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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夏多的两名合伙人接到亚当斯贝格的传唤，爽快地同意下午三点来警署。弗瓦西忙着在夏多 雷纳尔的档案中寻找1840年的客栈掌柜弗朗索瓦·迪迪埃的后人，雷坦库尔和几个同事继续值班，守护协会主席。
“没有异常。” 雷坦库尔发来短信，“晚上十点回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生活。目前在酒店工作，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五点。小插曲，我昨晚在诺尔文街蹲点时，遭到了三个光头小混混的袭击，他们把我当成性感女人。我受宠若惊。贾斯汀是目击证人，没有麻烦，但那帮家伙现在在十八区警察局，受了点伤。”
“伤得不轻。” 亚当斯贝格纠正道，然后拨通十八区同事的电话。
“蒙特勒吗？我是亚当斯贝格。你夜里收了三个人吗？”
“从你那边过来的。他们被什么东西砸了？是树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是的，确实是一棵好大的树。他们怎么样了？”
“无地自容。她只是直接朝他们的小肚子来了一下，就把他们打趴在地，没伤着骨头，你这棵 ‘树’ 下手有分寸。没伤到他们的睾丸。”
“把控得当。”
“不过在最后攻击之前，一个家伙的鼻子歪了，另一个人的耳朵被撕裂，上面戴着三个耳环——那小子疼得嗷嗷直叫，从耳朵碎片里捡回耳环，第三个人的脸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她是正当防卫，因为他们喝高了，对她动手动脚。我们有她同事的证词。跟那棵树在一起的小个子是谁？一棵小水仙花？”
“一株柔嫩的会思想的芦苇。”
“不错，至少不雷同。我这边有五个笨蛋。你那边呢？”
“只有一个，我想。”
亚当斯贝格挂断电话，埃斯塔雷正好带着弗朗索瓦·夏多的两个合伙人进来。一个瘦小，一个魁梧，就像一对完美的搭档，不过，两个人都满脸胡须，头发相对于他们五十上下的年龄来说非常浓密，都戴着眼镜。
“我明白了，” 亚当斯贝格笑着请他们坐下，“你们担心被人偷拍。埃斯塔雷，麻烦你给我们来点咖啡。我答应过不问你们的名字。”
“我们谨慎行事，” 那个魁梧的说道，“我们不得不这样。现在人们的思想很狭隘，随时可能产生误解。”
“主席跟我详细解释过你们的保密规则。你们的胡须修得真不错。”
“您也许知道，协会有化妆师，她们很出色。胡须算不了什么，我们从头到脚都作了改变。”
“那你们就放松一点吧。” 亚当斯贝格说。
“他看出破绽了吗？” 埃斯塔雷一离开，瘦子就问道。
“埃斯塔雷吗？他的眼神总是那样。”
“他配上黑头发，演比约 瓦雷纳不错。”
“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
“是的。” 魁梧的说。
“埃斯塔雷是只小羊羔。”
“但是他长相英俊，就像比约一样。性格嘛无所谓。您亲眼目睹弗朗索瓦·夏多如何征服观众。但是我告诉您，他在酒店里无法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您接待处执勤的警官，他并不帅气，请原谅我的坦率，但他会是个好马拉。”
“我怕他连台词都不会念。我也做不到。”
埃斯塔雷端来咖啡，亚当斯贝格立刻闭上嘴。
“但是弗朗索瓦肯定跟您解释过，我们的集会有利于言行的自由表达。” 魁梧的说道。
“直到真正的激情迸发，对所扮演的角色产生强烈认同。” 瘦子说。
“哪怕在现实生活中，演员对角色的政治主张没有丝毫认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我们见过最死硬的右派变成真正的极左激进派。扫除个人信念的群体效应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题目。但是，由于我们每四个月轮演一次，我们正为下一轮寻找扮演比约 瓦雷纳和马拉的人选。”
“还有扮演塔利安的人选。”
“不过罗伯斯庇尔不用找。” 亚当斯贝格说。
瘦子温和地笑了。
“您那晚看明白了吗？”
“何止明白。”
“他出类拔萃，无法替代。”
“他是否也成了 ‘强烈认同’ 的牺牲品？”
魁梧的那个估计从事精神病学方面的工作。可以理解他不希望自己的患者知道他喜欢穿带有蕾丝和褶饰的衣服。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瘦子思考着说道，“但是他扮演马克西米利安十二年了，已经熟门熟路，就像别人玩跳棋一样。专注、集中，但也仅止于此。”
