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明余晖——最后的辽东防线（1573—1627年）

隆庆和议的约束力似乎未及辽东——北京以东160公里的蓟镇，由此地可直通东北辽河流域腹地一带的沈阳、辽阳。俺答汗虽为草原共主，但实际上控制着这片草原的是土蛮。与俺答汗不同的是，土蛮仍对明朝充满敌意。首鼠两端的朵颜三卫位于土蛮所辖草原之东北侧，而辽阳东北则是女真诸部。与朵颜三卫的兀良哈人一样，女真人接受明朝卫所之册封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并与明朝之间存在朝贡贸易，同时接受明军之调遣。大体而言，辽东防线小乱偶见，大体无碍。¹

但究其区位，辽东防线毕竟与他处不同。在这里，其总督由李氏家族世袭。李氏由其高祖李英从朝鲜半岛迁居到铁岭，数代人长期充任铁岭卫的低级军官。该卫紧邻泰宁卫，位于沈阳东北处约60公里。传至李成梁（1526—1615年），则因其战功卓著，一跃而为辽东总兵，封宁远伯。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俱身居高位，在明朝后期为朝廷作出极大贡献。²

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先后作为辽东副总兵官、总兵官，李成梁承担着击退北虏、镇守辽东、防备女真等诸多征伐军务。这些战争极为残酷，远甚其他防线。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因决策失误，为言官所劾而罢职。

万历元年至四年（1573—1576年）间，李成梁西与土蛮、泰宁卫相抗，东则击溃建州女真都指挥王杲之进犯。李成梁督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斩首1000余级。冲突的结果再次熟悉地映照在辽东防线上。

但女真终究与鞑靼不同。女真并非草原势力，其居所水草丰茂，树木丛生，适于农耕。女真人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修筑房屋，而不是逐水草而居。尽管女真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但他们也并非世守故土。在一定条件下，女真人也会随处迁徙。白山黑水之间物产丰盈，远胜草原，女真人过着舒适的农耕渔猎生活，甚至已经开始造舟冶铁，步入文明社会。当然，人参等稀见产品也为其生活之处特有。政治上，女真诸部中，接受明朝册封的被编入建州三卫，其外又有海西、野人女真等。自元以降，300多年间，女真人由于涣散分裂，诸部间战争此起彼伏，诸部间常年仇杀，积怨深厚。后来的历史书写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建州女真上，而这仅仅因为这里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有建州女真参与。与鞑靼人、蕃人相比，女真人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但与前者共同的是，女真人也时刻在为维系与明朝的朝贡贸易绞尽脑汁。接受羁縻卫所是其采取的主要策略。

早在万历三年（1575年），形势对明朝而言一片大好，建州女真方面则处于劣势。王杲之乱后，女真之朝贡贸易受到制裁。王杲败亡后，“不敢直走北虏，度生平唯王台相得甚欢”，于是前往投靠。王台是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素来忠顺，自始至终为明之藩篱，闻王杲至，将其及家人27口一并押送北京，悉伏法。瞿九思对海西女真哈达人还有更详细的介绍，称其“颇有室屋，耕田之业，绝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³

王杲何如人也？尽管他是建州女真都指挥，但王台是“万汗”，其地位大概还要高于王杲。或正因此，王杲的叛乱之举，需要王台负责到底。史称王杲生来聪明机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尤其精于占卜之术，声若洪钟，但性情急躁。王杲的剽悍鼓动了建州诸夷，于是“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杲乃视杀汉官如艾草菅”。⁴不过，当王杲正要和土蛮等进一步勾结时，王台及时地将他诱捕并扭送北京，终究授首。⁵瞿九思评曰：“建州置卫，盖自永乐时，旧矣。然未尝有倔强如杲者……以杲而杀戮我汉将军，殆如乱麻，呜呼悲夫……此正天之所以速杲死也。”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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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年（1576年），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在条陈三事中勾勒出辽东一带的地理特征。其曰：

辽东一镇，自宁前抵喜峰口，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由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迤西，曰福余。开原迤北曰山寨、曰江夷，迤东曰海西、曰毛怜、曰建州。祖宗以来，嘉其慕义，许以互市，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等夷；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福余西北等夷；开原迤东至抚顺，设一关市，待建州等夷，事属羁縻，势成藩屏。数十年来积套成毙，先年进循其期，今则纠同各部，传箭频至。先年酋首犒赏盐布，余止酒肉，今则通索盐布，增至引匹。先年酋首间讨衣段锅牛，视为异赏，今则指称常例，互为告讨。先年自称藩篱，今则假借大虏，倚托声势，绐我厚赂。先年马驼运载，利归中国，抽分抚赏，积有余羡，今则故用敝物，强求厚值，甚者徒手讨赏，至不可继，比比皆然。惟广宁关市附近，抚镇重兵坐制，稍听约束，抚顺一关，王杲就擒，各种衰弱，事属王台，暂无足虑。开原三面邻夷，势极孤悬，最为寒心。查该镇三关三市，王台由广顺关入市东果园，离镇城十五里，逞家奴（女真叶赫部酋长）等由镇北关入马市堡，离镇城二十里，⁷福余等夷由新安关入市庆云堡，离镇城四十里。近年，王台、逞家奴等皆得径至开原南城墙混列杂处，安肆贸易，略无界限。西北一带住收夷人互市在庆云堡内，一遇传箭，突赴市场，弯弓垂橐，务满所欲。所欲既得，捧乳进酪，强饮各官，以示婴侮。稍不如意，或鼓噪而起，或跃马而射，或顺抢而出，大小将官，痛若被围。推原本末，盖由广宁边有墙，墙有关，关内有堡，堡内有兵，由关而入，由关而出，体统稍正，衅端犹少。若开原，则边关既荡然无守，兵势又单弱不振，以故有求即与，莫敢谁何。诚能添设兵马，增补御备，驻扎庆云堡内，联络该镇参将，兵马约誓，沿边备御，官员申以不易之期，示以一定之额，如期而至，查额而赏，序名而领，其听我约束，则循例敷恩。⁸

而李成梁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则集中在辽西土门河一带。

万历十年（1582年），王台病逝，引发一系列惨烈的内斗。王台的儿子虎儿罕赤、康古陆、猛骨孛罗相互争夺汗位，明朝本应袖手旁观，任女真族内部自行解决这一问题，但急于恢复地区稳定的李成梁介入了这一内斗。这一介入对明朝而言，是致命的先声，但当时无人能预知这一点。万历十一年末（1584年初），李成梁与部分哈达部人击杀了支持另外部分哈达部人的叶赫部酋长逞家奴等，点燃了战火。⁹此外，早在万历十年（1582年）王台死后不久，王杲之子阿台向明军及海西哈达部发起进攻。李成梁便率军袭击了阿台，进攻阿台所在的古勒寨，大获全胜，斩首千余，获马500余匹。¹⁰

值得注意的是与李成梁结盟的女真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克苏浒河部酋长尼堪外兰。古勒寨深沟险壑，三面环山，阿台及其同党——毛怜卫阿海据守此城。李成梁和尼堪外兰猛攻两天两夜，最终拿下古勒寨，阿台被杀，阿海授首。但命运总是如此充满戏剧性。阿台之妻是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长子礼敦的女儿。觉昌安知孙女婿阿台据古勒寨而叛时，与其子塔克世前往劝降。不幸的是，觉昌安此行巧遇李成梁纵兵屠城，为尼堪外兰误杀。

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礼敦是其大伯，阿台之妻是其堂姐，而其父亲正是被一同误杀的塔克世。^[1]在明朝看来，觉昌安和塔克世向来拥护朝廷调度，寨中身亡实属意外。但努尔哈赤并不这么认为。尽管明朝对努尔哈赤进行了补偿，但他仍坚称明军和尼堪外兰在古勒寨的暴行是故意而为之——起码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这一说辞，而复仇是唯一的补救手段。以复仇为名，努尔哈赤能够将反明势力集合起来，并借机清除尼堪外兰的势力。这一动机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可以说始于明朝对女真诸部政治问题的干涉。¹¹

此时的努尔哈赤才24岁，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他辉煌的一生自不待言，已经有无数学者进行过详细介绍和研究，故本书的侧重点不在他身上，而主要从明军辽东防线的发展角度来叙述辽东局势，并从史料中梳理其应对边防安全挑战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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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死在古勒寨一事，在当时并非要闻。李成梁与二人关系并不差，且因其死亡，李成梁又给予努尔哈赤相当丰厚之补偿。早期的记载中，甚至还没有提到二人的意外身亡。他们的名字是在数年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中出现的。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努尔哈赤编造的借口之一，以控诉明朝的罪恶。但不管真相与否，努尔哈赤的指控，都足以使其站在反明的道义面上。

与此同时，女真诸部内部正相互倾轧，彼此之间合纵连横，明朝也积极在他们中间寻找新的维护地区和平的代理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万历皇帝青睐于“海西属夷”猛骨孛罗，而叶赫部的逞家奴和仰家奴却反对猛骨孛罗，贿赂交通建州女真，欲夹攻仇杀猛骨孛罗。猛骨孛罗则意欲收括海西、建州，与福余卫结盟。¹²

战争一触即发，但至少在目前，李成梁仍是最大赢家。万历十一年十二月（1584年1月），李成梁以赐敕书为由，诱逞家奴、仰家奴至关王庙，将其二人并所带311名随从、所捕虏兵1251名尽数斩首。《清实录》和《清史稿》不约而同地指斥李成梁此举背信弃义，是收受海西哈达部贿赂的结果。¹³

而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春，速把亥纠合土蛮军大举入寇，劫掠沈阳，李成梁将其击溃。随后，速把亥等在辽河宿营，李成梁又大破之。但这一系列胜利未能阻止北虏继续袭扰边防。¹⁴直到万历十三年到十四年（1585—1586年），类似的袭击依然持续发生。沈阳是北虏的主要袭击目标，但仅此一年，李成梁已经斩获“虏首”数百。土蛮希望开放互市，但李成梁并不同意。¹⁵在这种角逐中，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明军与“虏军”之间的斗争保全自我。当然，此时的努尔哈赤尚不入明廷法眼，他压根儿连威胁也谈不上。

女真诸部的代理人本该在海西哈达部中产生，但内讧削弱了哈达部的地位。猛骨孛罗显然未能有效约束诸部。¹⁶明廷非常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兵部题称：“王台世居海西，统管夷众，明我耳目，受我要束，自收二奴，制建州，岐东夷北虏而二之，则海西为开原藩卫，而开原倚海西为安，已非一朝夕矣。比王台既殁，遗孤仅存，大势未振，二奴孽子欲乘隙以并吞，而康古陆等复纠谋以内应，是海西诚有累卵之忧，而歹商不免覆巢之恐。”但明廷的介入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猛骨孛罗并非最佳人选。于是万历皇帝赋予辽东大臣临机措事之权，令抚镇协心行事，督臣从宜调度，毋得疑虑推诿，以致误事。¹⁷

战争愈演愈烈。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李成梁攻叶赫部，“以大炮击其中坚，凡在发炮，内有铅弹，弹所经城坏板穿，楼大木断”，明军破其寨栏，斩首五百余级。在这里，《明实录》首次提到努尔哈赤，提到“建州奴儿哈赤及北虏恍惚太结连助逆”，与叶赫部是盟友。¹⁸

九月，蓟镇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会题：

海西挹娄夷种，自永乐初来师，置塔山、塔鲁诸卫，俾藩篱我，至王台而益效忠顺，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相率内向。时王台近广顺关，称南关酋二奴近镇，北关称北关酋，而北关实听命于南关。王台死，长子虎儿罕亦死，二奴以侵南关，诛其子那卜，二酋修父怨，攻南关急，不复奉我要约。臣等是以有兴师之请。温姐者，王台后妻，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孛罗，少。而台他子康古陆、长古陆，妻后母温姐，故亲北关，又仇其兄虎儿罕，欲甘心其子歹商，故南关惟歹商孤立守王台之业，而余皆贼也。臣等是以有并处康酋、温姐之议。温姐子猛骨既以母族北关攻歹商，建州酋奴儿哈赤亦因结北关亲，以歹商为事，歹商敌益多，故大帅有东征之师，欲诛二酋以安歹商，报王台之忠顺，竦四夷之观望耳。暨誓师而二酋负固，乃纵兵破其重城，发大炮坏其墙屋，贼有洞胸死者，二酋始惧，愿和歹商。臣等是以班师而身留开原、铁岭间，以图善后之完计。先是，康古陆以参将李宗召至囚之，至二酋破，愿入马奉贡。猛酋子母亦请归命，而皆若怀疑不前，则以古陆囚未释也。臣等是以决策，释康古陆，曰：‘汝能收温姐来，不尔杀也。’酋果偕温姐骈首谢。臣等赉而遣之，又虑歹商弱不能立，久之或为诸酋并，则名为后王台，实亡之耳。乃复令奴儿弃北关，婚歹商。二酋闻之，亦争与歹商和，而开原高枕矣。但两关终以敕书不平为争，盖自永乐来，给海西诸夷自都督而下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以强弱分多寡。今两关之强弱可睹也。臣等是以酌南北平分之，而北少其一，以存右南关之意。诸酋皆服，然两关以争故，皆失田业告饥，而南关之歹商为甚，因出粟赈之，次第给牛种。歹商等各感泣而去，无何，康酋死，遗言戴中国恩，毋反。未几，温姐亦死。于是卜寨、那林猛骨、卜罗、歹商四酋重约婚姻，争先向顺，而建酋贡已先入矣。此东夷向背曲折之略也。

