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嘉靖时期——大明堡垒（1522—1566年）

在明朝，凡有紧急军情，必奉圣旨，而后得以应对，无论这一紧急情况是否记录在案。问题在于，谁提出了问题，谁商拟了对策？显然，这取决于谁在明廷中主持大局。明初，太祖、永乐、宣德等皇帝往往对边政事务亲力亲为。正德时，防务问题的主动权往往落入兵部尚书手中，如前述，王琼即为此间代表。

但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天子对边务的态度完全不同。与桀骜不驯的正德皇帝不同，身为其堂弟的嘉靖皇帝为政勤恳，亟欲奋发有为，尽管他存在某些性格缺陷，如暴躁、易怒及多疑。在嘉靖皇帝在位年间，防务政策的制订由兵部移至内阁。

嘉靖皇帝即位方初，内阁首辅杨廷和主政。嘉靖皇帝积极施为，与内阁廷臣共商防务大计，则要到“大礼议”事件之后。在嘉靖一朝，兵部逐渐失去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尚书人员变动率很高（44年间竟有29人先后出任兵部尚书一职）。直到嘉靖后期，才有杨博任兵部尚书长达8年的特例，此间之兵部才或多或少恢复其前中期的权力。

在嘉靖皇帝统治的近半个世纪里，明廷不得不着力解决其防御体系中存在的严重且极具争议的难题，如兵变、收复河套的失败以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制造的“庚戌之变”，其余一如既往，无休止的袭扰、政策变更、军需供应、部队招募、军事部署、武器装备、防御工事等更不待言。

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1521—1524年）：杨廷和任内阁首辅期间

嘉靖皇帝继位时年仅13岁，此时杨廷和为内阁首辅，国家大政一由其所领导的内阁决策规划。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杨廷和对正德时期重臣的清洗——如王琼、杨一清等，尽管他们在杨廷和下台之后被重新启用。杨廷和还废除太监监军制度，将太监从边防明军中清洗出去。杨廷和还力主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打击猖獗的军事腐败，尽管在正德皇帝的纵容下，这种腐败难以得到彻底根除。¹

为了庆祝新君即位，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初三，内阁以皇帝敕谕的形式加赏边军辛劳。其敕曰：“朕即位之初，重念守边官军勤劳，宜加赏赉。自辽东至甘肃缘边一带官军，每人赏银二两，差给事中、御史分投前去，会同镇巡等官取勘的数，公同唱名给散。不许头目人等总领侵欺。恁礼部便会同兵部查见在各边官军实数，还会同户部查照诏书，于内库抄没银两内关运支给，如敕奉行。”最终，明廷查核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延绥、甘肃九边诸镇官军共371906员名，给赏银743812两。²

杨廷和反腐决心坚定。尽管权宦刘瑾早被凌迟处死，但他遗留下的腐败问题并未得到根除，而正德皇帝也恰恰忽略了这一层面的问题。官方无任何档案记录此事，审计工作也未曾开展。到了嘉靖时期，风向发生了变化。《明实录》中详细记载了大量关于军饷开支的审计和廷议内容，账簿变得公开透明，正德时代一再纵容的贪腐投机行为得到一定遏制。³

但明朝边防到了嘉靖时期，仍不可避免出现某些崩溃的前兆。一场内部兵变，使明军的防御体系出现卡顿。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甘州五卫大乱，乱兵杀巡抚都御史许铭并焚其尸。兵变之由，一则因总兵李隆忌其威严，乘机嫁祸。李隆长期腐败地方，占役军士，哄抬物价，遭到许铭整治打击，以此怀恨在心，策动兵变，戕害许铭。一则因彼时粮价飞涨，而许铭所折银价太低，部卒来告，许铭处理为首者二人。李隆借机“欲邀人心”，于是他与部下私约，于公议日以赴公议府告状为由，趁乱殴打许铭致死。随后，又至许铭公署抢掠，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暴卒抢掠成瘾，又劫掠城中仓库，释放罪囚，并胁迫镇守太监董文忠上疏朝廷，言称兵变乃由许铭掊克粮饷所致。许铭家属因逃至董文忠家中，侥幸逃过一劫。

经过漫长时间的调查，事件终于水落石出。许铭无罪，赠右都御史，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总兵官李隆最终被逮捕并处决，但此前谣传他要带领哗变士兵在贺兰山中落草为寇的说法也不攻自破。为首者四五人被斩首或凌迟处死，但因西事（亦不剌袭扰等问题）未宁，明廷决定其余胁从者勿问其罪。⁴从这一事件看，杨廷和在处理反腐案件时，既不因循守旧，也不苟且得过。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大同发生兵变。巡抚大同都御史张文锦借鉴宣府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的经验，环大同筑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五堡，遣卒2500家戍之，以遏制虏兵袭扰。但五堡相距过远，又过于靠近敌人，戍卒皆不乐往，他们请求张文锦募新兵往戍，张文锦怒曰：“如此，则令不行矣。镇亲兵先往，孰敢后！”亲兵求只身前往，不携带家眷，张文锦又不许，由是戍守大同的亲兵也心怀恐惧。参将贾鉴督役严苛，杖其队长，责令他们出发，戍卒郭鉴、柳忠等不堪忍受，遂杀贾鉴，裂其尸，并逃往焦山墩。张文锦担心哗变的士兵与虏兵谋合，于是招抚他们回大同，但欲处罚首乱者。郭鉴等惧，再度作乱，兵变之火最终燃烧。

七月二十七日，暴卒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又焚都察院门。张文锦逾垣，逃往博野王府邸，暴卒围攻王府，博野王不得已交出张文锦，张文锦遂被裂尸杀害。随后，暴卒又占领武库，分发装备，关闭城门，又迫使革任总兵官朱振出为统帅。朱振与哗变士兵达成三点共识——“勿犯宗室，勿抢仓库，勿纵火杀人”，暴卒们允诺，兵变始稍安定。而后，内阁又令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赦免哗变士兵，兵变始才平息。⁵

兵变之余波，暂且不表。杨廷和之后的新首辅仍会协助嘉靖皇帝处理此事，以及后续爆发的第二次大同兵变。

嘉靖即位之初，明军边防一片萧瑟景象。巡按直隶御史杨秉中言：“墩台哨探军人缺粮尤多，死亡几尽。”巡抚甘肃副都御史许铭奏：“陕西河东卫所备御河西等处官军，旧额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人，今则去其太半。”尽管史无明载正德皇帝巡边的具体耗费，但从“正德末年，车驾频幸宣府，饥馑相继，官军俸粮经年未支，饿殍遍野”等记载中我们仍可管窥一斑。此外，又有虏兵寇庄、凉、洮、岷等处，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许翔凤因言：“虏势日炽，防御日疏，大臣坐食廪禄，而不展一筹。将官惟务剥削，而不发一矢。廪藏空虚，刍粮匮乏，军令伤于姑息，锐气馁于侵牟。遇虏入掠，辄婴城自保。闻虏造锹镬，欲攻城堡，请下户、兵二部讲求良策。”宣、大两镇连岁凶荒，军粮久缺，米价腾贵，给事中杨秉义亦奏言：“臣等奉敕行边散赏，目睹宣府、大同二镇村堡丘墟，公私匮乏，山西、河南等处运饷不至，帑金、盐引不救目前之急，仓猝有变，西顾之忧也。”大同巡抚杨志学亦言：“本镇军民缺食，公私匮竭，强悍聚众为盗贼，肆行劫掠，北虏近边住牧，警报日闻。”为此，户部议曰：“二镇量增月粮折色每石一两，按月支给，候麦熟停止。又请如前议，动支没官银二十万作速运赴各镇，趁时粜买米豆，与折银相兼支放。”盐引开中之法亦继续实施，作为输粮之补充。⁶

北虏的袭扰却未见丝毫减弱，西北防线常遭亦不剌和小王子的蹂躏。陕西巡抚都御史郑阳就曾奏言：“虏亦卜剌扰掠熟番，顷以小王子追逼渡河，窥伺边境。”⁷北虏之患，不仅在于军事，还在于其对明朝边境管理的破坏。兵部曾指出这一问题，并提出商量之策。其奏：“比年，北虏为患，俱因掳去边民及负罪投入者教以用兵节制，以故所向无前。今各边走回人口在虏营住久，其于虏情动止、关隘险夷及我边人为彼乡导者，无不熟知。乞敕各边镇巡官，凡有走回人口，如幼男妇女并掳去年浅者，量给衣粮，护回原籍。其在虏日久，谙晓虏情者，务加研审。若果忠实有才略，即留边效用，厚加慰劳，以备咨访。因而资为间谍，诱我汉人，使渐逃归，以消虏势，其无他者，仍护还。若有留难需索者，加治不宥，庶来归日众，而虏情可得，战守有赖。”⁸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524年2月2日）^[1]，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胡锭言：“近年，各边奸民逃入虏中，为虏奸细者多。比捕得，辩诘踪迹，又诡词求脱，莫可穷竟。反罪原缉之人，边吏缘是不敢捕诘，甚有阴为窝接者，我之虚实，虏无不知。而虏之奸细，我顾容纵，是自涂其耳目，反为虏视听也。今之边计，修守为上，用兵次之，而其机莫急于伐谋，其要惟在于绝觇。苐此辈皆我小民，一旦肉酪与化，甘为虏用，虽出无知苟活，亦由迩年生计憔悴，征输烦苦，加以不才官吏多方刻剥，故宁有去此而就彼者，罪固可诛，情实可悯。况二边虽修，固非金汤，夜警虽设，素乏传箭，将领弥缝机熟，蒙蔽年久，边墙水口，何处不可逾越？何人不可私度？其误国家大计如此！若不预为区处，而徒严加惩禁，舍源障流，非便计也。臣愚，过为杞忧，谨条八事：一清掳实以备查；二严巡了以绝入；三倍缉奸之赏以示劝；四严纵奸之罚以示惩；五谨窝接以绝容；六别投墩以明迹；七开矜恤以召复；八禁虐害以安生。”兵部覆实其事，内阁与嘉靖皇帝亦是其议。⁹

朵颜三卫方面，泰宁等卫朝贡如故，较为友好，但朵颜卫颇为敌对，前述朵颜卫花当的儿子把儿孙时常拥众犯边。把儿孙与小王子联姻，这让兵科给事中陈时明感到忧虑。他奏道：“朵颜花当之子把儿孙，顷与北虏小王子连婚，京城东北一带，原无边塞，所恃者岭木岑蔚。今以樵采曰疏，而二虏日亲，万一掩我无备，乘虚而入，不可不虑。”但明廷未做回应。¹⁰

辽东方面，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2]，都给事中许复礼言：“顷朵颜卫夷人把儿孙，建州右卫都指挥佥事牙令哈，各以送回被虏人口，守臣言其功，因授把儿孙千户，牙令哈都督佥事。臣窃闻二夷欺诈百端，窥我军弱备弛，纵部掳掠，因以所掳诈称夺回人数，以希升赏。况把儿孙往年杀害参将陈乾，尚未伏法，而反加秩，是为丑虏夷所愚矣！乞追夺之，各守臣曲为陈请，亦宜惩诚。”兵部的意见则是：“牙令哈历年效劳，在边守法，与把儿孙不同。”于是，内阁和嘉靖皇帝同意暂扣把儿孙的赏赐，待守臣将被虏逃回人从实奏报后，再行定夺。¹¹

综上，嘉靖朝甫一开局，就不得不面对从正德时代接收继承而来的，充斥着官吏腐败、财政枯竭、饿殍于野、兵变不穷、守臣无为的边防局势，以及明廷奉之如圭臬却又明显过时落伍的审计监督制度。首辅杨廷和力图扭转局势，而前任兵部尚书王琼不得不为这一乱象买单。褫夺王琼，仅仅在于他阿附君上正德皇帝，但这显失公平，若非其在正德一朝励精图治，明军防御体系的崩溃恐将更甚于此。

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四年（1524—1535年）：张璁^[3]等人任内阁首辅时期

嘉靖三年（1524年）发生的“大礼议”，既是年轻的嘉靖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博弈，也是官场中新旧势力政治的综合较量、一次政治洗牌。年仅16岁的嘉靖皇帝不愿再受首辅杨廷和的掣肘，而张璁、桂萼等新势力迎合了这一潮流，尽管这意味着嘉靖皇帝将转而依赖这股新兴势力。具体到北境防线而言，这一时期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兵变及吐鲁番、哈密的持续纠纷上。

是年，“大礼议”事件持续发酵。而是夏，吐鲁番速檀满速儿发兵肃州，大同兵变。当嘉靖皇帝的注意力被边军乱局吸引过来的时候，兵变甚至还未结束。

嘉靖皇帝没有责怪兵变者，却对张文锦和贾鉴予以谴责。嘉靖皇帝还派兵部侍郎李昆（前巡抚甘肃都御史）前往赦免乱卒。诸乱卒稽首谢罪，但其余奸盗却趁乱勾连部分乱卒劫扰居民，总兵官桂勇督兵捶杀作乱者50余人，首倡者郭鉴、柳忠为所笞打，余众皆释。尽管皇帝颁发赦诏，但人情汹汹，局势仍在恶化。乱卒执杀知县王文昌，又纵火延烧居民百余家，乱复大作。巡抚蔡天祐试图委曲抚谕，但以失败告终。嘉靖皇帝重新令户部侍郎胡瓒、都督鲁纲率师讨大同叛卒，并在制书中要求他们“诛首恶，胁从不问也”。但到了十二月，事态依然无法得到缓解。总兵官桂勇计斩首恶郭鉴、柳忠等11人，但很快，郭鉴父亲郭疤子又纠集胡雄、黄臣、徐毡儿等倡乱报复。他们趁夜围攻桂勇府邸，劫掠其家产，并杀死其家臣数人，磔尸啖肉。蔡天祐反复劝降乱卒，最终他们将徐毡儿等首恶4人斩首以献。但屠城的谣言仍不绝于耳，蔡天祐竭力谕镇城兵民各安其业。随后，他又逮捕了首恶郭疤子、胡雄等40人而斩之，人皆称快；又捕诛逆党近数百人，厚赏谍者，大同方始安定。¹²

整个兵变直至嘉靖四年（1525年）三月才彻底平定，前后持续近8个月。兵变的处理结果颇受争议。部分大臣认为，对张文锦和贾鉴的指责有失公允，而对乱卒又未免过于宽纵。大量银钞被浪费在抚赏乱卒之上，所谓镇压失之严苛。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而由此产生的情绪亦一直处于酝酿状态中，直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第二次大同兵变爆发。¹³

第二次大同兵变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上述第一次兵变。

巡抚宣大的御史苏祐，第一次听闻大同兵变是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十月初十，彼时代王正遣使吴聪往京师告变。《明实录》将这一事件始末置于十一月初五条的记载中。而山西巡抚韩邦奇在其《苑洛集》中亦详述事件之经过始末，其奏疏如下：

谨题为亲王至镇，欲要赴阙事。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午时，有代府承奉吴聪，赍王令帖到臣，内开为叛逆军人凶恶逼迫，私出禁城，亲诣赴阙事“嘉靖十二年十月初六日晩三更时分，本爵在宫闻知城中放炮呐喊，差人门首打探，言说军士烧毁总兵官、都察院门。及至天明，将总兵官李瑾杀死，将总兵官及都察院衣服等件尽行抢去，又将各店客货亦行抢去。有经过府门者，言说要本爵与他做主，于初七日申时分，将各处修边按伏军马调入城中。本爵慌惧，引领承奉吴总亵衣小帽，就混入于众人之中，从北门而出，前至金谷庄潜伏。一更时分，将管庄人王宣带领，跟随前至四家庄，将管庄人宋景春亦随前来，至顺圣川，西城刘参将容暂一宿。初九日起身，有总旗张文锦、杨达因在东井村催粮，亦随前来”等因到臣。至本日未时，臣谨迎王入至镇城。臣慰安及整备一切供用，外会同总兵官、都督佥事看得：大同军变，王因出至臣等镇城，实不得已，但要亲诣赴阙，未奉明旨。臣等启王留住镇城，候明旨以为进止。缘系亲王至镇，欲要赴阙事理，臣等未敢擅便，为此专差谨题请旨。¹⁴

很快，苏祐又接到大同巡抚潘倣的使者，言称巡抚大门并卷房亦皆烧毁，巡抚潘倣失联。使者称，大同兵变皆由总兵官李瑾性过严急，兴工不息所致，军士诉苦亦未能得到上级理解。最终，乱卒趁夜激而杀之，于黎明时分逃散，事态似乎已经平息。但苏祐认为事情恐非李瑾一人之过，身为巡抚的潘倣“知人心之将变，不能弭消，致祸胎之既成，转乞赦宥，事不得已，罪亦难辞”。苏祐要求朝廷另行纠查。

在其文集《云中事记》中，苏祐称总督刘源清、代王亦具疏上奏，一时朝议汹汹，难有定论。最后，兵部决定命刘源清和提督郤永提兵按问首恶，余胁从者皆降皇榜赦免。大兵未至，潘倣已捉拿二十余人械送京师。其中王弓儿系首恶，其余皆乘机抢货之人。讯问后，贼众又招供数百人，潘倣要求只缉拿其中的首恶分子。

兵部尚书王宪也认为大同兵未必悉变，实际参与杀害总兵官李瑾的大约只有六七十人，为此，他建议仅将诸渠魁置之极刑，其余诸人皆赦免。嘉靖皇帝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他说：“逆军蔑视国法，屡肆叛乱，势难遥度。其令源清等随宜处置，务使国法大伸，恶逆殄灭，毋得更事姑息，贻地方后患。”随后，嘉靖皇帝又任命提督西官厅都督佥事鲁纲代替李瑾行总兵官之权，又令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樊继祖为右佥都御史，以替潘倣。¹⁵

此时，由于代王逃离大同城，叛军乱卒只好向前总兵官朱振寻求支持。朱振曾参加过第一次大同兵变，当时在乱卒的威逼利诱下，朱振一度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成了他们的领袖。九年后的今天，乱卒们曾请求朱振劝说李瑾，但事竟不果，朱振称“不我听，奈何”。李瑾被杀之后，苏祐等敦促朱振重新介入这次兵变中。不过，由于朱振总督大同军务期间“赃以万计”，最终他选择了自杀谢罪。

李瑾被杀，乃因其督工军士于天城卫、左孤店等处（大同东北70公里）浚濠堑四十里。由于虏骑渡河，李瑾原意加急竣工，“以遏虏骑，不意驭众苛刻，不得士心”，最终因催役甚急，军士不堪重负，致生哗变。但在苏祐看来，李瑾其人“实甚廉，谋勇亦绝人，独见军政之日废也，欲整饬之，不少纵”，绝非贪暴之辈。^[4]

如何处理此次兵变，明廷内部颇见分歧。部分大臣赞成应对乱卒宽大处理，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予以严厉镇压，以为教训。不过，在处置杀害总兵官李瑾的凶手问题上，群臣均认为应将首恶戮尽。其余伺机趁乱劫掠者当何以处之？或仅小犯，或为胁从，这部分人是否可以得赦免其罪？

刘源清与郤永师次阳和卫，约在大同东北40公里处。刘源清遣人于大同城内张贴皇榜，晓谕诸人，此次举兵惟按问首恶，其余胁从一概罔治。处理意见既出，一时言者纷纷，以为这样的处理结果过于宽大，将重蹈嘉靖三年（1524年）兵变之前辙。于是，刘源清又令苏祐拷讯那些妄言前总兵朱振失职，实为首乱之人。彼无端妄言，或是朱振后来自杀的原因之一。不过，刘源清和郤永后来率师包围了大同，这与第一次兵变的情形有所不同。而在大同城里，这一包围举动却成了讹言屠城之借口，由是一城皆变，四门昼闭，谋抗王师。叛军释放了部分被囚军官并奉以为将，随后城中叛军与攻城明军互有战损，洗城之说仍在传播，而大同城却依然牢不可破。刘源清加紧围城，城中有心归顺的士绅无由表达自己忠于明廷的心迹。城中薪柴渐少，樵采路绝，叛军遂拆代王府及各宗室、军民房屋，及诸公廨焚之。后来，叛军首恶黄镇等请求派人外出樵采，郤永许诺答应，又趁城中樵夫300名外出时将其扣押。^[5]

与此同时，叛军诱小王子等虏兵前来助战，内外夹击，明军暂且失利。韩邦奇具文上奏此事，并表达了他的担忧和不安。其奏曰：

谨题为逆军引诱虏贼大举入寇邻境，预防边患事。本月二十日，据游击将军夏杲差夜不收孙良报称，大同逆军引诱北虏五万有余至大同城下，将游击将军王镇等杀败，即今贼尚未退。二十二日，又据巡抚大同樊都御史差来赍本，百户郑镇禀称，即今北敌大众尚在大同城下，分遣精锐三千余名，南抢应州^[6]等处。自聚落堡至大同城下，道路不通。二十三日，又据摆拨军人任福玉传提督军门号令，运粮之车且不必来。本日，又据夜不收刘章报称，东关宣府参将李彬兵，北关宣府副总兵张镇兵、参将刘江兵俱被围困，六日未支粮料。先据宣府分守东路右参将冯勋禀帖开报，十六日大举达贼从永宁边方拥众入境，本职统领官军林锦等急出迎敌，不料贼众兵寡，混砍一处，倡令我兵舍命对敌，占据山梁，伤中贼人贼马数多，俱被钩驮内。贼汉语叫说‘不要放箭，与你答话！你们人马去关大同，我大纳延也来了，先使三个头儿领众达靼抢杀’等语。据此，切详所言，中间显有奸细复寇之举，旦夕难测。除对敌缘由另行呈报等因，各到臣会同总兵官、都督佥事议照，大同逆军引诱北虏大举入寇，直抵城下，败我官军，驻兵不退，且分兵抢掠，围困诸将，阻绝饷道，似与寻常入寇不同。臣恐大同既已得利，必寇宣府，纵或暂回其势，草生冻解，必然大举分寇宣、大两镇。而东虏亦有大纳延引兵也来之说。及照近因西征大同臣镇奇兵、旧游击兵、新游击兵、南路参将兵尽行调去，而前后营及各路精锐之兵、谋勇之将亦行摘调，臣镇实为空虚。夫以大同城下京营及各路兵马林立云集，尚且败挫不支，而况空虚之宣府哉？且虏中既有逆军为之画谋乡导，则我各边之虚实夷险，彼皆详知，其大举入寇，必然之理也。夫以一北虏，大同城下数路之兵不能支，若东虏入自东路，北虏入自西路，一宣府岂能支哉？夫宣府者，大同之根本，京师之堤防也。大同虽已失利，苟宣府无事，则犹可据此以图再举，而京师亦不至于震惊；傥宣府亦复失利，譬之根本既枯，枝叶无从而生，堤防既决，下流必受其害，则大同不可图。而京师之势孤且危矣！况大同城下冲锋处险被围被杀，张镇、刘江、李彬、王镇部下皆宣府调去之军，则宣府之虚岂但目前而已哉？臣等叨承重寄，镇抚一方，事在剥肤，心诚危惧。故敢昧死上陈，伏望皇上轸念边方重镇，敕下该部，会集多官，从长计处。将新调延绥、辽东之兵发与臣镇，听臣等调遣节制，仍再调别镇兵马防御，及多给马匹，听臣等选军给授。如此庶乎有备无患，而边境可保无虞矣！缘系逆军引诱虏贼大举入寇，邻境预防边患事理，未敢擅便，为此专差谨题请旨。嘉靖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¹⁶

部分煽动暴乱的头领，如王安、郭全等，还设法向北虏小王子馈赠金币、女伎，并鼓动他们入寇中原，号称“中土饶可帝，胜沙漠也”。他们甚至还以代王的土地奉送小王子。¹⁷

据《明实录》载，叛乱发生后，叛卒曾“引虏十余骑入城”，还承诺以代王府作为那颜官邸。次日，又有叛卒两人宴请虏酋，希望能与虏兵互为犄角，联合作战。但到了第二天，在进攻东门中，明军殊死抵抗，叛军表现不佳，虏兵知其不足以依赖，于是反戈一击，乘势离开。¹⁸

从鞑靼的角度看，所谓虏军似乎更乐意袭击毫无防备的乡村地带，这种兴趣远远超过占领大同等城池所带来的诱惑。又设若他们果真占领了城池，他们是否能守住？而从明廷看来，大同早已千疮百孔，刘源清和郤永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未能奏效。宣大一带的边防风雨飘摇，明军是否应采取一些措施？

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建议，主战主和的呼声，年轻的嘉靖皇帝决定亲自介入事端。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初六，嘉靖皇帝谕诸阁臣曰：

朕在病中，未尝不以大同事为怀。叛军先因杀李瑾，此谋杀主将之罪，法不可赦，原非举城所为，亦未敢逆朝廷。

本是郤永无谋，信从刘源清贪功嗜杀之计，辄使有洗城之讹，传吓城中，致使逆军劫囚，勾虏抗拒朝廷。既说专剿逆徒，胁从不问，却又专攻城之计，又引水灌城，看来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为宣大为京师北门要地，皆不可坏。人而无臂，可以卫头目乎？况此地此民，皆我祖宗所遗，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诛，果忠乎？否乎？前日将二人调置，别命将以专讨渠魁，岂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轻听伊说，卿等亦不可不虑将来耳。纵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兴复？今只可罪去二臣，掣还诸路人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职事者，使专意备虏，密令多方，计擒逆贼之魁者，庶免老师伤财。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请添官，岂非官多事扰乎？

此谕应是出自嘉靖皇帝之手，因为其行文并无辞臣润色之痕，且首辅张璁等高官俱受其严厉批评。因为嘉靖皇帝的指责，刘源清自请劾退，改督饷侍郎张瓒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刘源清总督军务。郤永素有谋勇，继续留任。¹⁹

出于某种原因，作为南方人的礼部左侍郎黄绾，对大同局势亦表现出浓厚兴趣。嘉靖皇帝派他前往大同了解局势，而他在回奏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黄绾认为朝廷处理第一次兵变时过于温和，而第二次平叛时，又错误地委任了刘源清和郤永。他写道：

臣窃惟大同之事，往年之失，则在于并首恶而赦之，纪纲之废，莫此为甚。此后宜乘不备，有以处之不难。一向置之度外，所以复有今日之事。今日之失，则在于惩往太过，卤莽不思，辄倡征剿之说，殊不知叛卒居于城中，非比贼巢夷虏。夫城池者，朝廷之藩蓠；宗室者，朝廷之骨肉；文武官僚者，朝廷之心膂；军民良善者，朝廷之赤子。其初只数十叛卒，并胁从不上三百余人。刘源清、郤永先受阃外之寄，苟知方镇为大，生灵为重，早能因其未备，闯入城中，擒之特易，失此不为。既及受命，率兵只宜远顿外方，愈假宽缓，移文查访，以求首恶姓名，则众心皆安，洗城之说自无以惑。彼或劫掠城中，城中之人必深恶之，乘其深恶，因令整兵预备，人情所愿，俟其有备，只假一檄而罪人可得……刘源清、郤永和为征剿于下，领兵围城，先攻东西二关，如战敌国，如攻贼巢，杀其无辜，使益惊骇，奔入城中，反为叛卒守城。洗城之说，益信无疑……伏望陛下大发乾断，速去郤永，并正刘源清妄杀失机之罪，别简忠智以代之。²⁰

三月初六，嘉靖皇帝及时召回了郤永，而这是关键的一步。随着明军撤出围城，谈判开始了。首恶最终被处决，余者则被赦免，城中军民“始欣欣鼓舞，知不复有诖误累矣”。噩梦终于结束了。²¹

善后工作开始陆续展开。大同兵变后留下一片萧然的废墟，甚至比任何一次北虏劫掠都要糟糕。韩邦奇回忆，“家无闲丁，役及妇女，日无宁时。继之以夜差役，固已繁重，况其时天寒地冻，雪深冰滑，损伤者不计其数。又以极边之地，人无多蓄，数月之间，闾阎困瘁”。²²

