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中的医学（1760—1850）

第一章 民主文化中的医学（1760—1850）

在20世纪以前，美国医生通往专业地位的道路遇到的障碍有大众的抵制、内部的分裂和不友好的经济环境。自殖民时代晚期，他们就试图让医学专业得到特殊的承认。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受过教育的医生开始在美国复制一些专业机构，这类机构在英国给予了医生独特且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们成功地建立了医学院，并且在产科等领域，从与其他竞争性从业者的竞争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但他们未能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排他且享有特权的职业。医生所获得的执照颁发权只有荣誉性价值，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杰克逊时代，他们对特权的要求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进而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下半个世纪的野心。州立法机关投票决定完全废除医疗许可的颁发。1844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哈佛大学的毕业班上说，任何专业都不得“成为其业内人员和学说的最佳评判者”。¹使用本地草药和民间疗法的民间行医者在农村和乡镇仍然很有市场，他们蔑视正规医生的疗法和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并声称行医的权利与宗教自由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由。

医生渴望得到特权地位，而公众则抵制这种要求，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美国生活中民主文化和分层社会之间更普遍的冲突。现在似乎可以正确地说，从殖民时期到19世纪初，美国变得更平等主义，但更不平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民主制度更广泛和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在城镇中，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则更加集中了。²但第二种趋势并不是对第一种的否定。托克维尔注意到，民主并没有消除贫富差距和主仆差距，民主只是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的等级划分已经被打破了，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生来注定且永久不变的，对年长者的尊重也下降了。在新的聚居区和边疆地区，物质生活条件让美国人民特别需要自我指导能力，他们总是面对突发情况需要随机应变，因此顽固地相信自己的常识。作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必然结果，他们相信在私人事务中，就像在社区事务中一样，人们享有自由且平等的决定权。美国文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是民主的。与此同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创造财富和权力的新集中。在杰克逊时代，部分由于担心特权会被垄断，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言论都变得更加强调平等主义。不仅仅在言论上如此：公民权、公共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在扩张，而民主文化和阶级不平等之间的反差愈发尖锐。³(https://www.daowen.com)

医学的发展也存在这些互相对立的倾向。一些医生试图通过垄断医疗实践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精英行业，而许多公众都拒绝赋予他们这样的特权，并在对付疾病时主张自己有判断权。此外，医学专业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挑战。一些著名的医生就质疑医学是否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许多人认为最好的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借助大自然的治愈能力。自信的挫败和业内治疗纠纷的增长也在弱化它，对医学专业的不满情绪最初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而到1850年，这种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中。

医疗保健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实践的问题。即使在今天，许多治疗仍然发生在医生的处理范围之外，在家中或者在替代性医学从业者的指导下进行。在19世纪末以前，农业生活的条件不允许人们对医学权威产生依赖，公众对专业主张的普遍怀疑态度也不鼓励这种依赖。当时共有三个几乎同等重要的行医领域：家庭医学、医师医学和民间治疗师的医学。每个领域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持久性冲突，即民主文化对常识的尊重和专业人士对专门知识的主张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