万历十七年（1589年）九月，明朝始命建州女真都指挥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据《万历武功录》称，此命乃因努尔哈赤克强盗要塞五十余座，斩其酋首，释放被掳人民而得。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四月，努尔哈赤率108名夷人赴京进贡，明廷依例宴赏之。¹⁹

从这些史料看，直到此时，辽东女真的局势大体是稳定的。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万历十八年到十九年（1590—1591年）间，土蛮及朵颜三卫诸酋之继承人相继袭扰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四处征战，前后伤亡近2000人。河南道御史林祖述题参：“蓟辽总督蹇达节报虏情张皇，轻率哨探非真，而急遽求援，摇惑京师，致烦圣虑。”而支持李成梁的大臣也一时失了声音。御史张鹤鸣又题称：“辽东总兵李成梁，血器既衰，罪恶贯盈，乞亟去以全始终。”万历皇帝竟是其议。在辽东诸战将中，无人像他一般，担任辽东总兵官长达22年，始终如一日地坚守着辽东。²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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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592—1598年初），壬辰倭乱爆发，朝鲜军队节节败退，朝鲜宣祖李昖仓皇出奔平壤，随后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廷在进行一系列评估后，决定增援朝鲜，击退日本。于是，大批明军先后从全国各地调往辽东，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与丰臣秀吉所率领的日本军队展开战争。²¹

战争中，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女真人总体上没有外生枝，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明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但鞑靼人仍继续寇掠辽东。其中，朵颜三卫滋扰最甚。泰宁卫速把亥为李成梁击杀后，其子把兔儿、弟弟炒花继续据旧辽阳以北两河之地，与土蛮等为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把兔儿、炒花伙同朵颜卫小歹青、福余卫伯言儿等分犯锦、义州等处，大肆掠夺。²²该年底至次年初，明朝几乎同时在面临三场战争：哱拜宁夏兵变之余波，朝鲜壬辰倭乱及朵颜三卫对辽东的袭击。明军最后以某种方式一一解决上述战争，显示出其在东亚无可匹敌的主导力量。但明军经此诸役亦元气大伤，四五十年后，明军再也无力应对内忧外患，明朝最终崩溃。

明军的胜利激起了朵颜三卫复仇之心。巡抚辽东李化龙认为，尽管明军打了胜仗，但劫掠所导致的破坏致使人民无法生存，野多暴骨，民无宁宇。李化龙称，只有开放马、木互市，才能使敌势渐分，患亦渐减，尽管零星之劫掠可能仍会存在。万历皇帝是其议。²³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却致力于统一女真诸部，在明廷看来，此举使辽东局部得以宁靖。因此，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廷加封其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²⁴

事与愿违的是，互市并未能有效减少各类冲突，明军的防御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李成梁儿子们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鞑靼土蛮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追击捣巢，与数万鞑靼骑兵遭遇，力战不敌被杀。在壬辰倭乱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李如梅继任辽东总兵官，随后又有朝中大臣劾其畏敌不前，李如梅被劾罢官。互市再次取消。到了年底和次年初，辽东的局势已经略显惨淡，这迫使明朝在两年后重新开放互市，但终究未能挽回颓势。²⁵

对于生活在辽东地区的普通人和士兵而言，生活时而如同炼狱。他们不但要受到鞑靼人的袭击，而且由于辽东地区汉人、女真人、朝鲜人之间存在真空地带，因此也要为争夺生存土地、相互斗争。这突出表现在鸭绿江以北的土地，这里华夷杂居，明朝官员对此有详细的调查。御史胡文举奏疏，请求此后“辽属军民不许在此住种，朝鲜住民不得越江采取”，以防努尔哈赤之掳掠。事实上，明朝君臣对努尔哈赤的担忧越来越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努尔哈赤重新立猛骨孛罗之子吾儿忽答于南关，年底，明廷即遣使诘问努尔哈赤“既杀猛酋而室其子，己又执而囚之南关，不绝如线”，所欲何为。明廷显然非常担忧努尔哈赤日益增长的势力，于是下令横江一带军民撤离其住种地方，但撤离时出现烧毁人房屋，剽掠人财物、牲畜，驱逼人民渡江等残酷行为，致使溺死者千余人，饥冻死者万余人。其余流离殍死，不知处所者更是无算，以致大量强壮之人逃入建州，归附努尔哈赤。这与迁徙之初衷适得其反，最后仅有老幼孤贫六七万人随迁往辽东内地。

此事在朝堂和辽东均引起极大反响，胡文举称：“先年，李成梁自险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当时并无一夷居住，即今长、永、大三奠迤北新地二百余里，当初亦无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观之，不论朝鲜余地与否，顺江以北，总是华夷共弃之地，不可谓其尽建夷地。今则尽弃与夷，而三百里之边又失矣。”²⁶

辽东巡按熊廷弼以勘明抚镇弃地啖虏事向朝廷奏报，其略曰：

抚臣赵楫、镇臣李成梁弃与夷界者，宽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里，其概作逃民为韩宗功驱逐者六万四千余众，自清河之鸦鹘关以至一堵墙之盘岭，各墩弃而七十里之边失矣；自张其哈喇佃子弃而八十里之边失矣；自叆阳界起，赛儿疙疸迤东至横江一带尽弃，而三百里之边又失矣。此弃地之大略也。居民告垦，自万历十三年间，已有之二十八年，间复委官传调夷人公同踏勘，以居民现住为界。楫与成梁欲以此数万人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荫，遂假通事董国云之口，以奴酋索地为名，驱迫人民渡江潜避，此驱回人口之大略也。奴酋既安坐，而得数百里之疆，而知我之所急在贡也，曰必为我立碑，则许之立碑，必依我夷文，则许之刻夷文，必副将盟誓，则又许之必立碑，开原则又许之。今其碑文有所谓‘你中国，我外国，两家一家者’，种种悖谩。此界碑之大略也。岁犒赏银五百两，派凑于东西新地垦种人户，为存吾地耳。地既归夷，则前赏宜革。今奴酋已三不贡，而所许赏额则俱借库银，逐年支给，不敢迟缺，此抚赏之大略也。是四略者，谓之献地，不止弃地，谓之通虏，不止啖虏。楫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若所立石碑应行毁碎，以存中国之体，而奴酋畏威怀德，退还旧土，此则该部督抚、镇臣之事。²⁷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再度起用的李成梁，重陷弹劾风波。不过，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春，努尔哈赤还是同意与辽阳将领会面，重新设立界标，未经许可越境者将予严肃处理。²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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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对努尔哈赤的担忧并非无涉，满蒙之间正在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盟。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1607年1月），蒙古喀尔喀部在恩格得力率领下，以五卫之使向努尔哈赤进贡驼马，并尊其为昆都仑汗（恭敬之意）。²⁹

此后两年，努尔哈赤俱未出现在明廷的朝贡名单中。礼部侍郎杨道宾为此惴惴不安。其奏曰：

臣惟我皇上德合天地，兼覆华夷，凡滋肘行鼻饮之裔，咸遵世王岁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据辽东镇抚诸臣会题前事，则情属叵测，谋怀不轨，兵机属在司马，非臣所与，而朝贡属在礼曹，有不容听其不来而置之不问者。臣伏读太祖高皇帝祖训，首章有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师，致伤人命，切计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圣谟洋洋，明见万里。所谓胡戎，北则鞑靼瓦剌，东则兀良哈，西则哈密也。自兀良哈内附于洪武，收为三卫属夷，哈密纳款于永乐，借为西域贡道，而瓦剌即俺答一部亦即归诚于皇上，称顺义矣。惟是迤北鞑靼，东邻女直，雄据塞外，自永乐九年女直内附，我文皇帝即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三卫，均资扞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那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且开原止许市马，并无市参之令，而强市枯参，倍勒高价，将官偿之则难堪，争之则启衅，吞声朘血，忍辱养乱，非一朝夕之故矣。

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即有叩关入贡，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参价车银，尽入建酋兄弟之橐，犹且厌薄赏赐，明欲抢夺。若复苟且结局，隐忍偷安，不将益轻中国，勾连北虏耶？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当其始事，甲士七千，鸭河之役仅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而辽师遇之，遂不复振。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而臣按隆庆间辽镇图籍马步官军，实在八万，粒米豆草而外，主客岁饷二十万金，今称堪战精兵不满八千，思之可为寒心，毋论众寡不敌，而士气固已索然矣。说者曰：“司农见今告匮，正饷且缺四月，增兵加饷，谈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来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汉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来也，吾何必于追之，有如不以好来而以恶来乎？则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苏辙著论非之曰：“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耶？”此于制御蛮夷之道，可谓深切着明矣。今据奴酋言动，已是自来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为陛下仁同天覆，量并海涵，即未遽兴问罪之师，亦宜申以文告之词，诘责所以违贡者何故。若其悔罪归诚，特许自新；若其桀骜负固，亦宜暴其罪状，革其爵赏，仍敕户兵二部从长计议，整顿兵饷，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则制人而非制于人，中国之体统尊，而外夷之观听肃矣！³⁰

杨道宾的判断很准确，事实上，明朝的地位正在逐渐下降。女真诸部未合时，明朝就能稳定地控制辽东，但努尔哈赤陆续兼并了女真诸部，且为喀尔喀蒙古尊为可汗。朵颜三卫久为藩篱，但后来时常与鞑靼人一起侵扰辽东。而明朝的财政收入确实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万历皇帝手下那些令人厌恶的矿监税使正在全国疯狂搜刮钱财，而辽东税监高淮也因在当地搜刮骚扰，激起民变。³¹

此外，前述强行放弃鸭绿江以北与建州接壤的土地，同样是明军武力投射能力降低的标志之一。李成梁不仅采取如此行动，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宣称其完全有能力重新兼并此处。随着弹劾发生，李成梁被罢官，不久去世。³²不过，此次放弃土地在明朝并非没有先例。早在永乐时代，朝廷便决定放弃对朵颜三卫的直接控制；嘉靖时代则将河套拱手让给北虏。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财政难以为继是明朝放弃土地的前提，而土地继受者，是能够给明朝政权带来挑战威胁的女真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辽东防线面临双重压力。三月，北虏陷大胜堡，戕杀明军1000名。随后，建州方面，努尔哈赤又遣精兵五千驻扎抚顺，挟索人参价格。熊廷弼言：“奴酋不出月余，连以重兵压我，目中岂复有辽？……河西之虏贪汉财物，尚听款抚，而奴酋则不以此物为意，宁前一面临虏，又去大营近，易为救援，而开原则三面临虏，孤插虎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亦言：“辽左战款机宜，大略言辽中恃款忘战久矣，战则祸小而速，款则祸迟而大。杜松事非而心是也，马拯事是而心非也，独是插汉，虽崛疆河西，然亦不过贪汉财物，终无大志。惟奴酋难制，甚于宰赛。窃以诸虏之合，兵力相轧，其交易离。王台终身忠顺，其孙复无怨于我，而归计建酋，屈于力也。苟借为内应，遂因而乖乱之，则凡儿虎答可购也，北关果不能自保，合听之西归宰赛，使两酋相攻，以成相持之势，则金台矢可用也。奴酋之交，既携西虏，因乘其后，而两收之，则虎墩兔憨可说也。义州迤北咸镜一路，适直建州巢穴，若造舰置守，暗为应援，以成犄角之助，则朝鲜可檄也。凡此皆制御奴酋之权奇也，乃若庆云之败，河流之败，大胜之败，此皆关系战款，诸虏所视为趋避，惟蚤发勘地之。”于是，在辽东修屯田之事被提上日程。辽东巡按熊廷弼上其议，大略言：“辽地可耕，辽兵八万简十之三，岁屯种可得一百二十万石，省年例银不下二三十万……广给薄科，以鼓之民耕，则弛税置堡以便之。官垦则议擢议参以励之。”³³

此后，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的敌对行为愈加炽热。我们可以用若干细节简单描述论证：如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616年），朝鲜咨报明廷，努尔哈赤称汗，国号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本人黄衣称朕，并指明朝为南朝。³⁴天命，无疑代表着天之所向，对明朝而言，这不啻一种侮辱。历来起事者无不自称天命，却多以失败告终。那么，努尔哈赤的挑战又当如何？

明朝的某些越界行为进一步激化了与努尔哈赤的矛盾。万历四十四年底（1617年初），清河游击冯有功接受审讯，万历皇帝指责其启边衅之罪。其事因明朝与努尔哈赤约定在辽东地区以金石台为界，不许汉人越界樵采，但冯有功“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值”，为努尔哈赤所知，军民50余人被杀。努尔哈赤同时遣11人前往辽东见新任巡抚李维翰，后者将其使者以铁索绑缚，要求努尔哈赤将为首杀害明人的答儿汉虾献出抵罪。努尔哈赤不得已以所俘11人向李维翰换回使臣。³⁵此一事件充分彰显努尔哈赤权力地位的提升，以及其作为新政权的统治者与明朝的斡旋能力。