黄绾是兵变后大同局势重建的核心人物，此时的大同百废待兴，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如何对待那些叛逃北虏的士兵？在一次军民大集会中，黄绾晓谕诸人道：“此辈悉庸奴，虏所牛马驱役之者，何能为中国患？且中国当严武备，虏之来去，要在有以待之，而奚虑此公也！”他下令，若有“逆卒自虏来者，则边吏执而戮之，不来则不必主动出击追索”（也许有不少叛逃者希望得到宽大赦免而回来，但黄绾的政令令他们感到失望）。是时，大同军民惧怕叛逃者“留虏且遗祸”，而黄绾也尽可能消解人们这种恐惧。他对大同百姓道：“虏得汉人，率奴隶之，不则易马远夷耳。且使虏果雄桀，即无赖此一二辈，如犹常虏也，则得此百辈奚益？况虏性得利则趋，遭创则避，固非此辈能使之去来也。”²³但是，黄绾没有提到北虏以汉人为向导的事实。

为了恢复大同秩序，黄绾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认为大同街衢广衍，故凶狡易于夤夜作恶，为此他于大小街衢各设门房栅门，晨昏启闭，又立十家牌法，挨家挨户鳞次编为保甲，各立长统之，内防奸人，外御北虏，并立社学以教军民子弟以礼仪，潜移默化改变当地风俗。七月初一，黄绾宣布首恶者福胜等14人论凌迟处死，妻孥、资产没官，父母、祖孙、兄弟俱坐流徙；张玉等19人论斩，与福胜等俱决不待时。另有未能缉拿归案，尚在潜逃的郭经等49人俱论斩，白奴儿等41人当充戍兵。斩首者最终均枭首示众，巡历九边，以儆效尤。

为了重建大同，户部还以折粮银4万两，与已解盐银7万两及南北新纳例银3300余两给之。随后，黄绾奉旨汇报大同事变。他奏称：

乱卒王福胜等之杀总兵李瑾，是瑾唆法所致，其首恶不过数人，应者不过六七十辈，借令如巡抚潘倣议，旦擒旦抚，自可旋定。而总制刘源清、都督郤永益张其事，以耸朝廷。朝廷命其相机征计（讨），而源清、永一意讨之，且言五堡事处之太宽，遂榜示城中五堡遗筑，疑以为追理旧事，而人心益骇。倣所捕乱卒杖杀及槛致者已六七十人，是时入抚而徐图之，逆党可尽得，而源清以功不出己，乃凭诸囚之妄攀，纵甲士之横索，追呼益急，复诬原任总兵朱振为谋主，振仰药死，乃人人自危，讹言屠城，群起为乱。今日谕诸军胁从不问矣，明日又以师逼城下，斩关而入，大肆杀掠，虽以宗室士民及佥事孙允中等之力沮，卒不听，益百道攻城，至穴地灌水，而城中不得不为自全之计，乃发禁兵，出罪囚，开门迎敌，杀参将一人。是时，王府及有司军民章皆为逻卒所遏，朝廷莫得闻，而两人请济师益急，且谓城中悉从贼，实大欲厌绝此城，遂致上廑宵旰之忧，调兵转饷，殆无宁日。忠于谋国者，固如是乎？时乱卒又诱北虏数万人大举入寇，攻东南诸关，官军累败，城中且为内应，源清、永进不能讨逆，退不能御虏，致残破重镇，几撤藩篱！赖圣明特降御札，释群疑之心，罢源清之职，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是役也，杀游击曹安、千户张钦等数人，士女千八百人被虏，及惊失者千余人，其余擅杀埋掩者不可胜数，毁室庐以万计，财货、刍粮称是，民不堪命甚矣！²⁴

那么，作为局外人的我们，能从这一系列事件中看出什么？似乎时至嘉靖朝，明朝的防御体系仍能在军事重镇大同几近瘫痪半年的情况下彰显韧劲，而没有演变为边防崩溃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过，偶然因素也很重要，鞑靼（明人口中的北虏）没有做好南下中原的准备，也是边防体系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或许，此时的鞑靼对于再现大元不感兴趣，即便大同叛卒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零零星星的突袭、掳掠仍是其进攻明朝边防的主旋律，而大同兵变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

没有形成多米诺链条，不代表明军的防御体系稳如泰山。就在大同兵变后的大约一年，辽东也出现了暴动。事件起因与大同兵变类似：嘉靖十四年（1535年）三月二十九日，巡抚辽东都御史吕经苛虐诸军，催役过激，致使军心失众哗变。诸军拥入巡抚院，吕经不得已逃匿苑马寺。哗变者一路追至，搜出吕经，尽裂其冠裳，执至总兵官刘淮处。刘淮以状闻，兵部则以事未经查勘，难以遽议，令总兵官会同巡按御史查勘属实，方行下结论。嘉靖皇帝同意兵部的建议。

此次哗变事态复杂，吕经未深思熟虑就取消一项长期政策是其导火索。辽东诸卫所，每军一以余丁三供之，每马一给牧田五十亩，此制度其来远矣，而吕经着手改革，每军给余丁一，余悉编入徭册，征收银两，解纳广宁库，又追牧马田还官，召佃纳租，由是众益怨之。是月，吕经巡视辽阳城筑围墙时催督严急，最终致变。诸军要求罢此工役及免马田租，而都指挥刘尚德火上浇油，在旁呵斥众人退让。吕经又威胁要笞打首恶，众益悍哄不可制。推搡之间，士兵殴打了刘尚德及指挥李钺，骚乱就此而起。哗变士兵击毁巡抚院门，焚其徭役籍册，又鸣钟击鼓，关闭城门，纠合众人起事。他们想将下狱的游击将军高大恩请出来主持政务，又从苑马寺搜得吕经，剥衣殴打，而有前文扭送刘淮之事。

兵部要求彻查此事，否则难以遽议。而在事情出结果之前，兵部先令副总兵李鉴入城宣布恩威，使哗变将士悔罪守法，各归营伍，原有官田亦仍令其照旧营业，以保全身家。刘尚德则被革职监候，吕经则因轻信寡谋，退缩不振而被召回，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韩邦奇取而代之。

辽东局势的缓和大部分要归功于巡按辽东御史曾铣^[7]。兵变之初，他亟令李鉴揭榜安抚，凡政策为众所不便者，悉数罢除。又令将吏督诸军职守如故，于是叛乱逐渐平息，城门得以重新开启。

但是，曾铣的四处奔波无疑杯水车薪，兵变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吕经行至广宁时，有乱卒于蛮儿效仿之前辽阳之事，鼓众倡乱。乱卒释放监狱囚犯，劫持吕经，胁迫镇守太监王纯、都督刘淮等上疏言都指挥袁璘、吕经之罪十一^[8]。嘉靖皇帝并不打算忽略此次事件，他令韩邦奇“悉心经画”，务要妥善处理事件。而在抚顺，城备御指挥刘雄等亦为其部卒王经等所囚。朝廷闻兵变，又令工部左侍郎林庭㭿兼左佥都御史，前往抚谕，而与此同时，曾铣已经访得诸首恶姓名，并一一搜捕之，数十人同日被捕获。

曾铣上言曰：“往者甘肃、大同军变，处之过轻。群小谓辱命臣，杀主帅，罪不过此，遂相率为乱。今首恶宜急诛。”²⁵或许诸兵变之间并不存在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仅仅是“类似”。

五月十一日，林庭㭿至广宁，乱卒疑其前来的目的，于是又有谣言称官军将要屠城。就像在大同一样，乱卒关闭了城门，并要求得到赦免。这时，曾铣的首恶名单起了作用，28名首恶分子被逮捕，余者皆赦。嘉靖皇帝览奏毕，同意其处理方法。

朝鲜人对明军兵变的看法值得关注。据朝鲜《李朝实录》载，朝鲜大臣认为：“辽东形势，山海关距达子地界仅四十余里，而其外又有二十五卫与彼人连境，而辽东之人弓力甚强，故叛乱之初，朝廷深以为忧，而不能处置。或云当讨，或云弃之。而以为弃之者，恐叛附于达子，则其为害不止于叛乱而已故也。适御史曾铣徐缓善处，只囚魁首，而胁从不治，故旋即安定矣。若朝廷兴师问罪，则其叛朝廷无疑。”²⁶由此亦可见，前述曾铣的策略，有效地缓和了事态。

辽东兵变在事后引起明朝君臣的反思，议者多质疑明军的防御姿态。南京大理寺丞林希元对此直言不讳，却因所论“兵变起于姑息政策”为朝廷所不容，终被黜职。²⁷林希元并不赞成嘉靖皇帝所走路线。在奏疏中，他称：

盖自大同了事之日，臣已知其有矣，岂特辽东？沿边诸镇以及天下，皆将为辽东也。何也？大同犯卒，敢行称乱，朝廷合三镇之兵攻之，半年不能克，而卒苟且了事。虽得首恶数十人，桀恶如马昇、杨林（麟）者，卒莫如何，反仗其力以了事。诸镇奸雄，必谓朝廷果无能为，轻侮之心起于此矣！一有触发，则奋攘而起，事势固然，今之辽东是也！

他接着又奏道：

都御史或有不当，亦是常事。五十亩官田，殊无大故，何至缚执窘辱，犯顺干纪之？若是，岂非侮朝廷乎！……辽东之难未已，广宁之变继起而益甚焉！闻吕经被辱，无所不至，皆非人力所可受，要不如一死之为快。吕经何足惜？所可惜者朝廷耳。闻兵部差官亦被囚系，迹其狂悖，虽大同未有如是之甚者……臣意本兵大臣宜与国同忧，为国讨贼，使奸谋以折祸乱不生，然后为忠于人国也。如今所处，宛转支吾，终属姑息，叛卒之志，不杀而益骄；朝廷威令，不振而益削。台谏交章而若罔闻，边声日急而不以入告，臣不知何说也。臣揣其意，不过苟且弥缝，图目前之安耳。夫图目前之安，而忽社稷之至计，贻将来之大患，此不忠之大。何也？天下之都御史一也，此而可辱，孰不可辱？天下之军一也，此而可叛，孰不可叛？且辽东之作变，以查拨官田也，而出于都指挥之呈请，必是法所当问也。在各边诸军事，岂无当问如辽东者乎？亦将作变乎？其势将使天下官田听其匿占，天下诸军听其不法，皆无人敢问，朝廷法令不行于诸军，都御史拥虚器于上，而亦不必设矣！国家体统，天下事势，不知将何如？故曰图目前之安，忽社稷之至计，贻将来之大患者，此也。

看来，林希元几近打蛇打七寸地指出，他所看到的天朝尊严已然扫地，对任何触手可及的侮辱，林希元敏感至极。也正因此，嘉靖皇帝对他几乎没有宽大处理的余地。林希元在奏议中仍滔滔不绝：

臣又闻辽东事体，与大同异。大同北临强虏，为我捍蔽。大同受攻，或诱强虏以自解；辽东塞外之夷，如朵颜诸卫，皆我臣属，必不党彼仇我。又地形隔绝，必不能越辽东数千里而为吾患，此其大异也。又辽东二十五卫所，不输斗粮尺帛于我，而岁费朝廷八十万。有之虽可吾藩，失之无甚害事。且其塞外之夷，岁仰器用、赏赐于我，吾绝辽东不与通，东夷失利，必怨望而为彼患。彼不能一日安，其势终必服属于我，此其异也。夫辽东事体，既异大同，今日事势，又不容已，此臣所以断今日之计决于用兵也。

从这一内容看，林希元似乎仅将辽东兵变视为疥癣之痛（此时的女真尚未入其法眼），而他担忧的，是朝廷纵容叛乱的政策将对整个明朝边防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兴衰更迭。²⁸

同时期的王廷相，是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在朝廷供职。²⁹对于辽东兵变，王廷相的看法却与林希元截然相反：

查得激变良民律条：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由律议度之，必致反叛之状已形，城池之陷已确，而后罪至处斩。

今据所奏事情论之，众军拥赴都察院喊叫亏枉，不过欲巡抚控求免困苦而已。使当时为吕经者善于应变，镇静不动，不致越墙而走，则军民越诉之常耳。惟其先自避匿，以故众军恐有不测，为累非小，故拘禁于都司，遂致形迹可恶。则众军之罪也，原无杀人，原无放火，原无劫夺奸淫等状，安可谓之反叛？在众军既无反叛之迹，而刘尚德却参以激变之罪，异于情，律法两不相合矣。照此拟罪，岂不冤枉？但刘尚德攘其抚驭乖方，为罪之首固不可逃。

又据所奏，凡在辽阳总军操守门等官，并皆参其失职，至于军士，虽无反叛重情，其拘制都御史，捆打都指挥，擅出狱中罪人，擅收九门锁钥，亦当求其为首者十数人，以正其罪。庶朝廷纪纲，不致因而废坏；各边军士知警，不致因而效尤。此为正议，此为远谋。

…………

且如往年，大同逆军戕害主将，罪在不宥。抚臣仓皇无谋讨赦，此盖一时贪生惜命之计，犹有说也。今辽阳军士，既无反叛之恶，必无至死之罪，大之不过充军，小之不过徒杖。若索其为首之人，彼亦自然听服，岂敢不受法理，固于抗上，以自取大同逆军灭族之祸也哉！柔懦之论，不足谋国；苟且之见，大失事会！³⁰

显然，在对待辽东兵变事件上，明廷各方所论还掺入了朋党之争，故其所持或恩或威或宽严相济之立场，也因而变得模糊不清。“大礼议”事件使得嘉靖皇帝极为严厉地制裁反对他的士人，而在对待叛军的问题上，嘉靖皇帝却一反常态，甚为宽容。张璁、桂萼等阁臣在“大礼议”问题上是支持嘉靖皇帝的，而在镇压兵变问题上，他们却出奇一致地强硬。不过，嘉靖皇帝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态度。

大学士桂萼是嘉靖皇帝“大礼议”事件直言不讳的坚定支持者。对于辽东兵变，他有自己的看法。在给一位观点与王廷相十分接近的同僚的信中^[9]，他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

广东辽阳军士之变，虽曰抚臣乖方也，细审事由，只云工役骤兴也，然已停止矣；又差徭帮丁不免也，亦已改正矣；查马军田也，亦已给军矣。虽云每军栽树二株，所费亦复几何；每军敛银一分，所取亦复几何？所云吕都御史具本奏各军罪状，则辽阳人惧罪可也，广宁何罪，乃亦惧耶？若曰奏减军粮一半，则讹言虚诞，激愚军者也。必有奸人鼓扇摇惑，致士卒纷起，而怨而怒。举镇军皆变，然后彼奸可逞，而大得志也。实考辽东屯田，原额粮六十万，近年仅存二十五万，则三十五万之粮之田，皆入势家奸人之槖可知也。今又仅存十九万有奇，余五万皆捏称无田虚粮，逼军士代貱，则五万之粮之田，又入势家奸人之槖可知也。今将查究前田，则奸人必惧，不查前田，则额粮日耗，军士于何仰给焉？且势家侵隐屯田之利，乃逼贫军貱粮，为政失平，孰大于是！

桂萼的分析如果足够准确的话，那么其观点无疑独到而精明。他接着说：

吕都御史行事虽不可逆知，必其莅任之始，即案行合属，稽查屯田，左右用事之人，承望风旨，或发欺隐之迹，或陈清查之策。奸人承机扇动，曰：“养马军田，旧例给军永业者也，今亦勘丈，随屯田纳粮矣。”由是马军皆惧，乞免勘丈，乞请不得，遂群呼为变，奸人惧发露屯田奸弊也。故片词不及屯田勘丈，只云马军业田，亦随屯田纳粮，则事所由起决为清查屯田可知也，弊端灼灼可见者也。今差大臣勘究，奸人如惧罪状发露，则巧为欺蔽，承勘官吏，皆彼中人也，奸人羽翼也。孰与证曰：谁实首谋，不过摭拾虚文，陷愚民丐卒数人于罪而止耳。首恶罪魁，隐处静观而窃笑曰：“朝中真无人也。”如将究彼奸状，使不蔽覆，奸人惧罪，将又鼓扇愚卒，啸呼称变，则虽朝命大臣，亦且任其旅拒，为其胁劫，无可如何矣。善后之策，不可不深思也。大臣此去，如又辱命，则纲维解纽，列镇效尤，变故所伏，有不胜其可虞者也。国势重轻，天下安危在此一举，不可不深思也。

窃谓请差大臣即宜覆兵科，奏疏开列镇兵六罪，皆宜究治奸人扇构之情，必在势家。惟势家巨恶，巧于用术，致愚军交扇，变自下起，虽都御史亦陷其术中，不及先觉耳。今宜请圣旨榜文，通谕各军曰：吕经行事乖方，已拿问矣；所兴工役，皆停止矣；拨军养马之田，亦照旧给拨矣；帮军人丁，亦照旧豁免矣；凡可以厚恤尔贫军者，皆无所吝惜矣。惟欺隐屯田，致势家得利，逼貱虚粮，致贫军受害，则屯田之弊，不可不查。奸人鼓扇浮言，恐诱愚军，相率啸呼，窘辱大臣，擅闭城门，大奸首恶，不可不治。凡清屯田，将以利益尔贫军，治首恶以别白良善，无俾尔贫军枉陷于罪，亦所以利益尔贫军也。尔良善军士，各安心无恐，奸人大家欺隐屯田，听尔贫军互相举首，如不肯首，自有别策稽查，只要清出势家奸人欺隐之弊，于尔贫军不得扰害。尔军士慎无恐，勘问首恶，只求情真罪重数人奏请议处，不许牵扯驾诬平人，不许枉诬贫军；凡军士蠢愚，一时不知事由，随众啸聚，乃无知误犯，俱不究问。尔贫军各无恐，勘问明白，朝廷自有处置，勿听奸人扇惑，各安心守法，保全身家，如奸人惧罪，鼓构愚军，旅拒大臣，不伏勘问，是怙终稔恶，宜诛讨而不赦者也。

特命户部将辽东官军粮银岁八十万，俱不给发，贫军无食，自相仇怨，自相攻击，自相攘夺。势家巨猾，平日虽有巧术，鼓煽愚军，抗拒朝廷，至是亦徒自毙，无以自保全矣。然后命一大将出师数万，声罪致讨，移文朝鲜出兵攻其东，朵颜三卫之夷出兵攻其北，我以大兵扼山海关制其南，彼之粟布金银妻妾子女，不为贫军所攘，则为夷虏所掠，无以自保全矣。贫军如虑曰：户部不给粮银，遂将无食，暂可攘夺，终亦饿死而已矣。贫军即不听奸人扇惑，以旅拒朝廷矣。势家奸人如虑曰：朝廷如遂声罪致讨，贫军攻我于内，夷虏攻我于外，妻子首领，俱不保全，自悔祸不鼓扇愚军，旅拒朝廷矣。盖夷虏固不可使之攻我边境，惟彼既敢旅拒朝命，则亦将谋通夷虏以抗官军，如大同之谋者有矣。是故先令夷虏攻之，所以夺其所恃也，先以此意明白喻晓之，彼虽有智者，亦不知所以自为谋也。奸人计沮，差去大臣乃可申其威令，彼中罪状可核其实。圣上操纵之威柄，可与时舒卷也。³¹

由是观之，桂萼认为，边防中的致命癌症，其病原不在普通军士之中，因此，对所谓“贫军”的错误镇压，很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酿成更加可怕的错误后果。

至是，我们可以总结，在嘉靖时期，明朝的北境防线发生了若干次大规模兵变，分别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皇帝初即位时的甘州兵变，嘉靖三年（1524年）的大同兵变，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第二次大同兵变，以及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辽东兵变。问题在于，明军防御体系中的若干主要节点的瓦解和破坏，为何没有导致外敌拥入？首先，叛军并非一线堡垒、烽火台的服役士兵，他们多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卫戍部队和后勤部队。其实，甘州的防御力量很薄弱，或许只是运气好，甘州兵变并未产生什么恶性后果。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兵变时，北虏本可以有8个月的时间充分利用，进军中原；嘉靖十二年（1533年），北虏再次得到机会，然而他只是一味利用大同防御空虚的时间偷袭村镇。尽管两次兵变中叛军一再呼吁小王子等介入，然而他们似乎迟迟没有逐鹿中原的意图。明廷严厉镇压了大同兵变，最终也查明此次骚乱的真正原因，并根据实际赏罚有差。对事态蔓延的担忧最终似乎得到妥善解决，设若军镇的叛乱不至四处蔓延，酿成山祸，那么恩威并重的政策足以解决这些零星的叛乱者。明廷更为担心的是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式的兵变，因为这样的兵变难免招致血雨腥风般愤怒的杀戮。至少在北京的一些高官，如首辅张璁等就持这种观点。而更为重要的是，嘉靖皇帝并不允许他们采取这种做法。

***

明军的西北防线是另一处多事之所。嘉靖三年底（1525年1月），嘉靖皇帝命杨一清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陕西三边军务，前往守卫固原。此后一年，直到他回朝廷担任大学士为止，杨一清写了129篇与其职责相关的涉及陕西、宁夏、延绥、甘肃的奏议。这些奏议是我们得以最接近当时事实真相的文字。

尽管遥远的西北地区目前尚未爆发危机，但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不稳定的气氛，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相互交织，时刻会有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可能。而甘肃，是这一地区明军布防的重心，而吐鲁番和西海（亦不剌和阿尔秃厮相继统治该区域）则是进攻明军的桥头堡。关于这一地区的攻守之势，我们无法一一介绍，但可以就其中一些重点内容进行回顾。

就在杨一清就任前夕，兵科都给事中郑自璧奏言：

土鲁番频年进贡，世受国恩，往据哈密以叛，都督缑谦、侍郎张海闭关，绝其贡使，诸夷无所得，怨其酋长，速檀阿黑麻旋自悔祸，哈密复为我有。又真帖木儿以逼逐陕巴之故，镇巡官诱致甘州，羁养数年，生还乡里，感朝廷德惠非浅，且与甘肃居民往来颇久，牵制旧好。二酋者，一则贪我之利，一则怀我之恩，纵其鼠窃狗偷，岁所不无。然电起沤灭，未有纠众深入，困城堡，迫抚臣，如今日者也。且达贼亦卜剌、阿尔秃厮窜伏西海，尤号凶黠，与土鲁番二酋先世亲族，使乌合而来，甘肃二镇，可为寒心。此系重大边情，彼中宜不时传报，以便庙堂措画。今自都御史陈九畴报之后，已四十余日不闻音耗，恐诸贼分据要害，道梗不通，或镇巡等官措置乖方，威信不立，故观望蒙蔽，迁延不报。宜敕兵部遣人驰谕平凉、安会、兰州及河西红城子、古浪诸处，俱令侦探声息，各令飞报，仍行巡按甘肃御史躬诣河西察访机宜以闻。

嘉靖皇帝同意进行调查。³²

此后不久，边境传来了好消息。嘉靖三年底（1525年1月），兵部尚书金献民等言：

九月十九日，总兵姜奭勒所部左副总兵赵镇等，与回贼战于甘州镇城西南张钦堡，败之，贼从山丹遁。十一月十八日，西海达贼八千骑犯凉州，奭复率游击将军周伦等袭贼苦水墩，大败之，都指挥张锦战死。所斩获回、达贼一百四十六人，夺获头畜二千九十有余，救回被贼虏者一千二百一十五人。

嘉靖皇帝对有功将士进行了褒奖。³³

但杨一清的奏疏却展现了残酷的一面。他在奏疏中陈述了当时的情况，兵部据此草拟了政令，由嘉靖皇帝和内阁共同决定。杨一清指出，小王子领导的“大虏”在套内活跃，而“回贼”亦时而袭击明军，明军内部则出现了供应问题。关于部队的情况，杨一清奏曰：

臣近到陕西省城，阅视城操、巡边、备冬、各枝人马，原额数目虽多，中间逃故，缺伍十之三四，其见存者身无完衣，军器缺坏，马匹瘦损，饥寒困苦之状，见于颜面。较之臣先年巡抚总制之时，迥然不同。询其所以，皆云近年以来，月粮缺少，有至一二年之上全无支给者；又被先该镇守官廖镗等指以进贡为由，侵克敛派，痛苦入骨，近虽厘革安静，巡抚衙门按月放支，每石亦止给银三钱，不敷食用，已往年月，无从补给，以此凋伤之人，元气未复。及节据固原、环、庆等处公差人员禀诉，各称沿边一带城堡粮料草束，俱无蓄积，有亦不多，不勾供应主兵。倘若添调客兵，将何支给？及访得前项边方官军，月粮欠缺亦多，应赏冬衣布花，经年不给，凋伤困苦，比之省城尤甚。

近查得提督尚书金献民奏，内据陕西按察司固原兵备副使成文，分巡关西道佥事钟锡会呈，内开欠少本镇官军月粮二十三万，每每告讨，无从补给，即此一处，他处可知。切惟克敌必资乎兵，养兵必资乎粮，军食不充，则军气不扬，何以克敌制胜？且沿边官军比之腹里，劳逸相悬，平居家有父母妻子之累，身无饱食暖衣之乐，一旦遇警，驱之以尽死力，顾不难哉！近年各边失事官军，不能奋勇力战，甚或因而生变，实由于此。

杨一清接着指出：

陕西一镇，固原、环、庆、靖虏、兰州乃总会要害之处：固原所辖，则有黑水、镇戎、平边、红古、版井、彭阳等城，西安州、海剌都等营；环、庆则有走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虏、兰州则有干盐池、打剌赤、一条城、十字川、西古城、积积滩等堡，处处可以通贼。况黠虏多遣奸细入境，探我道路，知我虚实，声东击西，多窥我之无备，倏来倏去，每乘我之所忽，故要害去处，固当多积，而僻小城堡，亦难全虚，不止供给。按伏主兵，又欲支用经过人马。夫以前项二十五万余两之资，而欲分应数十城堡之备，委有不敷。况前拟引盐山东，小引五万引，自来无人肯报。纵欲抑勒，均搭给与，必须淮、浙二处稍有余利。以淮、浙之有余，补山东之不足，庶其肯从！今据陕西布政司官禀称：固原召报粮料草束商人，为因加银数多，地方薄收，俱各空回，不肯报中。若在该司纳银，固其所愿，但沿边正恐粮草无积，有误供饷。若俱令纳银，运送前去，遇有紧急，银不可食，何以为处？

杨一清就这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臣查得陕西各镇，自来处置边储，不过曰穵运，曰召商，曰籴买三者而已。弘治十三年间，大虏在套，动调京军，钦差该部大臣督理军储，穵运腹里州县粮草，累民陪补，至于破产鬻儿，今日断不可行。况腹里空虚，亦自无粮可穵。惟有召商、籴买二事可行。银买虽若简易，缘地方时值、道里远近不同，计算脚程，多致末逾其本。若分派州县，佥报人户籴买，未免累民暗陪阴补，而官吏、里书放富拘贫，侵克抵换之弊，又不能无。省费于官，敛怨于民，亦非至计。揆今事势，不得不然，惟有召商报中，似为得策。客商射利，虽小必趋；官府储粮，小费何吝？故在客商增一分之价，则官司有一分之益，但须革兜揽卖窝之弊，岂可废从古飞粮之法。

在杨一清看来，之所以急于整顿边防，是因为甘陕一带不但面临套内小王子等的主要威胁，即西海一带，也有亦不剌为祸，时刻准备侵掠河、洮、临、巩等处，实为明军的“腹心之疾”。

于是，各路人马之间的协同作战，显得十分重要。杨一清进一步指出：

延绥官军素称勇悍，各边调发应援，多得其力，近年亦复疲敝之甚。其官军多臣旧所统辖，每进见询问，辄以粮赏不足为辞，贫苦之诉，如出一口。臣谓此镇官军尤当怀之以恩，养其锐气，庶几缓急可倚。若宁夏远在河外，贺兰山后贼人出没无时，而花马池、兴武营、灵州一带地方又侵犯腹里必由之路，屯兵积粮，俱不可缓。陕西巡抚专为固原等处议奏，而臣则有提督三边之责，休戚相关，事体一同，不敢顾此失彼，以贻后艰。

