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这之后大约两个星期，梅尔夫人坐着一辆出租马车，来到温切斯特广场。她一下车就看见餐厅两扇窗户之间挂着一块精致的大木牌，黑漆是最近刷上去的，黑底白字写着——“吉屋出售”及联系人的姓名。客人敲响大铜门环，等待开门时，想道：“他们真是一刻也不耽误，这真是个讲求实际的国家！”进了屋子，当她上楼去会客厅时，她看到种种搬家的迹像：画从墙上取了下来，堆在沙发上；窗帘下掉了，地板上也光秃秃的。杜歇夫人立即接待了她，简洁明了地说，悼念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是个很好的人啊，等等。但对此我比别人知道得清楚，因为我给了他更多的机会以证明这点。就此而言，我觉得我是个好妻子。”杜歇夫人说她丈夫最后显然认识到这点。“他对我极为慷慨，”她说，“我不说比我期待的要慷慨，因为我根本没做期待。你知道一般说来，我从不做任何期待。但我想，他愿意认识到这个事实，尽管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国外，你可以说是自由自在地，融合到外国生活中。我对任何人都没表现过一点偏爱。”

“除了你自己。”梅尔夫人心里想。这句话是谁也听不到的。

“我从没为别人牺牲我丈夫。”杜歇夫人接着说，仍旧那么简短强硬。

“哦，没有，”梅尔夫人想，“你从不会为别人做任何事。”这些无声的评论里带有一些嘲讽意味，这需要加以解释。特别是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已看到的——也许是表面的——梅尔夫人的性格，或是杜歇夫人经历中的那些表面事实；同时，也因为梅尔夫人相信，她朋友最后一句话完全不是对她的旁敲侧击，而她这信念又是准确无误的。因此，这就更需要加以解释。事实是，她一跨进门槛，就感觉到杜歇先生的辞世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后果，并且这后果是有利于少数几个人的，而她却不在这少数几个人之中。当然，这种事势必会导致一些后果，在她住在花园山庄的期间，曾多次对这情形加以想象。但内心的预料是一回事，确确凿凿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关于财产——她几乎要说赃物——的分配问题，在她心头萦绕不去，这让她因为自己被排除在外而闷闷不乐。我绝不想把梅尔夫人描绘成那种贪得无厌或喜欢嫉妒的人，但我们已知道，她有着从未得到过满足的欲望。如果有人问她，她无疑会承认——带着一丝优雅高傲的微笑——对杜歇先生的遗产她是毫无分享权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她会说，“从没有过，可怜的人！”——然后用拇指和中指弹一个响指。我还得立即补充一句，就算她目前抑止不住自己的渴望，她还是能够小心谨慎，不露声色。无论如何，对自己的所失与杜歇夫人的所得，她都一视同仁。

“他留给了我这幢房子，”新寡的杜歇夫人说，“当然，我不会住在这里，我在佛罗伦萨的那幢比这好得多。遗嘱三天前才公布，但我已经准备将这房子出售了。我也分得一笔银行资产，但我还没弄清，我是否只能把它留在这里。如果不是，我自然要把它取走。花园山庄自然归拉尔夫所有，但我不敢断定他能维持这地方。他得到的自然不少，但他父亲已捐掉了一大笔钱，还有一部分遗产分给了佛蒙特州那些隔了三代的远亲。不过拉尔夫很喜欢花园山庄，他完全可以在夏天住在这里，雇一个包揽一切的女仆和一个做园丁的小伙子。我丈夫的遗嘱中还有出人意料的一项，”杜歇夫人又道，“他给了我外甥女一笔财产。”

“一笔财产？”梅尔夫人轻轻重复道。

“伊莎贝尔大概得到了七万英镑。”

梅尔夫人本来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听到这话，她举起了双手，但两手还是交叠着，将双手按在胸口上。她眼睛张大了，凝视着她的朋友。“啊，”她喊道，“聪明的小东西。”

杜歇夫人飞快地瞅了她一眼：“你那是什么意思？”

梅尔夫人脸红了一下，垂下眼帘：“不费一点功夫，就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当然很聪明了。”

“当然是没费工夫。但不要称那为成果。”