的确，努尔哈赤不可能再以友好平等的姿态对待明朝了。除了与明朝结盟的叶赫部，他统一了女真诸部，并将目光转向了明朝。

***

努尔哈赤的目标是抚顺。据《清太祖实录》载，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将步骑2万征讨明朝。临行时，书“七大恨”告天，又到玉皇庙祷告。次日，兵分两路包围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请降。随后，李永芳有所反复，努尔哈赤决定竖云梯攻城，李永芳慌乱，穿戴好衣冠乘马出降。此役几乎兵不血刃。³⁶

明人的记载却不同。据《国榷》载：

甲辰，建州卫都督奴儿哈赤陷抚顺城。先期，来市貂、参，云明日三千人来为大市。诘朝果至，伏兵车中，诱军民出市，突入城杀掠。中军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死之。游击李永芳、中军赵一鹤降，得我兵五百九十八人……奴儿哈赤始据城，引西虏暖兔、宰赛等各屯辽河挟我赏。购虎墩兔憨入犯，购东虏炒化屯镇静堡外，传汉字檄云：“南朝发兵，设在遵化，故到抚顺会议，须捐北关予我，仍市清河。”于是巡抚李维翰，总督汪可受告急。³⁷

直到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李永芳去世，他一直追随后金东征西讨，他是明朝第一位投降后金的边将。³⁸

此役战果，《清太祖实录》称：“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³⁹

明军的抚顺收复战同样以惨败告终。征虏将军、总兵官张承胤奉命会各将军，分五路至抚顺城南。努尔哈赤命建州兵分三路佯装撤退，诱使明军追击中计，随后以万骑夹击，一举歼灭明军。张承胤战败身殁，副总兵颇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亦先后阵亡。据《清太祖实录》载，此役“杀总兵、副将、参、游及千、把总等官共五十余员，追杀四十里，死尸络绎不绝，敌兵十损七八，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无算”。颇为讽刺的是，在早些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红把兔曾经与张承胤饮酒，曰：“父志不小，屡谏不入，万一南向，大将军计安出？”张承胤只盛赞汉家威德而已，红把兔大笑而去。⁴⁰不管此事真伪如何，事件之叙述实际上已经表明，权力天平已逐渐向努尔哈赤倾斜了。

不过，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告天”誓师，宣读了“七大恨”讨明檄文之事的记载，却淹没在辽东摇摇欲坠的防御建设文献中。明史史料甚少提及此事，但清史史料对此大书特书。《明实录》载道：“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前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叆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西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言。”四名前来送信的汉人最终被送往东厂勘问，其为建州所威胁，并无别情。万历皇帝决定对他们姑置不问。⁴¹

事实上，“七大恨”不啻努尔哈赤的宣战，因为努尔哈赤将“七大恨”告天誓师，又将“七大恨”直接送达明廷。现在，明朝知道努尔哈赤的怨火从何而来了。努尔哈赤指责明朝蓄意杀害其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而其祖其父始终忠心耿耿于明朝，明朝方面的这一行为对努尔哈赤而言近乎羞辱。另外六恨则与明朝不断蚕食其生存空间有关，尤其是明朝支持的叶赫部，处处与努尔哈赤为敌，努尔哈赤不愿受其束缚，故而兴兵，“七大恨”最后总结道：“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糊笼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凌辱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⁴²

***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了。他迅速占领了辽东的一些堡垒，但明廷很快也警觉起来，意识到辽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万历皇帝不遗余力地动员全国力量捍卫辽东。他命兵部左侍郎杨镐经略辽东，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辽东一隅之小势力，与如此庞大之世界强国相抗衡，犹如蚍蜉撼大树。双方之结果如何？很遗憾，明军在朝鲜半岛成功平定倭乱，在辽东却节节败退。其原因又如何？

明朝高层解释了努尔哈赤之乱的缘由。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年）五月二十五日，明廷以杨镐经略兼巡抚辽东事。杨镐，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他的仕宦生涯有若干污点。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军在朝鲜蔚山大败，杨镐隐瞒败讯不报，谎报军功，被罢职。但此事记载似乎有朝堂上诽谤者添油加醋的成分，因为从朝鲜和日本的史料看，杨镐在朝鲜的表现似乎可圈可点。同时，他也指挥过其他成功的军事行动。⁴³御史们将杨镐弹劾罢职，但万历皇帝又重新起用他，以应对辽东危机。巡抚辽东一事，杨镐似乎当仁不让。杨镐提出了如何“经略”辽东的计划，看起来颇为可行，而此时努尔哈赤于抚顺以东约75公里的一个小山顶上筑赫图阿拉城，并定都于此（至今这里仍是一处旅游景点）。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在奏议里论述了诸多细节。这份奏议写得有些匆忙，因为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攻城拔寨，明军节节败退，身为经略巡抚的杨镐疲于应付。杨镐召集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决定集结明军与努尔哈赤决战，同时令朝鲜、叶赫部出兵随从。明军号称47万，兵分四路，其主将分别是：

东南面，以刘綎为主将出兵宽奠，此处距赫图阿拉约105公里，经凉马佃出边捣其后，以朝鲜部队作为辅助。刘綎是明朝名将，都督刘显之子，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先后参加过平定罗雄之乱，平定壬辰倭乱及播州之役。

北面，以开原、铁岭为一路，从靖安堡出边，直抵赫图阿拉北，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马林为左都督、宣府总兵官马芳之子，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

南面，以清河为一路，从鸦鹘关出边，直抵赫图阿拉南，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李如柏是李成梁之子，颇有战功。

最后，西面，以沈阳为一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杜松，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其勇猛悍战，却有时冒进，致使对其评价毁誉参半。接替李成梁镇守辽东时，因作战不力，一气之下焚烧粮草，被下狱处置。杜松感到很惭愧，数次自毁甲胄，声称欲削发为僧。或许因其过于任性，杨镐的四路大军中，杜松仅处于从属序列。

以此观之，辽东明军的将帅配置均为久经沙场的老将。杨镐向他们强调：“兵马虽分四路，出边之时，须合探合哨，声息相闻，脉络相通。各道名为监军，而催攒粮草，纪籍功罪，招收降人，皆其职掌。”在辽阳和广宁，杨镐还安排了后援部队。随后，大军浩浩汤汤，出边“讨贼”。⁴⁴

然而，一切并不顺利。李如柏与刘綎、杜松之间矛盾重重。⁴⁵御史张铨又奏曰：“敌山川险易，我未能悉知，悬军深入，保无抄绝？且突骑野战，敌所长，我所短。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也。昔胪朐河之战，五将不还，奈何轻出塞。为今计，不必征兵四方，但当就近调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抚北关以树其敌，多行间谍以携其党，然后伺隙而动。若加赋选丁，骚扰天下，恐识者之忧不在辽东。”又言：“李如柏、杜松、刘綎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唐九节度相州之溃，可为明鉴。”又言：“廷议将恤承荫，夫承荫不知敌诱，轻进取败，是谓无谋。猝与敌遇，行列错乱，是谓无法。率万余之众，不能死战，是谓无勇。臣以为不宜恤。”张铨还认为杨镐“非大帅才，而力荐熊廷弼”。但万历皇帝置之不问，一切如常举行。⁴⁶

从杜松开始，一连串败绩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溃兵。三月初一，杜松私自率明军出抚顺，与努尔哈赤大战于萨尔浒，兵败被杀，全军覆没。杨镐称，杜松不听调遣，要占首功，一昼夜急行100余里至浑河。明军渡河始过半，努尔哈赤于上游决水，致士卒没者千人，战车500辆尽数搁浅。尽管如此，杜松仍率军血战，连拔二寨，最终为建州兵合围，奋战数小时，夜幕来临，终独力难支而战死。萨尔浒的战斗彻底结束，建州兵大胜。

听闻杜松败绩，马林变得踌躇不前。兵备道佥事潘宗颜、游击将军窦永澄、守备江万春等执意断后冲杀敌营，终于战死。死前，潘宗颜等已遗书杨镐曰：“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当此重任。”马林撤军后，又退至三岔堡布阵自保，凿壕沟三道，壕外布列大炮，大炮之外又密布骑兵，最前列为枪炮兵。如此严密阵法，却在建州骑兵的冲击下被摧毁。个中细节自不能解释，马林最终仓皇逃回。数月后，建州兵攻开原，马林战死。⁴⁷

刘綎军一路势如破竹，建州兵有所畏惧。于是，努尔哈赤等使杜松兵中降者，持令箭诈称杜松急需援兵，曰：“杜将军已抵建州，深入敌境，虞后之不继，敬请将军会师夹攻之。”尽管有偏将认为此言有诈，但刘綎权衡再三，恐杜松独有其功，于是令全军拔营东行，自带精锐急行突进，终遭建州兵埋伏，力战而亡。⁴⁸

杨镐闻杜松、马林两军已覆，刘綎被杀，急令李如柏撤军。建州哨兵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明军大惊，奔走相踏，死者千余。此役给李如柏蒙上了极重的战争心理阴影，而言者纷纷，最终李如柏选择自缢身亡。⁴⁹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明军辙乱旗靡、败如山倒？我们知道，太祖、永乐时代，明军所向披靡，所有进攻几乎都以成功告终。而现在，形势急转直下。明军已经溃不成军，士气低落，而努尔哈赤的建州兵正蒸蒸日上。此外，杨镐过于低估在不熟悉的地理环境中同时指挥四路明军的技术难度，而浑河惨败率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黄仁宇还指出明军装备的质量问题。他认为，明军的火器质量很差，其他装备更无法与建州兵相比。而明军同样缺乏训练，其战斗力反不如督抚将帅的家丁。⁵⁰

是役，明军损失极为惨重。如果统计数据无误，明军出塞官军共8.8万余员，阵亡各级将官310余员，阵亡军丁共4.5万余名，马、骡、驼等牲畜共计损失2.8万余头匹。战后，收拢残兵计4.2万余名。⁵¹

***

溃局已定，其直接后果便是朝野震惊及大量败逃明军充斥着辽东。这一挫折也令明廷非常不安，不过好在事情发生在建州，而非明境内，所以事态很快就被平息。征伐失败，存者也无法偷生。李如柏自缢身亡。户部给事中李奇珍奏称：“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速当械系，以快公愤。”杨镐则在战后被捕入狱，并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被处死。⁵²

辽东明军全面溃败后，努尔哈赤转守为攻。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占领开原，马林及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将军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明将尽数被杀。建州兵开始屠城，幸存者惊窜逃亡，城中士卒尽被杀，城郭被毁，公廨民舍焚毁者无数。明廷得知此事后，不胜惊惧。⁵³

开原并非一个小墩堡，就在努尔哈赤攻占之前，开原兵备道守备冯瑗于万历末年修辑的《开原图说》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地方。开原是军事重镇，下辖本城、中固城、铁岭城等及大小堡垒20余座，诸堡置军若干，又设墩台100多座，屯戍村落遍布周边。海西、福余卫及“西虏”、建州等均在《图说》中有载。此外，冯瑗还将明军的行军布阵、战备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⁵⁴如此牢不可破的堡垒群，为何在努尔哈赤的攻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结果令人感到不解。

六月二十二日，开原防线被毁后，明廷决定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熊廷弼可有制敌良策？他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此前曾巡按辽东，曾提出保卫辽东之计策。他还十分反对杨镐等采取的冒进军事行动。⁵⁵

熊廷弼责任非小。六月二十八日，其奏曰：

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而辽镇必不可弃。河东为辽镇腹心，欲保辽镇，而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底，欲保河东，而开原必不可弃。今开原破矣，清阳弃矣，庆云抢矣，镇西围矣，中固、铁岭、懿路、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矣！自鸭绿江东南起止，西北一带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已报外，如永奠、新奠、长奠、大奠、叆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晒马店、散羊峪、马根、单东州、会安、白家冲、三岔、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数十堡已弃去，而边内之村屯城寨已抢毁无遗矣。独辽阳、沈阳为河东孤注，而昨据经臣揭报，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而辽沈何可守也！贼未破开原时，北关相倚，犹有后背之忧，朝鲜未败，犹有左腋之患。今开原破而北关不敢不顺，使币往来，而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背腋之虞，又合东西之势以交攻，而辽沈何可守也！虽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而此番开原损折，又奚啻万计！……今开原一带尽失，而外交合矣。朝鲜、北关皆阴顺贼，而内患除矣。则亦何所顾忌爱我辽阳而不攻哉！夫开原，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也，城大而民众，物力额饶，贼住城中，用我牛马车辆运金钱财货，数日未尽，何止数百万！但分我开原余财十数万以饵宰卜二十四营、炒巴二十营，使之东攻辽沈，西攻广宁，彼诸营所得春秋两赏于我者几何，又何爱于我而不听贼以攻我？试观日来塘报，东贼攻开原，而西虏五营即率三千骑抢庆云，又报三万骑围镇西，炒巴等酋又率五万骑广宁挟赏，是西虏明明已皆为奴用命，而辽沈可保乎？辽镇可保乎？不惟辽镇难保也，如贼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但分数十万全饵虎墩诸酋入犯昌蓟，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数万金饵卜、素诸酋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趋两关，以牵缀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贼然后长驱入山海关，或繇海道取天津及登莱一带，此皆国家必受之患，理势必至之事，而该臣十年前不幸而屡中之言也！”万历皇帝同意其议，并颁诏曰：“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该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熊廷弼仍赐剑一口，将帅以下不用命者，先斩后奏，着星速前去，用心经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⁵⁶