随后，杨一清又在奏议中大谈如何恢复盐引开中制度，并使之有效运作，推动供给问题的缓解。以此观之，在杨一清提督三边之前，明军西北防线的诸多问题令人绝望。³⁴

杨一清的另一份奏疏聚焦于固原。他指出，弘治十四年（1501年）北虏大举入侵犹历历在目，然而固原的守备仍问题重重。他说：

固原一镇，为三边喉襟要冲之所，其总兵官所领官军见在不过五百员名，守备官见在不过六百员名，兵马之寡弱也甚矣！仓卒有警，委难支持。访得敌众自弘治十四年大举入敌，得利而归，每每深入抢掠，必由固原，各该将领累因兵马数少，不过婴城自守，任其出入，以此地方多被残破，人畜多被杀掠。见今虏贼拥众入套，侵犯之举，又在旦夕。若止照往年故事，未免复遭荼毒。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杨一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希望兵部能如前议，动支太仆寺马价银5万两作为招募勇士、激励杀敌之本。他说：

不拘卫所军余、舍余、村野土民，但系年力精壮，骑射娴熟者，籍名在官。愿领马者给银五两，步军给银三两，令其置办军装、弓矢、器具，团成队伍，听总兵、守备等官统领训练，不敢委用贪刻官员，用强逼勒，以失人心，亦不敢滥收不堪之人，徒费官钱，无益于事。至于给赏有功官军、土人银两、银牌等项，听臣于布政司无碍官银内量为查取应用，不拘官、舍、军余，土人，召募民壮等项，但有斩获首级一颗者，验系真正达贼，不愿升者，军门随即赏银三十两，生擒达贼一名者，赏银五十两。该升者，照例先赏银牌，仍造册拟升，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买功之弊。³⁵

弘治十四年的袭击或许令众人记忆犹新，而后来的甘州兵变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杨廷和参与对谋害巡抚许铭的60多名凶手的审讯，最终，一批军官将校被定罪。一些人被处死，另一些人则还在狱中。各犯父兄子弟俱在甘肃居住，对朝廷的审判，他们咬牙切齿，以致杨一清认为，他去甘、肃二州巡视时，可能会因此而有生命危险。

杨一清在奏疏中继续谈道：

肃州地方相离甘州五百余里，西七十里嘉峪关，外皆系番戎部落。肃州城外亦有寄住番回数多，变态不一，控驭实难。朝廷设有兵备副使，分守参将各一员，无事则抚存堤备，有警则调兵战守，而兵备之官，禁奸以安人，督储以养兵，所系尤重。去岁，回贼大举入寇，地方被其蹂践，虽遭挫远遁，难保其不复来为患。昨者，肃州兵备缺员，吏部以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周崇义升补，盖亦取其就近，便于赴任。岂期本官始以回避仇恶为辞，今又以患病未痊为托，坚卧不肯前去，已经奏行陕西抚按衙门查勘，应否回避，具奏定夺。近因抚按官员俱去宁夏勘事未回，不曾勘结，遂使边方兵备半年之上，缺官管理。若待抚按勘明奏报，方才议处，必又耽延数月，不无愈加误事。

臣惟人臣任事，必有欲为之志，而后可以有为。今周崇义闻命逡巡，称疾不出，纵令勉强到彼，志意隳颓，难以望其修举职业，其在国法，似难轻恕。节据陕西布、按二司官，各称本官年力尚强，平日作官，尽肯干理，但前在甘州勘事，尽法除恶，委的结怨已深，仇恨报复难保必无。稽之人情，亦当体悉。但系穷边极远之地，若将别省官员升补，赴任稽迟，愈至妨废边务。臣近与新任巡抚甘肃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寇天叙计议，周崇义似不可复待，必于陕西二司官员内推补，庶几早得其用。臣博访得，陕西布政司右参议赵载、陕西按察司佥事姚文清，俱生长北方，年力壮强，才识优裕，付之斯任，必有可观。

在提名各关键职位的人选后，杨一清又进一步深入研究当地气候变迁，农业衰退以及因财政官员失职而导致的令人沮丧的审计数据。杨一清奏道：

陕西西安等八府及各该卫所军屯粮草供给，以八府之所出，供四镇之所费，若尽数完纳，所少不多。但年岁有丰歉，地土有肥瘠，西、凤等府多苦旱灾，平、庆、延安、临、巩等府兼苦早霜之灾，加以转输征调，差役浩繁，人户逃移数多，县无完里，里无完甲，甚则十存三四，抛荒田土，白地相望，蠲免折纳，节有事例，实征粮数，岂能尽如原额？

…………

臣查据陕西布政司开报各府拖欠边粮草束数目，原派固、靖、延、宁、甘、肃等仓库，除远年外，自正德十六年起，至嘉靖三年止，西安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三十七万六千三十一石，马草七十一万八千四百六十六束；延安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三十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九石，马草一十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二束；平凉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一十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七石，马草三十万八百八十束；庆阳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二十万三千九百五十一石，马草二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六束；临洮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二石，马草三万五千六百一十六束；巩昌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一十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三石，马草二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九束；凤翔府所属拖欠夏秋粮一十九万六千一百六石，马草二十万四百六十四束；汉中府所属拖欠夏秋粮四千一百七十五石，马草三万三千二百七十五束，总计一省共欠夏秋粮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四百三十四石，马草一百九十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束。

…………

臣经过州县数处，吊取钱粮文卷，略为稽查，有卷内取获实收而无通关者，有开称已完，不曾掣取通关者，有数年以前通无案卷者，不知前该官员因何通不查究。即此数处，他处可知。

但是，朝廷的银两也并非有求必应，如此巨大的财政缺口，不可能指望朝廷来弥补。杨一清所提对策，也无非只能采取奖惩、任命等传统手段。³⁶

在套内驻牧的北虏到底有多少人？这恐怕不易知道。除了夜不收的情报外，明军能直接获得的证词也多自虏中归来者所得。这些归来者的姓名、身份以及因何逃归等信息均被详细披露，这么做或许是为了防止双面间谍在其中散布虚假情报。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十七日，河西下三墩夜不收黑舍收送套中走回妇女陈氏，审得陈氏年62岁，系灵州守御千户所百户王亨下土军马力长妻。其供称：“嘉靖三年九月内，在田生理，被虏抢去使唤。见得套内帐窠遍野，人畜数多，说待马壮要来腹里抢掠。”随后，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二十五日，分守东路地方右参将、都指挥佥事刘谨又称：“圆山儿墩夜不收、墩保收送男子一名王把都儿，供年一十六岁，系榆林卫人，见在宁塞营操备军人王江男。状供：正德十四年十月内，在于门外打柴，忽遇达贼三十余骑扑来，抢去虏营，住过七年，与抢我达子猛虎儿牧放头畜，走失马五匹，慌惧寻马，望见墩台，偷马一匹骑走，一昼夜到墩。在营时听得众贼说称，在套达子一万，内有三个头儿，一个挤囊，一个那言，说要过河与黄毛达子仇杀，一个俺他卜孩，说要先抢汉人。”

解读这些所谓的情报，犹如品茗。杨一清还从延绥、宁夏守军那里得到另外的消息，称：“沿边一带，各有达贼近边，数虽不多，窃恐此贼伏藏套内。故遣轻骑觇我有无备御，待草饱马壮之时，大举入边，亦未可知。”于是，综合这些信息，杨一清命令各地部署大规模防御。他还声称要在宁夏等前线阵地更换将帅，选拔“老成练达，威名素著，众情协服者”，授以节钺之任。而自从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叛乱被镇压后，朝廷一直酝酿更换宁夏方面的将帅。³⁷

关于北虏，杨一清亦有奏议呈上御览。杨一清专注于套内北虏是否离开河套，其营中火光及布局是否意味着虏营聚集着大量的人？随后，杨一清又得归来者焦买。焦买称：“在套听得众达子说称，黄河那边无草，要在套里过夏。”于是“即今二月初旬，惊蛰已过，显有住套之机”。又有走回男子郝天喜证实了焦买的说法。哨探则报称由于黄河冰面融化，套内北虏大概只求得以在此安身立命，而无侵扰的打算。又有夜不收张杰，哨探至乱峰子处时，见敌众牛羊马匹无数。彼时冰面正在融化，杨一清认为北虏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是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后，北虏深度突袭中原的常态化。出于谨慎，杨一清称：“今虏寇住套，号称八万有余。近虽差人探报，俱于迤东近河住牧，通不露形。今青草渐茂，马膘将壮，敌情叵测，旦夕大举入寇，亦未可知。”³⁸

平凉县发生的诡异事件，杨一清也向朝廷奏报。他奏称：

照得陕西平凉府所属三州七县，版籍仅一百二十八里，田粮至一十六万二百有余，额设驿传二十处，地薄粮重，民少差多。田无丰厚之获，岁多霜雹之灾，逃移者无顾恋而不归，见在者坐包陪而益困，内而宗室繁衍，岁增祭葬圹价，不下千百余两；外而节被胡虏深入，杀虏人口，抢掠头畜殆尽，举目萧然。加以番夷杂处，盗贼不时窃发；虏贼在套，馈运势不容缓。臣观天下郡县，地方凋敝，生民困苦，未有甚于此也。其府州县正官，必得精敏强干之人，乃克有济。

近年，铨选官员因见时势难为，或到任未久而求去，或中途托疾而不来，或忧愤成疾而物故，或告辞不允而逃归。其在任者，不过延挨日月，苟图糊口。上司比较钱粮，俯首受责，一闻考察黜退，欣然而往。夫人之情，既入仕途，岂不思久任以规取利名哉？盖亦有甚不获已焉者矣。

今本府佐贰及州县正佐，缺官甚多，除另行具奏外，而知府乃一郡之领袖，尤在得人。查得本府自知府安惟学、陈逵之后，未有历任至三四年者，非改调则黜退。近日知府孙聪，到任未及一年，又以养亲告回，致令百务废弛，拖欠积年边粮一十七万有余。官吏师生廪粮，经年不得支给，所辖驿传马驴夫逃亡大半，传舍几空，使客经过，或致稽延累日。

臣受命提督边务，钱粮重事，因无正官，难以责成。闻升有知府窦明，未知何日到任。臣切谓此等知府，必得曾历边方，习险难耐劳苦者，超常格而用之，庶肯勉修职业。若照常例推升，未曾到任，先已灰心，安能望其举职？窦明虽有才能，曾任京堂，未历艰苦，用之腹里，固有余裕，处之斯地，恐亦难堪。

节据平凉县里老耆民魏庆、蒙钊等，平凉府县廪、增、附学生员李文缙、谢经等，及致仕省祭等官连名告保，本府同知任守德，刚介自守，不为势利所怵，欲将本官奏请升任知府。小民得安等情。臣因询问本官民情、边务，随事应答，俱有条理。及查本官系山西灵石县人，历任河南获嘉县、保定县知县，推升山东东平州知州，任内节经巡抚等官保举。及又博访得庆阳府宁州知州王旸，由进士历任今官。宁州废弛已久，本官莅事以来，政务以渐修举，吏民畏服。此二官者，委的精勤强干，堪宰烦剧，且年劳俱深，亦堪擢用。乞敕吏部再为访议，合无将新任知府窦明改任腹里地方，仍于任守德、王旸二人内择用一员，升任平凉府知府，则人才器使，不至于枉用，小民称便，得借以聊生，不胜幸甚！³⁹

杨一清要关注的，尚不止河套前线事务。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十四日，杨一清得知，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二十四日卯时明军得报，甘州夜不收段兴三与陈驴儿在三天前前往古佛寺哨探时，至孤山河为敌所擒。据悉，二人在雪打班“见了回贼头目，将我用铁绳拴绊，见得营内回贼约有五百余骑，夜晚乘贼睡熟，脱逃来报”。又据肃州参将报，番军自占领雪打班等处后，累差人擒拿明军哨探，以打探明军兵力虚实，段兴三等有泄露军情之可能。为此，杨一清召开军事会议，详细商讨此后的应对之策和防御计划。明军将领普遍认为，雪打班的敌军可能要比500人还多。⁴⁰

后续事件持续发酵。四月十九日，有哈密走回妇女朱氏抵达嘉峪关。据朱氏供称：

（其）年二十七岁，系甘州失记所分百户军人何宣户内余丁何玘妻。嘉靖三年九月内，有回子王子领人马来到甘州，有氏与夫湖内采草。有先不知、后知是察力失地方回子把我抢去，随营到了鱼海，抢了黄敌人，顺山回到哈密城外住歇，将氏卖与哈密不知名回子家里使唤，与了马三匹。有众回子害怕汉人军马来，城上穿着盔甲、炯火着，等了四五日，不见人马来，方才下城。有王子把察力失的人，先打发去了。哈密的人说：“如今把路断了，再不得做买卖去。后头汉人军马来，便我哈密的人少，先杀我们里！”众人都暴怨。王子听见这话，把土鲁番的留下了一半，和王子还在哈密造盔甲、翎箭，修哈密城上土垛。等到青草大了时，还要往甘、肃州抢来里。有氏因买我的回子的娘子将氏日每打骂作践，过不得，半夜里跳下城来走脱。沿途走了一个月多，来到肃州边外，迎着夜不收送来。

杨一清等审得其所供属实，又将她送回家去。

又有本年三月初十，属番头目普儿咱等族头目哈卜等告，三月初一天亮时分，“有回贼一百多人马，从口子里边扑到我们住处，杀了我们四个人，抢了一个娃娃，马、牛、羊五十个，我们收拾了人马，赶上和他厮杀。我们杀了他五个回子，两个头割着来了，三个死人，回子驮着去了”。所有以上情报，杨一清均具本题奏。

但在杨一清看来，复寇之举，朝夕难测，敌人何时何地而来，来者几何，皆无定数。于是，杨一清要求“各该分守、守备等官整搠兵马，锋利器械，遇警相机战守，及将低薄小堡人畜并入高厚大堡固守”。同时，杨一清还查得甘州镇戍“一十五卫所兵马实有不满三万，除公差事故、老弱、伏塘、传报等项，受甲马步不足二万余人，又分守于各该地方……又况绝彼买卖道路，不得我土麝、黄等物，生命所系，此来复寇，必与别虏（指西海亦不剌）纠合，进取谋为，比前尤为不同”。先前，为防备“套贼”而安排的部分延绥、宁夏的守军，杨一清又将其作为预备部队，时刻准备西援；同时安排额外粮食装运，以便向前线输送后勤保障。⁴¹

作为三边总制，杨一清拥有绝对权力去调配资源，他仅需将其所做及原因告知朝廷即可。

六月中旬，杨一清接连收到有关明军与“回贼”、西海诸番的战报，上报明廷。⁴²如此相近的时间，不由得让人怀疑“回贼”与西海亦不剌意在纠合入寇，为此杨一清规划了明军预先向他们发动进攻的方案。^[10]其奏曰：

各种番夷乌合为巢，岁复一岁，丑类渐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蚕食属番，遂酿成甘肃、陕西腹心肘腋之患。去年冬间，被回贼惊散，一半越往官路之北，被各镇官军相遇，斩杀数多，其大营仍在西海剌剌山、江零口住牧，虽未见侵犯，而祸胎实深。除督令各该守臣哨探寻袭，计处方略，另行具奏外，其在北者多不过一二千，俱系精兵，十可当百，因无老小，栖止不定。自今春以来，多则五六百骑，少则二三百骑，或在庄浪五方寺、尖山、芦沟，或在凉州松山、芦塘等处，声东击西，或出或入。河西卫所官军，防御三种寇贼，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经年累月，不得解甲。若不先其所急，早为祛除，缘前贼切近腹里，恐其寻抢月久，野无所掠。冰桥结冻之后，将有窥伺兰州、靖虏之谋。彼处军马数少，不能支持，乘虚而入，则会宁、安定、狄道、金县地方难保不遭抢掠。

臣愚欲趁今与西海贼寇离析之时，量调陕西、延绥精锐兵马五六千名，与庄浪、凉州副总兵、游击等官会合寻袭，痛加诛剿，以除门庭之害，则西海达贼闻之，亦将禠魂破胆，有不战而走之势。区区回贼，又不足忧也。但今河套虏情未定，沿边腹里俱未敢掣兵。又庄浪一带，仓场粮草，处处空虚，方为逐渐经理，须待套贼无警，粮草有积，方可举事。然兵贵神速，机难预定，必待临期奏请，非惟缓不及期，且恐事机先泄。如蒙圣明裁处，乞敕兵部计议。倘此言可采，乞早行臣密会各该守臣，不拘何月日，相机取便行事，俟大兵既集，询谋佥同，因而扑剿，西海之贼至期计处定夺，务在计出万全。若无可乘之机，或军马钱粮未备，照常战守，不敢轻举妄动，以贻后艰。

八月初一，嘉靖皇帝批复同意。不过事隔数月后，杨一清重回朝廷，该计划最终搁浅。⁴³

杨一清非空谈计谋之辈，他甚至还亲自在前线指挥与亦不剌之间的战争。据《斩获犯边达贼首级事》一疏称：

嘉靖四年六月十一日亥时，据水泉儿夜不收马骥走报：本日未时，瞭见达贼五六百骑，邀赶马牛四五百，从青山儿湾行来，往东行去。报与守备袁英，出兵迎敌，本役来报。本时，又据镇羌堡随马夜不收徐镇报：有守备袁英领军追至石板沟，与贼对敌，差本役来报。随据石板沟夜不收尚礼报：本日申时，前贼邀赶牛马，从镇羌河行来，径奔柏杨沟出境去讫。

备报得此，会同游击严铠议得：先日，有贼一百，突至镇羌，声言要寻西海达贼，今果纠众而来，必有乌合侵犯之势。若不截其归路，诚恐久住为患。一面差人调取下场马匹，及传报南、北、西三路，收敛人畜，坚壁清野；一面行调红城子守备杨和统兵前来，与同本城马步军听调策应。

十二日寅时，职等统领汉、土、游兵官军二千六百员名，由分水岭抄敌归路。本日申时，兵至火牌水，迎据孤头嘴夜不收罗文秀走报：前贼从排坑行至小水儿饮马，来报。得此，夤夜驰至常山儿。三更时分，迎据原差夜不收李玄同彼哨夜不收钱亨一各报：瞭见前贼到红嘴儿河住歇。即会游击严铠，分布游兵千总指挥赵轲、庄浪把总指挥陈玺、土官指挥蒙顺左哨；游兵千总指挥冶珍、土官指挥李昊右哨；职等掎角相击，驱兵骤至红嘴儿河次口。黎明时分，迎遇前贼五六百骑，内一半穿戴青明盔甲，迎冲前来，就与交锋对敌，连冲数合，职等申严号令，分遣旗牌，催锋督阵。我军奋勇当先，齐力用命，箭射刀斫，枪炮相攻，当有千户鲁瞻等身先士卒，就阵斩首三颗，游兵部下斩首四颗，获其马牛、器械。战至巳时，贼见官军勇猛，射死贼马、中伤贼人数多，方才退遁。况彼相离庄浪二百余里，恐有伏兵，收军结营。当会游击严铠：查得游兵庄浪阵亡官军三员名，征伤各卫旗军一十七名，射死马一十七匹，走死马七匹。各查明白，掣兵回城。差据袭踪夜不收马真等供报，袭得前贼奔往回水，径透土豹岭去讫。

行间，及据暂守备镇羌行都指挥事袁英呈，为敌众出没事。本年六月十一日未时，据水泉儿爪探夜不收马骥走报：本时，瞭见青山儿湾达贼五六百，邀赶马牛四五百，顺河行来。得此，疾统备御兰州等卫官军千户王受等三百出兵，迎遇前贼，一半邀赶马牛，顺河往东行去，一半穿戴青明盔甲，迎冲前来，就与交锋对敌，贼见官军齐力，退往石板沟行去。复又追至本沟，与贼交战，射中达贼人马数骑，夺获牛一只，毡衫二领。战至酉时，其贼退往柏林沟去远，欲再深追，天晚落雨，掣军回堡。查得：收获达箭六十枝，达帽一顶，达鞭一把，被贼射死兰州卫马二匹，走死马一匹……共斩获达贼首级七颗，获贼器械等件五百二十一副件，夺获头畜马骡牛七十八匹头只，阵亡游兵庄浪官军三员名，征伤旗军一十七名，被贼射死、走死马二十四匹……贼寇窃伏庄浪、凉州地方，不时出没，妨扰耕牧，阻截道路，官军昼夜堤备，不得解甲，实与西海达贼声势相倚，将来纠合入寇之谋，难保必无。虽经节次督行，各将官用心战守，终是兵马寡弱，不敢远追，陕西延、宁等处官军又因达贼在套，分布防御，各有信地，难以轻掣。⁴⁴

河套地区的防务，自然也是杨一清的权责所系。七月初十，榆林方面获知，有从贼中走回男子赵四斤，年19岁，系平凉赵总兵家人。据其供称：

嘉靖元年六月，失记的日，前往地名沙塘川牧放牛羊，忽遇达子满嗑赖等，抢去虏营，住过四年。旧年十二月间，跟随小王子头儿吉纳台记等部落达子约有八万余多，踏冰过河在套。今年六月间，有众达子精兵前去与乌良罕达子仇杀，去了半个月。说到黄河岸边，扎筏浮渡，因水大，将敌人淹死约有三十。其余达子不敢过去，复回在套住牧。听得我们账房里达子说：“头儿吉纳等会了事，八万达子每人杀羊一只晒干，整置鞍仗辔头，指着南边地方都要出来，不知几时抢至。”本月二十七日，四斤见得众达子睡熟，思想家乡，遇夜脱走，步行三昼夜，至七月初一日辰时，到于柏林堡磪臼涧墩走回。

赵四斤所说自己无法求证，但显然明朝官员都倾向于信其言。防御部署迅速展开，杨一清要求“临近州县各将所管近边夹道住居人畜，起那腹里百里之远，深险牢固崖窑堡寨去处安插。仍于每堡各选差乖觉夜不收，相兼熟知地里余丁共二名，轮流出境，离边二三十里，及五七十里，于虏贼众住牧水头处所潜伏哨探”。

嘉靖三年（1524年）十一月内，又有走回男子路驹报称：“小王子叔叔台记领一枝精兵达子四万，哥哥吉纳领一枝精兵达子四万，共八万余多，踏冰过河，在套住牧……自延绥黄甫川堡直抵宁夏灵州，千数百里，无处无贼。帐窠火光，远近相望，络绎不断，牛羊头畜，散被原野，新行马踪，在处数百余道，东西行走，向往不一。”

另一走回男子谷世安称：“旧年十一月内，跟随小王子叔叔俺答阿不孩等部落达子踏冰过河，在套住牧，止知他们一枝达子约有三千，其余不知多少。五月间，听得众达子说：‘会了事。七月间，精兵多半要扎筏过河，与兀良罕达子仇杀。少半看守老小，在套住牧，又不知过去不过去。’”又有名为钟那孩、冯石城儿者，所供亦与前者大同小异，可以相互印证。

综合以上信息，杨一清认为，明军要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但如果西域诸民与亦不剌一道袭击甘肃的话，明军就稍显兵力困难了。宁夏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里宽漫，城堡稀疏，兵马单弱，粮食供应不足，即便采用开中法，其供应地距此不远万里，跟进难度甚大。万一形势有变，明军亦难有优秀的军官来指挥作战。⁴⁵

正如杨一清所担心的，“回贼”还是来袭了。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十三日未时，据原差夜不收张克敬报：“本日巳时，瞭见回贼二百余骑在于东石门驻扎。”得报后，杨一清“统领官军分为二路，至次日黎明时候，兵至东石门，赶上前贼。内有头目一人，张打旗号，击鸣铜鼓，率领众贼扑来迎敌，令知汉语一贼称言：‘我是大头目脱脱木儿，领头哨人马前来，后头还有多的人马来里。’本职因见山险，申严号令，督令官军。指挥张经等奋不顾身，一半冲彼之前，一半击彼之后，各用枪打、箭射、鏖战三十余合。其贼腹背受敌，见我官军勇猛，方才四散败走。乘胜追杀，就阵斩获首级三十六颗，夺获原抢头畜并贼马、夷器等件，欲再穷追，恐堕贼计，掣兵回至考来口堡驻扎。查报首级间，随据被掳走回夜不收陆益查认得，一大首级约有五十余岁，左眼枯瞎，系贼首脱脱木儿首级。及查在阵射死旗军、余丁六名，射死官军、土兵下马一十三匹，征伤官军四十一员名。”而这些活动的背后，是否有吐鲁番为主使？

杨一清与太监董文忠、巡抚都御史寇天叙一起讨论吐鲁番为幕后主使的可能性。犹记得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速檀满速儿“纠合各种番夷，前来犯我肃州，官军被其杀害，地方遭其荼毒”。待其退去后，仍有大头目脱脱木儿率领二三百骑在明朝领土上四处剽掠。又到嘉靖三年（1524年），速檀满速儿再次纠合两万士兵进犯甘肃，但遭挫遁归。杨一清评价其“骁雄贪狠，熟知我山川险易”，故大军虽去，仍时而敢再来进犯。满速儿还擅长诱捉明军的侦察兵，探问明军兵力虚实，抢掠其村庄堡垒。尽管一再击退来敌及有所斩获，但杨一清仍担心脱脱木儿的死会引起满速儿的新一轮报复。当然，在此之前，朝廷还需论功行赏。⁴⁶

杨一清还详细提及凉州、西海等处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冲突给明军造成一些困难，明军常常寡不敌众，士气低落，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坚守住了阵地。⁴⁷

一些有关情报通常是口头传译或硬译番文，这就导致形成的文字是晦涩难懂的汉语。杨一清向朝廷寄送大量档案，这些档案往往能追溯到嘉靖四年（1525年）夏天，尤以甘肃为中心。

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初五，原差沙州回还通事夷人马能等四名，并沙州随来探亲蕃人一名来到肃州。据马能等称：

本年四月初一日，蒙差同夷人土伦台、盻卜尔加、也先四名，骑牵马匹，赍带犒赏，于本月十一日前到沙州，抚集头目帖木哥、土巴儿等到彼，宣布朝廷恩威，顺生逆死，杀伐利害。谕毕，当将赏赐段布、茶斤交给各番。有帖木哥、土巴儿说：“比前我祖翁翁手里，朝廷讨馈了卫分印信，辈辈把后门出力气来。如今土鲁番王子速檀满速儿力气大，我的军马小，没奈何，跟着他来到甘肃州地方为了歹，又到鱼海上抢了达子。回来到于山后，留下头目脱脱木儿领人马在山后住着，教他常往汉人地方上去抢捉汉人，问他声息。王子往土鲁番去了。有头目牙木兰领人马见在哈密住着里。老爷每计较要杀他，便多收拾些军马来到沙州，我们做一个气力杀他去。若军马不来，便差着人来，我帖木哥亲往土鲁番和王子谪和去。如今若人马不来，又不谪和，差人来调我们往肃州城根前坐去，做一个气力；若不用我，便老爹每（们）也不要差着人来，我也不差着人去。”

由此看来，似乎一个已经饱受蹂躏的“卫所”（或许是赤斤卫），正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可以选择与吐鲁番为伍继续滋扰明军，也可以选择移民肃州，为明朝藩篱。

又有不知名“回子”供称：

七、八月里，马壮了的时候，和黄达子还要往汉人地方上来里。这是实话。我们先差了绰列奔等三个人报去了，一向不见来。马能又见回子一十五名在彼，向问。帖木哥等回说：“他是头目牙木兰差来。他先前抢的汉人马匹，着沙州的人隐藏下了，因这是差他每（们）来追寻。”随有帖木哥等将回子叫来，与能相见，认系土鲁番小头目撒的恨等。有能数说：“你王子如何领人马来到甘肃抢杀？”各夷回说：“有王子和头目每计较，因见汉人杀了大头目火者他只丁兄弟火者撒者儿和写亦虎仙父子二人，收拾了人马，故来报仇。到了肃州城根前，把火者他只丁射死了。后头我们打鱼海上回来，王子回往土鲁番去了。牙木兰领着人马在哈密坐着里，我们人都怨里。若汉人和王子和了便好，若不和了，便到七八月里马壮了的时候，有牙木兰领着哈密北山瓦剌达子，还要往汉人地方上去里。”得说，有回子将寻出原抢汉人男妇马匹，于本月二十六日起身往哈密去讫。