梅尔夫人是很少会尴尬地将话收回的，她的聪明之处在于坚持不改口，自圆其说。“亲爱的朋友，伊莎贝尔要不是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她自然不会得到七万英镑的财产。她的可爱也包括她的聪明过人。”

“我相信她做梦都没想到我丈夫会为她做些什么。我也没想到，因为他从不告诉我他的意图。”杜歇夫人说，“她对他无权作任何要求，她是我的外甥女，他更不会另眼相看。无论她得到什么，她是毫不知情的。”

“啊，”梅尔夫人说，“这才是非凡的成就呢。”

杜歇夫人没表态，“这姑娘很幸运，我不否认这点。但目前，她简直是目瞪口呆。”

“你是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吗？”

“我想，她还没考虑到这点呢。她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件事，仿佛有人在她背后开了一炮，她正惊魂未定地看她是否受了伤。三天前，遗嘱主要执行人才亲自来拜访她，非常殷勤地将此事通知了她。后来，他告诉我，他三言两语讲完后，这姑娘突然哭了起来。这钱还存在银行里，她可以支取利息。”

梅尔夫人摇了摇头，露出明智而亲切的微笑。“多美妙啊！取上三四次利息钱，她就会对此习惯了。”沉默了一会，她又突然问道：“你儿子对此怎么看？”

“在遗嘱公布之前，他就离开英国了。由于疲劳、忧虑，他已耗尽了精力，所以匆匆赶到南方去了。他正在前往维埃拉的途中，我还没收到他的音信。但他不太可能反对他父亲做的事。”

“你不是说，他自己的一份给减少了吗？”

“那正合他心意。我知道，他曾经劝他父亲为美国人民做一些事。他从不醉心于追名逐利。”

“那要看他把什么当作最重要的了！”梅尔夫人说。她又沉思了一会，眼睛注视着地板。“我可以见见你那快乐的外甥女吗？”

“可以，但你不会觉得她兴高采烈的。这些天，她看上去很严肃，像契马部埃[1]的圣母像！”接着，杜歇夫人打铃召唤仆人。

仆人去请后不久，伊莎贝尔便进来了。看见她，梅尔夫人心想，杜歇夫人的比喻真是生动形象。姑娘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她深色的丧服也没冲淡这一效果。但是一看到梅尔夫人，她那最快乐时刻的笑容又回到她脸上。梅尔夫人走上前，手搭在她肩上，凝望了她一会，然后吻了吻她，仿佛在回报她离开花园山庄时伊莎贝尔给她的亲吻。这是梅尔夫人对她的年轻朋友继承遗产一事目前所做的极为得体的唯一表示。

杜歇夫人不打算留在伦敦等待房屋售出。从那些家俱中，她选出了一些，准备运往她的另一住所，便将其余的交给拍卖商处理，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了。当然，她外甥女随她同去。现在，伊莎贝尔有了足够的闲暇，可以反复掂量这笔梅尔夫人暗地里向她表示祝贺的意外之财了。伊莎贝尔经常想到这笔钱，并且从许多角度对它加以考虑。但现在我们不打算追踪她的思维活动，也不想解释清楚为何开始她会觉得心头沉甸甸的。的确，姑娘没有立即欣喜若狂，但她还是很快高兴起来。不久，姑娘认定，有钱是条优点，因为它可以使人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总是快乐的。对柔弱愚蠢的一面——尤其是女性的柔弱——来说，它是美妙的对立面。对一位娇嫩的年轻人，柔弱也很优美；但正如伊莎贝尔对自己说的，这毕竟不是最动人的。确实，眼前要做的还不多，她已经给莉莲和可怜的伊迪丝各自寄去了一笔钱。由于她正在服丧，她姨妈也新近守寡，所以她们两人不得不一起过了几个月清静的日子，这使伊莎贝尔庆幸不已。她所获得的力量，使她严肃起来。她有点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种力量，但并不急于运用它。她跟她姨妈在巴黎逗留了几星期，她终于开始运用这一力量，尽管运用的方式是不足挂齿的。在这座以商店著称于世的都市里，采取这一方式是自然而然的，而在杜歇夫人的指导下，更是运用得淋漓尽致。杜歇夫人在甥女由穷姑娘变为富小姐的转化问题上，持有极其现实的观点。她一锤定音地说道：“既然你已是位有钱的小姐了，你必须懂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我是说扮演的出色。”她还说，姑娘的首要责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又说：“你还不懂得怎样管理你的财物，但你得学会。”这是伊莎贝尔第二项责任。伊莎贝尔一一顺从，但目前她的想象力还没给点燃；她渴望机会，这些不是她心目中的机会。(https://www.daowen.com)