全国各地的部队正陆续紧急抽调往辽东，但熊廷弼意识到，辽东的局势根本不容大军集结。辽东方面必须先就近征集军队，直到各地友军到达。

但八月以来，噩耗越来越多。铁岭卫也为努尔哈赤所破，总兵李如桢、贺世贤等领兵救援不及。熊廷弼自中原门户山海关而到辽阳后，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等，以正军法，同时抚谕百姓，设坛躬祭阵亡将士。他开始着手夺回失陷地土，因在他看来，这有助于振奋军民士气，缓解朝野焦虑。

熊廷弼向朝廷陈奏其所面临的可怕局面，并请求增援。他题称：

自逆贼降抚顺，克清河，败三路，已骄锐不可言。时犹恐关西大发援兵，未敢轻自出巢。及开原、铁岭不战自下，懿蒲、辽沈不攻自逃，而谋夺辽沈之计决矣。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李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直可谓之无兵。

相比之下，努尔哈赤则颇为春风得意。经过东征西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初步在辽东站稳脚跟。明军的抵抗基本都结束了，海西、叶赫等部亦不再党附明朝。《清太祖实录》不无得意地记载：“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⁵⁷

熊廷弼的诸多私人信件中，也不止一次谈到了明朝与鞑靼结盟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进行过充分论证。在《与官掌科》疏中，其曰：

顷用夷攻夷之说，章满公车。若调将百十员，征兵十余万，皆属无益。而今靠此为灭奴第一妙着者。诚如是，则经略拱手受成事，而亦可免于征调之苦矣。然而拨诸事实，有不尽然者。虎憨为人无远略，虽族姓诸部，控弦约十万，然皆自为政，徒以名位相系属。宰赛与暖兔、炒花诸酋为泰宁、福余种类，非虎憨元孽也，虽附憨而亦不甚听调度。宰赛与诸父弟侄多仇怨，今被擒，莫有怜者。虽不无狐兔之悲，而诸营与贼俱有亲戚往还，心既不齐而力又薄，不能制贼，又不敢借兵于虎憨，引狼入室，致滋践轹。虎墩于宰赛既痛痒无关，又距贼千有余里，风马牛不相及，终料贼不能侵害己，谁肯无端替人兴兵构怨？且西虏专用骑，利于平原广野，而以施于山林险阻之地，与马步兼用者角，恐亦不能猝得志于贼也……挟贿以求不愿出兵之虏，而为四夷所侮笑，此诚不可不虑也。非谓用夷攻夷之说为非是，而以西虏不必挑激也，阴间之而借以疑阻东虏则可，明挑之而仗以讨灭东虏则不可；缓致之而出以有意无意则可，急寻之而使其日骄日挟则不可。薄尝之而视为不紧要之余着则可，厚望之而靠为第一件之胜算则不可。要使张弛操纵，令虏入吾彀中而不觉吾，所以用之之意，方为得策。至于此虏未必可用，我今日未必能用此虏，做去自验，而今且不欲尽言也。⁵⁸

事实上，熊廷弼所提及的虎憨，即虎墩兔憨（林丹汗），对努尔哈赤并无兴趣。他的目标是成为另一个俺答汗，统治整个蒙古，并通过袭扰威胁明朝开放互市。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虎墩兔憨败亡。他的统一之路彻底断绝，女真人开始吞并蒙古之旅。⁵⁹

九月十一日，熊廷弼奏曰：“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不过，努尔哈赤的计划确是绕开辽、沈，直取辽东港口门户锦州、盖州，以切断山东至辽东的海上粮道。⁶⁰

熊廷弼认为，辽东的局势尚非不可挽回。其长策上奏，万历皇帝是其议。其略曰：

臣亲至各边隘口相度地形，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东南路为叆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间，俱当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险要之大略也。

每路设兵三万人，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员，布为前后左右中各营，如遇贼对垒，则前锋迎之，中军继之，左右横击之，后军殿之，使各路自为一分，合奇正以当一面。如建州与一路相持，在西路则南路、北路出奇以击之，东南路悉力以捣之；在南路则东南路、西路出奇以击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裨将七八员，副总兵一员，半扎义州，半扎镇江，夹鸭绿而守，如贼犯朝鲜，合力拒堵，而四路则分道捣巢，以牵之贼；与四路相持，则镇江、朝鲜合兵而西以捣之，使各路总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联络之大略也。

清河、抚顺、三岔儿三路，山多漫坡，可骑步并进，当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将统之；宽、叆林箐险阻，可专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将统之；镇江水路之冲，当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将兼领之。此酌用南北兵将之大略也。

各路领兵到边，画地而守，无警就彼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时各挑其尤精悍者为游、徼，以捉其哨夷，扑其零贼，使贼不敢轻出边，且以防其耕牧，又时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贼境，而分其三之一设三伏以待贼，且战且却，遇伏则又战，然后从容进边，而东路未已，西路复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扰，以疲贼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或四路并进，或三路牵制，而阴并一路，此坐困而转蹙之大略也。

善行师者，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见可而进，知难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营，贮放粮草，兼作退步。各路兵虽三万，如深入百数十里，必须留营数所，拨兵防守，而前路迎敌兵马必渐单薄，所定前数断难减少，且兵马既随各帅往边，辽城空虚，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扎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

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余万，及围酋于囤上，犹用十五万众。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乌喇、恶古里、弓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强播数倍。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而见在主、客残兵，续到援兵及召募新兵虽近八万，尚在沙汰，难作实数。其余惟有召募、征调二法，辽人以辽守辽之说，自李如桢、李登等建议，屡试不效，势不得不取诸征调。臣请以此责成兵部。

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兵十八万，该饷银三百二十四万。内每军月给本色五斗，该粮一百八万石，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给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通共岁计船费几何？车、牛、人工各费几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请以此责成户部。

往者，清、抚、开、铁、汎、懿、蒲、沈俱无恙，则河东以辽阳为家当，广宁为转输。今辽阳为冲边矣，又当以广宁为家当，山海关为转输。凡兵马、粮饷、战车、火器、盔甲、弓箭、匠作、马牛，一应军中必不可少之物，势自不能不仰资协同干办。臣请以此责成督抚。

《东夷考略》记载，是役，调兵18万，每岁增饷324万两，陆运车3.7万辆，用牛7.4万头，费颇不赀。《三朝辽事实录》则称，前线用粮108万石，马9万匹，豆9200石，草2160万束。人粮、牛料等耗费共136.5799万两。⁶¹以此观之，即使辽东用兵尚有可为，但其背后所需之财政支持，无疑会使国家经济走向破产崩溃。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二十一日，明廷从朝鲜方面收到了关于辽东局势的奏疏。努尔哈赤曾令朝鲜加入反明大军，但被朝鲜拒绝。现在，形势却有不同。朝鲜国王李晖奏：

据自虏逃回人供称，奴酋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石自焚，白羊古出降。先是铁岭之战，有蒙古酋胡宰赛助兵天朝，亦被奴酋灭虏。十月中，奴令其婿好好里于斗等问鲜国降，将俺欲通两家和好，恨朝鲜不肯听从，又其部下胡人传说，奴酋父子共议曰：“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及宰赛皆已破灭，惟朝鲜尚在，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犯辽东。”又闻密议于迤东牛毛寨、万遮岭多遣兵马防守，仍造作攻城长梯。各胡仍说今冬不抢辽东，先向宽奠、镇江等处。臣惟奴贼敢仇天朝，藐视小邦，先通书肆其骄喝，小邦既不能斩使焚书，姑令边臣答谕。厥后，伊贼又送凶书，悖逆狂戾，有不忍言。兹者，恶稔滋张，哄胁愈甚，既陷开、铁，旋吞金、白，专觊辽阳，而或虑小邦之掣其后，必欲先事蹂躏。今据牛、毛两路之造梯，部下诸胡之传说，无非专意小邦。小邦甚败之，余剪焉不振，藩篱将拨，门庭莫保。况天朝之宽奠、镇江等处，与小邦之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而邈处边头，孤危特甚，所在要害险易，守御坚瑕，贼必诇知，贼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面，其间既无关岭之扼，一日长驱，或犯宽奠一带，或抢小邦昌城等处，则各该地方无暇婴垒，殆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江东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无复唇齿之势，尽为豺豕之场。言念及此，小邦之所以不遑嫠恤，而惟以汉边牧圉为忧者也。伏愿圣慈察臣疏内情节，亟询部议，确定庙算，急调大兵来驻宽、镇等地方，仍与小邦迭成犄角，以重关防之钤辖，以绝狡虏之窥觎。如或伊贼径侵小邦，便添辽镇诸兵，趁期来援，克终庇保之隆恩，俾因屏翰之旧业。

万历皇帝曰：“据奏夷情甚急，应援时不可缓。该调兵将，兵部便作速议覆。”⁶²

两天后，熊廷弼题称：“奴酋将犯辽阳及宽奠、镇江等处，又欲分兵先攻朝鲜，以绝我声援。”接着，他又感慨曰：“（朝鲜）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而我可以无兵之故支吾应之，未误朝鲜而先自误乎？往拨新兵往防清河、叆阳等处，纵使不逃，亦属无用，而今逃且尽矣。此外更无兵可拨矣！……镇江添设之兵将何在？四路各设之重兵何在？则前议亦纸上之空谈耳！”万历皇帝急命兵部采取行动。

一天后，逃兵问题出现了。据熊廷弼奏：

赞画刘国缙所募新兵共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叆阳、清河诸处防守。忽报清河新兵于昨冬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陆续尽逃讫。据赶回逃军供称，俱是各给免票，暂借一时，今闻家中差役繁苦赶回，复去镇江、宽奠、叆阳亦有尽队而逃者，存留辽城之兵，合杨于渭、卞为鹏所统领原兵五千余名，除沙汰及逃回外，止存一千余名。此外，尚有杨武烈所领一千五百余名，曲韶所领一千七百余名，旋移檄赞画，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属口称愿朋偿安家银两，及欲另佥精壮补伍，皆怨詈不绝口。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河西兵逃者责成分巡道张凤翼多方拿解，以赞画之法难行于乡里，而两道之法可行于地方也。至臣驭军无律之罪，乞行罢斥。又言惮征调者倡以辽守辽之说，以为远征不如近募，图存不必远求，贵精而不贵多。今其说屡试不验矣。独贵精之说尚牢固不破，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叆阳、宽奠、镇江皆当贼一面，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阑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而主贵精之说，势自不能，分散布置，必屯聚辽城一处，然后可以。应沈阳则百二十里，应抚顺、清河则二百余里，应宽奠、叆阳则三百余里，应镇江则四百余里，鞭长不及，马腹如何能济？况海州、三岔河、金、复等处尚议添设，以护海运，以防门户，则贵精不贵多之说，作何铺摆？

万历皇帝是其议，认为应当征调更多军队戍守辽东，以保障调遣布防需要。

兵部愈加忙碌，万历皇帝要求从宁夏、甘州、固原等处征调边军赴辽东协防，期限6个月，不至太久。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夏，熊廷弼巡按诸边后，奏曰：

自城守沈奉以来，臣恐贼转掠东南，因檄发兵将防守威宁、叆阳、宽奠，犹恐各堡孤悬，未经亲历，乃于六月初四日往奉集，会监军、总兵商战守事宜，随繇奉集至威宁，历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遂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还，计地千有余里，往返十有三日，此经行大概也。自奉集至威宁以东，路皆山险，威宁背山面河，叆阳、宽奠四面逼山，及孤山、洒马吉、碱场、永奠、长奠、大奠各堡，皆如处复壁中。旧边自叆阳东南，至险山、宁东，江沿各废堡离边八九十里，皆陡岭密箐，可据守战。自展宽、永各堡，挂出东北角外，离边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甚薄且逼，而险反在内。其谷民皆依山居住，穵山耕种，村舍寥寥，无人民蓄积，以故年来贼弃不取。臣初以贼窥南卫为虑，今山势险远如此，马难遽到，又以贼抢村屯为虑，今人民零落如此，入无所获，臣何敢聚一二万人马粮草，以启戎心。随将前发川将周世禄等俱复调回，驻虎皮驿，为沈奉策应。俟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余，衣甲制备，然后发守镇江、凤凰城里路各堡，作南卫声援。惟是贼倾巢移住新塞，添筑山城，札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辽沈。辽沈得而宽奠、镇江可无更举，此贼扼要之计，臣心恶之。昨六月十二日之举，虽被堵截，怏怏而去，然大众尚全屯抚顺城下，图为再计。总兵柴国柱、贺世贤日索请兵将，各镇续到募兵，皆云乌合。浙兵未全到，酉阳、石柱兵虽到，介未完，械未备，且非沈奉间平原旷野之长技也。官军荷戈甲于赤日炎蒸下，颇多病，又不速得奖赏，以慰安鼓舞之，其志气无不灰者，仅仅两道臣。而邢慎言又以病不能出，今索兵，徒发无用之兵；索将，皆留可用之将；索道，臣杳无莅事之期；索犒赏，复吝已票之旨。即求一圣谕慰劳官军，亦未慨发，岂欲弃辽以授贼耶！

万历皇帝同意筹集30万两军饷专供辽东将士。⁶³

与叶盛、于谦、杨一清、郑洛等一样，熊廷弼同样具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边防地区，保境安民。但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熊廷弼被弹劾罢职，其故为何？

