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领域的反正统文化
大众医学
在民间医学中，民主意识形态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民间医学，或者说大众医学，不仅仅是专业医学的临时替代品，还是一个有着自己连贯结构的主动竞争对手。19世纪早期的民间治疗师把医学专业看作特权的堡垒，他们既敌视专业医师的治疗原则，也反感其社会抱负。
然而，在这种对立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民间医学和民间治疗通常会采纳一些来自专业和权威源头的思想和实践。大众文化的发展部分是“文化沉积”的过程。学术传统的理论和疗法就像一种来自过去的残余物，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即使在被学者抛弃了之后也还在那里。33此外，并非每次思想上的革命都意味着思想结构的根本改变，常常只是重整了旧理论的一些元素而已。19世纪早期流行的重要医学运动汤姆森医学就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模式，另外一种流行的异端，顺势疗法也是如此。但是，渗透和重整旧理论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专业医学和民间医学之间是互相渗透的。正规医师使用的一些重要疗法，如天花疫苗的接种和金鸡纳霜（奎宁）的使用，都是借自民间文化。在19世纪，民间医学的竞争对医学专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让后者放弃了“大胆”疗法。因此，虽然专业医生和民间医学之间经常互相敌视，互相瞧不上，但他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学习了很多，尽管他们很少承认这一点。
民间医疗实践可以被想象为占领了家庭医学和专业医学之间的阵地。民间医学最简单的形式是将家庭照护扩展到社区，更复杂一点的做法是以民间治疗为职业，但仍然没有任何标准化的培训或组织。如果组织成运动，民间医疗可能会成为主流医学的一种有组织的、自觉的替代品。在美国历史上，有几次民间医疗从业者的运动发展出了这种组织，结果要么像草药医学一样被专业医学所吸收，要么像整骨疗法和脊椎按摩法一样始终处于边缘地带。
一位民间行医者的自传可以说明行医是多么容易。1844年，新泽西的自由黑人詹姆斯·斯蒂尔（James Still）买了一本“药用植物学”的书，开始为家人配制药物。有一天，为了答谢得到的黄樟树根，他同意治疗邻居的“痔疮”，并借用了一个小木臼和一块长石头来捣碎药草。“我准备好药剂后拿给他，这帖药果然奏效了。几天后他就痊愈了。我很高兴，他也很高兴。然而，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在行医。我觉得我只是在向同伴提供友好的帮助。”34斯蒂尔自学成才，最终把治疗师作为他的职业。
在民间治疗者中，草药师和产婆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但也有数不胜数的癌症医师、接骨师、接种员、堕胎医师和销售秘方的人。许多人都游历四方，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进出出。这些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声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产婆、接骨师和接种员，另一类是声称和医生一样有着广泛技能的草药师和秘方销售者。
在早期拓荒者社区，印第安医生是大众疗法的来源之一。有些人“和正规白人医生一样享有很高的声誉”35。从美洲最早建立殖民地起，许多殖民者就对印第安人的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地人最初似乎不会患上那些困扰欧洲人的可怕疾病，很自然地，他们的健康被认为是来自他们对当地草药的特殊知识。北卡罗来纳的一位早期历史学家在1714年说，印第安人的治疗方法“数不胜数”；他甚至主张与印第安人通婚，部分原因是以获得“印第安人在医学和外科手术方面的真正知识”。科顿·马瑟也认为印第安人“惊人地治愈了很多疾病”。他相信，上帝已经仔细地在地球上任何需要的地方安置了药方；印第安人既然在美洲生活了许久，所以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些救治措施。在18世纪30年代到访美洲之后，约翰·卫斯理谈到美洲原住民时写道，他们的疾病“只有极少几种”，他们的药物“起效很快，通常十分可靠”。36印第安人在大众心中的治疗者形象导致了白人或混血“印第安医生”的出现。这些人声称接受过土著关于草药知识的指导，或者表面上使用了与印第安人相同的方法。实际上他们的许多药物是自己发明的，但是他们借用印第安医生的头衔，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当地土著所享有的声誉。
在众多的民间医疗从业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专门治疗骨折和脱臼的接骨师。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技术人员，代表了某种医疗机械技工。其中最著名的是罗得岛州的斯威特（Sweet）家族，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家族的主要成员都是接骨师。根据一位当地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只是兼任接骨师，“大部分时候都是勤劳的农民、技术人员、工人和渔民，生活在简朴但并不贫穷的环境中”。他们的技艺堪称传奇。尽管人们相信他们具有修复创伤的“天赋”，但根据几位后来成为内科医师的后裔之一的描述，实际上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门技艺的训练。尽管被一些医生指责为愚昧无知，但他们仍然广受尊敬，有时甚至会从正规医生那里得到转诊。37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大多数医疗保健是由妇女在家中提供的。在民间医疗从业者中，女性的地位也很突出。根据约瑟夫·克特（Joseph Kett）的说法，直到1818年，新泽西的医疗实践几乎完全由女性包揽。