斯贝格看着小个子主席那双摆弄过泥土的手把酥皮蘑菇切成小块，心里纳闷，此人举止如此优雅，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黝黑的泥土衬出双手的高贵，而黑乎乎的脏东西则让它们掉价。类似这样的反差。
“如果说马斯弗雷对协会充满热情，到了为您提供资金的程度，他理应经常参加活动才是啊？” 他说，“但您在信里写，他和另外两名受害者一样，只是偶尔参加协会的活动。”
“亨利致力于实现一个重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科学目标，革命性这个词一点不过分，这项任务占据他的全部精力。他不愿意在协会抛头露面。他的合作者们不一定都赞成他在协会里露面，不是吗？说真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是高卢人大酒店的总会计师，酒店有一百二十二个房间。你们知道这家酒店吗？”
“知道，” 维朗克说，“但我刚才以为您是花匠。”
“可以这么说。” 夏多有气无力地看着指甲说，“我打理酒店的花园，因为别人不会弄。尽管如此，要是我的上司知道我是那个协会的头儿，他肯定会把我撵走，因为试图接近罗伯斯庇尔的人必定是可疑的，人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亨利满足于知道协会还活着。他每年来两次。”
“在您看来，” 亚当斯贝格问道，“艾丽丝·高迪埃，也就是那位被害的女士，来参加过几次会议，是不是马斯弗雷请来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他俩有时候并肩坐在一起。高迪埃夫人、布鲁盖尔先生，我肯定看到过，大约二十来次，不会更多。我在您的照片上认出他们了，因为他们没有化装。他们坐在栏杆后面，前面坐着代表们。”
“化装？” 亚当斯贝格问道。
“我不明白。” 维朗克插话说，“法国有不少罗伯斯庇尔的研究团体。有许多潜心钻研、梳理、分析和发表研究结果的历史学家。但你们的协会却引起动荡、狂热和仇恨。”
“这是事实。” 夏多说着又稍微抬起身体，为侍者端上的威尼斯小牛肝让道。
“因为夏多先生提到了一个 ‘概念’，需要租一栋大房子，租金不菲。用来召开 ‘特别’ 大会。我觉得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了：你们不止是查查档案而已吧？” 当格拉尔问道。
“说对了，警督。我给你们带了一些照片，它们比我的话更直观，更加能说明问题。因为我承认，” 他补充道，一边把手伸进皮包里面，兜底取出材料，“我一年到头听十八世纪的演讲，养成了高谈阔论的坏习惯，别人不容易听明白。即便在酒店也是如此，不是吗？”
十几张照片在桌子上流转传阅。照片上是一个宽敞的大厅，被插着假蜡烛的枝形大吊灯照亮，里面聚集着约三四百人，都穿着十八世纪末的衣服，挤在讲坛周围，有些人站在中间，有些人在议席里，有些坐着，有些站着，或者挺立着，他们举起双手，伸出胳膊，似乎在驳斥讲坛上的演讲者，又或者为其鼓掌。在他们上方的侧廊里，一百个穿着现代普通服装的男女融在阴影里，很多人倚在栏杆上探头观望。不时有一两面三色旗在舞动。照片取景太宽，看不清人们的脸。但是几乎可以听到大厅里的声音，感受背景中弥漫的嘈杂声，夹杂着演讲者的发言、人们的低声议论、慷慨陈词、破口大骂的声音。
“令人惊讶。” 当格拉尔说。
“您喜欢吗？” 夏多问道，脸上露出真诚的微笑，带着一丝自豪。
“那是一场演出吗？” 亚当斯贝格问，“一出戏吗？”
“不，” 当格拉尔逐一细看这些照片，“这是大革命期间国民大会真实场景的重现。我说错了吗？”
“没有。” 夏多咧嘴笑了。
“演讲者和代表们的台词想必与历史文本相符吧？”
“那当然。在预定的开会日期之前，协会每个成员都会收到当晚重现场景的全部文案，其中包括各自扮演的角色的台词。文案通过协会的网站传递，每个人都有网站的密码。”
“各自扮演的角色？” 亚当斯贝格问。
干嘛 “扮演” 大革命？
“那是必须的。” 夏多说，“这个人演丹东，那个人演布里索、比约 瓦雷纳、罗伯斯庇尔、埃贝尔、库通、圣鞠斯特、富歇、巴雷尔，等等。因此他们需要提前了解演讲内容。我们的重现时间跨度为两年，从制宪议会到国民公会会议。当然，我们无法全部重现！否则每个周期将持续五年时间，对不对？我们选择了那些最具代表性或最令人难忘的日子进行重现。总之，我们一丝不苟地还原历史。结果相当震撼。”
“您说的 ‘特别’ 大会是指什么？就像今天晚上的会议吗？” 亚当斯贝格问。
“指罗伯斯庇尔到场的会议。这些会议吸引的人更多。他每个月只出席两次，因为他的角色持续时间长，演起来很辛苦。而且这个角色别人替代不了。不过眼下，他每周都来演，我们之前落了些进度。”
夏多的脸上再次显露出忧虑的神色。
“成功里面有 ‘但是’。” 他说。
