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万历时代——先礼后兵（1572—1620年）

“隆庆和议”下的互市，大大减少了明朝与草原之间的战争摩擦。实际上，无论是虏军南下，抑或明军捣巢，所过除了山河破碎、一片萧然之外，百无一利。在明朝看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能够通过封爵授官、赏赐互市来主导双边关系，并未有屈服于游牧骑兵之屈辱。而务实的俺答汗也不再寻求建立帝国的梦想，转而通过接受明朝的册封及互市，在名与实的双重作用下主导草原格局，并以此迫使那些尾大不掉的草原势力臣服于自己。

尽管一切欣欣向好，但明廷始终没有结束对和议的争议，边防问题也并不能因此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兵科给事中刘铉劾：“原任总督王崇古甘心媚虏，欺诳朝廷，躐取爵赏，及将败露，复仗钱神，偃然内补。”王崇古辩道：“俺答封贡，皆先皇独断之明，辅弼折冲之略，臣不过奉扬休命，勉事规画。”弹劾最终自然没有奏效，¹但从中也可看出，确有一股冀望边衅之起的异议在朝中悄然兴起。这一异议或许是这些臣僚的真心实意，又或许只是对首辅张居正高压大权的仇恨。

此时，明廷仍认为俺答汗对藏传佛教的兴趣值得继续鼓励。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王崇古奏：

顺义王俺答纳款之初，即求印信。互市之后，累求经僧。节蒙朝廷允给，既足夸示诸夷，尤可大破夷习。虏王既知得印为荣，必将传示各部落，珍重守盟，永修职贡。虏众既知奉佛敬僧，后将痛戒杀戮，自求福果，不敢复事凶残。是朝廷给印赐经之典，真可感孚虏情。诸转移化导之机，尤足永保贡市。议者乃谓，印器不可轻假佛教，原非正道，岂知通变制夷之宜。查祖宗朝敕建弘化阐教寺于洮河，写给金字藏经，封以法王佛子，差发阐教等王分制西域，无非因俗立教，用夏变夷之典。今虏王乞请鞑靼字番经，以便诵习，似应查给，昭天朝一统之化。其剌麻西蕃等僧开导虏众，易暴为良，功不在斩获下。宜各授僧录司官，仍给禅衣、僧帽、坐具等物，以欣虏众。庶诸虏感恩遵教，贡盟愈坚，边圉永宁。

礼部是其议，但称无番文经典可给。²

高拱一封书信中赞成王崇古的这一建议。他说：“蕃僧必须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讲说劝化，必当顺天道，尊中国，戒杀为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来，岂不快哉！盖顺义此举乃其悔祸之机，惟公成就之也。僧须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别无见证，中有弊端耳。”³

首辅张居正在给宣大巡抚吴兑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言：

虏王求经求僧，此悔恶归善之一机也。南北数百万生灵之命，皆系于此。天佑中华，故使虎狼枭獍，皆知净修善业，皈依三宝，我圣祖谓佛氏之教，阴翊全度，不虚哉！礼曹准公咨，即可题请，不必另疏。但今在京蕃僧，皆溷浊淫秽之流，不通释典，遣去恐为虏人所轻耳。所求佛经，须有我圣祖御制序文者乃可与之，公可特作一书谕虏王，嘉其善念，曲为开导，示之以三涂六道之善，诱之以人天福果之说。及念珠、坐具之类，亦可稍稍裁与，俾益其向化之心，则亦调伏凶人一大机括也。圣人之道，苟可以利济生民，随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礼乐法度而后为哉！⁴

明人的史料实际上还不足以描绘发生的一切。格鲁派由宗喀巴（1357—1419年）创立，他是一位勇气可嘉的佛学家。永乐皇帝曾试图延请其至中原，但未能成行。万历前后，格鲁派由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年，明代文献称其为锁南坚错）掌教，但此时索南嘉措尚未称达赖。在藏地孜孜不倦地传播佛教的同时，他在万历元年（1573年）受到征服青海的俺答汗的注意，并于万历六年（1578年）在察布齐雅勒庙会见俺答汗，后者因此改信藏传佛教，并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达赖之号始传而至今。此后，在万历十年（1582年），他应邀从昌都往蒙古本土参加俺答汗的葬礼，并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抵达归化城。归化城，即前文所述之板升城，蒙古语称为“库库和屯”，汉语意“青城”，即今天之呼和浩特。索南嘉措还在那里建立了锡热图召寺（即现在汉名“大召寺”）。总之，在俺答汗的极力推崇下，草原社会开始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华夷之分在模糊，藏地文化在传播，文明的种子在大草原上播撒。不过，尽管如此，鞑靼人始终没有在汉藏文化中彻底迷失自我。⁵

首辅张居正亦倾向让俺答汗与格鲁派相结合，这对明朝的边防安全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番夷求贡疏》时，张居正写道：

看得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虏酋俺答所称活佛者也。去年虏酋西行，以迎见活佛为名，实欲西抢瓦剌。比时臣窃料虏酋此行必致败衄，待其既败而后抚之，则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贡可以坚久。乃授策边臣使之随宜操纵，因机劝诱，阴修内治以待其变。今闻套虏连遭丧败，俺答部下番夷悉皆离叛，势甚窘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献琛来王。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浅薄，谬当枢轴，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诚不胜欣庆，不胜仰戴。除求贡一事，已奉旨下礼、兵二部议处，惟本僧所馈臣礼物，虽远人向化之诚，难以峻拒。但臣系辅弼近臣，参预密勿，义不得与外夷相通。查得国初翰林学士宋濂因朝鲜国王馈礼求文，却而不受，曰天朝之臣，岂可受小夷之礼。高皇帝闻而深喜之，其能守义自重如此。况臣列职帷幄，与词臣不同，而通贡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缘是不敢私受。谨略具其事本末，仰乞圣明俯赐裁夺，敕下臣愚遵行，庶不孤远夷归向之诚，亦以见人臣不敢自专之义。⁶

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传经蕃僧二人带着佛像、禅衣、坐具、纻丝、蕃僧衣服靴袜等物品从北京前往俺答处传经，又授在虏蕃僧9人以官职，以及禅衣、坐具、僧帽等物品。另有番官4名，授彩缎2表里，木绵布4匹。⁷万历三年（1575年）十月，顺义王俺答遣夷使乞佛像、经文、蟒缎等物，并请求朝廷为板升城及新盖寺庙命名。礼部称：“俺答恪守盟约，禁戢部落，迄今五载，劳委可嘉，所请勿拒也。”万历皇帝是其议，赐城名“归化”，佛经佛像等亦量加拨给。此后，归化城一跃由原先北虏进军明朝的桥头堡，变成蒙古地区繁荣的宗教交流中心。⁸

但这一新秩序亦存在问题。西海，即藏语所称之“安多”，是格鲁派的重要中心。彼处喇嘛寺庙众多，藏民亦常至此，其中许多人是养马蓄羊的游牧民族。在明初，太祖皇帝和永乐皇帝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将该地区的统治者纳入明朝边防安全体系的“藩篱”中。但自从正德七年（1512年）亦不剌进据西海后，西海就成了西北边防冲突的前沿阵地。明军无法驱逐亦不剌势力，使西海回归到明初的“藩篱”态势。而住在西海地区的藏人，除了寺庙，没有更为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能够依赖，因此，他们大多选择加入亦不剌，而各个教派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战争。

西海地区对草原和河套的北虏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问题在于，前后二者之间横亘着明朝的陕西和甘肃，卫所从甘肃走廊一直绵延到嘉峪关外，而明朝似乎从未打算允许北虏穿行其间。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兵部左侍郎石茂华题防秋事宜。其言：

宣、大、山西三镇虏虽纳款贡市，但俺酋大同之市愆期未至，老把都之妻及永邵卜诸虏黠悍要求，情状叵测，黄酋虽因子侄之变，苟且完市，凶狠骄横，终难驯服。至板升之逆党尚存，恐勾引之祸端未息，此诚厝火积薪，养虎贻患之时。蓟、昌二镇环卫陵、京，实为根本重地。目今台垣联络，兵马云集，似为可恃。但近朵颜三卫虽称藩篱，史车二夷，虽受抚赏，然皆阳顺阴逆，日谋勾引土蛮，招诱老把、永、黄诸酋。或二虏纠合分道内侵，不免顾此失彼，辽东孤悬一隅，两河千里，朵颜夷人、建州海西诸虏，虽通贡市，每肆鼠窃。土蛮诸部窥伺垂涎，岁无宁日。陕西、延宁、固原三镇切近套虏，各酋效顺纳款，边境晏然，似无他患。但陕西地方延袤，动辄千里，防范易至疏阔。今酋首吉能物故，其子把都儿、黄台吉西掠未回，尚有打儿汉台吉诸酋分据套中，名分未定，统属无人，恐各酋自相雄长，易生反侧。狼奔豕突，贵防未然。甘肃远在河外，三面临边，番虏交杂，所称斗绝孤悬者。虏酋止宾兔等数枝，及黄台吉下部落零，寇在边外住牧。近因套虏切尽，黄台吉西掠，银锭台吉等诸虏俱相继西行，率多经由内地，环牧于西海及镇番等边外。又甘州南山西蕃少罕一枝，最称强众，傥番虏合谋，一时窃发，本地方既已不支，各处援兵复难猝至，其不偾事者几希。各虏之情形既殊，在我之措注贵豫，一切防御机宜，应亟行申饬，早为讲究，毋狃因循，致妨国家大计。⁹

兵部奏曰：

甘肃抚臣廖逢节言，套酋切尽，黄台吉等欲从甘州往西海住牧，宾兔、歹成妻男盘据昌、宁、湖，坚执欲从黄台吉去路行走。总督戴才亦言套内诸虏陆续俱到镇番、凉、永境外住牧，及抢掠番夷欲繇内地经行，各乞行，顺义王俺答禁谕，为照前项虏情，大率有二。其一则虽无骚扰，不宜经繇内地；其一则虽未侵轶，不当屯住近边。且诸酋络绎西来，虏势甚重，虏情难测，必须严内外之防，以寝彼窥伺之谋，预战守之略，以严我自治之策。宜行才等，督率各官，严加堤处。未过者谕令径繇边外，毋中假道之奸；已过者谕令远离边境，以免启衅之渐。备行宣大总督王崇古传谕俺答，严令各酋遵守法度西行，往来俱由边外川底及嘉峪关外行走。若果去海上，止繇镇羌、永昌、三条沟过路，不得经繇黑、松、凉、永、甘、山等处。内地各总督抚镇官亦务协心区处，以靖边陲，毋得自分彼此，因循误事。¹⁰

十一月，陕西三边总督戴才又奏：“套虏并俺答部落住嘉峪关西及海上者不下数万，情态莫测。”¹¹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兵部奏：

九边丑虏，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诸部及黄台吉支党。今西虏虽称款塞，而犬羊变诈，实不可测。况今边冲口，每月望后俱有小市，虽以抚安穷夷，尤当严加防范。套虏尚住西海，恐乘春东归，经繇内地，假道之谋，机当先识。东虏屡窥边境，久未得利，豕突之患，更宜早防。请备行各边，于通贼要路分兵戍守，遇有声息，并力堵截，并传报邻境，发兵策应。务使声势联络，共保无虞。如因循玩愒，致误军机，国典俱存，自难轻贷。

万历皇帝是其议。¹²

重建和增补边防工事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山西、宣大段的城墙，是翁万达30年前主持建造的，如今时过境迁，未免荒废，王崇古又提请修缮，并设置瞭哨营垒。当然，所需费用必然不赀。¹³万历二年（1574年），工部覆总督蓟辽都御史刘应节题讨火器等项：

查得京库厂局收贮火器，专备防护都城，听京营官军关领，例不发边。独该镇密迩京师，自隆庆元年以后，破格量发数次，今仍于盔甲厂动支见贮铁佛郎机二千架，鸟铳四百副，夹把枪二千杆，并各随用子铳、铅弹、火药、药线等项，听差官领回。其兵仗局题欲添造合成造中样铜佛郎机铳三千副、大将军十位、二将军七十九位、三将军二十位、神炮六百六十九个、神铳一千五百五十八把，补造中样铜佛郎机铳一千二百副、小铜佛郎机铳五十副，并各随用子铳、铅弹、火药等项，定限三年之内，尽数报完。¹⁴

在各互市点长期保证充足的布匹、物用以确保交易畅通似乎因成本攀升和北虏的需求上升而变得愈发困难。而确保任意时间、地点下，所有北虏都严格遵循和议的要求，也确实超出了俺答汗的管束能力，尽管他也尽职尽责地将犯顺的亲信逮捕并移送明朝。但是，西海或蓟辽方面，恐非其遥制所能及。

西海方面令人不安，“套虏”开始渗透势力。为此，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右都御史石茂华上言：

套虏盘聚西海、嘉峪关等处，声势甚重。纳马番族与之并处，强弱不敌，万一为所胁，构去我藩篱，贻害匪细。乞将番族收抚得所，以维系其心，仍照国初授以官职、敕印之旧，准其世袭，授田置庐，借为羽翼。¹⁵

由于御史发现管理一片混乱，如堡垒年久失修，部队粮草难以为继，军屯赋税亦累累拖欠，“番贼”和“套虏”出没其中，于是石茂华等俱被罚俸3个月。¹⁶

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俺答子宾兔住牧西海，役属作儿革、白利等诸番，随令寄信松潘”，欲迎佛盖寺，并以此为名屡向明廷挑衅。四川抚臣等谓：“宜速行陕西总督，谕令顺义王俺答严戢宾兔，无得垂涎边境，自败盟好。”兵科都给事中蔡汝贤奏言：

宾兔蚕食诸番，撤我籓篱，逆志固已萌矣。议者不察，犹欲传谕俺答，钤制宾兔。夫奄奄病酋，墓木已拱，安能系诸酋之手足耶？且宾兔前抢西宁，已行戒谕，曾莫之忌，可见于前事矣。乞敕该部亟咨该镇勘破虏情，整搠边备，或先事以伐其谋，或遣谍以携其党，或增兵以扼其隘，或相机以挫其锋，令犯顺者创胁，从者解狂，虏闻之少知敛戢耳。且虏自称贡以来，所要我者屡变，索锅而与之锅，求市而与之市，增马而与之增，将来边计，安知底止？乃若巴蜀之衅，又自焚修之说启也，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彼黠虏岂真有从善之念哉！其挟诈用术，远交近攻，不独宾兔为然明矣！¹⁷

蔡汝贤所推演的，是事态发展的一种颇具威胁的可能性。对明朝来说，俺答汗崇奉格鲁派藏传佛教也并非纯粹好事。在明朝君臣的推测中，俺答汗借以建立一个依托藏传佛教，兼容蒙、藏族人并同时控制其生存之地的大帝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事实上到了清朝，准噶尔建立的政权就带有这样的民族交融色彩）。万历皇帝等是其议，叮嘱边臣“毋蹈往辙，克励新图”，“设险练兵，积饷储器，更置将领，抚谕熟番”，时刻做好应对冲突准备。¹⁸

面对明廷的追责，俺答汗遣通事来言：“宾兔非敢故违，只因甘肃不许开市，宁夏途远，往还艰难无利，虽有顺义禁约，不能尽制。”兵部覆议上奏，奉旨曰：

贡市羁縻，乘暇修备，乃中国御夷长计。各边诸臣俱宜同心勠力，计安边境，斯不负朝廷委托。近来，陕西三镇督抚官每遇虏情小变通，坐视不处，只责之宣大，其意似谓这件事原是宣大种下的祸本，将来有事，罪有所归，不思他每各有封疆专责，若的见得此事为失策，其力又足以制虏，便当明言谢绝，整兵待战，如何只依违观望，无事则阴享其利，有事则诿罪于人，岂人臣受职任事之忠？且操纵之权，当在中国，今一遇有警，即令俺答禁令，是倒持太阿，反使虏酋得挟以自重，亦岂当时许贡初意？今后着石茂华等，着实整饬边务，相机抚御，如再因循推诿，致误边事，国法不宥。¹⁹

于是，石茂华奏谓：“甘镇河西之虏远赴宁夏，诚不胜奔命之苦，宜即于甘镇边外择离内地远处置立夷厂，令西海丙兔部落每年赴彼互市一次，松山宾兔一枝亦许岁在庄浪小市一次，凡开市期，务要与延宁同时并开。”宾兔势力的一个分支前往松山，意味着他将在兰州以北100公里、宁夏西南300公里的草原上建立新的部落。是处有两座林木葱茏的小山，是为大、小松山，而大松山被蕃人称为“米哈山”，即藏语“肉山”之意。石茂华后来奏报，两处的互市非常成功，官方共易马2100匹，牛羊58只，民间则易过马、骡、牛、羊共2.2万余只。后来，“宾兔至五王城修寺，盘桓睥睨，意颇垂涎”，兵部得知后，要求明军必须做好练兵设险的防御之策。²⁰