“等一下。” 亚当斯贝格打断道，“你们两个人，谁是财务主管勒布隆？谁是秘书勒布伦？”
“我是勒布隆。” 瘦子说道，他留着一把柔顺的浅色胡须。
“那么您就是勒布伦啦。我可以抽烟吗？” 亚当斯贝格说着在口袋里摸索，他早上从泽尔克那里拿了几支烟。
“这儿您做主，警长。”
“已经死了四个人，都是你们协会的成员。协会的财神爷亨利·马斯弗雷、艾丽丝·高迪埃、让·布鲁盖尔和安吉利诺·冈萨雷斯。你们熟悉他们的面孔吗？”
“很熟悉，” 一脸浓密黑胡茬的勒布伦说，“冈萨雷斯每次都穿戏服，不过我们看过您的画。确实是他。”
“弗朗索瓦·夏多敦促我听取你们的意见。因为他说，你们比他更加注意协会成员的行为。”
“他说得客气了。” 勒布隆笑着说，“我们在监视他们。”
“到了这种地步？”
“您看，我们对您很坦诚。这一 ‘活的历史’ 超出了我们的预想，造成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心理冲击。”
“甚至导致一些病态的行径。” 勒布伦接过话头，“这些事情此时肯定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这让我们相信，我们密切关注协会成员是正确的。”
“你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多数到场的人都保持着传统的态度。” 勒布伦继续道，“他们全情投入，尽力扮演各自的角色，有时候演得有点过火。各种表现都有，有些人是来玩的，就像冈萨雷斯那样，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埃贝尔演得栩栩如生，对吧，勒布隆？”
“他演得棒极了。现在我们只能换人来演埃贝尔，真让我痛心，虽然接替他的人还不错，但是比冈萨雷斯还是差一截。不过没关系，到下一场大会，埃贝尔就已经死了一星期了。对不起，” 他说着摊开双手，“我们在谈工作。”
“总之，” 勒布伦说道，“有人来玩游戏，有人认真对待，有人只是参与，有人则热情过头。”
“涵盖了两极之间广泛而丰富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的谱系。”
“……广泛而丰富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的谱系。” 亚当斯贝格边听边记。勒布隆，搞物理学的？
“但所有这些都处在通常的 ‘正常’ 范围内，也就是在这种‘疯狂正常’ 的范围内，” 勒布伦说，“特别自从我们让他们轮换角色之后。我的同事和我关注的是另一些人，大约二十来个。我们私下称他们为 ‘局外人’。”
“我走几步不会分散你们的注意力吧？” 亚当斯贝格起身问道。“这儿您做主。” 勒布伦重复道。
“‘局外人’ 是哪些人？”
“那些不在常规范围之内的人，” 勒布隆解释道，“就好比红外线，我们肉眼无法察觉。比如看喜剧不笑的人，或者看令人心碎的电影却毫不动容的观众。”
“而那些来参加我们集会的人，这么说吧，总体上是 ‘性情中人’，都会尽情放开。”
“我们说的不是 ‘一时’ 放得开。” 勒布隆补充道，“而是一种常数。一种不变的特征。”
“一种不变的特征。” 总之他是个科学家。
“‘局外人’ 令人惊讶地保持冷静。” 勒布伦继续说，亚当斯贝格注意到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十分默契，几乎不分彼此，“他们既不伤心，也不走神，而是让人捉摸不透。当然他们也不是冷漠，否则他们干嘛跟我们在一起呢？但是他们与我们保持距离。”
“我在听。” 亚当斯贝格继续走着。
“实际上，” 勒布隆说，“他们在场，全神贯注，但是他们的参与方式与普通人完全不同。”
“说实话，他们在观察，” 勒布伦接过话茬，“而我们呢，我们观察那些观察我们的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来我们这儿干什么？他们在寻找什么？”
“你们的答案呢？”
“不容易回答。” 勒布伦接着说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同事发现 ‘局外人’ 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我们称一群人为 ‘潜伏者’，另一群人为 ‘被斩者’。没记错的话，‘潜伏者’ 不到十来个。”
“我们没有把亨利·马斯弗雷算在里面，尽管他也在暗中监视他们。他有时跟这个说话，有时跟另一个攀谈。维克多在边上听着，记在脑子里。这些人中有被害的高迪埃和布鲁盖尔，还有一个多年没有在这儿露面的人。您看，除了冈萨雷斯，凶手还决定清除这些潜伏者、监视者、窥探者。所以说他们也不是什么善茬。”
“你们如何描述其他人呢？那些幸存者？”