38但到了杰克逊时代，妇女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产婆的衰落始于18世纪末。在此之前，怀孕的妇女会召集一群女性亲戚和朋友，有时甚至会在分娩的时候回到娘家。产婆在分娩管理方面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实际的帮助。然而在18世纪，解剖学的知识以及使用产钳的专业技能得到了迅速发展。威廉·希彭博士（Dr.William Shippen）在1763年开始从事产科工作，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医生。凯瑟琳·朔尔滕（Catherine Scholten）发现，从求助产婆到求助医生的转变始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1815年费城城市人名地址录列举了从事接生工作的21名妇女和23名男子，4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3名妇女和42名男子，到1824年就只剩下6名妇女了。推动这一改变的不是执照法，而尽管医生有经济动机去从事接生工作，但他们无法强迫妇女接受他们。事实上，有些人在道德上反对男性医生从事助产工作。完全可能的解释是，处境良好的妇女开始接受医生的能力更高超的说法了。当医生取代产婆主导助产工作时，没有记录表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美国的产婆，”朔尔滕指出，“不再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妇女提供服务，几乎没有什么人为她们辩护。”39
民间行医者中妇女人数的普遍下降，是和其他领域的一些发展并行的。北美殖民时期的妇女还可以当零售店老板，但是在19世纪早期，公众舆论认为妇女一旦结婚就应该更加投入家庭。（不过，学校教育是一个重要例外。）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认为，虽然革命及其余波在殖民地生活中推翻了等级意识形态，但新生的民主制并没有把妇女包括在内，妇女能担任的角色变得更加狭窄了。她举医疗实践为例，认为医学院的兴起和对执照的要求是女性被排斥的原因。40但是，玛丽·沃尔什（Mary Walsh）指出，这是对执照制度的误解，当时的执照只是荣誉性的，这也是对早期医疗史中女性角色的误解，女性的作用从来无法和男性医师相提并论。女性主要在男性医生缺席的地方行医。随着男性医师的数量增加，女性行医者的作用被取代了。沃尔什认为，事实上，专业主义的兴起第一次给了女性在真正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行医的机会。由于大众对女性医生的偏见，她们格外需要医学教育提供的资质证明。在19世纪40年代，受益于女性权利运动的促进，第一批美国妇女获得了正规的医学培训；1848年在波士顿成立的新英格兰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专门为女性开设的医学院。41
然而，几乎所有正规医生都坚决反对女性进入医学专业。医学会的政策是严格排斥女性。在那些用树根和草药治病的非正规行医者中，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同情。19世纪30年代，在健康改革家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是他饮食养生法中的无糖薄饼干，他还提倡清淡的素食、定期洗澡、戒酒、不喝咖啡，普及了生理学和卫生学知识42）发起的民众运动中，女性的作用也很重要。结果，在女性权利运动与抗议正规医学及其严格治疗法的运动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盟。但是，这一“大众健康运动”内部还有一场运动，在抗议医学专业的过程中反映了后者的问题。
汤姆森派和反专业主义的挫败
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人塞缪尔·汤姆森（Samuel Thomson）领导了一场草药医学的激进运动，从中诞生了医学专业之外的另一个有组织的医疗群体。汤姆森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从1800年后开始行医，据他自己说，他的成功引起了正规医生的嫉妒。1809年，他的一名病人死亡后，他被一位医生指控谋杀，但在审判后被无罪释放。审判使公众注意到了他的想法。四年后，他设法从联邦政府获得了他的草药医学体系的专利，因此有权出售自己的方法，并声称自己得到了官方认可。他的追随者大多是乡下人，像宗教狂热的浪潮会驱使的那样，将汤姆森的思想经由莫霍克山谷从新英格兰传播到了纽约西部。汤姆森派具有一场运动的所有特征：他们组成了“友好草药学会”，举行会议并出版期刊。他们的圣经是汤姆森于1822年出版的《新健康指南》（New Guide to Health）。到1839年，汤姆森声称已经售出了十万份专利使用权，实际使用的人可能更多，因为完全的控制是不可能的。汤姆森吹嘘说，俄亥俄有一半的人是他的追随者，而批评者说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43
汤姆森的体系围绕着几个简单的原则展开。所有疾病都是由一个共同的原因引起的，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治疗方法来治愈。寒冷是原因，热则是治疗方法。所有的“动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土、气、火和水。土和水是固定的物质；气和火，或热量，是所有生命和运动的原因。带来健康的方法是恢复热量，要么直接通过清理系统的所有障碍，好让胃消化食物产生热量，要么是通过引起排汗来间接产生热量。44因此，汤姆森所使用的主要治疗手段有一种被称为“印第安烟草”的强力催吐剂，也就是北美山梗菜（lo-belia inflata）；红辣椒；蒸汽浴和热水浴。汤姆逊强烈反对专业医学的所有“矿物”疗法：因为矿物来自地下，所以它们造成死亡；草药向着太阳生长，因此赋予生命。