明廷将从这一系列情报中分析关于哈密问题的处理决定。那么，明廷是决定放手抑或重拾呢？

接着，马能上奏道：“本役等欲再停住，探听土巴等有无向背实情，恐回夷传报牙木兰得知，将能等拘执，有失大事，于是同日起程，并带随来探亲都督日羔剌部下蕃人一名朵儿只，急速前来。”

肃州方面，又对报事蕃人绰列奔等三名进行询问。他们供称：

旧年七月里，有速檀满速儿领大势军马来到沙州，把头目帖木哥、土巴叫到根前说：“你们收拾一千军马，跟着我汉人地方上抢去。若你不跟我们去，从你往那里去罢。”帖木哥、土巴因见他的气力大，我们气力小，没奈何，收拾了军马，跟着他来到肃州东南城角底下。着汉人把大头目火者他只丁射死了，驮到临水堡子根前，捉了一个苦峪的人阿奴奔。有我绰列奔馈他说：“大城上射死是火者他只丁。若汉人军马多，便出来和他厮杀，少便不要出来。你往老爹上禀去。”我把他黑地里放着，禀来了。军马起身到了甘州南门上，又把一个大头目呵力克把都儿着神枪打死了，驮到南山里，打开了一个堡子。回子抢东西去来。后头汉人军马来了，杀了三二十个穿甲的回子，又杀了一个不知名大头目。回到营里，做了三个棺材，骆驼上驮着来。看见汉人的军马来的多了，就起营连夜到了西宁鱼海，抢了把巴歹，回来到了沙州。速檀满速儿着了头目脱脱木儿瞎子，领着三百人马顺山回往山后避静去处住着喂马，不要教沙州人投顺着肃州去。你往汉人地方上常去抢捉住汉人，问他甘、肃州有无调到人马，着人报着来。我先差牙木兰和黄达子的军马先去抢杀收田禾的汉人、头畜。有王子速檀满速儿和兄弟三个的大军马随后来，报他老子一般的大头目火者他只丁仇去里。把抢去的乏弱马头口都丢馈我沙州的人，把我们的但是膘壮的马牛羊驴骆驼都换着去了。又收拾了二百石多粮麦，送馈了。速檀满速儿领着军马先去了，留下牙木兰带人马，在沙州守着种田。有速檀满速儿到了土鲁番，把他的儿打发着哈密里来了。又差了三个人来到沙州，把牙木兰带人马这二月十五日，调着哈密里去了。

帖木哥、土巴差我绰列奔、千卜、克孛罗三个人，馈了一纸文书，老爷上递来了，教我们快些儿回来，有事便还要打发着人来里。不敢说谎，供的是实。

文书的内容，由蕃僧结思冬译写。尽管译词颇费理解，但它大致涵盖了上述证词的内容，故此处从略，不再赘述。

那么，杨一清从这些供词中得出什么结论？他对明廷的建议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点：其一，短期内，吐鲁番难以对明军构成威胁，因为吐鲁番目前正受到四面八方的打击，恐顾此失彼。其二，尽管暂时没有严重威胁，但诸寇仍张扬跋扈，长久来看仍需提防。其三，沙州人作为“中国属番”，因此他们的说辞，尤其是其与速檀满速儿的勾连借口不能接受。其四，西海方面的“达贼”威胁程度要远远大于“回贼”。为此，杨一清要求各军官要“申明纪律，训练士马，修葺城堡，整备器械，振威武以警外敌之心，明赏罚以作我军之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杨一清意识到了决定明朝边防安全问题的，不仅在于厉兵秣马，其背后所倚赖的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更为重要。而今，“甘肃地方兵马寡少，钱粮空乏，城堡无金汤之固，战马无充厩之良，原额戎伍，逃亡接踵，而其名徒存；见在军人，饥寒困惫，而其形徒在”。河套方面也面临类似局面，杨一清希望兵部、户部能给出有效的政策支持。⁴⁸

腐败问题，杨一清也毫不保留地指出。⁴⁹而对于唐龙，他却青睐有加。唐龙是一位具有极强才干的能臣，既精晓教育，又崇奉心学。杨一清认为“通经学古者多致用而不达，独立自信者多矫枉而过正”，惟有唐龙“早得金华文献之传，志窥圣贤理性之学”，故“如唐龙者，文行俱优，体用相孚，内可以佐台寺，备清华之选；外可以任抚巡，受干城之寄”。的确，就在此后不久，嘉靖十年（1531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间，唐龙接替杨一清，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⁵⁰

河套地区的防御则颇显捉襟见肘。杨一清奏道：

宁夏花马池地方逼临边墙，系套贼侵犯腹里必由之地。先年止设一营，调拨西安、庆阳官军轮班备御。成化年间，奏设守御千户所，添拨改编官军一千员名。正德元年间，臣为总制，因见地方要害，虏贼不时侵犯，官军数少，难以截遏，奏改为宁夏后卫，添设四千户所，选拨召募军人四千员名，常川住守，与原拨官军相兼备御。又展拓城池，修盖营房数千间，人居稠密，市廛贸易，遂为乐土。今经二十年矣，城垣损坏，不行修补，新旧军人，逃亡居半。每遇虏至，不过闭门自守。禁断居人，不许樵牧，致将原盖营房拆毁焚烧殆尽。询问其故，盖因近年分守将官不得其人，上下交征，务为掊克，以致如此。

杨一清心中有了更好的人选。⁵¹

嘉靖四年（1525年）夏，在套虏贼前前后后在明军的边墙上掏洞17处。掏洞是为了小规模抄掠明军和百姓，但这些行动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明军的抵抗。抵抗虽然使边境地带受到严重破坏，但阻止了虏贼深入，杨一清对此赞誉有加。不过，杨一清也指出：“各官平时失于设备，临事不能效力，废弛怯懦之状，昭然可知。”再一次地，他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将领人选。⁵²

杨一清十分用心地分析在套鞑靼的意图。他很快就从那二十几个草原走回的男女那里获取情报，并迅速形成自己的分析观点。所有情报记载都遵循同一格式，显然是公文格式所需。其中有一份情报，是七月二十三日一位逃归者小王儿所提供的。其从清水营清水川墩走回，据称年二十，榆林人，为“达子”掳走十三四年，已经忘记其父母。据其所供称：“旧年十二月间，俱跟小王子部下头儿吉纳、台记、俺答阿不孩等部落达子约有六万余多，踏冰过河，在套住牧。有达子三个小头儿讨克剌、八阿不孩、吾失阿不孩等带领二万达子，前往西黄河地名可可脑儿，收捕亦不剌达子去了。其余达子俱在套内，不知抢不抢，是小王儿见得众达子睡熟，偷马骑回。”

杨一清如何看待这些供词？实际上，对于众说纷纭，杨一清也无十分把握。他说：“中间供称虏情，或云要往西边抢，或云要往平地抢，或云要抢田禾、布绢、三梭，则此虏窥伺深入之谋，决所必有。”据他猜测：“若如所供，贼众二万前去河西寻杀西海亦不剌等贼，其在套之数，当亦不减数万。但沿边一带营窠账房，远近联络，止是零贼行走，并无大众近边。此其奸谋，未可窥测。”除了严督各将领分布人马，用心提防，杨一清也未能给出更好的建议。⁵³

到了八月，杨一清又奏称：“蒙差（李）名同夜不收丘成、邵六，土军敦只保、卯三、申保等六名，各骑马匹，前去境外探哨贼情。十五日，到高庙儿。巳时，爪见达子新行人马踪迹，约有三百余骑，奔往芦塘行去。各役回至斩石硖。十六日未时，瞭见达贼四五百，跟袭前来，各役四散奔走，弃马上山。名等三名脱走回还，丘成、邵六、申保不知存亡。得此。行间，十八日，据丘成、邵六供报：遇见前贼将申保锁绑去讫，成同邵六奔入稠密林内藏伏，至晚脱走。随据申保亦报：十六日遇见达贼精兵四五百，骑牵马匹，将保锁绑，牵至速秃堡下营，问说：‘庄浪人马有多少？西蕃在哪里住牧？’有保回言：‘庄浪人马有二三千，西蕃在河那边住坐。’其贼说称：‘我是小十王的儿子，领头哨五百，走了一个月才到这里。分些达子往银铜、镇羌、西蕃地面寻些干粮，歇马十数日，等我的老子后头领着二万人马到来，一同要去西海寻收亦不剌、阿尔秃厮达子去里。将保绑缚在营。至半夜时分，听得众达子俱往他头目跟前去了，只留小达子三人看守马匹，有保将绳挣脱，乘黑走来。”这一情报与前述情报叠加考察后，杨一清认为，“夷狄”内讧相攻，无论如何对明朝都是好事。他指出：“况亦不剌等残寇窃伏西海，戕害我属番，侵掠我边境，数年未曾宁息。方议调兵征剿，今北虏远来寻袭，事恐不虚。意者，此贼罪恶贯盈，天实诛之，以雪我兵民之愤，亦未可知。但此贼既已先知，那营南向，临河住牧，恐其被逐无奈，渡河犯我洮、河地方，深入属番境界，临、巩切近州县，难保无虞。其一枝原在庄浪、凉州、五方寺、扒沙等处住牧，不时入境侵掠者，若见迤北大虏远来，必将逃遁，犯我靖虏、兰州等处，防御之计，俱不可不谨。”据此，杨一清已经要求有关州县做好警戒防御准备。⁵⁴

明朝的边防安全，边民生活状况的好坏，有时候又与时任官员息息相关。固原守备刘文即为一例。刘文奉敕前来镇抚固原军民，任内“留心抚恤，并无纤毫科扰，防边事宜，无不修举。至今四年，地方保障无虞，军民皆得安堵”。故其任期将至，固原军民皆请愿刘文照旧守备抚恤当地，防御寇患。杨一清称：“职与本官相处二年，其立心制行，诚有可取，众心爱戴，原非幸致。”杨一清指出担任固原守备的艰巨性：“固原地方平漫千里，是处通贼，最为喉襟要地。且有楚、肃、韩三府，黔国公家人草场，固原州卫，苑马寺群牧所。军民土汉杂处，尤难抚驭。”更兼比年以来，固原兵荒相继，科索无已，军民困疲，几不聊生。转折时间在嘉靖元年（1522年）秋，新任守备都指挥刘文前来镇抚。刘文到达之时，固原“天年薄收，军民饥馑，人不聊生，军逃马死，无人抚恤，地方十分狼狈”，于是刘文着手存恤、招抚并清勾逃军2000余名，又在接下来四年的时间里修缮城堡墩台百十余座，捣毁近边虏巢一处，“地方事宜，无不修举，下人悦服”，本地得保安宁。刘文最终没有继续担任固原守备，但杨一清请求兵部仿洮、岷、河州例，添设分守固原、环、庆、靖虏、兰州等处参将，并举荐刘文出任。⁵⁵

数周后，虏众乘木筏浮渡黄河，由西海而返河套。他们开始袭击花马池，但被守军击退，纠众复仇，势所难免。对此，杨一清奏称：“犬羊之性，贪得无厌。近虽遭挫遁归，其大众尚在套中。况沿边一带，虽有边墙，低薄易于掏穵，兵马虽已分布，而地里宽漫，把截不敷。臣今在宁夏地方，亲历各该营堡，阅视边备，策励官军，振扬威武。及通行延、宁二镇主、副参、游，大小将领等官，加谨堤备，遇警协力剿追。”⁵⁶

不久，小王子再次出兵西海。据分守庄浪地方副总兵鲁经称：“三十日卯时，据本堡瞭高夜不收徐友元报：瞭见迤东达贼三千，邀赶空马，约有一千五百，顺河行来。本职出兵迎敌，就与交锋，鏖战一日。有人答话：‘我是小王子的头哨，后有人马二万，来寻亦不剌，不要当路。收了西海达子，你地方上安静。’”尽管鲁经最后撤军回堡，但杨一清另有判断。⁵⁷他指出：“大贼压境，我兵寡少，乃能出军交战，劳勋可嘉。切恐西海贼寇被北虏大势追逐，必有奔窜过河，犯我洮、河之势。而北虏大营寻袭回还，庄浪、凉州一带地方固难保其无患，而我兰州、靖虏等边止隔一河，窥伺深入之谋，亦或有之。”在杨一清看来，从各处侦查情报看，小王子攻打亦不剌，实则欲收编拉拢亦不剌人马。与此同时，小王子在庄浪附近也有人马，他随时可能发动袭击，因此肃州方面尤当警备。⁵⁸

陕西各处官吏将校人员存在短缺问题，新任者多不谙战事，或不愿身赴草原前线，又多非本地人，他们或寻求调任，或畏缩幕后。当然，能够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者亦能崭露头角，为杨一清所举荐。

甘肃走廊西端麻烦接连四起。据肃州、嘉峪关等处夜不收哨探回报，哈密牙木兰似乎将与瓦剌结盟：“十五日未时，瞭见回贼并达贼约有七八百骑，牵有驮马，从东安远寨前来到关，径往北九眼泉二墩，穵倒壕墙，往西透大草滩住扎。内有回、达四十骑，复来到关西门上，说称：‘我是速檀满速儿王子的兄弟把巴察，我来要通路和好，若不和好，便同哈密北山瓦剌达子做一个气力，大势人马前来，侵夺城池。’说毕，其贼回往大草滩去讫。”又有凉州等处报称：“小十王大众人马亦在南北境外驻扎，往来行走，声言要去西海收捕亦不剌、阿尔秃厮敌人。其因而纠合摽掠，势所必有。”为此，杨一清要求整顿兵马，坚固防御工事，同时“收敛人畜，并入坚固大堡固守”。杨一清还关注到河套地区，并尽其所能应对各种威胁。⁵⁹

杨一清的奏议中，还特别介绍了明军在庄浪附近所取得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的胜利。在这些地方，明军表现相当不错。仅就其中一例而言，游兵中军千户赵隆，小盐池中军指挥王浚缴获颇丰，计夺获被掠“幼男一名陈瞎子，幼女一口张存儿，牛二百四只，驴一十二头，号旗杆一根，水浑脱二个，毛口袋五条，铁锅二口，皮可可四个，皮水斗一个，皮袄一领，沙毡一条，毯子一条”。其中缴获的各类物品，全是游牧民族生活必备之物。

又据庙儿墩夜不收吴铎称，其收送套中走回男子一名叶三三，系延绥定边营军人叶钦之男，“被达子满都卜剌抢去虏营，住过五年”。嘉靖四年（1525年）^[11]夏，叶三三“跟随头儿阿儿骨道儿一千人马在套住牧，浮水过河，西山后西蕃地方抢掠，被迤西达子杀败，一半往山后迤北逃遁，一半从靖虏地方扯木硖浮水过河，往迤南腹里抢掠，被各处人马杀败，不得出边。三三偷马二匹，藏躲山沟，得脱到墩”。

根据前述情报，杨一清总结道：

迤北达贼自去冬踏冰过河，一向拥众在套。节据走回人口传报：各称小王子部下吉纳、台记、俺答阿不孩三枝，各有一二万精兵，声言要行抢掠。臣自到陕西以来，督行陕西、延绥、宁夏三镇将官，分布防守。节经具题外，本年六月间，据走回人口传报：虏贼二万从黄河迤北水浅去处浮渡过河，往西海寻收亦不剌、阿尔秃厮贼寇去讫。本年七月内，庄浪、凉州等处果报大势达贼俱从本境经过，前去西海寻杀，留下兵马数千，在各境住牧。九月内，又据庄浪、西宁等处将官传报，前贼到于西海，不曾得利，遭挫而归。见今大众仍在庄浪地方五方寺、芦塘等处住伏，不时入境侵掠。

不过，据杨一清称，明军从未应对失利，土地亦未失一寸，应该造册论功行赏势所必然。⁶⁰

如果说边防的棘手问题尚不足以严重威胁明朝统治的话，那么随后由樊绅所领导的起义则在陕西内部引起一场小地震。据后来樊绅招供，其本人习学阴阳之术，因而妄揣福祸，又遇游僧，妄言樊绅“口大容拳，舌顶鼻尖，两目见耳，非常贵相”，以致本人时常误以为自己有“帝王形局”，樊绅又兼采诸迷信之术，而常有不臣之心。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二十一日辰时，樊绅领马步人500余名，各带弓箭、器械，张打旗号，将乾州四门围困。乾州求援，但杨一清认为樊绅等皆乌合之众，不比草原上的骄兵悍将，所以“固原等处边兵俱发各边城堡按伏防御，见今河套、河西俱有大贼窥伺”，难以掣调兵马应援。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樊绅所发动的起义被镇压，起义者及其家属俱附名于奏议后，一同送往朝廷。不久之后，陕西的监狱还出现暴动，杨一清的奏议详细描述了其事，但此处我们不再赘述。⁶¹

是年底，分守肃州等处地方右参将、都指挥同知云冒告乞休假归家养病。其奏曰：

卑职幼年失父，孤弱多疾。及袭职以来，节年领兵固、靖等处，备冬截杀，于正德十六年八月内，钦铨陕西都司军政佥书，管操巡捕。适有白水、商南等县流贼陈克己、妖言贼首马隆等蜂起，攻劫城寨，荼毒生民。卑职领兵跟剿，奋不顾身，殄灭前贼，多历艰苦。又于嘉靖三年三月内，不意庸驽，叨升今职。每思重任，无术可胜，身心兢业，寝食靡安。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忽有土鲁番回贼犯顺，侵掠边陲，肆尔凶残，直抵肃州城下。卑职率众登城，昼夜防御，身不解甲者旬日。及贼势少退，尾后追袭边外赤斤等处，斩获贼首二十颗。时值天寒，冒霜卧雪，因而感寒，遂成杂症。见今手足麻木，头目眩晕，饮食少进，形体渐衰。抑且边境药无全材，人少良医，多方调治，未得痊可。况卑职原系色目，事涉嫌疑，理当回避。如蒙，伏望轸念边方事重，乞委官员代守地方，容令回家养病，庶地方幸甚。

杨一清是其说，并为其附议，请求朝廷批准云冒回家休养。杨一清奏道：“肃州系迤西极边重地，嘉峪关之外，蕃人种类甚多，乃控制西域回胡之门户，分守将官责任，比之他处不同。近年，节被回酋纠众犯顺，直抵甘肃城下，戕杀我官兵，攻陷我城堡，凋伤困敝之状，所不忍言。今年七八月间，又复驱其丑类，窥我边境，虽旋即退遁，顾其志在通贡，既不得遂，明年夏秋之间，大举侵犯之谋，难保必无。分守参将，非老成练达，不能绥近怀远；非壮勇果毅，不能克敌制胜。见任参将云冒出自将门，长于骑射，年方二十九岁，屡曾领军赴敌，立有战功，而驾驭之才，绥怀之略，较之老成，犹恐不逮。今屡陈有病，服药未痊，不能任事，又以原系色目，事涉嫌疑，理当回避为辞。王者无外，此固不足顾恤，但身既有疾，重任实难负荷，若不俯顺其情，早为更易，万一丑虏不肯悔过，纠众入寇，将官不能领军，岂不误事？”不过，杨一清又担心，云冒所系参将一职，“若照常格将别镇官员升任，窃恐新任将领地利未知，人情未附，难责成功”。于是杨一清就近推荐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王辅，守备山丹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佥事甘祯二人为其继任候选人。⁶²

十一月十五日，分守庄浪西宁等处地方副总兵、都督同知鲁经也提出辞呈。鲁经称：

切照本职袭授都指挥以来，累立战功，节升前职。正德十四年，得患脱甲风疾，节次具奏，不准。嘉靖元年四月内，奉敕加升副总兵，仍守前项地方任事外，嘉靖三年十月内，又疏乞休，不蒙俞允。奉敕：“鲁经近因回贼侵犯肃州，尔世守忠义，勇略著闻，即今边方有警，方且委用，岂可引疾乞休？务须勠力讨贼，树立战功。钦此。”钦遵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力疾任事外，思本职节因本边番虏犯扰，本职披坚执锐，陆续杀获首级三百二十一颗，嘉靖四年七月以来，复冒前疾，累医罔效，见今卧床，不能任事。本职正在披沥肝胆，图报国恩，委疾缠绵，不堪领军。及思男鲁瞻见膺千户之职，管束土、官军家口，人心信服，应该袭替。如蒙准呈乞赐，俯念曾效微劳，早为具题。容放致仕，令男袭授祖职，继管部属。

杨一清夸赞鲁经“沉毅有谋，骁勇惯战”，并建议朝廷同意其致仕请求。⁶³

边防事务的桩桩件件，杨一清也不断向朝廷奏报。他指出，夜不收于沿边60公里左右的大草原，相继探到虏民的帐篷和牲畜，计有帐篷三五十顶，牛羊马匹各类牲畜1000多只。这些虏民可能是小王子，也可能是其继任者孛只，抑或俺答阿不孩等人的属民。杨一清奏称：

臣自今年四月到于陕西地方，已经分布各路将官兵马按伏堤备。节经具题外，本年五月以来，节据延绥、宁夏镇守分守等官哨报，河套贼情自延绥黄甫川起，直抵宁夏灵州一带，无处无贼，营垒火光，远近相望。其近边者不过三五十人，七八十人，多至二三百人，间有入境零贼，一见官军，旋即遁出。其大众知我有备，不敢深入。七月间，率众二万前去西海寻收亦不剌贼徒，其在套者，当亦不减数万。近于九月间，拥众万余，自延绥波罗、怀远二堡拆墙入境，各该将官追逐，虽斩获不多，而地方不曾失事。臣十月初旬自固原起程，巡边至宁夏灵州，历清水营、兴武营、花马池、定边营，行令各将官，差人出边远哨，并无虏贼人马踪迹，烽火寂然。盖自靖虏渡河丧败之后，闻风畏遁。目今虽延绥、中东二路不时见贼，而不敢侵犯，但恐寻袭西海贼寇回套，纠同阿尔秃厮及原在套贼众大举拆墙入境，抢掠之患，难保必无。

进一步的行动，尚需等待夜不收的侦察结果。⁶⁴

随后，杨一清又汇总了夜不收和走回人口的所有情报，呈奏一封总结性的长奏议。他指出：

阿尔秃厮、亦不剌二项贼寇，正德初年被北虏追杀，逃躲前来，窃伏我西海地方将二十年，侵掠庄浪、凉州等处不止一次。又曾侵入洮州，直抵四川松潘境界，大为中国腹心之患……本年七月以来，套贼二万过河，声言收捕前贼，留兵数千在庄浪、凉州一带住牧，其余径奔西海。边人方幸夷狄相攻，地方之利，将谓永绝祸根，不意先为所觉，拿其家口头畜遁入南山藏躲，逼近洮河地方，止留精兵在于旧伏险隘去处把截。来者千里而趋利，住者以逸而待劳，反为所挫，遁回庄浪，先以数百骑从靖虏扯木硖渡河，犯我腹里，节被陕西、宁夏官军斩杀败散，其大势已渐那营东北去讫。后节据庄浪守臣哨报，阿尔秃厮贼众陆续跟随小十王大营前来，盖此贼自知结衅已深，恐将来北虏大举复仇，力不能敌，故先随从归顺，以图免祸。然阿尔秃厮贼众既离西海，独亦不剌在彼，势亦稍衰……因惩前败，不敢窥伺，俱从洞清沟透过宁夏中卫地方。恐其待河冰已坚，乘间深入固靖地方抢掠，仍从宁夏中路拥众拆墙归套，亦未可知。

嘉靖四年十二月（1526年1月），明军哨探得果有一小撮鞑靼人自贺兰山后而到河套。杨一清判断：“窃料套中大贼，夏间寻袭西海贼寇，回旋数千里不得利而归人马，已多劳乏。其邀赶头畜过河者，必是阿尔秃厮残寇，被其收捕归顺而来。缘今水冷草枯时月，似难深入侵犯，而我所以备之者，不得不谨。”⁶⁵

作为三边总制，杨一清还有更多职责，如举劾有司官员。他指出：“臣久官陕西，近者起废而来，一方之士民，多所接见；一方之政俗，素所涉历。恒于钱粮之盈虚，人民之愁乐，户口之登耗，学校之盛衰，盗贼之兴息，而郡县官员之贤否，可按而知焉。大抵才贤者，十无二三，庸劣者十常六七。今当朝觐之年，甄别黜陟，此其时也。”⁶⁶此外，他还重点关注固原的防御问题，指出固原防御中存在的缺陷，且建议额外增建堡垒墩台。他以两道长奏罗列了新建堡垒墩台的确切地点，规格大小，建筑耗材，人力成本等。此外，他还指出一旦建造完毕，这些堡垒墩台将部署多少军队，需要多少土地用作配套军事后勤保障，以及卫所屯田及其赋税问题。新兵招募亦在奏议之中，全计划数据详尽，足见用心。⁶⁷

固原的来历如何？杨一清在另一份奏议中提及：

固原州原系开城县，弘治年间始改为州，所管辖多系人民，内有军卫、监苑、王府、功臣草场，军民杂处，词讼繁多。先年止有兵备、守备官各一员，后将陕西移镇于此，近又改设参将一员。况节因边情紧急，钦命总制提督大臣多在本城驻扎，上承下移，不可无人。及行委查勘边情，会问罪犯，查盘钱粮，踏勘地方等项，必得文官协同军卫官员行事，方得停当。额设止有知州、吏目各一员，不敷干办，况又时有公差事故等项，甚至全无一官。副使桑溥呈称：要添不拘同知、判官一员，分理委用，诚非得已，但地邻极边，沙漠冱寒之区，戎马驰驱之苦，新选官员多非所乐，终恐不得其用。

为此，杨一清提名了西安府华州判官聂淮等人，为固原新官之人选。⁶⁸

购马之事，杨一清也具体上奏，且在此之后，杨一清和同僚们集中讨论了哈密、吐鲁番等地的市场状况。杨一清指出：

土鲁番自永乐年间以来通贡，世受我朝厚恩。成化十九年以后，敌首速坛阿力及其子阿黑麻日渐生事，虏哈密王母，杀罕慎，执陕巴，诱拘速坛并牙郎，夺占哈密金印、城池，为患已非一日，大抵皆是哈密回回唆使。亦尝遣将征剿，亦尝闭关绝贡，然而一面请罪，一面侵掠，迄无宁时。弘治以前，止于骚扰哈密，正德年来，哈密已为彼有，沙州被其诱挟，而川边、王子庄、赤斤、苦峪、柴城儿、扇马城、大草滩等处属番，俱被残破，赶逐离散，投赴我边肃州临近依住。正德十年，直至肃州，戕杀将官。去岁，又入甘州，围困城堡，声言要夺地方。背天逆理，罪恶贯盈，神人之所共怒。虽用陈汤故事，命将出师，声罪致讨，犁庭扫穴，使无噍类，未为不可。朝廷不欲劳兵动众，从事远征，且以彼犬羊丑类，不足深较，以此因其侵扰，则闭关以示绝，因其悔罪，又许贡以示恩。盖自古帝王制驭夷狄之道，服则怀之以恩，叛则慑之以威，类如此也。

……而论者又有诸夷无罪，不宜一例谢绝之说。盖往年哈密未破之时，诸夷入贡，皆凭彼处番文，可辩各夷种类。今哈密无王无印，西域诸夷，惟土鲁番最强。凡入贡之夷，皆经其地，中间番文真假，与夫是否别国，皆莫能辩。若不一例谢绝，必不能保土鲁番之不诈入。且一例绝之，使诸夷皆归怨于彼，亦足以离其党而孤其势，不必以此疑阻。

此外，佯诈为贡使的写亦哈信等167人，因搜出私书，藏有兵器，事迹显露而被置于各处监狱，由巡按御史提审。提审发现，这些贡使有的来自撒马尔罕及天方国（今麦加）等地，但已真假难辨。杨一清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若果输诚纳款，容其入贡”，让贡使们来京，礼遇而遣送之。