亚当斯贝格在他的桌子前站住，准备做些笔记。(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确认了四个，” 勒布伦说道，“一女三男。女的大约六十岁，齐肩的直发，染成金黄色，轮廓漂亮的脸，明亮的蓝眼睛，当年肯定是个大美女。勒布隆跟她说过几次话，尽管潜伏者很少与人搭讪。勒布隆猜想她可能是演员。至于那位退役自行车手，你比我更了解，你来描述吧。”
“之所以叫他 ‘退役自行车手’，是因为他的双腿比较粗，走路时总有点分开。就像大腿还被车座硌着难受。他的绰号由此而来。年纪大约四十来岁，留着棕色的短发，五官端正，但是缺乏表情。说不定他故意不露声色，以此打消别人跟他攀谈的念头。潜伏者都有各自的方式。”
“一个女演员，一个自行车手，” 亚当斯贝格记下，“那么第三个呢？”
“我猜想他是牙医。” 勒布伦说，“他看您的时候，就像在评估您的牙齿。而且他手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五十五岁左右的年纪。棕色的眼睛，目光深邃，也有些忧郁，薄嘴唇，牙齿矫正过。表情有点苦涩，还有头皮屑。”
“专注的牙医，苦涩，有头皮屑。” 亚当斯贝格边记边总结道，“那第四个人呢？”
“没啥特别的。” 勒布伦努着嘴说，“不起眼的家伙，没有什么显著特征，我吃不准他。”
“他们待在一起吗？”
“不，” 勒布隆说。“但他们肯定彼此认识。他们像在演一出奇怪的芭蕾。他们擦肩而过，说上几句话，然后迅速离开，再继续下一个，循环往复。这些接触都是短暂的，似乎是故意保持低调和隐秘，我相信这是有意为之。他们总是在散会之前离开。勒布伦和我从来都没能尾随他们，因为我们必须留下来确保弗朗索瓦的安全。”
亚当斯贝格在 “潜伏者” 名单里添上死者的名字：高迪埃、马斯弗雷、布鲁盖尔，再往下是冈萨雷斯的名字，写到了笔记本的边框之外。他又竖着画了一道分隔线，第二栏的标题是 “被斩者”。
“再来杯咖啡？” 他提议道，“还是茶、巧克力，或者啤酒？”
两个人顿时来了兴趣，亚当斯贝格立刻加码。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这儿有一款很不错的白葡萄酒可以尝尝。”
“喝啤酒。” 两人异口同声地选择。
“啤酒在楼上，我陪你们去。不过请小心，有一格台阶高度不一样，已经给我们造成不少的麻烦。”
亚当斯贝格非常熟悉饮料机所在的小房间，对里面的格局了如指掌，没有通报屋子的主人就走了进去。猫正在瓦兹内的陪伴下大口吃着碗里的猫粮，而梅卡代警司则躺在特地为他准备的一排蓝靠垫上，睡得很熟。
“我们有个嗜睡症警官，” 亚当斯贝格解释道，“每隔三个小时就需要打个盹儿。”
亚当斯贝格从冰箱里拿出三瓶啤酒，一瓶是给他自己的，为了搞好关系，得喝一杯才行。接着在狭窄的吧台上打开瓶盖，吧台两边放着四只高脚凳。
“对不起，我们只有塑料杯子。” 亚当斯贝格抱歉道。
“我们料想您也不是一个高级酒吧的掌柜。而且这瓶啤酒是违纪的。”
“那还用说。” 亚当斯贝格一条胳膊肘靠在吧台上，“这个，” 他翻出符号的图案问道，“你们认得出吗？以前见过吗？”
“从来没有见过。” 勒布隆说，勒布伦也跟着摇头否认。
“不过你们会怎么解读呢？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四起凶杀案的现场。”
“我不知道。” 勒布伦说道。
“但结合你们的情况呢？以大革命为背景？” 亚当斯贝格帮他们思考。
“等一下，” 勒布伦说着抓过图案，“两架断头台？英国的老式断头台，法国新式断头台交织在同一个密码里？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执行死刑的信号？”
“犯了什么死罪呢？”
“结合 ‘我们的场景’，” 勒布隆有点沮丧地说，“叛变。”
“难道说凶手发现了潜伏者？他们是间谍？”
“也许是的，” 勒布伦说，“但是这个符号更多出自保王党人之手。据说路易十六亲自将弧形斩刀一笔勾销，把老式断头台改成现在的样子。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非常出色的工程师。” 勒布隆咽下一口啤酒，说了一句。
“还剩下第二组，” 亚当斯贝格说着翻过那张图，“就是你们说的 ‘被斩者’。”
“或者说是 ‘后代’。”
“什么后代？”
瓦兹内和亚当斯贝格的目光相遇，亚当斯贝格示意他不要参与。警司轻轻抱起已经吃饱的猫，离开了小房间。
“他怎么抱猫呢？” 勒布伦问。
“这只猫不喜欢爬楼梯。而且如果没有人在边上陪着，它也不进食。”
“那您为什么不把猫碗放在楼下呢？” 讲逻辑的勒布隆问道。
“因为它只想在这里进食。在楼下睡觉。”
“与众不同。”
“是的。”
“您不担心我们会吵醒您的部下吗？”