政治意识形态是汤姆森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家庭医学书籍一样，他的著作也将常识和深奥的专业知识进行对照，坚信所有有效知识都应该是简单和易获取的。汤姆森认为，医学研究“对于减轻人类疼痛和疾病的必要性，不比它对于做饭以满足食欲的厨师大多少”45。医学和宗教及政府一样，一直笼罩在不必要的晦涩之中，但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揭开神秘的面纱，剥去一切伪装，”《汤姆森派记录》（Thomsonian Recorder）上的一句题词写道，“把实践与常识结合起来。”在一篇1832年的杂志文章中，一位作者这样评论道：“学问和财产是政治权力的要素。把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并付诸运用，是提高少数人的地位和征服多数人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所有国家里，都存在着对普通人怀有敌意的“学识贵族，一种特权阶级”，而汤姆森派公开表示了对劳动阶级的同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牧师、律师和医生的这种特权地位。46
这样的医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仅是相关的，而且还是同源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原创的，但胜在一致性。汤姆森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借自当时的主要权威。病理状态被认为是系统性而不是局部性的。和拉什一样，汤姆森声称只有一种疾病和一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放空身体。而用植物药代替“矿物”药，只不过是对一个其他方面都不变的结构中的一种元素重新安排了而已。在这点上，他的体系也是来自由学术传统塑造的文化“沉积”。但汤姆森的思想混合物有自己的结构统一性，是围绕着一些简单平行的二元对立建立起来的。他的治疗体系可以概括如下：疾病与生命相对，寒与热相对，矿物与草药相对。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同的模式：学术与常识相对，贵族统治与民主政府相对，医师与民间治疗者相对。汤姆森主义体系的天才之处在于，它既在治疗方式上，也在政治理念上表达了对主流秩序的抗议。
然而，抗议针对的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某种特定的控制知识的方式。这一主题在汤姆森派的著作中处处可见。汤姆森说，许多医生“只学到了如何用病人不知道的语言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从而欺骗病人，让他们保持无知”47。汤姆森派和正规医生一样摒弃“迷信”，并严厉谴责“江湖骗术”，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性传统的一部分。草药医学的“自然”疗法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也没有什么玄乎的成分。人们不应把汤姆森主义误解为是魔法信仰的残余，它实际上是对启蒙运动的创造性误读。在一篇关于江湖骗术的专栏文章中，一位作者猛烈地抨击了秘方，指出：“没有任何好的理由能使我们对被迫服下的药物一无所知。”48汤姆森派根据自身的目的采用了理性主义。捍卫知识的人总把知识描述为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汤姆森派则把知识当作阶级冲突的一个元素来看待。
尽管汤姆森运动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但它有一系列的矛盾之处。汤姆森运动宣称它只关心人民的利益，然而其创始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在专利权的保护下进行活动的。汤姆森以每份20美元的价格出售其体系使用权，但说明书中省略了配方中的关键成分，只有在买家发誓保密后，代理商才会填补上空白。当汤姆森的一个门徒背叛了他，以仅仅5美元的价格出售体系使用权时，汤姆森指责他试图将“整个业务”据为己有。49
第二个矛盾与第一个相关，在于草药师自己的社会抱负与运动的民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许出于和正规医生相同的原因，一些草药师想提高从业者的要求和标准，将自己与那些不合格的人区分开来。1835年11月，汤姆森协会费城分会呼吁“对从业者的资格……加大限制，这不仅能保证更好地行医，还能赢得广大公众的尊重和信任”。他们建议，至少在一位得到授权的医生那里学习一年，再进行资格考试。另一些人则计划建立一所汤姆森医学院，但汤姆森本人拒绝了这一提议，他只打算建立一所医院兼救济院，在那里医学指导主要是实践性质的，就像在木工店里一样。50
这场冲突暴露了他的处境的内在弱点。“医生，你似乎认为，”他的一个追随者回答道，“内部使用权的拥有者应该能像你一样理解你的著作。但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旅行，就会发现实际上许多人把你的实践指导搞得一团糟，这样你就会欣然同意建立学校来指导如何进行实践……”51
汤姆森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建立医学院是汤姆森的追随者巩固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门徒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固他们的处境。领袖自己可能无法认识到这种需要，他的角色和思想甚至可能与满足这种需要不相容。汤姆森运动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1843年塞缪尔·汤姆森去世后，汤姆森运动也开始衰落。独立汤姆森分子在辛辛那提建立了一所医学院，在汤姆森的追随者中有一段时间是主流，后来被另一个草药学派别折衷派吸纳了。52医学反正统文化自身也逐渐开始走向专业化。19世纪下半叶，大众医学和专业医学之间的对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主要的冲突变成相互竞争的内科医师学派之间的斗争，每一派都在争夺公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