到了万历四年（1576年）四月，石茂华再次警告“套虏”与西海虏贼之间将利用甘肃进行连通的情形：“河西一线，北有边墙，宜设墩台哨望。然北边乃甘镇之背，原为套虏与松山虏而设也。今套虏多取径镇永腹里，横渡入洪水扁都口通西海。是虏巢反在甘肃之前，则北边又不可恃。嘉峪以至西宁黄河岸，俱有大山，其间断续不一，俗呼为通海隘口，虏贼所由以出入者，筑圈墙以御之，庶克有济。”为了截断其通路，石茂华与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宋守约请求朝廷拨款15.25万两，用以兴建神木、榆林、靖边、定边四道敌台800座。朝廷议命兵部先发银1.2万两以资筑建。²¹

七月，阅视蓟辽保定左副都御史郜光先绘《各边形胜图》进献朝廷。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兵部尚书方逢时上《北虏款贡图》。²²事实上，在明朝中后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边境州县开始编纂并出版方志。这一活动几乎覆盖九边，有的方志不仅有州县建置背景描述，还附有粗略的地图。这类重要资料在明中期前几难见到，部分甚至流传至今。²³除了方志，明人还大量出版描写域外社会的作品，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前后苏志皋所撰的《译语》，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萧大亨所撰的《北虏风俗》。万历四十年（1612年）瞿九思所撰的《万历武功录》则提及鞑靼、瓦剌等北方各民族及其名人活动事迹。显然，这与隆庆和议密不可分，和议大大增加了明朝人对草原世界及其谱系、领袖更迭等问题的了解。在太祖和永乐时代，明朝对这一世界群体的认知很多，但到了嘉靖时期则物极必反，懵懂无知的阴影笼罩在明廷上下。

***

万历五年（1577年）三月，俺答汗开始试探明廷。他告诉明廷，他将要赴西宁青海寺会蕃僧设醮，“请开大马市、茶市，又求都督金印，以便出入”。边臣邢玠等反对这一要求，但兵部持相反意见。兵部回复道：“前岁俺答、丙兔乞建寺西海，朝廷不惜假以美名，助之物料，正思化其悍暴，鼓其恭顺耳。今度其出边设醮，原无他意，如果以建醮求请食物，须随宜给发，以慰其情。”后来，俺答汗又于青海建寺，并取名“仰华寺”，以为追慕明朝之意。²⁴

事实上，与鞑靼人的战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阁、兵部以及宣大方面的督抚大臣——后者最为接近俺答汗的主营地。为此，宣大总督方逢时力陈与北虏通和的奏议。其言：

然也先首祸于土木，哈密构乱于西陲，小王子、火筛、花当之属相继为害。及今俺答益称雄桀，纠其弟兄，率其子侄，攻克诸部，雄据朔庭，东连察罕，西胁番回，虎视三关，蚕食九镇，五十余年，致我中土之民困于征输，边鄙之民死于锋镝。嘉靖之季，骚扰益甚，世宗皇帝宵旰四十余年，思欲讨其凶暴，诛其狂肆，而事有未逮。遇我穆宗皇帝即位之初，天眷明德，厌彼凶顽，孽孙构衅，慕义来降。盖天将启太平之机，而再造边人之命也。臣时巡抚大同，适当其事，窃料胡运首谋受降，为国弭祸。先遣鲍崇德赍咫尺之书谕俺答，以纡平虏之急。继遣龚喜等持一箭之令诒黄台吉，以解大同之围。晓以祸福，申以信义。盟约既定，二酋既从，乃咨会督臣王审计协谋，倾心竭力，以共图弘济。列疏上请，伏荷先帝圣哲，洞烛机宜，抚市之成，二三元臣，协心一德，襄赞庙谟，折衷群议，授以成算，使臣等得效犬马之力，以驯豹虎之心。叛人斯得，贡市用成。既臣以忧归，王（崇古）独任其事，请封议贡，约会定期，劳心苦志，克有成绩。而孔昆的禄父子疑贰，未即就约，巡抚都御史吴（兑）训谕有机，招徕无倦，遂致东西联属，反侧渐消，封疆遂宁，比及三年。蒙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之中，来代崇古之任。臣才智庸浅，力孱气懦，而区区为国，一念之诚，不敢自负，宣布仁威，恢张国体，申明约信，通行晓告。群酋素皆知臣，莫不倾心听服。赖陛下神武，元臣忠良，克终愚志，不坠前人之美。八年以来，九边之外，以生齿则日繁，以修守则日固，以兵马则日练，以刍饷则日积，以田野则日辟，以商贾则日通。穷边僻堡，阽危残喘之民，始知有生生之乐，此今日之边事可知而可言者也。

虏自顺义而下，有黄台吉，有兀慎，有摆腰，有永邵卜，有河西袄儿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大、满五素、满五大、哈不慎、打喇明安兔，有扯力艮、五路青把都、鸦黄多罗、巴林松木儿等部，实繁有徒，小大远迩，错杂不一。然其向化怀惠，心倾志靡，输诚效贡，久而益笃，莫敢有渝盟叛约。显然，悖逆生乱者，岁时请求，随宜与之，即欣然知感，闻有讲事卖马之使经过城堡，投见守操官员，求讨食物，苟得一饼一果之与，即稽首而谢，欢笑而去。盖犬羊之性，不顾廉耻，不识法度，不知礼义，乃其恒态，非敢有所侵侮。而豕交兽畜，驭之得宜，益足以坚彼归向之心，于国体何伤，于贡市何玷？即有无状捉人索赏，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之俺答，严加罚治，即委首听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虏情可知而可言者也。

夫今日之边事如此，虏情如此，臣等之处置如此。中外之不然者，或曰夷使成群，充斥城市，为害将不可制也。或曰财货日益费耗，虏欲终不可足也。或曰与虏益狎，隐忧叵测，将不知所终也。为此言者，心则忠矣，而事机或有未达，一时风闻，疑之太甚，计之太深者也。夫夷使之入，三镇皆有之，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发，守贡之使，赏至即归。有舍馆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饩廪以养之，何有于充斥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画有定规，给有定数，通三镇而计之，每岁约费银二十六七万两，出户部者一十三万有奇，出兵部者四万有奇，三镇所自措办者十余万两，较之先年征战，岁费户部客饷银至七十余万两而不足，兵部太仆之马价，亦且十数万两者，才十之二三，而虏心餍矣。至于民间耕获之入，市贾之利不与焉，所省不亦多乎？以为有隐忧者，臣以为所忧则有之而不隐也。方虏之未款贡也，庚午以前每岁大举，九边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雕抢鼠窃，无处无之，致我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尸载道，城郭丘墟，刍粮耗竭，外罹惨祸，内虞他变。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之旰食，忧孰大焉？款贡以来，七八年间，无此事矣，设使臣等处置乖方，羁縻失策，吝小费而亏大信，贡不至而市不通，虏一旦狞然，肆行侵掠，则前日之忧即见，何隐之有哉！……盖夷狄之人，虽非我族类，此心之良，未始不同。^25[1]

随后，俺答又投书至甘肃军门，乞开茶市。巡按陕西御史李时成言：“番以茶为命，若虏得借以制番，番必转而从虏，贻患匪细。”兵部答复道：“茶市岂容轻许？但虏王既称迎佛，僧寺必须用茶，难以终拒。宜行该镇，如虏王请以马易茶，直以官茶无多，原以招番纳马正支，天朝自有法制，谁敢与市？惟量给百数十篦，以示朝廷赏赉之恩。”后来在万历六年（1578年）四月，明廷又一次拒绝了俺答汗加入茶马贸易中。²⁶

尽管和议给明朝带来种种好处，但官僚群体内部的相互倾轧也使之难以避免受到抨击。兵部尚书王崇古便是被弹劾的对象之一。万历五年^[2]（1577年）九月，他对这些抨击声音作了强硬的回应。他说：

臣逆知套虏连年被各边捣巢，赶马之害，久思息兵。在俺答力能制彼弟侄，同事款贡，即令邀彼亲枝，务期秦晋，七边永不侵犯。方为奏请时，诸酋方会俺答帐中，一闻臣谕，各遣使纳款，誓同修贡。臣未敢信，即日分遣官通同诣各酋营帐，勒取真正番文，面扣诸酋诚伪。套虏吉能即求臣分遣官通沿边戒谕，无容侵犯，臣使至甘、肃、庄、凉，并谕松山驻酋宾兔，往返数月，取获番文，条上贡市八事末。议审经权，以策战守，明言以贡市为权宜，以修防为经久也。及敕下兵部，廷议至再，辅臣又于讲筵面奏，亲奉谕旨，许其封贡，是当日边臣措注，皆先皇独断之明，辅弼折冲之略，臣不过奉扬而规画耳。既承辅臣八事之议，定三年阅视之规，示九边崇实之图，臣即随事条覆，严督奉行，今经七载，节省国饷奚啻百万，保全军民不可数纪，开垦屯田远至边外，修砌城堡各用砖包，筑建边垣各数百里，柴砖木料，咸取虏中。昔也各边斗米值银二三钱，今则仅值钱许，屯粮尽完，盐粮估减，视嘉靖末年、隆庆初岁，安危迥异。而铉^[3]辈乃谓虏贡不足恃，虏情不可测，以安为危，以功为罪，臣去留何足恤，将使以后边臣转相顾忌，不至坐失虏心，大坏边图，贻君父宵旰之忧不止。乞敕廷臣查核，以明国是，臣死无憾。

内阁诸臣显然是支持王崇古的，他们以万历皇帝的名义降旨：“连年虏酋款贡弥恭，边圉宁谧，卿之劳绩，朕已悉知。浮言不足介意。”²⁷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部分官僚对王崇古的弹劾亦不无道理。局势总存在或多或少令人担忧的隐患。万历六年（1578年）正月，兵科都给事中裴应章以春防在即，乞令通行申饬各边，称：“虏王西行，辽左多警。在甘宁诸镇，当于所经道路设伏，抚处尤要禁绝茶市，堤防番族。在宣大诸镇，当虑主酋既行，部落恐无约束，更宜经略备御，倍常加谨。在辽左，当防土蛮窥犯，督率待战，不得轻率贡市，其勾虏属夷长。”兵部是其议。²⁸

鞑靼人尊奉佛教，对明朝而言是个令人欢喜的转变。乌思藏阐化王的儿子札释藏卜差蕃僧前往西海，见其师索南嘉措（三世达赖）劝化俺答汗及其子孙行善向化，于是托顺义王俺答代贡方物，并请求明廷敕封。礼部议曰：“帝王之驭夷狄，每因其有求而制其操纵之术，乘其向化而施以爵赏之恩。今札释藏卜等乃以毡裘之类，知慕天朝封号之荣，化桀骜之群俾，尊中国贡布之约，顺义王俺答能使相率归化，复代贡请，以效款诚，即有苗之格舞干，越裳之至重译，不是过矣。合无依拟授职赏赉。”万历皇帝认为“蕃僧向化，抚虏恭顺可嘉”，于是“各授大觉禅师及都纲等职，赐僧帽、袈裟及表里、食茶、彩段有差”。²⁹局势一片大好，令人不禁想起永乐时代的明朝。乌思藏的册封，似乎再一次让朝贡体系焕发了生机。

但并不见得所有的消息至此向好。刑部主事管志道^[4]上言：

迩者，俺酋款塞，则从请封，土蛮邀求，则议力拒，诚制虏大机。乃闻三镇马市年例之外，诸酋逾限请乞，督抚虞于挑衅，辄克军士之粮，以易垂毙之马。我军既困于追赔，又疲于工役，心日离而气日索。万一马市之时，乘虚而动，何以制之？议者谓及今衅尚未萌，一面储材蓄锐，以备不虞，外亦复以计约束俺酋，不令违时，挟众以扰我疲卒可乎？土蛮数犯辽东，往往得志，近斩获四百余级，可谓差强人意。乘此军威稍振之日，聚粮训卒，预为捣巢可乎？夫东虏气折，西虏亦寒心矣。³⁰

此外，如当丙兔袭击的不是明朝，而是明朝的羁縻卫所时，明朝的边防安全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又如北虏青把都拥众2万，逼近边塞，欲与其他部落仇杀，却又乃先期向明廷报告，“誓称无他，秋毫不犯”，明军又该如何应对？而随后，却又有边报称朵颜三卫加入了土蛮和青把都的军队，截断贡路，声言要威胁密云及山海关，这时明军又该如何面对？³¹

是年九月，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对令人不安的北方形势作了长篇分析，明廷要求朝中大臣广泛讨论此事。其题道：

自虏款以来，八年于兹，朝廷无北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虏之惨，师旅无调遣之劳，钱粮无浩繁之费。两镇边垣，屹有成绩；官民城堡，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廒，禾稼岁登于田野，凡此孰非款贡之利哉！然而虏款已久，羁縻无失，彼方系恋于吾市赏之利，何肯背叛？以故青酋东收讨孙，而不敢犯蓟镇之外疆，俺酋西历西蕃，而不敢扰甘肃之内境。又如近日，张家口虏哗被创，竟隐忍以毕市而去，此其不欲渝盟，以自失其厚利，有明征矣。臣故知虏之无异志也。但犬羊之性，惟事贪求，市马岁增，无所厌足，此虽二镇之所同，而宣府为甚。盖在大同，以一镇而当俺酋之一大枝，虽黄扯父子素称桀骜，然市马之所增，岁犹不过数百匹，故尚可以勉强支吾。在宣府，以一镇而当青、永之二大枝，而又有独腊台吉、打剌明安二小枝及夷妇太松等诸酋，部落既多，而青酋诸兄弟又皆强悍难驯之虏，七八年来，市赏之增亦极矣。以宣镇之大，数言之方，互市之初，虏马不及二千匹，今岁已市者三万五六千矣。迨及岁终，当不下四万，每岁辄增数千匹。夫马以数千计，则银以数万计，非小小增益也。且今岁增矣，明岁又增，明岁增矣，又明岁又增，其在于今，视始市不啻二十倍，而犹未可以为限也，后将何所底极哉！盖缘青酋与土蛮，及属夷朵颜诸虏，皆为亲姻，又相和好，故每来必带东虏之马入市，而抽分其官货，又以其马所卖之官货转贩他虏之马来市，可得利一二倍，是以其利愈厚，其马愈多。若少加阻拒，则忿然欲去以要我。边臣思以保全市事，惧激其变，而开边隙，率迁就以从其欲。然市本有限，而虏马无穷，或多方措处，或委曲那移以应之，迨今则措处已极，而那移者无所施矣。即使诸虏来岁之马不加于今岁，然且不给，况贪而无厌者，虏性之常，将岁岁增矣，而又何以应之哉！窃谓为今之计，惟无惜乎变盟为其所挟，庶可以止其马之岁增，又必止之于未来之先，而后拒之于已来之际，庶可免其猝然之变。盖彼率其马而来，聚于我之边外，向未有拒之者，而今骤拒之，以大拂其愿，其愤深矣，势必不能，故欲止之，必及其未市之先，厚其礼，善其辞，坚其约，明示以朝廷之市原有定额，而不敢请，边臣之曲处，今已殚力，而不能加，曰如是则市，不如是则否，毋为他人求利而自坏汝事，毋他日马至塞下，而谓吾阻回也。至于再，至于三，彼见吾言之谆切如此，独不虑吾之绝其市乎？果能如约而至，则与之市，而厚遇之，彼复不听而求多焉，则吾为有辞，惟闭关以谢之而已。若挟以去，则听其去而不留，若遣人来言，仍守其初约而不变。即使虏有变动，亦惟谨备之而不迁就以徇其欲。臣知虏之必从吾约也，盖自通贡以来，虏有所欲焉则求，有所缺焉则求，求未有不得者。至于市马之利，即今岁青酋兄弟所得几十万金矣，使一日闭关而绝其市，可复得耶？即使入抢，岂据有此耶？又安得锦绣、金银、布帛如市赏者耶？以虏之贪而狡，必能办此矣。纵一虏欲叛，而他虏之利吾市者，未必肯与之俱叛，则其势孤而不能以大逞，故臣知其必从也。虏能从吾之约定，其议而能坚守之，则吾之财力可继，虏之盟信可久，伸缩操纵之权吾得以执之，不至为虏所挟，而又力修战守之务，以伐虏谋，则彼之款益坚，而无一旦不可收拾之患。即使虏不吾从，变盟而内犯，纵不能遏其不入，犹可深沟高垒，清野坚壁以待之。彼亦未必得志，即稍有所获，亦安得如市赏之利哉！虏必悔而复求，以竟从吾约，如是，则边境数十年之安可复冀矣。若曰虏款已久，何为开此衅端，宁姑顺之，以幸目前之无事，则非岁增四五万金不可，岂惟吾力不继，而彼之骄悍且日炽矣。至于数穷理极，又安保其不变乎？伏乞敕下该部从长计处，使虏免无厌之求，而我有经久之策。³²

东北边防的互市，大致与黄应坤所描述的情形一致。但西北边防所面临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局势更像无政府状态。据巡按陕西御史赵楫题：

