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学
在早期美国社会中，家庭作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大多数病人得到照顾的天然场所。人们希望妇女能在家中处理一些疾病，并备有一些药方；到了秋天，她们会在制作果酱时储存一些药草。照顾病人的职能是由妻子负责的家庭经济的一部分，当家中有人患病时，她会通过亲属和社区网络寻求建议和帮助，在严重的情况下，她可能会带来某位以擅长治疗而闻名的年长妇女。
虽然英国殖民时期的报纸和年历都会提供医疗建议，但其发行量十分有限，家庭医学实践主要是由口传传统主导的。但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随着医师出版家庭医疗指南，家庭与专业医学之间的距离开始逐渐缩小。流传最广的家庭医疗手册中既有实用性，还有明显自觉的政治意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这些书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写成，避免使用拉丁语和深奥的技术术语，阐述了当前关于疾病的知识，还时不时态度鲜明地攻击医学是一门深奥学问这种看法。
这些指南手册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巴肯（William Buchan）的《家庭医学》（Domestic Medicine），其副标题是“通过向人们展示其自身拥有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能力，以使医学技艺更为普惠的尝试”。巴肯的《家庭医学》一书最初于1769年在爱丁堡出版，两年后在费城出版，它在整个18世纪中期一直很受欢迎，在美国至少再版了30次，可能是同类书籍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家庭医学》在美国有许多的模仿之作，它们套用巴肯的格式，偶尔也直接借用他的文章。这本书有两部分内容，对病因和疾病预防的一般阐述，以及对特定疾病症状和治疗的详细描述。巴肯是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成员，对当时的医学专业非常不满。在讨论天花疫苗接种时，他写道：“如果只有少数人掌握了实践的能力，那么任何发现都不会有普遍的用途。”他认为，直到“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也能操作天花疫苗的接种，这件事才在英国普及起来。“恐惧、嫉妒、偏见和成员间（即精英医生）的对立利益，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任何有益发现的应用进展的最大障碍。”4
尽管巴肯并不否认医生的价值，但他认为，对于大多数疾病的治疗，专业的知识和培训是没有必要的。他声称不难证明“医学实践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常识可以理解的，如果剥除了普通大众难以理解的一切，医学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他向读者保证，大多数人“太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了”。在需要时的确应该向医生寻求帮助，但只有非常少的情况下才需要他们。5
此前，英国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也曾在《原始医学》（Primitive Physic）一书中阐述了普通人完全有能力治疗疾病这一看法，该书最初出版于1747年，并在18世纪多次再版。伯纳德·塞梅尔（Bernard Semmel）认为，循道宗的兴起是英国社会向强调更大程度的个人自治和自我指导的转变过程的一部分。6这种解释认为，卫斯理编纂这本治疗著作是明确地鼓励人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更大的自主权。然而，与巴肯不同的是，卫斯理并没有对疾病的症状和病因进行全面的解释，只是罗列了（他所认为的）古老疗法的理论；他对医生的谴责比巴肯强烈得多。卫斯理认为，早前人们患病时自己治疗，但后来医生却用复杂的理论来迷惑普通人。他写道：“现在，医生们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被认为不仅仅是普通人。他们既得到了荣誉，也得到了收益。因此，他们现在就有双重的理由来与大部分人保持距离，使大众不会窥见医学的奥秘。为此……医生的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技术性用语，普通人完全不能理解。”7
这些家庭医学指南通常强调自己想要简化医学术语。它们认为，医学充满了不必要的晦涩和复杂，应该变得更易懂和切实可行。约翰·冈恩（John C.Gunn）的《家庭医学》（Domestic Medi-cine）出版于1830年，书的扉页上写着：“本书通俗易懂，没有医生的复杂术语……专为家庭而制—依据新的简单计划，医学实践被简化为人人能懂的原理。”冈恩坚持认为，常用药物和常见疾病的拉丁语名称“最初都是用来震慑大众”的，好让有学识者从事欺诈和欺骗。“我们越是让人在知识上处于同一个水平，我们就越能在社会中愉快地相处，也越能免于暴政的危险……”8
这些书籍在建议中一般都会强调简单明了带来的好处。卫斯理认为，复杂且不必要的处方是医学神秘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巴肯也只推荐通常能由现成的原料制成的简单药物。但更重要的是，与许多其他受欢迎的医学建议不同，他对药物的价值普遍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巴肯写道，“如果这本书里充斥着浮夸的处方，并保证这些处方疗效很好，那么它会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但这并不是我的想法。我认为药品使用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我宁愿教人们如何避免陷入非用药不可的境地，而不是教他们如何用药。”9