“不会吵醒他的，把他叫醒倒是个问题。不过，一旦他的睡眠周期结束，他会比一般人清醒两倍。”
“复杂啊，警队的管理。” 勒布伦叹道。
“有些人认为这儿的气氛有点松懈。” 亚当斯贝格直接拿起瓶子，喝了一大口。
这瓶啤酒他一点都不想喝。
“干活还行？”
“还不错。多亏了这种松懈，我想。”
“有意思。” 勒布伦像是自言自语。
勒布伦，协会秘书，精神科医生。
三人手持酒瓶下楼，尽管提醒过，勒布隆仍然险些在那级有高度差的台阶上摔倒。回到警长的办公室，原本只是客套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勒布伦居然主动重新开启了他们的工作会议。
“‘被斩者’，” 他说，“他们是孤独的，彼此不认识，不交谈。他们是固定会员，每次都来参加，但没有人演议会代表的角色。他们坐在高处看台的阴影里，融入其中。他们保持沉默，警惕，严肃，看不出内心的情绪。我和勒布伦通过他们这些不寻常的表情，把他们一个个找了出来。其中三个人总是待到最后，在散会后的自助餐上默默地喝上一杯。”
“他们是谁的后代？”
“被斩者的后代。”
“你们怎么知道的？”
“这三个人我们能够跟踪。” 勒布伦说，“弗朗索瓦安全到家后，我们回来正赶上自助餐的尾巴。然后我们悄悄地尾随他们。”
“您的意思是您知道他们的姓名？”
“不止姓名。还知道他们的住址和职业。”
“这么说您知道谁是他们的祖先？”
“一清二楚。” 勒布伦咧嘴笑道，态度亲切。
“可是这些姓名，您不能告诉我吗？”
“我们严格遵守不透露会员身份的规定，无论是他们的还是其他人的，一视同仁。但是我可以在会场上指给您看，这是允许的。如果您认为线索可信，您可以跟踪他们，全看您自己的判断了。”
“请注意，” 勒布隆说，“我们丝毫没有指责这些人的意思。‘潜伏者’ 也好，‘被斩者’ 也罢，都没有。只是我们不清楚这些潜伏者出于什么动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这点已经跟您说过了。”
“‘被斩者后代’ 的动机更是如此，” 勒布伦顺着往下说，“它肯定出于一种持久的强烈仇恨，代代相传、也许带有一种病态。出于一种残酷的不公正的感觉。直接看到和憎恨罗伯斯庇尔或许能让他们出口气。或许他们喜欢目睹无情的历史进程，看着 ‘不可腐蚀者’ 走向崩溃。直到那场令人震撼的会议，国民公会系列的最后一场，表现罗伯斯庇尔无比痛苦的死亡。它引发了嘘声和掌声，是借助文本和目击记录的最后宣泄，因为我们当然不会搬演血腥的处决场景。我们既不变态也不是虐待狂。之所以跟您讲这些，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误导您去追踪错误的线索。这些 ‘后代’ 和 ‘潜伏者’ 也许根本没有杀人计划。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普通会员，而不是针对罗伯斯庇尔本人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海藻球的核心。” 亚当斯贝格喃喃自语，“不过这些祖先的名字，你们能给我吗？”
“可以给，只要与后代的姓氏不一样。”
“说吧，我听着。”
“我们倒希望把名字写在您的笔记本上，” 勒布隆笑嘻嘻地说，“这样就不会有人说，我们说出过与协会有关的任何名字。”
“伪君子。” 亚当斯贝格回敬了一个微笑。
“还可以加上 ‘可耻的’ 三个字。” 勒布伦说着在警长递来的本子上迅速写了三个姓。
他跟他们俩一起待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离开之后，亚当斯贝格套上外套，人有点麻木。他打开笔记本，又看了一遍三个姓：桑松，丹东，德穆兰。三个人里，他只知道丹东。而且还是因为奥德翁十字路口立着的丹东雕像，上面刻着那句话：“我们需要大胆，再大胆，永远大胆。” 至于丹东是谁，他做过什么事，又是怎么被送上断头台的，他并不清楚。
勒布伦和勒布隆，精神科医生和严谨的科学家，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又从来不抢对方的风头，为他提供了许多线索。这些线索如同一个和谐的音符，融入杂乱无序的海藻球中。膨胀的海藻球执着地跟他来到塞纳河。他沿着临河的书摊一路走去，惊讶地发现自己突然对旧书产生了兴趣。两天来，他沉浸在十八世纪当中，渐渐喜欢上了那个时代。不，并非喜欢上，只是习惯了而已。他完全能想象这个弗朗索瓦·迪迪埃·夏多，这个卑微的、所谓的后代，这个受关照在卢瓦雷管理公共马车的奇怪的人。还有马厩、驿站、客栈。他从堤上下到河沿，看到一张旧石凳，便躺了下来，或许两个多世纪以前，有人也在这儿躺过。他觉得这样很合适，也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