“狂热。” 当格拉尔试探道。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 夏多点了点头，“怎么说呢，有点失控。还有剩酒吗，警督？我们最初是根据会员的长相和性格来分配角色的。我们的丹东演得很棒，他长得很丑，声音洪亮。扮演瘫痪的库通、恐怖的大天使圣鞠斯特和粗鲁的埃贝尔的会员也都非常有才华。但是一年之后，每个会议代表，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人，都沉浸在自己扮演的人物及其团体事业中不能自拔，无论是沼泽区的中间派、吉伦特的温和派、山岳派的激进分子、丹东派、罗伯斯庇尔派，还是忿激派、夸张派，他们在会场上不再按照剧本走，直接开始互相辱骂：‘你是谁啊，公民，竟敢用你虚伪的言论玷污共和国？’ 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混乱局面。”
夏多伤心地摇了摇头，葡萄酒染红了他的圆脸颊。
“用什么方法？” 当格拉尔问。
“每隔四个月，我们会要求会员改变阵营：比如从沼泽派回归山岳派，或者从忿激派变成温和派，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不过说实话，这种强制转换，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蛮有意思的。” 维朗克说。
“太有意思了，因而促使我们开始了一项创新研究，我们要探索历史学家从未解答过的现象：为什么面色苍白、冷峻的罗伯斯庇尔缺乏魅力和同情心，声音酸涩，毫无活力，却如此受人崇拜？是因为他一直板着脸？还是因为他眼镜后面那空洞的眼神？所有这些细节，我们都仔细观察，并且记录下来。”
“这项研究进行了多长时间？” 当格拉尔问道，看来他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协会的兴趣超过了手头的调查工作。
“大约六年。”
“有结果吗？”
“当然有啦。我们拥有大量的资料，包括数千页的笔记、观察记录和汇总材料。我们的秘书负责引领这个项目。比方说妇女，成千上万的女性对罗伯斯庇尔是那么迷恋、那么渴望，而他却不要她们。结果呢，警督，她们都来到我们的观众席。她们对他的爱慕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想活动活动。” 亚当斯贝格说，“咱们去河边走走怎么样？”
“求之不得，先生们，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
出于某种反差，三人来到亨利四世国王骑马雕像旁的老风流广场，在一条沐浴在阳光中的长凳上坐下。
“您有没有距离更近些的照片？” 亚当斯贝格问。
“协会章程不允许近距离拍照。” 夏多又开始清理指甲里面的泥土，“我们的会员以匿名方式注册，严禁拍照。这是出于我之前提到的保密原因。此外，每个人的手机必须断网，放在大厅的入口处。”
“这么一来，您担心失踪的第四个人，您就说不出他的名字，也拿不出一张照片来啰。”
“一点儿没错。再说那个人是化装来参加活动的。他一开始没有参加，过了一段时间才来的，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嘛。所以说他缺席让我很伤脑筋。他理应在半个月前露面的，因为有一个角色要他演。他非常喜欢登台，按理说不会缺席的。可是眼前这么多人戴着面具晃动，我没有办法指认嫌疑人。不过我可以说，大约有五十来个人，看到罗伯斯庇尔登场便按捺不住。但凶手也完全可以不露声色，躲在暗处，像雪貂那样谨慎，恨在心里。”
夏多边说边剔着无名指的指甲，剔得十分仔细。
“这个呢？” 亚当斯贝格抢过话头，把画着记号的那张图递到他眼前，“您见过这个吗？在三个案发现场找到的。”
“从来没见过。” 夏多摇着脑袋说，“它表示什么？”
“我们也在琢磨。您看是什么呢？结合情境？”
“结合情境？” 夏多揉着光秃秃的脑袋问道。
“是啊，结合你们的情境。”
“断头台？” 夏多试探道，有点像站在讲台上犹豫不决的学生，“不过是哪种断头台呢？以前的？还是以后的？或者兼而有之？有点匪夷所思啊。”
“的确是的。” 亚当斯贝格说。
他把双手插进口袋。他也一筹莫展，不知道如何在七百来个匿名化装的会员中追踪一名男子。又有一团海藻在远处形成，比前一天纠缠他的海藻更加错综复杂，肆无忌惮地纠结、缠绕在一起。
“您说公众能够以 ‘临时会员’ 的身份参加你们的大会。”
“是的，一年三次。”
“比如说今天晚上就能去。” 亚当斯贝格说。
“谁去？你们三个？” 夏多吃了一惊，指甲刀不由地脱手滑落。
“为什么不呢？”
“你们想来探听些什么？”
“去感受一下。” 亚当斯贝格耸耸肩膀。
“今晚是重头戏，重现1794年2月5日的长篇演讲，也就是共和二年雨月十七日的演讲。你们不用担心，演讲时间会缩短的。”
“我很想去看看。” 当格拉尔说。
“悉听尊便。那就请你们晚上七点钟到大楼的后门来，17号门。我会准备好你们的服装和假发，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你们如果穿着日常的衣服，就会被安排到后排座位或看台上，啥也看不见。”
“您那位罗伯斯庇尔，” 亚当斯贝格问道，“您为什么不能把他换掉？”
夏多陷入沉默，似乎有些不快，欲言又止。
“先生们，今晚你们会明白的。”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