杜歇夫人很少改变她的计划，在丈夫去世前，她就计划在巴黎度过一部分冬季，现在她觉得没理由放弃这个机会，而且更没理由使她的同伴失去这个机会。尽管她们不得不深居简出，她还是可以非正式地介绍她甥女加入那一小圈人中，他们是住在香榭丽舍大街外围的一些美国同胞。这些亲切随和的移民们，有很多与杜歇夫人交往密切。杜歇夫人与他们一样侨居国外，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苦闷。伊莎贝尔看到他们乐此不疲地到姨妈的旅馆拜访，便言语犀利地指责他们，这无疑是由于她一时责任感大起。她断定，他们的生活尽管奢华，却没有意义。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当这些侨居在外的美国人互相拜访时，伊莎贝尔表白了这个观点，由此招致了一些不快。尽管她的听众看上去和蔼可亲：厨师们使他们满面红光，裁缝们使他们衣冠楚楚；然而仍有两三个人认为，她的聪明虽然博得了公认，却比不上最新的剧本里的智慧。“你们这样生活着，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她喜欢问道，“这似乎毫无出路，我想你们一定对此感到厌倦极了。”

杜歇夫人认为这问题只有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提得出来。杜歇夫人和伊莎贝尔在巴黎见到了亨利艾塔，伊莎贝尔经常去看她。因此杜歇夫人有理由对自己说，如果她甥女还没聪明到在一切事物上都标新立异的地步，那么，她可能是从这位记者朋友那里借来了种种评论风格。伊莎贝尔第一次大发议论是在她和姨妈去看望卢斯夫人的时候。卢斯夫人是杜歇夫人的一位老友，也是她这回在巴黎的唯一走访的人。卢斯夫人自路易——菲力蒲时代就住在巴黎，她以前常幽默地说，她是1830年[2]的一代——这句玩笑总是不能被领会。当人们不能心领神会时，卢斯夫人便解释说——“哦，我是个浪漫派人物。”她的法语从未达到过纯熟境地。星期日下午，她总是待在家里，屋里聚着一些情投意合的美国同胞，一般说来总是同一群人。实际上，她时时刻刻都待在家里，她在这个光彩夺目的城市里的那舒适安逸的一角，令人叹服地再现了家乡巴尔的摩的家庭特色。这使她富有的丈夫，卢斯先生只需对巴黎的“消遣”作精神上的赞赏——这是他的名言——因为你永远无法猜出，他会有什么烦恼，以至于得消遣一下以聊以解愁。卢斯先生又高又瘦，头发灰白，穿戴整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帽子戴得过于朝后。他的消遣之一，就是每天去一次美国银行家俱乐部，在那里他发现一个小邮局，几乎跟美国乡镇上的邮局一样气氛友好而随和。天气好时，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坐椅上消磨一个钟头。他在家里吃得极为精良，餐厅地板打着蜡，卢斯夫人总是满心高兴地认为这是法国首都里最为光滑的地板。他偶尔也和一两个朋友去英吉利咖啡馆用餐，他点菜的才能不仅是朋友们幸福的源泉，甚至也让餐馆领班大为赞赏。这些就是他所有的消遣活动，但却使他消磨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它们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他常说的话，巴黎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就这些方面来说，在任何其他地方，卢斯先生都不能认为自己在享受生活的乐趣。巴黎是无与伦比的，但必须承认，卢斯先生对这一消磨时光的地方，评价已不如早些年了。在消遣活动单上，他的政治思考不应被忽视，因为在表面上看似无所事事的许多时候，它们无疑是活跃因素。和许多与他类似的移民一样，卢斯先生是一位极端——或者不如说是死硬的——保守分子。他不支持法国近来新成立的政府，他不相信它能维持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地向你保证，它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们应给压下去，先生，压下去；只有铁腕——铁蹄——才能对付他们。”他时常提到法国人民，在他的理想中，应该由辉煌英明、却已被取代的帝国政府统治他们。“巴黎比皇帝[3]时期逊色多了，皇帝知道怎样使一个城市美丽怡人。”卢斯先生经常对杜歇夫人说，杜歇夫人与他所见略同。他还认为一个人横渡过那惊涛骇浪的大西洋来到这里，为的不就是摆脱共和国吗？