虏之盘踞西海，日与蕃僧溺志焚诵，并无回巢消息，部落八万有奇，逐水草而乘机刁抢，往往有之。臣再三侦探，此虏久驻不回，其不便地方有四：此中百姓全赖农桑，今诸虏往来，不得佃作，秋事业已失望，此时又无回巢消息，则明年藨蓘之期又未可卜，不便一；凉、庄僻在一隅，所通往来者，一线之路耳。今虏王部落往回，各套群丑之送迎，道出凉、庄、永昌诸处，固非垂橐而行也。况中超胡儿一枝，最号狡黠，时剽掠粮畜，当事者传谕虏王罚治，则彼以年老不能钤束为辞，以故不但居民有妨农桑，抑且行旅受害，道路萧然矣，不便二；虏王与宾兔、丙兔、超胡儿诸酋扣关乞赏，无日无之，而抚赏之费不过取给于商税，而修城羡金自理赎锾，悉搜括无遗焉。臣与各道论及，俱云此虏不去，将来抚赏之费必议及军士月粮，不能神运鬼输也。夫边军方枵腹待哺，何以堪之，如往年庄浪之变可鉴也，不便三；虏王久驻海上，沿边套虏风闻云集，彼即遵盟守约，而在我不得不分布要害，以防叵测。然既力分势弱，倘番贼乘虚入寇，出我不意，未免顾此失彼，如往年石峡堡之事，乃其明鉴。而疮痍未复之民，又何以当也，不便四；然此就目前论也，虏王年老，有如一旦填壑，则部落散涣，其谁统之？况诸虏久住甘凉，庄西虚实，尽为所伺，万一犬羊生心，则陕以西无复安枕之日矣。顺义盘驻西海，而沿边各套诸虏假以迎送约会，倾巢飙拥，悉移驻近边之外，韦鞴毳幕，蜂屯蚁集，彼此已成首尾之势，我之背腹皆虏，何异痈疽结于肋下，豺狼伏于门庭？兼之虏王老耋，各枝部落又不受其钤束，万一黠虏匪茹，则变当在旦夕间。伏乞敕下从长计议，无滋后患。

看来，明朝的政策出现了转变，虏众的袭击已经从边防军事问题降级到治安问题，甚至可以通过与虏王的交涉得到解决。以故，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陕西督抚郜光先等题称：“万历八年（1580年）七月内，西海住牧贡夷丙兔纠众越河掠番，混掳汉人头畜，伤死男妇六名，该镇宣布朝廷恩威，而顺义王俺答等驰书切责，丙兔悔罪，送还原掳汉人并熟番男妇四十九名，愿罚服马牛羊七百匹，只执献作歹夷人火力赤等六名，似应准其照旧市赏，以彰信义。仍行顺义王传谕河套、松山诸酋，恪守贡市，如有生事作歹者，一体处治。”兵部与万历皇帝是其议。³³类似的处理方式也发生在独石、马营地区。是年，明军只在蓟辽一带烧荒，其他地方则不再实施。³⁴

***

但是，一系列与死亡相关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将结束。首先是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汗的去世，几个月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也随后去世。万历皇帝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是年年仅19岁。俺答汗孙子中最可能成为新汗、最受爱戴的把汉那吉，也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去世，而正是他搭建了“隆庆和议”。³⁵

袭封顺义王的，是辛爱黄台吉。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更名为“乞庆哈”，即所谓“彻辰汗”。（最早他被称为黄台吉，后来被称为僧格都古楞，现在则为彻辰汗。）辛爱能否袭封顺义王，不但需要其母亲的支持，还需要俺答汗的另一名妻子，也是辛爱的庶母三娘子的支持。为了确保草原政权的交接，明朝不得不出面干预，最终劝说三娘子接受黄台吉收继为妻，黄台吉也于是年袭封顺义王，他的长子扯力克袭封龙虎将军，是下一任顺义王的继承人选。³⁶

尽管辛爱黄台吉骁勇善战，但他似乎无力控制东西两翼潜在的军事冲突。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宣大督臣郑洛称：“探得宣府边外，青把都及其母老酋妇带领部落往长昂营内祭神。”而蓟镇报称：“长昂于哈不慎处借兵，要行入犯。”明军不得不加紧备战。³⁷但到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九月，“夷酋”长昂却遣其姨母土阿等叩关服罪，求复抚赏。明廷接受其歉意，但对于其请求佛经、佛像并准备兴盖寺庙的请求，明廷拒绝了。在明朝看来，此类请求惟忠顺、顺义二王得之，其他人无故事先例可遵循，因此不许。³⁸

西海地区虽然因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崛起而闻名，但这里也时常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万历十一年十二月（1584年1月），“西蕃拥兵七千余骑，从八盘岭透黄羊川行走”，前往庄浪、凉永，虎酋阿赤兔等亦带领精兵相随，并在这一带杀戮残毁。次月，“虏酋着力兔纠西海诸虏，领八千余骑抢西宁番族”，并突入明境杀伤番、汉、土人并掳走头畜甚众。遭此掳掠，“庄浪迤西一带住牧蕃人写尔等八族因虏酋寻抢仇杀，归附求免”，陕西巡按御史王世扬决定招抚他们并赐茶，各番感恩，愿与明朝维持茶马贸易。明朝的洮、岷二州居住着不少蕃人，由土官杨臻约束，但自从俺答迎佛西海，随从诸酋恋牧河西，不肯离去。他们渐渐聚集在莽剌河附近，逼近洮河，巡抚李汶以为不日将为内患。万历皇帝命明军集兵防备。³⁹

万历十三年（1585年）十一月，兵科都给事中王致祥言：“河西五郡，本汉建之，以断匈奴右臂。昔年有番无虏，自俺答抢番，留孽子丙兔等七枝盘据海西，而套内部落亦以大小松山为巢穴，又初款之时，止丙兔七枝，今威正等共二十九枝，环甘皆虏矣。将所统士马仅以千计，责之守御，譬以羸羊搏猛虎也。请增饷数万，以俟召募。”皇帝令督抚集议，最终抚臣李汶上《洮河守御十事》，作为应对方案。⁴⁰

次月，顺义王乞庆哈及西蕃答赖等奉表文、鞍马、弓矢、方物至边。其使团人员数量十分庞大：顺义并妻一枝116人，兀慎一枝17人，摆腰一枝16人，扯力克一枝64人，青把都一枝116人，永邵卜、合罗气兄弟一枝56人，明朝俱给赏如例。⁴¹

***

万历十三年（1585年）十二月，顺义王乞庆哈病故，北虏之中一时“钤束无人，名位未定，诸夷散乱”。万历皇帝要求以王侯之礼葬乞庆哈，但与此同时，为防不虞，万历皇帝也要求明军做好防御准备，静观事态变化。⁴²

问题在，明朝是如何看待北虏这一势力群体的？似乎在明朝看来，鞑靼人在承平时期是一股游牧势力，但在战乱时期则是劫掠者（“虏”）。明人从不将北虏势力视为“国”，而是待之以番邦，将之纳入应像朝鲜、吐鲁番一样受朝贡秩序规则约束的势力。北虏的首领是世袭的，其下有部落、有支系（“枝”），这在明人的记载中有充分显现。值得注意的是，隆庆和议后，明廷竟能通过操纵其上层贵族，确认其汗位的过渡和继承，并通过羁縻卫所制度，将管理触角伸向其势力内部。要而言之，隆庆和议后的边境互市，是明朝控制北虏的杠杆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鼓励草原势力对明朝的顺从行为。

明朝再一次干预了汗位的继承。此前，在俺答汗死后，明朝已经通过促成辛爱黄台吉与三娘子的联姻，成功使黄台吉继承汗位。现在，诸部势力之间的角逐竞争再一次阻碍新汗的顺利产生。其中，争夺焦点是对归化城的控制。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在宣大督臣郑洛的奏请下，明廷准扯力克（那木岱彻辰汗）袭封顺义王。⁴³

但草原上的统治秩序，早已不如俺答汗时期那样稳定。实际上，无论是俺答汗还是吉囊，皆非达延汗一系之嫡传世系。就名义上而言，达延汗而下的嫡传汗系应为土蛮汗一系。土蛮汗占据草原东北侧，一直与明朝为敌，甚至没有参加过隆庆和议。而占据蒙古西部的顺义王一系，却在扯力克的带领下走向衰落。扯力克比俺答汗和彻辰汗（乞庆哈）软弱，逐渐失去对西部草原的控制能力。草原社会的统治重心逐渐在东西两端重新寻找平衡点。

西北边防局势开始重新充满威胁。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等奏：

今之河西镇孤悬天末，实番虏之要冲……住虏数十种窃据其中，东虏数十万环扰其外，饷薄兵疲，虏穷力促，虏日骄，我日挫，是以和自愚也。臣谓各镇自抚，河西自战，昔日河西宜抚，今日河西宜战。无论住虏、流虏，但入内地侵掠，即便剿杀，追逐出境，无以开衅为嫌，有逗遛不追，违误大计者，自罹军法……河西北则虏，南则番，吾以一线之路横亘其中，使蕃人无交通北虏之忧，中国坐受茶马之利，所以不令番与虏合也。夫番众受虏患深，怨恨入骨，往往有猛图一逞者，我因而用之，则皆成劲卒。庇则为我用而获安，唇齿弃则为虏用而有害，腹背利害之间，自当深结于番矣。⁴⁴

兵部是其议，但郑洛仍坚持对此类激进的举动保持谨慎态度。他说：“在宣大，则当谕虏王禁戢，申明信义，勿以西虏勾引为解；在陕西，则当慎御备机，宜敉谨封疆，勿以东虏侵轶为辞，共成安攘长策。”⁴⁵

万历十五年（1587年）四月，巡按陕西御史杨有仁上言：“臣奉命巡历西陲，已周一载，于凡边关要害，地势缓急，虏众出没，番情向背，兵之强弱，饷之虚实，自到地方，日与诸司道悉心讲求。窃见去岁六月以来，东虏流聚，边报交驰，新春连月风霾，灾异屡见，民生边计，日夕关心，剥肤然眉，拯救无术，臣私心凛凛焉。”总督陕西兵部尚书郜光先也强调：“甘肃一镇，乃洮河藩篱，自东虏丙兔遗流窃住西海，每渡河而南，住牧莽剌川一带，逼近洮河强境，垂涎番族，睥睨内地，是以洮河昔年止于防番，今则又防虏矣。”

此外，巡按直隶御史孙愈贤亦题称：

北虏款市已十六年，取既款后十五年，与未款前十五年较之，通计二镇所省，几一千一百二十八万有零。又城堡赖以修，边地赖以垦，盐法疏通，蓄积称富，而生齿亦号蕃庶，款市之利，不既彰彰哉！……盖今大酋如顺义，如青永，遵我约束如初；惟细枝小丑，不遂所欲，乘间窃发，或捉我墩军，或扒墙突入，杀我牛马。⁴⁶

《明实录》中有另一份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曹子登细陈“诸虏”情形的记载。其曰：

除松山宾兔妻男等酋，其在海上者，又除威正恰因抢生番被箭射死，各部落烧化尸骨，久携回套外，如市虏克具，近来互市，方以我僧大人命相讲。夫我僧大，既夜间为盗，而又先杀我军姚二，我官军亦追射杀之，此歹言黄台吉义子克臭亲子也，后来执我，杀死台吉；我中亦执曰：尔先杀我提塘千户，求以相抵，原非一官，彼亦语塞。火落赤主持前来，将尸烧化去讫，此正麦力艮犯肃州求市赏时也。道里日期，原不相及，而扯酋、三娘子书执此为言，此明是诸酋诳词，以给扯酋、三娘子，存而不论可也。歹、火二酋投番文，要我中为筑城修寺，永不作歹，我已严拒之，而彼亦俪指退矣。三酋与市虏丙兔、阿拜台吉、把都儿台吉、把尔谷台吉、且且台吉，瓦剌他卜囊撒温等联络西海，此虏在海上也，抄胡儿、青把都儿……等枝与各部落近在嘉峪关七百里以外，声抢瓦剌西去，臣恐其胜则乘锐，败则乘愤，俱不利于我。

为了缓解西海局势，明朝决定更多地诱使诸虏从西海搬回河套。⁴⁷

从这些奏疏看，明朝实际上面对的不是单一的整体的北虏，而是一个像多头蛇一样的松散群体。这就给明朝造成一种极不稳定且不断变化的威胁组合。可以说，从不存在北虏整体对明朝的威胁，但来自北虏的碎片化威胁，也时刻令明朝感到头疼。

明朝试图利用“蕃人”对虏的恐惧和厌恶。河南司署郎中事主事陈于阶题称：“番族恨虏日深，心切报复。今欲乘机孜养，以备缓急。先该甘肃督府屡陈操练夷兵，钦依通行相应，再行申饬。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统驭得人，操演有法，土番各有攸归，庶免争端。粮饷各有正额，庶免脱伍，斯可收以夷攻夷之效也。”⁴⁸

但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夏秋之际，形势似乎有些恶化。辽东一带的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一度繁荣的地区变成废墟饥馑之地。而在甘肃，苦不堪言的明军差点又发动一场大型兵变。鞑靼与瓦剌的战争仍时断时续，而他们的争斗深深影响着明军的边防建设，因为北虏仍继续在西海住牧，且时常穿越甘肃。⁴⁹

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曹子登奏称明军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其言：

套虏西抢谋非一日。吉囊为套虏之主，名位与顺义比，其所率部落甚多，亦不减先年顺义之来西也。令部落先繇川底而西，只本酋与头目内走。今吉酋不远数千里，携帐而来，岂直报仇瓦剌？其抢番不待言矣。且吉酋先行，庄酋尾后，庄酋不肯繇水泉暗门，坚求水塘之去，两酋特角，无非报我十五年中剿虏之仇耳。水泉暗门原系通海大路，顺义王于本门进边，节年以来，通行无阻。今吉囊遣部落行繇川底，而自提大众拥逼水泉，若不容其暗门祸速而大，放其暗门，祸缓而小。如吉酋出边，庄酋亦繇边外而往，照旧行犒，以慰远来。若必不从，在吉囊尚未可加兵，庄酋必穵边而入，又不得不以兵马堵之。一牧于南，一伺于北，水塘百余里，原无藩篱，其成败利钝，皆不可逆睹也。⁵⁰

事情发展至此，理脉已颇为明晰。这是明朝与鞑靼势力之间对西海地区和当地“番族”的争夺，后者是否自愿在所不问。但是，同为明朝和鞑靼势力所支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其立场如何则尚未可知。

***

明朝的边防安全，不唯有将士驻守拼杀，亦有赖于督抚、御史的适当参与，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还具备开阔、睿智、聪慧、果敢和正诚等令人称羡的品质（特别是当与某些愚蠢、虚伪、轻浮、睚眦必报或腐败不堪的高官相比时），如于谦、杨一清、杨博、王崇古等。现在，这份名单上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人——郑洛。

郑洛，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隆庆和议”中是王崇古的坚定支持者。万历十八年（1590年），郑洛加兼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延宁、甘肃及宣大、山西边务。在他经略的4个月里，他出色地化解了许多重大危机。万历皇帝给予他极大权力去处置一切，而他也忠实地通过奏议汇报朝廷。

在经略期间，郑洛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鞑靼人向西海大规模移民，而这种移民，又与鞑靼人转信格鲁派藏传佛教有关。正如前述，始初明朝非常乐意看到这种信仰变化，为了支持这一变化，明朝甚至选择容忍其移民。在明廷的最初规划中，虏的迁徙路线乃出套渡河，并绕开嘉峪关而到西海，但实际上，他们选择直接穿过甘肃，走最短的路线。一开始，他们的迁徙速度很快，并没有在明朝境内引起任何麻烦，但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九月，郑洛抵达兰州时，北虏已经开发了六条能够穿越明境的迁徙路线，且沿途不再恪守规则，而是不时掳掠番汉人民。其中，虏酋火落赤（俺答侄）开始占据捏工川，而丙兔的儿子真相也开始进据莽剌川，进一步蚕食河湟“番族”。这里水草丰茂，如世外桃源，但火落赤和真相选择盘踞在此，突袭番汉人民。紧随其后而来的是顺义王扯力克，郑洛让他从塞外前去，绕开明境，因为这是万历皇帝的旨意。

郑洛与北虏诸酋联系之紧密前所未有。万历十五年（1587年）夏，宣大总督郑洛促使三娘子遵从蒙古习俗，嫁给新顺义王扯力克，并被封为“忠顺夫人”。此前，三娘子先后嫁给俺答汗及其儿子辛爱黄台吉，现在，她又嫁给了黄台吉的儿子扯力克。郑洛收到了三娘子和扯力克的信，其言：