杨一清又称：

哈密之种有三，而回种居一。土鲁番既因哈密之回以取哈密，得不因回种之寄食甘肃者，以取其甘肃乎？何谓渐？土鲁番日益强大，既因回种以吞哈密，而其种类复蕃于我土，移其所吞哈密者而蚕食，于我非其渐乎？设使当时守土之臣能遵奉太祖高皇帝敕旨，不容回回入贡，容之入使不得至京师，则我中国地方之肥美，人民之富庶，仓库之虚实，士马之强弱，彼何由而知？无由知，则彼欣慕轻侮之心不敢生，而今日侵犯之事何由以作乎！惟其失处废防，容其入贡焉，纵其商贩焉，迟其岁月而不加催督，任其还往而不设禁革，我之虚实美恶、强弱盛衰，无不目击周知。其意谓河西可以计取，中国可以渐图也……肃州之寄住奸回，滋蔓益多，回贼之意，盖欲以取哈密之术取肃州。而肃州守臣堕其计中，殊未有能悟之者。关外内附夷人，数被遣发，时或漏其机缄。及今见监奸回撒力等数十人，每于醉后，笑谈王子来时，某人宅好，吾居之，某人妻美，吾取之，往往为汉人晓番语者所觉。

所幸，其奸谋败露，奸党就擒。

谈到吐鲁番进贡的玉石，杨一清明确表示，吐鲁番认为明朝倚赖其所贡玉石，殊不知其本身更为倚赖明朝赏赐的物品。杨一清奏道：

今速檀满速儿虽欲借奸回以取甘州，然其意不曰：中国贵吾玉，吾事之不成，顾吾有玉在。况吾贡使络绎京师，左右近幸可以赂遗，守边大臣可以货杀谗谄，而贡路岂能我绝乎？此所以哆然为恶而不之恤者，良有以也。为今之计，固不能如武帝之振威，以勤二师之兵；亦当效光武之闭关，以绝西域之贡。倘或涵容隐忍，不能执义断决，再使奸回夤缘穴隙，复如往日之事，十数年后，臣等恐祖宗河西十五卫所之疆场，必见易于土鲁番数十百块之顽石矣。可不惜哉！可不慎哉！臣等长虑却顾，必欲永保河西，惟有闭关绝贡而已。闭关则我有益，绝贡则彼受害。何谓益？在边则寄食省而军饷不费；在途则贡馈省而驿递不扰；在朝，则赏赉省而财用有余，吾其不受益乎！彼绝贡路，彩段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畜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虺蛇之害。彼日用之所不可无者，又不止此，一旦贡绝，一物不出，彼其不受害乎？

杨一清还指出：

迩者，土鲁番王子速坛满速儿听其谋主火者他只丁、牙木兰，纠合诸种回夷，攻围甘肃地方，其意实欲取甘肃也。何者？以彼而言，势驱沙、瓜，姻连瓦剌，借名诸番，拥众二万，诡言抢掠，谋非一日……今幸赖圣明威福……止是剽掠地方，未至失陷城池，然堡寨被其攻劫，人民被其抢杀，室庐被其焚毁，产业被其荡析，河西生灵之厄，亦已甚矣。今虽遭挫失利而归，能保其明春不再侵犯我边乎？

对于上述情况，杨一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或要其立哈密而为甘肃之蔽，或斥其守封疆而开沙瓜之境。纵使入贡，必使处寓有所，而交易有时，称进有防，而遣归有限。未若今日回汉杂处，守臣朝议于公府，奸细夕达于种类，几酿成今日内应之变也。既绝其贡，将拿获奸回写亦哈信等俱各再审无异，依律处决。其余进贡及寄住甘肃者，各访别意向，或布处陕西各边，或迁徙两广、福建等处。所贡狮子、西牛、西狗，皆解其槛而纵之关外。甘肃地方储积粮草，阅实军马，但遇侵犯，即行征剿，则回贼之患庶乎可除，而甘肃重镇方可为国家有矣。

此一方案为明廷所允。⁶⁹

在这封冗长的奏议中，杨一清还指出甘肃地方财用不足，却同时面临吐鲁番、西海亦不剌和贺兰山的后山之敌。杨一清不厌其烦地陈述此事，意在引起朝廷重视，使朝廷明白当前西北防线所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是什么，其利害关系又是什么。

甘肃地区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同样是明廷的心病。而吐鲁番的东侵进一步导致难民东迁，加剧了该地区的番汉杂处问题。嘉靖五年（1526年）初，杨一清会同甘肃方面诸官员商讨此事。

杨一清等奏称：

哈密、蒙古、罕东等卫属番，皆属肃州卫带管。先年俱被土鲁番、哈密回子侵夺抢杀，穷迫求生，来投本卫依住。

节蒙总制、镇、巡等衙门奏请，差官抚遣回还本土。各夷畏惧土鲁番吞并杀戮，不敢回还。镇、巡衙门悯其穷无所归，不忍驱就死地，且恐驱迫之急，反生别患。又察各夷情形无他，从宜将哈剌灰、畏兀儿二种夷人，暂且安插肃州东关厢居住，川边王子庄、赤斤、苦峪、柴城儿、扇马城、大草滩等处各夷，暂且安插肃州境外金塔寺地方居住，令其自为耕牧。待后西事稍宁，哈密复立，仍各遣还，住守故地，中间有住居四十余年者，有十数年者。内哈剌灰、畏兀儿二种，屡曾与土鲁番死战，原系哈密忠臣，未尝有过。住居我边年久，时有调遣，未尝敢违，亦未尝作恶。川边等处番达，住居金塔寺地方，去肃州一百二十余里，亦各安居乐业，未敢生事。近该前巡抚都御史陈九畴等，及兵部尚书金献民，虑恐前项哈剌灰、畏兀儿并川边等处番达，原系夷种，非我族类，诚恐日后驭非其人，主不制客，尾大不掉，遗患地方。欲要早为议处，将哈剌灰、畏兀儿拣择肃州城外空闲堡寨安置，将川边等处番达修筑前古丢弃威虏旧城安置，庶番汉异域，可免后忧。

但各族对明廷的安排颇为不满，他们希望能搬到自己宜居之所。据杨一清称：

内哈剌灰有二种，欲将新哈剌灰安置新城儿，旧哈喇辉安置暖泉堡，畏兀儿安置板桥堡。内新哈剌灰云：“此是鸟雀不落之地，我们如何住的？”旧哈剌灰与畏兀儿云：“我们东关住居年久，各有置买房屋，不能割舍，我们情愿入堡，将我们家小仍留在东关也罢。”职等又谕以：“既容你辈入堡，你原置买房屋，听你卖与汉人，或自行拆卸。堡中修盖，你原无房屋者，官司替你另盖，务要使你得所。”因谕以“回子去年每每遗言反间，说你哈剌灰、畏兀儿教他来犯边。倘若镇、巡不察其奸，你们也不安稳。处你别处居住，则你辈有畜牧之业，我无疑猜之嫌，两相便安，岂不是好？”(https://www.daowen.com)

杨一清等还有更多考量。他指出：“今哈密、沙、瓜已顺土番，嘉峪关外即为贼境，西域从此不通，地方滋益多事。其畏兀儿、哈剌灰断不敢归还哈密，而罕东之众亦不能住守川边、苦峪、赤斤等城，亦明矣。必欲图我之安，而不恤夷人之苦，既逆其情，必失其心，穷无所归，势将返噬。彼如北合瓦剌，西连察合，岂不又生一敌？所谓借寇以兵，而资盗以粮，为计不已拙乎？为患曷其休已？若欲姑留依住，又恐日后患生肘腋，祸起萧墙……陕西行都司在外卫所，西宁地险，番夷杂处；镇番地窄，偏在一隅；高台、镇夷地小，俱不堪开创。嘉峪关外，近有大草滩、白杨林两地，广漠斥卤，弹丸黑子，不堪耕牧；惟甘肃等卫，俱系镇守分巡重地，可以安辑，防微杜渐。……哈剌灰、畏兀儿惟事畜牧，不善耕作，合无拣择肃州北边久弃空闲堡寨，水草便利之所，少费官钱，为其修理城郭，改造屋庐，谕以番汉杂居，终相疑二，徙居别所，两取便安之理。”二族居于内地，繁衍生息，“男妇不下千口，带甲挽强之士近五六百人”。

在综合诸多意见和考量之后，杨一清认为，迁徙诸番的举动有失莽撞，他选择支持诸蕃人，不再狐疑视之，挑起他们的敌意。杨一清称：

合无将前项川边、王子庄等处番夷，令其照旧于金塔寺地方住牧，以为后日恢复之图，以存兴灭继绝，为我藩篱之意。其哈剌灰、畏兀儿二种夷人，亦且令其照旧肃州关厢居住，不必预为迁徙之说，以离其心。待后番情宁谧，财力有余之日，如果事势可为，另为具奏定夺，庶使夷人无疑二之情，地方无劳扰之患，而我得以专意内修，可收攘外之绩矣。⁷⁰

杨一清对吐鲁番方面的威胁轻描淡写，甚至没有对吐鲁番采取行动的具体日期。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杨一清非常在意亦不剌的挑战和威胁。他在奏议中提醒朝廷：

亦不剌等残贼自正德四年节被小王子赶杀，率其残党打剌豁豁等假息西宁境土，计今十五六年。春夏则趁逐水草住牧，遇冬则踏冰过河抢劫……亦不剌一枝半在西海，半渡河，寇我洮州，即今未否尽数归巢。且西宁、洮、河等处番族，国初分散部落，设有国师、禅师、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等官管领，给与金牌，令其三年一次输纳差发、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与王官王民无异……今二种残贼将番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与之纠合为寇，西宁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胁合伙，为之指引道路。番达合势，我之边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

在明初，通过和平手段将蕃人纳入卫所序列的做法可能行得通，但到了嘉靖时期，这种做法显然难以为继。战争几乎在所难免，早在前些年，就有明朝官员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但出于各种原因，问题始终搁置。蕃人土地被亦不剌夺占，骨肉为其杀戮，实际对亦不剌怀恨在心，故杨一清指出，可以一方面离间亦不剌与蕃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明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需开始大量储备粮草。然事未竟，杨一清即回京师，继任者是王宪。杨一清称赞其“刚果有谋，多才善断，昔尝管理茶马，遍历西宁、洮、河地方，又曾督处河西屯田，至今边人颂其风力”。⁷¹

杨一清作为三边总制的一年过去了。显然，作为封疆大吏，杨一清胸有城府谋略，又能知人任善。他总是着眼于现实问题，力主完善明军的后勤供应和保障。明军两百多年的边防，正因为有杨一清这样兼具才智能干的官员的参与，才得以步履蹒跚地继续维持运作。⁷²

***

太原府忻州儒学训导方仕誉是西宁人，他向朝廷奏报了他在西宁的所见所闻。其奏曰：

臣惟陕西西宁地方，原系蕃夷杂处之地，洪惟我朝太祖，迅扫胡元，招集人民，开荒展土，始建城郭，设立卫所，名为西宁。是以学校、茶马司、仓场、驿递，渐为备具。于是西蕃进贡，达贼潜住，虽系边境之地，实同腹里之安。西海出鱼盐之利，山泽滋马牛之蕃，金褐是产，绒货皆多。其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双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脉肥饶，甚堪种牧。于此军民乐业，西蕃获利，所以仓场委积，茶马之政兴也。正德七年以来，有达贼名唤亦不剌、阿儿秃厮、黑剌麻三种深入，侵夺前利。西蕃每被掳掠，临城往来，抢劫军民，不息战争，以致地方不安，人民失业，至今视为泛常。臣在此生长，每惧此患，颇知山川险阻，地理深浅。先年作生员之时，曾言于杨总制、郭兵备，设立边墙柞子，略为防备。臣切思西宁地方，自洪武开设卫所以来，原无达贼侵害，今被达贼侵害，为因失于不备之初。

方仕誉接着奏道：

仰惟朝廷身居九重，不能细周边务，虽设总制巡抚，离彼千里，况有巡按，只是一年。本处虽有兵备守备，暂来暂去，故虽设备，未免询于乡人而已。所以随备随废，致使达贼深入。臣受一介之职，愧无涓涘之补，若不悉陈设备之策，恐达贼贪残益甚，熟知山川险阻，窥中土盈虚，致使边疆狼狈，唇亡齿寒。又况西宁正南，四川松藩（潘）卫，东南通归德千户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肃、凉州；东北通庄浪、宁夏、榆林，直至山西三关、大同、宣府，为达贼往来之路，于此可以设险固守。况达贼诡计百端，忽来忽去，统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达，徒费军马钱粮，难以防敌，往往失于不备。念臣每在边疆，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圣明远绍，太祖之成宪，大施恤患之深仁，乞敕兵部议处，转行山西、陕西总制、抚、按等官，设法招集各处有罪人民，发去充军，会同西蕃于双伯羊川等处拣择地形，建立城卫，以御达贼往来之咽喉，而为军民力田之良策。不战自巩固，不争自持久，不惟西宁为然，凡宁夏、榆林及山西三关、大同、宣府、四川等处，于达为出没往来险阻去处，亦须设险固守，使达贼不得熟视中国之境，于以壮宗社亿万年无穷之业，使国家永无西顾之忧也。

嘉靖皇帝命兵部集议以闻，兵部尚书王琼为此具题上奏，提出一整套抚预案，得到嘉靖皇帝同意。

巡按御史陈世辅、分巡西宁道副使李淮也加入讨论之中。据呈奏：

自兰州至甘凉诸处，沿边一带，虽有墩台，缘坍塌不修，或窎远不守，或设立不系紧要，或紧要未曾添设，虽闻有挑穵壕堑而未必尽挑，有筑堵防卫而未必尽筑，有斩截岩崖而未必尽斩，合无就将附近该修该添堡寨，一并踏看估计，量其多寡，设立大小屯堡。修设之后，各于近堡去处，设立小教场一所，督令屯丁就彼习射。仍于适中去处，筑打小堡，挑穵壕堑，置立吊板，以便趋避。若零贼三五骑近堡，瞭望的确，伏兵许其协力勘捕。⁷³

朝中君臣及总制王宪等均承认“设险御虏、乃安内攘外要务”，方仕誉、陈世辅等人所言均有可采。但对于在双伯羊川等处设立卫城，王宪则认为事体重大，难以议拟，需待中间有无便己损人等情弊勘查明白，方可再议。

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王宪奉旨议处：“达虏亦卜剌事言，亦卜剌去冬拥众围洮城，今春复犯，不一挫衄，患无已时。幸今套虏过河，住牧宣大境外，而各路士马分布要害，臣已勒所部，备粮饷，分游奇兵守归德、永宁等堡。因追剿之，恐其急奔松潘，亦已责令严加提备，务期全胜。”但兵部认为：“大军深入，履危蹈险，所当顾虑。且出境征虏，当候冬杪春初，今已入夏，虏地草茂马肥，又恐大雨时作，山溪湓涌，我军进止尤难。愿敕王宪审计，如虏仍犯洮、泯，或迫境上，则相机进剿。不然，即候冬春之交，大举可也。”嘉靖皇帝是其议，认为此事“事体重大，令王宪悉心计画，随宜战守，务在万全，不可辄议出境”。⁷⁴

尽管亦不剌更具威胁性，但明廷君臣仍通过激烈的辩论讨论如何应对吐鲁番的挑战。嘉靖四年（1525年）秋，吐鲁番拥众袭击肃州，“分兵围参将云冒，而以大众掠南山”，肃州方面告急。

次年（1526年）初，吐鲁番遣人持番文求贡，前后词情不一。巡抚右佥都御史寇天叙等认为，吐鲁番“谲诈反覆，不足深信，第恐求贡不得，明春复来”，于是加紧防御备战。兵部和嘉靖皇帝是其议，认为“吐鲁番恃其诈力，且贡且叛，往岁甘州之役，大肆侵掠，故议闭关绝之。今以计穷乞贡，而番文皆戾，夸张不实，其所遣又非彼中夷人，诈谖叵测”，同时命提督、镇守、巡官晓谕夷使，“如果悔过效顺，方许通贡；如有诈，则仍旧闭绝，严兵境上以备之”。⁷⁵

兵部还认为：

今土鲁番雄踞西域，吞噬诸夷，将我朝所立哈密忠顺王前后夷灭，其罪已不容诛。而犹容其通贡者，朝廷以远夷犬羊，不足深较，姑示羁縻而已。彼乃益肆奸黠，包藏祸心，无故兴师二万，谋夺我之地土。假贡使以探虚实，倚同类以为内应。幸仗宗社威灵，守臣宣力，歼彼大酋，失势远遁。虽城池无恙，而村寨居民，不胜践蹂。似此狂狡为患边疆，纵未能勒兵远讨，岂可复容入贡！或谓西域国多，理难尽绝。盖今次入寇，实亦借助诸夷之兵，贡道不通，则中国货物不入西域，而诸夷归怨，亦足散其党而离其心。数年之后，果能悔罪，复还哈密之封，再为议处。

随后关于杨一清的提议，兵部亦觉甚为允当。⁷⁶

如何对待吐鲁番，也在甘肃方面引起争议。寇天叙的《上王荆山总制论吐鲁番事宜书》即为一例。寇天叙写道：

六月十一日奉教谕，谕以差通使，赍钧帖，出关省谕回虏。乃知老成忧国至意，非常情所能测也。先是，尝有人建议差回夷出关讲和，仆恐启衅招尤，损威纳侮，有亏国体，未之敢从。今以钧帖切责省谕，固为得体，但不知果出执事之独见乎，亦踵前人之故事乎！抑亦得之他人之献策乎！督府所行，分当速奉，但事体重大，朝廷威德所关。其滥竽守臣，偶有所闻，不敢不披沥陈之，以备采择。

本朝处西域故事甚多，未及缕数。姑以其近者言之。正德中，总制彭公领敕带领兵粮，专以经略哈密为事，亦尝差人持钧帖省谕回虏头目，令其劝谕速檀满速儿将速檀拜牙即及金印、城池归还哈密，彭公仍进军甘肃诸地，遥振兵威。当时所费金币，无虑数千。后城印虽还，旋复负约，蹂躏边郡，逾月始宁。此先事之鉴也。且彭公钧帖，词义婉甚，又挟之以兵威，其所就仅及于是。今欲直责其罪，而复无军声以振其后，何其轻忽之甚邪！然此虏在我特以犬羊视之，在彼固一国之主也。况番国非我内地，朝廷相待，亦以优礼，《会典》具载。今以奴隶相视，直呼其名而责之，不知果能厌其心否也。具省谕之意，本欲息兵，而谋出不臧，仆恐兵衅自此启矣。

又钧帖所言，兵马刍饷，奸回无不知之。万一激中其怒，大举犯顺，将何以处之！纵使无此，或将所遣通使拘留不发，又不回报，将何以处之！已之则损威，不已则速祸，斯二者不可不深思也。

今之建议者徒以彭公故事为言，殊不知彭公其中有委曲尔。又所赉币帛，不闻何用，万一通使愚昧，误致酋首之前，岂不遗彼之笑乎！差遣使人，远通异国，亦是大事。未经奏准，又不题知，恐于事体未安，且虑他人议其后也。

或以回夷入寇，虑守臣不能战，却失事，故为是以息兵端。此尤迂浅难通之见，非忠为国家谋者。盖四夷犯边，亦是常事，兵家胜败，亦无常形。且彼夷谲诈多端，恐差人一出，事端愈繁，愈难为处，钧帖有云：‘将速檀拜牙即送还哈密，复国为王，如其不振，听尔选择自立。’此于事体尤为未顺。盖哈密是我封地，今虽为彼占据，犹望恢复，彼亦不敢以为己地也。若署置由之，是遂弃其地矣，不知执事左右亦曾虑及此乎！彼造端者，盖欲侥幸以邀名收功，而遗患于人，或将遗患于地方也。

以愚揆度，此虏求贡，是其本心，直欲我先差人以占地步耳。若少镇静不动，彼或遣人搔扰，或差人求贡。彼来搔扰则谨为堤备，若来求贡亦必勒致番文，然后议奏，庶于国体不亏，夷横可遏。盖拒之坚则其贡可久，许之易则其患随至也。⁷⁷

从寇天叙的书中可见，由于地处偏远，明廷将部分决策权力下放给方面大员。在寇天叙看来，无论是之前的彭泽，抑或今之王宪，总制们都没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政策的制定应当视明朝为一个整体系统，而非着眼一隅，如此方能顾全大局。换句话说，朝廷在其中应坚持其主导地位和作用。

但在嘉靖六年（1527年），吐鲁番的边患问题逐渐卷入党争中，脱离原来的理性预判。锦衣卫百户王邦奇在升任千户时，为杨廷和所阻，遇诏削级，深怨望之。后来虽官复原职，又为兵部尚书彭泽所压抑。于是，王邦奇上疏陈边事，奏道：“今哈密失国，番夷内侵，由泽总督甘肃时赂番求和，邀功启衅，及廷和草诏论杀写亦虎仙所致。宜诛此两人，更选大臣，兴复哈密，则边事尚可为。”镇远侯顾仕隆等回奏：“邦奇所奏，皆虚妄无事实，惟欲假陈言以希进用耳。”尽管如此，但嘉靖皇帝仍要求督抚进一步调查此事。⁷⁸

由于王邦奇连续上奏指称诸朝廷重臣结为朋党，嘉靖皇帝将兴大狱。此时，礼科给事中杨言抗议道：“先帝晏驾，江彬手握边军四万，图为不轨。廷和密谋行诛，俄顷事定，迎立圣主，此社稷之勋也。纵使有罪，犹当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罢其官、戍其长子矣，乃又听邦奇之诬而尽逮其乡里、亲戚，诬为蜀党，何意圣明之朝，忽有此事。至（费）宏、（石）珤乃天子师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怀怨望，文饰奸言，诟辱大臣，荧惑圣听。若穷治不已，株连益多，臣窃为国家大体惜也。”嘉靖皇帝大为震怒，令人逮捕了杨言，又斥责了诸为杨廷和说情的人，此事才慢慢得以平息。⁷⁹

桂萼（此时尚不是大学士）也上疏陈言。他奏道：“昔甘肃之变，虏以杀降为词，实欲诉冤，初非剽掠。而陈九畴张大其词事，以震惊朝廷。当时大臣议大发兵驱之，遂致涂炭一方，盖杨廷和欲成王琼之罪，故科道官噤无一言。比遣勘问，又相推诿。臣故请起王琼以明此事，臣何私于琼哉！而科道官遂攻臣以为不能安静。”嘉靖皇帝回答曰：“尔所奏，朕自有处置。”⁸⁰

需要指出的是，于嘉靖元年至四年（1522—1525年）间巡抚甘肃的陈九畴，是一位以武健名，斗志昂扬的官员。彭泽总督甘肃时，陈九畴为肃州兵备副使。时彭泽与哈密都督写亦虎仙一同贿赂吐鲁番，陈九畴奋然斥曰：“彭公受天子命，制边疆，不能身当利害，何但模棱为！”与此同时，陈九畴加紧备战练兵，修缮营垒，时常如临大敌。写亦虎仙随后果然款通吐鲁番，而速檀满速儿进犯嘉峪关，直接导致游击将军芮宁败死。战争一触即发，吐鲁番阳为遣使斩巴思以驼马乞和，阴遗书写亦虎仙及其姻党阿剌思罕儿、失拜烟答等为内应。陈九畴知诸番计谋，遂先发制人，擒拿阿剌思罕儿及斩巴思付狱。但即使如此，兵部尚书王琼仍因恨彭泽入木三分，而牵连陈九畴，以失事罪逮捕其入狱，失拜烟答亦为处死。此一构隙，实启日后党争之端。

甘州兵变后，陈九畴被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嘉靖三年（1524年），速檀满速儿复以二万余骑围肃州，陈九畴“自甘州昼夜驰入城”，以箭射敌军，敌人多被射死。速檀满速儿又分兵掠夺甘州，为总兵官姜奭所败。战后论功行赏，陈九畴却道：“番贼敢入犯者，以我纳其朝贡，纵商贩，使得稔虚实也。写亦虎仙逆谋已露，输货权门，转蒙宠幸，以犯边之寇，为来享之宾。边臣怵利害，拱手听命，致内属蕃人勾连接引，以至于今。今即不能如汉武兴大宛之师，亦当效光武绝西域之计。先后入贡未归者二百人，宜安置两粤，其谋逆有迹者加之刑戮，则贼内无所恃，必不复有侵轶。倘更包含隐忍，恐河西十五卫所，永无息肩之期也。”

杨一清颇采其言，但陈九畴很快就发现，自己也被卷入党争的旋涡中了。嘉靖四年（1525年）春，陈九畴致仕。

更早的时候，吐鲁番曾兵败远遁，都指挥王辅言速檀满速儿及牙木兰俱死于炮，陈九畴上奏以闻。但后来二人又上表请求通贡，嘉靖皇帝既怪且疑。蕃人同时还在京师散布流言，说肃州之围是陈九畴激变所致，嘉靖皇帝愈发相信其词。恰在此时，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彭泽等，事情牵连到陈九畴。桂萼则利用这个机会，以肃州之事加诸彭泽，以达到倾轧之目的，故桂萼请许通贡，而追治九畴激变状。大学士杨一清以事已前决为由不愿追责，但嘉靖皇帝不听，决议逮捕陈九畴。即使如此，刑部尚书胡世宁仍极力为陈九畴开脱，言于朝曰：“世宁司刑而杀忠臣，宁杀世宁。”又上疏奏曰：“蕃人变诈，妄腾谤讟，欲害我谋臣耳。夫其畜谋内寇，为日已久。一旦拥兵深入，诸番约内应，非九畴先几奋戮，且近遣属夷却其营帐，远交瓦剌扰其窟巢，使彼内顾而返，则肃州孤城岂复能保？臣以为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国者，无如九畴，宜蕃人深忌而欲杀也。惟听部下卒妄报，以满速儿等为已死，则其罪有不免耳。”可惜最后，嘉靖皇帝仍采纳了桂萼之言，将陈九畴流放极边，十年后乃赦。⁸¹

这一连串事件或许能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像吐鲁番这样的小国，对明朝能产生几近于亦不剌或小王子那样的胁迫感。速檀满速儿是一位立足城市根基的扩张者。他信仰伊斯兰教，或许与彼时伊斯兰教的泛化有着文化联系。同其他许多伊斯兰教信徒一样，速檀满速儿生活在中国这一广袤世界的一隅，而此时同在中国的鞑靼人却尚未与藏传佛教建立起紧密联系。与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之间的联系显得松散。鞑靼人似乎早就不向明廷遣使，而吐鲁番却仍有使节长居北京，且令人讶异的是，速檀满速儿的使节和间谍，甚至能以一种破坏的方式干预明廷高层的政治。

当然，明朝最终经受住了考验。持续的内忧外患没有摧垮明廷，速檀满速儿的颠覆行径亦最终未能奏效。

***

吐鲁番的扩张不仅造成难民东迁，且哈密、沙州、瓜州、罕东至甘肃沿线的居住区，少数民族人口在大量增加，土地及其他资源恐渐渐难以为继。

一开始，哈密数为吐鲁番所破，余众走入塞，散处苦峪、赤斤、肃州诸城，前后千余人，并向当地官府僦屋以居，贷田以耕，边臣也给他们耕牛，协助耕作。此后，随着哈密癿吉孛剌部、哈剌灰、畏兀儿等的移徙，此地房屋土地不足。诸番请赐，兵备副使赵载以为：“诸夷失国内附，暂留我边，朝廷待之已厚。今我军贫困，仓廪空虚，自救不瞻，而彼辄求田土。与之额内屯田则不可，置之威虏远地则不欲，宜使人告谕诸夷，宣国厚恩，责以兴复哈密大义，即不能存，当量给衣食，不得妄有陈乞。候复哈密，别为议处。”提督尚书王宪议言：“诸夷散处塞上，皆甘肃守臣一时权宜。今吐鲁番献款求和，哈密兴复可计日待，而癿吉孛剌等忘其故国，妄有请求，此未可许也。且夷性无餍，若遂与之，将来何所止极。惟宜省谕诸夷，如载所言，则中国之体尊，攘夷之机得。”兵部和嘉靖皇帝最终均是其议。⁸²