“嗨！夫人，以前坐在香榭丽舍大街，正对着工业宫，我可以看见从推勒里宫[4]驶出的马车来来往往，一天能看到七次，我记得有一次居然看见了九次。现在你能看见什么？说也没用！这种壮观场面已一去不复返了。拿破仑知道法国人民需要什么。在帝国东山再起之前，巴黎，我们的巴黎上空都会乌云笼罩。”

卢斯夫人星期日下午的客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伊莎贝尔和他谈了很多，发现他知识渊博。爱德华·罗齐尔先生——人们称他为内德·罗齐尔——出生在纽约，在巴黎长大。他是由父亲一手带大的。巧的是，他父亲曾经是故世的阿切尔先生的一位密友。爱德华·罗齐尔记得还是个小女孩时的伊莎贝尔；那次当她们的法国保姆与一位俄国亲王私奔后，阿切尔先生几天中一直不见踪影，正是爱德华·罗齐尔的父亲赶到讷沙泰尔那家旅店救了阿切尔三姐妹（那时他正带着他儿子沿着那条路旅行，并且碰巧住在那家旅馆里）。伊莎贝尔清楚地记得那个整齐干净的小男孩，他的头发散出一股发蜡的香味。他有一位完全归他使唤的保姆，只是在任何引诱下，她都没离他而去。伊莎贝尔常与这主仆俩在湖边散步，觉得小爱德华美得像天使——这种比喻是不同一般的，因为她对天使在相貌上具有一套明确的概念，而她这位新朋友完全体现了这些特征：一张小小的粉红色脸庞，戴着一顶蓝天鹅绒帽，脖子上系着一条绣花硬领，这就组成了她童稚梦想中天使的样子。其后一段日子，她坚信那些天国居民彼此之间讲的是一种奇怪的英法混合语，以此来表达最高尚的情感，因为小爱德华同她说话时英法语混合在一起。他告诉她，她的保姆“保卫”他，不让他走近湖边，还说小孩子必须听保姆的话。现在内德·罗齐尔的英语有了长进，至少英语化法语减少了。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保姆也辞退了，但这位年轻人依然遵守他们的教诲——他从不走近湖边。他的身上仍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甚至还有种令高级感官愉悦的气息。他是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具有后天培育的高雅趣味——懂得古瓷器、美酒和书籍的装帧；熟读《戈塔年鉴》[5]；对最好的商店、旅馆及火车时刻表了如指掌。他也是个美食家，点菜本领与卢斯先生不相上下，很可能，随着经验的积累，他将成为那位绅士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对卢斯先生严峻的政治观点，他也以他那柔和而天真的嗓音拥护附和着。他在巴黎有些漂亮的屋子，室内装饰着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圣坛花边。他的女朋友们对此羡慕不已，声称他的壁炉架装饰的花边比公爵夫人高贵的肩膀上披的花边更美丽。不过，他通常每年冬天在波城待一段时间，有一次，还在美国待了两个月。