据载，熊廷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故经常得罪同僚，少有人与之交往。故户科给事中姚宗文丁忧完毕回朝，请熊廷弼为自己奏讨新职，但熊廷弼不从，姚宗文由是怨之。后来他到吏科任职，受命阅视辽东军马，与熊廷弼颇不和。刘国缙为辽东人，原为御史，因失职罢免，后来朝廷采取辽人守辽之法，重新起用刘国缙为兵部主事，赞画辽东军务。此人募兵7万，逃者过半，为熊廷弼所奏，亦憎恨之。姚、刘二人同为言官，也因此意气相投，以攻击东林党，攻击道学者，同时也攻击熊廷弼为己任。⁶⁴

姚、刘不过是党争的缩影。彼时朝野上下，以道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正掀起一场新的党争。辽东的危机和军事失利，不幸地卷入到了党争之中，成为党争的导火索。党争严重干扰了君臣对边情局势的分析和归责，同样影响了他们对辽东形势所采取的行动。至此，辽东能否收拾残局一事，恐怕希望已然渺茫。

广东道御史冯三元弹劾列举了熊廷弼无谋者八款，欺君者三款，直呼不罢熊廷弼，辽东必不能保。其曰：

开、铁被陷，遗禾满野，窖积场积，皆为外储。廷弼不急收保，而弃以资敌，无谋一也；中国之长，惟在火器，乃八万之资，一朝而烬，曾无防闲，无谋二也；金、白告急，廷弼不救，坐使奴去心腹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无谋三也；健儿不以御侮而以渡壕，行伍不以习击而以执土，无谋四也；沈阳之犯，与王大人屯之役，贼来而听其蹂践，贼去而谬曰堵回，无谋五也；又所云守者据要害走集也，乃数十一屯，数百一聚，如以蛇啖蛙，相次俱尽，何益之有，无谋六也；辽人可用而不欲用，矿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恶食，无谋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万，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请数，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分之一乎？据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而无用多之才，无谋八也；请兵请饷，分固应然，而动为要挟之词曰：“要辽不要？”有如我皇上试问之曰：“锡尔尚方，假借八百万金钱，四方召募，此何为者？”而曰要辽不要，欺君一也。辽左道将，亦极一时之选，而不能用也，乃动曰：“辽阳止两监军也。”岂两监军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纸上之兵，兵已足而言无兵之用，则岂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欺君三也。

冯三元所称欺君的“君”，很可能是在位短暂的泰昌皇帝，天启皇帝下令覆实其事。⁶⁵

冯三元的言外之意，是对熊廷弼的防御性战略的反对。但是在当时具体的局势下，交战双方都不知道应该选择进攻路线还是防御路线，以此指责未免苛求。就在此时，有“东林六君子”之称的兵科给事中杨涟，加入了辽东问题的讨论中。他先是支持熊廷弼，后又转而弹劾，最终熊廷弼被罢。⁶⁶

熊廷弼才在任几个月就遭罢职，谁将取而代之？1620年，明朝经历了三帝更迭，先是反东林党的万历皇帝于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接着是亲东林党的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但仅仅一个月后的九月初一，泰昌皇帝就驾崩了，皇位转而由万历皇帝的孙子，年仅14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任，而宫中实权则为阉党魏忠贤所垄断。十月初五，东林党人袁应泰奉命经略辽东，当时宫廷内部一片混乱，而东林党人则牢牢把持朝廷。

袁应泰是实干型地方官员，曾修城浚河，救济灾民，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兵部武选司郎中，广受好评。然而，他因越权擅自动用官库银粮而遭户部弹劾。多年后，袁应泰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身份到永平治兵。为了应对辽东局势，袁应泰加紧练兵并修备武器，关外所需粮草、火药之类都能及时供应，深受经略熊廷弼信赖。

与熊廷弼的谨慎态度（建设防御，计划防御）不同，袁应泰的策略更显咄咄逼人。他希望尽快恢复明朝在辽东的主导统治地位，曾杀白马祈神盟誓。他上疏道：“臣愿与辽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始终。”明熹宗赐予其尚方剑，袁应泰斩杀贪将何光先，罢免大将李光荣及以下10余人。为了收复抚顺，袁应泰议用兵18万，大将10人，并上陈行军方略。

那么，袁应泰是对付努尔哈赤的合适人选吗？据《明史》载：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借以抗大清兵^[2]。会三岔儿之战，降人为前锋，阵死者二十余人，应泰遂用以释群议。

尽管有降人英勇作战之例，但更多归附的鞑靼人还是墙头草。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进攻沈阳，未能拿下。但第二天，努尔哈赤再攻沈阳东门时，降人数千开城应之，城遂陷，朝野震惊。

接着，战事就转移到了辽阳。据《明史》载：

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https://www.daowen.com)

袁应泰虽死，朝廷仍嘉其忠节，赠兵部尚书。辽阳失陷，是日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⁶⁷

袁应泰之死，与沈阳、辽阳的沦陷，是辽东防线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第一次是杨镐四路明军之败，而此次则是辽沈。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看起来锐不可当，明廷似乎还不知如何应对这一阴霾密布的战局。天启小皇帝独自执掌朝政，官僚集团却党争不断，党同伐异。明朝，究竟该何去何从？

***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十月初五，辽东经略熊廷弼对被罢职一事耿耿于怀，于是上疏自理曰：

自去年开、铁连陷，辽城非尝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谋欲先去贼，亦知不可守而谋欲速来。今内外巩固，壮哉一金城汤池也！去年无车牛、脚夫，运粮臣与各道处办本地牛至三万余头，车至三万辆，昼夜趱运而军中始有粮草。三路覆没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臣调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一二万，而军中始渐有器械，采桑削簳，买角易筋，各镇弓箭匠昼夜制造，而军中始有弓矢。又调各镇木匠旋造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车安灭虏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而军士始有攻守具。自斩贪懦三将而将之畏斩，逃叛数卒而卒知惧不时，捆责不喂马、不操军者，而营伍知收拾。寒夜有赏，久戍有赏，时节有赏，而军士知鼓舞。去年，西虏住我汛怡弃地，日肆劫夺，自丁字泊斩捕以来，再从阵擒活虏送抚奠二十四营酋长，而始各就戎索。自沈奉各戍重兵，贼遂为所缀，悉众与我对垒，不敢西窥辽阳，南窥南卫，东窥宽叆。至于近边零落村屯，势自不能无抢掠，我固无如贼何，时而形格势禁，贼亦无如我何也。如谓臣听胡马骄嘶，肝胆堕地，而冒陷往抚顺、宽、叆，擐甲冲贼围援沈阳者，独何人乎？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实共怜鉴！⁶⁸

十月二十五日，熊廷弼再次奏疏辞辩，称：

辽自三路覆没，再陷开原，臣始驱羸卒数百人踉跄出关。行至杏山，而铁岭又报陷。当是时，中外汹汹，皆谓辽必亡，若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转亡为存地？方安堵举朝，帖席而卧也，此非不操练、不部署、不拊戢、专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惟是臣之操法，与向来异。向来地方操练，但合营装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将官教演，亦但每军面试一回不过三百人，而日已云暮。臣则不然，每将令于城外各择一区地为教场，如管兵千人者，该四十队，每队二十五人，设一燕儿窝，而立于其下，就本队中择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骑射、枪炮俱然，仍令彼此主客互逐，队与队逐，熟而合之于总，总与总逐，熟而合之于哨，哨与哨逐，熟而合之于营。臣尝谓以督抚操军，不若以将官操军，以将官操军，不若使军自操。人但见臣不恒亲下操，又尝外巡，不暇时时亲下操，遂谓臣不操练。如臣不操练，闲住兵将何用？是必不图灭贼，不图性命，归家然后可。而臣复何心？

盖此议起自去秋，臣初任时，见赞画新兵无用，拨供采草、斫棍、挑壕等役，赞画见其军多逃，遂倡言军士做工不得操练以自文，而阅臣因为之广其传，以至于今，此兵马不训练之说也。至谓臣拥兵十万余，不能大入大创，小入小创，斩贼擒王，而殃民蹙地，为狡虏所笑者，第斩贼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将，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须总兵、将官、兵马得力，才能济事。今总兵中惟贺世贤略短取长，敢于阵战，侯世禄精悍而初临大敌，刘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战阵非长。将官惟尤世功、朱万良等为军中白眉。求大将如前日刘綎辈，诸将如梁汝贵、徐九思辈，已不可得。而各镇兵马又皆四五屡迁之余，无一而非敝赋下驷者，发与总兵、将官，皆力辞不受。川兵、土兵、毛兵心虽齐，法虽整，亦强弱参半，而平原旷野不能与战骑相驰逐。昨通查各兵，虽有十二万之数，而实在堪战者，内除土、川、毛兵三项不挑外，其余挑选精壮十不得其二三，余无奈何，只得令充守城、采草、放马以及火兵之役。至于马匹损瘦短少，更不可言。今言者第见辽中今日被臣收拾后之人情光景，遂谓援兵陆续出关，必一一可战，而不能战，以为经略罪，而抑知夫兵马之不能战，一至此极也。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偾，帅臣于今日何敢轻率？如欲大入大创，小入小创，为斩贼擒王之事，且将各边精兵再调三四万，成一西北兵势；水、蔺各土兵调一二万，成一川土兵势，然后进取，亦未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于是科臣魏应嘉，台臣冯三元、张修德复极论之谓，其硬口饰辩，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脱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廷弼请即以三臣行勘。⁶⁹

熊廷弼的奏议，显示出了某种私心。我们尽可能去接近事实地了解当时的辽东局势。熊廷弼坚称自己没有撒谎，而有大量台臣言官试图诽谤他，并竭尽所能地寻找其经略过程中的瑕疵。

对于双方的争议，天启皇帝降旨道：“科道魏应嘉、冯三元、张修德与经略熊廷弼屡相奏扰，若不速勘，无以明功罪。即着魏应嘉等前往辽镇，会同彼处抚、按勘明，从实具奏。”但浙江道御史吴应奇坚称另选他官前往核勘：“辽事自宜行勘，勘官必当另遣。”天启皇帝怒其忤旨，但兵科都给事中杨涟亦力言不可，于是辅臣方从哲等谓：“从来勘事必身在事外，乃得公平。若以言事之人即勘所言之事，即一一得实，讵肯降心俯首？彼此争执，归结无期。”最终天启皇帝同意折中，改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辽东会勘经略熊廷弼功罪。⁷⁰

就在此时，熊廷弼再次上疏曰：

臣蒙恩回籍听勘，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⁷¹

朱童蒙核勘还奏，极力陈赞熊廷弼之功。其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不过，天启皇帝显然选择忽略熊廷弼的“负君”罪，以其力保危城，仍决定起用之。

***

此时的东林党，在朝野中占尽优势。在他们的交相弹奏下，天启皇帝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于是，天启皇帝命治前劾廷弼者，贬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三秩俸禄，又将姚宗文除名。随后，熊廷弼将以经略身份前往山海关。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十二日，天启皇帝敕赐熊廷弼尚方剑，麒麟服一件，币四，金四十，于京师外饮宴饯别。⁷²

重新启用经略辽东的熊廷弼献三方布置之策：其一，“广宁用马步军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其二，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其三，山海关特设经略，熊廷弼以兵部尚书领之，节制各方，总辽东防务。

吏科都给事中薛凤翔却对此持有异议。他奏言：“经略既以另设，则王化贞难以再加驻扎，既在山海，则广宁势难遥制。欲特重化贞事权，给以专敕，赐之尚方，令其相机便宜行事，而罢经略之设。”此议未能被内阁采纳。⁷³

王化贞何许人也？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出身，天启元年巡抚广宁。王化贞为政勤恳，有救世宏愿。他极力推崇与虎墩兔憨结盟，为此不惜请求朝廷发放百万帑金款待蒙古人，方能使女真人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广宁城在山隈，城防脆弱，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且守卒只有孱弱者千人，朝廷上下早已认为此地难保。但王化贞坚持寸土不让，提弱卒，守孤城，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为了取得内阁的支持，王化贞提议“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因此内阁更加认为其有化险为夷之才。金、复诸州失守后，大量军民及矿徒结寨自固，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两万。王化贞一一鼓舞人心，招其回归，又以忠义告谕朝鲜，使之坚定地与明朝站在一起，同仇敌忾。这一切受到天启皇帝和内阁的褒扬。

但当熊廷弼到来之后，二人立刻产生剧烈的矛盾。一开始，二人之间的矛盾仅仅在战略布防的观点上，与朝廷党争无涉。王化贞希望能借虎墩兔憨之力制约女真人，但熊廷弼则认为此为下计，大损天朝威严。王化贞不建议从全国调兵来援，认为以辽东一隅之力即可与女真抗衡，但熊廷弼认为这种看法完全错误，认为应当从天津、登州、莱州等处以水路运兵援辽。辽东都司将领毛文龙成为二人争执的中心。在形式隶属上，毛文龙当受熊廷弼节制，但事实上，他时时绕开熊廷弼，而与王化贞来往甚密。王、毛均乃主战派，而主守派的熊廷弼则对他们的主张感到惴惴不安。经抚之间裂痕重重，而后来的历史也进一步证明，经抚不和彻底粉碎了明军光复辽东的希望。

在广宁的战守问题上，王化贞也与熊廷弼发生了争议。王化贞部署诸将，沿三岔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熊廷弼却坚决反对。他说：“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朝廷最终支持熊廷弼的建议，王化贞以计不行，十分恼怒。⁷⁴

熊廷弼还认为，对付努尔哈赤须与朝鲜联盟。其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熊廷弼认为，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前往朝鲜。天启皇帝悉从之。