以此观之，明朝君臣仍对和平收复哈密，重新将之纳入朝贡体系抱有幻想。

但这有可能实现吗？问题十分棘手，它原本的可行性甚至因嘉靖皇帝对臣下的猜忌而消解。嘉靖六年底（1528年1月），问题在朝堂引发公论。兵部议：“番酋乞和者数，前以下提督尚书王宪，因其贡使省谕之，所请似不妄。第其词出牙木兰，非真乞贡之文，其诈以款我，亦未可知。若果悔过输诚，当归我哈密城池，及原掳甘肃人畜，仍械送首恶叛臣，稽首关门，然后可信。”^[12]嘉靖皇帝从部议，命提督镇巡官王宪等省谕回酋，必得其番文无伪，悔过有据，方能为其奏请。

吏部尚书桂萼又奏：“夷狄苟以诚归，朝廷亦当以诚待。今不乘其来而怀之，则哈密之地何时可归？而边鄙之患何时可息？臣谓当留质牙木兰，遣译者单骑谕速檀满速儿王，责以访哈密之后，归其金印、城池之旧，改过自新，方许通贡。”嘉靖皇帝是其议，命礼、兵二部共议其言。于是桂萼乃与礼部尚书方献夫、兵部尚书王时中等议言：“臣等查看夷情，自正德时我边臣失计，已正法典。嘉靖二年（1523年）以来，虏复寇甘州，至今未息烽。而番酋乃遣人上书者四辈，委罪前吏，希求通贡，虽其言多抵饰，亦由事发有因也。宜内令严兵堤备，而遣通事及译官各一人，宣谕彼番，以通其意。且遣官查看前后边臣有无激变事情，以服其心。”

对此，嘉靖皇帝回答道：

番酋累犯不悛，吾欲问罪，恐滥及无辜，故闭关绝贡。今虽累奏求通，而未见悔过输诚之实。其令甘肃守臣暂羁夷使、马匹、方物，责验安插。礼部遣通事、译官各一人，赍敕与其人俱往。如献还哈密城池及所掠汉人，缚首谋犯边者付吏，乃听入贡。如违命不悛，即兴师往问其罪。其访哈密子孙宜袭者以闻。事发有因，诚如卿等言。即令原遣给事中、锦衣卫官核上先年功罪之实。前三年虏犯边，诸臣言速檀满速儿、牙木兰已死，乃今皆存，妄奏冒功，罪不可宥。甘肃不止回夷可虑，西海残寇、北山零贼，皆伏藏为患。其令王宪亲诣河西经理，户部差官往开盐引足粮饷，务令随处充足，不乏军兴。

甘肃巡抚陈九畴，本有战功，却因妄奏速檀满速儿等死于枪炮之下而受到朝廷质疑。而金献民受命专征，未至地方，又因陈九畴所妄奏而罢。大学士杨一清亦奏认为“失事诸臣，罪已前决”，故“不必追治”。但嘉靖皇帝并不完全同意。嘉靖皇帝回复道：

卿昨奏请罢甘肃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当者。若着郎中带银去买集粮草，恐不济事。可推一人或兼佥都御史去，开盐引若干，招商上纳，方可不误。又只将三年冒功人员治罪，前置之不问。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肃之变，虽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泽、陈九畴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发落，彼何复三年又行作乱，戕我祖宗之民，可回护此罪人，坐听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想将此数人先后致患者重刑治之，方可服彼。且将夷情不论，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抚等官，不惧朝廷，辄与和字，或多残杀，或将财产尽侵入己，或以现在夷酋欺诈冒功，均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伦、不识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

杨一清并没有对此事进行直接回应，但也间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犬羊之性，终不可测。比年入贡之使，尚在国门，侵掠之兵，已至嘉峪，是岂信义之所能结，文告之所能致也哉！通事、译字官在王朝官职虽微，然以使于外境，则国体甚重。往还万里，出入于沙漠之地，事变所不能无，恐非所以全中国之体也。”他指出蕃人的“犬羊之性”——既入贡，又攻打嘉峪关，似乎敕文对他们全无约束。派遣的译史级别太低，无法彰显明朝之国体尊严。嘉靖皇帝是其议，曰：“卿言良是。天子之使，远涉番境，此失尊大之体。在京通事、译字官可勿遣，第以敕书属之甘肃镇巡官，令其遣抚夷官，往谕为当耳。使番酋果能悔过输诚，朕当曲赦其罪，否则闭关绝贡，别作处分。”⁸³

刑部尚书胡世宁对此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其言：

臣以为文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为国，无如九畴。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杀也，惜其后信僚属之公移，轻听奸回之捏报，而妄奏速檀满速儿、牙木兰之杀，则其罪有不免……臣愚，欲乞圣明特与辅臣熟议，今后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宁、交阯，舍置不问，而唯责彼番酋恭守臣节，再无侵犯。一二年后，方许入贡，或止通互市，仍约其贡其市，皆不许多带人众，淹留岁月，则我之边城驿途供费可省，而得专事边储。⁸⁴

这几乎打破了讨论中存在的僵局，毕竟在胡世宁之前，没有哪位大臣敢提出放弃哈密的计划。

幸运的是，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牙木兰、帖木哥、土巴均率众内附。据《明实录》载：

牙木兰故曲先卫人，幼为土鲁番所掠。比长，黠健，速檀满速儿信用之，屡为西边患。至是，为满速儿所疑，惧诛。帖木哥、土巴俱沙州番族，土鲁番威属之，岁征其妇女、牛马，不胜侵暴，故三夷率其族帐男妇数千人叩关求附。甘肃巡抚都御史唐泽议于肃州迤北境外威虏旧城及天仓墩、毛目城等地散处其众，暂给口粮月一斗，量资牛种，令随地耕牧，秋成自食，待西事宁日，各归本土，作我藩卫。

提督尚书王宪指出：“牙木兰为番酋腹心，而土巴等被驱为羽翼，今内相猜忌，挈族来归，中国之利也。义不可拒，且安插之地视先年益远，而防亦颇严，抚给之粮，循旧例量减，而费亦颇省。臣已遣人分谍瓜、沙州，察虏众归附所繇，及谕令贡市还国诸夷取速檀满速儿真正悔罪番文。”就在此时，新任提督王琼替代王宪，走马上任，他的任期将一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诸事将由其亲自处理。⁸⁵

严从简的著作，成书于万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详细记载了当时甘肃边防明军的瓦解及重新部署状况。其载：

（牙木兰）其兄脱啼娶帖木哥妹，收掌曲先卫印信，部下二百余人依帖木哥等沙州住牧。帖木哥等后投肃州，脱啼乃往南寻本族，后亦无踪迹。牙木兰在土鲁番用事，甚见宠信，常令兵攻哈密，擒王夺印，占其城。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命甘州守臣袭之，调罕东兵为助，刻会于肃州嘉峪关外。罕东失期，牙木兰知故先遁。甘州将无功而还。

后牙木兰屡夺占哈密城印，兵部议绝土鲁番，不许通贡。土鲁番乃复乞贡。又以事疑牙木兰交通中国，逼逐之。嘉靖七年，牙木兰乃拥帐三千，与罕东卫帖木哥及土巴等来投肃州求降。上命总制三边兵部尚书王琼抚处。敕曰：“近该兵部覆题，该甘肃镇巡等官及先任提督尚书王宪各奏，土鲁番酋先年拥众侵犯甘州，残害地方，节该守臣具奏闭关绝贡。近乃遣使求贡，奸谋叵测。夷酋牙木兰等本曲先部落，叛附土鲁番，为彼心腹，侵轶我境。今与帖木哥、土巴等各称被土鲁番逼害，率众投附。有无别项蓄谋，亦难逆料。各官欲照先年事例，安插居住，以示怀远之道。但又称尔新任提督，前项事体重大，未审意见有无相同？今特命尔亲去甘肃地方，会同镇巡等官再加详处。仍多方用心，查审各夷是否被逼投附，有无别蓄奸谋。若果势穷求生，倾心归向，先将各项人口查验明白，各照所拟地方分散安插。应给口粮、牛具、地土，查照先年事例，斟酌施行。量将城池修筑，以便防守。分族居住，使其自相亲睦。仍选差的当官员不时晓谕，令其安分守法，自为生理。不许专恃官粮供给，及在彼生事，扰害地方。彼处地方虏情不一，尤须督领，令大小将官整饬士马，振扬军威。一切边备武备，务要朝夕戒严，不可时刻怠慢，以防意外之患。朝廷以尔才识素优，练达边务，故兹委托。尔须殚心竭力，规画修举，其干碍夷情必与镇巡等官计处停当，应施行者径自施行，应奏请者具奏定夺。敕内该载未尽者，听尔从宜区处。毋恃己见，务稽众议，使边鄙宁谧，朝廷无西顾之忧。斯尔之能，尔其钦哉！

于是，甘肃兵备赵载会同分巡西宁李淮、游击将军彭濬共议称：

牙木兰原系我曲先卫属番，自幼抢去与土鲁番作为谋主。今逼投附，置之甘肃。平居防其捕逃，寇来防其内应。虽云投降，其妻子兄弟尚在彼中，难保全无反复，必须或徙居内地，或转发别边，方为良便。纵使土鲁番将来求讨，原不系彼回夷，我之旧属，今归一我，名正言顺，亦可塞其求请。

王琼乃谓：

牙木兰原同帖木哥等前来归附，本当与帖木哥等一例安插，但恐复回沙州，又为土鲁番所制，意外生变。若欲安置远方，又恐阻绝以后夷人不肯降附。请将牙木兰并其仆妾差人伴送赴京，查照永乐年间山东青州等处安插夷人事理，议拟安插。或径差人伴送延绥镇巡官处，发榆林卫收充旗役，给拨月粮营房，随军杀贼，或别有处置。⁸⁶

到了七月，王琼又奏言：

往年撒马儿罕、天方国、土鲁番、哈密四处夷人，各遣使入贡，未及廷献而土鲁番旋来寇边，故都御史陈九畴议将土鲁番、哈密贡回夷人羁留不出，以观其变。迄今二年，虏心未悛也。请通行验放出关，仍宣慰番酋，令其改过自新，用示柔远之德。

兵部和嘉靖皇帝均是其议。⁸⁷

是年末，吐鲁番终于决定全面向明朝投降。速檀满速儿决定交还哈密，总制三边王琼书告吐鲁番：“吐鲁番速檀满速儿献还哈密城池及诸所劫掠人马、器械，累遣使求贡。顷奉旨索有番文，臣译审其情，似出悔悟。伏冀圣度含弘，不责小夷之罪，许令照旧通贡。”兵部是其议，嘉靖皇帝答道：“夷酋世济凶恶，始议闭关绝贡，法所宜然。迩者，乞贡再三，朝廷以远夷不足深较，令镇巡官察其果有悔悟实心，责取真正番文具奏，方许通贡。今既译审无诈，准放入关，分为两运，遣官伴送来京，每运毋得过五六十人，余下人口存留在彼听候，仍定与往来期限，不许在途迁延骚扰。”

李承勋的《议处哈密事宜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其略曰：

土鲁番在西戎中本非强大，自正德十一年以来数犯甘肃，我边往往失利，非彼之善，乃我之自治未善耳。今虽称献还哈密城池，不过以空言相诳。前后放回彼地羁留使臣共二百十九名，彼送回原虏人口止三十二名，不及百千之十一。但中国厚往薄来，似当略其隐情，嘉其善意，不为常例，量赏纻丝数十匹以答之。又恐彼以索讨牙木兰为词，再启边隙，此事当熟虑于未纳之前，不可二三于既纳之后。查得牙木兰先该彼处各官称，系曲先卫熟夷，自小被彼虏去，今始得还，受之不为无词。己奉成命安插，断无可遣之理。若彼不自度量，再来侵犯，将入贡使臣，依各官所拟，斩首示众，诚不为过。然使臣之中，或有原不与逆谋者，临时鞫问明白，分别轻重犯该奸细重情，听总制军令斩首，其余监候奏请发落，庶宽严得中。

合候命下，转行总制陕西三边尚书王某，撰写钧贴，省谕土鲁番使臣，大略言：“土鲁番自古以来，永为中国西蕃不侵不叛之臣，所以我前朝列圣，嘉其忠顺，许令通买卖。凡尔服食器用，悉仰给于中国。后因边臣抚驭失宜，致尔怨叛。今速檀满速儿能自悔过，献还哈密城池人口，似有改误之意。朝廷之于哈密，非利其土地人民，以哈密乃哈密之哈密，为尔侵夺，皇上为中外华夷之主，不得不为之治乱扶危。速檀满速儿既能献还哈密城池，自今以后，再不可兴兵扰害哈密并瓜、沙各处熟夷，方见忠顺之实。朝廷不念旧恶，容尔照依旧规通贡。若再骚扰哈密、瓜、沙一带熟夷，使彼不得安生乐业，再来赴愬于边臣，定将入贡使臣或斩首或迁发烟瘴地方，不容尔通贡。大小关隘严切把截，私商官贩，俱各禁止，中国一物一布，不容放出，与尔永绝。”

李承勋又奏道：

甘肃之安危在自治之得失，而不在土鲁番之强弱，要当以足食固边为久计，通番纳贡为权宜。若我将士辑睦，军饷充足，斥堠精明，彼若再来入寇，坚壁清野，勿与交锋，前不得战，野无可略，不过数日，彼将自挫。候彼欲退，我则尾之，若彼求斗，我复入壁。或用熟夷以挠于旁，或诱瓦剌以截其后，利则战，不利则守，何畏于彼而汲汲与之和乎！入寇则固守以挫之，而不贪杀获之功；求贡则不拒以柔之，而不责既往之咎。彼虽变诈万端，而我待之惟一诚；彼虽反复万状，而我度之惟一理。庶几控制有道，体统自尊。然兵有深机，事难遥度，是以阃外之事，不从中制。今臣僚中练达老成如琼、才猷宏达如琼亦一时未易得也，而又膺总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权，事当应机立决，大者画一具奏，毋或顾虑太过，动辄作疑请议。切恐锋镝交于原野，谋猷决于庙堂，万一不合彼中时宜，反致牵制误事。⁸⁸

霍韬在大礼议中是嘉靖皇帝的坚定支持者，他对吐鲁番好感殊无。他在《夷情疏》中奏称对吐鲁番的担忧有四：

今西蕃求贡，尚书王琼译进番文，具裔夷小丑之语，无印信足征，则罪之心未出于实。辄许通贡，恐戎心益骄，后难驾驭而边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虽云献还，然无番文足据，何以兴复？或者遂有弃置不问之议。夫土鲁番无道，图我哈密久矣，我遂弃置不问，彼愈得志，将劫我罕东，诱我赤斤，掠我瓜、沙，连北狄，内扰甘肃，而边患益滋矣，可虞者二也。牙木兰者，土鲁番腹心也。拥帐二千，称降于我。而土鲁番书则曰不知彼去向也。岂诚不知也？安知彼非诈降，饵以诱我，他日犯边，则曰我纳彼降人，彼来报复也。又曰我不归彼叛人，彼不归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无兴复之期矣。彼拥重坐大，而我之边患愈无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兰之降也，日给廪饩，所费良多，犹曰羁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鲁番拥众叩关，曰取彼叛人也，将驱牙木兰而与之也，彼则诡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则死，而不肯去，将从而纳之耶？恐为内应，而有肘腋之忧。土鲁番拥兵于外，牙木兰为变于内，即甘肃危矣。可虞者四也。

霍韬还指出：

或曰今陕西饥荒，甘肃孤危，尚虑不保，虽弃哈密可也。臣则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肃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曰哈密难守，则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可乎？昔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虚名，我享实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人孰能兴之！今于诸夷求其雄杰，足以守我城池，护我金印，和戢诸戎，修我贡职，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必求哈密之后乃立焉，多见其固也。

霍韬的长篇大论引起嘉靖皇帝注意，他说：“览韬所言，知其留心边务。牙木兰纳居内地，奸谋叵测，兵部其一一参详筹画，究极利害，务要计出万全，具奏定夺。”⁸⁹

有关哈密，还有其他事件对明廷的决断产生影响。“吐鲁番虎力纳咱儿引瓦剌二千余骑犯肃州，至老鹳窝堡。时撒马儿罕夷人因为入贡而留堡中”，虎力纳咱儿军从堡下呼叫其与之答话，问以通贡事。“游击将军彭濬急引兵迎战，斩首数级。”虎力纳咱儿又言“欲问信通和”，彭濬不听，继续麾兵进击，大破之。随后，赤斤卫使人持番文来言，乞许入贡，并请还羁留之使，但词多悖谩。王琼等却“因言番夷行且惧悔”，认为“宜原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于是请令朝廷通贡如故，以罢兵息民。

兵部在答复嘉靖皇帝此前要求的“一一参详筹画”时，也将此事纳入决策考虑中。兵部言：

土鲁番自通贡以来，渐置奸回于内地，欲取肃州，事觉乃绝。则多纵反间，倾我抚臣，然终不敢入寇。今诏许之入贡，使方入关，而虏兵已至，几危甘肃，此闭关通贡利害，较然甚明。今提督等官既言虏薄我城堡，缚我军士，声言大举以恐喝中国，变诈如是，而又言虏方惧悔，宜仍许通贡，以息边陲，前后似相抵牾。且霍韬又以虏无印信番文为疑，臣谓虽有印信，亦不足据，第不使堕其术中，以疑我忠臣、弛我边备则可矣。牙木兰，我属番，为彼虏去，为之用事，今束身来归，事为反正，宜即抚而有之，以招彼携贰，益我藩篱。

至于兴复哈密之事，则臣等窃以为非中国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绝，今其主已为虏用，其民散亡殆尽，假使更立他种，彼强则入寇，弱则从彼，难保为不侵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复，其力岂能邀截北虏，使不过河入套也哉？故臣以为立之无益，而适令土鲁番挟以为奸利耳。臣愿皇上赐王琼玺书，令会同甘肃镇巡等官召谕夷使，责以大义，晓以利害，自今许入关通贡者，多无过十五人，所至毋得延住。又遣其使谕速檀满速儿，问以入寇状。借曰不知，则令械送虎力纳咱儿。或事出瓦剌，则斩瓦剌百人以赎罪，否则羁其贡使，发兵征剿，庶几威信并行，彼知敛戢。

兵部又称：

除瓜、沙属番及哈密遗民畏兀儿、哈剌灰等，俱不得遣，其他力能服众及能灭土鲁番者，或请给印封爵，使主哈密，听琼等熟计。然臣窃料土鲁番酋所恃火者他只丁、牙木兰统兵于外，而写亦虎仙等数番使为间于我中国耳，今皆诛死，而牙木兰已来归，势亦渐弱。哈密距关千五百里，所过罕东、赤斤诸卫，皆已款塞。彼远涉千里而供馈无资，又过流沙，水无所得，视前入寇为难。故今甘肃所忧，不在土鲁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骁劲近边。往者我以为援，今从彼为寇，此甚可忧也。自今宜以通番纳贡为权宜，以足食固边为久计，且闻瓦剌之众方怨土鲁番，使谋臣能利而诱之，使自相携贰，此亦伐交之术也。

兵部还请“授牙木兰一官，赏其同降者，以怀来者”。嘉靖皇帝是其议。⁹⁰

刑部尚书胡世宁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他不同意霍韬的说辞。他在《回达入境官军击斩退去随递番文讨要羁留夷使疏》中，用各类事实、历史以及逻辑论证了哈密之重要性。在胡世宁看来，若失去哈密，则明军的边防体系难免出现漏洞而瓦解。速檀满速儿颇具开疆拓土的野心，他甚至还遣商人为间谍，在明朝各处刺探情报。为了制约吐鲁番，胡世宁还提出应让类似牙木兰等他族之人经营哈密。⁹¹

兵部侍郎王廷相不赞成胡世宁的观点，但他在《与胡静庵论吐鲁番书》中却表达得十分委婉温和。他写道：

今据哈密国势人力，果能与土鲁番相拒乎？不然，虽得金印、虽还城池，终还为彼之殴役耳。夫欲大举兴复，必得甘肃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齐桓之救邢复卫可也。今中国之力能然乎？纵有兵马刍储，足以一举而恢复之，嘉峪关至哈密旧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归，彼兵即至，哈密残困孱弱之族，能与之抗乎？此不待智者而后能料也。

又曰：

祖宗之时，关外设立七卫，以捍蔽西戎。今百余年来，渐以凋灭，无复生聚。阿端一卫，不知所往矣。曲先则南入乌思藏矣。赤斤、安定、罕东，或数百为族，数十为落，皆内附肃州境土，如野鸟惧物为害，依人居止，衰败凋残，厌厌游游，止存气息矣，夫安望其振厉。惟罕东左卫少壮可战者仅有一二千人，即今亦来内附，而瓜、沙空虚矣。其近西羁縻诸夷，大略无复可望如此。不知土番临近如天方、撒马儿罕诸国，何由可以间谍而使之破灭土番耶！非其仆浅近者所能计也。其牙木兰来降，据其当日番文之词，不过与其弟满剌天哥等六人入关耳，其云男妇老小约有五六千人，皆帖木哥、土巴之族属。今牙木兰六人，甘肃守臣已处之深入内地，彼土番虽欲求与通语而不可得，况能有别谋乎？纵有之，六人之力何为哉！据彼之来降也，诚为速檀满速儿之逼，非有他故。观土巴、帖木哥与之同来，其情状可以类见……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久弃沙州，当令守臣早行计处，促使之归可也。不然，则瓜、沙久虚，土番遣人窃据，耕牧其地，一则可以为入寇之资，一则可以为开拓之计，甘肃愈益多事而不可支矣。⁹²

接替胡世宁出任兵部尚书的，是李承勋。有关哈密吐鲁番事件，李承勋称：

甘肃之忧在粮食不足，恐日后不能自守，而土鲁番之患其次也。方（牙）木兰既降，彼之谋主已丧，虽诚伪不可知，羁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须丰其廪饩以坚其归心，保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谨其防闲以消其他虞可也。带来瓜、沙诸夷就食于我者，闻已大半各还旧居。若其果然，又边境一幸也。其有未去者，速宜济以行粮，劝令早归本土，趁时耕种。在彼为长久之便，在我无肘腋之患矣。其入贡诸夷，于土鲁番，宜谕以瓜、沙诸夷皆我良民，防尔扰害，远来附我，今已遣还，尔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则进贡之路长久可保；若仍前侵扰，彼来赴诉，则当拘尔贡使，绝尔赏赐，依前闭关，不复容尔往来矣。于天方诸国使臣，宜谕往岁闭关，止因土鲁番犯顺，尔等自来忠顺，不在所绝，今后宜依期入贡……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议兴复，以劳人费财，亦未可轻议弃置，以辜瓜、沙诸夷仰望之心，姑羁縻之而已。

其土鲁番国势，昔有人自其国逃来，言彼国都东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人以种植田猎为业，帐族散处，每帐能战者三分之一。通国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数月而后合。命则其主延首领及散卒素有谋者并入一密室谋之，室中上铺红毯，其主南向而坐，东西相向，各铺白毡。首领以下，依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国布如此阵，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御之？”首领以次各陈其见，择一善者。乃杀牛设誓，期以必死，故每战虽败不退，最能支久。

自彼国至哈密六百余里，经黑风川三百余里无水草，瓦剌多于此邀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峪关一千二百里，亦有无水草去处。成化时，刘宁出军四十八日而后到，路虽近而行难故也。

王子速檀满速儿有同母弟，曰巴巴乂，最强，素欺其兄，异日必夺其国。异母弟二人，曰：真帖木、忍帖木，仅能自存。彼将入寇，必驱瓜、沙诸夷以为前驱，又约瓦剌以助其声势。

对此，李承勋提出的对策是：

使我镇巡有谋，宜结瓦剌以伐其交，厚瓜、沙诸夷以为间谍。俟其兵至肃州，我但坚守不出，小堡难守者悉并入大堡而坚守之。数日之后，彼之锐气无施，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营盘而守之，每出游轶以扰其牧放，彼追则走，彼去复来。不过数日，彼将计穷而遁归。俟彼返路，我以精兵随其后，彼若来攻，固守而不与交锋。我无亡矢遗镞，而彼之进退狼狈，则瓦剌、瓜、沙皆将作难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所以挑瓦剌、瓜、沙者，又在将官用机用智，难预图也。⁹³

大学士桂萼对哈密的看法更为武断。他在《进哈密事宜疏》开篇，就指斥诸说之偏见。他奏道：

近朝议哈密事纷纷不一，志事功者主于兴复，悯民命者颇议弃绝，此皆不通时势，而胶于一偏之见者也。臣因以平日所闻，参互考证，而得其说，数以质之前在陕西实心经理其事者，莫不以为所访其中事情并处置之宜，款款切实。今辄开列如类备照册子式样，随此进呈，以备圣览。盖恐兵部复本与百官建议之言，多失事实，并繁文太多，其番语又不易通晓，故敢不惮尘渎。

桂萼的看法是：

今哈密之地，必欲兴复，其势有五不可。城池颓坏，地土荒芜，农器子种不备，辄难修理，一不可也。忠顺、安定二王之后，俱无可立之人，欲立他族，则众心不服，罕慎之事可鉴，二不可也。三种夷人回回，不与我同心，畏兀、哈剌灰又微弱不可恃，况住居肃州日久，有恋土之意，必欲驱之，复入哈密，是置之必死之地，且失其心，三不可也。甘肃之地已为穷边，近来又荒歉，在官仓廪空虚，在民十室九空，甘肃西路虽新设游击三千人，马号为三千，其实不满二千，俱各卫新选之人，其势不足以慑吐鲁而护庇哈密，四不可也。纵使强勉兴复，随复随败，徒劳中国，且伤国威，益资吐鲁之利，五不可也。势虽不可兴复，亦不可废弃。一则祖宗所立之疆土不当弃，一则指以恢复为名，以羁縻夷心，彼以为汉人必不舍此地，常以奇货诱我，如弃而不讲，彼以为我不以哈密为轻重，必启其侵谋肃州之心，大为不可。故哈密之地不可恢复，而亦不可弃也。

对此，桂萼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甘肃的经济问题。他接着奏道：

所谓闭关绝贡者，是因回夷之犯顺，而吾以威摄之也。必须修我之边备，使仓廪充实，士马精强，城堡完固，而将士日夜淬砺以待之。如回夷果能悔过输诚而求贡，然后容其入关；如其桀骜侵犯，则仗义征剿，使之痛遭挫衄而归。如此，则闭关彼以为威，开关彼以为恩，而后边境宁谧。今日之事，一闭关绝贡之后，边备之事置之不问。今闭关绝贡已数年矣，仓廪空虚犹昔也，士马寡弱犹昔也，城堡颓坏犹昔也。内治狼狈如此，故回夷之求和未必诚也，而镇巡不敢深拒，恐其侵掠地方，稍不得利，即率乌合之众长驱深入，如蹈无人之境，必获大利而归。昔年之事可鉴也。盖由我边备不修，闭关彼不以为威，而开关彼亦不以为惠，故今日之事不在于关门之闭与不闭，惟在于内治之修与不修也……故为今日计，惟在安静以养兵民，羁縻以缓他变，则兴复之道耳。⁹⁴

桂萼的论点虽武断，但颇有道理。以明军目前之窘状，不采取过分行动可能是最好的决定。桂萼的论争或许并没有将焦点集中在哈密问题本身，且就整个明朝而言，哈密问题很快就不再出现在朝堂之上。因为明朝君臣逐渐将关注焦点转移到了边防的其他问题上。