二十余年，各守先王之约。今仇邦瓦剌犯我疆界，欲往讨之，已与各部头目期会于地名多罗土蛮。先有永舍布、矮力汉、傥不浪生事于西宁，又有袄儿都司威静招秃赖台吉作难于甘肃，我心不安。自先祖款贡，竭尽心力，不想败于今日。今我星驰调永舍布、黑剌慎两家头目随我前往，定此二事。又调取西海驻牧夷人并送佛僧骸骨，乞从里边行，并照先王旧例给赐抚赏，留下法度一纸，与管理贡事头目。但有大小事情，照例罚处，夷使外边往行不便，乞念旧规，同通官从里口伴送西海毋阻。

郑洛对此却持怀疑态度，他奏称：

顺义王及忠顺夫人于五月初一日自多罗土蛮移帐西行，各部落亦随而西。洛言西行之事，既屡谕不听，宜循边外，何得取道甘肃？虏王、夫人素号相信，今何骚扰内地？夷使言复仇瓦剌，则从边外便。今西海夷酋兵（丙）兔物故，顺义王欲收其部落，且闻诸虏有起衅甘肃者，欲往镇定耳。洛因谕之曰：既假道，必疾行，毋因逗遛，别增事端。彼中抚赏不能多，毋厌薄也。万一构难，连兵于西，尔妻孥部落之在此者，无内顾忧乎？我与若相处十年，今且还朝，汝恪守前规，萧督府来仍善遇汝，毋为人诱，自诒伊感也。夷使又援例求通官二人同西往，以便传达。洛恐其借二人为邀求，然不忍竟拒，问何时抵甘肃？当在八月，乃许以七月遣通官至陕西从彼受译焉。

《明实录》对此评价是：“人谓洛在西陲善于羁縻，其所以控驭骄虏，结欢年久者，方略多类此。”⁵¹

在郑洛赴任前，明朝与鞑靼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一段时间。万历十七年（1589年），距离“隆庆和议”已经近20年，许多当初参与的大臣都已经致仕或去世了。新顺义王扯力克在北虏中亦威望不足，难以制驭“诸虏”，出格行为越来越多。通过互市和朝贡以换取鞑靼人臣服的政策似乎越来越难以奏效。

十月二十四日，总督陕西兵部左侍郎梅友松言：

甘肃孤悬河东，积衰未振，多故相仍。去岁，海虏瓦剌他卜囊以款夷犯顺，至于覆军杀将，虽报缚虏送畜，未足明正其罪。酋首火落赤承领讲处，却又未见结局。宣大督臣报虏王两行，有要来平此大事之语，寓书臣等，亦略相同。兹已过宁夏边外，咫尺甘境矣。甘镇边塞，何处非虏，而肃州为甚。春间，庄秃赖等犯肃，罚处之后，不大跳梁，而鼠窃狗偷，间亦有之。若西宁，殆又甚焉。六月间，宰僧阿赤兔等以抢番混掠内地，安知非为瓦酋窥我强弱。近者，宾兔妻男等互市已完，临行向参将鲁元祖言：‘我母子看守朝廷地方，未敢作歹，讨添些市赏。不准。比那边达子西宁生事，抚赏未革，还与他厚赏，这样的那分得出好歹来？’此其言难尽信，亦未必无因。虏王领忠顺夫人及各部落过宁夏，虽不免于饶舌，然不过卖马计赏耳。

从这段叙述就可以理解，这大概就是真相等人决定发动突袭的原因。事态略微有点儿糟糕，梅友松则认为应加强防御，并晓谕虏人若自行妄为，将取消互市。⁵²

数日后，陕西巡按崔景荣言：“火落赤等酋要在捏工川建寺，而真相台吉又欲移驻捏工川，盖垂涎洮、河之意，渐入门庭之内矣。”⁵³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巡抚甘肃李廷仪奏：“套虏吉囊纠合火落赤等指抢生番，两路并进侵犯，射死居民，抢掠牲畜。乞敕兵部查议虏酋吉囊等，容臣等差通官诘责，如果认罪罚服，免革市赏，如或不悛，重则问罪兴师，轻则闭关谢绝，以为款虏犯顺者之戒。”⁵⁴

四月，梅友松提到了一些不祥之兆。他说火落赤逼近河、洮，住牧归德，似乎隐隐有内犯之举。对此，兵部议曰：“固镇归德所虽属内地，而远处番丛，势甚单弱。捏工川虽属番穴，而密迩河洮，实我藩篱。宜令该文武官倍常毖饬，仍责火落赤等，谕以大义，令其回巢。如或执迷不悟，内振兵威，外鼓番族，严行驱逐。”万历皇帝是其议。⁵⁵归德在今天的地图上仍有标记，约于西宁以南65公里处。

六月，虏酋火落赤等入境攻围旧洮州古尔占堡，四散抢番。洮岷副总兵李联芳分兵追逐，陷伏阵亡。⁵⁶毫无疑问，火落赤撕毁和议了。但兵部称：

本年六月内，虏骑入境攻围旧洮州古尔占堡，我兵渐集，遂四散抢番，洮岷副总兵李继（联）芳分兵追逐，陷伏阵亡。夫虏虽入境，城堡无恙，犹为失事之小者。第将官兵寡力分，遂致丧败，损威伤重，殊骇听闻。盖先年俺答款贡，套虏吉能及松山、西海诸部并听约束，驯至于今，西镇之不用兵殆二十年矣。及吉能父子皆死，其孙卜失兔（亦作“卜石兔”）幼弱，不能制驭诸部，而用事夷酋如切尽黄台吉者又相继死，以故各酋涣散，不相统一。或以转堡受赏于延绥，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肃，或受赏于东而窃掠于西，或罚服于此而狂逞于彼，或驻牧近边，驱之则曰吾不犯内地也，或抢掠番族，问之则曰吾不扰汉人也。欲绝之则彼以款贡为词，难于峻拒，欲抚之则彼实要索无厌，难以曲从。先因西宁将官一时偾事，身既不保，虏益见轻，边衅遂开，兵端不息，此西镇虏情之大略也。顾边疆事势，军旅机宜，譬之随病制方，不能执一。今虏既桀黠状，掠我属番，杀我禆将，公背盟约，蔑视天朝，此其势不得不战。然一二小酋，虽已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羁縻，顺义在西酋犹称平事，卜酋回套犹听调还，初未尝聚众连兵，合谋犯顺，此其势不得不抚。然或阳顺而阴逆，已去而复来，虽尝卤掠，而或送还人畜，认罚无词，虽有杀伤，而或缚献罪夷，誓不再犯，此其势又不得不酌。于战抚之间，而应之务得其情，施之务当其可，顾今久安之后，荐灾之余，卒伍之缺者，未能召补，则无可用之兵。粮饷之逋者，不能完解，则无可恃之饷。当事者未及整顿，而虏患遽已剥肤，方欲经营，而人言更多掣肘，必须宽其文法，假以便宜，惟务责成，不为中制。然后可以尽心展布，毕力安攘，此今日边计之大略也。⁵⁷

万历皇帝也想知道边衅再起的原因。他诏谕兵部：

虏酋款贡多年，各边修守防抚，自应安静无虞。近来，陕西甘肃、洮岷等处如何屡报虏寇，屡有损失？是否虏众狂逞，渝盟犯顺？及边备久弛，制御乖方，你部里便行与该镇督抚官，查问虏中作歹是何部落？近日失事是何信地？务要分别顺逆，详核功罪，明白具奏。

朝廷的意见越来越集中于战争。兵科都给事中张希皋奏言：

莽、捏二川逼近河、洮，先年丙酋移住莽剌川，不早驱除，已为失策。今火落赤又移住捏工矣，丙酋虽故，孽子真（相）台吉在焉，一旦狂逞，合谋入犯，殒将覆师，计非剪灭此不可。

兵部是其议。⁵⁸

在明廷看来，如果不对西海方面采取措施，则西部边防可能会崩溃。阁臣申时行等奏：

近日虏情与嘉靖年间不同。今虏方款贡，自宣大至于甘肃，不用兵者，已二十年。洮州失事，系火落赤作歹，虏王过河抢番，亦系火落赤邀请。今日之计，当晓谕虏王，使无助逆，并革绝火落赤市赏，密图剿处。若一有疏失，边官尽更，使丑虏反得挟以为重矣。⁵⁹

到了七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与申时行在皇极门暖阁进一步讨论西海危机问题。万历皇帝拿出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虏情的奏本，问申时行：“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河，侵犯内地，这事情如何？”申时行等对曰：“近日洮州失事，杀将损军，臣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具陈。洮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两样，中茶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先年虏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所以武备单虚，仓卒不能堵遏。如今虏王过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故声言内犯，然虏情狡诈，不可不防。”

万历皇帝道：“蕃人也是朕之赤子。蕃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干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酋过河，才来奏报，可见边备废弛。皇祖时各边失事，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

申时行等复对：“皇上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边务，仰见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将练兵，及时整理。”万历皇帝又道：“款贡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鉴。”申时行等再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据《明实录》载，时万历皇帝身体抱恙，头眩臂痛，步履不便，听闻边事更为生气，但跟申时行等谈论之后，“天颜愈和，神采焕发”。⁶⁰

兵科给事中薛三才的奏言，使朝中主战声音愈炽。他奏道：

昨见三边总督梅友松、陕西巡抚赵可怀各具奏，虏众越境抢番，谓丑虏本意抢番，因而掠汉，原非欲攻城杀将。其议处叛酋，欲致书虏王，责令瓦、火二酋献逆伏辜。臣窃惑焉，自火酋拥众渡河，住牧归德，复谋建寺捏工川，以内固其窟穴。又日夜教虏王西行，以外树其党羽，于此邀赏，于彼肆掠，虽命为抢番，实为掠汉，可谓意原不在汉乎？如以即日遁去为解，彼已得志于我，夫复何待而久驻？既戕杀主将，能无虞大军之蹑其后哉？设令二酋献逆伏辜，臣窃料其必来听命，略示恭顺，缚献一二驽虏以谢前过。既罚服，势不得不复与市赏。各酋观望，益启戎心。诸羌破已，尽为虏穴。是虏以虚名受罚而邀实利，我以虚名服虏而遣实害也！

方今草盛马肥，诸酋蚁屯塞外，悉兵远去，诚非完计。但当饬厉兵马，以预战备，联络番族，以接声援。

在明朝看来，蕃人实际上无力应付北虏的入侵。蕃人与虏人有着相似的游牧方式、饮食和生活习惯。他们散居各处，各番之间常自龃龉。明朝希望，与他们关系熟络的“熟番”能坚持抵抗北虏的入侵，而不仅仅坐等明军的驰援。⁶¹

又据陕西督抚奏言，虏王“自仰华寺以至绰逊口，渡河直趋捏工川”。在那里，火落赤已经开始兴建寺庙。但陕西督抚认为，虏众“皆在番域，非我兵可到，臣等难以苛责”。万历皇帝很生气，斥责道：“虏酋合谋抢掠，非一日所酿，如何不早奏闻？犹以未犯内地为辞！令督抚官相机战守，务保无虞。”朝廷开始讨论是否取消互市及赏赐，万历皇帝又谕兵部：“洮河虏贼曾否出境？近日失事后作何整理防御？兵部便马上差人，传与督抚官，着三日一报来，不许违误。”⁶²

朝廷上的火药味愈浓。山西道御史万国钦弹劾辅臣申时行：

时行于前月召对时，上问虏酋侵犯，则委之为抢番，无意内犯。上切责督抚，则委之为武臣之信地，文臣无与。上意选谋勇将材，曾经战阵者，则委之为少有。上称款贡乃皇考圣断，则乘机逢迎。欲入和说，则对贡二十年，保全生灵何止百万。及为皇上所屡折其奸，因以难掩，是皇上之意在战，公论亦在战，而时行之意独不在于战。皇上之意在绝和，公论亦在绝和，而时行之意独不在于绝和。又言时行受辽将王国勋等数千万金，无事则为之援引，有事则为之庇护，而兵部侍郎许从谦以三千金贿时行，又为吴时来转托，乃有是转。兵部尚书王一鹗、总督梅友松、抚臣李廷仪俱时行私人，互相党援，欺君误国。

但万历皇帝不信其言，道：

元辅忠诚清慎，朕所素知。近时召议边事，参酌机宜，甚合朕意。万国钦如何辄来淆乱国是，且事无影响，任意污蔑。念系言官，姑降一级，调外任。⁶³

实际上，这只是万历皇帝一派托词。万历皇帝本人实际上热衷于战争。就在朝中议论战和之时，虏酋火落赤等纠众再犯洮河，明军与战，杀伤略相当。总兵刘承嗣兵败，亡伤士马甚多。此役前后持续20日，据巡按御史崔景荣称，刘承嗣“已经屡战，气已不扬”，各镇又调兵不及，致有此败。虏兵因为连续下雨而撤退，但万历皇帝还是对失职将官予以惩戒：“令刘承嗣住俸戴罪立功，梅友松、赵可怀住俸戴罪管事，俱侯事宁定夺。”⁶⁴

十月，巡按陕西御史崔景荣^[5]，因西宁“土人纠集蕃人抢掠，不听抚谕议，练乡兵保番族二事”上奏道：“西宁旧有土官李世显，管束土人。自本官阵没，统约乏人，遂至酿乱。宜另选才力土官一员，责令约束。其西宁边外多系熟番，西纳陇卜等大者一十三族附庸，不可胜计。二百年来，虏不能越天山而窥五郡者，以番众为之屏蔽也。自和款以来，猾虏专为谲谋，肆行抢掠中国，复即以偷马遗患为名，不行保护，遂使支党离心，门庭生寇，土民随而内扰。宜择宿将假以抚夷职衔，令抚安番族，绝其交通，仍约以有事互相应援，如御虏有功，一体升赏。”万历皇帝是其议。与此同时，四川方面的松潘以及西海的番、回诸人，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虏军的袭击。⁶⁵

***

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八月开始，郑洛踏上巡按宣大至兰州诸边之行。九月初一，郑洛抵达兰州。他发现，北虏借道前往西海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庄浪则镇羌堡，在黑松则铁柜儿，在凉州则泗水堡，在永昌则水泉与宁远，在甘州则硖口”，共计六路。北虏在通行借道过程中，又常借机掳掠。近来，火落赤、真相“二酋纠聚群夷，敢为犯顺，以莽、捏二川为巢穴，视洮、河二州为番地，大肆虏掠，戕杀将官”，在明朝看来，这实际上已经视同战争了。

郑洛的目标是“清西海”，但这并非易事。尽管顺义王是北虏名义上的集体领袖，但正如前述，北虏实际上由许多松散的部落组成。郑洛一一派通事使者告知诸部落：“如前往西海，只好经由边外，其边境以内，难以容尔行走，傥若谕之执迷不从，管将领即便督率官兵相机堵截。”但甘肃方面的将领仍难以拒阻其过境通道，担心和议因此而罢。而郑洛特别希望万历皇帝能赞同他的新提议，并确保提议能得到遵守。⁶⁶

接着，郑洛又称，他之所以“日夜营营，不遑寝食”，是因为“虏报纷纠已如乱麻”，故其认为，应当稍放宽一路给“各虏借路回巢者”。但火落赤越发敢于犯顺，而扯力克既为虏王，却昏庸至极，“任人播弄”。于是火落赤试图诱哄扯力克渡河，导之作逆。而三娘子则与其子不他失礼受恩日久，忠顺颇深。

扯力克的孙子卜失兔又欲借道甘肃，郑洛要求明军多方谕阻，并声称若阻之不从，则“犬羊狂嗥，不得不击之以杖也”。而另一方面，火落赤在牵制明军，忽往忽来，踪迹诡秘。对此，郑洛认为，“自河洮失事之后，哨探人役虽日报虚声，细侦虏情未敢有侵疆实事。且甘、固去京师数千里之远，若有警不报，则坐失事机，若无警妄报，则惑人闻听。”于是，间谍活动问题也摆到了郑洛面前。⁶⁷

除此之外，郑洛还认为，应当重新收复蕃人。他认为：“二百年来，诸番恃我为庇护，我恃诸番为藩篱。虏有抢番声息，我即传谕收敛；我有沿边警报，番亦侦探架梁。是以番有先事之备，我无剥肤之虞。”但近来甘肃方面失策，“因番附虏，置之度外”，最终使蕃人彻底投靠了北虏。但在郑洛看来，明朝在争取蕃人重新归附的问题上颇占优势，因为“其向依中国者，以中国能生之；其不得已而降虏者，亦以虏能死之”。在郑洛的努力下，到万历十八年底（1591年1月），郑洛总计收复番族“三千二百有奇，随带马畜二万二千有奇”。郑洛令主事梁云龙与之犒赏，并将其中部分编为士兵，共有20余队。⁶⁸

但更多地，郑洛认为，边防的核心关键还在于明军本身。自从北虏之后，明军将领就已苟安无事，消极怠工，斥堠不修，墙台未峻，边防事业岌岌可危。虏王虽有东归之信，犹复迟迟，究其所由，即明军将领消极懈怠所致。哨探环节也问题重重。郑洛奏道：“惟是地方将领哨探一节，大有关系。而边将积习，牢不可破。其意若以为虏马果至，则谓我已哨报，无奈众寡不支。虏若无踪，则谓虏本入犯，因我有备远去。殊不知将官可漫然而传，督抚则未敢恝然不信也。盖闻听一乱，调度必错，臣实虑之。”在郑洛到任后的几天，边将又漫报扯力克、吉囊、永邵卜等“达贼”犯顺，但经其核查，“自西宁以至洮河一带境外，并无虏贼情形”，情形可见一斑。