王化贞却另有计划。当梁之垣与所司讨论兵饷问题时，七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已率领明军袭取鸭绿江南部的镇江并奏捷。随后，王化贞向朝廷详细奏报了毛文龙的进军过程。⁷⁵

八月初七，明廷获得了镇江捷报。天启皇帝命梁之垣向朝鲜宣谕镇江大捷，同时升毛文龙为副总兵，赏金两百两。⁷⁶毛文龙的镇江大捷，是近年来明军在辽东唯一的喜报，朝议恢复有机，于是命登、莱、天津发水师2万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督广宁兵4万进据河上，合鞑靼军乘机进取，而令熊廷弼居中节制。

王化贞又向朝廷奏道：“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

兵部尚书张鹤鸣深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很明显，主导辽东局势的是王化贞，而非熊廷弼。御史徐卿伯复请令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关。但就在此时，王化贞复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促令各部火速进师解围。王化贞渡河，熊廷弼亦不得已出山海关，驻军右屯。但熊廷弼同时又称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妄动，王化贞最终无功而返。

但王化贞也有他的性格缺陷。史称王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⁷⁷

熊廷弼与兵部尚书张鹤鸣之间也矛盾重重。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的性格，使他与不少朝臣结怨，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张鹤鸣。张鹤鸣甚至鼓励王化贞独立行动，熊、张二人遂相怨，事事龃龉。广宁有兵14万，而熊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之兵不堪用，熊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张鹤鸣则议宽之；熊廷弼请用卜年，张鹤鸣则驳议；熊廷弼奏遣梁之垣，张鹤鸣则“故稽其饷”。如此种种，非止一端。

熊廷弼严厉抨击了毛文龙的镇江大捷，导致严重后果。其奏曰：“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贻书京师，极力贬低王化贞。⁷⁸

经抚不和之事终于引起朝廷重视，天启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622年1月23日），天启皇帝命诸臣廷议。议者有称：“化贞欲战，廷弼欲守。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进战也。化贞锐意进战，岂战胜而可无事守也？万一不胜，而又将何以守也？”大学士叶向高曰：“经抚会议，汉史赵充国平西羌，虽主屯田，而辛武贤亦竟以力战取胜。今廷弼能为充国，且留化贞以为武贤，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于化贞，作用既殊，而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同官皆争之，岂臣一人所敢独任？本兵张鹤鸣与廷弼素不协，谓化贞胆略可任；职方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皆袒化贞，凡廷弼所言，一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胜，以标下兵尽付化贞，疏曰：‘化贞有功，臣不敢与分；若化贞有失，臣愿不与同罪。’云化贞志大而虑浅，见朝堂右之，益自诩。”熊廷弼在这特殊时期意气用事，稍显自私。⁷⁹

然而，朝廷之上仍然党同伐异，党争迹象愈发浓重，经抚不和事件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东林党人越来越支持熊廷弼，其对立士人则越来越支持王化贞。没有顶梁之柱，皇帝与内阁摇摆不定。显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与所谓战略抉择无关了，辽东经抚之间继续各自为政。软弱的天启皇帝也无法力挽狂澜。

礼部主事刘宗周，东林党人，道学家。他对辽东局势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有参与者都抱持谴责的态度。其上言谈论“讨贼之法”，曰：“陷抚顺、清河，纵敌得志，巡抚李维翰也。弃开原而逃，推官郑之范也。通虏速祸，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也。航海逋逃，监军高出、胡嘉栋、康应乾，赞画刘国缙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饷传国，监军牛维曜也。身坐虏族，不自归里，反以知县升佥事者，佟卜年也。亡功受上赏，遥制山海，不能辑和抚臣，必丧全辽，今经略熊廷弼也。通夷启衅，奸珰卢受也。受之党弑君漏网，奸珰崔文升也。凡此诸臣，异名同罪，异罪同情，丽以五刑而轻重布之，又何逭焉。”⁸⁰其言，是超然于党争的一种评价。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月十三日，同样希望超脱于党争的大学士叶向高奏曰：

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成长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辽阳之失，似亦在知正不知奇，故糜烂决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心勠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

十二月十二日，叶向高又奏称：

惟毛文龙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人，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繇文龙？故文龙功罪可勿谈也。⁸¹

以此观之，经抚不和一日未解，辽东安危一日岌岌。熊廷弼的牢骚和谩骂于事无补，这一点，王化贞则起码给朝野上下带来了自信和鼓舞。他坚信明军一定能恢复辽东局势，尽管朝臣多有疑惑，但由于兹事体大，没人敢对此发出质疑。

十月，三岔河结冰，广宁人认为建州兵必渡河，纷然思窜。王化贞乃与方震孺合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以大军守广宁。有意思的是，方震孺系东林党人，其热心于辽东局势，关心军民生计，颇受爱戴。方震孺称：“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据此，他建议以进为守，使守有余。天启皇帝是其议，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于是方震孺遍历辽东，居不至庐舍，食不生烟火，如是者七个月。⁸²

张鹤鸣认为广宁的计划可以考虑，请敕熊廷弼出关协防。于是熊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熊廷弼之言辞过于激切，张鹤鸣更加不悦。

话虽如此，但熊廷弼仍出关前往广宁。他驻军右屯，商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熊廷弼令刘渠以两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人守西平，严申军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王化贞方面，却因轻信间谍言论而仓促出兵海州，见势不妙又旋即收兵。为此，熊廷弼又上言：

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

王化贞得疏怒甚，驰奏辩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

朝论再次陷入分裂。而由于王化贞参加科举时，叶向高为其座主，故叶向高最终还是偏心于王化贞。熊廷弼同样愤怒地回应：“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

熊廷弼与东林党人同处一条阵线，并非接受道学或其处世哲学，而仅仅因为王化贞的支持者多为反东林党者。而天启皇帝唯一能做的，是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

据史料记载，在熊廷弼刚出关时，王化贞担心其夺取自己的兵权，于是假意听从经略之指挥。不料熊廷弼却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恰于此时，方震孺奏称经抚不和，又称王化贞心慵意懒，熊廷弼又以前言刺之，于是王化贞心颇不悦。后来，王化贞称欲举兵荡平努尔哈赤，熊廷弼又揶揄道：“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到了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春，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熊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张鹤鸣抓住时机，集廷臣大议。但廷臣之中仅有数人认为熊廷弼当撤职，其余多数坚持认为熊、王二人当分任责成。而张鹤鸣则指出，若王化贞去职，则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蒙古之盟必解体。张鹤鸣的建议是赐尚方剑与王化贞，专委以广宁，而撤熊廷弼他用。但天启皇帝不同意，责成吏、兵二部再议。就在此时，努尔哈赤兵逼西平，议遂罢，而熊、王二人继续留任，共同应对努尔哈赤，功罪一体。⁸³

***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开始进攻广宁。叛将李永芳首先率兵过三岔河，守御明军寡不敌众，落荒而逃。

这一次，熊、王二人达成了一致。王化贞选择主动出击，在高墙后坚壁连营无法解决问题，于是王化贞尽发广宁3万兵往援西平堡。李永芳兵至西平堡，参政高邦佐自觉无望，着冠带南望叩阙，而后自缢。次日，李永芳以战车云梯攻堡，守堡副将罗一贯以炮击建州兵，杀伤无数。但坚守一日后，城堡终于被攻破，罗一贯、参将黑云鹤身亡。此役明军损失大约1万人。镇武、闾阳等地，明军亦大溃，祖大寿溃逃觉华岛，与毛文龙会合。一向被王化贞视为心腹的孙得功，则早已与参将鲍承先等阴降努尔哈赤，并设计以捉拿王化贞，以为投名状。

熊廷弼见兵事溃败，当即收拾残部退回山海关。在大凌河，他与王化贞“会师”了。王化贞大哭，熊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化贞羞惭万分，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又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已经攻陷了广宁城，但是王化贞已经于两天前潜逃。建州兵又追击了200里，终因粮草不继而放弃。或许建州兵真的因粮草不继而放弃追击明军，或者他们另有计划。⁸⁴

广宁及其他城破后，满目疮痍，屯堡俱空。明军撤退后留下大量废弃装备和物资，而熊、王在撤离过程中，已经尽可能将所有物资积聚焚毁了。正月二十九日，数十万流民与逃兵奔窜入山海关，蓟辽督师王在晋移镇山海关，担心其中混杂奸宄，闭关不纳。但熊廷弼极言应当放入，最终王在晋同意这一做法。⁸⁵

这是明军在辽东的第三次大溃败。第一次是杨镐之败，第二次是袁应泰之失辽阳，第三次则是熊廷弼与王化贞之失广宁。努尔哈赤愈发有天下雄主之姿，而非劫掠草寇。明军元气大伤，收复辽东的希望破灭了。事实上，就这一恶果而言，明廷与熊廷弼、王化贞有着同样的过失，当负同等之责任。何则？天启皇帝孱弱不堪，难以指挥如此剧变之事，而阉党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彼此倾轧党争，导致辽东政策朝三暮四，无一人而得全面统筹之。那么，接下来，事态又会如何发展？

***

在这个关键时刻，努尔哈赤并未向西采取进一步行动，明朝得以喘息片刻。广宁及周遭已经一片焦土，李永芳率部东归，旧城废址，荒草萋萋。方圆500里，几无人烟。

努尔哈赤的短暂休整是有原因的。首先，他建立的后金政权根基尚不稳固。他大量调动了后金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征伐，但面临食物供应的问题。满汉之间必须分开管理，汉军与女真兵必须进行一定的协调。许多追随努尔哈赤的汉人开始不满这种处境，后方有暴动之虞。此外，努尔哈赤的南翼并不安全，毛文龙能从岛上袭击后金占领的故明堡垒。讽刺的是，在此前，明军曾驻防在这里抵御侵扰的倭寇，而现在，明军成了“侵扰”的一方。⁸⁶

明廷开始利用这一喘息之机来应对广宁惨败及其后遗症，并重新调整辽东仅存的军队部署。

朝野震动，反响剧烈。流民逃兵大量拥入山海关，使当地不堪重负。户部尚书汪应蛟奏：

避难辽民入关蜂拥，不可无拊循之实，不必有发赈之名。奉旨动支银两，就彼给之，恐此声一倡，斗大之城不能容，一金之惠不能厌。合无随地安插，或间田可辟，与为受廛之氓，薄技随身，勿失资生之策。八府平粜仓谷，今宜免粜，以供饘粥，起解春夏赎银，今暂停解，以给牛种。大都宁散毋聚，散则不生邪心，宁远毋近，远则无忧意外。⁸⁷

事实上，局面正在失控，官府根本无力管理所有难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白莲教正在悄然兴起。白莲教又称“闻香教”，教众在山东一带建立宗教中心，王森为教主，其得力弟子徐鸿儒正在策划一场反叛。徐鸿儒号称有神力，许多辽东难民加入了反叛。反叛持续了近半年，徐鸿儒攻占一些村寨后，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号“大乘兴胜”，设立官职，建立政权。明军从各地调军前来镇压，最终，于年底彻底平叛。徐鸿儒被械送京师伏法。⁸⁸另外，又有辽东溃兵计约万名已达通州，游食当地，无法再行招募。⁸⁹

广宁之败的另一后果是再度激化了朝中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两派之间围绕其责任问题展开激烈争执。派系之间从未如此泾渭分明地呈现。阉党拥护王化贞，指责熊廷弼；东林党反过来则力保熊廷弼，痛斥王化贞。熊、王二人初回朝时，王化贞下狱，而熊廷弼仅罢职听勘。随后，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认为熊廷弼、王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4万金，希望能缓刑，随后却食言。此事让魏忠贤极为愤怒，发誓要速斩熊廷弼。两年后，党争达到极点，东林党人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诬其受熊廷弼贿，随后又获市人蒋应旸，称与熊廷弼子出入禁狱，阴谋叵测。魏忠贤愈加想要速杀熊廷弼，其党人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遂对熊廷弼大加挞伐。而阉党经筵讲官冯铨、顾秉谦与熊廷弼有仇隙，便利用侍讲筵的机会，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天启皇帝大怒，遂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处死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熊廷弼既死，御史更是对其口诛笔伐。御史梁梦环谓熊廷弼侵盗军资17万，御史刘徽谓熊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魏忠贤借机矫旨严追，家财罄资不足充抵，则令其姻族家俱出钱补齐。江夏知县王尔玉也落井下石，责熊廷弼子藏貂裘珍玩，搜之不获，又将鞭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刎死，兆珪母又称冤。王尔玉不闻不问，还去其两婢衣，挞之40下。远近莫不嗟愤。不过，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很快就被推翻。崇祯皇帝即位后为熊廷弼平反，并于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处死了王化贞。⁹⁰

纯粹的军事战略问题一旦被政治化，战争之走向便不再由简单的军力对比所左右。明廷内部的党争将辽东问题卷涉其中，以至于辽东之败局已经成为党派之间攻击对手的借口托词。从这个角度看，王化贞也好，熊廷弼也罢，无非是党争的受害者，他们都为大明王朝保全辽东尽忠尽职。

***

明廷的混乱，无疑削弱了其客观、理性地研判辽东形势的能力。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时明廷虽已自乱阵脚，但尚未到灭亡的时候。即便在党争如此激烈的时期，其辽东防线仍存在一定的战斗韧性，得以应对棘手之问题。