嘉靖十四年至嘉靖二十七年（1535—1548年）：夏言等人任内阁首辅时期

明朝之所以能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保卫其2700公里长的北境防线，起码有如下两大因素：一是鞑靼人及其他掠夺者从未试图真正逐鹿中原；二是明朝的防线从未同时在各个方位受到严峻挑战。战火硝烟之地渐渐降温，而新的星火在其他地方燎原。夏言出任内阁首辅的那几年，吐鲁番的威胁渐渐消失。在《明实录》中，最后一则有关吐鲁番的重大消息，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正月，明廷获知速檀满速儿病逝，其子沙速檀袭爵王位。满速儿的次子马黑麻速檀意图再次占据哈密，致使兄弟二人争忿仇杀。随后，马黑麻速檀与瓦剌联姻以为援，退居沙州，意在与其兄抗衡。沙速檀东侵，马黑麻向明廷告发其兄，随后叩关纳款，归附明朝。⁹⁵多年来一直为肘腋之患的哈密，最终因吐鲁番而解决。明廷不再过问此事，而哈密的脱离似乎也没有对明朝的安全形势造成更大影响。

战争的幽灵四处游荡，给西海大草原和河套地区带来了致命问题。现在，漠北方面也出现了战争苗头，宣府、大同二镇乌云密布。

鞑靼人内部正为争夺西海而发生战争，这对明朝来说多少算是好事。嘉靖十四年（1535年）底，总制三边军务的唐龙奏称，吉囊^[13]率骑兵五万出套，“由野马川渡河径入西海，袭破亦不剌营，收其大半部落，惟卜儿孩所领余众走脱”。⁹⁶随后，吉囊又率兵西掠四川松潘，与明朝属蕃帖木哥、革课等联合勾结。如此，鞑靼人内部争斗的余炽烧到了明朝边防，整个甘肃受到了严峻威胁。⁹⁷

或因迫于压力，到了嘉靖二十年（1541年）初，“西海虏酋卜儿孩遣人献金牌、马匹，叩塞纳款”。但兵部对其投诚之事颇有疑虑。兵部尚书张瓒等言：“卜儿孩据西海二十余年，实为甘肃腹心之害。若果输诚，则庄浪、西宁诸处得耕收休养屯田，堡寨得乘间修举，河西孤危之势可转为安矣。但虏情叵测，今止献金牌、马匹，未有如往岁求遣子入侍，酋长入觐之事。镇巡官亦未明言何以待之。请命总制尚书杨守礼，同本镇官侦察情实，并陈制御之策，奏请裁决。”嘉靖皇帝是其议。⁹⁸

河套争端中的失败方有时也会向西海迁徙，西海虏酋整克即为一例。整克初为小十王部落，因变故逃往西海，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遣其属阿都赤赴甘肃纳款，求往内地居住。总督张珩等奏：“整克部精兵万人，若不得请，必为套虏所吞，是借寇兵也，纳之便。但虏情诡诈难信，宜令整克亲赴军门，覆审无异，然后从其请。仍令照旧海上住牧，俟套虏入寇，即于境外拒战，有斩馘功，一体给赉。或计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赏，既以羁縻西虏，又借其力，以捍御套虏，计无便于此者。”⁹⁹

显然，西海诸虏之间的斗争，常以明朝的支持作为相互威胁的筹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西海虏酋大同遣绰卜等二人到明朝款塞求市”，总督曾铣言：“兹虏自嘉靖十年（1531年）以来，或遣人通好，或投献金牌，或进送马匹，回营之后，竟不还报，多因衰谢之余，甘言缓我边备。即使尽率部落来归，不免分处内地，养虎贻患，尤宜慎重。请如往年例，将绰卜等量加赏犒，令还谕大同等，果乞通贡市，或欲协御套虏，策功祈赏，须亲诣军门，听候处分，如似往岁一去不返，即置勿问，止宜修我边备，以伐其谋。”兵部和嘉靖皇帝均是其议。¹⁰⁰

的确，“套虏”给明军制造了很多麻烦。其首领吉囊出身黄金家族，是达延汗（小王子）的孙子。在某些年份里，吉囊甚至拥有最强大的鞑靼部落。嘉靖十五年（1536年），吉囊拥众十万，于宁夏贺兰山后的大草原游牧，又分遣其众入寇凉州、庄浪。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赵载条陈边事，称“吉囊屡犯边境，且有并吞小王子之心”，本意是想成为真正的一方霸主。但事情没有下文。¹⁰¹而总督三边都御史刘天和等称吉囊声势浩大，请求朝廷拨赐火器、盔甲、器械，并招募新军以备不虞。¹⁰²又据称小王子正在与东部的兀良哈结盟，而吉囊与其弟俺答正于套中养精骑十万。嘉靖十六年（1537年）初秋，刘天和为此提出一系列应对之策。¹⁰³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二十一日，吉囊拥众数万，由延绥西路定边营入寇。但恰逢大雨浃旬，道路泥泞，吉囊的骑兵不得驰骋，弓箭亦处于胶滑状态，难以使用，为明军所截杀。九月十二日，吉囊等众回到河套，而明军则称此役斩首440余级。¹⁰⁴是冬，吉囊渡过黄河，进入大草原，并继续在此袭扰明军。¹⁰⁵

吉囊还时常俘虏明朝百姓以为向导。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大同左卫指挥王铎之子王三伏诛，原因是王铎素与吉囊相交，常令王三遗之酒物。吉囊甚喜，以部族女赐王三为妻，于是王三时常引导虏军突袭大同。王三被处死那年，吉囊已经病故。¹⁰⁶

***

吉囊的弟弟，即后来的俺答汗，成为鞑靼人的新领袖。他出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正式出现在明朝史官的视野中，并在未来主导了漠北与明朝的关系，直至其万历十年（1582年）去世。

俺答汗的统治时间很长，但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他还是希冀于与明朝取得和解，而和解的方式无外乎接受明朝的印信封赠，并据此取得与明朝的边境贸易。于是，鞑靼人可以用马匹来换取贵族所需的奢侈品，也可以换取游牧民族百姓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但是，基于“虏情叵测”的初衷，嘉靖皇帝拒绝了这一和解。的确，在嘉靖皇帝统治的中后期，无论是大草原的虏寇，抑或沿海的倭寇，其作耗程度均属空前。俺答汗与嘉靖皇帝同年出生，但比嘉靖皇帝多活了整整15年，或许，这一点他比嘉靖皇帝幸运得多。

因此，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了明朝与大草原不可逾越的开局鸿沟。¹⁰⁷是年，俺答汗遣使石天爵、肯切至大同、阳和求贡，原因是俺答的部落遭遇“大札”（瘟疫），“人畜死者什二三，（俺答）大惧，乃往问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贡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諰阿郎入贡，父老皆相传以为盛事。俺答遂勃勃有通贡意矣。而会石天爵逐牧葫芦海，即以令箭二枝、马四匹付天爵与肯切，令两人款汉塞请贡，因好谓天爵曰：‘而幸为我往告汉，汉与我，我即与小王子索降书，自是汉耕塞以内，我塞以外。即弗与我，我必以数十万骑横行塞上不休矣。’”

或许俺答汗有求贡的诚意，但其外交手段显得十分拙劣。在求贡之前，他刚刚掳掠了山西，俘虏、杀害计5万余人，而各路官军却多持隔岸观火的态度。¹⁰⁸俺答汗的求贡并未为明廷事先知晓，而与石天爵等同行者，又多系亡命之徒，故当使团到达阳和时，入关颇费周折。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闻其事，言：“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第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巡抚御史谭学谓：“虏虽诡秘之情难顺，而恭顺之迹有征。准贡，则后虞当防；不准，则近害立至。且请多发兵粮，遣知兵大臣趣临调度，相机抚剿。”

对此，兵部议曰：“虏方强肆，遽尔求息，恐其有谋。宜令镇巡官史道等悉心协议，果虏酋乞贡出自诚心，别无黠诈，宜羁留肯切，令石天爵回营省谕，须索小王子真正番文，保无后艰，星驰具奏。如其阳顺阴逆，著有迹显，亦当具实指陈，一意防守。”

嘉靖皇帝的反应非常谨慎。身为九五之尊，他的任何错误决定都可能给明朝的安全带来致命后果。嘉靖皇帝说道：“虏侵扰各边，猖狂已甚，突来求贡，夫岂其情？兵部仍即日会官定计以闻，并会推忠诚有将略大臣一人，总督宣大军务，兼理粮饷。石天爵虽我边民，在虏日久，恐为虏间，趣令抚按官究明驰奏。”（据称，石天爵原系军户，数年前因进入草原为鞑靼所虏，深得俺答汗欢心。）¹⁰⁹

于是兵部会五府、九卿集议讨论。其集议结论称：

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或示和以缓我师，或乘隙以扰我疆，诡秘难凭，声击靡定。惟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今日之计，惟在内修选帅将，足兵足食，乃第一义。故臣等初议，拟添设总督大臣处置兵饷，盖为是也。今宜责令总督大臣趣行赴镇长顾，却虑大振天声，使之畏威远遁，方为得策。

嘉靖皇帝曰：

丑虏绎骚，迄无宁岁。各边总兵、巡抚官殊负委任，宣大、近畿重镇尤宜谨备。乃往往失事，大启戎心，今却假词求贡，虏情叵测，差去大臣不许循习常格，虚文塞责，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果能擒斩俺答阿不孩者，总兵、总督官俱加异擢，部下获功，将士升五级，赏银五百两。¹¹⁰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春，俺答汗再次尝试议和，他遣十余骑至边索要被明朝扣押的肯切，并愿以明朝俘虏李山作为交换条件。当然，明廷自然是反对的。¹¹¹

都御史史道希冀能与俺答汗达成某种和平，但这与嘉靖皇帝存在分歧。嘉靖皇帝不愿意再听到不同政见。又因“虏索天爵等急”，史道决定令石天爵先返，并贻以布帛。临走前，石天爵对明廷详细地说明了虏情：“虏酋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段，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段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在史道看来，这是俺答汗的真实想法，他认为可以据此与鞑靼订立某种交易。

到了初夏时分，俺答汗又试图与明朝达成第三次和解。石天爵与另外二夷再次来贡，其中一人名为满客汉，是前使肯切的儿子。或许知道了明廷的倾向，边将不敢遽然接纳，只将情况报与巡抚都御史龙大有。龙大有贪功，遂令墩军引诱石天爵等前来并杀之，仅留一使满受秃回报俺答汗。兵部议以为：“天爵本华民，而甘心为虏驱使。去岁，守臣失计放还，遂致涂炭山西，震惊畿辅。究其祸，本实天爵一人致之，兹者凭藉故智，敢复叩关，而边臣能应机擒斩之，真足以剪虏羽翼，寒旃裘之胆。厥功甚大，请优录之，以作诸镇之气。”嘉靖皇帝是其议，升龙大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诸将臣各有升赏。¹¹²

一个月后，俺答汗用军事行动回应了龙大有的行为。尽管谍者一再警告明军北虏入侵的可能性，但嘉靖皇帝及中外诸臣均对其军事行动轨迹作了错误判断。以此之故，俺答汗在山西全境自大同、太原而至平阳等处，几乎发动全面进攻，村庄城镇无一幸免，明军疲于应对，东奔西走，各地时常告急。等到八月，明军调整了战略，而虏军已全面退回草原。

对此，户科给事中刘绘奏曰：

顷者，北虏南侵，陛下特敕兵部侍郎翟鹏往督军务。臣惟虏遁而总督辄罢，虏至而总督增设，事出仓卒，机不素定，此非所以专责成而图茂功也。今虏酋所统部落息养精坚，及今不图，必为腹心患。臣尝考先朝若天顺间之于也先，成化间之于毛里孩、癿加思兰，弘治间之于脱罗干、火筛，其始皆为中国患，然未有不终致挫衄。窃见今之言边事者，谓我兵宜守不可与战，以故各边专假按伏以自全，或拾残骑以诈报。将士既无斗志，总督诸臣亦止于布列兵马，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实则避锋，名曰守险，实则自卫。臣又闻虏入寇必自将，且号称数十万，联队而行，结营而止。彼固以整入也，我军虽调集三关，然狼顾自守，即参、游所统，亦无逾二三千人。兵法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虏志得逞，职此故也。臣请陛下自今专任翟鹏，凡军马、钱粮悉得便宜从事。内阁大臣推诚布公，协济于内，即驰檄宣大、山西，尽发官兵约十七八万，三路毕举。预选步兵，措置巨挺（梃）、长枪、火器，总戍雁门关外，相机决战，不计伤损。并令户部行各边管粮郎中，积贮军需，总督申示军法，随贼所向，勠力剿杀。并遣科道官各一员，随军纪功，仍敕京营预简精兵一二万，禆将数员，以待接济。紫荆等关、保定、河间等处，各整所部，以候调发。王师四应，主客之势成，臣谓虏众可计日擒也。

经兵部覆议，嘉靖皇帝是之。¹¹³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俺答汗再次试图与明朝联系。他遣堡儿塞等三人至大同左卫求贡。是年，明军玉林卫百户杨威为虏所掠，俺答汗对其提到“节年入抢，为中国害虽大，在虏亦鲜利，且又言欲求贡市而不可得”。杨威觉得自己能玉成此事，便许诺转达求贡之意。于是俺答汗将杨威及其余所掠数人一并放归明朝，令其先往传达此意。三使带番文前来，言：“俺答选有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求进贡讲和。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不许出入行窃。”这一说辞，其实与五年前石天爵所言并无二致。墩卒最终放行，但总兵官周尚文的家丁董宝等，却效仿石天爵例，自作主张将三使杀害以邀功。

总督宣大、兵部右侍郎翁万达进言：

北虏在弘治前岁入贡，于时疆圉稍宁，自宣府虞台岭之战，我师覆没，自是虏轻中国，贡道不通，侵犯日棘，盖已四十余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复自致书求献方物，竟疑沮中止。迩年，石天爵之事，彼以好来，所当善应，始既漫然答之，终复诈诱斩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尝痛恨当时边臣之失计，乃今彼酋复遣使扣边，卑词求贡，虽夷情诡秘，反复叵测，在我当谨备之而已。王者之待夷狄，来则勿拒，至于权时施宜，察形行间，又兵家所以收全胜者，讵容脱误，致有后艰。而董宝等么么贱卒，乃敢玩法贪功，戕彼信使，臣心剌缪，曷知所云。夷狄虽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犹人也。今归我汉人，遣彼族类执物示信，恳托墩军，为其通款，借曰不许，犹当善其词说遣之。乃既置夷使于墩台，纳归人于境内，又从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愤怒恣睢，弯弓报怨，将来纵有畏慕威德诚心，亦必疑虑回皇，重以今日之事为戒矣。宝等滔天之恶，真不容诛，请亟正法典，榜之塞上，明告虏酋，以朝廷之意以预解其蓄怒构兵之谋，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机宜，按兵待战，尽所能为已耳。

巡按御史黄如桂亦参总兵周尚文防检失律之罪。但兵部却以“虏黠诈未可信”为由，让相关官员继续在边境领兵。嘉靖皇帝是兵部议。¹¹⁴

俺答汗方面的回应稍迟一阵。七月，翁万达奏：

虏酋俺答阿不孩递至有印番文一纸，且言欲自到边陈款。及据降人供报，虏中消息称，俺答知打卦看数，见把都、台吉、满官填等，龙年抢广昌，蛇年抢阳和不利。说羊马年乃彼旺相，进贡时候，又称进贡事若迟，恐把都出其东，吉能出其西，有坏大事。臣惟夷人所称，龙蛇马羊年即辰巳午未年也，所称出其西则陕西，出其东则蓟辽。言虽传闻，所当预备。但前项番文非边人所解，请令四夷馆译字官生速为辨验，如词意卑顺，似当亟为处分，不容少缓。盖此虏种类繁多，凶焰日炽，秋期已届，草茂马壮，正彼狂逞之时。乃遣使求通，虽已被杀，犹屡请不已。或谓虏性贪利，入寇则利在部落，通贡则利在酋长，即其所请之急，意在利吾赏赐耳。使处之当，而不拂其情，虏众虽狂，或可抚定，不为之处，则旦夕之变，不无可虞。处之少迟，则机会毫发之间，恐又难待，万一词涉不逊，亦当姑示羁縻，以观其动而随机应之，不宜遽尔峻拒也。请下该部亟为议拟，行臣等参互酌处具奏施行。

那么，事情接下来如何进展？其事下兵部后，兵科给事中徐自得极言虏不可信，所请未可允，兵部亦是徐自得之议。兵部认为：“译出番书文义既无酋长姓名，又无求贡年月，且其印文夷篆，非中国旧所颁给，情状难凭。宜以防备为实务，以议贡为权宜，令边臣选差通事就彼诘问，务求的确。如或挟诈，径自阻回，果出诚款，责令亲信头目赍执真正番文，誓不侵犯各边，方许重复核实具奏。”嘉靖皇帝是兵部议，并要求边臣十日内处理此事。

既而宣府、蓟镇相继告急。据奏：“虏纠众屯威宁海子、长水海子等处，拟候新月上入掠口南。降人自大同入者，复言俺答与兀慎娘子会计入贡，禁所部抢掠。俺答又遣夷使李天爵持番文至，谓吉能欲犯河西渠，差人往谕，谓且入贡南朝，止令勿抢。”蓟辽巡抚郭宗皋又奏：“谍传虏已祭旗，请急发京营人马策应。”兵部则议以为：“虏大营不动，以牵我师，求贡不绝，以缓我备。宜行边臣悉心战守，毋堕虏计，而发东西官厅人马六枝，赴蓟防守。”嘉靖皇帝曰：“虏氛甚恶，其令万达申饬所辖诸将，整兵严备，相机出塞剿杀。辽东、陕西俱令严兵待战，京营人马俟蓟镇再有警报启行。”¹¹⁵

翁万达的确在备战。据奏，其“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用工止五十余日”。此外，翁万达还积极改进明军火器，据其奏称：“臣尝仿古火器之制，造成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母子火兽、布地雷等炮，屡经试验，比之佛郎机、神机枪等器轻便利用。”¹¹⁶

生性稳健的俺答汗，仍寄希望于与明朝和解。而作为方面大臣、封疆大吏，翁万达亦不得不谨慎行事，小心安抚俺答汗，同时又要斡旋多疑的嘉靖皇帝——后者时常天威震怒，声言惩治轻堕敌计的边臣。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初，夷使李天爵再次赍番文至，译称：“俺答言，其先祖父俱进贡，今虏中大神言，羊年利于取和。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段一匹与大神挂袍、麒麟蟒段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今与中国约，若达子入边墙作贼，中国执以付彼，尽夺其人所蓄马以偿中国，不服则杀之。若汉人出草地作贼，彼执以付中国治罪，不服亦杀之，永远为好，递年一二次入贡。若大师每许代奏，即传谕部落，禁其生事。”看起来，这是一份不错的议和条件。

总督翁万达及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以其事闻，且言：

虏自冬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词颇恭顺。臣等以夷情叵测，未敢轻议，已将原来夷使省谕回营，责取印信封诰，期以今秋西不犯延宁耳，固东不犯辽蓟，以取信中国，果守约有诚迹，方敢带为请赏，然我之所以则彼取信者。不难于印信番文之必来，而难于东西各边之不犯。设虏果如约而至，而犹复终绝之，则彼之构怨可待，而其鼓众也有词，其报我也必专而力，即我受彼之诈而中变焉，则虏负不义之名，而举无名之寇，其为患亦终弱且缓，此曲直老壮之所攸分也。况边臣职守之常贡亦备，不贡亦备，初不因是以为增损，如或虑其入贡为窥伺中国，为困扰我边，为反复窃发也，则当伏机而审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于边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质其亲族头目百十人于镇城，或限之以时，俟逾秋及冬然后须赏。如是，则虏诚也固在吾羁縻之中，诈也亦得免冲决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虏求贡为决不可许者，非虞祸者也。以虏之纳贡为足恃而懈其防闲，一任所请者，非量敌者也。臣等夙夜兢兢，敢不熟思审处，幸惟庙谟速决，俾边臣得从事焉。

黄如桂亦言：

虏深衷固未可信，而貌则巽婉恳恻，今信使往还，帐牧散漫，恐家丁、通事、诸役或遮杀以邀功，或款结以市好，遮杀挑祸，款结招侮，请预行禁止。

嘉靖皇帝令兵部复议。兵部言：

虏节年侵犯九边，横被其毒。凡在臣工，义当殄歼丑类，以雪积愤。况自石天爵倡为进贡之时，节年踵行前诈，岂可轻信，以堕虏计？请行总镇诸臣，严兵饬备，无失事机。如虏使再至，省令传谕俺答，约会诸酋，禁辑部落毋侵犯各边。果九边晏然，著有恭顺实迹，另行具奏。其遮杀结款等弊，悉严禁如御史请。

嘉靖皇帝再次指斥翁万达及其他边臣：

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边臣未能除凶报国，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闻奏，殊为渎罔。其令总督官申饬镇巡诸臣，协心殚力，严兵防御，有执异沮挠者参治之，通事、人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¹¹⁷

毫无疑问，明朝白白错失了与俺答汗议和的机会。俺答汗，这位言必行、行必果的草原领袖，将在三年后，令明朝为自身傲慢自大的固执付出沉重代价。

翁万达执掌边务的同时，陕西方面的三边总制是曾铣。他步步为营，推行着他精心策划的收复河套计划，这引起嘉靖皇帝的注意。从嘉靖皇帝的反应看，他目前是支持这一计划的，因此首辅夏言也对此非常热心。任何反对的官员，都可能被上升到违制层面。如总兵官仇鸾，因反对曾铣，沮挠军机而被锦衣卫逮捕，押解至京。关于曾铣所提的复套计划，嘉靖皇帝让每位官员都写下自己的看法。大多数官员支持复套，但就在这时，仇鸾在狱中招供令人震惊的消息：“铣交结大学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后持金数万，托言妻父苏纲致之，言所朋谋为奸，妄议复套，其前后掩覆失事，冒报功捷。”

嘉靖皇帝看起来相信仇鸾的党争论。他斥道：“曾铣妄议开边，隐匿丧败，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会同九卿、锦衣卫、堂上官从重议拟。苏纲发烟瘴地面充军，夏言令锦衣卫差官校逮系，来京问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与曾铣均被处死，仇鸾则得以出狱，而复套计划也随之搁浅。¹¹⁸

嘉靖二十七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48—1562年）：严嵩任内阁首辅期间

终明一朝，严嵩无疑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内阁首辅，但他并非令人值得赞佩之辈。他极力讨好君上，私下却大搞腐败，在同僚之中专横独行。总之，严嵩出任首辅的岁月里，明朝官僚集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显然，明廷对俺答汗的拒绝使之恼羞成怒，俺答汗决定利用明军复套失败及宣大方面防御漏洞的契机，发动新的袭击。嘉靖二十七年末至二十八年初（1549年前后），宣大方面受到俺答汗陆陆续续的袭击，但从翁万达的一系列奏议看，此时他尚有自信能够维持积极防御态势。在数次交锋中，明军甚至取得一系列小胜利。俺答汗仍希望与明朝和谈。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俺答汗“拥众寇宣府，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及遣被掠人还，言其求贡不得，故屡抢劫。若能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上疏以闻，嘉靖皇帝答复道：“求贡诡言，屡诏阻格，边臣不能遵奉，辙为奏渎，姑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启衅者，廉实以闻，重治之。”有关此事，《明实录》撰者以为：“是时虏耻求贡不遂，又以前使者俱被杀，故但归掠射书如此。然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积怯，所为言辞桀骜，有要挟意，与数年前遣使时情状异矣。迨秋虏果复来，明年遂犯京师，一如其言焉。”¹¹⁹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八月，“虏由桦林儿至松树墩，登暗门溃墙而东寇大同左、右卫及威远、平虏等处，攻毁堡寨村庄五十余所，戗杀官军、男女三千五百余人。”兵科给事中胡叔廉言：“往者，边臣已报大同修筑墙垣甚固，乃今虏得毁垣冲入，何耶？请治其罪。”但虏军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突袭，在明军完成合围前，他们已经撤退了。到了深秋时节，宣府等处巡抚都御史李良称：“谍报虏酋俺答率众入边，结营东向，历左卫诸城二百里间，未行散掠势，将深入。”翁万达据此迅速部署明军防御。¹²⁰

明军的防线四处开花，西海一带的鞑靼人盯上了甘凉，而“套虏”则将目光投向了延绥、固原。俺答汗兵锋直至宣大，兀良哈则在他的驱使下窥伺直隶、广宁、辽阳等处。明廷注意到了这些动向，并努力做好万全应对之策。¹²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九月间，噩梦般的“庚戌之变”如约而至。是时，俺答的军队所向披靡，直插北京，而明守军之间几乎不见协同作战之要领。雪片似的告急并未能使明廷从中捋清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大部分明军畏缩在堡垒、城市中，不敢与敌人作战，而城墙外的村庄则难免被洗劫一空，怀柔﹑顺义吏民死伤无数。不过，从后世的上帝视角看，俺答汗此行显然并非纯粹为了掠夺。与之前一样，俺答汗试图迫使嘉靖皇帝同意朝贡贸易在双边展开，为此，他不惜兵戈所向，向明廷施加压力。惊惧的百姓开始拥入京城，俺答汗驻军潞河。京师百年无警，如今俺答汗突然兵临城下，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此时，俺答汗兵自白河渡潞水，向西北行进，十九日至东直门，二十一日至德胜门﹑安定门，民居皆被毁。俺答汗随后放回了在通州被俘的宦官杨增，令其手持俺答汗书信回复朝廷，要求“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我岁一虔尔郭！”即使兵临城下，明朝君臣也不愿遽应城下之盟。礼部尚书徐阶议曰：“虏酋如果悔罪求贡，则当敛兵出境，具表款塞，听朝廷处分。如驻兵境内，要求速赏，则惟有励将集兵，以大兵致讨，必使匹马不返，以泄神人之怒。”朝廷是此议，而俺答汗的士兵似乎也急于回草原分享战利品，双方不谋而合。九月二十八日，最后一批虏军撤离了明境。¹²²

***

明朝不得不收拾残局——掩埋死者遗体，安置救济百姓并填堵明军的防御漏洞。当然，新的政策也得以提上日程。现在，主动权在俺答汗，明廷不得不接受其求贡要求。然而，嘉靖皇帝也重新允许明军主动向草原发起进攻，袭杀其后方营地，俘获马匹、牲畜及男女老幼，而这一切在“庚戌之变”前是被禁止的。

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年）三月，俺答汗累次遣使赴宣大求贡，宣大各边陈款之。随后，俺答汗子脱脱率十余骑到宣府宁远堡，请通事转达其求通贡市之意，并“赠通事马二匹，留真夷虎剌记等四人为质而去”。不久，脱脱又绑缚明军叛卒朱锦、李宝来，以示诚恳。

宣大督抚苏祐等以其事闻，曰：

去年丑虏逆天犯顺，震惊畿辅，今者复屡以贡市为请，虽虏情变诈，难以遽信，而据其踪迹，约有数说。盖闻我皇上赫整六师，将出北塞问罪，其畏威一也；虏昨岁犯顺归，人畜多死，闻多怨艾，其悔罪二也；虏甚嗜中国货，掳掠则利归部落，求贡则归酋长，其贪利三也；小王子者，俺答之侄也，俺答桀骜，久不听其约束，而耻为之下，兹求归顺，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其慕名四也。臣等多方译审，累次哨探，参伍虏情，有此四者。今虏屡递番文，动称故典援比，各夷留使为质，缚叛示信，揆情度势，有难直拒者。臣等窃以在虏之险诈难测，在我之制驭有道，求贡之初，其诚与诈似不必深究，既贡之后，其顺与逆亦难以逆睹。何其虏以求贡为名，其词顺；而朝廷许之，其体尊。若是，则可许矣。第当不忘戒备，使其诚也固在吾覆载之中……既贡之后，虏果肃共天命，保塞来王，始终不二，未可知也。或其部落不一，谲诡无常，肆彼无厌要彖难从，未可知也。中国第当无问顺逆，时加谨备为善，而又安能逆睹哉！……为今之计，宜外示羁縻，内修战守，虏既称部落众多，食用不足，欲先许开市以济，目前令其将各部夷众于宣大、延宁分投开市，以我之布帛米粮易彼之牛羊骡马，既可以中彼所欲，因借以壮我边备，虽有所费，亦不为虚。且夏秋之间，分其兵马，纵有异心，亦难遽合。交易之际，量加犒赏，亦可以刺探虏情，预为经略。虏果奉约惟谨，终岁不内犯，俟至来春，然后议其通贡。如其蓄诈不诚，秋高复肆，则我之边备原未尝弛，曲直诚伪，胜负自分。虽有狡黠，再难借口。