巴肯的作品中遍布着对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怀疑，他只强调日常饮食和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他反复建议说，锻炼、新鲜空气、简单的养生方法和清洁在保持健康上比任何药物都管用。“对空气和清洁的适当关注比医生的一切努力更能维护人类的健康。”然而，放血疗法在巴肯的治疗学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许多后来的著作，例如冈恩的，虽然也带有反专业的论调，仍然推荐了更多包括大量放血、催吐和发疱在内的“大胆”（heroic）疗法。在这些方面，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专业医学实践。10
然而，家庭医学指南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提供了什么新观念，而在于它们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这种欢迎度所揭示的文化背景。巴肯和他的效仿者以一种根本上自然主义和世俗的方式治疗疾病。没有任何魔法或巫术的成分，咒语和符咒在他们的治疗方法中没有地位。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唯物主义的。巴肯对癫痫的描述不带有任何道德或迷信的意味。“这种疾病，”他指出，“由于病因难以探究，症状奇怪，以前被认为是神灵的愤怒或者邪灵附体导致。在现代，它常常被大众归咎于巫术或者邪法。然而，癫痫与其他疾病一样，也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11这种自然主义疾病观完美地契合了巴肯使医学知识民主化的愿望：无论是关于疾病还是疗法，他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靠常识掌握的。无论是疾病的起因还是治疗方法，都不存在任何超自然或神秘的东西。
虽然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广泛传播，但它经常和一种对疾病的起因和发病的道德化解释联系在一起。新教文化坚决反对使用魔法治疗病人。然而，神职人员经常警告不道德和罪恶是疾病的“诱发因素”，许多平信徒也相信这点，而祈祷是一种合适的回应，尽管并不是足够。这些看法起源于宗教改革。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认为，新教否定了在中世纪教会中被允许的魔法，例如对圣人和图像的祈祷、对神龛的参拜，以及圣水和圣遗物的使用。当科学还没有提出对疾病的充分解释，更不用说提供预防疾病的手段时，新教却通过仅承认一种超自然力量—神圣的天意—促进了“对世界的祛魅”。因此，与普遍看法相反，是宗教思想的发展，而不是医学的进步，首先导致魔法在治疗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衰退。12
然而，尽管新教从宗教中驱逐了魔法，从治疗中驱逐了超自然力量，但它最早促使人们对不幸事件持道德见解。在16和17世纪的英国，根据托马斯的说法，对事故或疾病的正确反应是在自己的灵魂中寻找道德错误。“人们特别容易从神学的角度看待疾病。伊丽莎白时代的祈祷书要求神职人员在拜访生病的教区居民时，首先要提醒病人认识到，无论疾病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上帝的旨意。当然，医生应该设法用自然的方法治愈病人。但是，必须谨慎使用这些救治措施，并且要认识到，只有在上帝允许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才能发挥作用。接受治疗是合法的，但是过分相信治疗的效力就是非法的。健康来源于上帝的恩惠，而不是来源于医生。”13
甚至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主义疾病观变得更为普遍，但它仍然与把不幸看作道德问题的观念不稳定地共存着。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世界是由某种自然力量主宰的，但他们也常常把疾病看作上帝不悦的迹象以及神对淫乱的警告。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在美国人对19世纪三次霍乱流行的反应中，追溯了这些观点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1832年，神职人员和大多数平信徒一样认为，虽然霍乱遵循自然法则，但它仍然是上帝对罪恶降下的惩罚。一位编辑警告主日学校的学生说：“霍乱本身并不是由纵欲和污秽引起的，但它仍然是一种神罚，是上帝手持的鞭杖……”但当那些认为霍乱是上帝惩罚的人呼吁官方组织祈祷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认定这么做不合宪法。在1849年第二次霍乱流行期间，神职人员对科学的攻击变得更为常见；但在1866年对第三次霍乱流行的应对中，宗教权威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了。到那时，公共卫生方法和公共卫生组织正在获得更有效的权威。14
很难知道19世纪早期的个体私下里都把疾病归咎于什么原因。但是，如果提供家庭医学建议者能说明问题的话，那可以说自然主义的观念已经广泛流传开来。但他们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观。当时还没有区分不同疾病的方法，医生和公众一样都容易相信一些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理论。他们认为植物等物体拥有的“自然”属性实际上经常来自古代的象征学说，和它们实际的物理属性关系不大。但是，一种倾向正在建立起来，即认为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受魔法或道德力量支配。家庭医学指南，以及关于健康和生理学的流行讲座，都在将疾病和医学的理性主义思想传播给公众，并将其转变为人们的态度和实践。
因此，在家庭医疗指南挑战专业权威，宣称家庭可以照顾自己的同时，它们也在奠定现代医疗实践的文化基础，即一种主要是世俗的疾病观。它们在赞扬家庭保健的同时，也在改变它。为了传播医学知识，巴肯及其效仿者也扩展了医学权威的范围。美国的医疗指南经常宣称自己是为农民及其家庭、种植园主及其奴隶，以及在海上无法得到医生建议的人准备的。以前，医学权威仅波及那些能面对面咨询医生的人，现在，远远更多的人通过翻查医生书籍也感受到了医学权威。提高公众的自主能力为日后人们对专业权威的接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