广宁之败后，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承朝廷上下之所望，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管军务。熊廷弼之后，王在晋经略辽东，但与朝廷意见相左，于是孙承宗自告奋勇，亲自前往辽东。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六月十五日，天启皇帝允其议，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并赏赐蟒袍、玉带、银币等，命其经略辽东。事实上，天启皇帝一直非常喜欢孙承宗，其即位时，孙承宗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

孙承宗是又一位杰出的边防指挥。他自幼生活在边镇，常与诸官员论御虏之策。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他同情东林党人，也时刻关注辽东局势。

据载，孙承宗相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他出任兵部尚书后，上疏奏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随后，他又上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天启皇帝皆嘉纳之。⁹¹

这些建议看起来颇为允中。在面对熊、王问题上，孙承宗也力图做到不偏袒任何一方，认为当将熊廷弼与王化贞并谳，又请诘责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等，以警尸位素餐之官员。孙承宗试图超越党争，但反而招致怨恨，侧目怨咨者亦众矣。

只要党争仍在，明廷就无法统一辽东策略。王在晋继熊廷弼后经略辽东，前后在职5个月。⁹²王在晋与蓟辽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而王象乾久在蓟门，习知“西虏”种类情性，“西虏”对之亦颇为爱戴。不过，王象乾与“西虏”之间维系情谊的方式亦无非以财物相羁縻而已，实无他才，他本人也只希望能安稳致仕而已。王在晋希望王象乾能出面说动“西虏”袭取广宁，但王象乾警告说：“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王在晋被说服了。他请求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从芝麻湾或八里铺起约长30余里，北绕山，南至海，用4万人守之。王在晋称：“关外繇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天启皇帝最终答应发帑金20万以资。但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力争不能。这些人无不精通军务知识，如孙元化，其本人不但热心天主教，受洗入教，且精通枪炮火器知识。

事实上，没有卷入党争的官员们，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关注，如耶稣会、红夷大炮及西方术数等。几如红夷大炮，在明军的列装中主要作为防御性武器，而孙承宗（并非孙元化之亲属）极力支持在明军中装备更多红夷大炮，希望这种防御性武器能够进一步阻止努尔哈赤的进攻。⁹³

但孙承宗的防御计划并不在八里铺实施，他认为八里铺过于接近山海关，毫无设防作用，位置不如沿海之宁远。尽管孙承宗的计划最终得到支持，但王在晋仍有其他计划。他希望能将虎墩兔憨拉入战局。其奏曰：

虎墩兔憨牵制诸部，即建虏亦属之。往年，憨祖父尝欲我贡市、王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终身，岂肯坐视？如踞辽阳，甘自断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广宁至山海论之，其市有高台堡、兴水堡、镇远关、大福堡、太康堡，其长六十，惟利是求。部落既众，市有分地，我之布帛诸物，彼日用所需。而彼之马牛，非我市不售。即一部思逞，各部亦不相从。我力不能守广宁，敌未至先溃，彼完而归我，则数十万金亦何足惜？令长为我护边，即加爵许贡，养我兵力，亦转败为功之策。何闭关绝约，他日遣肩背之剥肤哉！

天启皇帝是其议。⁹⁴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在讲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能胜任经略一职，于是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孙承宗自请身任经略，并奏计策曰：“西虏决非守关之人，逃将决无守关之计。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师，如辽人可用，决不敢以众疑而概弃辽人。西虏可抚，决不以众信而遂凭西虏。”朝廷嘉其议，命赴关督师。孙承宗开始着手自己的防御计划，撤换了被劾的总兵官江应诏，以马世龙佩平辽将军印替之。马世龙是宁夏人，颇受孙承宗赏识。⁹⁵

如前述，孙承宗督师辽东一事，起自其于经筵间向天启皇帝的自荐，而天启皇帝喜而从之，故在本月，有任命其为经略一事。⁹⁶天启皇帝赐予孙承宗极高的出行规格。天启皇帝诏给关防敕书，令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启行日，天启皇帝又特御门临遣，赐尚方剑、坐蟒，命阁臣送之崇文门外。⁹⁷此举无疑意义重大，因彼时朝中派系斗争胶着，而明廷又不得不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设法扭转此前三次败局。孙承宗之行，对明朝军民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士气鼓舞，其乐观的态度似乎在宣示，辽东尚有可为！

初至山海关时，孙承宗开始了人事部署。其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袁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鹿善继、王则古治军储，沈棨、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从这一系列人事任命看，孙承宗几乎已经对辽东诸务都做了部署，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其治下辽东防线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起码，在孙承宗时期，指挥权是统一的，而非如熊、王时期一样各自为政。原山东按察司副使阎鸣泰充辽东巡抚，因难与孙承宗协调处理政务，乃罢，以张凤翼替代。⁹⁸

随后，孙承宗按照计划重点布防宁远，并亲自率军守御。在孙承宗看来，守御宁远的积极因素有二：其一，宁远可以借海上交通，由朝鲜、辽东、山东等地运输粮草物资；其二，宁远旷土，可以安顿辽人定居，以为战守之备。孙承宗与诸将仔细讨论了实施细节，并参照戚继光修蓟门之法筑台垣。孙承宗还注意到宁远产煤，这就意味着当地可以铸造金属，也可以就地煮盐。经过统计，宁远等总计有5城30堡，兵民不下10余万，而可田之地当有5000余顷。⁹⁹

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闰十月，孙承宗开始巡边，并将所见所闻上奏朝廷。其略曰：

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臣敢再阅三百里情形，以悉守之略。臣九月八日自关东发，过八里铺，抵中前所，兵共千五百有奇。士殊锐，马殊壮，居人可三千。又一日抵前屯，其协将赵率教，远望其获田表畷，若鹅鸭之群，百千欲来。登其陴，城且岿然，力能使其人劳而不怨，兵民可六万。更勇于公战，夺胡骑四十二，折其酋首者三，使建虏踆踆不敢逾，固将材也。又一日，抵中后所。又一日，抵中右所。中后城工不加前屯，而炮火器具精坚，且地饶多资，兵民不下万余。中右地饶于中后，城内筑可三面。

又一日，抵宁远。臣初以宁远去关愈远，去虏愈近，且城大而瑕，地广而荒，姑以祖天寿（即祖大寿）司版筑，汪翥司窑造。后先接河东之人万余，合兵民不下数万。登城四望，生气郁然，因思为国家远计，则此城为必据必争之地。又次日，向觉华岛。岛去岸十八里，而近地濒海而肥，可屯登岸之兵。次日，遍历洲屿，则西南望榆关在襟佩间，独金花之水兵与运艘在。土人附夹山之沟而居，盖水陆要津也。其旧城遗址可屯兵二万。臣先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而特于山巅为台，时眺于数百里外。次日，还宁远。又次日，阅汤泉，亦可屯兵。然不若望海台。北望首山旁之黄毛山，南望觉华之靺鞨口、刘家山，相对如门。其南麓入海，可为堡，屯万余人。而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圈，固台也。南接觉岛，各驻一军，则水道可绝。又次日，出宁远二十里至双树堡，又十里至连山堡，又十里至罩笠山。其巅可立为炮台，望大红螺可百里，杏山则三十里。其近则西去瓦窑冲九百步，东南去镇倭堡三千六百二十七步，而海环其三面。

以上是其长篇奏议中之一段，在此之后，孙承宗还大量描述了宁远的其他地形，测量防御设施之建置点、屯田点及武器工具之铸造点。他回到前屯后，计划以前屯和宁远为掎角之势。孙承宗最后向天启皇帝承诺，所有防御布置将在来年开春完备。天启皇帝对此龙颜大悦。的确，孙承宗所描绘的，是一个乐观的前景，辽东局势似乎由霾转晴了。¹⁰⁰

天启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九月，天启皇帝命内库发各类武器赴边，计有虎蹲、神炮各140门，佛郎机90门，内提炮80门，三眼枪及盔甲千余，弓万张，火箭30万支，腰刀1万把，长枪4万支，开山斧400把，斩马刀120把，勾连枪30支，又赐孙承宗大红坐蟒、膝襕各1件，银200两，又赏将士功银10万两，蟒衣、膝襕150件。¹⁰¹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令人始料未及的转折。

***

孙承宗在宁远城布防的同时，毛文龙也在鸭绿江入海口以南的皮岛建立前哨。自山东登州、莱州而至此，海路绵延80里。若从旅顺直穿渤海到山东，则还能节省一半路程。如前述，毛文龙曾经与王化贞站在同一战线，但王化贞失势并未波及毛文龙，反而在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3]六月，朝廷加封毛文龙为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登莱监军通判王一宁协助赞画军务。¹⁰²流民很快蜂拥至皮岛，毛文龙悉数纳为兵将，并从山东索要更多运粮船，同时加强了辽东沿岸之巡防。朝廷令毛文龙便宜行事，不受中外节制，事实上，朝廷已经无力控制毛文龙了。

毛文龙继承了王化贞的政策，以进攻性策略为主。明军与建州兵之间的冲突转移到南部沿海一带，毛文龙不时率军袭扰努尔哈赤。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夏，因为担心金州遭到袭击，努尔哈赤令李永芳将金州军民迁往复州。但复州总兵刘爱塔、副使金应奎等欲以复州为内应，重新降明。不过，由于机事不密，努尔哈赤率3万大军围复州，执刘爱塔，随后又纵兵屠城，驱永宁、盖州等处人民北去，尽弃南卫膏腴地400里。毛文龙乘机遣将收复金州，但很快又被建州兵击退。清朝史料中屡屡提及此事，但明朝史料中只字未提。显然，毛文龙隐瞒了他的这次失败。¹⁰³

***

要维持辽东防线殊为不易，很快，负面消息便传到朝廷。孙承宗的威信和计划受到辽东诸臣的质疑。有的将领甚至执着于其中的琐碎细节，在判断决策时掺入了情绪化的主观意志。事情最开始起源于“西虏”虎墩兔憨的一次袭击。虎墩兔憨部众窃出盗掠，为副将赵率教捕斩四人。王象乾欲斩赵率教以向虎墩兔憨谢罪，但孙承宗坚称不可。后来，戍守中右千户所的明将王楹，在护其兵出塞采木时，为“西虏”朗素所杀。孙承宗大怒，遣马世龙进兵剿之。王象乾却恐此举会大坏自王化贞以来已经安抚好的局面，令朗素缚逃人，假替为杀王楹者以献，同时增加互市时的赏赐千金。孙承宗大怒，上疏抗争，而王象乾则因丁忧去职。因为上述事件，孙承宗越发担心主和派阻挠自己，于是上言督师、总督可勿兼设，请罢己职。天启皇帝不批准，最终决定不再设立总督一职。孙承宗又请辽东巡抚张凤翼驻扎广宁，张凤翼以为此举是将自己置于死地，因而大恨孙承宗，于是与其乡人潘云翼、万有孚等极力诋毁马世龙，以撼孙承宗。但随后，万有孚即为蓟门巡抚岳和声所弹劾。张凤翼认为这是马世龙和袁崇焕构陷所致，于是进一步散布流言，阻挠孙承宗的出关计策。

随后，给事中解学龙极论马世龙罪，孙承宗大怒，抗疏陈守御策，曰：

拒敌门庭之中，与拒诸门庭外，势既辨。我促敌二百里外，敌促我二百里中，势又辨。盖广宁，我远而敌近；宁远，我近而敌远。我不进逼敌，敌将进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辽左，而宁远、觉华终不可弃。请敕廷臣杂议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饷可否久输，关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弃，屯筑战守可否兴举，再察敌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灭。臣不敢为百年久计，只计及五年间究竟何如。倘臣言不当，立斥臣以定大计，无纡回不决，使全躯保妻子之臣附合众喙，以杀臣一身而误天下也。¹⁰⁴

孙承宗此言极重。此时，党争再次渗透到辽东边防安全问题上。以孙承宗为首的东林党，致力于以宁远为根基，逐步向辽东腹地推进，步步为营。而反东林党者则主张应与虎墩兔憨建立友好关系，明军只需将军驻防山海关即可，从而放弃了此前王化贞的激进策略。在孙承宗看来，反东林党者不仅策略错误，且毫无道义可言。

张凤翼、王象乾等陆续去职。孙承宗恶兵部尚书赵彦多从中制约，亦请辞，举赵彦自代以困之。尽管赵彦同情东林党，但他和孙承宗之间存在分歧，而孙承宗很聪明，知道如何利用官场内部的钩心斗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快，赵彦为反东林党者所指斥，最终未能赴任。

随后，宁远城工竣，关外守具毕备，孙承宗奏曰：“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则功可立奏。”天启皇帝命所司给之，但兵、工二部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¹⁰⁵对孙承宗的弹劾越来越多，而魏忠贤窃取国柄，以孙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刘应坤等申其意。然而孙承宗始终不与其交一言，魏忠贤由是大恨。面对这种情况，天启皇帝难有作为。一边是其最信任的太监，一边是其最尊敬的官员，但彼此处在不同派系，皇帝则过于弱势，难以居中调和。魏忠贤开始对东林党人下手，并以收受熊廷弼贿赂之名，将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放逐。