兵部、内阁与嘉靖皇帝均是其议。¹²³

还有极个别反对者，认为明朝应该暂时与俺答汗议和，以免再启衅端。他们激烈的措辞引起嘉靖皇帝强烈不满，嘉靖皇帝逮捕并拷讯了这些人。¹²⁴

于是，大同五堡边外的马市开立了。到了五月，“俺答与其子脱脱等部落夷众共易马二千七百余匹”，明朝方面也遣返虎剌记等4人。由于明朝的缎布等商品告罄，马市亦提前关闭。据史道称：“俺酋约束部落，终始无敢有一人喧哗者，南向黄帏香案，叩头极恭，迹颇驯顺。其番奏所云，皆为悔罪自惩之言。”嘉靖皇帝嘉其向化之心，答应于宣府增开马市，并加赐俺答彩币四表里。后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宣府马市就易马2000匹。¹²⁵一切似乎好转，和平互市取代了掠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白莲教就是其中一个巨大问题。在当局看来，白莲教社员多有教育背景，而利用神秘的宗教仪式来蛊惑人心。长期以来，白莲教一直是朝廷镇压的目标。大同马市刚关闭，就有虏骑进犯大同左卫。史道遣人交涉，得知原系明朝白莲教徒萧芹、乔源等引诱至。其党百十人，“散处诸营帐，恐俺答汗与中国通，为己不利”，乃贿赂其左右，曰：“芹等有术，咒人人死，喝城城颓。”俺答汗被其恐吓，这对双边关系非常不利。于是史道发兵剿捕白莲教徒张攀隆等5000余人，并将萧芹、乔源家小缉拿。与此同时，俺答汗子脱脱又请通事告知史道曰：“某日，将自右卫以千骑随芹等入试喝城，毋敢掠也。”于是史道奏曰：“俺酋前赴市甚恭，中怵于邪党。臣计料此虏虽未可要其所终，而调停曲处得宜，尚可挽之，以就我笼络。且虏酋惟俺答为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爱等五部，皆其亲枝子弟，一有扇动，即为门庭燃眉之灾，视吉囊三子散处河西僻隔者，不可同语。故今之制驭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臣多方操纵，已得要领，虏虽惑于畏死，未即执送芹等，然妖术罔验，端可计日而俟。”兵部和嘉靖皇帝是其议。¹²⁶

很快，俺答汗就将施术失败的萧芹、吕明镇及芹子萧得玉绑献明朝，朝廷加其功。负责押送的脱脱借机要求扩大互市，他说：“富虏能以马易段，贫者惟有牛羊，请易菽粟。”史道倾向于同意。¹²⁷他奏言：

互市原非可以久恃，然目前羁虏之术，莫便于此。盖虏性贪而势强，抑又甚贫，凡所资于我者，众而非钞掠则无从得也。其入吾又莫能御之，故岁被其侵暴。兹虏求互市，与中国以有无相易，马匹牛羊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余，贸所不足，使虏大小贫富皆沼我之有，而我边镇之人亦无不受其利焉。又于中量为恩礼，虏虽禽兽，亦必以所遇为荣，以通为便，顾恋留连，而不能舍矣。仇是以往，纵未可期以永驯，即三数年，有可必者。而我乘此闲暇，汲汲自治，简练武勇，缮修险塞，充裕军储，整敕兵械，迟以岁月，将使富强在我。

但明廷方面尚自疑虑。在某些官员看来，虏人向来不食菽粟，其易粟只是为了给明朝叛逃者准备。又有官员认为：“虏欲无厌，既易段布，复请菽粟，恐将来益有难从之请。”对此，史道一一答复，他说：“夫虏以牛羊来市，得粟几何？安能供逋逃之众？且又何爱此奸孽而舍牛羊为之需食也？其岁时侵犯，未尝欲入而不能，而又何借市以乘便耶？实以马段之易，虏之富者利之，贫虏畜唯牛羊已尔。虏富者十二，而贫者十八，今不一为通融，恐为饥寒所迫，衡决约束，有妨大计。”史道坚持认为，目前而言，虏众是遵守互市规则的，除了因白莲教所诱而致误，俺答汗并未发动其他任何袭扰。

但嘉靖皇帝始终对俺答汗所说的一切将信将疑。在他看来，开关互市并非明朝主动所愿，实际上也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俺答汗武力叩关的结果，这让嘉靖皇帝始终有城下之盟的刺痛感和屈辱感。后来，俺答汗对互市和赐爵的一切要求，嘉靖皇帝都不予答应。怀柔虏人的做法似乎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随后，史道以“不思处置边备，乃为渎奏其（俺答汗）令”为由，被嘉靖皇帝召回北京。¹²⁸

自是，虏人认为明朝不足复信，开始时时剽掠边境。到了年末，虏军入边三次，抢掳人畜甚众。边臣遣人责问俺答汗，俺答汗谩应曰：“诸贫虏无从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国虽严，民间岂尽无寇窃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明廷群臣的政治态度立见分明，支持互市的官员指责边臣纵容虏军劫掠，以破坏双方关系。¹²⁹

嘉靖三十年末至三十一年（1552年）初，虏军在大同的突袭频率愈炽。嘉靖皇帝复谕兵部曰：“虏非时侵犯，必边臣平日恃和不戒，为虏所窥，其令督抚官严饬诸将，血战立功，有顾望不前者，重治之！”¹³⁰

这是明朝边防政策极为混乱的时期。政策朝令夕改，极不连贯。嘉靖皇帝既不愿息事宁人，也不愿与俺答汗对话。他的平虏大将军是仇鸾，后者此前为了自保，使曾铣的复套计划夭折了。仇鸾其人，祖咸宁侯仇钺，居崇文门内苏州巷，世袭军职，却颇知读书，温文尔雅。因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嘉靖皇帝，仇鸾受到嘉靖皇帝赏识，得以以方面大员的身份与皇帝秘密交流，而不必经内阁六部之手。可以说，仇鸾是位老练的政治家，但并非合格的将领。身为平虏大将军，仇鸾统领京畿防线诸兵，而其御敌策略却是避敌锋芒，畏首畏尾。他提出进攻草原的方略常不切实际，信息多有疏漏、夸张，乃至包含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支持与俺答汗议和，甚至想过放弃宣大重镇。不过，他从不轻易吐露所想，生怕失去嘉靖皇帝之恩宠。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仇鸾因背上生疮去世，享年47岁。病逝后，他被陆炳检举种种不法罪证，最终被判谋反罪，开棺戮尸，其父母、妻子皆斩，妾女被流放。¹³¹

***

作为独裁者，嘉靖皇帝本人显然得以在明朝的边防问题上乾纲独断。他拒绝朝臣撤走孤立无援的塞外堡垒的建议，授权边将得以随时荡寇之权力。只有极端的“庚戌之变”，迫使他短暂地答应俺答汗的互市求贡之请，而对于朵颜三卫日益增长的请求，他果断严词拒绝。在权力的角逐场中，明防虏攻，虏军总体上占据主动，随意出没于宣大或其他边防线。而明军对此束手无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七月，宣府、蓟镇守臣各报虏将入寇。兵部据此会议：“虏驻商都，地临宣、蓟，如果入犯，必由古北口，若冷口则僻在东隅，喜峰则路经朵颜，比之古北，似为稍次。若自宣府入犯，西必由横岭、镇边，东必由黄花镇、张家口。自大同入犯，东必由广昌，直趋紫荆，西必越宁、雁，直抵山西。今诸要害，俱有正奇兵拒险设伏以待，然蓟州密迩京师，备宜周悉。卢沟桥畿辅喉咽，尤须预防。”¹³²很快，俺答、把都儿等便大举分道入寇，“由大同弘赐堡等边进境，合众下浑源州，东犯灵丘、广昌等处”。但他们的目的只是掠夺。虏军数量众多，掠夺范围广泛，明朝损失大量牲畜及人口。这次行动持续了数周，据各地回报，明军多少亦予以回击。嘉靖皇帝对有功者予以厚赏。¹³³又后来，给事中王正国、御史吉澄勘察损失，奏谓：“虏深入内地千里延住二十余日，攻毁窑窨五十三所，杀掳男妇五千余人，抢掠孳畜、衣粮以百万计。”巡按直隶御史毛鹏覆勘：“三十二年七月至八月，虏寇宣大，凡屠戮墩堡二十五座，杀伤军民及阵亡者几三千人，被掳者一千七百余人，官军仅斩贼二百九十四级，生擒二人，驱还虏掠者五十一人。”兵部辩解称：“二镇兵将积弱，兼值岁歉，刍粮不给，一时失事。”¹³⁴以此观之，明朝北境边关军民不得不为嘉靖皇帝的固执付出巨大代价。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虏军再次集结进攻明边，以山西、宣大、蓟州为主要进攻目标。但这一次，明军有所准备，城墙得到加固，积极的防御策略也使明军战损降至最低。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擐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诸将士亦据墙御敌勘”。古北口是密云以北40公里的军事重镇，故蓟辽总督亲自坐镇指挥。虏军驻虎头山，是夜“火光漫野，连绵数十里”，杨博亲自招募死士执火器潜入其营，趁夜齐发，虏众惊溃。俺答汗以白莲教徒吕鹤等窃伏应州城内，欲与其党贺彦英为内应，最终事发就擒。宣大方面，总督宣大、兵部左侍郎许论奏：

前尚书翁万达议筑大墙于大同御虏，此今日安边长策。但以兵少不便摆边，于是变而为守墙，不若守敌台之说，又变为改敌台为空心砖台之说，皆非久计也。臣复思之，万达所筑边墙六百余里，沿边有墩台六百余座，皆在墙内，每贼攻墙，既不得用其力，贼已入墙，率震骇逃去。今不若将各墩台改筑墙外，每三百步一座，俾矢石相及其离墙俱不越二三十步之间。每墩底阔四丈五尺，顶三丈二尺，高三丈，上加女墙营房，以便栖止。下筑月城穴门，以通出入。墩各置壮士十人守之，遇防秋量增其数，约工费可九万金，作治不过数月。

兵部是其议。¹³⁵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各地纷纷揪出虏谍，似乎俺答汗已经在明朝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体系，以为其掠夺做准备，其中，丘富、赵全、周元等白莲教徒是其军事行动策划的元凶，而白莲教徒卢山佛、吕鹤等阴谋夺取大同左卫、右卫及威远三城。马邑生员张蕙“自虏中归”，又言“虏酋俺答永郡二部兵可二万六千人，叛人丘富日夜导虏为钩梯攻城，造舟渡河”。兵部与嘉靖皇帝发布悬赏，若能斩获俺答、把都儿、辛爱等大酋首级来献者，封伯爵，赏银一万两，能斩获丘富、周元者，不问首从，授指挥佥事，赏银三百两。¹³⁶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秋，山西、宣府、辽东均遭袭击。¹³⁷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初，大同、蓟州遭遇敌袭。明朝君臣开始思考，尽管一再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边防长城为何仍不见奇效？¹³⁸如果蓟州为虏所破，那么大明的都城和帝后陵寝所在之地便会暴露于虏军的铁蹄之下。明朝君臣开始修补这些漏洞。¹³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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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末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大同右卫（位于大同以西50—80公里）遇袭。俺答之子辛爱，“士马雄冠诸部，且凶狡无赖”。恰其小妾桃松寨与部目收令哥私通，由于担心受诛，二人决定私奔至大同新平堡求降。宣大总督杨顺自诩为奇功，殊不知另一方面，辛爱失其妇，恼羞成怒，杀守舍及其亲属百十人。辛爱一面发兵攻打大同左、右卫，毁其墩堡，一面遣人告诉明朝：“若归吾妇，愿以银马骆驼相易，不则纠众内讧，使尔十年内奔命不休！”杨顺自然志不在此妇，他跟辛爱还价道：“虏愿以我叛赵全、丘富等易其逃妇，本兵深以为便。”但事情最终并不如预期般如意。杨顺遣人将桃松寨送回草原，辛爱选骑追之，及于黄河岸，执至寨下，召集其他妻妾，当场将桃松寨磔裂，并刺其心血饮之。诸妇俱悚，辛爱道：“异日若辈私奔，亦如此矣！”杨顺自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白莲教徒，且辛爱以此知其无能，攻右卫益急。

此次进攻中，暴露出明朝边防将帅官吏大量的谎言欺骗和腐败无能。他们在平日里经常吹嘘自己所肩负的边防是如何牢不可破，现实却不堪一击。据总督杨顺告急：

白莲教丘富、周原等投入虏地，传播妖术，纳叛招亡，渐为攻取城池，蚕食疆圉之计。大同迤西左、右、威平卫分，周围屯堡荡然一空，田亩疆界鞠为草莽。荷蒙圣明悯鉴，发银三十余万，预备储蓄边城，岁侵籴粟，关内比及转运，虏已充斥兵马，护送如蹈虎穴，大城才得数千石，小堡数百石，不足防守官军。两月之内，各城老弱闲丁不廪于官者且数倍焉。城门昼闭，樵汲不通，握粟束刍，市无鬻籴。富者拥金帛置产镇城，贫者挟男女流窜宁、代，甚者夫妻相弃，阖室自经。¹⁴⁰

直到三月，虏军才因各地明军的驰援而撤围。明朝君臣开始对这次军事失利进行讨论。严嵩实欲放弃大同右卫，但难于发言，于是撺掇许论代奏。许论道：“右卫远在大同西北，深入虏地，异日所以得安，由东西堡寨联络策应之也。今墩堡悉毁于虏，遣一孤城于极塞外，故虏一围困，即声问隔绝，计非重兵驱之，虏不肯去。即虏去而兵无宿粮，计必速散，散则虏必复来。今图为永安，则必复该卫兵马原额，以今地方荒歉，刍粟踊贵计，其粮饷非五十万金不可。果能岁办五十万金，则此一弹丸之城，虽孤悬虏地，犹可保也。”许论说这些为难之词，本意是希望嘉靖皇帝主动放弃宣大，但没想到嘉靖皇帝闻之“顾益忧念，汲汲为措饷，为发兵，为更易文武大吏，圣意所向，百司懔懔趋事”。随即，虏军引遁，右卫得以保存。嘉靖皇帝令宣大总督杨博继续经略此地。¹⁴¹

杨博提出一系列整备方案。三月二十八日，他陈便宜十事，为嘉靖皇帝所接受。¹⁴²杨博身兼宣大文武诸职，而明朝立国以来的历史中，诸如杨博这样的封疆大吏，有过多少无奈的悲凉记载。¹⁴³因为各种现实条件，他们的抱负无法实现，但即使如此，明朝的存亡安危又在相当大程度上需归功于他们。前文所提到的于谦、杨一清、翁万达等，无不如是。如果没有他们，明朝的制度惰性是否还足赖以避免崩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嘉靖三十七年冬（1558年末至1559年初），虏军的进攻重点发生变化。俺答汗迁居到贺兰山后，似是向西海方向进发。他的儿子辛爱等则仍在宣大、蓟州一带，或许仍谋划着奇袭北京。¹⁴⁴到了三月，俺答汗果然率军前往西海，这促使明朝的防御作了一些战略调整。¹⁴⁵因为宣大乱局，杨博再次临危受命，前往镇抚。¹⁴⁶

俺答汗的举动，可能使明朝面临两条战线的威胁。而此时，总督陕西三边、兵部右侍郎魏谦吉言：

虏酋俺答遣使乞贡求和，奸谋叵测。当今之势，更有可忧者。夫日恙剌等原系嘉峪关外属夷，后缘哈密失守，徙居于肃州之北城山，迩来部落渐蕃，移置西海。近愿投充夷军，食粮征操。今北虏夺据其地，回遁北城，万一畏威外向，如朵颜之反戈勾引，则肃州之势益孤，可忧一也。纵其不然，久牧南山，以外掠西蕃，内寇甘凉，以扰我耕获，则西陲之元气日索。况古浪之隘一阻，则庄浪之路不通，可忧二也。若待秋高掠西宁，以惊秦川，东渡洮、岷，而掠平、巩，由固、庆而还河套，可忧三也。宜先振威声，以伐其谋，置立木牌，传谕虏酋，示以必战固守之意。仍一面修筑墩堡，整饬器具，调集主、客官兵，使知中国之有备。其差来夷人觇我虚实，宜牢固羁候。俟俺答远遁，另行议处。或发属夷原族收养，或照投降人口，收为家丁通事。¹⁴⁷

投奔北虏往往是明朝边民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这些人不见得全为白莲教徒。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于都御史葛缙抚驭失宜，太原新招募的士兵3000人发生暴乱。参将高鹏“以严虐威众，其魁李廷甫、赵鸾、牛汝清、王庆等遂夜聚众，执鹏杀之”。暴卒“又焚太原府、阳曲县公廨，释狱囚，劫系狱都指挥毕文，欲奉以作乱”。毕文不从，遂被杀，暴卒又大掠城中，至天明多为官军擒斩。据《明实录》载，逃亡的叛卒多前往俺答汗在草原上建立的板升城。

《明实录》详细介绍了板升城。其载：

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莲教妖术诱虏，导之入寇，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中国甚被其害。是时，虏酋俺答引众西掠且二年，留部虏千余人于丰州守其老幼。虏不耐暑，每夏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

大同总兵官刘汉和巡抚李文进，及原任总兵俞大猷谋划，欲伺机剿除丘富等，为明朝铲除祸患。于是守备刘本经等53将率锐卒3000人驰进，刘汉与副总兵赵苛，参将孙吴、郑晓以重兵分三哨出边，于玉林隘扎营，以为后继。“孟夏等夤夜疾驰，昧爽抵达丰州，鼓噪奋击，斩首八十三级，生擒六十七人，余众奔匿。”明军纵火焚其宫殿居室。赵全、丘富等主犯虽已逃窜，但他们的部分家眷或被击杀，或被缉拿。虏军得知后迅速回兵驰援，明军亦退，前后耗时五日。¹⁴⁸嘉靖皇帝为此喜出望外。这次袭击在战略上意义不大，但无疑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秋，虏军对蓟州和大同进行侦察后，大举入侵山西。嘉靖四十年（1561年）初，俺答汗从西海回到丰州，声言欲犯大同左、右卫。另一方面，把都儿、辛爱纠合东虏“土蛮”，欲犯古北口。杨博估计，局势将会进一步恶化。¹⁴⁹

辛爱组织的进攻因其部落的内讧而推迟。宣府边外原有流夷史大、史二^[14]等，为辛爱以兵威略属之，用为进攻永宁、龙门等地的向导。但辛爱本人生性好色，史家妻女及其他长相姣好的妇女，多为所淫污，由是激起史家人的怨恨。史大、史二决定叛降明朝。边臣疑其诈，令二人杀虏自效，以立征信。史大、史二兄弟乃斩辛爱所属头目忍克等十余人，尽戕其众，以其俘馘来献。嘉靖皇帝对他们予以大力嘉奖。¹⁵⁰

虏军的攻势虽然因此迟滞，但威胁仍然存在。兵部尚书杨博奏曰：“俺答、黄台吉^[15]、把都儿及土蛮等潜形不露，窃恐其谋窥蓟镇。”随后，他又分析道：“今岁虏谋异常，在西者分入宣云，以诱我蓟西之兵，在东者分屯辽右，以窥我蓟东之怠，大意垂涎畿甸，欲为深入之计。”¹⁵¹明朝君臣开始注意到，以前虏军的扰掠一般只在秋高马肥之时，而现在冬季和春季也能看到他们四处劫掠的痕迹。¹⁵²

嘉靖四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2—1567年）：徐阶任内阁首辅期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总督宣大尚书江东言：

北虏自二十九年深入之后，谋臣经略无虑，数家有为。修边之说者，宣府东自开平西至洗马林，大同东自新平西至了角山，山西则自偏头以至平刑，筑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时中外翕然，谓可恃以无虞。及其虏之溃墙直下，曾无结草之固，又有为筑堡之说者，使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棋布星罗，遍满川原。然虏一深入，望风瓦解，村落歼则掠及小堡，小堡空则祸延中堡，中堡尽而大堡，存者仅十之一二。又有谓守无足恃，倡为血战之说者，惟以战胜为功，不以败亡为罪，而不度彼已易于尝虏良将劲兵销灭殆尽。凡此之计，臣已目见其困矣，万不得已，惟有保全边堡一策，最为切要。而边堡之所以全，其说有十：积谷，一也；征还各营选调之卒，二也；选练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浚池，四也；筑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于收保，五也；造双轮车以备战守，六也；择任将帅，和睦行阵，七也；信赏必罚，八也；厚恤间谍，九也；严禁边军通虏，十也……然臣窃谓，言之而可行，行之而可以要其成，成之而可以久，无出于此。臣又惟诸边大弊，在于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速责效者，务为粉饰之计；惮明作者，多事因循之图；过疑惧者，又逡巡逊避，不得尽试其所长。夫亡羊补牢，固为已晚，方病蓄艾，尚犹可及。

兵部和嘉靖皇帝均是其议。¹⁵³这些策略颇为合理，因为它总体上符合明朝构筑“中原堡垒”的战略意图。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蓄谋已久的入侵开始了。嘉靖皇帝在皇宫里看到近在眼前的虏军在夜里的狂欢。嘉靖皇帝对阁臣说：“朕东见火光，虞此虏去京不远，诸将何不截杀？”于是杨博作了军事部署，陵地以刘汉护守，马芳专卫京师，总兵官胡镇、孙膑及游击赵溱等领兵赴通州迎敌。但明军主要据守城池，郊外的村落依旧没有防御机制，因此被虏军洗劫一空。可以说，这次入侵，是又一次“庚戌之变”。但与俺答汗不同的是，辛爱并非带着求贡和议的目的来的。10天掳掠之后，虏军再次撤回大草原。¹⁵⁴

前首辅严嵩的管理不善，及平虏大将军仇鸾的虚与委蛇，导致明朝出现了接二连三的边防危机。新任首辅徐阶上台后，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首辅徐阶与兵部尚书杨博组成的新政治班子，在实践中证明要优于严仇组合。

十三年来，一切关于重建、加强防御工事，提高情报搜集能力，拣选部队，考核将领，奖惩功过等的计划，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明军在人员、马匹、武器乃至战争武器上花费巨资，在后勤运输、军队换防部署等工作中消耗大量精力，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可以说，因为九五之尊对边防安全问题的极度重视，明军不遗余力。但从技术上讲，完全建立牢不可破、密不透风的边防线，以使明朝内地州郡完全不受虏军的袭击是不现实的。而只要嘉靖皇帝在位一天，唯一可采的和谈策略就无法得到实践。

嘉靖时代的明蒙博弈，草原一方占得先机。巡抚山西、兵部左侍郎万恭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他说：“臣比者亲历三关，深入窑窨，崇陟墩台，深惟战守之策，盖有四难焉。夫总三关三万之兵，当虏酋十万之众，是众寡异形也；兵故不习而危，虏故射猎而骁，是强弱异势也。我以三万之兵散守八百里之外，贼以十万之众驰逐数十里之中，是萃散异用也。贼之数伍倍于我，我多步卒，止利于株守，贼之马二十倍于我，贼尽骑士，殊利飙驰，是攻守异施也。”¹⁵⁵尽管如此，明军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几乎将辛爱杀死。他自宣府洗马林杀入明军的埋伏，明军士兵将他砍翻落马，夺走其盔甲和佩刀。遗憾的是，虏兵护之死战，辛爱得脱。¹⁵⁶

边防线时常潜藏着不稳定因素。军队叛乱、间谍渗透、走私以及白莲教等，都是不稳定因素的具象。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陕西甘泉县民李应乾自称唐之后裔，与河内民李元共为妖言符谶惑众”。他们与住在板升城的白莲教徒丘福等有秘密往来，并与各处群盗学习番语，准备图谋不轨。而明皇室中，有镇国中尉睦“私制号旗，刻伪印，封拜其党”，欲一起举兵造反。当然，此事很快因有人告密而为当局镇压。¹⁵⁷问题是，这类叛变事件中，到底是谁在利用谁？从只言片语观之，北虏似乎在利用叛军从内部瓦解明朝，但虏军本身又没有因此作为进入中原的引子。叛军之构成，亦多为汉人，虏人在其中似乎未见显著作用。

***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嘉靖皇帝朱厚熜于乾清宫驾崩，在位45年，享年59岁。就在山崩之时，虏军正对明朝实行一系列新的掠夺行动。嘉靖皇帝统治明朝近半个世纪，他做过不少顺应时势潮流之事，如对大同兵变的处理，颇值得称道。尽管他的管理手段显得可怕，但取消复套计划又似乎是明智的选择。他不主战，但时而希望明军能对漠北草原深处的虏营进行袭击。与先朝列圣一样，嘉靖皇帝与太祖皇帝、永乐皇帝一样，体现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根源在于彼时明朝是世界唯一之超级帝国，这种自信并不挂在口头，而是在皇帝的举手投足间展示。尽管此时明军受到四面八方的外部打击，明初常见的豪言壮语亦不再见于记载中，但嘉靖皇帝不惜一切直面每一挑战。他不屈服于和谈，“庚戌之变”是唯一的例外，且这一例外也很快消除了。除他本人外，无人能如此始终如一奉行一种政策。而继任的隆庆皇帝，则选择了放弃。

注释

[1]原著为1523年2月1日，有误，核《明实录》，应在嘉靖二年十二月甲子（二十八）日，即1524年2月2日。——译者注

[2]原著为9月，核《明实录》及《奉天通志》，在嘉靖二年六月癸丑（十四）日，即阳历7月。——译者注

[3]原著作“张孚敬”，即张璁。因避御讳，明世宗赐名“孚敬”。——译者注

[4]原著此处有一段话：“事实上，李瑾在此前就参加过杨廷和发起的一系列剿匪行动。”正德年间镇压流寇的李瑾与大同兵变中的李瑾并非一人，前者卒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作者误以为是同一人，故此处删去。——译者注

[5]此处原著称郤永将此300名樵夫悉数杀死，但核《明实录》，唯见“（郤）永悉执之”的记载，未见杀戮记载，疑误。——译者注

[6]应州在大同以南50公里处，距浑源、朔州、怀来路程相当。——原注

[7]“13年后，他却因重整河套秩序失策而被处死。”此句为原著正文，为保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8]原著称此十一项罪名针对李鉴，核《明实录》原文“复胁镇守太监王纯、都督刘淮等各具奏，言（袁）璘阿附（吕）经激变，数经十一罪，请逮京问理”，此十一罪者当指袁璘、吕经。——译者注

[9]查《皇明经世文编》卷188，此文取自《与东瀛书（计处辽变）》，作者是霍韬，而非桂萼。作者似将霍韬的书信误作桂萼的。——译者注

[10]原著为：“7月2日（六月十二日），杨一清写了一封与‘回贼’有关的奏议，上报明廷。文中谈及‘回贼’要寻西海亦不剌，意在纠合入寇，以及明军预先向他们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核查《关中奏议》原文，作者似将《为回贼出没事》《为达贼出没计处用兵机宜事》两篇奏议混为一篇，故理解有所偏差。译文中予以修正。——译者注

[11]原著作“1524年”，实为嘉靖四年，1525年。——译者注

[12]原著称此话出自大学士桂萼，核《明实录》，原著有误。——译者注

[13]吉囊是“小王子”达延汗的孙子，巴尔斯博罗特长子。“吉囊”一语既是蒙古官名，也是人名，又作“济农”，其本人尊称为“衮必里克墨尔根”，明人往往称其为“麦力艮吉囊”“己宁”等。此句原为正文，为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14]二人或为兄弟。这类“流夷”似乎在文化上是“混血儿”，拥有汉文化色彩的“流夷”，在北虏突袭明朝中甚为见用。——原注

[15]《明实录》时而称其为辛爱，时而称其为黄台吉。二称系指同一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