不过，局部的情形似乎有些好转。“松虏着力兔与宾兔妻安居巢穴，且将先年收抢番族相继送回，益见恭顺。”而卜失兔亦遣使赴郑洛处代为恳求，“宽容认罪”。而在西宁方面，大量“生番背虏”，投明朝为属番。据报，已“收获生番四十余族，所统番众已二三万余计”。⁶⁹

郑洛无疑是睿智的。他拉拢番羌，利用佛教信仰重构太祖、永乐时代与番羌之间的关系。据郑洛奏称：“虏纵蹂躏，番失凭藉。子女牛羊，皆虏所有，生死予夺，惟虏所制。”后来，在与北虏争取诸番支持的行动中，郑洛又全力招番，力促其归顺朝廷，为明朝之藩篱。据其所称：“凡番首投见者，皆进之台阶，抚以善语，慰其苦楚，赏以口食。各番无不感激泣下，愿归故巢，奋勇杀虏者，臣益加鼓舞。”最终，郑洛招得诸蕃人数万，其中西宁道所招74710余名，分守道自虏中送回100余名，分巡道招3850余名，庄浪道招1600余名，肃州道招12名，以上共招蕃人80270余名。郑洛得意洋洋地向朝廷宣称：“千里之藩篱，既撤而复树，数万之戎羌，既叛而复归，从此土宇如常，边疆无改，戎羌按堵，胡虏不侵，张天朝之灵宠，擅国家之盛事。”而诸利亦随之而来，“筋角皮革，可供军需”，“牛羊毡酪，绎络来市”。“闾阎无匮，连年残坏，可以苏息。山林通道，樵牧来往，番汉无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资给。”⁷⁰

遗憾的是，暂时还未能在现存的藏文史料中发现郑洛的努力及成效，但我们仍愿意相信，郑洛所宣称的做法的确为明廷与蕃人关系作出重大改善，而这一改善，成为明朝西北边防安全的基石。

而蕃人有生、熟之分，明朝一般只与熟番发生贸易往来，与生番则绝少交流。郑洛认为，尽管番有生熟，但“均我藩篱”，当以招抚。郑洛称“诸番怨虏入髓，无不欲飧其肉而枕其皮”，于是他遍历二十四关，深入蕃人领地，视其“毡幕、僧番、妇女罗列满前，稍加抚循”，众番即“无有不感泣思奋者”。郑洛感慨道：“附境保关，屏蔽内地者，此番也；哨虏虚实，为我向导者，此番也；致虏惊疑，草木皆兵者，此番也；徂秋入捏川，烧火酋建寺木料者，此番也；今春入莽川剿火酋遗孽者，此番也；扑路赶马，声东击西，火、真夜弃帐渡河，而两川顿空者，此番也；达子州等诸番，今愿于归德，西走水田地筑堡耕种，则控河脑而捍止归德者，又此番也。”⁷¹

住牧西海的北虏迟迟不肯迁徙回北方草原，于此迁延日久，因西海处水草丰美，山川辽阔，自匈奴以来，无不为游牧部落视为乐土。其中，“东虏”顺义王本支，及“套虏”卜失兔、“松山虏”着力兔等已经陆续撤出西海，其余如火落赤等不肯撤走的北虏，郑洛决定采取某些军事手段驱离。⁷²

接着，郑洛又通过《经略西陲解散群虏疏》，向万历皇帝介绍了西海地区的发展简史，并描述当前事态的千变万化，以及接下来，郑洛将如何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⁷³

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郑洛奏道：(https://www.daowen.com)

卜失兔屡次住牧甘肃，大肆抢掠，仍率众西行，应援火酋，当被捕剿。共斩获虏首九十五颗，头目首级三颗，夺其坐纛及原授敕书。卜酋被伤奔窜，所获骆驼、马驼、牛羊则一万八百有奇，戎器、达衣、帐房、行李则三千六百有奇……此酋既被大创，应行捣穴，但念伊母太虎罕同素称恭顺，且在套住牧，与群酋保塞如常。臣先将本酋市贡停革，以示杜绝。⁷⁴

三月，郑洛称扯力克遣使认罪，归还所掠并与三娘子“俱各回巢”。郑洛请求明廷允许他大建旗鼓，剿捕火落赤，并将其所建寺庙尽行烧毁，“以绝二虏西牧之念”。此前，火落赤等借俺答所建寺为屏障，借口礼拜迎佛，却肆行抢掠，故有是请。万历皇帝是其议。⁷⁵这一政策等同于明朝不再鼓励鞑靼人信奉藏传佛教。始初，明朝认为鞑靼人信教可以抑制冲突和杀戮，但显然事与愿违。

二月十八日，总兵尤继先遣将领与诸番往莽剌南山清剿火落赤，斩获首级143颗，生擒12名，缴获马、牛、羊3000余匹；又续报获首级11颗，生擒2名，火落赤率500骑远遁。朝议有认为当借此与虏决裂战争的，也有认为应该取消对虏的赏赐及关廷互市，一劳永逸地结束和议。但郑洛认为二者皆不可取，万历皇帝是其说。⁷⁶但事情远未结束，郑洛在此后受到朝臣的交章弹劾。⁷⁷

到了万历十九年底，郑洛选锋锐兵马直至西海，将仰华寺及房舍一并焚烧。“各虏望见火光驰至”，与官军对敌，不敌后逃奔山后。次月，郑洛又奏：“西宁起行，节次塘报虏情，在甘肃称，境南境北并无往来达虏。在宁夏则称市规已定，群夷安妥，即卜酋亦已回套。在延绥则庄酋近虽作歹，而余虏且已就市，四镇夷情似无别虞。”一场可能到来的硝烟，消弭于无形。⁷⁸

郑洛的巡历大体如此。总的来说，他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将鞑靼人从西海赶走，并重新建立明朝与蕃人之间的朝贡关系，同时以此为基础，讨伐犯顺的火落赤。郑洛的理论构思极好，行动上亦取得成功。不过，郑洛谨慎地认为，火落赤还会卷土重来（事实上他的评估是对的，火落赤后来再返西海），因此，他提出了十二条详细建议，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原文节略如下：

二祖^[6]

取汉武所开武威、张掖、酒泉故地，东起金城，西抵嘉峪，置道建卫，隔绝羌胡。又自凉州岐而北二百余里，取古姑藏地为镇番卫，以扼虏冲。自庄浪岐而南三百余里，取古湟中地为西宁卫，以控海口。则甘肃一镇，屹然虎豹在山北，虏不敢肆然入海者，有由然矣。而虏之余落别部，流牧海上，如撒里畏兀儿，如卜烟帖木儿，如散西思，如锁南吉剌思者，感畏威德，愿求内附，则设为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以分统部落。

…………

正德初，套虏亦卜剌以获罪酋长，叩关乞降，彼时守臣仓卒无应，遂致阑入，破安定四卫，掳其金印，窃据其地，青海之陬，始为虏穴。

…………

夫环河湟皆番，而其最有气力者则海上番也。海上之番，其族有七，曰剌卜，曰亦郎古，曰罕东，曰沙麻，曰武宗塔，曰纳部，曰石剌韦物，此皆安定四卫之遗种。而为我祖宗之所拊辑者，总名之曰红帽番子。而谓之红帽者，以其衣装类虏也，谓之番子者，以其服属为番也。又大海西南有阿尔列番一族焉，其部落最众，布满于河脑之南北。先年曾杀火酋兄歹言黄台吉，其强悍与虏埒也。西宁收番虽八万余，而海上之番犹未尽入牢笼。剌卜、罕东虽皆内附，而亦郎古诸族犹依海虏杂居，骑墙观望。臣尝责成鲁光祖、祁德招之，而此辈向因助虏为恶，故首鼠两端，是则尚可忧也。

…………

臣又博访，招番易，鼓番难，鼓番易，抚番难。西宁境内连络各川，何处非番，与土汉人等桑梓连阴，名虽为番，实子民也。访得地方官视番可利，小者需求，大者横索。轻则加以刑责，重则诬以贼盗，或收之禁狱，或攻其番堡，而无告之番不迫之叛去几希也。不特武弁，即文职官员，亦利贿索，番有难言者。人皆以西宁番汉杂居，难于控制，不知贪官污吏，为番之苦，未可尽言，故当选廉吏以抚番也。

各番赴藏受戒，如汉人之赴京求官，禁之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则入藏捷径，番利虏途，虏利番货，故群虏之恋恋海上者。虏视番为可劫之人，番畏虏为截路之盗，此而不议，则番必入藏。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则必借路海虏。若无法以防闲，则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虏……有去乌思藏受戒者……经由四川内地入藏，回从原路归巢。

…………

盖古所称断匈奴右臂者，以资四郡。今惟收武威、张掖、酒泉三郡，而燉煌一郡弃之于嘉峪关外，是在我已非全臂矣，又何以断匈奴右臂哉！是乌可不思所以扼之也。然燉煌之郡虽弃，而我祖宗时犹取其地，以为赤斤蒙古、哈密诸卫，是其地虽弃而未弃，虏犹不敢西也。今则残破于土鲁番，而嘉峪以外皆荒漠矣，又何以能扼虏哉！亦曰檄回夷及瓦虏而已。盖瓦剌达子与套虏世仇，回回入贡，屡被流虏劫掠。今回夷与瓦剌结亲，则皆欲甘心于虏者。臣驻扎河西，曾有回回头目来见，愿聚兵报效，而诸将中亦有愿往瓦剌调兵者。虏王初欲取道川底，继而畏瓦剌截杀，则川底之难可知矣。兹北来之虏，既不许借道内地，万一虏由川底行走，得其情形，则召号回夷，使回夷勾引瓦剌会兵于嘉峪关西北，而我亦张兵于关外，为其声援，虏必畏而不敢来也。⁷⁹

从上述长篇大论中，我们似可感受到郑洛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明朝的边防安全格局。显然，除了河套方面，对于其他边防地段而言，隆庆和议已经失效。万历皇帝没有像正德皇帝一样御驾亲征，但端坐紫禁城中的他，展示出极为好战的一面。他时刻在与大臣确认孰为友，孰为敌，并为此做好战争准备。嘉靖时代那种持续不断的袭扰已经极少再出现，而“西海之虏”亦主要将精力集中在袭击关外的蕃人及其他，鲜及明朝。但明廷逐渐认为，这类袭扰并非偶然行为，而是虏酋们的试探，这对其而言，不啻一种威胁手段。

***

兵变也是这一时期的安全威胁，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轰动一时的宁夏兵变。时人或将这一兵变与前述两次大同兵变相提并论，因为这些兵变均多少与草原方面有关。但较之于大同，宁夏兵变更难以平息，甚至需要动员全国范围内的力量。以是，万历皇帝对宁夏兵变更为揪心。⁸⁰

宁夏兵变何以发生？我们必须明确，它当然不会仅仅由一两个矛盾引起的，就像烈性炸药爆炸一般，宁夏兵变是诸多“化合物”合力的结果。首先，作为九边之一，宁夏是一座大型的军事卫所，试图直接从外部攻破它，难上加难。宁夏之方志亦多称其设施完善，固若金汤，但在早期，宁夏就曾出现过叛乱，即前文所提到的安化王叛乱。其次，诱发兵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宁夏守军心中的积怨。万历十七年末（1590年初），右佥都御史党馨巡抚宁夏。党馨“性严刻，好棰人”，久拖应配发部队的冬衣、布花银及月粮等，号“党八十”。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十八日，军士包围了党馨的公署，“拔抚署前鹿角，作忿状”。为首者系悍卒刘东旸等，“素枭桀有异志”。而总兵张维忠“素鲜威望，为众所轻，见众惊慑，不能弹压”。于是众人执兵刃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等，收其符印，火焚公署，随后他们又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情形与大同兵变如出一辙。

复次，兵变之起与哱拜家族不无关系。哱拜的故事引人入胜，充分展示了汉鞑文化的融合。“哱”既非汉姓，又非蒙古姓氏，因“P”这个声母不存在于蒙古语中^[7]，但哱拜一家以此为姓代代相传。哱拜本为鞑靼人，因得罪其酋长，父兄皆见杀，唯其本人伏水草中得免，而转降明军守备郑印麾下。后因骁勇屡立战功，升都指挥，取施氏为妻，生子哱承恩。⁸¹

关于哱拜的记载，最为详尽的是诸葛元声所著的《两朝平攘录》。诸葛元声，号味水，浙江会稽人，生卒年月均不详，私家撰述学者，著有《滇史》。由于其为当时代人，其所述则大致足以凭信。当然，对此我们亦无法全部求证。

据其载：

哱拜者，故黄毛鞑子也。嘉靖中住牧山后，屡盗边民头畜得利。因投黄台吉部，吉恶其狡悍，颇忌之。拜遂与土谷赤、阿术、尚虎不亥及华人被虏者郑阳等，前后三百人扣塞降。夏镇开府王崇古受之，更选土著健儿丰其资廪，号为家丁。建牙则列侍卫，出征则为选锋。此辈善骑射，习虏地，敢死。拜尤勇，艺绝伦，每遣捣巢，持两日糗糒，控马驰出塞，日可三四百里，乘虏不备，尽歼其老幼，驱畜牧而入，计级受赏，故虏惮之为远徙。虏妇诳呼“拜来”，胡雏不敢夜啼。宁镇三百里外，无虏马迹。拜与谷赤各累功受职，拜至本镇副总兵，谷赤为游击，金帛累巨万，署养真虏家丁至二千余人。相继抚镇，以为得以夷攻夷之法，皆倚重优畜之。

此后，“自马市开，官军不复出塞捣巢，拜等勇无所施，边上游闲者艳资廪，夤缘亦籍为家丁，实孱弱不能开弓。拜等耻与罢士为伍，我既以重贿啖虏，边饷渐有减损，开府者遂视此辈为虚糜。若不能一日舍去，拜众觖望无聊，日幸边镇有事。无何赤死，拜告老。赤子文秀，拜子承恩，皆袭父职，为都指挥使。”于是，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巡抚党馨对哱氏进行打击，以削弱其势力，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哱拜及其子孙。

其经过，据诸葛元声载：“是年秋，火力赤大入靖海，经略尚书郑洛檄调夏镇兵，馨遣文秀率千骑西援。拜惊曰：‘文秀虽经战阵，岂堪独将？’乃见洛，愿以所部三千人与子承恩从征。洛壮而许之，馨恶其自荐，故于其行马之羸者不与易。拜怏怏去，至金城西，见诸镇兵皆不能如其兵精。贼平，取径虏地驰归，虏辟易不敢逼，遂有轻夷夏心。恣睢凌下，多纵其曹掾冒粮。”接下来，对哱拜的怨恨和指责接踵而至，诸葛元声对此有极为详尽的描述。⁸²

可以说，哱拜像一条文化变色龙，深谙双语，不仅在鞑靼首领中有权势之交，更作为明军将领与鞑靼人作战，战斗力堪称英勇楷模。

哱拜还可以作为一名爱国将领。有人认为，哱拜虽告老，但他仍保留着大量家丁侍从，而这支由下层人等组成的私兵，显然有不少是鞑靼人。洮河之战时，哱拜自告奋勇，愿将3000兵与其子哱承恩及养子哱云，同党馨所遣土文秀将兵千人一起前来协助郑洛。

而在回程中，哱拜见明军战斗力远不如他的私兵，火落赤又忌惮他，于是骄兵悍将，始得意洋洋。党馨不允许其易羸马之事，是他看不起哱拜的具体表现之一，更深层次，还在于党馨认为哱拜终究只是“降虏”。随后，为曹掾冒粮之事，党馨决定清查并向明廷奏报此事，哱拜多次试图以贿求免，均未果。后来，其子哱承恩又因强娶民女为妾，被党馨棰杖二十，哱云、土文秀又未能如期晋职，故哱拜等愈加惧怕党馨。兵变之出现，事势使然。

哱拜极为狡猾，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怂恿悍卒刘东旸前往党馨府署抗议。茅瑞征评价此举曰：

甚矣！哱氏父子之猾也！初发难，诡刘（东旸）、许（朝）以为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则二千夷丁亦足以制刘、许死命，不失仇钺之功。此实其本谋。方贼恣时久，称哱帝刘王，迨刘、许已就诛，哱氏乃扬扬诩上赏。我将士误信，欢饮其家，抑已疏矣。⁸³

从上述记载看，兵变似乎根本不存在发生的硬性条件。但它最终还是爆发了，其原因为何？党馨之严苛固为可恨，但他需要面对两个不同的军事利益集团，每个集团都对利益受损颇为怨念。老谋深算的哱拜，是其中一个利益集团的主要人物，他故意煽动刘东旸等悍卒戕杀党馨。但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诸利益集团的不满和怨恨最终无法通过调和方式解决。