天启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底，孙承宗开始西巡蓟门、昌平，过程中念及其疏未必能得皇帝御览，乃请以贺圣寿为名入朝面奏机宜，欲借此论魏忠贤罪。但僚属们力谏不可。¹⁰⁶孙承宗没有理会，但宫中已经传闻此事。阉党魏广微闻之，奔告魏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粉矣！”魏忠贤心里大慌，绕御床哭。天启皇帝亦为心动，令内阁拟旨阻止孙承宗。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京城九门亦锁闭。孙承宗至通州，闻命如此，无奈折返。魏忠贤使人探察，发现除了鹿善继外，孙承宗没有任何随从，方知其并无清君侧之心，意稍解。¹⁰⁷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东林党内部，也不可避免出现分裂。孙承宗的计略受到部分东林党人的抨击。天启三年十一月（1624年1月），兵部尚书赵彦奏曰：

据山海关总兵马如龙报，回乡人云：“敌造西虏啰啰车三千余辆，传众牛鹿头目，每家作西虏衣帽，欲借西路往喜峰。”臣等以敌既得志，何尝一日忘西窥之心？今西虏罢守口夷人，称兵挟赏，而东报适至，始知西虏之款不可恃也。今关门有南北官兵十三四万，不为不多矣。宜及时选锐，某营某将为前锋，某营某将为奇兵，某营某将为援兵，皆责之冲锋破敌。又择善守者，某营某将为正兵守辎重，某营某将守关门，某营某将守隘口，皆责之画地固守。此分布兵马之当豫者一也。

昔辽广之失守，繇人心不固。今关门三大将，蓟镇二大将，皆一时人杰。宜以忠义感动大小将领，上下固结，俾人人知忠君报国之义。此固结人心之当豫者二也。

自有辽事以来，人谓敌强我弱，不知彼之必胜者，胆壮而力强；我之不及者，胆怯而力弱也。五大将宜宣谕各官军，奋勇力战，共建奇功，进而杀虏，升赏立至，齐心勠力，何敌之不可破！此鼓舞胆力之当豫者三也。

山海线路，固天设之险，而三协各边，皆层峦叠嶂，亦天之所限华夷者。其水口空缺，某最冲，某次冲，令处处有备，至喜峰口为入贡大路，敌所垂涎，兵不满千，何恃以御敌？宜通州、天津各调骑步两营，各用南将领赴喜峰口防御，听王威调遣。又须三协大将躬行调度，中协则总兵王威移喜峰口，西协则总兵孙祖寿移古北口，东协则副将移桃林界河口尝川。至明年二月终而止，此固守险隘之当豫者四也。

我欲知彼情形，全在哨探。哨探尖夜，不可寻常泛差，须择智勇之士，厚于身家十倍于营军，仍给衣物财货，令结敌之左右。敌之聚兵尝在一月前，某目统领某枝入犯，先期探报，我得扼险堵截，哨探得实，准首功升赏，以励其后。至蓟镇台兵，始于戚继光，皆义乌壮丁，敌所慑服而不敢动。今改募北人，成法尽废。当仍募南兵哨守，庶有备而窥伺不生。此哨探守台之当豫者五也。

敌兵正锐，难以力争，我兵未练，当以计胜。五大将各派兵分地，坚壁固垒，勿遽与交锋。设疑以扰之，多方以乱之，使进不得战，退无所掠。顿困数日，锐气渐衰，必潜师东渡，五大将各分兵进，击其惰归，勿轻视于一掷。关外之辽民，兵众马多矣。战守不可知，倘有溃散情景，严关不免动摇。宜核宁前各屯堡，有城堡粮足及觉华岛可以保守者，量收敛其中，固守勿战，以待大兵堵截。或屯堡不能尽容者，可徐徐收入关内，毋得惊惶以误人心。此坚壁清野之当豫者六也。

三表五饵，自古不绝，惟在我之兵力强盛，抚赏得法，旧赏不减，新赏不增，彼此相信，内外谧宁。此抚夷伐谋之当豫者七也。

毛文龙提孤军于海岛，牵制三年矣。出奇设伏，屡获大捷。亦敌之所畏。朝鲜权国事李倧，以李珲通敌为名，攘夺其位。今请命天朝，力愿报效。宜降敕发登莱抚臣差捧至朝鲜，令发兵数万，同毛文龙列营于附近海岛间。不时出疑兵、奇兵以扰之，密加哨探，伺彼动静。如有过河，即捣老巢，以攻其必救。此海外牵制之当豫者八也。¹⁰⁸

最终，天启皇帝是其议。但谈迁对此另有看法。他认为赵彦之论多华而不实，乃曰：“枢部豫计，非不犁然可行，竟实效安在哉！一条列，一题覆，谓其职已尽。此外任事者自为之，不必问亦不能问也。余人皆然。习纸上之绩，仇局中之规。天下事不酿至极溃，曷所抵哉！”事实上，赵彦奉行的积极防御政策，与孙承宗所规划的进攻相抵触。

二月，孙承宗亦上奏曰：

今边方大计，不过曰守，曰款，曰恢复。皇上敕臣曰：“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乃观天下大议，似专守关以内，而近且曰：“国家失河套、大宁，不失为全盛，何必复辽东？”然而辽东不复，关不可守，欲复辽以守关，则关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必不可不修筑，而宁远、觉华之议，必不可轻罢。请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聚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尽号客兵，亡论粮料不继，即其继也，不逋不哗而坐食，使自坐困。盖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故议兵必在土著。然蓟鲜土兵，而守辽以内，则辽兵亦客也。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兵以屯，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

况守在关以内，则内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为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关，毳幕旃车，杂聚冈阜。一登陴而腥膻之气扑人，日报劫杀，议远抚场而通官难之，得广宁道议合。初移之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以两协提路将分之信地。即抚即防，劫掠希少。今议撤关外之防，为守关内，则虏仍入关为抚，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环听于关门。且宁远有道，宁前有道，镇曰辽镇，抚曰辽抚，而安插辽人于宁前，则曰胎祸。亡论十余万生灵何地安插。而既无宁、广之土地人民，何独存宁、广之虏赏？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再以战言之。贼薄宁远，则以置亡置死之兵合与亡与死之众。心坚敢死，气励亡生，而外无可掠，中无可希。炮矢既倍，兵民既济，兼以海出其后，山峙其前。奇伏间出，贼必歼焉。即或越一城而前，宁城已缀其后。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关门不顾，而前有坚城，后有勍兵，自可立见扫荡。又或妄意及海，则觉华岛之驻师，与望海台之泊船相控，而长鲸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关臣之精甲，进图恢复，则水师合东，陆师合北。水陆之间，奇奇正正，出没无端。故拒贼门庭之中，与拒贼门厅之外，其势既辨，而促贼于二百里之外，与贼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势又辨。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有心在天下，而边塞之情形未悉，间凭道路之口以为忧疑。亦有心不再天下而边塞之安危不顾，只念身家之计以为侥幸。伏望皇上立断，无摇众议。庶臣之肝胆有藉，而土宇可复。¹⁰⁹

朝廷对孙承宗的建议含糊其词，因为朝议纷纷，未能拿定主意。孙承宗抱怨道：“臣议合款防为一督，以两抚臣分任蓟辽。缘皇上不听臣去，特借此以各分其任。待臣去之日，仍推总督，盖真见边事不宜纷纭，非谓总督妨臣，抑亦臣妨总督。私念臣与总督不必两设，非谓臣可久留而额员可裁也。自今粮料不继，而料且绝矣。去年，采青几二百万，遂可省金十二万有奇，而今且绝。部价不发，皇上所发帑金为军需者，户部借三十余万而关城如洗。”是弃是战，孙承宗请求廷议，天启皇帝却道：“兵饷战守，卿前后条奏，听便宜行。不必廷议。巡抚官意见不同，恐不便行事，该部议奏。”¹¹⁰

如前述，在天启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九月，朝廷拨发大批军器前往宁远。到了年底，孙承宗试图推翻大权在握的魏忠贤，因未能成功而请求去职。但天启皇帝拒绝其辞，下诏让孙承宗继续督师辽东，同时，魏忠贤仍旧执掌大权。皇帝的优柔寡断，最终将会产生何种后果？

努尔哈赤开始进军南翼。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建州兵攻陷旅顺。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其城防尚未完备，努尔哈赤即领6000兵攻陷其城并屠城。¹¹¹八月，马世龙等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袭击耀州，但鲁之甲因轻信内应，最终渡河败没，损失兵员2000余人。¹¹²

这种结局，恐怕正是阉党所喜闻乐见的。马世龙攻耀州失败，受到严厉谴责，孙承宗亦为所累。马世龙罢职，孙承宗亦罢，由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

高第之策，与孙承宗大相径庭。阉党之徒，往往腐败或卑躬屈膝，抑或兼而有之。高第即为此辈。初到山海关，高第即檄撤锦右、宁前之兵，将关外四百里地尽数放弃。宁远与山海关之间不复设防，这招致宁前道副使袁崇焕的极力反对。¹¹³高第的策略，普遍得到朝臣认可，暂且按下不表。再看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已经迁都沈阳，其理由是：“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¹¹⁴

不过，在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遭遇重挫。这是他毕生第一次大败，也是最后一次。宁远城是按袁崇焕所定规格修筑的，其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城上又装备了新近由葡萄牙引进的红夷大炮，坚不可摧，很快便成为关外重镇。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在完成修筑后，袁崇焕曾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两千，东巡广宁，准备收复失地。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谋划，“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此，宁远成为内地，袁崇焕复疆200里。高第来任后，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可，曰：“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但高第去意已决，“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¹¹⁵

努尔哈赤闻知高第撤退，明廷改变战略，遂决定攻打宁远。建州兵与其蒙古盟友开始陆续驻扎宁远附近。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遣捉获汉人入宁远告诉袁崇焕：“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这似非空头支票，此前，李永芳等投降，俱得重用。袁崇焕反驳道：“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见袁崇焕拒绝投降，努尔哈赤下令攻城。

次日寅时，建州兵备攻城器具，攻打西南城角。从清代的史料可以看到建州兵的进攻细节，其中努尔哈赤先令战车覆于城下，置盾牌保护弓手及向前爬行、准备以斧凿墙的工兵。袁崇焕“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城墙烧之”。¹¹⁶彼时天寒地冻，建州兵凿墙无果，虽奋勇攻打，终究不克，至二更退兵。随后数日，袁崇焕又以红夷大炮轰击建州兵，死伤计五六百。建州兵不得不放弃云梯攻城，随后，又于正月二十六日退兵。努尔哈赤于此役中身负重伤。¹¹⁷

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病薨（笔者猜测或为癌症），享年67岁，四贝勒皇太极继位。闻努尔哈赤死，袁崇焕遣喇嘛锁南木座等34人前往吊唁。至十一月十六日，使臣返回，同来者有建州使者方吉纳、温塔石等7人，递交其书曰：“大满洲国皇帝致书于大明国袁巡抚：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亦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觅书词以复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无事文饰也。”¹¹⁸袁崇焕随即口传回复：“大明国、大满洲国字样，并写不便奏闻，故不遣使，亦无回书。”明廷方面则要求后金首先归还侵占之土地，并遣归所有叛逃者，然后可以议和。当然，这样的条件是无法被后金接受的。

次年（1627年）正月初八，后金再次向袁崇焕送来议和书信，其款附条件难以为明廷所接受。其书曰：

满洲国皇帝致书袁巡抚：吾两国所以构兵者，为尔言之，约有七恨。至于小忿，何可悉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两、白金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尔国以黄金一万两、白金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两国诚如约修好，则当誓诸天地，永矢勿渝。尔即以此言转达尔主，不然，是尔仍愿兵戈之事也。¹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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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述之内容，至此即接近尾声。努尔哈赤死了，后来，天启皇帝和魏忠贤也死了。北境防线的所有叙事，因改朝换代而变得五花八门。可以肯定的是，大明王朝的边防正在逐渐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后金在1636年改国号的大清王朝。1636年，即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以及清崇德元年。大明王朝在200多年的光辉岁月中难逢敌手，无论是瓦剌的也先，抑或鞑靼的达延汗、俺答汗，都不敢长期与其争锋，并进而挑战其天下秩序，遑论新王朝的诞生。鞑靼人似乎对故去的元朝少有怜意，但努尔哈赤不同，他对更古老的金朝充满向往，金朝在1115年至1234年间统治着中原北方汉地。在接受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影响方面，鞑靼人远远不及女真人，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均坚定不移地走上满汉合璧之路。

1644年，大明王朝最终轰然倒塌。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它并非全部亡于边防体系的崩溃，而是其内生的、根源性的系统结构内部发生了灾难性崩溃。不难想象，如非祸起萧墙，大明王朝很可能会在更加不可预期的时间内将清朝困于东北一隅。如果时间足够长，它甚至能将过程中产生的财政危机、兵源危机及军备危机消弭于无形。但历史不容假设。年轻无能的天启皇帝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未能在顶层设计时给予有效训示，致使朝野上下党争不断，而彼时之官僚体系又无力从根本上消除党争带来的影响。明廷一旦失去中央集权之威望，整个大明王朝便将陷入不可言喻的停滞状态。农民起义开始四处席卷，大量边防力量被抽调往地方平叛，劳师远征，奔波良苦，最终竭力难支。明朝将开始逐渐为清朝所收编，于是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亡。亡明的，终究不是清王朝。

注释

[1]原著称礼敦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误。——译者注

[2]很明显，这里已经经过清人润色，故称“大清兵”。后文同。——译者注

[3]此处原著年份为1621年，当为天启二年，即1622年。原著有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