他对伊莎贝尔极为感兴趣，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讷沙泰尔散步的时候，伊莎贝尔坚持要靠湖边走。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叛逆性的提问中，他似乎又认出了这种倾向。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我们这位女主人公的问题，伊莎贝尔的问题或许配不上他这样好的态度。“阿切尔小姐，你问这有什么出路吗？嗨，巴黎是四通八达的，你要是不先到这里，你哪儿也去不了。每一个来欧洲的人，都必须取道巴黎。你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吧？你是说这有什么意义吧？但你怎能洞察未来呢？你说不准前面会有什么。如果这是一条愉快的路，我不在乎它通向哪里。我喜欢这条路，阿切尔小姐，我喜欢这古老而可爱的柏油马路。你永远也不会厌倦它——你想厌倦也厌倦不了。你想你会厌倦，但你厌倦不了的。这里总是充满新奇的事物，就拿鲁特奥大厦来说吧，有时，他们一星期有三四次大拍卖。除了那里，你到哪儿能买到那样的东西？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儿东西也便宜些，至少你得找准地方。我知道很多这样的地方，但我都没张扬出去。如果你想知道，我告诉你，算是一项优惠，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你出去买东西前，一定得先问问我，你要答应这点。一般说来，避开那些林荫大道，林荫大道上好交易不多，凭良心说——sans blague[6]——我相信，没人比我更熟悉巴黎了。你和杜歇夫人哪天一定得到我这儿吃顿早饭。我把我的收藏给你们看看。je ne vous dis quesa！[7]近来伦敦成了热门话题，吹捧伦敦成了风气；但那里什么也没有——你在伦敦什么也干不成。没有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没有第一帝国的格调，有的只是一成不变的安妮女王时期的式样，这放在寝室、盥洗室里倒也合适，但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我是在拍卖商场消磨生命吗？”罗齐尔先生接着回答伊莎贝尔的另一个问题，“哦！不是，我没有这资本。我希望我有。你认为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吗？我从你的脸上能看出来——你脸上真是表情丰富。我这么说，请别介意。我这只是个警告。你认为我应该干点什么，我也这么想，这念头是模模糊糊的；但你要追根寻底认真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也干不成。我不能回国去开店做老板。你认为我适合干这行？啊，阿切尔小姐，你高估我了。我会买东西，但我不会卖东西；你真应该看看我有时出卖自己东西的情形。让别人买你的东西比自己买别人的东西更需要才能。那些能让我买他们东西的人，我想真是聪明过人的。啊，不行，我做不了店主。我不能当医生，这是一种讨厌的职业。我也不能做牧师，我没有信仰，而且《圣经》里的那些人名，我都念不好。那些名字很难念，特别是《旧约全书》里的。我做不成律师，我不懂——你们称呼它为什么——美国的‘诉讼程序’。此外还有什么事呢？一位绅士在美国是无事可干的。我喜欢做一个外交家，但美国的外交——也不适合一位绅士去干。我相信，如果你见过前任部——”

罗齐尔先生通常下午较晚时来拜访伊莎贝尔，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一般那时也在。这位年轻人谈话方式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每当年轻人讲到这方面，亨利艾塔就打断他的话，教导他一通美国公民的义务。她认为他极不合乎常情，比拉尔夫·杜歇更糟糕。而且，这段时间，亨利艾塔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作道德说教，因为近来伊莎贝尔使她的是非心大受震动。她没有祝贺伊莎贝尔新得财产之事，而且请她原谅她不能这么做。

“如果杜歇先生和我商量要不要给你财产，”她坦率地说，“我会对他说，‘绝不要’！”

“我知道，”伊莎贝尔答道，“你会认为我会因福得祸。也许会的。”

“把钱送给你一个不太喜欢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比方说，给你？”伊莎贝尔幽默地建议道。接着又说：“你真认为它会毁了我吗？”一反刚才的语气。

“我希望不会；但它无疑会增长你那些危险倾向。”

“你是说爱好奢华——喜欢挥霍？”

“不，不，”亨利艾塔说，“我是说你在道德方面的危险倾向。我不反对奢华；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尽量过得舒适优雅。看看我们西部城市的那些豪华生活，在这里，我从没看见能与那相提并论的。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流于世俗的享乐，但我并不担心这点。你的危险是你过份沉溺于你自己的梦想世界了。你跟现实接触得太少——跟你周围那辛勤劳作，努力奋斗，苦难重重，甚至可以说是罪恶深重的世界接触太少。你太吹毛求疵，满脑子尽是美丽而漂渺的梦想。你那新得的几万英镑只会使你更脱离现实，卷入那些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去，那些人是有兴趣让你一直沉醉在幻想之中的。”

伊莎贝尔想象着这幅可怕的景像，眼睛瞪大了。“我有什么幻想？”她问道，“我正努力不抱任何幻想。”

“好啦！”亨利艾塔说，“你认为你可以过一种浪漫生活，你可以使自己愉快，也使他人愉快。你会发现你错了。无论你过怎样一种生活，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使它多少有些样子。但一旦你开始这么做了，生活就不再是浪漫的了，相信我，它已成了严峻的现实！你不能总让自己快乐，有时，你不得不取悦他人。这点，我承认，你完全愿意去做。但还有更重要的事——你不得不经常令一些人不快。你必须随时准备这么做——你决不能退缩不前。这根本不符合你的性格——你太喜欢别人的赞赏，希望别人对你印象好。你认为采取浪漫的观点，就可以避免那令人不快的义务了——那是你最大的幻想。亲爱的，但我们做不到，生活中很多时候，你必须作好准备，不取悦任何人——甚至包括自己。”