兵变的形势迅速蔓延。刘东旸四处出兵，先后攻陷营、堡47处。哱拜则令义子哱云联络“套虏”着力兔犯边，攻平虏堡。如此，明军则一时无法集结专攻宁夏，而不得不分兵以抗“诸虏”。

而对于万历皇帝而言，宁夏兵变发生的时间极为巧合。当时，明朝正以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半岛的壬辰倭乱，赶走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日本大名。而三月初八，宁夏兵变同时传到明廷，但此时距离最初的兵变已经过去了整整20天。

兵变中的叛乱者也要求明廷听取他们的诉求。正如彼时在军中亲闻事变的姚士麟所述：“哱意乐此变，竟无所言。须臾，锋刃交下，党、石齑粉矣。于是尽烧公署，悉掳党、石家口，勒使张维忠奏党过二十余条，用印遣发。”条列内容为姚士麟著述所保存，其大致所涉为：掊克军粮，分摊高额税赋，拖欠俸禄，马匹照管不善，等等。这些内容无不指向边防士卒之生活压力。而叛乱者承认对方面大臣的谋杀，他们请求万历皇帝能赦免他们。⁸⁴

张维忠最后自缢而死，刘东旸夺其印绶，自称总兵，从而控制了宁夏。随后，刘东旸又授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听哱拜主谋，刑牲而盟。如此，哱拜的私兵就与明朝正规军的反叛分子合二为一了。

长话短说，镇压此次宁夏兵变并非易事，即使最后明军已经夺回各处要塞堡垒，但宁夏仍牢牢为叛军据守。明军不得不从遥远的中原、辽东、江浙、云贵调集重兵围攻宁夏。到了六月，事态仍未平息。万历皇帝切责道：“讨贼数月未平，致虏助逆，威令不肃，诸将生玩其间，复有希功、忌能、观望之念。”⁸⁵之所以数月未平，是因为在收复宁夏的同时，明军还需抵御“套虏”的袭击，且边臣们在抚、剿问题上意见不一，未能形成合力。故几次进攻都被守军击退，谈判亦收效甚微。

八月，大学士张位奏：

宁夏讨叛，初招安而计画多误，继攻城而士卒受伤，师久无功，未得攻取良法故也。臣前遗督抚诸边臣书，亟言冒暑攻坚，兵法所忌，惟分兵退虏围城，护粮巡堡，不当攻城，只当困城，定时而迭扰之，部署而专责之，我兵常得休息，彼贼应接不遑，不出十日，必将内乱，乘其倦怠，鼓勇先登，未有久而不破者。⁸⁶

张位的策略，事实上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早在六月，由于诸路明军的合围，哱拜早已被困城中，入城不得出，“套虏”亦未能知哱拜消息，不敢复渡河深入。⁸⁷七月初三，明军定议水攻。宁夏城之西北地势低下，且与金波、三塔诸湖之水相近，东南逼近观音湖、新渠、红花渠，形如釜底，明军决定绕城筑堤，用了17日筑成，长1700丈，之后决水灌城。各地调集而来的明军亦在抵挡虏军的进攻中发挥重要作用。彼时，“套虏”庄秃赖和卜失兔合部落人马3万，欲进攻花马池、定边营，随后为明将董一元、龚子敬等击退。八月，着力兔为分散宁夏围城士兵而进行的袭击也被挫败。

到了八月底，宁夏城墙开始坍塌，城东西崩百余丈。而城内，情形越发令叛军绝望。“城中乏谷，士尽食马，马仅余五百匹，民食树皮，死亡相属。”叛军开始出现内讧，对哱拜一党的疑虑正在加深，而哱拜也离其最初“诡刘、许以为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则二千夷丁亦足以制刘、许死命”的计划越来越远了。

兵变最终于九月十六日平息。哱承恩及其他党羽械送京师，万历皇帝“诏磔哱承恩、哱承宠、哱洪大、土文德等，俱斩长安市，颁示天下及四裔君长”。哱拜则早已在破城时仓皇自缢，阖室自焚。接下来几个月，明廷开始处理战后遗留的问题。⁸⁸

后世记述者如何评论这一事件？谷应泰称：

哱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屡立战功。万历中，备位副将，其子承恩袭爵。乃拜虽请老，而多蓄苍头军，声言报国，盖不无异志焉。方其矍铄请缨，挟其子，从三千人而西也，毋亦观诸镇之虚实，结套部为腹心，潜伏阴谋，待时而动，岂真有廉颇之壮志，文渊之据鞍哉！乃以不给壮马，侵克月粮，为党馨罪。此特哱氏之权谲，借为兵端者耳。以故刘东旸之变，则拜嗾之；哱云、文秀之怨，则拜阴中之。揣拜之意，不过恃套为长城，缓则倚之为外援，急则引之为内助。夫是以立于有胜而无败，敢于倡乱而轻于为叛逆也。若然，则善剿者不当剿拜而当剿套，不在挫套、拜之锋锐而在隔套、拜之声援。套绝，则拜者孤雏腐鼠，取之如寄者耳。

想其初，拜、套声言，联为一家，即可验其情状，而东阳之恐喝，则曰：“与套驰潼关。”着力兔之入寇，则曰：“畀以花马池。”克力盖之求援，则能远致庄克赖。如是即拜之恃套相倚为命者也。善乎叶梦熊为帅，而五路分兵，扼守宁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哱氏之计穷蹙极矣。迨至打正惊奔，贺兰远遁，拜虽游魂，可坐而缚也。

尤有幸者，文秀见杀于东阳，东阳蒙诛于国柱，许朝殒命于承恩。始则虎狼之残，物以类聚，继而昆虫之啮，还相为攻，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贺，承恩俘馘，虽师武诸臣协谋有力，而叶梦熊声请讨贼，自办糗粮，梅国桢仗剑从军，力保李氏，萧如熏之妻杨氏，簪珥犒军，群妇固守，则尤荦荦者也。⁸⁹

谈迁则引宁夏方志所述以为论，其立意更为深远：

《宁夏志》曰：“国家之患，莫大乎聚夷于内，而滥名器糜赏以奉之。不一效横草之功，拂怒兽之性，则反戈内噬，职为乱阶，远无论于五胡，固原满俊，非我明之鉴欤？粤自壬辰，故称减饷，哱倡土翼，僇辱重臣，逞于巨镇之中，应于瓯脱之外，由族类卒难驯服，野性向拂不常，以至荼毒氓黎，祸延宗社，乃平虏负秦之逆，僇主将又不崇朝，要皆亡虏之首难也。其酿患可胜言哉！议者谓逆节甫形，众犹左袒，若得中才之将，及其锋而奋臂一呼，渠魁立歼，何至流毒滋蔓，胎祸无极？乃懦帅蓄缩，莫适敢发。《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岂谓是乎！奈何诬天以逭诛也。”⁹⁰

通过《宁夏志》，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宁夏志》认为来自草原方面的“夷虏”太多，难以信任；其二，边将最初对兵变的反应过于怯懦。

谈迁还援引瞿九思对事态的评价：

韩琦、范仲淹功至高。西宁之事，岂不累年乎？今朔方即西宁矣。哱酋之变，乃不数月而旋捷，猗与盛哉！《语》曰：“一人守险，千人莫过。”臣观守灵州事，则未尝不壮其识。及闻决大坝水，哱酋遂至几无类，此又与攻智伯事何异？《传》不云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则金日䃅之事，何可幸言也！

明朝的边防多年来总是遭遇严重的兵变，包括此前的辽东兵变和大同兵变。镇压宁夏兵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和流血牺牲，故仅就兵变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看，这无疑是最大的一次兵变。如果放任不管，则哱氏很可能在宁夏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割据一方。

***

在镇压宁夏兵变的同时，郑洛也成功地将北虏赶出西海。从特定的角度看，此举是明朝与草原关系的转折点，这意味着明军已经对虏军形成全方位的压倒优势。但这并非最终结局，正如郑洛所预料的，当明廷从洮岷抽调大量守军前往宁夏镇压叛乱时，火落赤和真相又回到了西海。⁹¹

另一方面，哱拜的前盟友，酋妇切尽妣吉带领酋首着力兔、宰僧、庄秃赖、铁雷合落赤、打尔汉把都儿等至花马池长城关下悔罪，乞求开市。着力兔等“再四哀恳”，表示“愿立奇功”。督抚宁夏、兵部右侍郎叶梦熊奏曰：“惟是著、宰诸酋助逆入犯，欲准其市，似于前耻未雪，欲拒之不许，在我事尚未备。故为迁就调停之计，事关款战机宜，乞要酌议。”

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等言：“着力兔、宰僧二酋，哱贼一勾，终始助逆。贼在则招之不来，贼亡则不招自至。今日求款，明日称兵，为今之计，莫若姑许明卜诸酋，以离其党，严拒宰僧、着力兔，以折其心，熟察其情，而徐为之计。”万历皇帝说：“以叶梦熊前后所议款战自相矛盾，朝廷既假以便宜，不复尽拘初议。但逆酋虽称悔罪求款，未见立有奇功，不可轻许堕其奸计，而务要振扬威武，勒令诸酋尽献隐匿叛人，立功自赎，方许开贡。”⁹²

顺义王扯力克和三娘子却与此无涉。他们不但交出一些与事者，还拒绝帮助哱拜和卜失兔。⁹³

然而紧接着，西海和河套波澜再起。巡抚甘肃、都御史田乐题奏：“诸虏合谋抢犯，情势已露。吉囊有复仇之愤，永邵卜、火落赤耻市赏之革，扯酋有助逆之形，乃着力免、宰僧欲勾吉囊而南，永、火欲率诸酋而北。或欲共攻，或欲分掠，使甘、凉、庄、肃、西宁一带首尾不应，故制胜之策，不可不豫。”而随后，明军也发布了防御计划，在各类小规模冲突中，明军陆续有所斩获，这导致卜失兔等虏酋恼羞成怒。⁹⁴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二十二日，叶梦熊以“虏众顺逆不同”，于是备举四镇所面对的不同情形，以为明廷战款的长久之策。他说：“在延绥，卜酋桀骜要挟，负固不已；在甘肃，永、瓦虽屡乞款，而军民率欲拒绝，故抚臣皆主于战；在宁夏，着、宰诸酋献叛之后，似无逞志，而该抚臣方随机抚剿；在同、原，火酋近被绐诱，颇不见疑，虽灭绝未期，而机可徐图，亟当申饬，使将吏便于遵守。”兵部覆议：“驭虏难拘一定，在审察情形，随机防御，听彼斟酌举行，不相遥制，务期地方宁谧，勿致疏虞。”万历皇帝是其议。⁹⁵

更为全面的战争很快爆发了，且其影响颇为深远。明军在西海和宁夏之捷影响有限，多数贸易互市的市场关闭了，而越来越多的鞑靼部落也不愿意再因为冲突行为向明朝道歉款贡。到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一月至三月间，虏军沿西海、松山、河套等地大举进犯明边。尽管明军取得若干胜利，但由于兵力不足，明军在更多冲突中为虏所乘而败北。⁹⁶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秋开始，卜失兔就纠合虏众，屡犯定边张春井诸处。次年（1595年）秋，甘凉明军勠力同心，深入不毛，大奋犁扫，直捣青台吉虏巢，“追奔二百余里，斩首六百有奇”。这足以让万历皇帝荐告郊庙，宣示中外。⁹⁷然而八月，虏军奔袭兰州；十月，卜失兔突破延绥防线，八日内劫掠牛羊马无数。⁹⁸

西海方面也问题重重。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兵部题称：

国初曾于山海置设安定、罕冬四卫，抚插归附戎羌，壮我籓篱，故称无虏。自正德四年，套酋亦卜剌窜入海堧，残破四卫，而嘉靖末年，虏王俺答拥众南牧，党与渐繁。至万历六年，又复挟视豢款，迎佛假道，往来无禁，遂于海南建寺，题额仰华，而永邵卜遂统领部落主守寺刹，掠番聚丑，负海称雄。而火、真等酋遂渡河南牧，营成三窟，以故，两河东西无处无虏，无地无市，要挟不遂，无日无抢，甚则犯西宁而杀副将李魁，继犯洮州而杀副使李联芳，三犯洮河而杀游击李芳。致廑廷议，遣大臣经略，断其假道，革其市赏，焚其寺刹，而永、火穷酋尚尔远窜，西脑遁逃天诛，迄今神人愤恨，靡不欲缚其首，歼其类而甘心焉。乃永酋怙迷负固，仍逞故态，要挟市赏，纠众内窥幸督抚道，将屡遵庙谟鼓作番汉，严行侦探。虏方横行直闯，穵榨越关，而不知已堕伏中。我攻其内，番攻其外，夹击摧残，首尾不救，几致只蹄不返。头目把都儿恰即系亲杀李魁之人，地名朵尔峡口即系李魁殒命之地，且前后两时皆于九月，则又若天道好还之报，前后共计斩首六百八十三颗，而久积不雪之愤，庶少快其一二。⁹⁹

但在稍早时候，似乎又有边报称明军击溃了卜失兔。兵科左给事中徐成楚题：

延镇捷音：在二月中，兵分三路，各出边五六十里，直抵达贼巢穴。中、东、西三路通共擒斩四百九名颗，内有二名头目，夺获驼、马、牛一千五百四十九匹，盔甲、夷器三千六百八十二项等因。夫黠虏卜失兔因先年我兵夺彼行李，杀彼明安，酸鼻痛心，必求报复。兹幸镇抚运筹，将士勠力，俘斩溢于四百，捆载业已五千，谋出万全，功收一举，而臣犹不能无言者。边镇岁苦，虏患内地，黔黎掠在彼中者不少。今该镇俘获未知的数，然岂无被掠居民诖误其中者乎？夫讨虏而获我民，诚不殊于获级，即赦民而诛丑虏，均不失为首功，故审验不可不亟，此按臣之任也。明安特一酋首耳，彼且衔之数年，牢不可解，矧遭此大创乎？我有奏凯献俘之盛，则其气易骄；彼怀卧薪尝胆之心，则其谋愈密，故防御不可不严，此将领之任也。¹⁰⁰

三月初六，徐成楚再题：

长昂盘据三卫，距陵寝仅数舍许，自革赏之后，东纠西结，志在必逞。虽顺义抵牿未应而赶兔猖獗，可凭乌合衡连，势所必至。近闻督抚与枢臣会议裁其贡而与之款，亦羁縻一策，然未可常恃也，可忧者一。云中、上谷为神京锁钥，往者青把都未死，顺义故壮，久称恭顺，今渐非初矣。戎足易猖，兽心叵测，积薪厝火，未可谓安。况青酋遗有五孽，控弦不下万指，少者渐壮，壮者渐黠，可忧者二。甘镇久为永邵卜所苦，该镇不胜愤郁，诱其款而屠之，雪耻除凶，功诚不细。然或者谓杀降不武，诱款不信，启衅不祥。夫边臣任事最难，兵法致人有训，阃外便宜，岂堪苛责？然亦该镇之一隙也，可忧者三。辽左北逼虏，南逼倭，最称要害。自高平大创，虏谋小寝，所难御者独倭耳。夫釜山故非土著，传者误以为土著，乃今筑墉构室，屯粮增兵，俨然一土居意矣。朝鲜能无恙乎？朝鲜危则辽左危，可忧者四。西夏自孽哱之后，摧残略尽，火落赤、着力兔诸虏又从而蹂践之，迄今贫者逃，富者徙，丁壮死于征戍，老弱疲于转输，所为国家有者，独区区版图耳。肩事者不以此时力为培植，安保无如元昊者出为宋患乎？可忧者五。封疆之臣，守土为职，我国家自河套一失，虏患遂棘。先臣曾铣慨然倡议，谋所以复之者，而功竟未就，乃有识之士未尝不扼腕。今边秦将吏，不谙大略，将近边隙地辄弃以予虏，土地日促，则虏日近，异日欲驱而远之，可复能乎？可忧者六。¹⁰¹

卜失兔的事情还没结束，他无日不思报复，令明廷深感不安。兵部题覆道：“各镇疏陕西三边，东起榆林，西尽嘉峪，南抵洮河，北至贺兰，延袤四千余里。套酋卜失兔等无日不思报复，无岁不图劫掠，盖忿水泉之败，明安之诛，观衅乘暇，已非一日。宜分布官军于定边砖井，旧安边柳树涧，宁塞镇静等处，以遏虏之大举。”而火落赤则向甘肃巡抚田乐请求放行其回河套。兵部认为，应确保无论火落赤从何道经过，明军都能守住。而到了六月二十四日，火落赤的同盟真相由洮河谷口入犯明境，袭击洮、岷二州。¹⁰²

因此，西北边防的动荡局势，并非明军所能有效控制。鞑靼诸酋四散在诸番部落，而明军又不断根据诸酋的游徙而不停地调整自身的防御，实际上形成了看似风平浪静却又无处不在的挑战和威胁。明廷同意边臣的建议，认为即使代价高昂，也要坚持维系与蕃人之间的茶马贸易，这对边防安全至关重要。¹⁰³

似乎是为了与前述设想相印证，火落赤在与顺义王聚会之后，便回到西海发起了一场战争。是秋，他向南奔袭500公里，以3000骑兵穿越群山，突入松潘。四川抚按谭希思、王明奏言：“松潘一镇，在蜀为极边，从来未有虏患者，以临洮足以饱溪壑，吐番足以备捍蔽也。今关中之兵势振矣，势不得不舍彼而趋此，各番之弱者抢掠尽矣，势不得不逾番而内向。蜀之堤防有不可一日弛者。”¹⁰⁴河套的情况则有所好转，据兵部称，北虏似乎又有议和的意向。兵部题：“套虏畏威悔祸，乞恩纳款，急宜议处，以安重镇。事谓卜酋既已叩阙，庄、明缘何不至？着、宰二酋先经议款，缘何复犯宁镇，乞从长计议。”万历皇帝道：“套虏乞款事，贡马既经收入，依拟准动本镇银量给犒赏。其应否许款，还行与该督抚官再加详察，虏情顺逆，明立约束，务要从长议处定夺。”随后，他又谕兵部：“朕见套虏乞款事，在边臣则请在廷会议，在该部又请在边详计，虽意贵从长，实互相推诿，何时而决？朕思战守正理，款事羁縻，均不可废。果以诚乞款，宜明定约束，必须一年无犯，方准一次款市。恭顺在先，给赏在后，验其背向，以为行止。听边臣所请，不必遥制。前此革赏，毋得轻补，后此背约，毋得掩饰。明白正大，威信两全，你该部便着酌为定议，行与九边遵守。”¹⁰⁵

战争的天平又向明朝倾斜。由于明军直捣虏巢，虏军多败，士气低迷，不少蕃人陆续投归明朝，西宁、甘州陆续降附者万余人。¹⁰⁶明军的主动出击，给北虏带来了巨大的伤亡。¹⁰⁷

如此，越来越多的北虏离开西海，住牧甘州。据陕西督抚李汶回忆：“正德初年，套虏亦不剌获罪于主，降附中国，栖迟于甘凉，问引领望救。当时地方官畏虏如虎，不救不纳，虏见我之歉志于招纳，又窥我有归还悉怛谋之意，且深知我无如彼何，遂穵我边垣，经我内地，占处青海，残破五卫，实由处置失策，以致虏之右臂复联，尽河湟两川，混为虏巢。驱两河诸番，靡所寄命，甘心为虏之耳目响导，以戕虐于我。”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朝的政策则完全与前述相左。甘肃巡抚徐可畏奏：“降夷日众，乞查给房屋、月粮、地亩、牛种，以安其心。有侵扰生事者，治以汉法。”兵部议曰：“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养鹰餋虎之虑，尤为可鉴。除前降者如议处置外，以后须察具真心归顺，方许收录。务收一夷，即得一夷之用。”万历皇帝是其议。¹⁰⁸这是惊人的转变。我们知道，在宁夏兵变、哱拜谋反时，明廷尚且认为虏之附边是一个会带来潜在灾难的行为。而汉人与鞑靼人之间是否在文化上难以相容，或者单方面接受另一方的熏陶，则至今仍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明军的“捣虏”行动真的能达到其效果吗？吏科给事中刘道亨认为：“款贡之始，边官畏虏，甚于畏法。久之习虏，若不尽畏。又每年抚赏成而官不加进，喜事者又多敢战之说，故边官往往务以捣巢见奇。捣巢获首功，一则报十，十则报百，秋高马肥，虏来报怨，抢一月，走二千里，不报也；堕三四十墩台，不报也；杀一堡人民，不报也。朝廷之上，宣捷布恩，焉知边民之若屠耶！”刘道亨的建议是“禁捣巢”，但万历皇帝并不表态，奏疏留中不发。¹⁰⁹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政策风向的变化，凸显了万历皇帝对边防事务过于任性专断的干预。在接下来两个月内，卜失兔、庄秃赖等酋进马互市，华夷一家。总兵赵梦麟见边外虏人的帐篷星罗棋布，心生奇货可居的歹意，于是密说总督李汶^[8]以邀功之念，为掩取之谋，暗地里以堵截为名，发兵攻袭虏巢。但赵梦麟自知“名义不正，耳目难欺，因而大行科敛行赂，以图掩饰”。随后，“虏怀必报之忿，于七月大举入寇”。赵梦麟魂摇胆落，率兵困守城中，不敢以一矢相加虏军，致使虏军在两旬之间攻城略地，葭州、神木一带堡塞悉被残破，俘虏男妇以千计，屠戮老幼以万计，少壮群驱而去者更加不可胜数。数月之后，万历皇帝将赵、李二人解职。¹¹⁰

但明军并非事事无成，他们甚至第一次从北虏手中夺取了一大片草原。这片草原位于西海和河套之间，也就是松山。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兵部言：“陕西之松山，界在甘宁，实两镇往来通路，靖、固藩篱。自流虏窃据而镇番，中卫因之断隔，贼遂得以窥我两河矣。今督抚诸臣借累胜之威，大行搜剿。著、宰既已归套，宾、阿移遁贺兰，举三十年经营，兔窟一旦扫除，五百里沦没故疆尽行恢复，功岂不伟哉！第恢复不易，保守尤难，及今筑墙筑堡，移将移兵，亟举而力图之。虽经数年，费巨万，不惜断匈奴之右臂，联甘宁之辅车，作靖固之屏障，此一劳永逸之计，事机之会，何可失也！”万历皇帝然其言。¹¹¹后来，又有四百多名“逃虏”自松山来归附，万历皇帝决定予以其赏赐封赠。¹¹²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卜失兔等虏酋试图夺回松山，但以失败告终。¹¹³

尽管“套虏”诸酋已经通过一系列交涉，重新回到朝贡互市的轨道，但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西海方面的虏酋仍与明军为敌，明军不得不经常设防警惕。¹¹⁴

紧接着，麻烦再次出现。边防地带的和平无法得到长久保证，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宁出现了骚乱。¹¹⁵此后，又有西僧琐判行至罕哈地方，遭人抢劫行李财物，随后被杀。顺义王扯力克认为是明军杀害的，但甘肃巡抚认为“虏使往来川底道，出肃州之西，距甘州千里而遥，而谓甘州地界杀琐判，不可解也”，显属诬赖。在他看来，虏王此举是因其“迷于酒色，事无主持，自佛僧西行后，听信奸人拨置，希图赴边挟赏”，所以捏造此类衅端而已。¹¹⁶

北虏对明朝的索取无厌，明朝开放的互市压力越来越大。兵科给事中孙善继奏言：

虏以款要我，我以款羁虏，款自有额，昔如额而今不如额。虏求盈于额之内，犹可从也，倘昔不如额，而今复其额，虏更求于额之外，今日增市，明日增赏，岁增则岁以为额，岁岁增则岁岁以为额。明请不得，阴设饵以媚之，公储不敷，私科削以继之，久之额不能供而款穷，款穷而祸乃滋大，以是而保款，臣愚不知其可也。故保款莫若决战，忘战必难保款。今报虏住牧清水河，不过四五万，而三镇主客官军实在二十二万有奇，诚及此时整搠预备，誓师陈旅，决意战守，以作三军之气，然后大宣皇上恩威，责以渝盟。倘豺狼无厌，分外横索，则声言革其市赏，坚壁清野，以伺其变。如果有内犯情形，则三镇相为犄角，互为声援，以挫其锋，然后乘机遘会，与之议款则款坚，与之保款则款久，故款足恃也。

给事中田大益亦主此意，但万历皇帝俱留中不发。¹¹⁷

接下来的军事冲突证实了孙善继等的判断是正确的。北虏开始对边防明军施压，并陆续爆发小规模冲突，随后则是一系列和谈、议款、赔礼道歉，周而复始。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这种“战争—议和”节奏已经在明朝诸边此起彼伏地出现，尽管史料的记载仅仅只言片语，未能勾勒出一完整清晰的画面。所以，明军的应对方略是否连贯奏效则不得而知，毕竟北虏内部又有大大小小诸部，彼此各自为政，难以一统。而明军边将对北虏袭击的奏报又往往带有水分，真假难辨，这进一步恶化了局势的发展。永久和平的希望未能显迹。

***

万历皇帝统治的最后10年里，关于边防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动向。其一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顺义王扯力克去世后的王位继承问题。另一个则是辽东边防与日俱增的冲突，而这里几乎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静谧，以至于时人未能准确预判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女真人会从这里入主中原。

顺义王位的继承似乎遵循着长子继承制，但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是，这种继承并非当然。鞑靼贵族必须达成共识，而后才能确定王选。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如接下来卜失兔的继位，前后竟花6年。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才正式被封为顺义王。卜失兔继位时间何以如此之长？这对后来明朝处理与草原方面的关系又有何重要启示？

对王位继承的干涉，无疑与俺答汗时代的“隆庆和议”有关。明朝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地带上，有不少指定的贸易互市点，鞑靼人以马易明朝之百货。鞑靼诸酋往往就近选择若干互市点进行贸易，贸易时间、规模一般由明朝决定，并遣人通知其酋首。互市时，其酋首需携明廷所授印册前来，有时候，交换逃亡者及对掳掠行为的赔偿道歉也在互市时进行。一旦鞑靼不守信约，明廷则以绝贡停市相要挟。¹¹⁸

若从鞑靼人的角度看，不断增长的鞑靼人口，势必要求明朝方面配给更多可供互市的商品。迫于此等压力，诸酋不得不尽可能确保和议得到贯彻延续。其中，最为迫切需要这一和议的，是嫁给三代顺义王的三娘子。根据蒙古收继婚俗，她在俺答汗死后嫁给了辛爱黄台吉，又在辛爱黄台吉之后嫁给扯力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顺义王扯力克死于迁徙西海途中。彼时，他正试图与格鲁派的喇嘛们一起重建这片大草原。¹¹⁹他未来的继承者，长孙卜失兔则还在鄂尔多斯河套住牧。¹²⁰明廷在等待诸酋达成新汗继承者的一致意见，且命依顺义王祖父事例给予扯力克抚恤。闰六月，忠顺夫人三娘子差使赍书至宣大，乞依先王俺答事例为请谕祭。总督马鸣銮、巡抚霍鹏疏言：

臣观扯力克自袭封以来，约束部夷，市贡维谨。忠顺夫人当未葬之前，恭报讣音，乞求谕祭，盖其向化诚深，而荷荣诚切矣。臣等窃以扯力克嗣封二十余年，纳款恭顺，视乞庆哈殆为过之。况值夷事更革之会，正群情观望之时，恤已殁之虏王，劝将来之酋首。宜命翰林院撰祭文，有司备仪物，仍请敕书一道，抚谕各夷。

万历皇帝是其议。¹²¹

没有顺义王期间，诸酋之间的关系又应如何处理？明廷虽让忠顺夫人暂摄王事，但实际上诸矛盾并不容易解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夏，诸酋之间出现纷争。明暗台吉领兵马与卜失兔争抢人畜，忠顺夫人率五路台吉驰马前往解之。宣大御史吴亮认为应革去明暗台吉之赏，以惩其恶。明廷又进一步考虑是否暂停互市。¹²²

到了是年秋，明朝方面对继承者难产的局面越发失去耐心。宣大巡按吴亮奏辩：“顺义停赏，原非挑衅。不过阴阳而操纵之素囊，与卜酋非欲争王也，徒欲借娘子之名，攘虏王之赏耳。夫无顺义王而有顺义之赏，赏之无名，彼若失王之赏，必且利王之封。”素囊与卜失兔之争，主要在贪图顺义王之赏，而边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希望万历皇帝能够阻止其求赏。时三娘子已将进白头表贡，而万历皇帝已经答应其依去年时赏行赐。¹²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三月，兵部尚书李化龙上言：“扯力克之故，于今三年，伊妻三娘子因嗣王未立，代进表文鞍马，恭顺无改。但王封未定，白头贡表一时权宜，终非远计，相应请命将应升虏官仍照三十六年例，一切停止，候嗣封之后，另行酌处。”¹²⁴到了十一月，兵部尚书李化龙再次奏称：“北虏受封一节，迁延将及四年，盖缘虏中家事未定，离合不一。固不可坐待以失事机，亦不容督迫以生他变……臣恐北虏四十年之盟好，骤至决裂。而吉囊、俺答未受款以前之景象，复见于今日也。伏乞敕下宣大山西抚镇衙门，严行各路道将，厉兵秣马，时时谨备。如虏势蠢动，相机战守，联络应援，毋误封疆。其宣大总督员缺，惟涂宗濬、黄克缵二臣即赐点用，责令星驰赴镇任事，庶可以维款事于未坏，锁祸患于将萌。”随后，李化龙又坚持应由忠顺夫人三娘子暂受顺义之封赏，而互市则对诸酋开放，同时向其传达明廷对卜失兔继承王位一事有所青睐的意图。¹²⁵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总督宣大涂宗濬题称：

丙午四月间，虏王扯力克物故，后虏情反覆，王封六年不成。今春，五路台吉纠合七十三台吉，与素酋为难，忠顺亦大修战具，以与五路为敌，此诚封疆危急之秋也。臣蒙圣恩，旬日间三奉明纶，促臣到任。臣闻命兼程前进，行至镇河，素酋差夷使入边百里迎诉，来意颇诚，面谕以销兵之法，于是忠顺、把汉、素酋俯首听命。臣又传令五路，禁其聚兵，第循夷俗，先与成婚，后议封事。五路亦听行，半减兵马。五月十一日，卜酋、忠顺已成婚讫，坐待乞封，与之题请，无复大虑矣。但五路要挟得志，复生枝节，挟忠顺移扯酋骨榇于归化城，又挟素酋分其板升大半与卜石兔。忠顺不从，声言复聚大兵为难。忠顺惧祸，贿以名马、银币，方始暂止。夫忠顺群虏之主也，五路跋扈自恣，忠顺不能束约。众酋惟五路之言为听，则忠顺势孤，而五路之党益强，将以挟忠顺之势，挟中国矣。本月初九日，故差夷使一百二十余人持票投臣，先讲宣府借伊之力，擒回史、车二酋，先年所许金币、蟒獭，十年未与，今当补给；次则欲增额外之马；次则欲邀非常之恩。盖欲借为兵端，姑羁夷使，不与速见，授意中军及抚夷官，与之反覆讲詟，销其雄心，久之，夷使不敢复言。除随机应变，臣不敢言。¹²⁶

对此，兵部题覆道：

督臣涂宗濬陈御虏机宜，谓自扯力克故后，六载之中，我无日不言封事也。卜酋未婚，虏妇犹以未婚辞，既婚矣，而不投结，不请封，若无意就封，以待我之急者。我急而彼将愈缓，恣意求索，而彼之计已行矣。夫我自封事以来，士马渐耗，于豢餋之余，四十年不谈自强之策。虏习我玩，愒以至今日。而卜酋遂持封事以难我，我所恃之虏妇亦不可知。宜一如督臣议，以自强为主，练士马，简精锐，实行伍，严考成，而又勿挑衅纳侮，未应先求。即虏来求我，亦必实觇其虚实情伪，勿堕其要挟之谋。

万历皇帝有旨：“着督抚、总兵官严修内备，以固封疆，不得轻听要挟，苟且完事，致启戎心。”¹²⁷

但随后事态又有变化。次年，诸酋正议顺义王位时，三娘子忽然病殁。宣大总督涂宗濬奏：

龙虎将军卜石兔、黄台吉并五路、摆腰、兀慎、把汉比妓、素囊黄台吉、多罗土蛮、青把都、小佛僧等各台吉，差夷使禀称：调到东西三枝、十二部落各台吉，倘不浪头目等俱会议求封。六月二十五日出行，投递保结，忠顺夫人于次日病故。臣谨议忠顺夫人自纳款以来，约束部夷，贡市惟谨，今兹物故，委宜褒恤。况时值嗣封更革之会，正群情观望之时，恤已殁之虏妇，实以劝将来之酋首。请准照顺义王扯力克等事例，以示天朝旷荡之恩。

礼部覆议：“请祭恤宜如督臣言，仍请下玺书，抚谕各夷。兵部差武官一员，赍赴督抚衙门，转行致祭。”万历皇帝是其议。¹²⁸

谈迁于《国榷》中评曰：“忠顺虽一胡妇，最机警，善驭其众，所部奉约束惟谨。款贡以来，借之縻虏四十年。彼感汉德，终身毋有二。惜其年高死，不能少待，吾岂忧辽左哉！”瞿九思则评曰：“三娘子以一婢妾贱人而得专三王宠，夫岂独以色胜哉！观大板升之事，且知兵，奈诸酋不从何。始黄台吉所夺诸酋妇至多，及一朝得三娘子而尽弃之。此不可谓能乎？每读书至三娘子者，多委婉，则未尝不怪柔媚之倾意。信有之也。”¹²⁹