伊莎贝尔悲哀地摇了摇头，她看上去烦恼而惶恐。“对你来说，亨利艾塔，”她说，“这大概就是那样一种时候吧！”

毫无疑问，斯塔克波尔小姐在访问巴黎期间，没有生活在梦想世界中。在巴黎比她逗留英国期间，工作上更有收获。班特林先生头四个星期一直陪同着她，现已回英国去了。班特林先生是毫无梦想色彩的。伊莎贝尔从她朋友那得知，他们两人相处甚为密切，这使亨利艾塔获益匪浅，因为班特林先生对巴黎非常熟悉。他向她解释一切，带她参观各处，成了她形影不离的向导和讲解员。他们一起吃早饭，一起进午餐，一起去剧场，一起用晚饭，就像完全生活在一起。亨利艾塔不只一次对我们的女主人公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她从没对一位英国人有这么大好感。伊莎贝尔说不出所以然，但想到《会谈者报》记者与潘西尔夫人的弟弟联姻，便觉得有些好笑。尽管她觉得这对双方都是件美事，她还是觉得有趣。伊莎贝尔总是怀疑，他们两人都有些歪打正着——彼此的单纯使他们都中了圈套。然而这两方面的单纯都同样可敬。在亨利艾塔方面，她相信班特林对发展生机勃勃的新闻事业，对巩固女记者的地位非常感兴趣；而班特林先生则认为，《会谈者报》的采访活动——他对这一刊物从未形成过明确的看法——如果微妙地分析一下的话（班特林先生觉得自己完全胜任这一任务），他觉得它只不过是斯塔克皮尔小姐表达感情的需要而已。这在两方面都是很合情理的。多多少少，两位暗中摸索的独身者都满足了对方急缺的需要。班特林先生慢性子，办事一贯散漫，现在欣赏到了一位果断、敏锐、富于自信心的女人。她那明亮而咄咄逼人的眼睛，那整齐漂亮清新动人的风格，让他为之着迷，使他这颗对日常生活感到平淡无味的心灵，重新领略到生活的美妙滋味。另一方面，亨利艾塔有位很好的同伴，这位先生似乎千金难求，“鬼使神差”地来到她身边。尽管他无所事事的状况一般不值得称道，但对一位东奔西走马不停蹄的同伴却是天赐良友。他对她可能提出的任何社会的或实际的问题，都能作出轻松简单、合乎传统的回答，尽管回答的绝对不透彻。她经常发现，班特林先生的这些答复非常适用，在疲于奔命地赶发寄往美国的邮件的时候，其中大部分可以冠冕堂皇地直接印在报上。作为不愠不恼的反驳，伊莎贝尔曾经警告过她，要当心自己在滑向哪里。的确，她现在真有可能滑入那世故的深渊。诚然，伊莎贝尔可能遇上危险，但就斯塔克波尔小姐来说，一直采用一个积习难改的阶级的观点，她就绝对别想高枕无忧。伊莎贝尔继续好言警告她，有些时候，潘西尔夫人这位热情的弟弟，就成了伊莎贝尔毫无敬意的挖苦对象。然而，在这点上，亨利艾塔从不会恼火。在伊莎贝尔的冷嘲热讽面前，她依然心平气和，兴高采烈地畅谈她跟这位熟知人情世故的先生——这称呼在她那里已不再含侮辱意味了——共度的好时光。她会忘记她们刚刚讲过的玩笑话，又情不自禁情真意切地提到他们一起出游的经历。她会说：“哦！我对凡尔赛宫已经一清二楚了，我和班特林先生一起去了那里。我必须全面彻底地看一看——我们一出发，我就警告他，我很彻底。所以我们在旅馆住了三天，跑遍了那里的每个地方。天气好极了——有点像印度的夏季，但没那么好。我们就住在那个园子里，哦，没错，关于凡尔赛，你没什么可再告诉我的了。”亨利艾塔似乎已与她那位殷勤的朋友约定，他们明年春天在意大利见面。