尽管出现波折，但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会议仍然达成了一致协议。涂宗濬奏称：“东西各部酋长吉能白、洪大哈、素囊黄台吉等三枝、十二部落各台吉援俺答、黄台吉、扯力克袭封事例”，一致尊卜失兔为新主，求封顺义王。为此，礼部奏曰：“臣谨议，北虏自俺答以来，世修款贡，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此已事之明效。已今扯力克病故，其长孙卜石兔素称桀骜，亦凛天威，俯首听命，且群酋拥戴，俱无异词。宜允其请，俾统夷类，守边如故。臣等以为仍封之便。”万历皇帝同意卜失兔袭封顺义王，并以把汉比妓素效恭顺，准封忠义夫人。把汉比妓为素囊之母，同时也曾是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汉那吉之妻，此时因收继而与卜失兔联姻。素囊等亦各有升迁。¹³⁰

涂宗濬对虏情还作过一些分析，兵部对此亦有答复。其曰：

惟初封俺答之时，与之约曰：东自宣府，西至河套，责令俺答约束。今宣府白洪大自为一枝，河套吉能自为一枝，虏王所制者，山大二镇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之中，智力足以雄长诸酋者，五路台吉也。兵马足以抗拒卜酋者，素囊台吉也。公正足以摄服诸酋者，兀慎台吉也。恭顺足以调和素囊者，把汉比妓也。臣借素囊之兵力，树两匈奴之形，借比妓之恭顺，调素囊之悍，借兀慎之公正，破诸酋之奸，三大酋归心于我，十二部无不归心，臣皆得以联束之，此所以阴制卜酋而不至于骄也……督臣欲使虏王足以制诸部，中国足以制虏王，而其道在分合操纵，施不测之恩威，使为我用，而不为我难，诚今日之大计也。至于封市之后，则无如科臣所虑两大衅：一在割军实以啖虏，一在狃款以弛备，二者皆我己事之失也。盖扯酋之封，除三镇额赏马价外，所费金二万计，我悬一王爵，而乃贿求递结贿，求请封以媚虏，则当日诸将领之为此，非夺征戍之食，剥赤子之膏，孰从得乎？当俺酋拥数万之众，横行塞外几五十载，而我犹能遏其氛，今即卒有如俺酋者，还能应之否？而我徒以战守之说，内自虚以愚敌人，假令豪势之雄窥我之虚，则羁縻之术无所用矣。谓宜修战守，储金钱，利器械，缮障亭，察情实，坚约束，勿事滥予，以滋其欲，勿狎甘言，以厚之毒。群夷请求者，或详译以折其心，叛夷寇盗者，或责问以致其罚。戒吾边吏，勿私交，勿挑衅，勿以小事而张皇为大，则我边臣今日之事已。¹³¹

兵部的警告并非无涉。草原方面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变化，如俺答一般的强力首领是否会再次出现，明朝能否再以外交手段羁縻之？一切难有定数，强化战备是明军唯一能采取的行动。

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则认为册封顺义王一事为时尚早。据其上言：

虏封未妥，成命久悬，谨陈操纵之权，以存国家大体。卜酋之封，为时已久……以臣所闻，有可虑者二：一，卜石兔与素囊讲争八事，如归化城、银佛殿、八板升及市马之类。卜酋且挟争以要我，曰：“家事一日未了，则封事一日未成。”今各部落回巢矣，敕书已到边矣，彼来愈缓，我来愈急，犬羊之性何常，溪壑之欲难厌。与则溢额，不与则败盟。且悬王爵于塞上，委君命于草莽，轻中国之体，亵朝廷之尊，亦失策甚矣。臣愚以为，卜酋既往，成命当收，以此示绝，未为不可。如谓卜酋之去，既云天寒无依，情有可原，约以春尽到边，违则弗予，庶操纵之权握之自我，于国家大体犹无失耳。

赵兴邦所言并非无理。顺义王位的继承确缺乏应有的坚实基础。卜失兔序当袭王，而素囊却一再从中阻挠，这导致从一系列事件看，明朝似乎比卜失兔更急于完成顺义王继承者的安排。为此，涂宗濬解释道：

卜酋与众酋四月间近边会议，六月间议齐。忽忠顺物故，群虏几于动摇。至九月中旬投结时已寒冬，欲回巢取衣，听候传调，然后赴边。但卜酋驻牧西海，去边千有余里，各酋驻牧，各居一方，即传调矣，不能旬日便齐。即齐矣，未必便到。心虽无他，迹近延缓，朝使已到，受封无期，似有可疑之形，恐所属罢闲武弁与京中山人私相结约，传播流言，则浮议横生，而虏之要挟必甚。又或阴差亡命，唆拨虏酋，则虏酋中变，而我之收拾益难。惟勿听无根之言，申严通虏之禁，则国体倍尊，而封局可结。

万历皇帝命兵部覆议，赵兴邦奏言：“督臣既知卜酋去边甚远，传调不能遽集，何不申奏，使天使且勿亟往。奈何封敕到边，诸酋四散，辱君命于草莽耶！宜收回成命，待其叩关恳款，然后与之。庶中国之体统犹存，而虏酋要挟之谋少寝。”¹³²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宣大巡按御史吴允中亦对此表达自己的观点：

酋妇三娘子感朝廷浩荡之恩，输诚纳款，三经易封始终不肯寒盟，本妇调护之力居多也。今本妇物故，而卜素二酋互争家事，说者疑虏不肯受封臣，以理势度之，酋之受封也，非徒享荣名也，实欲贪厚利也。虏不受封，衣毳、食腥萧萧然，一窭酋耳；自一受封，而享用霄壤矣……抚赏无所用，边事大可虑矣，此固筹边者不可不知。而以今观二酋尚恋刍豆之牛马也，其心未常不欲封也。夫虏既欲封，而耽延至今者，何也？盖以往年讲封，虏中兵权在三娘子掌握，讲说一定，便无异词。而扯酋一故则不然，素酋系三娘子爱孙，而卜酋以枝派为群酋所附，中间情形大费区处，迨卜石兔四月到边，而六月忠顺物故，在素囊倚嫡孙之亲，以既不得王子之号，须据忠顺之有而舍荣名以享厚实；在卜石兔凭名分之正，以既受王子之封，应擅忠顺之利而贪荣名，又图厚实。

兼以五路狡点、明暗阴狠，而中国亡命如计龙计虎等又从而簸弄其中，欲增于旧例之外。故倏喜倏嗔，犬羊常态，原不必急。一时中外所共虑者，独以朝使久稽君命，委诸草莽，重辱国体。而臣一腔赤衷，更有食不下咽者。第闻夷狄之性，譬则禽兽，投其欲则摇尾乞怜，拂其意则狂猘反噬，为中国诘者。惟当因所欲而节制之固，非可以礼义驯服、纪法绳束者也。嘉靖中，北虏求贡，仅仅贪赏赉互市之利耳。边吏仓皇无策，主计者为谋不远，斩其使以彰国威，于是黠虏愤恨，蜂拥大举，二十余年迄无宁日，则往岁失计之明验也。今日封事操纵机宜，实边疆数拾年安危所关，而未可以易言之也。臣窃念以龙章紫诰下及腥膻，其朝颁夕领也，奚足为国荣；其耽时延日也，奚足为国辱。惟以国家有大体，边臣荷戈，既不能制夷人之命，待皇仁委曲而尚不能约束就命，则平日修备谓何故？待汉法欲严，此所宜责将吏者也。皇恩如天地，狂犬张口待哺，而偶相吠相，啮投之以骨，不顾亦直，任其自定而已。故待夷法欲宽，此所以处二酋者也，严则宁谧边疆。而今日之封且勿急事之，成与不成惟问边之安与不安而已。

虏封未定而果，统驭无人也，零夷鼠偷也，大众蚕食也。我之牲畜被其掳抢也，我之城堡被其残破也，我之兵马人民被其戮杀也。此政剥肤之患，缓之恐为心腹之忧，势不得不急。今日虏人自争家事，自相戕伤，实中国之利也。一听其自处自分，而我总不任德任怨。说者欲收两虎之利，而臣窃以为兵家知彼知己，无奈我之非卞庄也；说者欲择强而附，而不知堂堂正正自有中国之大体。况汉过不先，而各边诸夷闻之，且生心耳。故今日之封在我，原不必急，而惟念及封使，则口虽不言急，而心未常不欲急。赫赫皇命，久稽辱国体，收回亦以伤国体，千万筹度，访之中外，愚臣无所知识，惟仰借皇上宠灵，就其嗜利之心以折之，则局不难结矣。往例封事一成并节年市赏佥得补给，故虏人惯为得计；今年封事不成，今年市赏自在，明年封事不成，明年市赏自在。夷心无厌，肆为要挟，得寸则寸且以寸为例，得尺则尺且以尺为例，明知寸尺不可得，而姑为耽延，以侥幸于不可，知此夷人之敢于谩中国，亦中国之自失其把柄也。故臣愿皇上严敕诸酋，旦夕就封，姑照往例补给市赏，以示王者无外之仁；再或延迟敢负国恩，则闭关谢绝，即或坚意乞哀，亦止给当年恩典，而节年旧例尽为革绝，则不惟酋首惮失厚利，即诸头目亦且夺魄，相与怂恿蚤定矣；脱夷欲不饱而犹然耽延，则亦惟有就市赏之利，以夷攻夷而已。闻虏自款贡以来，所得中朝金帛，有名头目照例给分，而一切群丑不得丝粟之恩，且慕且恨久矣。虏果抗旨要挟，我明白令通官传谕十二部落，各照界许自开市，而部落中有输心内附者入边先厚加犒赏，仍计口给以双粮，一切斩获首级悉照中国旧例总之。以一岁之市赏，结彼部落之心，将芳饵一悬，万尾毕集，虏酋纵狡纵悍，而目击众叛亲离，未有不为之胆落者。胆落而哀请，则与之始可久也。

汉一中行说，足以酿乱；而世庙时以赵全为边疆大患二十余年，今用事虏中有名姓可指如中行说、赵全类者，固难以屈指计也。每念远托异国，昔人所悲，兼以胡地玄冰，边土惨裂，而我华人抛乡井、离坟墓、背却骨肉，生礼义之乡入侏俪之俗，甘仰夷人鼻息者，或迫于饥寒，或由于亡命，或以跅弛不羁之才困于奴隶无由以见奇，不得已至此。今诚开归化自新之门，穷迫者安插以生产，诖误者湔洗其往愆，而有长驾远驭之略者授以把总名色，使得展布，果革面革心而捐躯报国，渐次优擢，总无所限，既动之以良心，又抚之以厚恩，将中行、赵全等复归叛图而可以塞其耳目，可以绝其向导，且簸弄无人，而枭性纵曰难驯，未有不悍然悟者矣。

……

夫我有四策，既折其心，又落其胆，既剪其翼，又绝其用，而庙堂之上又不以延迟罪当事，则彼知要挟无所用，亦不得不急。彼不得不急，而我从中从容裁酌，理谕势屈，既以结目前之局，且以纾异日之患，则国体以尊，国本以固，而可以保数十年无事矣。

总之，吴允中认为必须向诸酋传达，明廷不会因急于册封顺义王而强迫他们接受对某位虏酋的封赏。这样，诸酋之计遑逞，情伪可揭，羽翼亦遭削弱。而后诸酋知明廷不接受其施压。万历皇帝是其议。^133[9]

吴允中之议奏效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二十五日，虏酋卜失兔、五路、素囊、把汉比妓、兀慎、摆腰等至得胜市恭领敕赏。六月初八，明廷正式册封卜失兔为新顺义王。总督宣大都御史涂宗濬、巡按御史吴允中以事闻，兵部曰：“卜酋新为王，诸部拥众自强，群心未协。宜饬沿边将吏，严加备御，庶在我有可恃之实，而塞下安堵无虞。”万历皇帝是之。¹³⁴而吴允中则继续提到，卜失兔之统辖能力实有限，忠顺夫人三娘子又已物故，因此明军应该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为此，明廷准许涂宗濬所请，加强张家口一带互市关隘之城防。看来，明朝君臣时刻担心诸酋失控而觊觎边市物货。¹³⁵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一月，已经升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涂宗濬题曰：

北虏自俺答至今，受封已四世矣。然俺答之受封也，以孽孙之在中国也。黄台吉扯力克之受封也，以虏妇之中主也。虏妇兵权在手，上佐虏王，下抚诸部，令行禁止，当时所难者，只在虏妇之不肯许婚。虏妇许婚，则封事指顾定矣。若卜酋之封，自丁未至辛亥，虏妇不肯许婚，素囊阻梗无已，所以然者，素囊欲篡虏王之位，因以擅市赏之利，虏妇不能制也。卜酋欲袭虏王之位，又欲专虏王之利，素囊不肯分也。辛亥，卜酋虽与忠顺成婚，而兵马尚在素囊之手，即虏妇未故，卜酋徒拥虚名，不能有所主张。虏妇即故，卜酋虽受王封，而与素囊争分家财，久不相让，主事无人，兀慎老矣，五路故矣，五路之弟打赖、宰生台吉者虽颇知理，恭顺堪使，然夷狄之俗，父母故后，所遗家产，原归幼子，素囊执此之例，宰生台吉亦无如之何。卜酋以袭封之故，定欲尽得虏王之赏，素囊必不肯让。卜酋去岁受封之后，十二月曾遣二弟班儿慢台吉、他儿泥台吉前来进贡，又为素囊遮留，曰家事未妥，如何进贡，卜酋二弟又复回巢，则迟迟其来，盖为争家事，非敢侮中国也。臣但令临边将吏姑停大市，必待贡到而后开。素囊欲开大市，必当与卜酋分家，素囊与卜酋分家，则卜酋之贡自入，机之在我，止于如此。至于止大市而虏不敢争，只有简将练兵，谨守封疆，使虏不敢狎。贡之迟早，皆所不论，臣奉旨处置贡事，谨悉心料理，以求上副。

随后，涂宗濬再次请辞兵部尚书一职，准备告老，“伏乞别简名德大臣，以允兹选，使臣一意边事，庶罪过可逭，而分义亦安矣”。但万历皇帝拒绝其辞呈：“贡事未完，卿宜遵旨，相机经画，无失中国驭夷之体。本兵重任，原以才望特简，不必又辞。”¹³⁶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科给事中余懋孳言：“虏卜石兔力不能钤束青把，故封事成而岁费益增。当事既不克武，预却其贡，则赏宜如期以示信。今补贡四十二年表笺、弓矢、鞍马等物，既已收进，赏赐物临期不发，问之工部，委内库；问之内库，云抵张湾未输。得毋铺垫之需索而经收之留难乎！虏候半载，倘生戎心，此曹何以谢罪？”但万历皇帝不予理会。¹³⁷此后，直到泰昌皇帝即位后，卜失兔与素囊尚处在相互角逐的状态中，而出于某种未知原因，卜失兔尚来朝贡，而素囊已不再前来朝贡。¹³⁸

***

在万历皇帝统治的漫长岁月里，与战争有关的国家事务很多，但大多数甚至与北境边防无关。麓川、缅甸、播州等，均先后发生过战争，而朝鲜则有壬辰倭乱。这些战役，明军无一例外大获全胜。可以说，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已经在东亚定于一尊，无可置喙。从史料中看，万历皇帝处理这些战争、冲突颇具智慧，丝毫不逊于乃祖。当然，辽东是个例外。

数个世纪的史料显示，明朝北境防线的一系列冲突，似乎至此归于沉寂，不再出现于史料中。但仍有若干未解之谜，如明朝与吐鲁番争夺哈密一事之后续，或与“套虏”之间的最终结局。明军相继撤出这些地区，但其原因未能得知。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后，顺义王权之继授也同样不再出现在史料记载中。明朝的灭顶之灾，正在辽东防线一带星火燎原，明朝君臣的注意力自然也转向至此。辽东的记载越来越多，其他防线的记载越来越少，这似乎暗示了，辽东是大明王朝最后的防线。

注释

[1]作者原注称该段出自《明实录》，实见于《万历疏抄》。——译者注

[2]本处原著误作“万历六年”，核《明实录》原文，实为万历五年，据改。——译者注

[3]指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工科都给事中刘铉。此二人联衔弹劾王崇古，本段奏议即为王崇古针对其弹劾的驳辩之言。——译者注

[4]管志道是明代非常有名的思辨学者，同时也是张居正的反对者。详可参魏家伦的《晚明地方社会中的礼法与骚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研究》。——原注

[5]原著作“Cai Jingrong”，有误。——译者注

[6]指太祖皇帝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译者注

[7]原著中称“哱拜”为“Pu bai”，但“哱”的发音应为“bā”；其次，在蒙古中存在“P”这个声母，但不常见，因此此处作者理解有误。——译者注

[8]原著作“Liu Wen”，为“李汶”之误。——译者注

[9]原注此出为《明实录》，经核，应为《万历疏抄》卷41《论虏王受封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